孙代尧：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历史逻辑——“新论断·新阐释”笔谈（一）

作者：孙代尧

来源：《历史研究》2023年第1期

编者按：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是一部不断推进理论创新、进行理论创造的历史。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进一步深化对中国式现代化内涵和本质的认识，提出一系列具有开创性意义的新思想新论断，初步构建了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成功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本刊约请学者围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历史逻辑和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演进撰文，以期深刻认识蕴含其中的重大理论和实践意义。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历史逻辑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实践告诉我们，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马克思主义行，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特质和发展规律的科学把握，也是基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历史发展得出的科学结论。本土化和时代化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内在要求；围绕中国的实际问题进行理论创新、从发展着的时代课题中不断阐发新的理论的精神主动和理论自觉，内嵌于中国共产党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历史进程，共同构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历史基础。

一、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特质和发展规律

深入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学理基础，首先需要从总体上把握马克思主义创新发展的历史过程和基本规律。

一切划时代的思想体系的真正内容，是产生这些体系的时代需要。马克思主义的问世顺应了时代和实践呼唤。19世纪40年代马克思主义的诞生，源于马克思、恩格斯对所处时代和世界的深入考察，以及对历史运动本质和时代发展方向的深刻把握。马克思主义吸收了人类历史上一切有价值的思想文化成果，“回答了人类先进思想已经提出的种种问题”。作为“无产阶级解放”和“使整个社会摆脱阶级划分”的学说，科学社会主义的思想及其实践深刻改变了人类历史发展进程。

马克思主义能够无远弗届、历久弥新，在大跨度的时空范围内始终保持蓬勃生机和旺盛活力，根本在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恩格斯晚年在论历史唯物主义的书信中多次强调，“如果不把唯物主义方法当做研究历史的指南，而把它当做现成的公式，按照它来剪裁各种历史事实，那它就会转变为自己的对立物”；“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这里强调的是“方法”和“研究”，离开这一点，会令马克思主义丧失生命力。科学的“研究”不把某种原则（如启蒙哲学的人类理性、永恒正义之类观念）作为前提，而是从事实出发、用历史发展的观点看问题。唯物辩证法和唯物史观正是提供了科学研究历史和事实的分析框架。马克思、恩格斯就是运用历史辩证法解剖资本主义的社会结构和基本矛盾，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找到资本主义自我否定的内在根据；跟踪研究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的新变化，发现其中孕育的“新社会的因素”。在对社会主义社会的研究中，他们也强调：“我们对未来非资本主义社会区别于现代社会的特征的看法，是从历史事实和发展过程中得出的确切结论；不结合这些事实和过程去加以阐明，就没有任何理论价值和实际价值。”因此他们反对对未来社会作僵化的预设，也没有提出任何一劳永逸的现成方案。

事实不仅错综复杂，而且变动不居，是过程的集合体。科学的理论必定随时代和实践变化而不断发展。马克思和恩格斯明确指出：“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着的理论，而不是必须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教条的区别是什么？《共产党宣言》指出：共产党人的理论原理“不过是现存的阶级斗争、我们眼前的历史运动的真实关系的一般表述”。对此，列宁指出，“马克思一开始从事写作活动和革命活动，就十分明确地表示过他对社会学（即社会科学——引者注）理论的要求：社会学理论应当确切地描写现实过程，如此而已（例如参看《共产党宣言》论共产党人的理论标准）”。换言之，科学理论是对客观现实过程的描述和抽象，既然现实的历史运动没有止境，那么理论发展也永无止境。

自马克思主义诞生以来，马克思、恩格斯始终强调用实践的原则和发展的观点对待科学理论，不断以新的思想理论发展马克思主义。就基本理论来说，如果没有19世纪50—60年代马克思对经济学的进一步研究，他就不能完成剩余价值学说，也就没有科学社会主义的完整体系；如果没有70年代马克思写下《哥达纲领批判》等著作，就没有共产主义发展阶段学说；如果没有马克思、恩格斯晚年对俄国社会发展史和农村公社内部结构、外部环境的深入研究，就没有经济文化落后国家社会发展道路的理论；如果没有恩格斯晚年针对把唯物史观片面化、庸俗化的倾向而阐明历史合力论，唯物史观就不会蕴含如此丰富的内涵。

