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灏智：江户时代日本思想界的对外扩张理论
作者：董灏智
来源：《历史研究》2023年第4期
日本江户时代给后人留下“偃武修文”的和平印象。相较于战国、安土桃山、明治时代，德川幕府不但未发动大规模对外战争，还多次颁布锁国令，使日本几乎与国外隔绝的同时实现国内长期安定。然而，从江户中期开始，日本思想界以并河天民、林子平、本多利明、佐藤信渊等为代表，提出对外扩张理论。他们先后提出吞并“虾夷地”、征服朝鲜半岛、侵占中国以至最终征服世界的设想。对于江户学者的对外扩张动机，国内外学界皆有不同程度探讨。在日本学界，关于林子平、本多利明、佐藤信渊等的个案研究涉及政治、经济、思想、教育、军事、海防诸领域，但对他们对外扩张设想的专门研究则不足。同时，其中虽不乏批判之作，但亦有将其美化成“经世思想”、“北方开发论”等做法。
日本学界较早的研究，把江户学者的对外扩张设想与该国帝国主义发展脉络紧密相连。1916年，德富苏峰在《大正青年与帝国前途》中指出，帝国主义（以对外扩张为主）是日本国民的本能。从历史上看，丰臣秀吉是“日本帝国主义的急先锋”，林子平、本多利明为“日本帝国主义的初音”，佐藤信渊的《混同秘策》中已有“皇室中心”的帝国主义取向，而幕末更是“帝国主义”思想的盛行期，横井小楠、佐久间象山、吉田松阴等极具代表性。德富苏峰将丰臣秀吉、林子平、本多利明、佐藤信渊、吉田松阴等皆视为日本不同时期的“帝国主义者”，认为他们“一脉相承”，推动了近代日本帝国主义发展，并以此“激励”日本青年。重要的是，井上清的《日本帝国主义的形成》，直接引用德富苏峰对日本近代以前“帝国主义”思想的解读，探究日本近代帝国主义与天皇制的关联。
与日本学者不同，中国学者未完全从帝国主义视角探讨江户学者的对外扩张理论，而是从江户—明治—昭和长时段考察，强调近代日本发动系列对外战争的关键原因，不能只归因于明治政府走向资本主义道路亟需海外市场、殖民地，还与本多利明、佐藤信渊等的扩张设想紧密相关，其对外扩张理论是日本近代大陆政策、军国主义、“海外雄飞”以及亚洲侵略的思想渊源。同时，还有学者指出，佐藤信渊等的对外扩张设想，是丰臣秀吉未完成的侵略行动的延续。
以上研究成果，从长时段脉络探讨江户思想界对外扩张设想所发挥的影响，结论颇为可取，但对江户学者对外扩张理论的深入研究尚付阙如，尤其缺乏在江户思想史视域下探讨对外扩张设想产生的原因、内涵、演变和影响。本文拟围绕江户学者的对外扩张理论展开研究，从他们所属学派入手，结合当时社会背景，在古学派、兰学派和国学派的思想演进脉络中还原其产生的文化与历史语境。
一、古学派“原始掠夺型”对外扩张设想
日本江户时代中后期的对外扩张理论，最初并非直指朝鲜或中国，而是指向日本北部的“虾夷地”。在江户思想家中，较早提出攻占“虾夷地”设想的是古义学派创始人伊藤仁斋的弟子并河天民。
古义学派是古学派重要分支之一，与荻生徂徕开创的“古文辞学”并称于世，其共同学术取向是批判朱子学对“圣人之道”的误读，通过重新解读《论语》《孟子》等儒家典籍探寻真正的“圣人之道”。在古学派看来，以朱熹为代表的理学家虽将“孔孟之道”作为“圣人之道”的主体，却把“太极”、“理气”、“心性”等内容植入其中，使“圣人之道”沦为“佛老之道”。伊藤仁斋认为，“人外无道”、“道外无人”，“圣人之道”亦如是，“仁义礼智，为之纲领，而万善莫不自总括于其中，故圣人以是四者为道德之本体，而教学者由此而修之也……仁义礼智四者，皆道德之名，而非性之名”，强调圣人乃以此为依据，教人知晓并践行“君臣之道”、“父子之道”、“夫妇之道”、“兄弟之道”和“朋友之道”。
然而，与伊藤仁斋不同的是，并河天民虽认同“圣人之道为人伦日用之道”，但随着深入研习“六经”、《论语》，对其师的“圣人之道”产生疑问。在他看来，伊藤仁斋将“仁义礼智”提升到“道德本体”高度，本质上与宋儒的“道德论”无太大差别，只是不再强调“太极”、“理气”的主导影响而已，而其“仁义礼智为道德之本体”说法，也非孔孟本旨。是故，伊藤仁斋和宋儒一样，都曲解了“圣人之道”的旨归。并河天民遂提出新见解：“圣人之学，本主经济，尚书记其实，语孟述其道，可谓相表里者也，学者务善熟读焉。”
毋庸讳言，并河天民把“经济”视为“圣人之学”、“圣人之道”的重要内容。关于“经济”的内涵，他以《论语》中“子路篇”的“富民”、“颜渊篇”的“足兵足食”为准绳，即“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是皆圣贤之事业……后之学者以学问事业判然为二，故高谈虚玄，研精性理，以为儒雅，以为得道，如经济之业，富强之策，反以为卑野，附之事为之末，不自知阳儒阴佛，实可叹哉！”。从中可知，“富民”、“足食”、“足兵”方为“经济之道”的重要内容。并河天民由此得出结论：“圣人之道”的主旨绝不是教人“格物穷理”、“为仁为义”等以提升个人道德修养，而是通过“经济之道”最终实现“民强国富”。
表面上看，并河天民对“圣人之道”和“经济之道”的阐述，似未脱离中国儒学范畴，理论依据仍源自《尚书》《论语》等。但进一步考察发现，他着重强调的是“土地”、“人民”与“富民”、“足食”、“足兵”的重要关联，将“土地”和“人民”的增减作为衡量国家强弱的标志：“天子将军第一之宝者，土地人民也。得土地人民者，生无量之财宝。若一郡增之则增一郡之威光，若一国增之则增一国之威光。若一郡失之则减一郡之威光，若一国失之则减一国之威光。”尤其是“土地”， 他不仅将其视为“第一之宝”，还将“增加土地”作为解决社会危机的有效方式。
