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罗新慧
来源：《历史研究》2023年第1期
摘 要：华夏共同祖先的确立，推动了华夏族的形成。春秋时期兴起的局部共同祖先意识，为华夏同源共祖观念的产生奠定了基础。春秋时期，以“祝融八姓”为代表，出现了诸多尊奉共同祖先的族群、邦国。这些族群或邦国跨越地域和文化藩篱，形成基于“共同起源信念”的团体。共同祖先的酝酿，与春秋时人喜好自述家世、追溯远祖、神化祖先的风尚有关。局部共祖的出现，开启了战国时期以黄帝为标识的华夏共同祖先形成的先河，是当时诸族大交往、大融汇的反映。
关键词：中华民族 华夏化 共同祖先 民族融合
华夏族与华夏共同体的形成过程，需要从不同层面和角度细致梳理。华夏共同祖先的确立，推动了华夏族的形成，在波澜壮阔的历史潮流中，两者相向而行、相待而成。揆诸常理，古代诸族起源不一，并不存在共同的祖先。可是战国晚期，黄帝俨然成为华夏共祖，标志着族群共同体意识的基本形成。至西汉时期，不仅“圣王同祖”成为根本共识，司马迁甚至将天下诸族的祖先一并纳入华夏同祖共源的系统。从此，诸族的祖先全部追溯至黄帝，天下从各有其祖演变为同出一祖，从多元汇聚至一体，天下一家之势已然形成。由各认其祖转化为共认一祖并非一蹴而就。春秋时期，局部范围内已经出现被若干族群共同追认的祖先。认可共同祖先的诸族并不是分布在同一地理单元内，而是超越了地域区隔和地缘界限，甚至华夏与非华夏也建立起“血缘关系”，局部认同网络逐渐确立。可以说，局部共祖的酝酿是华夏共同祖先观念形成的第一步。这是以往春秋史研究较少关注的现象。本文以“祝融八姓”的组成、地理分布以及集团内诸族祝融认同为中心，分析春秋战国时期局部共祖观念的形成过程与历史动因。
学界对祝融八姓各支族的分布与迁徙有所考察，但尚有遗漏。通过金文材料，可以补充属于这个集团中的若干族群。八姓各支或居于中原，或散在四周，通过共同的祖先祝融，这些分散零落的诸族，被无形的网络编织在一起。祝融八姓之说出自《国语·郑语》。周王室史伯预言楚、晋、秦、齐四国将在周室衰落之后迭兴，言及楚国时道出“祝融八姓”的分布及其兴亡历史：己姓昆吾、苏、顾、温、董，董姓鬷夷、豢龙，则夏灭之矣。彭姓彭祖、豕韦、诸稽，则商灭之矣。秃姓舟人，则周灭之矣。妘姓邬、郐、路、偪阳，曹姓邹、莒，皆为采卫，或在王室，或在夷、狄，莫之数也。而又无令闻，必不兴矣。斟姓无后。融之兴者，其在芈姓乎？芈姓夔越不足命也。蛮芈蛮矣，唯荆实有昭德，若周衰，其必兴矣。
史伯所谓“祝融八姓”包括己、董、彭、秃、妘、曹、斟、芈。己姓，包括昆吾、苏、顾、温、董；董姓，包括鬷夷、豢龙；彭姓，包括彭祖、豕韦、诸稽；秃姓，主要为舟人；妘姓，包括邬、郐、路、偪阳；曹姓，包括邹、莒；斟姓，无后；芈姓，包括夔越、荆楚。虽然据史伯所言，祝融八姓及其分支，不少已灭于夏商时期，但根据两周金文、传世文献，可以大致了解各姓的地域分布。己，金文写作“妀”。己姓昆吾，见诸《诗经·商颂·长发》《墨子·耕柱》《吕氏春秋·君守》，史载昆吾灭于夏商之际。昆吾之居地，《左传》昭公十二年：“昆吾，旧许是宅”。杜预认为“旧许”是“郑新邑”，杨伯峻认为“在今许昌市东三十六里”。此外，《左传》哀公十七年有“昆吾之观”的说法，孔颖达认为在“东郡濮阳县”。韦昭认为昆吾初封时居卫，后迁徙而居于“旧许”。但不少学者认为河南许昌是昆吾原居地，濮阳是迁徙后的处所。要之，昆吾之地与今河南中部的许昌、西北部的濮阳有关，位于中原。己姓之顾，见于《诗经·商颂·长发》，亡于夏商之际。顾之地望，宋人郑樵《通志·氏族略》谓濮州范县城东南28里有故顾城，当是其地。濮州范县，在今河南范县与山东梁山县之间，接近华夏核心区域。己姓之苏、温。苏、温应为一体，《左传》成公十一年：“昔周克商，使诸侯抚封，苏忿生以温为司寇”，可见，苏在西周初年受封，封邑为温。苏应为殷商旧族，西周中期后段的苏壶中有“”字族号，“”多见于商代晚期青铜器。《尚书·立政》记载周公命司寇苏公“式敬尔由狱，以长我王国”，勉励苏公恭敬用狱。一般认为“苏公”即前引《左传》中的苏忿生。“苏”常见于两周青铜器。