作为不断发展的开放的理论，本土化和时代化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应有之义和必然要求。马克思、恩格斯要求，共产党人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时”和“地”即时间和空间维度构成“当时的历史条件”，以此为基础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即马克思主义的时代化和本土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马克思主义是不断发展的开放的理论，本土化才能落地生根，时代化才能充满生机。”马克思主义本土化或在地化，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本国现实国情和优秀历史文化传统相结合的过程。马克思主义时代化，是指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观察时代、把握时代和引领时代，在解决时代课题中“不断赋予马克思主义以新的时代内涵”。马克思主义本土化的过程，包含在不同历史时期顺应社会主要矛盾和中心任务的变化、不断回应时代和实践新问题的要求，因而本土化也是时代化的过程，两者相辅相成，构成马克思主义历史发展的鲜明特征。概言之，只有在针对各国现实国情和历史文化传统，并适应时代变化加以运用时，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才能变成物质力量。1920年，列宁在《共产主义》一文中对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精粹作出概括：“马克思主义的精髓，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对具体情况作具体分析。”毛泽东以中国特色的表述方式将其概括为“实事求是”，使之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思想传统和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的精髓。

列宁为推进马克思主义本土化时代化作出了典范。列宁认为，马克思的理论“所提供的只是总的指导原理，而这些原理的应用具体地说，在英国不同于法国，在法国不同于德国，在德国又不同于俄国”。列宁自觉地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俄国具体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形成了列宁主义这一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马克思主义。列宁还认为，在东方那些人口众多、社会情况复杂的国家里，今后的革命无疑会带有更多的特殊性。所以他特别提醒东方的共产党人：“你们面临着全世界共产党人所没有遇到过的一个任务，就是你们必须以共产主义的一般理论和实践为依据，适应欧洲各国所没有的特殊条件，善于把这种理论和实践运用于主要群众是农民、需要解决的斗争任务不是反对资本而是反对中世纪残余这样的条件。”要适应这样的特殊条件，必须把马克思主义“总的指导原理”创造性地转化为符合本国历史发展阶段和实践需要的理论指导。

170多年的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就是马克思主义者在推进马克思主义本土化时代化过程中不断进行理论创新的历史。一切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有作为的马克思主义者，都是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新的实践才取得成功；“躺着的马克思主义”（列宁语）、“死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语）必然以失败告终。“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奠基与深化

马克思主义在近代西学东渐大潮中传入中国后的思想演进过程，是为解决中国面临的现实问题而与中国本土思想文化不断融合的过程。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看，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在研究、接受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尝试将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并据此解决中国问题。1919年，李大钊辨析“问题与主义”时指出：“我们只要把这个那个的主义，拿来作工具，用以为实际的运动，他会因时、因所、因事的性质情形生一种适应环境的变化。”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他进一步强调：“应该细细的研考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怎样应用于中国今日的政治经济情形。”恽代英提出：“我们的任务，在寻求一个适合国情，而又合于共产主义的方针来”；“解决中国的问题，自然要根据中国的情形，以决定中国的办法”。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启程阶段，这些认识是初步的，也是深刻的，为后来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奠定了思想基础。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从不完全自觉逐渐上升到实践自觉和理论自觉的历史过程。中国共产党人研究判断中国革命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所处历史方位，不断加深对中国国情、中国革命基本规律和特点的认识，在研究总结经验教训的过程中，推动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在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东方大国，农民占人口绝大多数，分散的小农经济、小生产广泛存在，同时遭受西方列强侵略和压迫，中国革命的条件与马克思、恩格斯分析的西方国家无产阶级革命的条件，以及列宁分析的俄国革命的条件，都不相同。“选择一条什么样的道路才能把中国革命引向胜利，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前所未有的难题。”靠套用马列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的一般原理，或照搬俄国十月革命中心城市武装起义的经验，不可能解决中国革命问题。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实践中破解了这道难题，“创造性地提出了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走十月革命的道路，但采取与十月革命不同的方式”，开辟了中国特色的革命新道路。

