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天岳 闫波桥：北美独立战争期间法英海上争霸
1774年，当法王路易十六从其祖父手中继承王位时，北美独立战争导火索刚刚被点燃；1789年法国大革命爆发，又恰逢美国首任总统乔治·华盛顿宣誓就职。可以说，北美独立战争进程正好跨越整个路易十六时代。这位有着“海军复兴者”之称的法国国王援助北美殖民地的各项举措，被许多西方学者视为法美“传统友谊”的起源。然而，法国援助北美殖民地的根本目的是与英国争夺海上霸权和殖民地。
法国和英国同为早期全球化进程主要参与者、推动者和受益者，也因此展开世界范围内的竞逐。从路易十四到拿破仑时代，法英两国对海权的争夺日趋激烈，海军逐渐成为左右战争胜负和国家政策的重要力量。七年战争使英国成为最大赢家，法国不仅被迫让出加拿大，还不得不从印度撤出，只保留了5个市镇。此后法国一直渴望复仇，北美逐渐成为法英两国的角力场。北美独立战争爆发彻底改写了历史，此战战场不仅在北美殖民地，同时也随着法国海军的航迹延伸到英吉利海峡、地中海、 西印度群岛、西非乃至印度。
北美独立战争中法国海军与法英争霸问题得到国内外学界持续关注。早期代表作包括法国学者舍瓦利耶的《北美独立战争期间的法国海军史》和拉库尔-盖耶的《路易十六时代的法国海军》，两部作品系统考察了法国海军组织、调动与战斗等问题，尤其注重分析海战过程与结果。美国著名海军理论家马汉的《海权对历史的影响：1660—1783》，注重分析海军战略在法英争霸中的体现。美国军事史家达尔的《法国海军与美国独立》，详细考察了海军之于法国外交政策及大西洋两岸政治形势的影响。随着戈德肖、帕尔默等法、美学者提出“大西洋革命”概念，大西洋史、全球史等新史学领域方兴未艾，国际学界逐渐将北美独立战争纳入法英等欧洲强国全球争霸视野中，就战争规模、时空范围、国际影响等问题展开研究，如塔奇曼详细分析了法国、西班牙、荷兰等出于同英国的殖民旧怨而选择支持美国，费雷罗的《友军》强调法、西联合军援对战争结果的重要影响，上述成果为这一经典主题开拓了可供挖掘的空间。
国内学界对北美独立战争期间法国援美抗英活动关注较早，但鲜有专题研究。王晓德认为，法美结盟建立在共同对抗英国的现实利益之上，是美国早期外交一大胜利。其他相关中文论著大多以美国为分析对象，相对忽视法国视角。
本文在梳理总结前人研究成果基础上，充分利用法、英、美三国政府档案与外交档案，辅以书信、时人著作、年鉴等原始文献，透过法国海军视角考察北美独立战争与法英海上霸权争夺的关联，力图揭示这场援助北美殖民地的行动在法英关系流变中的特殊意义，及其对近代国际格局演变产生的重要影响。
一、北美独立战争爆发与法国海军援助决策的确定
近代以来，法国为谋求欧洲乃至世界霸权，致力于发展海外贸易，积极从事殖民扩张活动，与海上近邻英国间军事冲突不断加剧。路易十四治下的法国投入大量资源建设海军，17世纪后期一度战胜西班牙、荷兰、英国等传统海上强国。然而，作为典型的陆海复合型国家，法国同时面临两个方向的机遇与威胁：于战略扩张期，往往同时觊觎欧陆称霸和海外殖民；至战略收缩期，“只能别无选择地在海陆两向进行战斗，既要组建庞大的陆军以对抗奥地利或普鲁士侵袭，又必须建造一支可与英国匹敌的海军”。路易十四晚年长期陷入陆上领土纷争，海军建设逐渐废弛，与英国海上交锋负多胜少。诚如布罗代尔所言：“法国地处欧洲的中心，利于进行大陆战争；至于它的海上活动，却因其地理位置而受累不浅。”特别是在英法七年战争中，法国海军遭到毁灭性打击，致使防守空虚的法属北美、印度大片殖民地被英国攻占，这是法国最终输掉战争的重要原因之一。
七年战争后签订的《巴黎和约》，基本剪除了法国在北美大陆与南亚次大陆的殖民势力，在将英国送上海洋霸主宝座的同时，严重影响了法国经济利益与国际地位。路易十六时期的外交大臣韦尔热讷伯爵（Charles Gravier, comte de Vergennes） 在致国王的信中忿忿地回忆道：“1763年那一纸令人蒙羞的和约，给世界各国留下法国既无军力又无资源的观感……各国不再向法国求教，甚至对法国的臧否完全置之不理。一言以蔽之，曾经欧洲最强大的法国已变成绝对的无用之徒。”