西周晚期苏公簋（《集成》3739），是苏君为嫁与王室的己（妀）姓女子作器；西周晚期苏卫妀鼎（《集成》2381），是苏国女子嫁入卫国时的自作器。西周晚期苏公盘铭文有“苏公作晋妀盘”（《铭图》14404），是苏国君主为嫁入晋地的苏国女子作器。春秋早期苏脂妊鼎铭文有“苏脂妊作虢妀鱼母媵”（《集成》2526），苏脂妊是嫁入苏国的妊姓女子，她为嫁至虢国的名鱼之女作媵器，此为苏虢联姻之证。反映苏、虢联姻的铜器还有出土于河南三门峡虢国墓葬的苏貉豆，器铭为“苏貉作小用”（《集成》4659）。器主来自苏地，但器物出自虢国墓葬，表明器主是嫁入虢国的苏人。同期出土的还有叔作苏子鼎（《集成》1926），是为嫁入虢国的苏地女子作器。苏与虢、卫、晋等有姻亲关系，表明苏地距离三国较近。苏为小国，又地处中原，所以时常卷入争端。《左传》隐公三年，周、郑交恶，郑人帅师取“温之麦”，可知温在王畿。《左传》隐公十一年，“王取邬、刘、蔿、邘之田于郑。而与郑人苏忿生之田温、原、、樊、隰郕、欑茅、向、盟、州、陉、、怀”，学者以为苏忿生之十二邑在今温县、济源、武陟、修武、孟津、沁阳、获嘉一苏地在王畿，距离卫、晋以及狄人较近，常处于各种矛盾之中。《左传》僖公十年：“狄灭温，苏子无信也。苏子叛王即狄，又不能于狄，狄人伐之，王不救，故灭。苏子奔卫。”苏在狄与周室之间首鼠两端，最终灭亡，苏地归于王室。《左传》僖公二十五年记载，周襄王将原属苏国的温、樊、原、欑矛之田赐予晋文公，晋文公使狐氏、阳氏处之。《左传》成公十一年，晋郤至与周争鄇田，郤至称带。“温，吾故也”，可知温地又成为郤至采邑。苏国灭后，其后裔事迹零星可见。己姓之董，《左传》记其出于帝舜之下以豢龙为职事的董父，其后人为鬷夷。这一支当与董姓之鬷夷有所关联（详见下文）。综上可知，己姓小国多位于河南中部以及鲁豫交界一带，少数在山西南部，基本位于华夏核心区域。董姓之豢龙氏，邈远不可追。董多与晋有关，如良史董狐（《左传》宣公二年）、卿大夫董叔（《左传》襄公十八年）、董安于（《左传》定公十三年）。可以推测董多居于晋地。此外，按《国语·郑语》记载，董姓之鬷夷、豢龙已于夏代覆灭，但鬷夷后裔有迹可循。齐灵公有来自鲁国的嫔妃鬷声姬，为太子光之母（《左传》襄公十九年）；齐国又有鬷蔑，为崔杼所杀（《左传》襄公二十五年）；鲁国季氏有司马鬷戾（《左传》昭公二十五年）；皆当为鬷之后裔。《尚书·汤誓》中还有三鬷之说，孔安国以为在定陶。《史记·殷本纪》正义引《括地志》：“曹州济阴县即古定陶也，东有三鬷亭是也”。学者以为三鬷亭在今山东定陶以北不远处。可见，董姓之鬷多分布在齐鲁地区，定陶或为其主要分布地。彭姓之彭祖。彭之地望，韦昭认为在彭城，即今江苏徐州。1974年河南南阳出土春秋早期铜器彭伯壶，铭文为“彭伯自作醴壶”同墓出土的铜簠铭文为“申公彭宇自作饮簠”（《集成》4610）。学者指出，彭在楚，灭申之前应已灭国，时代为春秋早期的楚武王时期。南阳之彭或许是灭国后迁徙至豫鄂交界一带的彭姓支族。彭姓之豕韦，如依《郑语》所说，灭于殷商，国已不存。另据《左传》襄公二十四年记载，至西周时期，豕韦转为唐杜氏。秃姓之舟。《国语·郑语》记载，郑桓公“东寄帑与贿，虢、郐受之，十邑皆有寄地”，十邑即东虢、郐、邬、蔽、补、舟、依、柔、历、华。“舟”应是舟人故地，韦昭注：“桓公之子武公，竟取十邑之地而居之，今河南新郑是也。”所以舟地应在新郑界内。虢国大夫舟之侨，或出自舟之族。“妘”在西周金文中写作“”。西周早期铜器员卣铭文：“员从史伐会（郐），员先入邑”（《集成》5387），员卣一般认为是昭王时器，器主随从史征伐郐。史见于鼎（《集成》2740）和陕西眉县杨家村出土的鼎（《集成》2704）。从铭文可知，史听令于祭公、王姜，那么员卣记载的史伐郐，亦当出于王命。郐国青铜器还有西周晚期的“会（郐）姒作媵鬲”（《集成》536）。“会（郐）姒”应是嫁入郐国的姒姓女子。1972 年出土于陕西扶风法门镇的西周晚期铜器会妘鼎，铭文为“会（郐）妘作宝鼎”（《集成》2516），此器出于王畿地区，可能是嫁于王畿的郐国女子所作。可推断郐与王室或者王畿地区大族存在联姻关系。传世文献亦可见有关郐的记载。