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欣 周金泰 | 博物学与Natural History：东西方知识传统的构造

作者：余欣 周金泰

来源：《历史研究》2023年第1期

摘  要：以“博物学”对译natural history始自清季民初，是近世中西学术会通之一环，这种处理方式虽然把握了中西历史共性，并用现代学科概念清理整合了本土知识资源，但存在忽视固有博物观念的问题。梳理中国古代重要博物知识人及博物典籍，可以发现中国博物学既遵循了人类共有经验，又体现出鲜明的本土文化特色；自成独立知识体系，又与经典义理、神仙方术、食货民生等深度交涉；是融天道、人事、物象于一体，面向自身生存世界的理解方式、人生实践及情感体验之集合。人文与史志传统，是其最为显著的特征。关键词：博物学 natural history  知识构造  中西比较

“博物学”是当下热点学术概念，作为舶来词，是对natural history的翻译。但是，博物学不单单是一个现代西方概念，中国知识传统中似理固有之，然而具体情形如何，人们却很难条贯厘清。于是便引出一系列问题：中国古代是否存在博物学？如果存在，其知识形态与学理脉络如何？与现代西方博物学在构造和“气质”上是否“互为他者”？

刘华杰提出，西文中的natural history 与博物学大致对应。中国古代有着丰富的博物学实践和连贯的博物学传承体系，传统中国学问的最大特点就是博物。natural history 覆盖的内容，与中国的博物志确实有相当多重合的地方，但是直接研究、评估中国博物学非常困难，主要是缺乏必要参照系。随着科学哲学和科学史界对博物学传统的重新关注，博物学的科学编史纲领问题被提出，某种程度上体现了反辉格式的科学史观，是对科学主义观念的“解毒”。如吴国盛指出博物学代表的是与自然哲学不同的知识体系，博物学就是传统中国的科学；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博物”是一个与“博学”、“通识”相近的教育理念，而不是一种知识类别，更不存在“博物学”这门学科。笔者也曾认为将博物学与natural history比勘不切合中国历史经验，因为仍然是将博物学纳入科学范畴，以现代意义上的学科分野对它进行界定，而未意识到中国博物学是不同的知识体系和学术传统。博物学不是“肤浅的科学”，而是对世界整体图景的把握；不是“物的知识论”，而是基于人文与社会的体用；不仅是“地方性知识”，也是融入个人情感与体验的志趣情怀。应从知识体系的文化传统建构过程，重新思考博物学作为理解世界的思维方式，以及在社会、思想和文明史上的价值。

上述讨论对澄清中国传统博物学概念及特征具有积极意义，但或基于中国学术史视域，或从科学史、科技哲学角度出发，在近代中国博物学学科成立、传统博物学知识资源清理、中西博物学传统比较等问题上，仍有不少认识模糊之处需要细致梳理。中国博物学史研究兴起已十年有余，相关著述层出不穷。立足先行研究，以历史学为本位，着眼博物学与natural history分合这一肯綮，厘清中国博物学的概念所指及历史脉络，仍具有重要学术意义。本文从东西方知识传统构造出发，对上述问题进行延展性思考，以期进一步明确中国古代博物学的概念边界及研究取径。

一、博物格义：在知识构造中理解东西交涉的博物传统

用以对译natural history的“博物学”，其指称并无争议，指对动物、植物、矿物等自然物种进行采集、辨名、分类及描述的知识。这一定义至少暗示博物学在知识构成上具备两个特点：其一，在研究对象上，它聚焦于被限定的自然物种，而非笼统的“万物”；其二，在工作方法上，它遵循history的理路，仅采取宏观层面的唯象研究，与后来的数理科学、自然哲学等有很大不同。

但问题在于，上述针对博物学定义及特征所作的简要概括，仅局限于对西方知识脉络中博物学传统的理解。该传统可上溯至古希腊罗马亚里士多德、老普林尼（Gaius Plinius Secundus ）等；至文艺复兴时期，自然研究者综合人文主义、经验主义、古典语文学和自然哲学知识传统，发明出描述自然界的新科学；17、18世纪，经由约翰·雷（John Ray）、林奈（Carl von Linné）、布丰（Georges-Louis Leclerc, Comte de Buffon ）等努力，特别是伴随系统动植物命名法及分类体系的创立，博物学正式成为一门独立学科；至19世纪，随着生物学独立为一个新学科，博物学地位有所下降；19世纪后半叶，博物学内部的专门化趋势越来越明显，作为学科术语的博物学已很少被使用，或者说让位于强调数理实验、纵深探研的生物学及其他独立学科。

那么，我们该如何在中国知识脉络中理解博物学传统呢？特别是在经历近代中西学术会通之后的当下，如何定义中国本土博物学呢？此问题又可析为两个层次：其一，定义中国博物学是否需以natural history作为参证？其二，中国博物学与natural history在本土经验与特征上有何区别？

王国维可能是较早思考上述问题的学者，“二重证据法”中“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的发明，或与对中西博物学异同的思考有关。1911年，王国维于《〈国学丛刊〉序》中提出著名的“学无中西”观点，作为支撑例证的便是博物学：

治《毛诗》《尔雅》者，不能不通天文博物诸学，而治博物学者，苟质以《诗》《骚》草木之名状而不知焉，则于此学固未为善……故一学既兴，他学自从之，此由学问之事，本无中西。彼鳃鳃焉虑二者之不能并立者，真不知世间有学问事者矣！

王国维认为人类“同此宇宙，同此人生”，故为学应“破中外之见”， “《诗》《骚》草木之名状”（中学）与“博物学”（西学）便属于相同宇宙人生经验之下可“并立”的学问。抛开正误不论，这一见解的提出有其时代背景：彼时西学natural history经由日本传入中国，日本学人使用源出中国典籍的“博物”二字加以对译。这个翻译并不准确，二者虽有重叠，但并不能等同。当然，对译不确现象是中国现代学科形成过程中的“建构性常态”。不过从其表述中，还是能捕捉到两点信息：第一，时人所称“博物学”对应的就是natural history；第二，中国本土存在与natural history并立的知识。

笔者曾主张，传统中国博物学在学术源流和价值取向上，与natural history虽有交涉，内涵却不尽相同。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博物学排斥natural history，相反仍需相互参证：第一，正如王国维已注意到的，natural history所指代的辨识自然行为乃人类共有，当代学者辨析博物学概念亦指出，“一切文明，无论是东方的还是西方的，都积累了与‘外部环境’打交道的成功经验”；第二，当下界定中国博物学概念的工作实非首创，近代学者早已处理过该问题，其宗旨便是在natural history基础上重构本土“博物”语义，尽管这样做可能存在问题，仍可为我们提供借鉴。上述种种争议，均将矛头指向以“博物”对译natural history，此问题又牵涉近代中西学术会通及现代博物学学科成立问题，因此有必要先将目光投向清季民国，检视彼时“博物学”的“格义史”。只有先将这个问题说清，才能发现当时博物学学科建构中可能存在的问题。