“饱尝《巴黎和约》的耻辱后，法国国内出现‘必须重振海军’的一致呼声。”法国政府以社会上反英情绪为契机，加强对殖民地与海洋事务的关注。此外，根据《巴黎和约》协定，法国仍保有数个西印度岛屿和西非、印度洋沿岸一些殖民据点，并享有在加拿大东海岸的捕鱼权，“为其提供了恢复海运、贸易和海军的可能性”。面对常年财政赤字，海军大臣舒瓦瑟尔公爵（Étienne-François, duc de Choiseul）号召民众捐资造舰，成功吸引社会各界为海军建设慷慨解囊：“得益于各省市以及各同业公会的自愿捐助，海军部得以在数月之内新增15艘战列舰。”其中不少战舰如“巴黎城”号（la Ville de Paris）、“朗格多克”号（le Languedoc）、“布列塔尼”号（la Bretagne）、“勃艮第”号（la Bourgogne）、“马赛人”号（le Marseillais）等，后来都出现在北美独立战争战场上。
“捐舰运动”后，法国海军虽已蹒跚走出七年战争窘境，但依旧“犹如暴风骤雨后打捞起的沉船”，难与英国抗衡。有鉴于此，路易十五后期法国只得奉行温和的对英政策。在面对1770年英西“福克兰危机”时，舒瓦瑟尔因主战被革职，作为西班牙传统盟友的法国未敢借机对英宣战，海军建设也陷入困顿。然而，法英间的矛盾难以化解，俟法国海军实力进一步恢复后，双方仍会不可避免地再起战端。北美独立战争爆发，恰好为法国复仇计划提供了历史性机遇。
以舒瓦瑟尔为代表的法国政治家很早就关注英国与北美13个殖民地的矛盾，他“成功预见英属殖民地起义，并坚信这会给法国提供一个洗清战争耻辱的良机”。路易十六继位后不久，北美独立战争即告爆发。对此，同为主战派的外交大臣韦尔热讷认为：如果法国隔岸观火，形势严峻的美国革命很可能失败，抑或通过谈判与英国妥协；即便革命成功，不甘失败的英国仍可能调动集结完毕的海陆远征军，转而攻占富庶的法属西印度群岛以弥补损失。他进一步指出：“如果希望卓有成效地支持北美殖民地的斗争”，使之完全脱离英国并接受法国保护，“就必须下定决心开展援美行动”，“甚至做好短期内与宿敌英国发生正面冲突的准备”。韦尔热讷的观点得到路易十六首肯，逐渐演变为法国政府应对美国革命的指导意见。法国外交档案中的记录，为后人观察与理解时局保留了可供参资的注脚：
法国面临的是一种时不我待的境况。此时大家思想高度一致，都感到需要尽早实现和平，休养生息。但是，法国作为欧洲强权，如果任凭此次削弱英国的绝佳机会溜走，那它非但无法再寻得这样的机会，还将不可避免地失去它的商贸、海军以及海外领地。
与此同时，渴望获得军事援助的北美革命者也谋求与法国建立联系。由于13个殖民地均集中在大西洋沿岸，且许多重要城市位于海滨或河口，海军优势显得至关重要。英国海军在七年战争后号称“世界无敌”，可严密封锁北美海岸，各殖民地临时组建的武装船队显然难以望其项背，“最后不得不拱手交出海洋”。1777年7月25日，北美大陆军总司令华盛顿在致大陆会议议长的信中充满忧虑地写道：“敌军舰船实力惊人，更兼制海权之优势，每每想来，深为所困，战局亦难可逆料。”不久，随着革命首府费城失陷，北美大陆军困守福吉谷，争取外援特别是海军援助已迫在眉睫。遍观当时欧洲海上强国，与英国素有旧怨的法国自然成为革命者首选。
早在1776年，大陆会议就派遣富兰克林率团访法，开展各种外交活动和政治宣传，尽力争取法国各界支持。然而，法国政府若决意对英国下战书，除了民间复仇声浪和法美结盟的外交考量外，作为战争利器的海军舰队是否足以与英国争锋，也是路易十六和韦尔热讷等决策者需要考虑的关键因素。
路易十六即位当年，英国有142艘战列舰，其中72艘已做好战斗准备；而法国海军共有64艘战列舰，只有34艘可以直接投入战斗。在军需物资方面，舒瓦瑟尔时期贮存的木材、麻绳和帆布等海军储备品已消耗殆尽，整体实力尚无法同英国海军抗衡。故北美独立战争初期，法国仅通过一些以民间名义设立的公司，秘密向北美运送武器装备、军需物资和资金，并暗中向美国私掠船开放法国本土和法属西印度群岛港口，以干扰英国海上贸易。尽管法国的秘密援助推动北美革命者取得萨拉托加大捷，但无法扭转被英国海军严密封锁的不利战局。
随着北美独立战争的发展，英国动员更多海陆军事力量，威胁法国殖民地和海上贸易安全，法国海军的经武备战迫在眉睫，得到法王高度关注。“自幼热爱地理和探险故事，让路易十六对海军有着特殊兴趣爱好。”海军大臣萨尔蒂内（Antoine de Sartine, comte d’Alby）在致大西洋舰队司令奥维利耶（Louis Guillouet, comte d’Orvilliers）的信中写道：“请相信，陛下确实在为我们的海军事业殚精竭虑。”在路易十六大力支持下，萨尔蒂内一面整顿海军纪律，一面加紧修舰造舰、充实物资储备，切实提高法国海军战备水平。1775年6月，路易十六批准为海军追加拨款400万里弗，不久又任命瑞士银行家内克（Jacques Necker）取代反对干预北美独立战争的财政大臣杜尔哥（Anne Robert Jacques Turgot），通过发行政府债券暂时平衡了财政收支。这一举措使法国财政短期内转危为安，从而得以进行渴望已久的对英复仇战争。海军预算从1774年的4267.3万里弗，跃升至1778年的8515.3万里弗，路易十六也因此享有“海军复兴者”（le Restaurateur de la Marine）称号。
