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寅：烟火公事在宋代基层治理中的转型
宋代从都城到州城、县城，从镇寨场到乡村里保，广泛置有“烟火公事”。烟火公事仅见于宋代，但当时典籍却并未明确记载具体职责。宋亡后，烟火公事随之消失，对应职责更难以厘清。明代以来，不断有人试图解释宋代烟火公事职责，或认为掌管火烛，或认为制作火炬，或认为防范火灾。其中“防范火灾”说得到今天学者普遍认可。在人居环境大同小异情况下，何以唯独宋代广设烟火公事？宋代统治者真是空前重视火灾防范吗？特殊社会现象背后，往往存在着具体历史逻辑。虽然宋代典籍没有明确记载，但仔细爬梳宋人语境中“烟火公事”，可以发现宋代烟火公事主要职责并非防范火灾，而是管理日常民政事务。对宋代烟火公事探索，有助重新发现宋代日常民政事务管理诸多被遗忘面相，进而深化对宋代日常社会独特性及背后社会变局的认识。
一、宋代烟火公事的设置
宋代烟火公事，无论官方书写或私人记载，都只是泛泛列举，对其设置缘起和具体职责，均未有正式说明。因此，烟火公事研究，只能从现象归类入手。具体来说，宋代烟火公事大体可分三类：城市烟火公事、镇寨场烟火公事、乡村烟火公事。
城市烟火公事，从京城到州城、县城均有设置。宋初“京师军有四厢，而诸军两厢，其厢使各掌城郭烟火之事”，当时掌管京城（开封旧城）烟火公事的厢使，是捧日四厢都指挥使(“管旧城里左厢烟火”)和天武四厢都指挥使(“管旧城里右厢烟火”)。《事物纪原》说得更详细：“国初以来，以四厢都指挥使巡辖提举京城里诸巡警，时谓之厢主。凡烟火盗贼，即部所辖以赴之，诸公事自笞以下皆得区分。神宗熙宁中，置句（勾）当左右厢公事所，以文臣一员主之，自斗讼贼盗杖六十而下皆决之，以分天府之剧也，民间谓之都厢。”可知，宋初是以四厢都指挥使巡辖负责烟火公事，神宗熙宁中转由勾当左右厢公事负责。从四厢指挥使巡辖到勾当左右厢公事，主管者身分在变，但职责范围没有变。南宋都城临安同样设有烟火公事，“在城八厢（吏部注大小使臣，分治烟火、盗贼公事）”，即大使臣治烟火公事，小使臣治盗贼公事。从临安府所设公事级别来看，烟火之责明显重于盗贼之责。正因如此，吕祖谦才将京城“烟火、盗贼公事”简称为“烟火之事”。
州城、县城烟火公事一般由兵马都监/监押兼职负责。北宋建国之初，旧有藩镇体制尚未彻底瓦解，太祖建隆三年（962）诏，“其镇将、都虞候只许依旧勾当镇郭下烟火、盗贼、争竞公事”，城市烟火公事仍由镇将、都虞候负责。随着藩镇体制彻底瓦解和新管理体制形成，烟火公事之责逐渐转归兵马都监/监押，即“逐路兵马都监、兵马监押，掌烟火公事、捉捕盗贼”。仁宗即位诏“开封府诸县兵马都监，自今应系县郭烟火贼盗、军人与百姓斗争公事，并仰与县司同共施行”。绍兴四年（1134），权发遣建康府吕祉言：“本府都监所管在城巡检烟火公事实为繁剧。”绍兴二十八年，西和州“镇司并厢司烟火公事委都监”。乾道元年（1165），三省、枢密院奏：逐州都监，“内厘务都监除烟火公事、捉捕盗贼外，不得预杂务”。以上史料说明，从北宋中期到南宋，州城、县城兵马都监/监押始终肩负烟火公事之责。
宋代城市和乡村之间存在大量规模化人口聚居地——镇寨场。镇寨场人口规模小于城市，又远多于一般乡村聚落。如秀州澉浦镇，“户口约五千余，主户少而客户多，往来不定，口尤难记”。湖州乌墩镇、新市镇，“井邑之盛，赋入之多，县道所不及也”。乌墩镇与秀州青墩镇毗邻，“二市相抵，为一会镇”合称乌青镇。平江府江湾镇，“系商贾兴贩、舶货经由去处，人烟繁盛”。潭州，永兴场，“采银铜矿所集坑丁，皆四方浮浪之民”。潭州桥口镇“四通八达”，“商贾往来，多于此贸易”，“市户二千余家”。韶州岑水场，“人烟繁盛”，“聚浮浪至十余万”。雅州碉门寨，“夷人时至碉门互市，蜀之富商大贾皆辐凑（辏）焉”。
