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良：明兴甲辰纪元考实

作者：张良

来源：《历史研究》2023年第1期

朱元璋初起义兵，隶于郭子兴部。至正十五年（1355）春，刘福通推戴韩林儿建立宋政权，年号龙凤。同年郭子兴去世，朱元璋即随其余部投拜韩宋，奉龙凤正朔，直到龙凤十二年（1366）韩林儿亡故为止。次年，朱元璋建号吴元，吴二年（1368，至正二十八年）正月即皇帝位，改元洪武，至此方为明朝肇始。以上是朱明政权创立过程中行用年号的大致情况，经学者考述，已近乎常识。然有证据表明，金陵政权曾在治下部分地区使用甲辰年号，具体来说，以甲辰（1364）起元，次年乙巳年记“甲辰二年”，丙午年为“甲辰三年”。其时段与元朝至正二十四年至二十六年，以及韩宋龙凤十年至十二年契合，至朱元璋建号吴元年为止。遗憾的是，这一史实还没有得到学界关注。

干支起元在历史上自有先例：十六国时，西凉李暠曾以“庚子”（400）起元；隋末，窦建德亦取“丁丑”（617）建号。只不过二者距元末时间悬远，似乎难以被朱明政权仿效。南宋初年杨么起事于两湖，同样将“庚戌”（1130）作为年号，其兵锋所及，与朱元璋起家兴兵之地多有重合。然而，明朝官方典籍对使用干支纪年绝少着墨，以致数百年后顾炎武难免私意忖度，将一切干支建号视为附会穿凿之说。前事不可追，但幸运的是，明兴立号情实班班可考，可发前人未发之覆。故缕述本末，追溯甲辰年号行用的时空线索，从而深化对朱元璋早年完成统一、建立政权的认识。

一、传世文献所见甲辰年号

明代文献保存了不少甲辰年号的蛛丝马迹。景泰年间内阁首辅陈循为江西吉水人邓志作墓志言，“其生国朝甲辰三年丙午某月某日，卒以景泰四年某月某日，春秋八十有八”；又为泰和郭顺撰写志铭称：“母某氏，以国朝甲辰三年七月一日生公。”甲辰三年为元顺帝至正二十六年，干支恰为丙午，与邓志生年寿数契合。《吴都文粹续集》载正统三年（1438）崇明赵文所撰生圹志，自述“生于甲辰二年乙巳二月戊午”，乙巳即至正二十五年，与前述纪年方式相符。

潘柽章注意到，“史臣于龙凤间事，多所避讳。故凡除拜位号之制，俱削不载”；钱谦益亦指摘“ 《洪武实录》多舛误，又讳言龙凤事”。明代官修史册确实对行用龙凤年号隐而不书。那么以甲辰元年、二年标识岁月，是不是后人曲笔改纂？似不尽然。首先，《明实录》一类官方记载中并无甲辰年号，因此官修史书改龙凤为甲辰自然是无稽之谈。而时人遗墨可为这一年号的行用提供确切证据，如刘夏《送舒仲安任满还乡序》记载，泾县舒仲安在“甲辰二年，受监内藏司出纳”；又《逸清堂诗集序》有“甲辰二年，大征天下逸人素士”之说。次年，刘夏《送李湖官序》提到“甲辰三年，用按察分司辟举在人材科”；同样作于该年的《焦氏庐墓记》称：“甲辰三年，江西道提刑按察分司行部至进贤县，举儒士二人。”

刘夏为江西安福人，元末兵乱流离，至正十八年前一度在洪州躲避战祸；该年四月流落于临江，旋即投奔瑞州主官马瑞卿。至正二十二年，朱元璋攻克瑞州。次年，刘夏辗转至袁州，寄食欧普祥帐下。刘夏自述居袁四载，自至正二十三年后推，讫于吴元年，恰好包括甲辰至丙午这三年。在此期间，欧氏已投拜在朱元璋麾下，袁州名义上归金陵辖制。

此外，方志中还有不少使用甲辰年号的零散记载（见下表）：

值得注意的是，不少甲辰年号系于“国朝”、“国初”、“本朝”或“明太祖”之后；且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某地若已采用甲辰年号，当时必属朱元璋辖制，唯保靖、杭州两处，甲辰年号出现在朱元璋占领前一年，考虑到间隔极短，不排除后人追述的可能。