在充裕的资金支持下，法国海军实力逐年增强。除布雷斯特、土伦、罗什福尔等主要军港积极整修战列舰外，圣马洛、洛里昂、马赛等商港也开始建造小型战舰。到1778年初，法国已有53艘战列舰做好战斗准备，且相较于依赖沿海渔业和运输业的英国，法国更容易就近招募本地渔民和商船水手登舰服役。加之战争初期法国海军具有攻敌不备的优势，与英国的差距已一步步缩小。这使路易十六和法国政府深信：已有能力打一场经过充分准备的战争。披阅英方史料，由著名政治家埃德蒙·柏克（Edmund Burke）创办的刊物《年鉴》也在密切关注法国军事动向：“法国仍在观望美洲战局变化，同时也在等待自身海军战备完成——他们正以勤奋的态度在布雷斯特和土伦公开展示这一点——然后才会冒险迈出关键性一步。”两国海军军备竞赛逐渐升级，外交关系也随之降至冰点。
当萨尔蒂内积极推进备战计划时，身为外交大臣的韦尔热讷则持续为法国援助北美革命奔走呼号，两位重臣的活动逐渐形成合力。在海军实力支持下，1778年2月，法国与美国签订友好通商条约，并秘密结为军事防御同盟。盟约第一条便规定：“如果法兰西和大不列颠之间爆发战争，国王陛下和美国应把它当作共同的事业，并像忠实可靠的盟国那样，按照情势需要彼此照应、商议和使用武力相互给予帮助。”法国海军援助北美殖民地的计划已呼之欲出。马汉指出，法美联盟“给美国人带来的好处，是让他们有了最为急需且能与英国抗衡的海上力量”。英法间长期的海上摩擦激化为热战后，路易十六于7月10日致信法国海军元帅称：“王冠的尊严和保护臣民的义务，让朕不得不采取报复行为，视英国为敌国。”同日，法国以“恢复航行自由”的名义正式对英国宣战。法国参战直接威胁到英国在北美的制海权，增强了革命者军事实力，也使战争范围超出北美大陆，演变成一场新的英法海上战争。
对于法国作出参战决策的原因，国内学者大多从国际关系角度加以考察，一般都会首先提及七年战争后法国渴望复仇的历史背景。但在法美结盟的具体问题上，美国方面的作用似乎更受重视。论者多强调1777年萨拉托加大捷使法国政府看到了美国战胜英国的可能性，或津津乐道于富兰克林借此施展纵横捭阖的外交才能，以假意对英和谈为手段“逼法缔约”之事。相较之下，法国自身决策过程并不为人关注，尤其是法国海军在其中的关键性作用，更是罕有论及。实际上，“与美国在战场上的胜利相比，或许造船厂内的工作在法国参战决策中发挥了更大作用”。海军战备成效是法国政府衡量参战与否的重要因素；而英法海军军备竞赛导致两国冲突激化，客观上推动法国从秘密援助北美殖民地到直接抗英的政策转向，也使得北美独立战争的形势由此出现转机。
二、法国舰队援助加速北美殖民地独立
法国加入对英战争后，公开支持北美独立是其主要战略目标之一，这不仅是为履行对新盟友的责任，更是为直接打击英国海上霸权的殖民地基础。援助北美殖民地舰队的派遣计划经过精密谋划后迅速实施。1778年4月13日晚，英法战端未开之时，法国海军中将德斯坦伯爵（Charles Henri Hector, comte d’Estaing）已奉密令，率12艘战列舰、4艘护卫舰与10余艘运输船，载着法国特派全权赴美使节热拉尔（Conrad Alexandre Gérard）从土伦军港航向美洲。据旗舰“朗格多克”号的航海日志记载，安全通过英国控制的直布罗陀海峡后，德斯坦于5月20日上午9时将路易十六的宣战指令晓谕全舰队，并“以庄严的弥撒祈求上帝赐予克敌制胜的力量”。当听到诏令中“以英勇而卓越的行动，为美国人民谋利益，为法王军队添荣誉，以昭示陛下对盟友的庇护”时，法军将士随即发出“国王万岁”的呼喊声。德斯坦舰队不仅有先发制人优势，而且实力较英国的北美舰队更胜一筹，法国首次军事援助北美殖民地行动可谓占尽先机。
德斯坦的目标是分割歼灭英国舰队以掌握制海权，进而拔除英军在北美的主要据点。他计划择机进攻纽约城，因为“纽约是英国力量的中心，它的陷落必然会使战争迅速结束”。然而，由于航程延误，法国舰队直至7月8日才抵达北美。已提前获得情报的英国陆军于6月中旬撤出费城向纽约集结，英国舰队也退入纽约港内加强防御。法舰接近纽约时，因遭到沙洲阻挡而不敢贸然前进，只得暂时将英舰封锁在港中。此举虽未能实现突袭的战术目标，但迫使英军收缩战线，让原本受困于福吉谷的大陆军冲出重围，收复了革命首府费城。