关于本土“博物”语义，学界已有讨论。“博物”目前最早词例见于《左传》， 郑大夫子产为晋平公诊病，被晋平公评价为“博物君子”。晋平公先问疾于卜人，占卜结果称“实沈、台骀为祟”，众人不解，子产解释“实沈”、“台骀”分别为星神、水神，并详述二神渊源。继之，子产又推翻卜人观点，指出晋平公真正病因乃四时不节，特别是有违“内官不及同姓”古俗，故需遣散后宫四位同姓姬妾。听完子产的解释，晋臣叔向感慨“肸未之闻也”。由此可见子产被赞“博物”，是因为他通晓各类常人“未之闻”的知识（占卜、星象、山川、医药、历史、礼俗等）。博物指博识通晓万物，万物既有具体之物，也有抽象之物。子产是古代博物之士的典型，除晋平公赞赏，孔子也评价子产“于民为惠主，于学为博物”。当然，孔子也是博物之士，苌弘评价他“洽闻强记，博物不穷”。孔子博物带来本土“博物”语义一次重要转变：孔门有诗训“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一方面由于孔子地位特殊，另一方面由于鸟兽草木占据万物大宗，导致后来“博物”渐与儒家辨识鸟兽草木之名的“多识”概念互通，可视为“博物”的狭义，不过和广义并不冲突——辨识鸟兽草木本就属于博识通晓万物的一部分。

中国古代“博物”有两处典型用例，基本不脱上述理解。一是西晋张华《博物志》，该书一般被认为是古代最具典范意义的博物学作品，其体例亦被后世宋李石《续博物志》、明董斯张《广博物志》等继承，而成一类专门著述。该类著述中博物范围极广，以《博物志》为例，包括山川地理、珍禽异兽、神话传说、历史逸闻、神仙方术等多类知识，尤以偏、怪、异等常见典籍“所不载者”为主，可见这类著述中博物并无严格限定，取的乃是博通万物之广义。二是中国古代四部分类中虽一直没有出现博物类目，却出现以博物代称某类知识的倾向。较早的例子来自欧阳修《笔说·博物说》：“蟪蛄是何弃物，草木虫鱼，《诗》家自为一学。博物尤难，然非学者本务。”他所称尤难的博物特指《诗》家草木虫鱼之学，乃取博物狭义。明代直接出现“博物之学”的表述，杨士奇评价北宋陆佃《埤雅》“于博物之学盖有助焉”。《埤雅》有辅翼《尔雅》之义，不过该书仅保留《尔雅》中草木鸟兽等部类，可见杨士奇所称“博物之学”也特指多识鸟兽草木之学。更直观的例子来自清儒刘宝楠，他注《论语·阳货》称：“鸟、兽、草、木，所以贵多识者，人饮食之宜，医药之备，必当识别，匪可妄施，故知其名，然后能知其形，知其性……可知博物之学，儒者所甚重矣。”然则“博物之学”并非特指多识鸟兽草木之学，清陈元龙所纂类书《格致镜原》，《四库提要》称其所列30个类目“皆博物之学”。此“博物之学”取的又是博物广义。

综上，中国本土“博物”指博识洽闻，通晓万物，知道常人所不知的知识。具体什么知识，一般没有严格限定，但其大宗，或者说如果被限定的话，则一般特指儒家多识鸟兽草木的知识。单从语义学角度看，我们没必要把本土“博物”拔得过高，因为它边界游移，指代时常含混不清，如明人戴璟编过一本汇录古今人物事迹用以科举试策的书，即称《新编博物策会》。

日本使用“和制汉语”博物学对译natural history，应该是明治维新的产物。首见于《公议所日志》所载明治二年（1869）四月十二日会议议案，海内有志之士的才学考试设立“以实际应用为主的科目：诸如和学、汉学、经济、文章、天文、地理、兵学、律学、医学、博物学之类”。1875年东京出版《具氏博物学》，译自美国作家古德瑞奇《图示博物学：矿物、植物与动物概览》。二者对译缘由不难推测：日本学人应是注意到中国本土“博物之学”用法，其狭义与natural history多有对应。但以博物学对译natural history并不合理，因为两者虽有映照，但区别同样明显。首先，博物学只有狭义为多识之学时，才特指辨识动植物，但其通行用法仍取广义，意味着博物对象不限于自然物种，还包括器物、宫殿等人造物，甚至还有礼俗、逸闻等抽象物。其次，博物并不包括采集、命名、分类等一套具有现代科研色彩的工作方法。最后，两者最主要区别在于它们根植于不同历史情境及文化传统。

清季民初，中国学人接受上述日本译法，并以之为基础完成“第一轮博物学学科建构”。如黄遵宪《日本国志》介绍明治学制“有小学校，其学科曰读书、曰习字……兼及物理学、生理学、博物学之浅者”康有为《日本书目志》著录7种日本博物学著作等，所使用的博物学，都是直，接援引日本对natural history的翻译。

倘若参考华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 ）有关现代学科成立的理论，清季新式教育体系便已接纳以动物、植物、矿物为主要范畴的博物教学。1901年，蔡元培根据日本学者井上甫水的分类法，将学术分为三大系统，并按照各学科逻辑层次排列为“树状表”。其中博物学包括全体学（含生理学）、动物学、植物学、矿物学（含地质学）。1902年，钟观光在上海科学仪器馆开设理学传习所，担任博物学课程主讲，学员结业考题涵盖地质、化学、土壤、大气、植物、动物、矿产、医学等方面；随后京师大学堂师范馆、武昌高等师范学校等现代大学亦设博物系科；1914年，上海成立博物学专业研究机构——中华博物学研究会；各种图书分类法亦常设博物学类目。综合种种事实可以确定，至少在1920年以前，中国现代学科意义上的博物学即已成立。彼时的博物学学科完全比照natural history而来，性质是研究动物、植物、矿物等知识的自然科学。如1912年杜亚泉、杜就田联合编纂的民国时期较为通行的博物学教材《博物学初步讲义》，绪言中明确规定博物学范围——“博物学所研究者，以动植矿为范围”，同时指出“人身生理本在动物生理之范围以内”，并最终确立“以动植矿及生理卫生为范围”的编纂总则。近代博物学放弃本土“博物”语义，并在西学基础上对之进行重构，时人对此有非常清晰的认识，如1909年四川一份新式学堂草案总结道：“昔晋张华有《博物志》之作，是其名之深广，虽谓包涵宇宙一切自然界之现象可也。然而今日科学家之分类，则所谓‘博物’者，但限于动、植、矿之三科。”