此外，还有一年之内改龙凤十年为甲辰的情况。据万历《泰和志·人物表》记载，泰和先是由张阮权州事，时间标记为“龙凤十年”；同一年吴去疾继其任，为知州，年份就变成了“国朝甲辰年”。江西泰和一带在元末一度是徐寿辉、陈友谅辖区，而恰恰就在龙凤十年，也就是甲辰年七月，此地最终被朱元璋占领。

至此可以肯定地说，明朝建立前确曾使用过甲辰年号。不过种种迹象表明，这种纪岁方式囿于一定时空范围，不是朱元璋辖下通制。

二、甲辰纪元与明兴史事

朱元璋自起兵以来，名义上受韩宋节制，实际已渐渐自立门户。龙凤元年六月，朱元璋率部渡江；次年三月定鼎金陵，改集庆路为应天府。此时韩宋势力主要盘桓在河南、淮北一带。在这之后朱元璋虽遥尊小明王韩林儿正朔，行动已不受节制。当然，自立韩宋之外绝非一蹴而就，明代史官却讳言于此。不过可以确定，朱元璋渡江之初已接受了龙凤政权授予的“左副元帅”一职。

就在进据应天之后，朱元璋获授行枢密院同佥，升任江南等处行中书省平章。龙凤五年五月，又任江南等处行中书省左丞相。这里的行省还是韩宋辖下建制，朱元璋名义上仍是龙凤政权的地方大员。同年八月，汴梁被察罕帖木儿攻陷，韩宋退保安丰。龙凤七年正月，朱元璋如愿获封“吴国公”；到九年二月，韩宋政权栖身的安丰陷于张士诚，实际统治者刘福通一夕殒命，韩林儿被朱元璋救出并安置在滁州。至此，龙凤政权股肱尽失，再无力独当一面。值得注意的是，滁州是郭子兴、朱元璋起家之地， 此时禅代形势尽显，龙凤政权已名存实亡。

在明代官方记载中，朱元璋任职时间与此多有抵牾。如丙申岁“七月己卯朔，诸将奉上为吴国公，以元御史台为公府，置江南行中书省，上兼总省事”；又“置江南行枢密院，以元帅汤和摄同佥枢密院事”。显然，明代官方文献将朱元璋称吴国公描绘为诸将推戴，又将时间提前到渡江之后；同时，“以元御史台为公府”的说法颇为暧昧，隐然以元朝法统继承者自居；而江南行中书省、行枢密院则一律视作吴政权的建制。幸运的是，俞本《纪事录》及朱棣《大明孝陵神功圣德碑》尚能反映部分真相，又得到时人文集印证，不难廓清原委。

实际上，甲辰年是明朝建立过程中的重要时间节点。龙凤九年，即甲辰前一年，身陷滁州的韩林儿不得不追封朱元璋曾祖以下三代为吴国公。然此时吴国公爵号又怎能满足朱元璋的胃口呢？甲辰年正月，朱元璋仿效张士诚，迫不及待地自封吴王。

潘柽章敏锐地注意到，在甲辰前后，臣僚对朱元璋的敬称由“主公”变为“主上”。又据《高丽史》记载，恭愍王十三年（至正二十四年、龙凤十年）四月甲寅，“淮南朱平章遣万户许成来献铠矟”。许成在至正十六年金陵城破后归附朱元璋，此处“淮南朱平章”的身分不难判断。考虑海路程限，至少在龙凤九年前后，朱元璋依旧领有平章一职，而吴国公本质上是“朱元璋任官的封爵，并非高于其官职的称号。时人称其为平章、丞相，乃尊其官职”。因此，在当时背景下，获得“吴王”封号，才是朱元璋由人臣变成君主的关键一步。

与此同时，金陵政权亦比照天子规模厘定制度。在此之前，朱元璋自领韩宋江南行中书省，职官设置虽屡有僭越，然不脱行省规制。至正十八年十二月，“置中书分省于婺州”“后每略定地方，即置行省，其官自平章政事以下，大略与中书省同”逐步建立，起行中书省下设分省的地方统治模式。韩林儿播迁滁州后，朱元璋又任，中书右丞相，虽然名义上还是韩宋臣属，但龙凤中书省实际上已被掏空，并被替换为原江南行省的统治架构。朱元璋甲辰年获封吴王当日，金陵政权即仿照元制设中书省，置官分职，厘定品级。此中书省已同韩宋全无关系，朱元璋尊居其上，而非任职省中，其地位同甲辰年前迥然不同。