在严密监视纽约英军动向的同时，德斯坦与大陆军保持着密切联系与配合。甫抵北美，他便热情洋溢地致信华盛顿，宣称其麾下法国舰队“将承担光荣使命，并作为与我们美国盟邦友谊的闪耀见证”，还盛赞华盛顿“以卓越才能和伟大行动，向整个欧洲证明了其‘美洲解放者’称号实至名归”。华盛顿自然也投桃报李，不仅很快派出领航员予以协助，慷慨送出牛羊牲畜慰劳法军将士，更在回信中表达了联合作战意愿：“信仰最虔诚的国王派遣舰队远航而来，实令我们喜由心生。……我完全相信阁下会竭尽所能鼎力相助；同时也请您坚信，我方也必将全力以赴。”
此后，根据大陆军方面建议，法美两军首次联合作战地点定在拱卫纽约的纽波特港（Newport）。8月9日，德斯坦指挥法军登陆，但解除封锁的英舰从纽约赶来解围，打乱法美联军的作战部署，迫使德斯坦停止登陆、起锚迎战。正当法英舰队占据阵位准备交战时，却迎来连续数日极端恶劣的天气。“朗格多克”号的航海日志记载：“整整一夜阴云笼罩，狂风骤雨飑飑纷纷。”包括旗舰在内的数艘法舰受损严重，被迫于8月22日航向波士顿整修。大陆军单独进攻纽波特屡屡受挫，最后只得于月底撤出战斗。虽然美方当即派兵保护军港，期待整修完毕的法舰再赴纽约发起会战，但德斯坦遵照密令要求，于11月4日率舰开赴法属西印度群岛海军基地马提尼克（la Martinique），暂时离开北美大陆。对此，华盛顿不无惋惜地评价道：“法国舰队驶抵美洲海岸是件引人注目的大事；但是，许多出乎意料的不利因素严重影响了它的作战活动。”尽管德斯坦舰队在战斗中未能取胜，但这支舰队的到来标志着法国直接援助北美殖民地的开始，坚定了北美革命者争取独立的信心。
1778年6月，以英国卡莱尔伯爵（Frederick Howard, 5th Earl of Carlisle）为首的代表团抵达费城，提出在英帝国框架下给予北美13个殖民地自治与议会代表权等让步条件。但大陆会议坚持完全独立，和谈未果。12月20日使团返回英国，行前扬言将摧毁北美殖民地。大陆会议完全拒绝了卡莱尔和谈使团的提议，意味着英国诱降策略破产。此外，法国舰队开赴富庶的西印度群岛，无异于在美洲开辟了新战场，迫使英国从北美大陆抽调兵力加强岛屿防御，华盛顿所获情报中言及英军“正在筹备一批适用于温暖气候的军装”即为明证。德斯坦此举不但服务于对英争霸的整体方略，也在客观上扭转了战局。传统观点认为萨拉托加大捷是北美独立战争转折点，然而，法国海军的介入，则是由防御阶段转入相持阶段另一不可忽视的因素。
1778年底，英军调整策略，主力在北方据守纽约与华盛顿对峙，同时派出机动部队发起南方攻势，迅速攻占佐治亚殖民地首府萨凡纳港（Savannah），兵锋直指南卡罗来纳。1779年，大陆军再度向德斯坦求援，称在“当前情势下唯有您能将该州人民从苦难中解救出来”。身在西印度群岛的法国舰队本已计划归国复命，但在大陆会议再三恳求和热拉尔特使建议下又决定回援，助大陆军收复萨凡纳港，以遏制南下英军的进攻势头。10月9日，法美联军对萨凡纳发起突击，遭遇英军顽强阻击而伤亡惨重，最终被迫撤退。德斯坦本人腿部和手臂中枪，不得不率舰队返回法国。但他在战场上的事迹在美国传播开来，在呈交给大陆会议的报告中，德斯坦更是被塑造成“英勇无畏率军冲锋陷阵，为我们的事业慨然挥洒热血”的英雄。
若论萨凡纳之役的战略意义，当以其对北美英军形成的威慑作用为最要。此役延缓了英军向美国南方推进的速度，使其主动放弃难以防守的纽波特港，让德斯坦“在1000英里之外实现了他一年前力攻不克的目标”。马汉对此评论道：“对于一直都在败退的美国人来说，英国人此举充分说明……法国强大海上力量所起的作用。”以此观之，德斯坦舰队的军事援助虽未能协助大陆军取得决定性胜利，但在很大程度上牵制了英军，限制其镇压美国独立活动，也为法国发起更大规模援助创造了条件。