宋代镇寨场“浮浪”会集、“往来不定”，存在大量流动人口。宋廷虽在镇寨场普遍设有掌管专业事务的厘务官，但厘务官不管理民众，面对规模较大、流动性强的集聚性人群，治民需求与日俱增，镇寨场烟火公事也应运而生。以潭州为例，永兴场“四方浮浪之民”会聚，朝廷担心有恶少藏伏其间作乱，遂诏举京朝官一员监场，“管勾本场烟火公事，许断杖以下罪”；桥口镇原设有巡检兼烟火公事，因巡检需巡回检查，“每遇差出，本镇动是十日半月无人弹压，及领接日逐相争斗打公事”，遂诏置桥口镇监镇一员，“主管烟火公事”。
镇寨场烟火公事始设时间不详，至少北宋仁宗时已存在。天圣四年（1026），西京河南府《龙门佛龛题名》已有“本镇烟火”记载。仁宗庆历年间，范仲淹推行新政，并省县邑，将河南府颍阳、寿安、偃师、缑氏、河清五县降格为镇。而由“逐镇令转运司举幕职、州县官使臣两员监酒税，仍管勾烟火公事”可知，这五个由县降格的镇，皆设有烟火公事。
降格镇设有烟火公事，其他镇及同级别寨场是否同样设有？相关史料没有总括性记载，只能从个案分析入手。以记载相对集中的《吏部条法》及《宋会要辑稿》为例，两书共记载76处镇寨场烟火公事，其中17处属于降格镇，其余皆属常规镇寨场。烟火公事在宋代职官体系中处于边缘位置，史书常常失载，《吏部条法》《宋会要辑稿》所记仅是冰山一角。如宋代盐场，“国朝，旧有支盐场官不系在州县者，并令兼管烟火公事”，但《吏部条法》《宋会要辑稿》仅记载8处盐场烟火公事。
总体而言，镇寨场烟火公事设置主要基于人口规模，因为人口规模一般与民政事务数量成正比。前述人口规模较大的秀州澉浦镇、湖州乌墩镇、平江府江湾镇、潭州永兴场、潭州桥口镇、韶州岑水场、雅州碉门寨等，皆设有烟火公事。没有烟火公事的镇寨场，一般也会基于人口规模申请设置。如绍兴七年，建宁府麻沙镇“依湖州新市镇例，差京朝官一员充监镇、监务，兼烟火公事”，理由是麻沙镇“居民繁盛”。绍兴十四年，湖州四安镇“依乌墩、梅溪镇例差京朝官”，理由也是四安镇“人烟繁盛，不在梅溪、乌墩之下”。镇官只有兼烟火公事，才有资格治民。像梅溪镇，政和四年（1114）以前，“镇监官不管辖监中烟火，居民略无畏惮”，为了治民，才“令本镇监官就兼烟火公事”。镇寨场烟火公事以镇官兼职为主，但少数人口规模很大的镇，有时也设有专职烟火公事。如蜀州新渠镇，“人户近千余家”，曾专差武臣一员，“主管烟火公事”。绍兴府枫桥镇，也曾“专差文臣一员”，主管烟火公事。
宋代乡村也广泛存在烟火公事。宋代“镇市内保甲，毋得附入乡村都保”，镇寨场与乡村管理分野比较明显。宋代乡村烟火公事首见于神宗熙宁八年，“凡盗贼、斗殴、烟火、桥道等事，责都副保正、大保长管勾，都副保正视旧耆长，大保长视旧壮丁”。“都副保正视旧耆长”，意思是耆长原来职责与都副保正一样。《作邑自箴》也记载：“耆长只得管干斗打、贼盗、烟火、桥道等公事。”
南渡以后，乡村烟火公事记载逐渐增多。乾道八年，户部尚书杨倓在谈及役法时追述：“在法，乡村盗贼、斗殴、烟火、桥道公事，并耆长干当。”“在法”，表明管干烟火公事是耆长的正式职责之一。淳熙九年（1182），朱熹也说：“在法，保正副管干乡村盗贼、斗殴、烟火、桥道公事。”宋代乡村组织经历从里制到都保制的转变。里制时代，耆长担负管干乡村盗贼、斗殴、烟火、桥道公事。都保制时代，“都副保正视旧耆长”，仍然负责管干乡村盗贼、斗殴、烟火、桥道公事。不过，宋代里制和都保制更替并非整齐划一，在相当长时间内，二者在不同地区往往同时并存，如杨倓所说，“今欲有耆长处依旧例，无耆长处保正同”。