事实上，并河天民生活于江户中期元禄时代。这一阶段，长时期国内和平与日本全国市场的形成，刺激了商品经济发展，也产生了独特元禄文化。商人（即町人）阶层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关于商人“豪华”、“奢侈”等情况，亦常见于当时学者的描述之中：“近年来，无论哪家的女房家皆崇尚奢华。衣类繁多……（衣料）千种细染，百色交替，染费高达一两黄金……小判二两的发梳，折合今日三石米之价……昔日大名夫人亦未如此奢华。”商人崛起直接冲击了江户幕府的身份制度——“士农工商”，使原本处于最底层的商人一跃成为最富裕阶层，且掌控大量财富。相反，处于最高层的武士和次一层的农民赖以为生的粮食却被“商品化”，米价不断波动，武士不得不向商人借贷维持生活，从而成为债务人。武士与商人高利贷者的勾结还进一步加重农民负担，使其日渐贫困。
面对物价高涨、民众困穷的惨状，试图从经济层面解决危机的学者并非并河天民一人，尚有诸如荻生徂徕、太宰春台等古学派儒者，特别是太宰春台著有《经济录》一书，提出“贵谷贱货”主张，以抑制商品经济对农民的危害。与之不同的是，并河天民指出，日本国小地狭、人口众多，仅将解决危机的眼光聚焦在国内收效甚微，唯一快速且有效的解决途径是向国外拓展、增加土地；如果日本的土地变得和中国一样广大，危机自然会解决。他通过实地调查发现，“虾夷地”土地肥沃、物产丰富，远离中国、朝鲜，却接近松前藩。因此，并河天民1716年前后在上书幕府的《开疆录》中，详细阐述占领“虾夷地”的历史依据及必要性。在他看来，日本此前便有征讨虾夷人的历史，还迫使虾夷人“称臣入贡”。“虾夷地”地广人稀，居民不懂耕作之道，以鱼类海草为食，实为防守薄弱的“夷狄之地”。与此前日本进攻朝鲜相比，占领“虾夷地”极易实现。重要的是，“虾夷地”特别适合农业耕作，占领之后还可招抚无地农民分批前去垦荒，既可解决农民贫困、游民增加等社会问题，又能开发当地物产以弥补国内不足，更能扩大日本国土，可谓一举多得。
然而，并河天民的野心并不局限于“虾夷地”，认为占领该地只是暂缓危机，若要彻底解决危机，则必须继续开拓领土。于是，他进一步建议幕府扩大领土范围，即“虾夷既为御国郡……占唐土、朝鲜、琉球、南蛮等诸国，弥大日本国之威光”。但对于如何占领中国、朝鲜、琉球、南蛮等地，未提出具体方案。这意味着他的对外扩张思想并非丰臣秀吉侵略动机的简单延续，他较早认识到日本地狭人稠、资源匮乏的不利状况，从“圣人之道以经济为主”的层面将扩张土地作为解决社会危机的重要手段。
并河天民对外扩张理论的产生，既离不开古学思想，又与当时日本社会危机密切相关。从古学派视域考察，他与伊藤仁斋对中国儒学的解读皆侧重“形而下”层面，但对“圣人之道”的认识不尽相同。与后者的“道为人伦日用之道”相比，并河天民将“圣人之道”聚焦于“经济之道”，进一步发挥儒学实用主义特性，提出通过对外扩张领土解决社会危机的方案。若从这一脉络考察，中国儒学似乎充当了并河天民对外扩张设想的理论来源，但审视《尚书》《论语》原文，其中的“富民”、“足食”、“足兵”绝无对外扩张领土的意涵，即使是伊藤仁斋的《论语·颜渊》解读，也是从“民有恒产，则非心不生。武备克修，则民心不摇。教民以信，则国本固矣”层面解释“足食”、“足兵”，强调二者是“安民”、“保国”之要，而无扩张动机。并河天民不仅曲解了《论语》本意，还否定了伊藤仁斋的新诠，并在“经世致用”的名义下对中国儒学作了极端、偏激解读，为其侵略构想寻找合法依据。
并河天民出于解决日本社会危机的迫切心情，按自身需求把“圣人之道”解读为“对外扩张”取向，完全是对儒学的误读及歪曲。他的扩张方案虽未受幕府重视，但被后世学者称为“倡虾夷开拓之嚆矢”，侵占“虾夷地”的设想被后来学者继承，且直接影响了江户中后期的对外扩张理论。不难发现，并河天民的扩张目的就是单纯掠夺土地，进而扩大日本领土、增加资源，由此消解日本社会矛盾。在东亚史的视域内，并河天民的对外扩张设想鼓吹动的是非正义、掠夺性战争，属“原始掠夺型”扩张理论，只不过被他披上了儒学“圣人之道”外衣而已。
二、兰学派“积极防御型”、“重商殖民型”对外扩张设想
德川幕府虽未采纳并河天民的建议，但也意识到日本的社会危机，遂于1716年发起享保改革，采取重农抑商、稳定米价以及鼓励开荒等政策，遏制商人对武士、农民的剥削。这些措施使日本社会矛盾得到一定缓解，但年贡和商业高利贷仍是农民的沉重负担，武士阶层两极分化和农民暴动频发，雪灾、火山爆发等自然灾害造成的“天明饥馑”（1783—1787），以及俄国、英国等的威胁，进一步加剧了幕府的危机。一部分学者意识到朱子学、古学、阳明学等已难以解决现实难题，将目光转向由荷兰传入日本的兰学。其中，工藤平助、林子平、本多利明等在兰学影响下提出“海防论”与“经济论”，前者主张利用兰学中的军事学加强海防，抵御外来威胁，后者建议效法兰学中的“经济学”发展海外交易，解决国内危机，二者都体现出日本侵占周边国家或地区的取向。
与并河天民相似，工藤平助首选的扩张对象亦是“虾夷地”，但其动机已不是单纯增加国土解决农民贫困问题，而是将“虾夷地”作为抵抗俄国势力南下的“前沿阵地”。工藤平助原本是仙台医师，后来在与杉田玄白、前野良泽等兰学家的交往中开始学习兰学。他通过“兰书”得知俄国东进和南下情况，1783年撰写《赤虾夷风说考》。该书采用新的世界地理划分，介绍了“赤虾夷”（江户日本对俄罗斯人的称呼）及“虾夷地”状况，特别记述俄国对堪察加半岛及其周边地区的侵占，称其已威胁到日本安全，故向幕府提出“虾夷开拓论”：一方面，开发“虾夷地”的金、银、铜等，与俄国、中国开展平等贸易往来；另一方面，将“虾夷地”作为防御俄国南下的阵地，从陆上、海上采取积极防御策略。在《赤虾夷风说考》完成后的第二年，工藤平助将该书主要内容告知江户幕府勘定奉行松本秀持，后者以此为基础上书幕府，提出调查“虾夷地”主张。该建议得到幕府老中田沼意次支持，幕府于1785年派遣“虾夷地调查队”，但由于田沼意次在1786年失势，调查中止。