鉴于德斯坦舰队未能使北美战局有明显改观，法国政府决定派遣规模更大的海陆远征军，冠以“特别远征”（l’Expédition Particulière）之名，分两批从本土出发。首批法军由久经沙场的罗尚博伯爵（Jean-Baptiste Donatien de Vimeur, comte de Rochambeau）指挥赴美增援，包括7艘战列舰、3艘护卫舰和数十艘运输船，共5500余人，于1780年5月2日从布雷斯特起航，7月11日抵达纽波特港。这支法军以陆军为主，虽为大陆军带来了急需的被服和武器弹药等物资，阻遏了纽约英军与南方战场的陆路交通，但由于第二批远征军迟迟未到，法军只能固守纽波特港与英军对峙。其间，华盛顿曾多次表达联合攻打纽约的意愿，但罗尚博在回信中明确指出，“在没有海上优势的前提下，我并不认为可以对纽约和长岛采取任何冒险行动”；他同时表示，其麾下将士定会“提前作好进攻的一切必要准备”，请美方务必相信他的“热忱与诚意”。翌年，美国南方战况趋于激烈，罗尚博舰队亦曾于3月上旬短暂离港，前往弗吉尼亚支援大陆军，这也是半年多以来这支法军在北美大陆唯一一次热战。
此役后不久，1781年3月22日，法国海军中将德格拉斯伯爵（François Joseph Paul, comte de Grasse）率领一支满载援军和物资的庞大舰队从布雷斯特前往西印度群岛。他致信罗尚博称，“国王陛下将舰队指挥权亲授予我，用以保护我国在南美以及盟国在北美的领地”，并强调其下辖军力足以支持盟友发动攻势，以“实现神圣的和平”。法美两军统帅获悉后，便计划在援军抵达后发起反击，但二人在作战目标上产生分歧：华盛顿主张攻打英军在北方的核心基地纽约；罗尚博则倾向于围歼英军在南方作战的主力部队，即驻守弗吉尼亚约克镇的康沃利斯（Charles Cornwallis）部。起初，攻打纽约的计划一度占据上风，但德格拉斯认为，约克镇航程较短且英军实力有限，坚持海陆并进攻打约克镇的作战方案，逐渐被各方采纳。法美陆军统帅在致德格拉斯的信中写道：“鉴于‘协和’号（la Concorde）护卫舰送来的回信……我们决定将整支法国远征军和所有可调动的大陆军派往切萨皮克，以便在那里与阁下会合。”罗尚博更恳求德格拉斯：“一定要提前将舰队的抵达日期和靠岸地点告知华盛顿将军……这对于他们不可或缺。”可以说，法美联军最终选择约克镇发起反攻，实际上“取决于这支姗姗来迟的舰队”。
德格拉斯抵达美洲后，于8月5日集中28艘战列舰，自法属圣多明各向北美大陆战场进发，巧妙甩开沿途英国追兵，于8月30日抵达约克镇近海的切萨皮克湾，与大陆军拉法耶特部协力围住英军。9月5日，法国舰队突遇从纽约来援的英舰，战斗中俘获了两艘护卫舰，迫使敌军撤回纽约。华盛顿获悉法舰取胜，其喜悦之情亦形于笔楮：“这些捷报加上阁下舰队的决定性优势，带给我们最愉悦的预兆：在这一海湾的联合作战终将大获成功。”德格拉斯率领的舰队切断约克镇守军与纽约基地的海上联系，驻守纽波特的罗尚博部也趁机运来攻城火炮。部署好登陆部队和攻城装备后，法美联军彻底完成对康沃利斯部的合围。9月17日中午，罗尚博与华盛顿登上法国旗舰“巴黎城”号，与德格拉斯共同制定作战计划。在法美联军的持续围攻下，约克镇英军于10月19日投降。为向法军致敬，大陆军进行敌我识别的提问口令是“独立”（Independence），答语则是“罗尚博、德格拉斯”（Rochambeau, De Grasse）。
约克镇战役是北美独立战争中最后一场大战。在整场战役中，满载着法王期待的德格拉斯舰队牢牢控制着制海权，为法美联军围歼英军主力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取得了名载史册的约克镇大捷。在写给德格拉斯的信中，华盛顿的激动心情溢于言表：“约克镇大捷有太多的光荣与贡献源自友邦，赫赫功绩则归于阁下！”他在致大陆会议议长的信中亦不无动情地写道：“我多么想告诉大家，我对德格拉斯伯爵及其麾下各位军官的感激之情是何等深厚！他们……尽一切可能为我方提供最亲密无间的合作。”法国海军掌握制海权，对北美革命者的事业具有最直接的、无可替代的推动作用，在约克镇一役中得到淋漓尽致的展现。
约克镇战役后，北美大陆上再无大规模军事冲突，故论者一般将此役视为北美独立战争胜利的标志。然而此时英军仍盘踞在纽约、佐治亚、南北卡罗来纳等地，北美革命者缘何放弃乘胜追击？后又为何仅通过谈判就赢得最终独立？论者一般较少关注这些问题。事实上，大陆军曾筹划在南方发起新的进攻，并恳请法国舰队继续给予支援，但德格拉斯因军令在身，于11月4日率舰队返回西印度群岛。次年初，华盛顿回兵围困纽约后，亦曾多次致信即将返法复命的拉法耶特，请求“从慷慨的贵国获得进一步资金援助，还有足堪决定战局的海军力量”，以期“在下一场战役后便结束这场战争”。出于对英争霸的全局考虑，法国海军未如美方所愿再度助战，却以间接方式加速英国撤出北美13个殖民地的进程。
三、法国海军“外围战略”促使英美媾和