“管干乡村盗贼、斗殴、烟火、桥道公事”是宋代耆长/保正职能的正规官方表述。不过，这种罗列式描述显得烦琐。实际应用中，诸事项顺序可能会相互颠倒，甚至会省略部分事项。绍兴十九年，秦桧言：“保正、耆户长元立法，止令管烟火、桥道。”绍兴三十二年，臣僚奏请两淮“每都量留保正一名”，“管干烟火等事”。隆兴二年（1164）诏书：“诸充保正、副依条只合管烟火、盗贼。”绍熙中，程洵也说：“耆长……以供烟火。”庆元元年（1195），徐谊则说：“保正、副所职，在于烟火、盗贼、桥梁、道路。”庆元三年南郊赦文：“保正、副依条止掌烟火、盗贼、桥道等事。”庆元五年，右谏议大夫张奎言：“乞行下州县，保正止许干当本都贼盗、斗殴、烟火公事。”赵彦卫《云麓漫钞》：“耆长，掌盗贼烟火之事。”章如愚《群书考索》：“元丰旧法……耆长管烟火。”从以上各种不完整列述来看，烟火公事显然是宋代耆长/保正最重要的职责。当需简化叙述时，宋人往往直接省略为“烟火”。
二、宋代烟火公事的职责
宋代烟火公事职责，相关文献并无明确记载。值得注意的是，“烟火公事”最早也被称为“人烟公事”。这一信息非常关键，说明烟火公事重点不在“火”，而在与烟火具有同位关系的“人”。烟火公事总体职责是治民。现存最早也是目前所见唯一记载宋代烟火公事职责的是元人袁桷，他在《鄞县小溪巡检司记》中说：“小溪镇，宋元丰置焉……以监酒税烟火得名。治平元年，罢酒税以便民，独掌烟火。凡言烟火，职民讼、水火、盗贼。”小溪镇烟火公事，开始是监酒税官兼职，后来演变为专职，即“独掌烟火”。从袁桷记载看，宋代烟火公事职责是“职民讼、水火、盗贼”。民讼、水火、盗贼，皆不在厘务官各种专业事务之中，而是属于宋代民政范畴。因此，宋代烟火公事总体职责应为治民。
从宋人表述和袁桷所言可知，宋代烟火公事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烟火是民讼、斗殴、水火、桥道、盗贼等民政职责总称；狭义内涵可大可小，最小内涵当是与盗贼、斗殴、桥道等诸事项并称的烟火。广义其实是最狭义逐渐统摄诸事项的结果。最狭义烟火为何能够统摄诸事项？这是因为最狭义烟火在诸事项中最为重要，当需要简化叙述时，往往只说“烟火”。吕祖谦将京城“烟火、盗贼公事”称为“烟火之事”，程洵说耆长以供烟火之役，《群书考索》所言“耆长管烟火”，都是简化的结果。当简化成为社会习惯，狭义烟火就变成广义烟火，所以“烟火公事”在宋代往往用以指代广义烟火。如鄂州蒲圻县新店镇的钱弼，行述只说他负责“鄂州蒲圻县西尉兼新店莼湖市镇烟火公事”，没有提及“盗贼”；但《宋会要辑稿》所记却是“（蒲圻县）西尉仍兼鄂岳州蒲圻临湘新店市镇莼湖盗贼烟火公事”。可见宋人所说“烟火公事”，往往包含“盗贼”在内。
不过宋代狭义烟火的内涵非常模糊，往往随着列述事项差异而不同。比如耆长/保正职责，完整表述是“管干乡村烟火、斗殴、盗贼、桥道公事”，但宋人又常说“只合管烟火、盗贼外，并不得泛有科扰差使”，“自管干烟火、警慑盗贼之外，无他事也”。显然，前句烟火不含斗殴、桥道等事，而后句却又包含。袁桷的烟火定位包括盗贼，但宋人则习惯将烟火与盗贼并称。因此本文权将狭义烟火理解为盗贼之外其他民政事项，具体指：人口居住、流动信息，民讼决遣，桥道、水火信息收集与上报。