工藤平助的愿望虽未实现，但他占领“虾夷地”加强日本海防的思想深刻影响了另一位兰学者林子平。林子平亦是仙台人，少年时受家人影响熟读历史、舆地等书，但不甘于书斋式学习，20岁左右开始四处游历，通过与工藤平助交往了解到“虾夷地”情况，并在其影响下关注日本海防。与此同时，他还在与桂川甫周交往中了解到世界大势，发现俄国是日本首要外在威胁，“虾夷地”位于日俄之间，对日本而言至关重要，若被俄国占领，后果不堪设想。于是，他在工藤平助、新井白石等人思想的基础上写成《北海道策》（1785）一书，称“（此书）非敢言经济，亦非妄言地理之学”，主要意图是唤起幕府及民众对“虾夷地”的重视，并将其全部占领。
林子平还意识到日本面临的外部威胁远不止俄国，英国、法国、美国等国军舰先后出没于日本周围。更让他忧虑的是，日本社会盛行的学问依然以朱子学为主，皆为中国之书，解读者却不关注中国与日本人情风俗之差异，囫囵吞枣学习其典籍，使学问沦为“朱子流”、“阳明流”、“仁斋流”、“徂徕流”，以此来解决日本的外部危机无异于痴人说梦。日本为四面环海的“海国”，地理形势不同于“一面临海”的中国，绝不可照搬中国兵书的防御策略。因此，他认为，只有兰学才是挽救日本危机的唯一学问，尤其是其中的军事学。他以兰学军事书籍为依据，撰成《海国兵谈》（1791），在序言中反复强调日本面临的严重外部危机，“欧罗巴的莫斯哥末亚（俄国——引者注）其势无双，侵掠鞑靼之北地……明和辛卯年莫斯哥末亚占领加莫西葛杜加（今堪察加半岛——引者注）……并自加莫西葛杜加乘船来到日本……”
林子平从水战、陆战、军法等十多方面详细提出建立完备海防方案。为证明兰学知识的优越性，他将具体攻防器械逐一与中国兵书内容比较。例如，关于船只，“唐山之船虽长大却制作之法拙，其船不坚实……易被大炮大弩击碎……阿兰陀及欧罗巴诸国的船，其制作甚坚实广大，非优质大铳不能击碎”。对于大炮，他强调欧洲火炮的优质特性，建议幕府将此火炮安装于日本海岸，改变日本3000年来海防松懈的状况。至于侦察方式、士兵装备、操练方法，亦是中国弱于欧洲。林子平不但在学术层面认为中国儒学、兵学思想不能解决日本危机，更从实用层面指出中国防御技术的落后，进而凸显兰学解决外部危机的必要性。
尤为重要的是，林子平的海防策略不是简单防御日本本土，而是明显含有对外扩张倾向，侵占对象不局限于“虾夷地”，还将矛头指向朝鲜和琉球。在《海国兵谈》最后部分，他直言不讳地说：“予向著三国通览，其书为明日本三邻国朝鲜、琉球、虾夷之地图，其意为日本英雄提兵入三国之时，暗记此图而应变。”林子平的对外扩张动机不同于并河天民，他是在防御过程中提出扩张设想，目的是把日本北部、西部、南部“三国”据为己有，将其作为日本“缓冲带”或“防御墙”，不只抵御俄国对日本北部的侵略，还防范英国、美国等从西部和南部进攻。然而，由于《海国兵谈》的出版违背幕府“异学禁令”，此书一度被禁，他的设想亦未受幕府重视，以至于明治学者不无遗憾地说：“当时子平之策而行，则西伯利亚千里之地，收之唾手中，岂为难乎哉！”
与林子平不同，本多利明的对外扩张设想深受兰学中“经济学”影响，但“经济”内涵不同于并河天民着重强调的“土地”和“人民”，而是带有强烈的西方“重商主义”和“殖民主义”色彩。本多利明少年时代对儒学兴趣不大，反而喜欢“算学”，他通过翻译的兰学书籍发现欧洲“算学”的独特性。为进一步了解与日本“算学”的不同，他开始学习荷兰语，接触到数学外的天文学、历法、航海、地理等兰学知识。在此基础上，他于1766年开设私塾讲授兰学。本多利明亦不局限于书塾，而是游历日本各地，了解当地风土、民情、交通等情况。但他游历之时正赶上“天明饥馑”，看到的是粮价飞涨、流民大增及饿殍遍地的惨状，尤其是日本东北地区更严重，死亡人数激增。同时，俄国势力已多次进入“虾夷地”，甚至于1792年首次派遣使节要求与日本通商。对此，江户幕府在老中松平定信主导下发起宽政改革（1787—1793），核心内容依然是“重农抑商”，包括奖励耕作、抑制流民、废除商品专卖、控制物价等。
然而，在本多利明看来，日本社会危机是因“商业”发展而导致“四民”等级破坏，通过抑制“商业”解决危机显然不是理想方式，不如发展“商业”来稳固“四民”等级。他在1798年出版的《经世秘策》和《西域物语》中，强调发展商业不能局限在国内，要将目光扩展到国外，幕府连续改革未见效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将视野局限在国内，罔顾商业发展现状，又忽视国内资源贫乏的事实，将压力转移到农民身上。因此，他建议幕府效法欧洲诸国，主要是英格兰的做法，首要任务是开展海外交易，拓宽国外商贸渠道，“日本为海国，渡海、运送、交易本为国君天职中第一国务，遣船只赴万国，选取国用之要用物产及金银铜而带回日本，此为海国增强国力之良方。若以自国之力治理，则国力日弱。其弱处全由农民承担，农民自然呈年年耗减之势。此为最重要的政务”。
本多利明还建议，幕府不能再采用中国之法，必须将发展重心放在以下四个方面即“四大急务”。第一，“焰硝”，即火药的主要原料硝石，火药做成后可用来爆破岩石、开通河道，加速河运和海运发展，促进国内商品流通。第二，“诸金”，强调“金银铜”等重金属是日本之重宝，非但不可轻易流失到国外，还应从国外获得更多。第三，“船舶”，无论是国内流通，还是海外交易，皆离不开船舶。第四，“属国开业”，即开发日本周边诸岛屿，直接出兵占领日本未能实际控制的岛屿——不只包括“虾夷地”，还有今天的堪察加半岛，“移大日本国号于勘察加之地，改古日本之国号，建临时建筑，无论贵贱，选举大器英才、德能兼备的人物而任郡县长官，定居此地，丹城开业，必成良国，渐添繁荣，终将成为世界第一大良国”。