毛泽东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开拓者。土地革命、武装斗争、农村革命根据地建设、统一战线和党的建设等开创性实践，在延安时期结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硕果。费正清在《伟大的中国革命》一书中写道：“斯诺访问毛泽东时看见他很有兴趣地研读着马克思著作的中译本。不久后他就发表了关于辩证唯物论的讲话，并写出了《实践论》和《矛盾论》。……毛泽东在延安时花在哲学上的工夫，推动了他向‘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方向前进了一步。这个事实不仅仅关系到建立一个中国的民族主义的党的问题，而且意味着马克思主义可以根本上变得适用于中国。”毛泽东钻研马克思著作和苏联的哲学教科书，不是为了从中找到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具体答案，而是为了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实际结合起来，适应当时的需要，创造新理论，解决新问题。《实践论》和《矛盾论》等著作，是毛泽东针对党内长期轻视和脱离社会实践、机械照搬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革命经验的教条主义而写的，将中国共产党人自主探索的革命道路从经验上升为理论，为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了哲学奠基。

美国学者施拉姆认为：“毛泽东在20世纪30年代末提出的种种概念中，最直率、最大胆地体现了他关于中国革命的独特性以及中国人需要以他们自己的方式解决他们自己问题的信念的，莫过于‘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了。”1938年10 月，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的政治报告《论新阶段》中第一次明确提出这个标识性概念：“共产党员是国际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但马克思主义必须通过民族形式才能实现。没有抽象的马克思主义，只有具体的马克思主义。所谓具体的马克思主义，就是通过民族形式的马克思主义，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应用到具体环境的具体斗争中去，而不是抽象地应用它。成为伟大中华民族之一部分而与这个民族血肉相连的共产党员，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的提出，是一个历史路标，是中国共产党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理论自觉臻于成熟的标志，也是构建体现中国主体性的马克思主义知识体系和理论体系的关键一步。

延安整风期间，毛泽东将此前的哲学思考进一步凝练升华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方法论原则。1941年，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提出：“应确立以研究中国革命实际问题为中心，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则为指导的方针，废除静止地孤立地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1942年，他在《如何研究中共党史》中又提出，“应该以中国做中心，把屁股坐在中国身上”；“把理论用到实际上去，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方法来解决中国问题，创造些新的东西”。以中国问题为中心的方法论，当然不是排斥“吸收外来”，更不是丢弃马克思主义的根和本，而是反对“言必称希腊”，强调理论和实际相联系，用马列主义之“矢”去射中国革命之“的”，“在各方面作出合乎中国需要的理论性的创造”。

1945年4月党的六届七中全会制定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初步评价了毛泽东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理论创造性地应用于中国，对中国革命作出的杰出理论和实践贡献。随后召开的党的七大确立毛泽东思想为党的指导思想。刘少奇深入阐发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定位：“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就是中国的共产主义，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的优秀典型”，是“发展着与完善着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由于中国特殊的社会历史条件，“要使马克思主义系统地中国化，要使马克思主义从欧洲形式变为中国形式，就是说，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与方法来解决现代中国革命中的各种问题”，是一件特殊的、困难的事业。毛泽东“出色地成功地进行了这件特殊困难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事业。这在世界马克思主义运动的历史中，是最伟大的功绩之一”。毛泽东思想的创立，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