首先是人口居住、流动信息。范仲淹所说“人烟公事”，显然包括人口在内。元丰六年思广峒纳土归顺，即“具到人烟户千四百一十七、口六千二百六十三”。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人口与烟火本就有内在关联。在传统农业社会，每家每户日日均须生火做饭，象征炊烟的“烟火”常被用来借指居民人家。国家治理中，人口信息最为关键。之前由州县衙门负责管理人口信息，但宋代随着人口信息复杂化，单靠州县衙门已不足以应付，于是烟火公事逐渐扮演起辅助管理者角色。宋代兵马都监/监押兼任城市烟火公事，其中就包括人口信息管理。绍兴元年，绍兴府通判朱璞认为“绍兴府街市乞丐稍多”，于是“乞委都监抄劄五厢界应管无依倚流移病患之人”。临安府也有类似举措，绍兴三年诏：“行下诸厢地分都监，将街市冻馁乞丐之人尽行依法收养。”抄劄、收养流动人口都是人口管理职责体现。淳熙八年，朱熹提举浙东常平，曾专门弹劾绍兴府都监贾祐之抄劄饥民不力，致使“阙食细民及流移到府之人”，“多有不实不尽”。
兵马都监/监押本质是军事岗位，他们负责人口信息管理，显然是因为兼任烟火公事。耆长/保正首要职责是管干烟火，但绍兴二十九年，户部却言：“在法，保正、副系于都保内通选有行止材勇、物力最高者二人充应，管干开收人丁、觉察盗贼者。”所谓“开收人丁”，是指人口增减情况，既包括本都内部自然增减，也包括本都与外都之间迁入、迁出。保正，“遇有事故，如外来及进丁，限五日申举开收、分并”。迁入（外来）、进丁需要开收；迁出、减丁也需开收，如“百姓以疾疫死亡、以饥饿流移者”即需“开收”。对比保正职责常规表述，“开收人丁”对应正是“烟火”。
朱熹常说宋代耆长/保正职责是“管干乡村盗贼、斗殴、烟火、桥道公事”但在规划经界时，却说保正“只管烟火”。在经界这一特定语境下，不提盗贼、斗殴、桥道是合乎逻辑的，但为何要求“只管烟火”？原因是这里“烟火”是指人口信息，因为人口信息与经界有直接关联。宋代户籍与地籍分离倾向十分严重，经界必须弄清楚土地主人是本都人还是外都人。管干烟火是指人口信息管理，从宋代户长常常违规代行耆长/保正职责也能看出。嘉泰四年（1204），有臣僚言：
差役论烟爨去处以为出入之乡都，法也……户长之专掌催科，一税一更替，亦法也。今为一年之户长，则有二年之烟火……其户长专司催科，一税一替，或州县抑令代纳逃亡、管干烟火、违法科扰之类，并许民间越诉，将违戾官吏重行罪罚。
其次是袁桷所说的“民讼”。“监镇带烟火公事去处，得以受理民讼”， 宋代监镇官只有兼任烟火公事，才有资格受理民讼。绍兴末，鄂州武昌县令薛季宣请求南尉兼金牛镇烟火公事，理由就有“村民有所赴诉”。庆元中，尚振藻监蕲州蕲口镇兼烟火公事，“听讼决事，举得其平”。嘉定中，张淏监安庆府枞阳镇兼烟火公事，“剖决民讼，毫分缕析，多得其情”。乡村同样如此，耆长/保正职责最常见表述是烟火与盗贼并称，但宋代《国史》也记载“耆长主盗贼、词讼”。可见宋代狭义“烟火”也可对应“词讼”。
民讼起因自然是彼此有纷争，所以“讼”往往与“斗”相关联，“斗讼律者，首论斗殴之科，次言告讼之事”。斗讼律又名斗竞律。烟火公事民讼职能事实上包括“斗”与“讼（竞）”两方面。宋代开封府“烟火之事”主管者，熙宁前称厢主，熙宁后称都厢，不仅级别有所调整，职责表述也有差异。熙宁之前是“凡烟火盗贼”，“自笞以下皆得区分”，熙宁以后是“自斗讼贼盗杖六十而下皆决之”。从前后表述对比来看，“烟火”正对应“斗讼”。镇寨烟火公事，对“斗竞公事”，能够“以笞行决”；盐场烟火公事，也可“许决本场亭户等斗讼公事”。耆长/保正职责中的“斗殴”事项之所以常被省略，应该也是因为宋代狭义烟火包含“斗”的一面。