《国语·郑语》记载，西周晚期，济、洛、河、颍之间，“虢、郐为大”。《诗经》“国风”中有“郐风”，但吴季札北上观乐时，“自郐以下，无讥焉”，对郐风、曹风等不加臧否，可见郐已经衰落。《左传》僖公三十三年记载，郑公子瑕葬于“郐城之下”，可知此时郐已为郑地。韦昭认为郐国地望在新郑，《史记·楚世家》正义引《括地志》：“故郐城在郑州新郑县东北二十二里”。邹衡认为，“周代的郐国遗址已经在曲梁东南约10余里处发现”，也有学者认为在河南密县。总之，郐地近郑国，在河南新郑、密县一带，位于华夏核心区域。妘姓之邬，亦见载于史籍。《左传》隐公十一年记载周桓王夺取郑国邬、刘、蒍、邘之田，可知春秋初年，邬已国灭，并入郑国，后为王室所有。《左传》庄公二十年记载，郑伯调停王子颓之乱，并不成功，遂奉惠王归郑，是年秋，周王及郑伯入于邬，又入成周，取其宝器而还。《左传》昭公二十四年，王室内乱，“王子朝入于邬”。根据上述记载，邬地与成周相距不远。邬之地望，杜预注：“在河南缑氏县西南，有邬聚”即今河南偃师县西南，地处华夏核心区。妘姓之偪阳，或，为楚之与国，《左传》襄公十年：“晋荀偃、士匄请伐偪阳，而封宋向戌焉……甲午，灭之”，杜预注：“今彭城傅阳县”，在今山东峄县南五十里。偪阳被晋人所灭，其地入宋。妘姓之路，不得其详。总体来看，妘姓集团中，郐、邬地在中原，偪阳地处中原以东。曹姓之莒。关于莒国之姓，有三种观点：其一，曹姓，《国语·郑语》记载莒为曹姓；其二，己姓，出自《国语·郑语》韦昭注；其三，嬴姓，班固《汉书·地理志》：“莒，故国，盈姓，三十世为楚所灭。少昊后”。《左传》文公七年：“穆伯娶于莒，曰戴己……其娣声己”，由莒国女子戴己、声己之称看，莒为己姓；《左传》文公八年：“（穆伯）奔莒，从己氏焉”，将莒与己姓联系在一起，可知春秋时期确有己姓之莒。1977年山东沂水刘家店子春秋中期墓葬出土莒公戈，莒国应在山东沂水、莒县、日照一带，战国初年被楚所灭。曹姓之邾、小邾，春秋时期位于今山东邹城、枣庄一带，山东邹城峄山镇发掘出土春秋时期邾国故城遗址，而枣庄东江发现有小邾国国君墓地。战国晚期，邾国、小邾皆亡于楚。芈姓主要是荆楚、夔越。韦昭注：“夔越，芈姓之别国”，由《左传》所记可知夔为楚之别封。《郑语》记载虽然脉络清晰，但并不完备。检诸两周金文，《郑语》遗漏了属于八姓集团的若干支族，如妘姓、己姓中的几支。周棘生作楷妘媅媵簋，其孙孙子子永宝用。。（《集成》3915）。
周棘生作楷妘媵盘。□金用［迮］邦，其孙孙子子永宝用。。（《集成》10120）
簋铭说器主为楷妘媅作媵簋，盘铭则是为楷妘作媵盘，可知“媅”为女子之名，而楷妘，应是妘姓女子嫁入楷。器主“周棘生”，陈梦家结合之族徽等指出“周是姓之国”，别于姬周之周。此后，不少学者论证妘姓之周的存在。出土于陕西扶风法门镇的函皇父诸器也表明周（琱）为妘姓。函皇父鼎铭文为“函皇父作琱妘尊兔鼎”（《集成》2548），函皇父匜铭文则称“函皇父作周妘匜”（《集成》10225），是函皇父为妻作器，由琱妘的称名方式，知琱为妘姓。学者推测妘姓之周（琱）为居住在周原的古族，从商代晚期到西周晚期，妘姓之周（琱）始终存在。其二，妘姓之辅。西周晚期辅伯父鼎铭文：“辅伯父作丰孟妘媵鼎”（《集成》2546），可知是器主为女儿所作媵器，故辅亦为妘姓。辅氏家族器尚有西周中期后段的师簋和辅师簋（《集成》4324、4286），两器分别记载器主以琱生、荣伯为“右”，接受王的册命，可据此推测辅氏居于王畿地区。2005年河南南阳万家园墓出土西周晚期铜器“辅伯作兵戈”，学者指出此墓距离南申仲爯父墓不远，应属申国墓葬，而辅伯戈埋葬于此应属馈赠之器。如此，辅应居于宗周区域。其三，己姓之番、蓼。“番”在彝铭中较常见，西周晚期铜器王鬲铭文：“王作番妀鬲”（《集成》645），此器应是王为夫人作器，可知番为己姓。西周晚期铜器番匊生壶铭文：“番匊生铸媵壶，用媵厥元子孟妀乖”（《集成》9705），器主为番氏，母家氏为匊，番匊生为其女作媵器，其女“孟妀乖”之称表明番为妀姓。由春秋早期铜器伯盘铭文“番叔之孙伯用媵季梦”（《铭图》14467）、上鄀公簠铭文“上鄀公择其吉金铸叔芈、番妀媵簠”，也可知番属己姓。