北美独立战争期间，法国海军不但与北美大陆军并肩作战，更先后联合西班牙、荷兰等国对英国展开一场世界规模的海上战争，除北美大陆和加勒比海外，还涉及英吉利海峡、地中海、西非与印度洋海域等。1778年10月，德斯坦以路易十六的名义向北美大陆法国侨民发布公告：“这场战争与上一场相类似，皆因我国最关切的商业利益受到侵犯。”诚然，这是七年战争后以英法为主的又一场世界范围殖民争霸战，因法国援助北美独立而爆发，同时又深刻影响了这一进程。
1778年对英宣战时，由于英国缺乏欧陆盟友支持，加之此前“海军复兴运动”的成果，法国掌握着一定程度主动权；但限于财政压力，其海上总体战略定调为先发制人、速战速决、避免陷入消耗战。法国海陆军在诺曼底海岸集结，以牵制英国布下重兵防卫本土。法国在暗中派德斯坦驰援北美的同时，法英两国主力舰队于1778年7月27日在英吉利海峡入口处展开了一场堂堂正正的激战。在这场史称韦桑岛海战（la Bataille d’Ouessant）中，法英双方分别投入27艘和30艘战列舰，法舰“火炮总数计2118门，英军则达2282门”。面对强敌，法军顽强战斗，迫使英军主帅凯佩尔子爵（Augustus Keppel,1st Viscount Keppel）于次日凌晨撤军，不仅鼓舞了士气，更动摇了英国对海峡的绝对控制权。同年底，法国海军还派舰队突袭英国在西非海岸的奴隶贸易据点。可以说，战争爆发之初，法国在大西洋两岸都占得先机。
战争初期，法国希望在北美大陆速战速决。然而，由于德斯坦舰队战果不如预期，面对英国强大的经济实力与海军动员潜力，法国海军的相对优势难以长期保持，面临持久战的不利前景。因此，法国极力争取西班牙支持。法国外交部档案中存有一份1775年8月3日自凡尔赛宫廷寄给海军大臣萨尔蒂内的备忘录，题为“对当下英格兰和新英格兰间战争的思考”。其结论部分明确指出：“一旦英国取得胜利，便会在广袤的北美大陆建立一个新军事政府。可以清晰预见，这势必给法国和西班牙带来灾难，而西班牙尤甚”；“不出几年，墨西哥和整个墨西哥湾地区都会落入英国之手”。利用西班牙的忧惧心理，法国于1779年4月12日与之秘密签订《阿兰胡埃斯条约》（le Traité d’Aranjuez），以承诺协助其收复在欧洲和北美的失地为条件，促使其加入对英战争。尽管出于对西属美洲独立的担忧，西班牙拒绝承认美国政府，其战舰的机动性、技战术水平也相对较差，但此举在客观上仍然增强了援助北美殖民地的国际力量。华盛顿得知这一消息后欣喜地表示：“法西结盟的宣言为每一名革命者都带来欢喜，而可怜的效忠派像夕阳下凋谢的花。”此后，法国甚至还与因加入“武装中立同盟”而与英国交恶的荷兰开展军事合作。
1779年6月，法西两国制定了直接进攻英国本土的作战计划。两国联合舰队集结66艘战列舰，试图凭借数量上的压倒性优势一举歼灭英国海军主力，攻占其核心军港朴次茅斯，直指伦敦，迫使英国求和。尽管由于协调不力、天气恶劣、疫病蔓延等原因，这支“1779年的无敌舰队”（l’Armada de 1779）未能毕其功于一役，但其游弋近海，仍给英国朝野带来极大震动。英王乔治三世甚至于7月9日发布诏书，令英吉利海峡沿岸港口各级文武官员“严密监视各处海岸，一旦发现敌人有开始接近的迹象……立即将所有能找到的牲畜和补给品转移到安全地方”，以免落入法西联军之手。英国被迫为防卫本土而转移战略重点，大大减轻了北美大陆军压力。与此同时，自6月21日开始，法国海军采取“围魏救赵”之策，联合西班牙长期围困英国盘踞的地中海门户——直布罗陀要塞。
在与西班牙联合作战的同时，法国海军也多次发起“追逐战”（la guerre de course），旨在打击英国海上贸易，同时分散英国海军注意力，为联合舰队创造战机。1779年夏，法美两国联合筹备了一支小分队，由2艘法国护卫舰、1艘美国护卫舰、2艘法国小型战舰和2艘私掠船组成。美方提供了大部分水手，指挥官为约翰·保罗·琼斯（John Paul Jones）。这支编队从法国军港洛里昂起航，环英伦三岛巡弋，9月在英国东海岸弗兰贝罗角（Flamborough Head）拦截了一支由波罗的海返回的英国大型商船队，经过一番激战后俘获了护航的2艘英舰。这是初创的美国海军在独立战争期间取得的一场重要胜利，其成就与法国海军的协作分不开。