最后是桥道、水火信息。桥道指桥梁、道路。宋代烟火公事应不需要承担桥梁、道路修缮，而是要负责桥梁、道路损毁信息上报。水火，当指水灾与火灾。烟火公事并非要承担水灾、火灾防治，而是负责收集、上报相关信息，即“其有水火挻灾，人民离散者，当禀白州郡”。比如火灾，开封府厢主负有烟火之责，“每遇有遗火去处，则有马军奔报军厢主，马步军、殿前三衙、开封府，各领军级扑灭”。厢主只负责收集、上报火情信息，实际执行防火的是其他机构。
事实上，针对火灾防范与管理，宋代有专门术语——“潜火”。洪迈说“今人所用潜火字，如潜火军兵，潜火器具，其义为防”刘昌诗也指出宋代“州郡火政必曰潜火”，可见潜火军兵、潜火器具就是专门，用以防火、灭火。当然，宋代专门的潜火军兵并没有普及至所有城镇，因此，没有专门潜火军兵的城镇，当地驻军主管者负有灭火之责。根据当时失火管理法令（失火敕）“诸在州失火，都监即时救扑”，镇寨官救火职责则比照州都监。而都监、镇寨官，又常兼烟火公事，看起来很难分清灭火是都监、镇寨官本身职责，还是烟火公事兼职身分职责。实际上，灭火之责与烟火公事身分无关，因为不兼烟火公事的镇寨官也需执行失火敕。
烟火公事总体职责为治民，还可从镇寨场负责烟火公事官员所处的管理序列中看出。镇寨场官一般属厘务官，与之对应的称亲民官。所谓“亲民”，指的是“理治百姓”。厘务官一旦兼任烟火公事，即可理亲民资序，具备治民资格。镇寨场官“兼本镇烟火公事”，则“系亲民”，“与县官相妨”。宣和四年（1122），知平阳府商守拙奏：“切详诸路州郡所管县镇多寡不同”，“其逐镇居民人烟”，“各有知镇或监官，并管烟火贼盗，注亲民资序”，“乞于前项条内‘州县城外’字下添注入‘镇寨有监官兼烟火公事处同’一十二字”。该奏议最终得到宋廷允准，宋代镇寨官兼烟火公事者属亲民官，在全国范围内得到正式确认。
因为需“理治百姓”，宋廷对烟火公事官素质要求比一般厘务官更高。比如嘉兴府青龙镇，“最为繁剧去处”，“自来监官兼本镇烟火公事，系吏部差注京朝官”，需要为官者“通文法吏事”。因为烟火公事职责在亲民，淳熙五年，吏部侍郎程大昌对烟火公事兼职官的任职资格作出新规定，任职者需当面“读律”，接受质问，如果不通晓，则罢免任职资格。朝廷进而下诏：自今监镇兼烟火公事者，“再令读律”，长官详加考察。相反，如果镇寨场厘务官“不带烟火公事”，则“不系亲民”，没有资格理治百姓，即“非亲民不许科决杖罪”。不过，需要注意的是，由于烟火公事在整个宋代职官体系中始终处于边缘位置，历史叙述常有遗漏，从而导致不带烟火公事厘务官也能治民的假象出现。如《庆元条法事类》说“诸镇寨官，差亲民文臣者，听决城内杖以下罪”，似乎宋代文臣治镇寨民不用兼带烟火公事。事实并非如此，如乌青镇“多差文臣京官”，但系衔也须“兼烟火公事”。
烟火公事总体职责为治民，与传统治民机构州、县衙如何分工？大致而言，烟火公事在宋代民政事务管理中处于辅助地位，负责处理较轻的日常民政事务，重要民政事务归州县衙门。如民讼，宋代城市烟火公事一般只能决笞或杖以下轻罪，如开封府，“凡民有斗讼事，轻者得以决遣”，具体而言，前期厢主“诸公事自笞以下皆得区分”，后期都厢“自斗讼贼盗杖六十而下皆决之”；镇寨场能够决遣民讼更轻，“凡杖罪以上并解本县，余听决遣”。