番器多出于河南信阳（番昶伯者君鼎、番伯酓匜、番叔壶）、河南潢川（番君伯盘）、湖北当阳（番仲戈）等地，可推测番由王畿区域迁徙至汉淮流域，最终为楚所灭。1963 年出土于山东肥城小王庄的士父鬲证实了蓼的存在。该器铭文：“士父作蓼妀尊鬲”（《集成》715），应是器主为来自蓼的己姓夫人作器。另据《左传》桓公十一年记载，郧人欲联合随、绞、州、蓼伐楚，反败于楚，楚人“克州、蓼，服随、唐，大启群蛮”，蓼被楚人兼并。蓼之地望应在河南南阳一带，与楚邻近。由上可见，《国语·郑语》记载的祝融八姓大多可得到传世文献和出土文献的印证，另有文献失载的“八姓”之族，通过金文资料得以重见。八姓各支族主要分布在今河南中部、陕西关中地区，一部分居于山东西部和南部，少数在山西南部，若干处于淮水流域、江汉流域。处于河南中部的苏（温）、舟，以及分布在陕西关中的周（琱）、辅，位于华夏核心区域。其余诸国（不包括楚、蓼、番）虽不在中心位置，但紧密环绕在中心区域的外沿。八姓并非居于同一地理单元内，可以说，以祝融为共同祖先的这一集团跨越了地域界限。因此，“祝融八姓”的出现，意味着一种超越地域关系，而基于“共同起源信念”的群体登上历史舞台。“祝融”是目前文献中所见最早的被若干族群共同认可的祖先。《国语·郑语》出现“祝融八姓”之说并非巧合，春秋金文、战国竹简中存在不少有关追认祝融为祖先的记载。由此可见，春秋战国时期是共祖观念形成的关键时期。春秋晚期邾公钟铭文：“陆融之孙邾公，乍厥和钟，用敬恤盟祀。”（《集成》102）器主邾公即邾桓公革（公元前487年继位），他将自身世系追溯至远祖陆融。新近面世的春秋晚期郳公父镈也将先祖追踪至“有融”：余有融之子孙，郳公父，愓戁（勤）大命，保朕邦家，正和朕身，作正朕保，以共（供）朝于王所，受吉金，刑铸和钟，敬临祼祀，作朕皇祖恭公、皇考惠公彝。（《铭图》15815）
该器器主为小邾国国君父。小邾国又称郳（倪），由邾国分出。器主称其祖父为恭公、父考为惠公。史籍记载“（小邾国）穆公之孙惠公以下，《春秋》后六世而楚灭之”，可知从器主郳公之世至被楚人灭国之前，小邾国传有六代。二人自称“陆融”之后、“有融”之子孙。楚人对于其远祖祝融也有强烈认同，史载楚成王以附庸夔之首领不祭祀祝融、鬻熊为借口兴师讨伐。邾公钟、郳公父镈铭文中的“陆融”、“有融”是否就是祝融？学界对此颇有争论。但问题是以往研究多据《帝系》等材料，缺少出土文献佐证。新近面世的安徽大学藏战国竹简（下称“安大简”）相关内容，可证“祝融”就是“陆融”、“有融”。安大简中，祝融写作“融”：融乃使人下请季连，求之弗得。见人在穴中，问之不言，以火爨其穴，乃惧，告曰：“酓。”使人告融，融曰：“是穴之熊也。”乃遂名之曰穴熊，是为荆王。
这则文献讲述了融与楚先祖季连、穴熊的关系。穴熊是楚人公认的先祖，见于新蔡简，季连见于清华简《楚居》。可见“祝融”在文献中可写作“融”。有融、陆融、祝融，“有”、“陆”、“祝”皆为前缀，而且祝、陆皆幽部字，音近可通，可证祝融、陆融、有融为同一人。在战国文献中，祝融是具有神性的祖先。《国语·周语上》记载“夏之兴也，融降于崇山”，将祝融作为夏王朝兴盛的祥瑞。祝融的神性，显示于奇异的“胁生”故事。《大戴礼记·帝系》：“陆终氏娶于鬼方氏，鬼方氏之妹，谓之女氏，产六子；孕而不粥，三年，启其左胁，六人出焉。”安大简类似记载中“无陆终其人，生六子者就是祝融黎”，故而整理者认为“文献陆终当是祝融之误”。邾公钟、郳公父镈铭文称器主为祝融之子孙，可见邾人、小邾对于先祖祝融具有自觉的认同。两器作于春秋晚期，而祖先为“融”这一观念的由来很可能非仅当时所有。以邾公钟、郳公父镈的时代为基点，将祝融作为共同祖先观念的出现上推至春秋中期，大致不误。邾人、小邾人、楚人对祝融的认同，其意义不仅在于说明三国拥有神性的先祖，更表明至迟在春秋晚期，已经出现了为一些族群共同认可的祖先。祖先崇拜已经超越了诸族各认其祖的阶段，向着同源同祖方向迈进。战国时期，以祝融为祖先的观念继续发展。特别是楚国，祝融认同根深蒂固。祝融频繁出现于卜筮祭祷简中，这类竹简是主人生前遭遇疾病时占卜祷请各类神灵的记录，很多内容涉及祖先神灵。