至此，朱元璋基本完成了“化家为国”的种种步骤，登基称帝已经指日可待。甲辰年在朱明立国进程中承上启下，以此起元，确与朱元璋称王关系密切。

三、甲辰年号行用的空间背景

（一）甲辰与龙凤年号的空间分布

虽然韩宋名存实亡，但在甲辰年之后，即便朱元璋已尊居君位，金陵政权的官文书依旧沿用龙凤年号。陶安转录龙凤十年（甲辰）二月、十二月令旨，起首称“皇帝圣旨，吴王令旨”，就连朱元璋亲笔手札，甲辰后同样大书龙凤纪年。此外，还有不少实物资料可以提供佐证。而且这种情况并不限于诏令文书。中国社会科学院藏有一纸谢志高卖山白契，末署“龙凤十二年七月初一日”，该年已是甲辰后第三载；核对另一份洪武二年卖山赤契可知，谢志高为徽州祁门县十西都人士。此时徽州归朱元璋兄婿王克恭辖制，分别于戊戌（龙凤四年）、甲辰（龙凤十年）两度对境内田土情况清理造册，显然，此处属于朱元璋治下核心区域，且管控臻于细密。就是在这一背景下，民间依旧使用龙凤年号。

与龙凤年号不同，现有文献中并没有朱元璋及其近臣使用甲辰年号的痕迹。自甲辰三月设起居注以来，金陵政权就有了较可靠的编年记录。建号改元若非刻意隐没，绝无可能被史官忽略。然《明太祖实录》并不见改换年号的确切记载，与《明实录》关系密切的《明本纪》《国初事迹》及《天潢玉牒》诸书中，同样全无踪迹。不过，天顺年间所修《大明一统志》不曾述及龙凤年号，却出现使用甲辰年号的例子；而江西、湖广、江浙地方志中多见甲辰纪年。考虑到这类文献往往由官方主持编刊，因此甲辰年号虽不见于朱元璋身边记载，却未必是后世有意隐没。

梳理现有方志材料可知，甲辰年号行用于特定时空范围，主要集中在江西、湖广一带（饶州也应包括在内。其地在元代属江浙等处行中书省，洪武年间方改隶江西），即朱元璋、陈友谅两方相互攻伐的焦点区域；而江浙（江阴、杭州、温州）偶见用例，不仅数量无法与江西、湖广相比，且纪年均在归附朱元璋后，或许同兵锋转移有关。其中，杭州、温州分别平定于丙午（甲辰三年）、丁未（吴元年）， 李文忠、朱亮祖为阵前主副，而朱亮祖部此前曾随朱元璋下南昌、九江，战鄱阳湖。至于江阴自丁酉年赵继祖克复以来，又与张士诚数度拉锯，直到丙午年方才摒除外患，而此时朱明主将为康茂才，也曾经从征陈友谅父子。由此可见，即便是行用于江浙等处的甲辰年号，同样和江西、湖广关系密切，而朱明西征诸军在年号传播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媒介作用。

文集相关记载同样体现了这一分布规律——刘夏、陈循笔下还有不少甲辰纪年的例证：刘夏籍贯安福；陈循则是泰和人， 永乐十三年（1415）进士，其为郭顺、邓志所撰墓志提及甲辰年号，传主同样隶籍江西。而《吴都文粹续集》收录的《赵宗文生圹志》情形特殊，赵文为崇明人，籍贯属长洲甫里，这些地区在吴元年后才归附朱元璋，然赵氏曾于永乐五年“授番阳知县”，或许正是在江西任上受当地习惯用法的影响。可见以甲辰标记吴元前三载的纪岁方式影响如此深远，直到永乐年间依然流行于江西地区。