进一步考察，“焰硝”、“船舶”实则在不同程度上支撑“属国开业”，“船舶”自不待言，为“属国开业”必要交通工具，“焰硝”虽用于国内建设，但亦可作为弹药。换言之，“属国开业”不可能采用和平手段，实为赤裸裸的侵略行径。本多利明的建议源自“兰书”所载的西班牙、葡萄牙等国做法：“彼国于万国之内侵掠不计其数。西班牙在南北亚墨利加的大国之内，取得良国之数最多并迁都，布以政事。此外的葡萄牙、英格兰、法兰西在亚墨利加各有属国。又东洋诸岛，皆随属欧罗巴……未从之国则设交易馆，与其王侯交易，专得大益。故未从之国，因其国力所限皆为欧罗巴尽力，如此大业，如此之成就，天下无敌之国为欧罗巴。”可见，本多利明的“属国开业”不同于并河天民、工藤平助、林子平等，虽无“殖民”一词，但做法与西欧殖民主义相同，“焰硝”、“诸金”、“船舶”在不同程度上为该目的服务。
本多利明还主张将罪犯、流民强制运送至新占土地，既能开发当地矿产资源，又能解决流民激增问题，进而巩固新占土地。与殖民主义者略有不同的是，本多利明主张吞并土地，而非“宗主国”和“殖民地”的关系。同时，又将扩张目标指向中国东北、琉球，试图采取相同方式将它们占为己有，进一步扩大日本版图。然而，他的“海外交易论”、“属国开业论”因直接冲击当时的锁国体制，未被幕府采纳，但他的主张深刻影响了明治政府的基本国策——富国强兵、殖产兴业、“海外雄飞”，故后世学者直呼其为“日本开业论”第一人。
林子平的方案可归纳为“防御型”，本多利明的方案属“重商殖民型”。二人提出对外扩张理论的目的与并河天民基本一致，将眼光聚焦在国外，通过掠夺土地解决日本危机，但不同的是，他们面对的危机不仅是日本社会内部矛盾加剧，还有来自外国的威胁，其通过深入研习，发现兰学比儒学更具实用性和实效性，是解决日本内外危机的有效理论武器。换言之，他们的选择是将兰学与儒学比较后的结果，意识到儒学已无法担当解决日本危机的重任，进而凸显兰学的价值。关键在于，兰学与儒学相比，原本就含有对外扩张的要素，传入日本的“兰书”中又大量记载欧洲诸国在海外抢占领地的成功案例，使江户兰学家在更新知识体系的同时，还得到兰学学理支撑，更意识到对外侵占土地是“合理之事”，而不必再受儒家理念中“非正义战争”说法的束缚。他们从“海防”、“开业”层面阐述侵略行动的合理性，将江户日本对外扩张理论推向新阶段。
三、国学派“神国征服型”对外扩张设想
如果说古学者和兰学者皆试图借用外来思想解决日本危机，那么，国学派的登场意味着江户学者将目光集中于本土思想文化，依据其解决内外危机。国学派兴起于江户中期，契冲为创始人，本居宣长为集大成者，平田笃胤为继承发展者，其共同宗旨是清除中国文化对日本思想的影响，批判日本学者不知本国“神道”的“优越性”而盲从中国之道的弊端，进而强调日本的“优越性”。国学者坚信“日本为神国”，认定这一先天“优越性”必定能使日本摆脱内外危机，转而征伐万国。在该逻辑脉络下，“神国征服型”对外扩张理论在江户中后期逐渐兴起。
本居宣长虽未明确提出对外扩张主张，但其思想已暗含侵占中国、朝鲜倾向。在他看来，四书五经等中国传来的典籍绝不是日本文化的载体，“神道”才是日本思想文化的“古道”，“此道者，乃备载于古事记、书纪之神代上代诸事迹者也。唯此二典上代卷帙，当熟读精思之矣”。然而，由于中国文化的长久影响，使《古事记》《日本书纪》等日本典籍也被加上了“汉意”，本居宣长用35年时间重新注解《古事记》，挖掘其中蕴藏的日本“古道”，并特别强调“神道”源自天照大神，延续至今，为天皇的治天下之道，是他国不具备的“真道”。
不仅如此，国学者还认为，天皇的皇统亦源自天照大神，且如“神道”一样未曾中断，既无乱臣贼子篡弑之事，又无外敌入侵取而代之，故日本不但是天神创建的皇国，还具备其他诸国不具备的优越皇统。正因如此，日本优于中国、朝鲜是毋庸置疑的。因此，以往称“中国为中华”、“日本为夷狄”的说法完全是无稽之谈，本居宣长甚至在其晚年完成的《驭戎慨言》中，不只否认历史上日本向中国朝贡的史实，还直接称中国为“戎狄”，“明为中华，蒙古为夷。若从皇国来看，蒙古与明，同为戎狄”，由此解构中国“华夷之辨”对日本的影响。关键是，“驭戎”二字已暗含驾驭、统率、控制中国的思想取向，依据正是“日本为皇国”、“皇统绵延不断”等“日本优越论”思想。言外之意，“皇国”征讨、统治“戎狄”之国是理所当然之事，以至于其弟子平田笃胤直接说出：“世界万国悉服从皇国，毋庸置疑。皇国为君国，万国为臣国。”
本居宣长的“日本优越论”被其弟子、再传弟子继承，成为国学者对外扩张设想的理论支撑。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为佐藤信渊。他在《混同秘策》（1823）中制定了侵略中国及朝鲜的计划。第一步，侵占中国黑龙江流域。第二步，进攻中国东北地区。第三步，攻占朝鲜。第四步，“大泊府的军队自琉球攻取台湾，从台湾直接进攻浙江的台州、宁波等地，迫使中国各地不能相救，他们必定弃城而溃”。第五步，天皇亲征，熊本府的军队随从侍奉。“先锋之兵直捣江南诸地，迅速占领南京，将此作为临时皇居，对中国人恩威并施。数十年间，尽数平定中国全部领土。”
虽然并河天民、本多利明等提出侵占朝鲜、中国等地的设想，但未提及具体步骤和方案。与之不同的是，佐藤信渊的设想是最周密详尽的对外扩张计划，侵占对象已不局限于“虾夷地”，而是直指中国，并在丰臣秀吉从朝鲜进攻中国的路线上增加新路线，甚至还细化到日本不同地区军队适合到中国哪些地区作战等情况。在此基础上，他更将侵略目标扩展至世界：“支那既入我版图，西域、暹罗、印度亚等国，侏离舌，衣冠诡异之徒，渐慕德畏威，必稽颡匍匐，甘为臣仆。故由皇国来混同世界万国，非难事也。”佐藤信渊提出攻占中国的目的，已不是简单解决日本内外危机，而是将世界各国皆纳入日本版图，由日本统一万国。