新中国成立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在新的历史时期的革命和建设实践中继续推进。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创造性地走出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完成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党的八大对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国内主要矛盾和主要任务作出新的判断，提出把我国逐步建成“四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领导人民全面开展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特别是苏共二十大后，毛泽东进一步提出：“最重要的是要独立思考，把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现在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们要进行第二次结合，找出在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现在我们有了自己的初步实践，又有了苏联的经验和教训，应当更加强调从中国的国情出发，强调开动脑筋，强调创造性，在结合上下功夫，努力找出在中国这块大地上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道路。”中国共产党结合新的实际，提出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一系列重要思想，包括社会主义是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正确处理我国社会主义的十大关系，走出一条适合我国国情的工业化道路，尊重价值规律，在党与民主党派的关系上实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在科学文化工作中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等。这些独创性理论成果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改革开放新时期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提供了理论生长点。

如同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新中国成立后到改革开放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进程也经历过严重曲折。但是有实事求是思想传统和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历史传统的中国共产党，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不久就开展了真理标准大讨论，重新恢复和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1981年6 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首次从世界观和方法论高度对“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作出阐释，指出：“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是贯串于上述各个组成部分（即决议概括的六个方面的内容——引者注）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它们有三个基本方面，即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毛泽东同志把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运用于无产阶级政党的全部工作，在中国革命的长期艰苦斗争中形成了具有中国共产党人特色的这些立场、观点和方法，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第二个历史决议还基于对新中国成立以来正反两方面经验，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教训的总结，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逐步确立的“适合我国情况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正确道路”即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初步作出理论层面的概括，阐述了十个要点，表明中国共产党开始形成对社会主义建设的新认识。在此基础上，1982年党的十二大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重大命题。邓小平说：“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都要注意学习和借鉴外国经验。但是，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这方面我们有过不少教训。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的第二个标识性概念，围绕这个基本问题，邓小平提出了时代主题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社会主义本质理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等一系列原创性理论，创立了邓小平理论。党的十七大将邓小平理论与其后接续形成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概括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个理论体系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又从新的时代和实践出发，科学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重大课题，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顺应时代潮流的产物。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后，世界历史变局加速演进。新技术革命和新工业革命兴起，经济全球化和世界第三次现代化浪潮涌动，成为鲜明的时代特征。以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遵循历史发展逻辑，顺应时代进步潮流，对世界变局给中国发展带来的机遇和挑战作出有力回应，实行改革开放和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成功开创、捍卫、坚持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过持续推进改革开放，“我国实现了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历史性转变”。在通往繁荣富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我国实现了从生产力相对落后的状况到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的历史性突破，实现了人民生活从温饱不足到总体小康、奔向全面小康的历史性跨越，推进了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伟大飞跃”。

第三个历史决议指出：“党深刻认识到，开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必须以理论创新引领事业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在解决当代中国问题的实践中形成。邓小平说：“我的东西没有什么高深的语言，只能说是对解决当前中国问题提出了一些见解。”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的结合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解决中国问题、体现中国特色的根本途径。邓小平指出：“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但是，马克思主义必须是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必须是切合中国实际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绝不能要求马克思、列宁承担为他们去世之后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答案的任务，“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根据现在的情况，认识、继承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江泽民也指出，理论要顺应时代和实践的呼唤，体现与时俱进的要求：“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一定不能丢，丢了就丧失根本。同时一定要以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着眼于对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离开本国实际和时代发展来谈马克思主义，没有意义。静止地孤立地研究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同它在现实生活中的生动发展割裂开来、对立起来，没有出路。”“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就在于它在实践中能够不断创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每一次重大突破，社会主义实践的每一次历史性飞跃，都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具体实践相结合进行理论创新的结果。”胡锦涛在党的十七大报告和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把改革开放取得伟大成功的经验概括总结为“十个结合”，第一个“结合”就是把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结合起来，以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为改革开放提供理论指导，形成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赋予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勃勃生机。新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品质、科学精神和理论创新需求的认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性实践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构建，进一步厚植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实践基础和理论基础。