至正二十四年后，刘夏笔下甲辰、龙凤两种纪年方式并行不悖。如其《送江西省宣使王伯源使袁州序》中有“龙凤十一年，金陵杨公参知江西省事”；《送司内藏宗用和任满还乡序》称“龙凤十一年，吴主王建业”，龙凤十一年恰为甲辰二年；又按《送提刑按察使王伯昭之任浙东道序》，“龙凤十二年夏四月，王命中书省都事王君伯昭为提刑按察使，治浙东”；《送盐场管勾序》“龙凤十二年，吴王收复两淮”，均系甲辰三年。在此三年中，刘夏一直生活在袁州，属欧普祥、欧文广父子势力范围。同样是生活在元末明初江西、湖广，个人是否使用甲辰乃至于龙凤年号，还能透露出世变之下的家国认同。周霆震与刘夏同乡，元末兵兴后绝意于仕进，讲学乡里；又有泰和人陈谟，屡屡称病不出，不接受朱元璋征召，著书教授以终；茶陵人李祁，变乱时隐居永新山中，元亡后自号“不二心老人”，以示忠于旧朝。周、陈、李与刘夏汲汲自售、转事多方形成鲜明对比。至于三人所著文字，于岁月仅标识干支，绝无甲辰年号之踪迹，更不用说韩宋的龙凤年号了。

以甲辰为年号固然难称雅驯，然类似纪岁方式在元末明初群雄混战中并非全无用例。俞本跻身行伍，与平定江西的名将邓愈相识，又常年从行于冯胜麾下，参与了同陈友谅、张士诚的大小战斗。朱元璋吴元年、吴二年，在俞本《纪事录》中偶作“吴元元年”、“吴元二年”，不排除是受到了甲辰年号的影响。

（二）朱元璋西线战事与地方管控

甲辰年号行用于江西、湖广及江浙等地，同至正二十一年后朱元璋势力范围的扩展密切相关。这一年八月，朱元璋兴兵讨伐陈友谅；十二月，陈氏江西行省平章胡廷瑞（后避明祖讳，改名胡美）遣使输诚，并在龙兴路正式归降。此后朱元璋沿袭元朝旧制，设江西等处行中书省，以濠州旧部赵德胜为平章，下设参政，部分用来安置江西降将。至正二十二年正月，“守吉安土军元帅孙本立、曾万中与其弟粹中来降”，旋即“以本立为江西行省参政，授以银印，万中为都元帅，粹中为行军指挥，俾还守吉安”。此后“陈友谅平章彭时中以龙泉降，纳友谅所授银印。命复其职，别以行省印授之”。四月，又“以欧普祥子文广为江西参政”。丰城李明道、欧普祥属下黄彬同样获得参政职务。此后陈理于甲辰年归降，又设立湖广等处行中书省，制度应当比照了江西的先例。

江西行省创立初期，陈友谅势力依旧盘踞在湖广一带，多次袭扰新附朱明的州县，金陵政权在当地的统治并不稳固。江西行省建制比照元朝，名义上与朱元璋所辖江南行中书省不相伯仲，无疑是拉拢地方势力的权宜举措。然如此名实不符，也成为朱元璋甲辰年自封吴王的诱因之一。战时状态下，金陵政权被迫借助降将戍守新附地区，同时追认旧有臣属关系，一时形成了封建地方之势。这些将领当中，欧普祥、欧文广父子发挥了尤为显著的作用。至正二十三年四月，陈友谅大举进攻南昌，濠州旧将赵德胜战死，随后欧文广接替江西行省平章一职。刘夏有《挽小欧平章》诗一首，小欧平章应该就是欧文广。此外，据正德《袁州府志》记载，甲辰三月“命袁国公将刘右丞、黄参政、陶参政、小刘佥院、永新周同佥等军马尽数调遣，委自平章欧文广亲行统领”，“是时，江右郡县多反叛，祥与黄参政从王师讨之，多赖有功”。

欧普祥是徐寿辉红巾军的创建者之一，又盘踞、经营袁州多年，其资历绝非陈友谅可比。至正二十年五月，陈友谅篡位自立，称“汉王”，年号“大义”。欧氏断然划境割据，不尊“汉王”年号，同陈氏在袁州一带形成颉颃形势，几番对阵，居然不落下风。重要的是，欧氏父子此举绝非特例。徐寿辉被害后，其旧将明玉珍亦严守夔关，不与陈友谅相通。显然，徐宋政权内部的这次治权更迭难以服众，人心本已不稳，又亟攻金陵，本意是将祸水东引，却终无所成，于是士气尽泄，颓势已显。在元朝一方，贡师泰注意到，江西“民吏多间道来输诚款”。朱元璋对此不会无所察觉。据陈友谅旧将李明道所述情实，其部下“将士皆离心，且政令不一，擅权者多，骁勇之将如赵普胜者，又忌而杀之，虽有众，不足用也”。至正二十一年八月，朱元璋发兵江西，泰和、龙兴、袁州、瑞州、临江、饶州等地守将纷纷望风归附，也从侧面证实了这一点。