佐藤信渊的设想与其经历密不可分，少年时就跟随父亲游历各地。正是长期游历使他对日本各地风土人情、军队情况有深入了解，故能“设计”出各地区军队执行不同侵略任务的方案。佐藤信渊47岁时，拜平田笃胤为师学习国学，同时又问学于神道学家吉川源十郎等，先后阅读本居宣长的《古事记传》、平田笃胤的《灵能真柱》等著作，思想发生重要转变，相信《古事记》《日本书纪》等日本史书中的“神代”部分为正史（信史），“日本皇统优越论”是毋庸置疑的，“皇国乃伊奘诺、伊弉冉二神奉皇祖天神之诏所创建，大地成立之初，天孙降临以来，皇祚连绵无穷，与天地共悠久”。
佐藤信渊认为，“皇祖天神”即“产灵神”。据《日本书纪》记载，“产灵神”包括“高皇产灵尊”和“神皇产灵尊”（《古事记》称“高御产巢日神”与“神产巢日神”），二神与“天之御柱主神”并称日本“三柱神”，佐藤信渊称三神为“造化之首”。与《古事记》《日本书纪》不同的是，佐藤信渊将“产灵神”提升到无以复加的高位，除“皇祖天神”身份外，“产灵神”还是宇宙创造者与主宰者。他对宇宙的认知已不局限于中国传入日本的天文知识，而是以兰学“日心说”为主，突出强调兰学书籍内容的准确性。
然而，佐藤信渊在兰学宇宙观基础上却得出了“神学”观点，即宇宙的形成、发展以及运动绝不是自然而然的事情，而是源自“产灵神”的“神机”。他更将“产灵神”镕造宇宙万物的规则概括为“一大纲四定例”，“所谓一大纲者，太初产灵大神搅回一元气，赖其运动之妙机……四定例者，一曰运动，凡宇内运动必自西进东。二曰旋回，凡分生者必旋回本物之外围。三曰迟速，凡距离本物，近者行速，远者行迟。四曰形体，凡分生者必从本物之正体”。由此可知，佐藤信渊虽受国学影响而继承“日本为神国”、“日本为皇国”观点，但运用新知识弥补了日本古史“神代”内容的不足，将宇宙运转、地球形成、万物化生归结为“产灵神”的功劳，从兰学层面证明“神代”历史的真实性，意味着日本天神的贡献已不局限于日本，甚至扩展到整个宇宙。在该前提下，“皇祖天神命伊奘诺、伊弉冉创建日本”之事就不是普通神迹，而是变成宇宙主神授命二神创建日本，进而提高了日本的“神国”地位。
佐藤信渊还把《古事记》《日本书纪》的“神代”内容与其他国家“开国神话”比较。例如，他认为，中国的“盘古开天地”和“女娲补天”虽是最早“创世神话”，但其原型来自日本：前者的原型是伊奘诺大神的眼睛化成日神和月神之事，后者则是天照大神与须佐男神之事；他发现埃及神话中“却尼布神口中吐出大卵（世界）”的记载，与《日本书纪》中“古天地未剖，阴阳不分，混沌如鸡子，溟涬而含芽”的表述较相似，且《日本书纪》还有“少彦名神”对外开拓的内容，就此推测日本天神曾开拓至埃及。此外，印度、波斯、厄勒祭亚国（希腊）、逻玛（罗马）、德亚国（犹太国）等国的“创世说”中亦有相似记载。佐藤信渊由此得出结论，其他诸国的“开国神话”或是日本诸神事迹的“讹传”，或是日本神祇所为。显然，此类观点纯属无稽之谈，完全是盲目比附，但在佐藤信渊看来，正是因为《日本书纪》《古事记》可信，且所记之事的年代又早于其他各国史书，故以上结论是合理的。佐藤信渊从国家创建的源头力证“日本为世界万国之根本”的确凿性，对“日本为皇国”的阐述已“超越”《日本书纪》和《古事记》。
正因如此，佐藤信渊在《混同秘策》开篇写道，“皇大御国，乃大地最初成立之国，为世界万国之根本。故能经纬其根本之时，则全世界悉为郡县，万国君长皆为臣仆。谨稽神世之古典……则知明‘产灵神’以安抚世界万国之苍生，为最初皇国之主要要务”。其意欲表明，作为“皇大御国”的日本不是普通国家，是“产灵神”在创造宇宙之后又命伊奘诺、伊弉冉二神创建的世界第一个国家，而其他国家的创立又与日本神祇有重要关联。所以，“产灵神”在创造日本的过程中，赋予日本诸神统治世界万国、安抚世界万民的使命，诸神已完成使命，但后来世界各国和日本脱离了联系。按此逻辑，日本发动对外战争不是侵略行为，而是理所当然地完成“产灵神”交给的重任，混同世界万国，救济万民。同时，为证明征讨万国的“合法性”，佐藤信渊还利用兰学地理学知识，进一步证明“日本为皇国”，其以“赤道”、“纬度”等新说法为主，以地理学视域指出，“日本自赤道以北三十度起至四十五度止，气候温和，土地肥沃，万种物产无不满溢。四周皆临大洋，海舶运漕极其便利。万国无双，人杰地灵，勇敢决绝，殊绝他邦。其形胜之势，堂堂八表，天然全备鞭挞宇内之实征”，将此作为日本对外扩张的地理基础。
综上所论，佐藤信渊的对外扩张理论既不同于并河天民，也不同于林子平、本多利明，其侵占对象乃从日本周边“虾夷地”、朝鲜、中国、琉球等扩张到世界万国，最终目的是征服全世界。关键在于，促使佐藤信渊提出对外扩张设想的理论根基是本土文化中的“皇国思想”，兰学不过是其思想附属品。因此，他的对外扩张理论可称为“神国征服型”。“皇国优越论”和“地理（水土）优越论”在其思想体系内实现融合，使其扩张设想被赋予神学色彩，具有极强煽动性，从而将江户日本的对外扩张理论推向极点。
四、江户时代对外扩张理论的影响
并河天民、本多利明等的对外扩张设想，作为解决危机的方案上书幕府，却未引起幕府过多关注，只有占领“虾夷地”及加强北部边防的建议被采纳。正因如此，幕府1798年前后派遣近藤重藏、间宫林藏等赴“虾夷地”调查，后将“虾夷地”划归为直辖地，由函馆直接管辖，但因俄国势力已进入，日本并未控制全部“虾夷地”，仅占有今天的北海道及千岛群岛等地。这表明江户学者的大部分对外扩张计划只停留在设想层面，未引起德川幕府过多关注，甚至在幕末改革中亦未成为重要措施。但令人惊讶的是，他们的大部分对外扩张设想竟在明治—昭和时代变为现实。