近代某一新学科成立后，时人常以之为基础追溯本国发展历史。民国时期已展开中国博物学史书写工作，1914年，《博物学杂志》创刊，主编吴家煦（署名吴冰心）撰杂志《序例》，“我敢大声疾呼以警告世人曰，根本的学术者，博物学是也”，并首次对古代博物学史加以梳理；该期亦登载薛凤昌《中华博物学源流篇》；抗战中吴家煦又于《文化汇刊》复刊号发表《中国博物学变迁史》。三篇文章观点相近，以较系统的《中国博物学变迁史》为例，该文即以natural history为标准，筛出古代动物、植物、矿物材料，掇拾而成博物学简史，用作者表述即“网罗古籍，参证西书”。该文叙述重点是孔子以降的多识鸟兽草木之学，如《尔雅》、《说文》、陆玑疏《诗》、郭璞注《雅》等，并云“释经者罔不兼擅博物，借以考证名物”，当然，此处“考证名物”特指“草木禽兽之训诂”。除说经家外，作者还举出医药、农学二家，因为古代本草、农书亦多涉动物、植物、矿物知识。令人意外的是，该文并未提及《博物志》，可见时人已基本放弃本土博物语境，不仅以natural history重构博物学概念，也重构了博物学历史。

以博物学对译natural history能够完成并被国人接受，甚至以之为基础而略成本土博物学史，或暗示了一个事实——中国传统博物学存在与natural history交涉的内容。不过尚需更细致地检视交涉的程度，为了便于讨论，有必要将natural history拆解成两个层面：一是“浅表层”，natural history所指代的行为与知识，即人类对自然界的唯象观察；二是“内里层”，即行为背后的指导观念及其所根植的文化情境。中国传统博物学存在与natural history 交涉的内容，特指“浅表层”而言，至于“内里层”，不但不存在，而且从根本上是相互抵触的。

一方面，natural history虽是18世纪以降的现代西方学科概念，但其“浅表层”所指代的人与自然互动行为，以及该过程中积累的经验知识，正如上引王国维、吴国盛等已指出的，广泛存在于人类各文明。可见natural history某种程度上是一个超时间、超空间的概念，因为辨识、分类、记录自然，是作为生物体的人都需要解决的问题。正是在此意义上，中国古代不仅有natural history，相关素材还十分丰富，只不过这些素材没有被系统整合为一套边界清晰的专门知识体系，而是厕身于不同知识体系中。易言之，中国古代没有natural history学科，但有natural history知识。

另一方面，natural history学科的形成有特定时空语境，决定了博物行为背后关涉特定的动机与观念。natural history是现代性产物，其形成的直接动力是“地理大发现”以后分类未知物种的需要。15世纪开辟新航路，不仅使欧洲发现“新大陆”， 并且发现了“自然”，即物我两分，自然被独立为需被审视的客体，从而使natural history进入专业科研序列。18世纪初欧洲异域地理学兴起所构建的异域情调，形塑了关于异域世界的新观念和新想象，对随后欧洲全球扩张起了关键作用。对异域物种的调查又配合了帝国殖民行径，并且往往夹杂着商业利益，在此过程中，世界亦趋于“死物化”。显然，natural history的种种现代性特征并不适用于中国。

以上探讨了清季民国的博物格义史，语词翻译背后是近世博物学学科的建构历程，它以“援西入中”的形式实现，最终中国本土博物语境让位于西学知识资源，即比附natural history重新定义中国博物学，并以同样的思路撰写中国博物学史。上述做法有合理之处——把握了中西历史共性，并以一个边界清晰的现代概念整合本土知识资源，这是学术近代化的必要之举。然而，这种建构方式没有动态考察natural history的时空语境，也没有兼顾本国学术传统，仅以“固有材料”参证“外来观念”，却忽视“固有材料”背后亦有“固有观念”，它与“外来观念”并不完全相合。近世新学的成立，普遍表现出“去民族性”特征，反映出一种急于融入现代世界的焦虑。总之，“第一轮博物学学科建构”有得有失，我们需借鉴其经验，也需要思考新的博物学学科建构路径。

二、中国本土博物学脉络：追迹“人”与“书”的历史

现在我们正对中国博物学进行“第二轮学科建构”，首要任务是确定中国博物学的概念边界：一方面，不必再像近世学人那样完全照搬natural history，因为两者并不完全对应，且西化绝非学术现代化的唯一途径；另一方面，没必要固守本土“博物”语境，因为它指称宽泛，更多时候仅是一种观念，而非一套被严格定义的现代知识体系。定义中国博物学需要从本土学术传统出发，同时兼顾中西（人类）共有经验；在此基础上建构独立体系，厘清概念外延。

十多年前，笔者曾提出中国博物学定义：“博物学是指关于物象（外部事物）以及人与物的关系的整体认知、研究范式与心智体验的集合”，博物与方术“同为构建古代中国的知识与信仰世界的基底性要素”。现在看来，大体无误。在此基础上，我们从术语厘定层面具体阐释其研究层次。

首先，在研究取材上，整合natural history与本土博物之学所指代的事项。一方面，动物、植物、矿物等自然物种为二者共有，理应成为关注重点。但“自然”又是另一个复杂概念，以传统表示顺势天道、不经人力干预的带有哲学意味的“自然”一词对译nature，同样存在问题，其多重指涉性无法兼及。唯需指出一点，中国古代对自然物种的理解并不限于动物、植物、矿物，也包括一些“天生”、“气化”的特殊物种，如祥瑞、精怪、妖孽等，以现代眼光观之，它们可能是虚拟物，但古人认为它们真实存在。另一方面，本土“博物”还涉及人造物，但须满足两个条件：其一，能够凸显“博通万物”的博物内涵，即常人不知的异物，一般特指需被辨识、分类之物；其二，灌注特殊信仰之物，即一些承载特定认知世界方式之物。事实上，西方博物学并不完全排斥人造物，如英国科学史家皮克斯通便提出，“博物学就像古典希腊的‘历史’，包括各种事物，不管它们是人造的还是自然的，‘正常的’还是‘病理的’”，并将“宽泛的博物学”（extended natural history）和人造物视为物质文化的方方面面，关注生命的物性（thingness of life）。最近《中国博物学评论》设立“物的探究与博古”专题，刊载两篇石刻研究文章，亦将人造物纳入研究范畴。