朱元璋乘势抬出徐寿辉神主，又张挂“伐罪”诏书，直斥“陈友谅贼杀徐寿辉，僭称大号，天理人情所不容”；表彰并重用和陈氏对立的欧普祥，自然也是基于人心方面的考虑。前人研究表明，徐寿辉政权国号为“宋”，而不是明代官书记载的“天完”。然朱元璋平服江西、湖广期间，并没有彻底切断同韩宋的联系，金陵政权仍行用龙凤年号。此时江西、湖广新近归附，降将叛服不定。阵前既以讨伐陈友谅篡逆为号召，待徐寿辉旧将投拜而来，却强迫他们尊用另一“宋”政权的年号，对拉拢新附势力来说，显然不是稳妥的举措。

而朱元璋奉龙凤正朔只是权宜之计。至正二十三年，韩林儿困于安丰，刘福通请兵援救。刘基曾极力劝阻：“不宜出，假使救出来，当发付何处？”然而朱元璋还是在滁州重新供奉起韩宋傀儡。当时金陵政权夹在陈友谅、张士诚两方之间，北边有扩廓帖木儿盘踞河南，声势煊赫。朱元璋在大江以北、两淮之间保留龙凤余种作为缓冲，一方面可在张士诚部将吕珍进犯安丰之时，作为兴兵“伐罪”的绝佳借口；另一方面暂时保留韩宋神主，还能继续以“复宋”的大义名分号召天下。然而救出韩林儿不久，朱元璋就抱怨道：“我不当有安丰之行，使陈友谅乘我之出，京城空虚，顺流而下，捣我建康，我进无所成，退无所归。”可见龙凤正朔在他眼中又何足轻重。

韩宋此时不过苟延岁月，绝无可能影响江西及湖广前线局势。而行省权力又源自金陵中枢授予，因此金陵与江西、湖广之间，事实上已建立起中央与地方、上级对下级的关系，前线诸降将仅需效忠朱元璋本人，而非江北龙凤小朝廷。至正二十三年，朱元璋彻底击溃陈友谅；次年称吴王，江西及湖广也顺势出现了新的纪岁方式，自甲辰起元，依次类推。这一年号主要用于军前行伍及江西、湖广新归附区域，与龙凤小朝廷毫无关涉。

（三）旧辖地与新附区的数术运用

甲辰年号存在于明兴时期，自然毋庸置疑，然其行用绝非因缘巧合。金陵政权虽脱胎义军，然渡江前即注意笼络人才，其后征战立制并举，步步为营，已不宜单纯视作“短衣草屦，齿木为杷，削竹为枪”的群氓流寇。因此，在当时语境下，若以甲辰建号起元，必有特殊意涵，事实也正是如此。成化五年，华亭彭玮补识《南村辍耕录》称：

胡运绝于甲辰，已开先于贞白之诗；宋鸟啄粟于甲木，又开先于晞发之句。此岂偶然之作哉……又按，元文宗生年甲辰，纪元天历，当时朝臣有引陶弘景《胡笳曲》“负扆飞天历”、“终是甲辰君”之语，以为受命之符者，甲木之谓也。又或问宋国祚于邵子，邵子对以五更头，盖谓五庚申也。而元谶亦有曰：“大元之后有庚申。”而顺帝以庚申生，才六庚耳。

邵子即邵雍，或言其术数源于陈抟，所谓“五更头”，则源自陈抟“寒在五更头”的谶语。彭玮以“大元之后有庚申”比附陈、邵旧说，实际上是暗指妥欢帖木儿为宋末帝子嗣。前人对此多有商榷，此处姑存其说。值得注意的是， 陶弘景《胡笳曲》在元明两代多被视作谶诗。杨维桢《外兵子》诗自序，“《胡笳》诗云：‘百年四五帝，终是甲辰君。’乃吾元天历君之终谶也。异哉，其言符于千十百年之上”。梅鼎祚《古乐苑》收此曲，题下注“此似谶诗”四字。文宗朝臣取资于陶弘景，以甲辰为受命符箓：