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的飞跃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相互交织、相互激荡。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冷战思维和集团政治回潮，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抬头，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加重，人类社会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关键时期，国内一系列长期积累及新出现的矛盾和问题突出，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各方面任务繁重，处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历史交汇期的中国面临新的风险挑战。怎样使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行稳致远而不被迟滞或打断，使世界范围内“两制”的较量发生有利于社会主义的转变，推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正向发展，都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面临的重大考验。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以伟大的历史主动精神、巨大的政治勇气、强烈的责任担当，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揽“四个伟大”，协调推进“五个文明”建设，以一系列战略性举措和变革性实践，攻克了许多长期没有解决的难题，办成了许多事关长远的大事要事，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推动我国迈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

新时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需求和动力更加强劲。习近平总书记对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进行了深邃思考和科学判断，形成了一系列原创性理论，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明确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提出一系列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的飞跃”。

理论创新和理论飞跃是从问题开始的。新时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发生“新的飞跃”的问题之源，是国内外形势新变化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新发展，迫切需要我们深入回答一系列重大时代课题。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出发，对新时代的新问题作出科学回答，以全新视野深化了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框架内，继新时期之后在新时代再次发生阶段性的“新的飞跃”，根本原因正在于此。

“新的飞跃”的实践依据，是历史方位的变化带来的时代课题的拓展。党的十八大以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变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新时期跃升到新时代，标示我国发展处于“新的历史方位”，提出了中国共产党必须回答的第一个重大时代课题：“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党的十九大以后，特别是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发展阶段后，“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作为新的重大时代课题被提了出来。而中国共产党如何解决大党执政的独有难题，找到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的新答案，巩固长期执政地位，需要在新时代继续作出回答，“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这一重大时代课题也被提了出来。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把党的十九大报告概括的一个“重大时代课题”拓展为三个“重大时代课题”，扩展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问题阈，也使之具有了更大的理论容量和创新空间。

“新的飞跃”的理论表征，是原创性思想理论的概括和提出。理论创新是主体在认识和实践活动中追求理论发展的自觉行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是要讲出“老祖宗没有说过的话”或“新话”。“新话”不仅仅是话语表达方式的改变，更重要的是以新的话语和理论表达，为马克思主义增添新的思想内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主要内容，体现在党的十九大以来逐步凝练出的“十个明确”、“十四个坚持”和“十三个方面成就”。“十个明确”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核心要义，以把握历史规律与掌握历史主动的历史自觉，对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作出科学回答，集中反映了习近平总书记对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发展作出的原创性贡献。“十四个坚持”是这一思想的基本方略，贯穿着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主题和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伟大社会革命的逻辑。“十三个方面成就”则从新时代十年之开创性实践所凝结的中国经验层面，突出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本质，体现了这一思想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理论特色。概言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立足于世界和中国在巨变中提出的重大课题，以一系列原创性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为21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增添了新的思想内容、理论范畴和话语形式。

“新的飞跃”的重要标志，是作为理论基石的科学世界观方法论的确立。一个理论只有达到哲学层面的自觉，它的完整性、体系性才能得以确立。只有在哲学层次上达到理论的成熟，才能从根本上增强运用这个理论指导实践的自觉性。党的二十大报告从真理性认识的过程性和历史性、“两个结合”作为方法原则的意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哲学精髓等方面，对新时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飞跃的历史过程和理论成果作出哲学层面的提升，深化了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规律性认识，也升华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精神境界。