如新蔡简：其中提及楚之先祖包括老童、祝融、鬻熊，也有穴熊。包山简：三种竹简提及的楚之远祖均有祝融。包山简主人邵，官居左尹，相当于周之“大夫”，他出自楚昭王一系（昭王是其五世祖），下葬时间为公元前316年。望山简主人是（悼）固，大约生活在楚威王（公元前339—公元前329年在位）时期或稍早，身分为下大夫。悼固与楚悼王关系密切，悼王是悼固得氏之祖。新蔡简主人为平夜君成，其墓葬年代为楚悼王（约公元前400—公元前381年在位）末年，他是楚国封君，出自楚昭王一系（昭王可能是其三世祖）。三种竹简主人虽有楚王室背景，但与王室关系比较疏远。他们在生命的最后时刻，遇疾求祷，包括祝融在内的几位远祖成为固定祷请对象，表明在他们看来，祝融不仅保佑楚国王室，而且护佑出自王室的贵族。几种卜筮祭祷简中，新蔡简为战国早期，时代最早。由此可以推测，楚王族对于祝融的认同，可以上推至春秋晚期，与邾公钟、郳公父镈的时代相仿。楚、邾、小邾皆认同祝融先祖，说明这一时段，正是局部共同祖先观念酝酿成熟的关键时期。需要注意的是，前述己姓之番，也列于“祝融八姓”，但目前尚未见番以祝融之后自居的史料。1978年发掘的湖北荆州江陵天星观1号楚墓，墓主为邸阳君番胜，所出竹简多为卜筮祭祷类，与前引三种竹简性质相同，但祭祷远祖简文仅一条：“举祷番先特牛”。简文记载竹简主人称远祖为“番先”，而非如新蔡、包山、望山简称“楚先”，全部竹简中不见“祝融”之称。与之类似，湖北荆门严仓1号墓，湖北荆州秦家嘴战国墓M1、M13、M99，荆州枣林铺彭家湾M183 和M264、唐维寺M126、熊家湾M43，所出卜筮祭祷简也未见祷祀祝融的内容。严仓1号墓墓主悼生前为楚国大司马，简文中记载“举祷于”，应是祷于先祖。秦家嘴竹简记载“□祷□都于五世王父以逾至新父”（出自M1），“既□祷特牛于五世王父王［母］”（出自M13），“□祷之于五世王父王母训至新父母，疾”(出自M99）。三座墓葬墓主祭祷先祖有一致性，皆包括生父、生母以及五世祖父、祖母，但并没有楚先祝融。荆州枣林铺彭家湾M183墓主为女性，其告祷的先祖有“集定君”（简1、简9）、“集庄君”（简11）、亲父赴尹（简2、简9）、亲母（简7）。彭家湾M264墓主也为女性，竹简中有“祷三世王父”。唐维寺M126、熊家湾M43 所出卜筮祭祷简中有祷于“地主”、“司命”、“北方”、“二天子”等，但没有先祖祝融。秦家嘴三位墓主生前位列士、庶人行列，枣林铺一带楚墓为中小型墓葬，墓主同样为士、庶阶层。出现这种情况或许因为，其一，商周时代的政治架构是家国同构，所以春秋时期共同祖先认同的发起和主导者主要是核心统治集团——国君宗室及其近支宗族。当时尚属分封政治体制，塑造祖先崇拜等活动，社会中下层参与度有限。其二，核心统治集团塑造共祖认同，是一种政治行为，若要自上而下渗透至社会中下层，成为举国上下的共识，进而形成一种牢固的文化传统，需要一个相对较长的历史过程。由于文献缺载，除邾、小邾、楚以外，祝融八姓其余诸族关于祝融认同的情形尚不得而知。但就目前资料反映的情况而言，以下几点值得重视。首先，邾、小邾、楚的祝融认同是主动表达，而非他人越俎代庖。近年来，学者在研究古代民族认同时，提出需要注意文本书写者的问题，认为边缘诸族的历史记忆，可能出于诸夏的编撰和散播。揆诸祝融之例，可以说以祝融为先祖，出自楚、邾、小邾人的自我记述，是其自我意识、自我认知的体现，并非诸夏人士替代书写的结果。其次，祝融集团八姓诸族，或处中原或居边缘，兼包诸夏与非夏，恰如《郑语》所谓八姓“或在王室，或在夷、狄”。八姓之中，己姓昆吾、苏、温，秃姓之舟，以及妘姓之郐、邬，均处于华夏核心地带，与诸夏互动频繁，在春秋时期已融入华夏。邾、小邾与楚，虽然既非正宗诸夏又非典型夷狄，但时人以蛮夷视之。春秋末期，鲁国大夫叔孙婼称邾为“夷也”；邾灭“服事诸夏”的风姓须句，被时人视为“蛮夷猾夏”。又如《左传》昭公十三年，晋公会诸侯，邾、莒以遭鲁国侵伐而诉于晋，晋公在盟会上拒见鲁公，鲁大夫即批评道“君信蛮夷之诉，以绝兄弟之国”，将邾排除于华夏行列。楚人在一定程度上也有别于诸华而与蛮夷相系联。《左传》成公七年记“蛮夷属于楚者，吴尽取之”，以楚为群蛮之首。