从整体上看，1779年法国在与英国的海上争霸中一度占据优势。潘恩在《致英格兰人民》一文中发出警告：“法西联合舰队在英吉利海峡和你们的港口附近高奏凯歌，保罗·琼斯舰长又远征英格兰和苏格兰东西海岸，已经将你们的国家置于险境。”法国海军史学家拉库尔-盖耶甚至 难掩激动地指出：“无论历史上哪个时期……法国海军都从未如此接近其梦寐以求之鹄的……敌人龟缩于本土港口，惊惶恐惧之气笼罩其间。登陆英吉利似乎已无障碍，征服者威廉的财富也仿佛等待着路易十六的得胜之师！”法国再次成为英国最危险的敌人，迫使后者将原本集中于北美大陆的军力分置于欧洲、印度和西印度群岛等战场，战略重心也从北美转至欧洲并采取守势。“由于没有得到进一步援助，英国的北美舰队最终难以维持海上均势，这正是其分散在各地的陆军深所仰赖的。”而在政治上，英国对北美革命者的态度也开始松动，转而采取“剿抚兼施、恩威并重”之策。对于这一时期的欧洲战局，华盛顿在致拉法耶特的信中流露出高度关注：“我们急切期盼着听闻大西洋彼岸的重大事件……时而将目光转向对英格兰的远征，继而又转向爱尔兰、梅诺卡岛、直布罗陀……”
随着战局变化，英国加强对欧洲各处要地的防守，法西联军花销高昂而收效不彰。1780年10月14日，卡斯特里侯爵（Charles Eugène Gabriel de La Croix de Castries, marquis de Castries）临危受命，取代萨尔蒂内接任法国海军大臣。他审时度势，叫停了在英吉利海峡进行主力舰队决斗的计划，转而推出新的“外围战略”（la stratégie périphérique），派遣舰队远航至各殖民地作战，借此将强大的英国海军分散到多个战场。他希望法国海军可以在某一战场集中兵力形成局部优势，从而取得战斗胜利。此后，“法国瞄准的主要目标是英国在西印度群岛的殖民地和已落入英国人之手的印度”。1781年3月8日，卡斯特里“专程从凡尔赛前往布雷斯特港，催促德格拉斯出征，也督促即将在欧洲巡弋的舰队尽快完成战备”。历史学家亨利·多尼奥就此评论道：“那些反应迟缓、消极怠工和其他应受指摘的行为，过去可能未被察觉，如今大战在即，皆得引起格外重视。”3月22日，“庞大的法国舰队乘风起航——156艘商船和运输船、26艘战列舰、8艘小型战舰，分别航向西印度群岛、好望角、印度洋、北美洲、非洲和南美洲”。德格拉斯舰队即为其中一支。
在法国海军“外围战略”持续打击下，英国“除了在北美洲，在其他各处都处于防守状态……它在各处都被动挨打，敌人却可以每每选择恰当的地点和时机，利用优势兵力发起进攻”。德格拉斯舰队直接援助北美大陆军取得的约克镇大捷即属此列。除此之外，法国海军还取得多场重要胜利：在英吉利海峡，数量占优的法西联合舰队一直保持着对英国本土的高度威胁，使其产生强烈的危机感。在地中海战场，法西联军在长期围困直布罗陀要塞的同时，成功攻占英国另一主要军事基地米诺卡岛（Minorque）。在北美大陆，除约克镇大捷外，法国海军还协助西班牙在佛罗里达开辟第二战场，攻占英属西佛罗里达首府彭萨科拉（Pensacola），后来更向北长途奔袭，摧毁英国在哈德逊湾的贸易据点。在西印度群岛，德格拉斯舰队在攻占英国多个岛屿后，计划登陆英国在加勒比海上最主要的殖民地牙买加，从而将英国势力彻底逐出该地区。在南亚次大陆，叙弗朗（Pierre André de Suffren）指挥的舰队积极支援迈索尔王国（le Royaume de Mysore）抗英斗争，先后同英国舰队进行5次激战，极大动摇了英国在印度的统治。诚如马汉所言：“对于英国人而言，这场规模巨大、力不从心的战争中出现的困难局面，恰好反映了其在世界各地的军事困境——作为一个殖民帝国，英国总会有众多暴露在外的战略要点，处处力有未逮，难以兼顾。”美国学者达尔则将1781年称为法西联盟的“奇迹之年”（Annus Mirabilis），法国海军联手西班牙成功撼动了英国海上霸权。
法强英弱的战局迫使英国进一步调整战略，对美讲和主张逐渐占据主流。如英国议员康韦将军（Henry Seymour Conway）在1780年5月5日议会下院演讲中指出：“英国正陷入一场同法国和西班牙联军为敌、危险而不平衡的战争，同时一场致命的叛乱正掠夺我们的生命线。”在这种情况下，北美大陆战事“是一支扎在我们身上致命的箭，它刺穿我们的命脉，几乎耗尽我们最后一滴血”。因此他呼吁尽快结束北美战争，全力应对法西联盟威胁。他的意见得到议会中许多辉格党人响应。1782年英国《年鉴》的作者更是将当时的战争称为“英国曾卷入的历次战争中最危险的一场”，并满含忧虑地写道：“我们的商贸遭到阻截，大不列颠和爱尔兰的海岸饱受威胁与凌辱；这个王国自古以来的荣耀与安全保障——对海洋的统治权，正面临着转移到我们敌人手中的危险。”出于对与法争霸全局的考虑，英国政府决定向北美革命者伸出橄榄枝，在收缩战线的同时，也意在拆散法美联盟，集中兵力对付法国。1782年2月27日，英国议会下院通过决议调整对美政策，在北美大陆采取守势并开始撤军，4月，英美双方代表于巴黎展开和谈。可以说，法国海军的全球行动使英国面临严峻的战场形势，大大加速了北美独立进程。但美国率先同英国谈判的行为，实质上背弃了1778年的法美盟约。