考察日本近现代史，明治维新是其发动侵略战争的重大转折点。事实上，明治天皇在新政府成立之初颁布的诏书，就明确含有对外扩张的导向，“（朕）经营四方，安抚汝等亿兆，遂开拓万里波涛，宣布国威于四方，置天下如富岳（富士山）之安”，奠定明治政府对外扩张的基调。明治政府的侵略方针与江户学者的对外扩张设想有间接关联，起到承上启下重要作用的思想家是吉田松阴。作为明治维新“导师”的吉田松阴，虽因“安政大狱”被幕府杀害，但扩张思想却被木户孝允、山县有朋、高杉晋作、伊藤博文等弟子继承并宣扬，决定了明治政府的对外政策。
吉田松阴扩张动机的思想渊源较复杂，其师佐久间象山的“海防论”、山田亦介的“兵学”，甚至日本传统武士思想皆对其影响较大，但佐藤信渊的“混同秘策”亦是不容回避的渊源之一。据他回忆，“余幼时，读百祐（信渊）西洋列国史略所论、混同四海之策，喜其雄伟，而嫌其夸诞，未深服其为人也……及住江户，佐藤氏之书，大投时好，而余竟不一览也。近日有人，以此编（经济要录）及农政本论借示，囚中无事，发卷细观，大有实得，而此编尤能简括痛快，在民事最为不可阙”。
从中可知，吉田松阴读过佐藤信渊的《西洋列国史略》《混同秘策》《经济要录》等书，对《经济要录》极为推崇，强调其“经济之学”是“民事”不可或缺的内容，而“混同世界”的想法根本不可能实现，由此斩断了“经济之学”与“混同世界”的关联。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佐藤信渊的扩张思想对吉田松阴没有直接影响，尤其是后者“取朝鲜、满洲、中国易取之地”的主张，明显受佐藤信渊“攻取易取之地”、“中国满洲为易取之地”等说法影响。至于侵占中国大陆、台湾地区等设想，亦有佐藤信渊对外扩张设想的痕迹，只不过与佐藤信渊相比，吉田松阴面对日本被美、俄打开国门的危局，从实情出发解决危机，意识到与欧美诸国的差距，进而否定“混同世界”设想，仅将侵略范围集中在周边，最远至印度、澳大利亚，而并无侵占欧洲、美洲的计划。所以说，吉田松阴选择性继承和发展了佐藤信渊的对外扩张设想，明显比佐藤信渊“务实”且更具可行性。正因如此，明治政府基本上按吉田松阴的方案逐步实施，先后侵占朝鲜、琉球、中国台湾，间接控制中国东北地区，为此后进一步侵略中国其他地区做准备。
不仅如此，明治政府的对外政策使林子平、佐藤信渊等的著作被官方、民间机构多次出版，其事迹、思想先后被编入“历史教科书”和“伟人传记”中，在日本社会广泛流传，为日本发动侵略战争提供不同层面的舆论支撑。在明治时代，日本首次发动的对外战争是1874年5月出兵中国台湾的“牡丹社事件”。值得注意的是，日本出兵台湾之前（1874年2月），《三国通览图说》中的《朝鲜国全图》已被田岛象次郎增补改正后单独出版，并在图中写道：“此图原本处于林子平的著作中，系天明五年（1785）刊行。然因旧政府的怀疑而被禁灭……殆一百年，今兹余践行子平氏的素志，追恋其非常企望，则补之……以慰泉下林先生之遗憾。”同时，该图之后还附上《台湾全岛之图》。田岛象次郎不是简单出版“朝鲜地图”和“台湾地图”，而是对原图进行增补，让日本民众更直观详细地了解朝鲜和中国台湾最新地理状况，以配合明治政府“征韩”、“征台”舆论，进而完成林子平“遗愿”。
1879年，伊藤博文巡视东北奥羽地区时特意祭拜“林子平墓”，见其坟墓荒废而新建墓碑，让太政大臣三条实美为之篆额，并刻上斋藤竹堂的《林子平先生传》。他说：“（子平）察海外形势，深究攻守之策，著海国兵谈，三国通览诸书，其意在警醒天下之耳目，以谋绸缪于未雨，而庙堂不察，斥为狂妄，禁锢终身，不得展其抱负。厥后时事一变，世之言海防者，纷纷而起要皆不能出乎子平之范围……余慕子平之为人惜其湮没，于是更树贞石，勒以斋藤维馨（斋藤竹堂）所撰之传，欲使其卓行伟节表著于后世。”伊藤博文作为“征韩论”代表人物，虽受其师吉田松阴影响，但应该读过《三国通览图说》，熟悉林子平提出的侵占朝鲜、琉球、“虾夷”的设想，故对林子平的推崇，与林子平吞并朝鲜的设想紧密相关。
继之，林子平还被列入《高名像传》（1880）、《日本立志编》（1882）和《近世绘本英名传》（1887），其中皆有对《海国兵谈》《三国通览图说》的高度评价，并指出幕府禁止二书流传而使日本错失对外扩张“良机”。此二书在近代多次出版，暗示日本政府不应再错过时机，尽快将“虾夷”、朝鲜、琉球占为己有。同时，因《海国兵谈》和《三国通览图说》的影响力，林子平亦得到明治政府认可。明治政府于1882年6月追赠林子平“正五位”位阶，表彰其思想对日本的贡献。
随着日本在甲午战争中的胜利以及《马关条约》签订，朝鲜脱离以中国为中心的“宗藩关系”，为日本进一步控制朝鲜提供了契机，林子平的“遗愿”得以部分实现。其更在甲午战后被赋予“日本伟人”和“帝国忠贤”称号，明治时人将他与丰臣秀吉并称，肯定他们对“日本帝国”的贡献。不止如此，林子平开拓“虾夷地”而防御俄国的主张，亦受到高度关注。尤其是甲午战后的“三国干涉还辽”使日俄矛盾加剧，日本人意识到此前与俄国签订《桦太千岛交换条约》而放弃“北虾夷”实非明智之举，由此更认识到林子平的“先见之明”。
《日鲁交涉北海道史稿》《日露交涉史》等著作中，皆有对“林子平贡献”的不同表述。前者指出日本与俄国数十年间围绕“虾夷地”交涉的失误，认为明治政府对北部疆域的重视不如林子平，竟未能意识到俄国修建“西伯利亚铁路”的威胁，提议政府组建“北海道义勇团”，拱卫日本北部门户。后者写于日俄战争初期，作者植木直一郎时任日本陆军参谋本部东京振武学校教授。他在书中不仅把日俄战争视为日本抵御俄国南下的“正义战争”，更把“林子平的事迹”作为鼓舞日本士气的素材，以此增强日本人战争必胜的信心。他不只主张日本通过战争完全占领朝鲜半岛，还要夺回《桦太千岛交换条约》中放弃的库页岛。由于作者的军方背景，其看法明显代表陆军参谋本部观点，故日本在日俄战争结束后，让俄国割让库页岛的目的便极易理解，也折射出林子平的间接影响。