（至顺二年三月）司徒香山言：“陶弘景《胡笳曲》，有‘负扆飞天历、终是甲辰君’之语，今陛下生年、纪号，实与之合，此实受命之符，乞录付史馆，颁告中外。”诏令翰林、集贤、奎章、礼部杂议之。翰林诸臣议以谓：“……今弘景之曲，虽于生年、纪号若偶合者，然陛下应天顺人，绍隆正统，于今四年，薄海内外，罔不归心，固无待于旁引曲说以为符命。从其所言，恐启谶纬之端，非所以定民志。”事遂寝。

其事本属元代朝堂上常见的“术数”与“儒学”之争。因此“胡运绝于甲辰”大抵出自后人演绎。否则，朝臣此举无异于启衅朝堂。不过从另一方面可见，干支甲辰同庚申类似，在元明语境下的意义确实非同一般。而追绎源头，或许还同帝尧甲辰践祚的说法有关。据《史记集解》引皇甫谧旧说，“尧以甲申岁生，甲辰即帝位”， 后为邵雍《皇极经世》因袭。宋人胡宏《皇王大纪》、金履祥《通鉴前编》及元人察罕《历代帝王纪年纂要》诸书，帝尧以后系年均以《皇极经世》为准。此说又为民间谣谶进一步发挥提供了滋养。宋理宗景定年间，江西人王义山在此基础上推衍道：“盖天下之数起于甲，而天下之势合于庚。自大挠作甲子，而有理，即有数。据邵雍《皇极经世书》谓，帝尧在位一百年，而即位之元为甲辰。因是而逆推大挠甲子之数，则知盛帝明王即位之元多在甲。”邵雍学说经过道家融会贯通，又为卜卦、算命术士推重，在民间流传广泛，影响深远。以甲辰之岁与帝尧之尊视作一体两面，在理学占据主流的背景下，又不断同民间谣谶融合，渐渐深入人心。

《元史·世祖纪》起首称：“岁甲辰，帝在潜邸，思大有为于天下，延藩府旧臣及四方文学之士，问以治道。”此处甲辰（1244）为乃马真后监国第三年。忽必烈固有招纳幕宾谋士的举措，元代官私记载并不讳言；然仅有《元史》本纪将其始年系于甲辰岁，未见蒙古、吐蕃及波斯文文献对忽必烈该年行实有丝毫表彰。徐世隆为王鹗作墓志称：“上之在潜邸也，好访问前代帝王事迹，闻唐文皇为秦王时，广延四方文学之士，讲论治道，终致太平，喜而慕焉。岁甲辰，遣故平章政事赵璧、今礼部尚书许国祯首聘公于保州，从人望也。”其说为《元史》中的《王鹗传》《阔阔传》取资。这些记载或许和《元史》本纪存在某种极为牵强的关联，传记所述实不足支撑起“思大有为于天下”一类宏大叙事，况且世祖建立幕府并非始自甲辰，“大有为”的想法又何以被史臣凭空感知。

忽必烈建号中统、至元，定汉文国号，面对新归附的金、宋属民，乐于居尊中国皇帝之位，时人偶以帝尧作比。甲辰既然是帝尧即位之年，《元史·世祖纪》于家世后首书“甲辰”，显然是史书曲笔，同样在为构建正统提供滋养，与文宗至顺间司徒香山上言事一脉相承，尊尚甲辰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一观念的影响如此深远，元朝后期，又配合流行一时的夷夏观念，衍生出“胡运绝于甲辰”之说，客观上为朱元璋建号称制、接续正统铺垫了舆论基础。至正十二年以降，天下扰攘，由此“胡无百年之运”的说法再度盛行。自忽必烈至元八年（1271）建国号“大元”，到当下兵乱之秋已近百年，而下一干支甲辰亦为时不远，这或许就是“胡运绝于甲辰”产生的背景。

朱元璋重视术数谣谶在建立政权过程中的作用。《元史·五行志二》载至正五年淮、楚间童谣，“富汉莫起楼，贫汉莫起屋，但看羊儿年，便是吴家国”，此地恰是朱元璋起家壮大的区域，撰成于洪武初年的《庚申外史》专门引进这一童谣。其后金陵政权于丁未岁放弃龙凤年号，称吴元年，应均有迎合民间谣谶的考虑。而早前在新附地区推行甲辰年号，一方面考虑到比附帝尧，另一方面又暗合“胡运绝于甲辰”的说法。甲辰在干支中既有特殊地位，以此起元，自然不是率意妄为的举措。