《左传》襄公十三年记“赫赫楚国……抚有蛮夷，奄征南海，以属诸夏”，意谓楚大有蛮夷，班号令于诸夏。因此，楚人在春秋时期未跻身华夏行列是事实。但是，通过以祝融为共同祖先，邾国、小邾、荆楚与已经华夏化的苏、郐等，被囊括在同一集团之中。最后，八姓各族当中，楚国最为推崇祝融，而《国语·郑语》所论祝融八姓，似在为楚张目。《郑语》先是借史伯之口，断言历史上凡有辉煌先祖者，其后必彰显于世，虞、夏、商、周莫不如是。然后史伯进一步申明，“祝融亦能昭显天地之光明，以生柔嘉材者也”，祝融与夏禹、周弃同类，也是光辉的祖先，但“其后八姓于周未有侯伯”。那么依照虞夏商周之例，祝融之后必可彰明，于是史伯预测，“融之兴者，其在芈姓乎？芈姓夔越不足命也。蛮芈蛮矣，唯荆实有昭德，若周衰，其必兴矣”，意思是能够彰显祝融之功者，在于芈姓，而芈姓之中，唯有荆楚当之。此番言论很像是为楚人造势。在《左传》所记楚灵王的言论中，这一用意体现得更加直接。灵王冬猎于州来，驻扎于颍水入淮处，意欲包围徐国，震慑吴国。楚灵王先是回忆先王熊绎与姜太公之子吕伋、卫康叔之子王孙牟、叔虞之子燮父、周公之子伯禽共事康王，但齐、晋、卫、鲁皆分得珍宝之器，唯熊绎一无所得，于是探问：“今吾使人于周，求鼎以为分，王其与我乎？”灵王之问，暴露出问鼎于周的心态。灵王更进一步追问：“昔我皇祖伯父昆吾，旧许是宅，今郑人贪赖其田，而不我与。我若求之，其与我乎？”昆吾与楚均传自远祖祝融，故灵王称昆吾为皇祖伯父。楚王意谓昆吾旧地为郑国吞并，楚人理所应当向郑国索要自家伯父旧地。依照楚灵王的逻辑，苏、温、邬等兄弟之国，为晋、郑等所翦灭，是否也尽当归还楚国？楚人打着共祖祝融的旗号，强调同出祝融的血缘关系是虚，强烈要求扩张地域之心是实。在建构祝融认同方面，楚国发挥了重要作用。从中原到江汉流域，从关中到鲁西南，已经形成了以楚国为核心、以祝融为共祖的“共同体”，为楚王“问鼎”铺垫了基础。在这样广阔的地域范围内，若干族群拥有共同祖先的认识。相对于天下共祖黄帝，祝融可称之为局部共祖（将祝融进一步纳入“五帝”系统，则是此后的事情），而局部共祖的出现，是形成华夏同源共祖的第一步。春秋战国时期，诸族凝集在同一祖先的旗帜下组成共祖集团，已经成为时代潮流。除“祝融”之外，“四岳”可称之为另一局部共同祖先。较之祝融系统，“四岳”集团中的华夏色彩、戎狄因素都十分突出。“四岳”集团见载于《左传》襄公十四年：吴败于楚，遂向盟友晋国求援。晋国主夏盟，命卿大夫范匄会诸侯之师于向，与会诸侯有齐、鲁、郑等诸夏国家，也有曹、莒、邾、小邾等东方小国，而姜戎由于与晋国关系密切也参与其中。但几个大国对晋态度怠惰，晋人气急败坏，迁怒于姜戎，认定是戎人向诸国走漏消息，导致诸国不敬晋国。范匄拘捕了戎子驹支，历数其罪，栽赃戎人。但戎子驹支据理力争：昔秦人负恃其众，贪于土地，逐我诸戎。惠公蠲其大德，谓我诸戎：是四岳之裔胄也，毋是翦弃。赐我南鄙之田，狐狸所居，豺狼所嗥。我诸戎除翦其荆棘，驱其狐狸豺狼，以为先君不侵不叛之臣，至于今不贰……我诸戎饮食衣服，不与华同，贽币不通，言语不达，何恶之能为？不与于会，亦无瞢焉。
学者对戎子驹支的这段话耳熟能详，或为其义正词严所叹服，感慨其华夏化程度之深；或瞩目于其自我身分之界定，力证春秋时期的华夷之别。然而，诸家多忽略了戎子驹支另一重要身分——“四岳”之后。驹支说：“我诸戎：是四岳之裔胄”，将“四岳之后”与“戎”两个因素相结合，意味深长。戎子驹支之族原居于瓜州，属姜戎。驹支归纳戎族特点：“饮食衣服，不与华同”、“言语不达”，在戎与华之间划出清晰界限，但这并不意味着他拒斥诸夏。驹支试图撇清与诸夏的关系，是要反驳范宣子的栽赃。实际上，驹支所在戎族和晋国关系紧密：晋惠公（约公元前650—公元前637年在位）之世，姜戎遭秦人驱赶而迁徙至晋国南土，至驹支时已近百年。百年之中，姜戎与晋互动密切，晋引之为属国，姜戎则协助晋国防堵秦人东进。晋秦崤之战，姜戎与晋人协力大败秦人。自此之后，历襄、灵、成、景、厉直至悼公，晋军东征西讨，姜戎无役不从。可见姜戎在政治上完全内附，与晋国深度融合。戎子驹支并不否认与诸夏的血缘关联。