与林子平同时被明治政府追赠为“正五位”位阶的是佐藤信渊，但明治时人和官方最开始对佐藤信渊的认可，是他在农政学方面的贡献及其著作中凸显的“皇国”思想，“此书（《镕造化育论》）虽固有难信者，亦足知神典古传符于实测之说，合于天地之真理，则不可不嘉尚矣，此予之所以刻而弘传也”。佐藤信渊的农政措施、经济策略以及“皇国”思想等，与明治维新的方案“不谋而合”，故他被明治时人视为“卓见之士”。《混同秘策》亦在1888年由穴山笃太郎出版，农政史学者织田完之为之作序。据称，该书在明治政府要员中有所流传，大久保利通因读此书而在维新初期建言日本定都江户（东京），中海江田议官于1879年向明治政府的大臣、参议供阅此书，力主征韩的西乡隆盛亦熟读此书，但该书未在日本社会广为流传。因此，出版此书的目的是让时人了解佐藤信渊吞并四海、征服万国之志，并特别指出，其《镕造化育论》《天柱记》《垂统秘录》《经济秘录》等皆为《混同秘策》的“羽翼”，进而凸显“混同世界”的雄伟筹略。然而，由于佐藤信渊的对外扩张设想过于宏大，大久保利通、西乡隆盛等也认识到日本根本无法完全付诸实践，甚至能否战胜中国亦是“未知数”。因此，他们并未完全采纳佐藤信渊的方案，仍将侵略重心集中在朝鲜，在朝鲜事务上不断试探中国的反应，最终挑起甲午战争。
日本在甲午战争中获胜且割占了中国台湾地区，完成了佐藤信渊侵略设想的一小部分，但《混同秘策》的盛行是在日俄战争之后。日俄战争的胜利，不但使日本占领库页岛南部，还为吞并朝鲜清除了障碍，尤为重要的是，日本人更直接地感受到佐藤信渊超越时代的“卓识”。其中，织田完之和玉利喜造，将佐藤信渊的《镕造化育论》《垂统秘策》《混同秘策》等15本著作，合编成《佐藤信渊家学大要》出版，在出版宗旨中写道：“（佐藤信渊）有绝世之卓识，讲明兵法，举富国强兵之实……苟至经国济民之万策，包罗中外古今，遗算皆详说于各种著书中。恰兴维新大业，立百般制度，豫定今日之经纶，至日清战争、日露战争百战百捷。有此伟略暗地指导我们，将来当成为富赡国土的大经论，皆大有益遗著。”
该合集出版于日俄战争结束后的1906年，此时织田完之对佐藤信渊的评价远超甲午战争之前，将他的富国之策、“混同秘策”等视为“明治日本”内外政策的指导，强调日俄战争的胜利让日本人看到了“混同世界”曙光，希望日本继续扩大领土，实现佐藤信渊的目标。不止如此，据河上肇记载，他在1908年听闻“佐藤信渊翁功劳表彰会”将于东京召开，遂指出日本社会对佐藤信渊的推崇与《混同秘策》密不可分，而《混同秘策》就是“帝国主义”，但佐藤信渊在明治维新之前已提出日本实现“帝国主义”的重要性，并策划了具体方案。虽然在河上肇视域内，佐藤信渊具有多重形象，但他一针见血指出《混同秘策》中“安抚世界万民”的虚伪性，揭露其“帝国主义”侵略本质。遗憾的是，该认识并未成为当时主流观点，官方和学界在夸大佐藤信渊事功的同时，更是赋予其农政学家、经济学家、教育家、兰学家、武士等多重形象。
不只是明治时代，《混同秘策》在大正和昭和时代的影响力更是持续扩大。与此前不同的是，日本学者及官方将其中的侵略思想，美化成“产灵神令日本安抚世界苍生”，强调日本救济世界万民的使命。殖民政策学者东乡实在《殖民夜话》中，直接将“混同世界”视为“经济的”、“农业的”、“抚育的”目的，指出其“非征伐”特征，并以占领中国黑龙江为例，认为黑龙江一带五谷缺乏，特将日本奥羽、古志诸州的粮食运至黑龙江，救济当地居民。至于针对朝鲜、中国台湾、南洋依然如此，以日本之“有余”来弥补他们的“不足”，彰显日本民族与国家的“优越性”，而对侵略意涵全然不见。佐藤信渊家乡秋田县教育会编写的《佐藤信渊》中，直接写道：“先生以日本为万国之宗，救济世界万民为日本国民当然之职务，主张宣扬国威、扩张境土，极力标榜大帝国主义……顾虑日本人口的长期增加，立殖民大政策。”该书为普通人物传记，但针对的读者是日本小学校高学年儿童、补习学校学生、青年团员等。编者显然将佐藤信渊的事迹作为教育学生的重要内容，发挥《混同秘策》“救济世界万民”的重要价值。同时，在伪满洲国成立之后，日本为掩盖侵略中国东北的罪行，将其行为美化成“五族协和的王道乐土”，并把《混同秘策》中“日本安抚世界万民”作为美化侵略的依据。
教育学者上领三郎1934年出版《神国日本与佐藤信渊先生》一书，直接否定《混同秘策》的侵略取向，认为佐藤信渊的根本目的是将东亚各民族融为一体，互助互补，将“产灵神”的教化施及朝鲜、中国满蒙等地，让当地“未开化之民”接受“教化”，实现“日满亲善”。按其解读脉络，日本将“满洲”从中华民国中“独立”出来却未吞并此地，反而建立“满洲国”，正是完成了佐藤信渊“日满亲善”的设想，将天神（“产灵神”）的遗教推行到中国东北，安抚当地民众，奠定日本未来的“东亚大业”。其意在表明日本发动对外战争的目的是“抚育”、“教化”亚洲诸国之民，使他们摆脱贫穷落后状况，由此完成“产灵神”交给日本“安抚苍生万民”的重任。
同样的认识亦见于同年出版的《日本教育史》，“因世界各国民众苦于恶政，我国应混同统一世界而救济之”。值得注意的是，这一认识还见于支撑“东亚共荣圈”的理论中。近卫内阁外务大臣松冈洋右在1940年7月的《帝国外交方针案》中，首次使用“东亚共荣圈”，代替了此前使用的“东亚新秩序”，成为日本政府新对外方针。据载，“东亚共荣圈”的理想范围是“西至伊朗、伊拉克，东至一百八十度日期变更线，北至满洲、蒙疆、中国边疆地，南至新西兰、澳洲”，小范围则是“满洲、中国、缅甸、泰国、佛印（法属印度支那三国，越南、老挝、柬埔寨——引者注）、兰印（荷属东印度——引者注）”。为让日本民众深入了解官方提倡建立的“东亚共荣圈”，松冈洋右在1940年10月特意编写《兴亚的大业》，强调大和民族肩负天神赋予的“人类救济”使命。