乡村烟火公事权力又远低于城镇，只能处理最低层次民政事务。建隆三年诏书曰：“乡村内争斗不至死伤，及遗漏火烛无指执去处，并仰耆长在村检校定夺，不在经官申理，其县镇不得差人团保，令（今）后应前件小事，无人（入）词讼，官中不得勘结。”诏书说得很明白，耆长只能管理乡村民政事务的“小事”。词讼有大有小，“无人词讼”《宋会要辑稿》点校者认为当是“无入词讼”，实际应为“无大词讼”。开宝七年（974）废乡为管时，明确耆长“主词讼”。显然，耆长所主只能是小词讼。“夫民必有争而后刑（形）于讼”，“讼之所起，始于其乡而达于其邑”，“乡村内争斗”，可以看作“词讼”另一种表达。明代基层社会设有老人，职责是“以理民事，以助官府之不及”，老与耆意思相近，明代老人之设或受宋代耆长启发。
正因烟火公事在民政事务管理中仅处于辅助角色，如果烟火公事权力过重，必然引起州、县衙门及维护正常行政秩序的监司官员不满。北宋开封府升厢主为都厢，所理民讼从“自笞以下”上升到“杖六十而下”。“杖六十而下”的民讼虽仍属较轻民事纠纷，但已引起开封知府刘庠不满，上奏“乞罢勾当左右厢公事官”。绍兴十四年，有大臣上奏，指责各路监镇官领烟火公事者司法权过重，“擅置牢狱”，收监平民，要求他们“止领烟火公事”，“其余婚田词诉，并不得受理”，更不许“擅置牢狱”，指出需对烟火公事权力进行限制。可见一旦烟火公事处理的民政事务稍重，就会引起州县衙门反弹。总体而言，宋代烟火公事处理的都是较轻的日常民政事务。
三、烟火公事背后的宋代社会变局
从宋代国家治理体系来看，烟火公事处于最末梢，看似无足轻重，以至史料中对其语焉不详。但对普通大众来说，烟火公事又与其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烟火公事出现背后隐含宋代社会诸多变化，可总括为社会自由化，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人口自由流动、商品自由流通、土地自由流转。
人口自由流动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空间自由流动，二是职业自由流动。无论是空间流动还是职业流动，都既可以是暂时性的，也可以是永久性的。一般来说，兼职工作既涉及暂时性空间流动，也涉及暂时性职业流动，像宋代岳州农民，“自来兼作商旅，太半在外”。空间永久性流动表现为户籍迁徙。宋代户籍有主户、客户之分。主户自始至终有自由迁徙权，“侨寓杂处，散于四方”，“邑里不告讦，门关不诃问”。主户迁徙，入新籍的环境很宽松，“转徙四方”，“居作一年，即听附籍”。入新籍一般是买田立户，创立新户时，只需声说“某年月日于某乡里某人户下置到田产立户”。客户迁徙权获得经历一个过程。北宋前期，法律规定“私下分田客非时不得起移”，想要迁徙，必须主人“给与凭由”。仁宗天圣五年，宋廷颁布新规：“自今后客户起移，更不取主人凭由。”客户从此取得基本迁徙权。职业永久性流动多表现为农民脱离农业，转而成为非农职业者，即“自农转而为士、为道、为释、为技艺者”。从流动性来说，非农职业者流动性远高于农民，“惟其百工技艺，无事种艺，游手浮食之民，然后可以怀轻资而极其所往”，“农人释其耒耜而游于四方，择其所乐而居之”。宋代流动性人群规模非常庞大，“工商技巧之民，与夫游闲无职之徒，常遍天下”，“琱琢之工、游靡之商、府吏胥徒之类，医巫卜祝、声乐之伎，合而言之，无虑数百万”。从流动目的地来说，城镇是最主要目的地，“徙家城市去”，“天下之民，转徙无常，惟其所乐，则聚以成市”。