第一，真理寓于社会实践和历史发展中，人们对真理的认识和发展，是一个在实践中逐渐深化的历史过程，不可能在一种完美的理想状态中终结。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肯定黑格尔关于“真理是在认识过程本身中，在科学的长期的历史发展中”的看法，并指出，“如果人们在研究工作中始终从这个观点（指辩证唯物论——引者注）出发，那么关于最终解决和永恒真理的要求就永远不会提出了；人们就始终会意识到他们所获得的一切知识必然具有的局限性，意识到他们在获得知识时所处的环境对这些知识的制约性”。社会历史实践是理论的本体。实践所具有的“直接现实性的品格”，决定了人们的认识成果具有历史性和相对性，受实践发展程度的制约。主观与客观、实践与理论、知与行的矛盾始终贯穿于认识活动的全过程。基于实践而产生的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运动，是认识的逐渐深化的运动。“通过实践而发现真理，又通过实践而证实真理和发展真理”，是认识发展过程的总规律。对马克思主义政党来说，要使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始终保持生机活力，就要以科学的态度对待科学、以真理的精神追求真理，根据所处历史环境的变化，不断探索回答时代和实践提出的新课题，在对客观规律的揭示和把握中不断形成接近真理性的认识，在实践开拓的基础上进行理论创新和实现理论飞跃，用新的理论指导新的实践。党的二十大报告关于“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是一个追求真理、揭示真理、笃行真理的过程”的概括，揭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哲学逻辑，深化了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规律的认识，也深化了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形成的逻辑和阶段性“新的飞跃”的理解。

第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两个结合”是一篇大文章。毛泽东同志提出这篇大文章的总体思路，以邓小平、江泽民和胡锦涛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接续书写新篇章。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继续对“两个结合”问题作出多方面的开创性探索。对第一个结合，他提出以更加宽广的视野审视马克思主义在当代发展的现实基础和实践需要，聆听时代声音和人民心声，坚持问题导向，坚持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解决新时代的实际问题，不断形成符合客观规律的科学认识和理论成果，更好指导中国实践。对于第二个结合中需要进一步研究回答的深层次问题，他在新时代作出了兼具思想性和学理性的创造性回答。

“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既引发了中华文明深刻变革，也走过了一个逐步中国化的过程。”胡乔木在谈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关系”时指出，怎样在发展马克思主义中“把中国的历史文化与马克思主义有机地结合起来，增加新的内容，使之发展，作出贡献，确实是个问题”；“中国历史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结合，有哪些特色？究竟在哪些问题上结合了？还要研究”。进一步看，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止有“何以需要结合”的问题，还需要回答二者“何以能够结合”、“应当怎样结合”的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在新时代的回答，拓展了“结合”的知识视野和理论内涵。其逻辑理路是，其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5000多年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和精华所在，是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其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有现代性、世界性的内涵，含有跨越时空、超越国界、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要加强挖掘和阐发，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要结合新的时代条件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推动其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激活其新时代生命力。其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同马克思主义有内在的联系。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并最终扎根中国大地、开花结果，绝不是偶然的，而是有历史的必然性，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的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等人民群众共同遵循的价值观念，同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具有高度契合性。有契合才可能结合，有结合才可能产生融合。其四，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不是二者的板块式结合，而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守中华文化立场”的贯通融通式结合。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我们党创新理论的“根”，体现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历史和文化的自信，以及在这两种思想文化形态的交融中建构马克思主义理论新形态的自觉。

第三，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哲学建构和原理概括，有力地支持了“新的飞跃”。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持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同时也为丰富发展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作出新的贡献。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同中国具体实际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产物，主要体现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阐发的唯物主义自然观和历史观的新思想，以矛盾分析为核心的思维方法，实践第一、问题导向的认识论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一个立场观点方法有机统一的完整体系，是时代精神的精华和精髓。党的二十大报告着重从坚持人民至上、坚持自信自立、坚持守正创新、坚持问题导向、坚持系统观念、坚持胸怀天下等六个方面，概括阐述了贯穿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之中的立场、观点和方法。

历史是主体与客体的现实统一，是在一定的历史结构中通过主体的创造性活动具体展开的。当代中国正经历着我国历史上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也正在进行着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提出了许多亟待回答的理论和实践课题，也提供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巨大空间。理论一旦停顿，就会落后于实际生活。作为我们这个时代的马克思主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已经在实践中展示了科学思想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伟力。把握历史主动，继续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关键是要牢牢把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在实践中坚持和运用好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以历史自觉和理论自信，不断谱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篇章。

（作者孙代尧，系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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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湘 宇

校审：小 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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