在松冈洋右看来，日本人从明治时代就将使命付诸实践，从“征韩论”到甲午战争、日俄战争、日韩合并，再到九一八事变、国联脱退、七七事变，都是为了完成“人类救济”的兴亚大业，将日本“皇道”从“极东”扩展至亚洲、从亚洲扩至全世界，但日本目前首要任务是建立小范围的“东亚共荣圈”。因此，他直接说出其目的：“为了全东亚民族、全亚细亚民族、全有色人种的解放之崇高目标，为了日满支三国的歃血结盟……皇国日本的大理想实是世界人类的救济。在此大理想指引下，东洋精神文化会同满支两国，誓要相携迈进新世界文化的建设，三国缔结金刚不坏之同盟。”从中可知，松冈洋右的核心观点为“救济世界人类”，与《混同秘策》的“安抚世界万民”主张如出一辙，由此折射出佐藤信渊思想及其“解读者”对他的影响。如果说上领三郎等代表的是日本学界的取向，松冈洋右则反映日本官方舆论。换言之，日本政府已把“救济世界人类”作为侵略他国和建立“东亚共荣圈”的“合理性”依据，从而掩盖了《混同秘策》扩张征服的思想取向。正因如此，《混同秘策》在太平洋战争后多次再版，并被收入《皇国精神讲座》中，佐藤信渊甚至被尊为“东亚皇化圈”（即“东亚共荣圈”）“先驱”。
由上可知，日本自发动九一八事变之后，无论官方还是学界，都反复强调《混同秘策》的设想，是欲将“产灵神”的教化施及“世界万民”，完成“产灵神”交给日本的重任，使“日本建设满洲国，从华北直驱华南华中，更张鹏翼于南海。然而，佐藤信渊的企图并不止于东亚的皇化，更涉及世界新秩序建设”。是故，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的目的，最终被解读成皇国“解救世界”的使命，由此清除英美对东亚诸国的殖民统治，进而建立以日本为中心的亚洲新秩序，为其发动系列战争找到“合理”依据，完全掩盖了侵略本质，给亚洲诸国带来深重灾难。
结 语
并河天民、林子平、本多利明、佐藤信渊等的对外扩张理论，形成原因比较复杂。表面上看，他们主要是在应对日本内外危机的前提下提出扩张方案。然而，考察江户思想史发现，无论是朱子学派、古学派，还是阳明学派、兰学派，皆是深受外来思想（中国儒学、兰学）影响而在日本先后形成的学派，绝不是儒学或兰学在日本简单地“传播”和“复制”，而是外来思想不断被新解、改造，进而融入日本思想的过程。
在这一过程中，江户学者还将关注点转移到“神道”、“神代”等日本传统文化，尤其是国学派的登场，使以“复古神道”为核心的日本本土思想开始从“幕后”走向“前台”，由“神话”变为“信史”，而儒学、佛教却成为国学派解构和批判的对象，兰学则成了国学的附庸。这意味着江户思想史的走向，是日本学者逐步脱离“外来思想”、建构“本土思想”的过程。实际上，江户学者对外扩张设想的发展脉络亦是如此，最先是古学派提出掠夺土地和人民的建议，继之为兰学派的“积极防御型”和“重商殖民型”扩张设想，最后“集大成”于国学派提议的“神国征服型”的侵略万国主张，从侵占日本周边国家开始，最终扩展至全世界。
除“占领中国全部领土”和“混同世界万国”的目标外，林子平、本多利明、佐藤信渊等的对外扩张计划在近现代日本变为现实，具体步骤为：1874年，日本侵略中国台湾；1879年，日本吞并琉球；1895年，日本在甲午战争中击败中国，通过《马关条约》割占中国台湾，并迫使朝鲜脱离中国的藩属地位；1905年，日本因日俄战争获胜，通过《朴茨茅斯和约》将库页岛南部（北纬50度以南）及其附近一切岛屿占为己有，进而加紧对中国东北和朝鲜的侵略；1910年，日本强迫朝鲜签订《日韩合并条约》，正式吞并朝鲜全境；1918—1922年，日本趁俄国十月革命之机，出兵西伯利亚，占领库页岛北部；1931年，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侵占中国东北地区，建立伪满洲国；1937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不仅侵占中国华北、华中、华东大片领土，还扶植汪伪政权；1941年，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占领西太平洋诸岛以及菲律宾、印度尼西亚、新加坡、缅甸等东南亚诸国。
虽然以上侵略战争时间跨度近70年，且每场战争爆发的背景、原因、目的等各有差异，但从江户学者对外扩张设想层面考察，其扩张理论不仅引起日本近代以来各类人士强烈关注，还影响了日本政府的对外政策，从舆论层面刺激日本社会的侵略野心。可见，这些战争绝非孤立个案，而是递进式完成江户学者的对外扩张设想。正因如此，日本自明治时期至二战结束发动的系列战争应被视作一个“整体事件”—— “七十年战争”。也就是说，江户学者的对外扩张主张虽只停留在设想和策划层面，但在日本近代被发酵、放大，并与西方思想融合，成为日本不断发动侵略战争的理论依据。
（作者董灏智，系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世界文明史研究中心教授，中国历史研究院韩东育工作室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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