商品自由流通与人口自由流动有着内在关联，“商品经济要求劳动力自由流动”，“具有经济自由的性质”。商品自由流通体现在两方面：一是区域之间自由流通，二是城市内部自由流通。宋朝内部区际商品流通基本畅通无阻，“惠通商贾，懋迁万货”，“四方之商贾，交出于途，而万货无所滞”。与区域之间自由流通相比，宋代城市内部商品自由流通更具划时代意义。宋以前，城市商品流通有严格空间限制。城郭之内，坊与市严格分开。坊是居民区，“每坊各有墙围，如子城然”，“坊内皆常居之民”，市是商业区，“官中为设一去处，令凡民之卖买者就其处”。不仅空间有限制，时间也有限制，“凡市以日午，击鼓三百声而众以会；日入前七刻，击钲三百声而众以散”。宋代城市商品流通空间、时间限制皆不复存在，临街房铺，随处皆可开店，“家家自各卖买”，“夜市直至三更尽，才五更又复开张”。宋代商品流通自由化及由此衍生的商品，经济跨越式发展，甚至被国内外很多学者称之为“商业革命”。
与人口自由流动、商品自由流通一样，宋代土地流转也出现革命性变化。宋之前的井田制（先秦）、名田制（秦汉）、均田制（北魏隋唐），本质都是限制土地自由流转。宋朝“不立田制”、“不抑兼并”，土地自由买卖，交易频繁。“田宅无定主，有钱则买，无钱则卖”，“人家田产只五六年间便自不同”。宋代土地流转速度、规模究竟如何，很难有确切统计数据。葛金芳据绍兴府土地交易税，推算宋代土地流通率达到20%，即“一年之中约有五分之一的耕地进入流通领域”。周龙华同样根据宋代土地交易税，估算出当时“每年土地交易量大约占土地总面积的8.5%至10%”。无论是20%，还是近10%，宋代土地流转速度与规模，都非常惊人。
土地自由快速流转衍生两大问题：一是地块零散化，二是人地关联复杂化。频繁交易过程中，地块必然越来越零细、分散。所以，“大率人户置田，必散在诸处”。由于对交易对象没有任何限制，久而久之，人地关联变得异常复杂，至少有五种情况：一是烟火户，户籍、地籍皆在本乡，陆九渊知荆门军，“修烟火保伍”，就是针对此类户口；二是诡名户，户籍、地籍虽皆在本乡，但户主信息是虚假的；三是僵尸户，户籍、地籍虽皆在本乡，但户主早已迁徙或逃亡；四是外来寄庄户，地籍在本乡，户主“居于外都”，即“外乡人户寄庄田产”；五是外出寄庄户，户籍在本乡，地籍在外乡。
上述三大变局相互关联，进而形成叠加效应，导致宋代社会事务出现膨胀性增长，社会管理逐渐由粗放走向精细。人口自由流动与商品自由流通，城镇是主要结合地。“宋朝以活跃的商品经济和繁华的城市生活、比较自由的市场制度和对外贸易政策”著称于世，“市民的人身自由、迁徙自由、经商自由和外贸自由也较前朝为高”，“比中国的其他朝代更有机会开创一个新的时代”。宋代这种新情况的出现，必然导致前所未有的社会管理难题。宋代城镇遍设烟火公事，就是为了适应新的社会管理需要。
宋代无论城市烟火公事，还是镇寨场烟火公事，均是管理一般性社会事务。宋代一般性社会事务，看似重要性有限，实则数量极其巨大，如果都由州县衙门处理，州县官员根本无从应付。同样地，人口自由流动、土地自由流转，导致宋代乡村社会事务管理难度大增。朱熹对此有清晰认识：“有田之家一处受田，一处应役，彼此交互，难相统一。官司既难稽考，民间易生弊病，公私烦扰，不可胜言。”人与地一一对应，简单明了，管理自然容易；人与地错位，管理自然不容易，错位越严重，管理难度越大，以至“公私烦扰，不可胜言”。宋代乡村烟火公事的设置，显然是为了适应乡村社会新局面。