其次，在研究取向上，排除natural history干扰，探究属于中国博物学的独特观念。即便同是辨识自然行为，但嵌入不同文明亦有不同表现形式，因为它们背后存在不同观念。只有被特定观念统合，中国博物学才是一套独立自洽的知识体系。中国博物学有何观念？它根植于中国独特的历史语境，需要日后不断结合个案研究加以说明，在此先总括其大概：中国博物学既是古人观察事物、了解外界、认识“他者”与“自我”、应对不可预知风险，乃至灌注信仰、寄托情感的途径，也是关于宇宙观、自然观与人生观的书写、表达与应用，是自成体系的知识传统、理解世界的基本方式，是对世界图景的整体性把握。

以上对博物学作了相对清晰的术语厘定，以之为前提梳理中国博物学发展脉络时，新的困难出现了——中国古代博物学内容极为纷繁，应该以何作为梳理线索呢？一方面，博物学的本质，乃人与外部世界的互动关系，世界就在眼前，但作出描述的却是人类，因而博物学史表面上看是“自然史”、“物象史”， 但内核实为“人类史”。不同文明单元及社会结构造就不同人类群体，因而中国博物学的个性，本质上是由博物知识传承者（虽然他们本身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博物学家”）的个性造就的。另一方面，博物学强调行动、参与和体验，但博物学凝结成一类知识，终究离不开著述。于今人而言，那些著述是我们探究博物学史的基本素材，但置入作品问世时的历史场景，它们本身就反映了博物知识的流通过程，因此，著述的历史就是一部博物知识传承及演化的“知识社会史”。中国古代图书分类中并无博物类目，博物知识主要散见于志怪、地记、本草、农书、类书等各类著述中，理解中国博物学的特性，首先要理解这些博物著述的特性。

综上，我们拟以传承博物知识的“人”与“书”作为梳理线索。“人”先于“书”出现，虽没有直接史料证据，但博物学在生民之初应该就已存在。以栽培作物、驯养动物为标志的农业革命，是文明形成的重要环节，观察植物生长规律及动物生活习性，辨识出哪些可以为人所用，这些直面自身生存的辨识自然行为，未尝不可说是人类最早的“博物学”。中国博物学起源于此类活动，作为重要佐证的，是一批与上古圣王有关的历史记忆——神农尝百草、黄帝明民共财等上古传说蕴含丰富的博物信息。以黄帝为例，其传说的重要一端便是效法天地的“观象制器”故事，包括制衣履、蒸谷饭、筑宫室、作舟车等。此外，汉唐之际还广泛流传黄帝东巡获白泽神兽进而识得天下百怪的传说。前引吴家煦梳理中国博物学史，亦将源头导向上古圣王：“博物之学，盖兴于上古，孔子作《易·大传》曰：‘庖牺氏之王天下也，仰以观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固已举博物学之全部。”

伏羲、神农、黄帝等圣王传说大多与“尚象制器”有关，此外还有大禹定山川、伯益类草木等。在该类传说中，圣王普遍呈现为“博物者”形象，引领人们认知并改造周围生存世界。这些圣王未必确有其人，原型可能是上古部族首领，带领族人辨识、分类、利用自然，并最终走出蒙昧，走向文明。中国人自称“炎黄子孙”，所依凭的知识资源本自上古，从博物学角度加以解读，“炎黄”作为最早的祖先，正是一批带领先民驯化自然的博物知识人。“圣王博物”母题叙事虽未必真实，但其形成与流传过程仍反映出诸多历史信息，隐约表明中国博物学的起源当同巫文化有关。早期圣王多为“群巫之长”，而“巫”通达天地，正是全知全能之人，在反映巫文化的重要文献《国语·楚昭王问于观射父》中，对巫有如下描述：

在男曰觋，在女曰巫。是使制神之处位次主，而为之牲器时服，而后使先圣之后之有光烈，而能知山川之号、高祖之主、宗庙之事、昭穆之世、齐敬之勤、礼节之宜、威仪之则、容貌之崇、忠信之质、禋洁之服，而敬恭明神者，以为之祝。使名姓之后，能知四时之生、牺牲之物、玉帛之类、采服之仪、彝器之量、次主之度、屏摄之位、坛场之所、上下之神祇、氏姓之所出，而心率旧典者为之宗。于是乎有天地神民类物之官，是谓五官，各司其序，不相乱也。

可见，“绝地天通”以后，巫垄断各类天人知识，故能“知人所不知”，是最早的“类物之官”，也是最早的“博物者”。同时，巫也为中国博物学注入神秘品性，自此“方术”与“博物”共生，构成数千年中国博物学最主要的特征。

《说文解字·叙》云：“黄帝之史仓颉，见鸟兽蹄迒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别异也，初造书契。”文字产生以后，知识人著书立说，人与书交相辉映，共同构筑绵延数千年的中国博物学传统。先秦诸子中，儒家倡多识，道家论宇宙，墨家造机关，名家辨名实，莫不关乎博物。秦汉一统，子学虽显隳颓之势，但仍有《吕览》《淮南子》秉承先秦杂学意趣；而经学独尊，以致《说文》《尔雅》等名物小学大兴；儒生方士合流，阴阳五行成为思维主干，分类外部世界的基本模式得以定型；加之交通西域，扩展了世界认知图景。魏晋“知识至上”，陆玑疏《诗》，郭璞注《雅》，地理博物志怪撰作迎来高潮。盛唐有意对中古天地农医阴阳灾祥知识进行系统整理，多部大型总结性论著问世，辅以类书编纂，使古代博物知识得以承袭扩散、层叠累积。中晚唐以段公路、房千里、刘恂为代表的博物学者，开启亲身参验、“博而且信”的新风，对时贯今古、覆载六合的无涯之“知”的追寻和亲验实践的风尚相融合，共同构筑了近在咫尺又邈不可及的“异—常图景”。宋明理学勃兴，由关注万物秩序转向内在性理探讨，格物致知，一草一木，皆涵天理，而《本草纲目》撰成，集结古代动物、植物、矿物知识，独领博物学风骚。清代汉学复萌，又经理学淘洗，精湛的考据功夫与思辨的物则探求相结合，代表了传统博物之学最后的荣光。