1782年，法国海军的进攻势头已达到顶峰，难以继续保持战略主动权。而英美媾和“使英国在与法西联军的力量对比中重占上风”海上争霸形势变得不利于法国。在西印度群岛战场上，法国舰队进攻牙买加的计，划最终破产。1782年3月，卡斯特里在给德格拉斯的一封长信中，明令“所有军事行动都必须紧紧围绕夺取牙买加这一目标，同时尽一切可能保持法西两国舰队在此役中的联合”。然而，德格拉斯舰队在4月12日的桑特海峡战役（la bataille des Saintes）中惨败。当天下午1时，洋面上刮起强烈的海风，“法国舰队被分割成三块，其第三队位于距旗舰‘巴黎城’号约2海里的上风处……第二队位于距旗舰约3—4海里的下风处”陷入极其被动的处境。经过数小时激战，法军付出损失5艘军舰的惨痛代价，德，格拉斯本人也遭俘虏。“在当时英国战情低迷、士气沮丧的状态下，这一胜利消息带来了最大的欢乐。”在欧洲战场，1782年9月，法西联军对直布罗陀要塞发动的大规模进攻也宣告失败，未能阻止英国舰队解围。随着法国海军在西印度群岛和直布罗陀的攻势接连受挫，海上霸权的天平再度向英国倾斜，但已不能扭转北美独立进程。交战各方均感师老兵疲，继续战争亦无利可图，和谈随即取得进展。1782年10月下旬，英法两国初步达成和谈条件。1783年1月20日，英国、法国、西班牙在巴黎草签和约，同年9月3日正式签订《巴黎和约》，北美独立成为西欧大国共识。
从整体上看，北美独立不仅是大陆军奋战得来的成果，也是法英两国战略布局与政治交易的结果。在时空范围、参战国家与战争目标等方面，1778—1783年的法英海上争霸战争与北美独立战争既有明显区别，又相互影响，显示出错综复杂的关联，而将二者连接在一起的关键要素正是法国海军。法国海军在北美独立战争中联合盟友，一度取得区域性、暂时性制海权，实现了攻占英国殖民地、拦截英国海上贸易的目标，对北美的直接军事援助实质上也是这一战略的一环。法国在一定时期内撼动了英国海上霸权，使英国面临前所未有的严峻形势，不得不在北美战场上断臂图存，直到最后承认美国独立。然而，作为离间法美联盟的成功之举，英美和谈使法国此前一系列努力终告失败，在巴黎和谈中的获利也相对有限，未能扭转七年战争以来英强法弱的基本局面。另一方面，如霍布斯鲍姆所论，这场战争导致海军军费与外交支出占旧制度末年法国财政总支出的1/4，“对英国的胜利是以其最后破产为代价换来的”，“北美独立战争及其债务破坏了法国君主政制的根基”，开启了“革命的年代”。
结 论
1779年，法国外交部针对北美形势的分析备忘录中有一个重要论断：
任何一个欧洲国家，或许都可以盲目相信自己的海军力量和海上资源；但要想成为一个世界性帝国，就必须安安稳稳地占据北美大陆——二者紧密相连，无法分割。所有目睹这片大陆之广袤、细查其上居民之长才的政治家，都会意识到这一点——当然，它也是不证自明的。
从横向上看，英属北美殖民地独立运动撕开了近代早期殖民体系的缺口，挑战了旧政治秩序，开启了“大西洋革命”时代。七年战争后海军复兴是法国援助北美殖民地、挑战英国海上霸权不可或缺的前提要素。法国决策者或许未曾料到，基于反英动机的援助北美殖民地军事行动，客观上助推了革命浪潮，而革命中涌现的理念和精神又随着舰队行迹扩散到大西洋两岸。
从纵向上看，与英国光荣革命同年爆发的奥格斯堡同盟战争，可谓近代法英新一轮军事斗争开端。法国海军援助北美殖民地的行动，串联起七年战争与拿破仑战争，应被视为法国力图利用均势原则扭转海上困局、瓦解英国霸权的一次关键抉择。然而，由于海军实力终究难以赶上长期靠海洋霸权立身的英国，加之英美私下媾和改变了原本有利的外交形势，法国非但未能彻底撼动英国的优势地位，反被高昂的海军军费拖累，加剧了财政危机，为法国大革命爆发埋下伏笔。
法英两国的全球竞逐横亘于整个18世纪和19世纪初，成为近代欧洲乃至世界历史上挥之不去的主题，北美独立战争正是大西洋革命与近代法英争霸的交集，美利坚建国也可看作法英关系发展演变下的产物。法国在战争中“虽胜犹败”的命运，在一定程度上预示着19世纪国际力量对比中英强法弱的格局走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