在任何时代，人口、商品、土地等要素的流动、流通、流转速度，都与社会事务规模、政府管理精度成正比。要素流动的速度越快，衍生的社会事务就越多，对政府管理精度要求就越高。宋朝社会自由化程度在中国古代社会无疑是非常醒目的，无论是城市、镇寨场，还是乡村，新增社会事务都是空前的。以烟火公事主要职能之一“词讼”为例，人口自由流动、商品自由流通、土地自由流转引发宋代“词讼”量暴增。程颐说村酒肆“聚闲人”，“致词讼，藏贼盗”，城市、镇寨聚集“闲人”变多，所致“词讼”自然随之增多。楚州盐城县冈门堰市，“居民日繁，商旅所聚，恶少纵横，斗讼滋多”。荆南府石首县藕陂市，“商贾所聚，斗讼烦多”。城市、镇寨不仅有流动的商人，还有流通的商品，“百货之所阜通，故多争斗之讼”。土地自由流转尤易引发“词讼”“逐时人户交易田土，投买契书，及争讼界至，无日无之”。土地流转采取正规红，契交易还好，若是私下无契或白契交易，则更会引起“无限争讼”。
地权固化与地权频繁流转对词讼数量有着不同影响，元初胡祗遹对此认识深刻，“地著而民和，至于一切纷乱词讼，皆无自而起……田不隶官，豪强者得以兼并，游手者得自货卖……日且一日，千年田换八百主。交易若是之烦……狱讼万端，繁文伪案，动若牛腰，一语抵官，十年不绝”。在胡氏看来，地权不流转，词讼便无从而起，地权流转越频繁，越是“狱讼万端”、永无宁日。随着社会事务日益膨胀，社会精细化管理需要不断增强，迫使宋廷不得不对社会管理体制进行调整。宋朝采取的调整方式是“抓大放小”，即原有亲民机构（州衙、县衙）管理重要民政事务，烟火公事管理相对细微化民政事务。宋朝广设烟火公事，既是适应社会巨变需要，也是社会巨变的结果。
宋朝“比中国的其他朝代更有机会开创一个新的时代”，其社会自由化明显具有超前性，烟火公事兴盛与宋代社会情况相辅相成。宋元鼎革，元廷推行诸色户计和“配户当差”等措施，导致宋代以来的社会自由化进程被打断。烟火公事在宋以后销声匿迹，同样是社会自由化进程中断的结果。
结 语
烟火公事广见于宋代，城市、镇寨场及乡村普遍设有兼职或专职烟火公事，但宋之后再未见有烟火公事的身影。长期以来，人们多从“火（火烛、火炬、火灾）”的角度理解烟火公事，致使烟火公事具体职责长期晦暗不明。深入爬梳宋人语境中“烟火公事”，其所呈现情景与传统理解大不相同。宋代烟火公事总体职责是治民，狭义包括人口信息管理、民讼决遣、桥道及水火信息收集与上报等；广义还包括盗贼防治。在烟火公事诸事项中，最小内涵“烟火”实则最重要，所以能够逐渐统摄其他事项，最后形成广义的烟火公事。在整个宋代民政事务管理体系中，烟火公事始终扮演辅助角色，处理一般日常民政事务，重要民政事务仍归州县衙门。
历史场景是多姿多彩的，但我们透过文本看到的历史往往显得单调、片面，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即在于历史书写有意无意忽略边缘与日常。重返历史场景，让历史重新变得丰富多元，难点或许不在于聚焦重要制度的影响和精英人物的政治行为，而在于重新发现官民直接交接的边缘性制度和普通民众日常活动。宋以降很少受人关注的烟火公事，其实是皇权向基层和日常生活渗透的一种新尝试，具有特殊历史意义。“烟火”本身就意味着“日常”，基层不仅有乡村村民日常，也有城镇市民日常。传统皇权向乡村渗透向来受学界关注，但向城镇基层渗透很少有人注意。烟火公事在推动宋代基层治理走向精细化的同时，也使国家权力触角逐渐深入市民与村民的日常。可惜，随着宋朝灭亡，颇具开创意义的“烟火公事”，亦随之消逝于历史长河中。
（作者廖寅，系河北大学宋史研究中心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