我国典籍卷帙浩繁，虽无专门博物类目，但涉及博物者极多，并非仅《博物志》等以“博物”入名之类。事实上，张华撰《博物志》时自述撰作缘起，简单勾勒他所理解的博物典籍谱系：

余视《山海经》及《禹贡》、《尔雅》、《说文》、地志，虽曰悉备，各有所不载者，作略说。出所不见，粗言远方，陈山川位象，吉凶有征。诸国境界，犬牙相入。春秋之后，并相侵伐。其土地不可具详，其山川地泽，略而言之，正国十二。博物之士，览而鉴焉。

张华所列书目可分两类，一类是《山海经》《禹贡》为代表的山川地志（《山海经》汉唐间通常被视作地理书），一类是《尔雅》《说文》为代表的小学著作。由此可以看出张华对博物之学的理解——方士探索异域的方物之学与儒士训诂名物的多识之学。

现代博物学成立后，近世学人亦以之为指导整理典籍，较具代表性的是1921年，时任北京大学教授兼全国生物调查员的钟宪鬯往安徽调查生物，寓居安徽省立二师时，在该校作过一场公开演讲，题目就叫《关于博物学之国内旧籍》。钟氏将博物典籍分为四类：第一类是“经典”，包括《诗经》《尔雅》《广雅》《山海经》等，并强调程瑶田动植物考证的成就；第二类是“地志及游志”，以各直省府县地方志为主，还包括《南方草木状》《岭表录异》等传世风物志；第三类是“农业及园艺”，以《齐民要术》《救荒本草》《秘传花镜》等农书、谱录为代表；第四类是“本草家”，即《神农本草经》至《本草纲目》的本草医籍，尤其推崇吴其濬《植物名实图考》，指出该书是当时欧美人研究东方物产的主要依据。钟氏对博物典籍的筛选显然以natural history为标尺，故在演讲中开宗明义称“博物之学，固以通知欧文”，这是典型的以“固有材料”参证“外来观念”。

张华及钟宪鬯所列博物书目均较为典型，两者既有交涉，也有区别，折射的正是本土“博物”与natural history之别。我们已对博物学概念作了重新界定，自然当有新的博物书目与之匹配。为了便于讨论，我们将古代博物典籍分为三个系统，分别以早期经典《诗经》《山海经》《周礼》为代表。当然，这三个系统并非彼此泾渭分明，各系统内部随时间推移而分化重组。

第一个系统以《诗经》为代表，即“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的狭义“博物之学”，具体又可分出两端：一是历代经典动植物考证著述，二是《诗》《骚》以降的文学著述。传承这类知识的主要是历代儒生及文人雅士。

《诗经》性质复杂，既是儒家经典，也是最早的诗歌总集，还是我国最早系统记录动植物的博物文献。孔子“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诗教既立，便开了儒家数千年的动植物考证传统：“盖孔门家法，尼山讲席，何尝不以博物为先务哉。七十子中，得《诗》学者，惟子夏最深，所以博物一科，亦赖子夏而不坠其传。”子夏之所以被推为孔子博物之学传人，或因其纂集《尔雅》之功。《尔雅》训诂诸经，实则与《诗》关系最近，故亦暗袭《诗》之多识，全书主体即释草、释木、释虫、释鱼、释鸟、释兽诸篇，不仅正名命物，还初建草、木、虫、鱼、鸟、兽的生物分类体系，东晋郭璞评价《尔雅》：“若乃可以博物不惑，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者，莫近于《尔雅》。”《尔雅》不仅是“辞典”，古人还把它当作博物辨识手册，《世说新语》载东晋重臣蔡谟误以蟛蜞为螃蟹，煮熟食之，上吐下泻，时人以“读《尔雅》不熟”讥之。

汉传多识之学者，以许慎、郑玄为代表。许慎作《说文》，“天地、鬼神、山川、草木、鸟兽、.虫、杂物、奇怪、王制、礼仪，世间人事，莫不毕载”。郑玄自言与猿鹤杂处，其笺《诗》注《礼》，于动植物考证尤详。魏晋之际，多识之学迎来高潮，陆玑《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详考《诗经》动植物，被清儒赞为“讲多识之学者，固当以此为最古焉”。郭璞先后为《山海经》《尔雅》作注，堪称东晋博物之士翘楚。唐相李德裕亦习此学，撰《平泉山居草木记》，“因感学《诗》者多识草木之名，为《骚》者必尽荪荃之美。乃记所出山泽，庶资博闻”。宋明理学兴起，对汉唐注疏颇不以为意，但不能据之以为多识之学就此中绝，理学家将博物与格物结合，为博物学开出性理探求新路径，草木华实，禽鸟飞鸣，有不说之成理，朱熹以吃果子为喻讨论“理自见得”，王阳明“五溺三变”，与朱学分道扬镳亦始自格竹。清儒重拾考证注疏功夫，王夫之《诗经稗疏》、郝懿行《尔雅义疏》、毛奇龄《续诗传鸟名》等相继推出。其中成就最高者，当推程瑶田《九谷考》《释草小记》《释虫小记》等一系列动植物考证专著。程氏博物学研究有两个显著特点，一是重“目验”，即实地考察，亲身实践，亲手实验；二是重“传记”，即文献考证。“多识”的理念，即便是现代博物学引入之后，仍被奉为圭臬。1925年出版的陈兼善著《中学校之博物学教学法》，声称“博闻广见——多识鸟兽草木之名——这是十八世纪以前研究动植物学底一个态度，中国从前教授动植物学也不过如是而已”。

《诗经》博物学还包含文学一端，楚辞继之，至汉赋咸搜万物、包括宇宙而臻鼎盛；唐宋诗词，状物寄情，亦可视作此风余绪。《诗经》博物学所派两端，可分别概括为“经学博物学”与“文学博物学”，尽管这样的概括或不尽合于学理，却可启发我们进一步思考：文人雅士传承多识之学，除极少数人可能专注于此外，多数人仅把它作为进阶其他知识的准备，博物多识或为读通经典，或为致知明理，或为涵养性情。南宋郑樵撰《昆虫草木略》，慨叹：“大抵儒生家多不识田野之物，农圃人又不识《诗》《书》之旨，二者无由参合，遂使鸟兽草木之学不传。”可见田间博物与书斋经史分离，仍是古代常态，决定了博物之学的“服务”功能，对多数以经史为主业的知识人而言，博物仅出于完善知识结构考虑，未必躬行精研。这又导致中国古代另一类与博物学关系密切的著述——类书的兴起。魏晋类书滥觞，重要动因便是骈文铺陈名物及用典之需，此后又逐渐适应士人炫博需要，为古代士人提供了一条迅速淹博的捷径。类书因之成为传承博物知识的重要载体：“中国古代有关动植物的书籍大多是常识性的实用性的资料摘录或汇编，特别是类书的分类体系繁杂、内容包罗万象，具有特殊的知识结构和鲜明的人文色彩。”就此而论，类书不仅本身就是“博物”百科，它独特的分类方式也是古代博物认知范式的呈现。