甲辰年号盛行于军前行伍及新附地区，后方金陵却鲜见行用，实际上是因为其背后天然带有谶纬属性，随时可能失去约束、反噬己方，不利于在思想层面集权划一；士大夫阶层对谶纬也多有抵触。当然，前线战事瞬息万变，一切自出权宜，“文治”固然无从谈起。在这种情况下，谣谶也不失为凝聚人心的有效方式，体现了明朝建立时期统治政策的二元性。在甲辰当年，朱元璋已在金陵建立起成熟的政权架构：比照天子规模设法立制；又重用文人士大夫，中书省以李善长为右相，居武将出身的徐达之上；与此同时，继续使用龙凤年号，做足表面文章，以“复宋”旗号笼络人心，又指斥张士诚“叛元”，俨然以元朝正统继承者自居。而在边陲前线，政策则迥然不同：军事上依赖徐达、常遇春、邓愈等濠州故旧控遏大局，新附地区则不得不利用降将戍守方面，并维持旧有人身依附关系。此时，无论是军前将领，还是地方权势人物，多出自元末义军，最初来源于社会中下层，再加上立国初期，对地方主官使用读书人百般设限，因此，在战时状态下一切从权处置。

此外，也不能忽视西征前线的特殊情况。宋元以来，江西、湖广民间受术数影响较深。据陈振孙观察，“江西有风水之学，往往人能道之”；刘夏笔下的“卜人卜吉卜鬼神，卷舌为妖闻者愕”，可谓市井常态。蒙古立国尤重术数，至元二十八年设诸路阴阳学，比照儒学、医学作为进身途径，如此一来，自然有利于术数在当地发展繁荣。然而此处也曾有另一番面貌为人乐道，红巾起事之前，江西号称文献故邦，刻书业极为发达，只不过历经元末变乱后已不复旧观。即便明朝建立百年后，此地仍“藏书甚少，间有一二，往往新自北方载至，亦无甚奇书”。这种背景下，金陵政权在西征过程中取资谣谶以安定人心，利用甲辰起元附会帝尧传说，也就不难理解了。

结     论

至正二十四年正月朱元璋称吴王，下辖江西、湖广新附地区曾以当年干支甲辰作为纪岁之始，次年乙巳记为“甲辰二年”，丙午则称“甲辰三年”。随着军事扩张，这一纪年方式偶见行用于江浙一带。然与此同时，后方依旧通行龙凤年号。在甲辰前后新附区域内，两种纪年一度并行不悖，只不过甲辰纪岁行用时间极短，兼与龙凤年号并用，以致记载参差淆乱。

甲辰是朱明起兵立国的重要节点。这一年朱元璋称王号，比照帝王规模建立制度，却不以建号昭告天下，应是考虑到当时宇内尚未一统，张士诚、陈友谅挟制左右，元将扩廓帖木儿虎视于后，而江西、湖广前线叛服不定，若贸然登极称制，难免成为众矢之的。在新附州县使用甲辰年号，先是迁就徐宋旧臣，不至于让他们被迫贰属韩宋，实为借徐寿辉神主来贬斥陈友谅，安抚人心。此外，干支甲辰在当时语境下带有谣谶色彩，背后包含的正统转移、比附帝尧之说，也为朱元璋取资；加之江西、湖广地区素来流行术数谣谶，自然有利于年号推行。因此，在江西、湖广新附地区行用甲辰年号，固然是化家为国、建立法统的投射，同样也立足于抚平地方势力，进而号召天下的客观需要。

在朱元璋不断扩张过程中，伴随疆域延展、人事游移，金陵政权在中央与地方形成了两种并行不悖的统治模式：后方核心区域建立起“文治”的同时，前线边陲依然免不了运用术数谣谶安定人心。而到甲辰前后，随着统一进程快速推进，这种核心—边陲二元统治模式之间的差异在短时间内被迅速放大。综合当时形势，后方朝廷尚不便抛弃龙凤年号，而江西、湖广前线又亟须淡化韩宋影响。总而言之，可以将并行于明兴时期的龙凤、甲辰年号，看作两种统治模式在现实中的投影。

(作者张良，系复旦大学历史学系青年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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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水 寿
校审：小 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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