驹支借晋惠公之口称姜戎为“四岳之裔胄”。春秋时期著名的“四岳”之后为齐、吕、申、许。四国之中，申、吕与周王室关系密切，西周宣王时，两国成为王室布防江汉流域的重要力量。许则受封于西周初年，平王东迁时，拥戴王室，是服从王室的侯国。齐更是周王室十分倚重的力量。驹支称本族为“四岳之后”，则是将本族与华夏之姜齐列为同侪，意在宣称本族与诸夏同系所生，晋人不可置兄弟之情于不顾，污蔑诽谤。当然，驹支承认与华夏国家有血缘关联，有其现实目的，未必完全出于华夏认同。因此，他一方面力陈与诸夏的关联，另一方面又大谈夷夏之别，突出自我意识。驹支对自我身分的“定位”，体现出诸族交往中身分“构建”的复杂性。有学者指出，当众多背景不同的族群聚集时，一些族群常常根据自身对其他群体的可及性以及当时的具体需求来“调整”身分。他们或者选取外来因素为自己建立更具共通性的身分，或者融合本族文化与外来文化以创造出新的混合身分，或者忽略外来因素以坚持本土身分。在此过程中，个人和群体可能同时具有多重身分，这些身分在某些方面相互重叠甚至矛盾。正如戎子驹支一方面强烈坚持本族认同，另一方面强调与诸夏的关联。看似矛盾的多重身分，为驹支周旋于各侯国之间赢得了空间。就驹支所阐述的“身分构建”看，虽然其自我意识十分强烈，但其为“四岳”之胄、与诸夏侯国存在血缘关系的“事实”，与驹支强调自身的特点，如语言、习俗、服饰等因素并存。史载“四岳”乃上古英雄。在英雄祖先的旗帜下，戎狄与若干诸夏侯国被汇入同源。“四岳”集团具有十分重要的象征意义，它开创了史家将戎狄纳入华夏集团的先声。兼跨诸华与戎狄的还有“唐叔”集团。《国语·晋语四》谓“狐氏出自唐叔。狐姬，伯行之子也，实生重耳”，韦昭注：“狐氏，重耳外家，与晋俱唐叔之后，别在犬戎者。”狐为戎之一支，但长期与晋通婚，晋文公母即为狐姬。在《晋语》中，狐之先祖为唐叔虞，此狐族可能是叔虞与狐氏女所育子孙。既皆出自唐叔，则狐氏与晋人拥有共同的祖先，意味着戎狄之一支与典型的诸华国家晋本为一家，同为兄弟。与上述祝融、四岳集团有所不同的是，“唐叔”并不具有神性，故“唐叔”集团似更接近事实。“唐叔”集团所开启的模式是径直从血缘上将华夏与夷狄联结起来，将两者合二为一。除上述集团之外，春秋战国时期还存在其他局部共同祖先及其集团，特别是地域相近的诸族拥有共同祖先，如台骀集团、太皞集团、大任集团等。这些集团星星点点，等待着更大的汇集，以形成燎原之势。《左传》昭公元年记载子产之言：“昔金天氏有裔子曰昧，为玄冥师，生允格、台骀。台骀能业其官，宣汾、洮，障大泽，以处大原。帝用嘉之，封诸汾川，沈、姒、蓐、黄实守其祀。今晋主汾而灭之矣。”依照子产所说，沈、姒、蓐、黄皆出自导川障泽的英雄台骀。此处之沈与作为周公之胤的沈并非一国；黄也非淮上之黄。由“晋主汾而灭之”一句看，四者应皆在晋地一带，四国所组成的“台骀”体系是典型的地域集团，属于相邻诸族而同祖者。同类的还有太皞集团。文献云太皞氏“以龙纪，故为龙师而龙名”， 是具有神话色彩的先祖。《左传》僖公二十一年记载，“任、宿、须句、颛臾，风姓也，实司大皞与有济之祀，以服事诸夏”。任、宿、须句、颛臾，属东夷，为风姓，太皞是其祖。四族当距济水不远，既有相同的居地，又有共同的祖先，属于地域集团与“血缘”集团的重合。须句与鲁之上层通婚，庄公配偶、僖公之母即为须句女。有意思的是，这一集团本属东夷，但却自别夷狄而自诩诸华，斥责邾人“蛮夷猾夏”者，正是僖公之母。大任集团也应属于相邻诸族而尊奉共同祖先。《国语·周语中》记载西周末期周卿富辰之语：“昔挚、畴之国也由大任”，韦昭注：“挚、畴二国任姓，奚仲仲虺之后、大任之家也。大任，王季之妃、文王之母也。”由富辰所说，挚、畴之国出自大任之家，这些族群中的代表人物为王季之配偶大任。事实上，挚为殷商旧国，《诗经·大雅·大明》“挚仲氏任，自彼殷商，来嫁于周”，是说任姓的挚仲氏之女大任，嫁于周之王季。而畴，据说处于济、洛、河、颍四水之间，与挚临近。挚与畴应是相邻国族而尊奉共同祖先。由四岳、唐叔、台骀、太皞、大任等诸集团看，春秋战国时期局部共同祖先的酝酿方兴未艾。其中，既有祝融等大规模集团，也有大任、台骀等小集团；既有同居一地而拥有共同祖先的情形，也有跨地域却拥有共同祖先的状况。