博物由知识而凝结为典籍，往往需借助特定契机。就《诗经》一系博物典籍而言，虽多出自经师、文士主动创作，但不能忽略国家力量时常介入其中，并影响博物典籍最终呈现形态：《诗经》汇总物产风俗，本就与统治者“采诗观风”需求有关；官方表彰经典注疏及大型类书的编纂，试图对自然进行标准化解释与分类，亦灌注了国家意志；汉大赋是最具博物特征的文学文本，以铺陈名物、体国经野为主要特征，亦配合了国家权力展演之需。

第二个系统以《山海经》为代表，包括地理博物志怪、杂记小说等。它们代表了中国博物学“神性”的一面，是中国古代博物、方术共生的产物。传承这类知识的多为方士，或兼具儒生、方士双重身分的博物知识人。

中国博物学传统的基石，非《山海经》莫属。《山海经》的编纂或为满足方士海外寻仙之需，又似一部“系统记录山川资源的地理博物志”。它集异域、异人、异物、异俗、异术之大成，为中国博物学奠定基本色调，博物学以地理分域为基础的知识结构模式亦导源于此。《山海经》初集结于战国年间，西汉末年刘向、刘歆父子加以校订，进呈时撰《上山海经表》。该篇可谓最早明确阐发博物概念的专论，对于理解博物学内涵意义重大：

禹乘四载，随山刊木，定高山大川。益与伯翳主驱禽兽，命山川，类草木，别水土。四岳佐之，以周四方，逮人迹之所希至，及舟舆之所罕到。内别五方之山，外分八方之海，纪其珍宝奇物，异方之所生，水土草木禽兽昆虫麟凤之所止，祯祥之所隐，及四海之外，绝域之国，殊类之人。禹别九州，任土作贡，而益等类物善恶，著《山海经》。皆圣贤之遗事，古文之著明者也……朝士由是多奇《山海经》者，文学大儒皆读学，以为奇可以考祯祥变怪之物，见远国异人之谣俗。故《易》曰：“言天下之至赜而不可乱也。”博物之君子，其可不惑焉。

《山海经》所记，囊括山川水土、草木禽兽、昆虫麟凤、土贡异产、珍宝奇物、祯祥变怪、绝域殊类、远国谣俗，实际上是一个不同地域、不同流派方士所描绘的世界图景的整合。其中最值得留意的是祯祥变怪与博物学知识系统的关系。祯祥原本是方术应有之义，自然也被博物学知识结构吸纳为一个主要层面，反过来看，祥瑞灾异的发现和类目的增加，其实与博物学著作所塑造的自然观有很大关系。

《神异经》《海内十洲记》《汉武洞冥记》等地理博物志怪，作者虽署名为东方朔、郭宪等汉人，但实为六朝方士。鲁迅早有所论：“现存之所谓汉人小说，盖无一真出于汉人，晋以来，文人方士，皆有伪作，至宋明尚不绝。”三部作品可视为《山海经》在六朝的“变容”之作，所记亦以殊方异物为主，不过相较《山海经》，表现出新特点，即地理淡出、异物凸显。《神异经》中九荒只是机械图式，《海内十洲记》方位描写亦趋于缥缈，《汉武洞冥记》中异国方物皆流入长安。至中国博物学典范作品《博物志》，地志色彩基本淡去，而成为以异物、异俗为主的专业博物写作。紧随其后的郭璞《玄中记》、任昉《述异记》等，亦有和《博物志》相同的博物书写旨趣。六朝迎来博物志怪撰作高潮，乃受多方因素影响：汉以来持续中西交通，域外珍禽异草、玉石香料等不断涌入，极大扩展了时人的物象认知；士人知识崇拜风气兴起，唐长孺曾言，“整个玄学自晋以后便只是知识的炫耀”，胡宝国进一步指出这股知识炫耀之风不仅限于玄学，而是渗透至经史文学各个领域，“一物不知，儒者之耻”的古训被激扬，成为博物志怪不断涌现的内驱力。但笔者认为，博物志怪更多是方士文化发展的自然结果，特别是伴随佛道兴起，轮回应验、求仙访道之说与传统方术合流，方士夸谈海外奇境，刻意编排渲染，种种仙品方物令人目不暇接。战国秦汉以降所奠定的包含祯祥在内的博物学传统，因充满方术气的志怪撰作之流行，使得博物学知识体系和异质意象扩张臻于极盛。

唐宋犹存博物志怪之风，撰者多是有名可考的士人，如苏鹗《杜阳杂编》尤多遐方珍奇宝物；段成式《酉阳杂俎》亦多诡怪不经之谈，“自唐以来，推为小说之翘楚”；南宋洪迈《夷坚志》的书名，应本自《列子》“大禹行而见之，伯益知而名之，夷坚闻而志之”的知识渊源。而至明清白话小说兴起，《镜花缘》之类虽将叙事重心移至人物情节，但对海外方国异物珍怪的描写，仍不脱汉晋以降地理博物传统。

第三个系统以《周礼》为代表。上述两个系统中的博物典籍，作者多为儒生、文人、方士，总体上代表了博物学的“知识”层面，即“认知”外部世界的一面。在本系统中，则更多关注博物学的“实践”层面，即“利用”外部世界的一面：“多识、博物除为了解自然，‘通神明之德’，掌握自然规律之外，另一重要目的是‘利用厚生’，即开发生物资源服务日常生活。”对物种的“认知”与“利用”相伴而生，如果说博物学始自初民与外部世界的接触，那么结果可分为两类：对有害物种加以防御，这与后世厌劾妖祥方术有关；对有益物种加以开发，由此，“物产”从“物种”中分化出来，开中国博物学“食货”一脉，此乃生民之本、教化之基。

《周礼》本是职官书，之所以将其作为食货博物传统代表，是因为它所构想的地官系统，特别是大司徒掌邦国山川地理，可谓最早负责物产开发之官：

大司徒之职，掌建邦之土地之图与其人民之数，以佐王安扰邦国。以天下土地之图，周知九州之地域广轮之数，辨其山林、川泽、丘陵、坟衍、原隰之名物……以土会之法，辨五地之物生：一曰山林，其动物宜毛物，其植物宜早（皂）物，其民毛而方；二曰川泽，其动物宜鳞物，其植物宜膏物，其民黑而津；三曰丘陵，其动物宜羽物，其植物宜核物，其民专而长；四曰坟衍，其动物宜介物，其植物宜荚物，其民晳而瘠；五曰原隰，其动物宜裸物，其植物宜丛物，其民丰肉而庳。