在多个集团中，诸夏与非夏兼容，中原与边缘并包。值得注意的是，局部共同祖先意识的出现并非军事征服的结果，也不是某种强势文化对弱势文化的单向覆盖，而是在长期历史演变中，血缘、经济、政治、文化等诸要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春秋战国时期共同祖先的酝酿，与春秋时人喜好自述家世、追溯远祖、神化祖先的风尚有关。春秋时代，弥漫着以祖先彰显子孙的风俗。人们热衷于抬出家族中有特殊地位的祖先，以提升自身地位。春秋金文中常见作器者自称为“某之孙”、“某之子”，“某”则是家族中地位显赫的祖先，人们将家世追溯至卓越的先祖，目的是光耀自身。于省吾指出，“制器撰铭以昭其德业光烈，传诸子若孙，以享以祀，世守而永宝之，冀其拊循遗泽，奋发濯磨，趾美前徽而不坠也”，这种心态是人们神化先祖的直接动因。在追认祖先的风潮中，许多族群塑造出具有神话色彩的伟大先祖，如商人始祖契、周人始祖后稷。即便世家大族也编织出神异的先祖故事，《左传》襄公二十四年记载，晋卿范宣子询问鲁国穆叔何谓“死而不朽”，范宣子以为世不绝祀、保有大禄即是“身死而名不朽灭”之谓，称颂自家先祖“自虞以上为陶唐氏，在夏为御龙氏，在商为豕韦氏，在周为唐杜氏，晋主夏盟为范氏”。依范宣子之说，陶唐之后为御龙，御龙之后为豕韦，豕韦之后为唐杜，唐杜之后为范氏，血胤相承，生生不息。范宣子意在表明晋为诸夏盟主，范氏复为之佐，借神异的祖先夸耀己族之兴。正是在崇拜英雄祖先、追溯始祖、神化祖先的氛围中，共同祖先出现了，先是局部共祖，继而是华夏共祖。局部共同祖先出现的意义值得进一步申说。首先，局部共祖的出现是向华夏同源共祖演进迈出的重要一步。由祝融之例可以看到，在共同祖先之下，不同地域、族姓的人群系联起来，一种基于“共同起源信念”的群体由此而生，大有“合多种而一之”的趋势。其次，“局部共祖”生动显示出边缘的、非华夏族的观念意识，呈现出诸夏与非夏族群交流互动的场景。近年的民族研究中，与边界、边缘相关的研究受到关注，“凸显混杂、多元及被忽略的边缘个人、群体及文化现象之存在。注意发生在边缘与边界的，或与边缘与边界相关的各种事件、文本与其他现象”，成为普遍的学术追求和问题意识。而在具体研究中，边缘、“他者”常常作为异类甚至敌人的面目出现，给人以诸夏与周边诸族两不相容的印象。然而，共同祖先观念出现与发展的历史表明事实并非如此。尽管局部共同祖先出现的成因错综复杂，诸族对共同祖先认同的程度也各不相同，但局部共同祖先的出现，促进了边缘与中心、诸夏与夷狄的融合。这一融合或由近及远，或由远及近，“共祖”纽带将彼此联结在一起。于是，那些徘徊在诸夏外围的诸族，都成为共同祖先的后裔。换言之，在共同祖先的旗帜之下，夷夏之分趋于模糊。例如四岳集团、祝融集团中的戎、楚，并非总是自外于诸夏，他们的观念意识中，或多或少都有贴近诸夏的因素。当然，就春秋战国时期而言，华夷之分的确存在，但共同祖先观念的产生和发展，也正体现了存异求同、汇聚融合的历史大势。费孝通等学者指出，由“文化共性”的民族转变为“主观认同”的民族，经历了一个历史发展过程。“主观认同”多种多样，对共同祖先的认同是其中之一。具体到古代中国，其发生的年代，至迟在春秋中期。社会学理论认为，“认同并非原本‘就在那里’，而总是必须被构建”。共同祖先观念的兴起，正是春秋战国时期诸族大交往、大融汇的反映。（作者罗新慧，系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中心教授）《历史研究》在线投稿系统已于2021年9月15日启用，网址为：http://lsyj.ajcass.org/Admin/。可点击下方“阅读原文”，关注中国社科院学术期刊官方微店，订阅《历史研究》《历史评论》和《中国历史研究院集刊》。编辑：湘 宇
校审：小 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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