大司徒以下，又设山虞、川衡、泽衡、羽人、掌葛、掌荼等具体职官，分管山林、川泽及各类动植物，他们走访邦国各地，调查物产资源，博识以资民用。同时，这些官员很有可能将各地物产登记造册，详述名称、分布、性状等，从而形成早期的“国家物产志”，亦即“山川博物志”。此外，他们还对物产进行初步分类，动物有毛、鳞、羽、介、裸之别，植物有皂、膏、核、荚、丛之异，可谓较早的博物分类原则。

最能体现食货博物传统的是古代农书。中国古代以农立国，博物学最广泛、最贴近民生的应用场域实为农事生产。观察并辨识哪些动植物可以为人所用，或果腹充饥，或助力农桑，可谓博物学原始要义。以贾思勰《齐民要术》为代表，中国历代农书撰述甚多，不遑详论，唯以下三类，与博物学关系最为密切：一曰鸟兽虫鱼谱录，“谱录”与“农家”偶有分合，其中《牡丹记》《菊谱》《橘录》《禽经》《蟹略》《异鱼图赞》等，多涉养殖、园艺之学，实为古代动植物专书，故最贴合狭义博物，一度最为近世入华博物学家所重；二曰救荒农书，以朱橚《救荒本草》为代表，又有周履靖《茹草编》、鲍山《野菜博录》等继之，该类著述多行于荒年，记性味食法，以判断是否“可食”为归旨，突出博物辨识的重要性；三曰农业形法书，形法即相术，农业形法主要功能可能是预测土地肥力、动物畜力等，如《神农教田相土耕种》《相马经》《相牛经》等，以数术为依托，反映了古代独特的博物认知方式。

本草文献也体现了博物学的“厚生”特色，是古代博物学贴近民生的另一应用场域。神农尝百草反映的正是上古本草博物记忆。从最早的经典著作《神农本草经》，到集古代本草学大成的《本草纲目》此外还有《海药本草》等专记域外草药的本草专书。中国本草学自成一体，最，显著特点是与服食、养生等方技互摄共生。山田庆儿指出，本草不仅是中国的药物学，还是以药物视角把握人类周边物类的一种博物学。这一概括是准确的，《神农本草经》所奠定的草、木、谷、石、虫五部分类，以近世眼光观之，恰与动物、植物、矿物形成对应，且本草学以性状辨识、援物类比及宏观施治为主要特点，与近世病理医学表现出很大不同，就此而论，视本草学为中国传统博物学的说法不无道理。

“异物志”也可归入这一系统。东汉杨孚《异物志》以降，汉唐间异物志类著述达数十种。异物之“异”并非专指怪异，而主要指不见于中原之“异”。因此，就性质而言，异物志虽与《山海经》一系博物志怪存在关联，但与《周礼》一系物产地志关系更近，其渊源可能是汉晋以来地方政府所撰地志地记。异物志常以地域为名，尤以广、川、滇、黔居多，如朱应《扶南异物志》、顾微《广州记》、沈怀远《南越志》、段公路《北户录》、刘恂《岭表录异》、宋祁《益部方物略记》等，目的正是展示中原难以得见的南裔物产，并常能核实存真，可谓地区物产专志。值得注意的是，上述异物志作者多为地方官员，如刘恂曾任广州司马，《益部方物略记》为宋祁在四川短暂为官任上所作。官员们详记地方风物，并训诂名义，不仅出于“游宦纪闻”之新鲜感，更是秉持《周礼》以来调查物产的经世传统，以使地尽其利，如范成大知静江府（今广西桂林）所撰《桂海虞衡志》，便直接化用出自《周礼》掌山林川泽的“虞衡”之官，并自述撰作缘起“以备土训之图”，足见其务封殖以宏民用的经世厚生追求。

异物志的存在提示我们，需注意中国古代博物学的地域传统，作为“地方性知识”（local knowledge），博物学表现出鲜明的“在地化”特征。古人虽有异域访奇传统，但受限于交通条件并从实际生存需求出发，博物观察首先立足本土、就地取材，人与物的关系不单是观察、认知与利用，更在此过程中滋生出独特的乡土眷恋。中国文明的持续存在，必然生成具有所在地域性格的地方性文化。由于文明生态的多样性，植根于地方性的知识形态也具有丰富的多样性。中原与四裔各有不同博物传统，并彼此想象且互为借鉴，这些内容亦借由异物志乃至边地志被保留下来。

以上以“人”与“书”为线索，分三个系统对中国博物学加以梳理，可略揭其历史脉络。就三个系统的横向分析来看，大体呈现出中国博物学三个主要功能：多识以明经义，志怪以考祯祥，宜物以利民生。

三、“人文”与“史志”：博物学的中国特征

通过上述梳理，可进一步明确中国博物学与natural history既有交涉，更有区别，它根植于中西方不同知识构造，具体来说，与中西方对人与外部物象世界关系的不同认知有关。这个问题在五四时期以降的中西文化异同讨论中屡被提及，如梁漱溟认为西方文化直觉运用理智，所建立的是与物相对立的“小我”，中国文化理智运用直觉，所建立的是“俱生我执”的“大我”，不关注人与物的分别，而追求人与物的交融；钱穆指出中国人常把物界和人类同一看待，常把自然界看成有生机的完整体，因此好谈“物之性”，而不喜欢谈“物质构造”“物性”与“人性”一样是“天地之性”；张岱年也指出西方文化特别强调主客对，立，中国文化中“己”与“物”的关系则是对立统一的。

循着上述思考，我们认为相较natural history，中国博物学具有两个明显的传统。一是“人文传统”。西方（特别是工业革命后）对待外部世界有一种物我两分趋势，将万物肢解，也将人与物的关系肢解，结果造成人类是人类，自然是自然，而且人类之于自然表现出明显的对立、征服特点，这可能也是西方博物学分化成一个边界清晰的独立学科的关键所在。西方博物学的发展未尝不可解释为一部运用“知识的力量”不断克服自然、战胜自然的历史。中国博物学则从未形成独立学科（并不是说中国博物学不成体系），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中国物象认知的人文传统。中国人向来强调天人合一、物我合一、心物合一，即便狭义博物所指称的动物、植物、矿物等自然物种，古人也视其为人类社会的一部分，所谓“乾坤父母”、“民胞物与”，人类是自然的一部分，自然亦是人类的一部分。在此思维模式下，中国古代博物知识并非仅为自然知识，而是深刻关涉经济生产、政治运作、制度设计、生命礼俗及信仰实践的人文知识，博物学与整个社会和谐融合，联结为有机整体。

二是“史志传统”。近世natural history体现出现代科学的还原论特征，试图将世界还原成简单的几何图式，注重量化，追求精确，善于对物象进行内核探讨及抽象演绎。重视分析思维是西方博物学从古希腊至近世一以贯之的特点，在博物知识体系建构过程中，基于逻辑分析的推理概括发挥了较大作用。与之相比，中国博物学表现出鲜明的史志特色，注重博闻强识、分门别类、有据可考，利用关联思维充分发掘物与物、人与物之间的联系，从而全面呈现物象本质，这种格致研究进路与西方科学表现出很大不同。在中国传统博物知识体系建构过程中，基于人生经验的综合会通发挥了较大作用。中国古代“史志式”博物认知模式，“判天地之美，析万物之理”，与其说是一种“分析的科学”，倒不如说是一种“感性的艺术”。

视博物方术之学为构建传统中国知识与信仰世界的基底要素，倘以学术分类眼光观之，似有夸大之嫌。毕竟表面事实是，在传统目录学由七略至四部的转换过程中，该类知识渐由独占数术、方技两略，而被压缩至子部之下一隅。然而，这一系列操作很有可能是人为选择的结果。此外，记述此类知识的多为实用性技术书，往往并不重视著者与著录，它们大多写得快，亡得也快，不存在所谓“经典化”过程。甚至“二千年蟠据全国人之心理且支配全国人之行事”的阴阳五行知识，都很难找出一部所谓真正“经典”。但事实是，博物之学作为古人直面生存及观察世界的起点，一直在民间顽强发育。战国秦汉简帛及隋唐敦煌遗书的出土，向我们展示了官方目录障蔽下更为真实的古代知识样态。近代博物之学一度成为显学，蔚为大观，固然有西学东渐的时代因缘，但也与传统博物之学的延续性密不可分。

此外，近年来学界多论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主体性”，暂不论此议题之现实因素，其历史渊源当是近百年来中西学术化合及现代学科成长。现代学科分野体系进入中国后，与历次输入外来学说情形一样，中国学者往往以传统学问与之相比附来理解。如孙宝瑄在光绪二十八年（1902）日记中称：“《周易》，哲学也；《尚书》《三礼》《春秋》，史学也；《论语》《孝经》，修身伦理学也；《毛诗》，美术学也；《尔雅》， 博物学也。故我国十三经，可称三代以前普通学。经学为三代以前普通学，声音训诂为三代以前语言文字学。余数年来，专以新理新法治旧学，故能破除旧时一切科臼障碍。”以《尔雅》等同于博物学，十三经比况于普通学（犹今日所谓“通识教育”），以今日视之固然不伦，但企图“以新理新法治旧学”，实已肇启未来之进路。

置于历史洪流中，博物学与历史学具有特殊关系和意义。历史学（这里特指中国古代史）之特殊性，梁启超早就有言，“于今日泰西通行诸学科中，为中国所固有者，惟史学”， 意味着，历史学可能未经完整接引西学即可内在转为现代学科。依笔者对当下中国古代史学科的观察，似乎的确如此——相关研究成果虽以现代西式论著形式呈现，内核却更多延续着传统考证实学之风。博物学的特殊性，如上文所论，虽在近代经由杜亚泉、吴家煦等推动，以西学为基底建立起现代学科建制，并一度配合进化论传播而成为显学。惜“好景不长”，在博物学让位于生物学的世界学术大势下，中国现代博物学学科可以说刚成立不久即走向“夭折”。意味着它并未像生物学、经济学、政治学等其他现代学科那样历经百余年的建设与普及进程，如此长时段，难免致使它延续着近代中西学术会通后的西学惯性，从而增加探讨“主体性”的难度。

当下，正对中国博物学进行“第二轮学科建构”，我们对中西、古今都有新的评判，相较近代学者，自然会生出更多的方向感与可能性。在学科日益细化的背景下，为一类“前数理时代知识”写史，绝非却行求前。博物学有其自身的思维方式、知识体系、学理脉络，其丰富性无法依照现代学术体制分野来理解和表述。作为“科学制度化”和“学科建制化”的“解毒剂”，博物学为突破数理科学的桎梏提供了可能性。中国博物学不但是一个知识体系，而且是理解和体认世界的基本范式。中国博物学的关切点不在“物”，而是镕铄天道、人事与物象，面向自身生存世界的理解方式、人生实践和情感体验。从前科学时代中国人观照世界的范式来理解、赓续中国古代博物学传统，在数理科学思维模式之外，发现和建立新的世界图景，恰恰是博物学最大价值之所在。借助于博物学的“第二轮学科建构”，有可能把传统知识所凝结的共生文明重新解放和表达出来，建立基于中国历史经验的自洽的学术话语体系，从而不仅赋予其学科合法性，而且赋予其超越功能性的生命，在重建的可持续传统中，扩张非数理智慧的力量。

从历史学角度看，伴随全球史、环境史乃至后人类史的刺激，博物学史写作在国际科学史界已毫无疑问成为显学，中国博物传统自成一体，理应参与其中并为这股史学思潮提供独特的文化经验。相关工作极为纷繁，但有两个大方向应当把握：一方面，对中国古代直接及间接博物材料进行系统清理与阐释，以期为进一步研究工作打下基础；另一方面，建构独立的中国博物学话语体系，尤其是在概念界定及问题研究上，既能符合博物学一般知识特征，又应凸显中国特色。其最终目的，是推动对中国历史文化的整体理解。从东西知识传统构造出发讨论博物学，特别是博物学的“历史学”，将人类文明中的博物知识纳入考察范围，通过这种独特视角发现不同文化中博物学构架与进程的异同，从而理解从历史风土生发的博物学特质与发展轨迹。各种文化模式之间存在共性，但必然存在知识形态的地域性差异。借由对各自博物知识创制与变异的分析，来解读东西文明中以“人对物的探究”为表现形式的博物学，在发展过程中的不同进路与地方性特征，从而重构博物学的世界图景。

（作者余欣，系浙江大学古籍研究所教授；周金泰，系湖南大学岳麓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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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水 寿
校审：小 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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