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伟涛 马晓稳：中国古代造纸术起源新探

作者：郭伟涛 马晓稳

来源：《历史研究》2023年第4期

摘  要：综合出土文献，早期“纸”字表示的是丝质物品而非植物纤维纸。因为工艺和外观相似，不便于书写的早期纸张也被称为“纸”。随着纸张的改良和迅速普及，人们为了语义的合理化，创造出“帋”字代替“纸”字表示纸张。不过，“帋”字并未完成历史使命，而“纸”字逐渐被稳定用来表示纸张，其早期含义湮灭不彰。六朝人对“纸”、“帋”两字的交替演变缺乏正确了解，望文生义阐释两字形体，认为早先的“纸”表示丝纸，后出现的“帋”表示植物纤维纸。这一影响深远的误读得以纠正，造纸术起源的探索方有坚实的基础。

关键词：造纸术 蔡伦 出土文献 《说文解字》《后汉书》

关于中国古代造纸技术起源，一般都采信范晔《后汉书》的说法：“（蔡）伦乃造意，用树肤、麻头及敝布、鱼网以为纸。元兴元年奏上之，（和）帝善其能，自是莫不从用焉。”即东汉蔡伦发明植物造纸，并迅速推广普及。不过，近百年来随着多批西汉古纸实物出土，这一认识不断遭到挑战，并衍生出多种说法。黄文弼最早依据罗布淖尔纸，指出西汉已有植物纤维纸。后来随着西汉中后期的金关纸、中颜纸、玉门关纸等古纸实物出土，西汉中晚期出现植物纤维纸的看法逐渐成为学界主流认识。不少学者甚至将造纸术出现时间估计得越来越早，如潘吉星、李晓岑等依据西汉早期的放马滩纸和西汉中期的灞桥纸，将时间提前到西汉初期。

持西汉初期说的学者主要依据的放马滩纸，经科技鉴定和检测，纸状物的材质并非植物纤维，而是丝织品，只是在地下经过2000多年的埋藏腐蚀，以致外观呈现纸张的特点而已；至于灞桥纸，经鉴定，植物纤维细胞壁完整光滑，没有出现纸张必不可少的分丝帚化现象。考虑到灞桥纸与麻布一起垫在铜镜下面埋入墓葬，而南越王墓中垫在铜匜下面的麻絮也曾一度被错判为纸，即名噪一时的南越王墓纸（又称象岗纸）因此，所谓灞桥纸不排除是衬垫用的麻絮受到铜镜和外力挤压，历经2000多年而，成类似纸一样薄片的可能。换言之，灞桥纸到底是纸还是废麻絮，有待进一步鉴定。目前看来，考古学断代和科技鉴定两方面都比较可靠的西汉古纸，是金关纸、中颜纸、马圈湾纸、玉门关纸和高勒毛都纸，纸张出现大概只能追溯到西汉中后期。

不过，古纸实物只能提供个别定点，系统认识造纸起源和发展，还需要结合文献进行考察。相较古纸实物，文献记载更富层次性和复杂性，正确解读颇为不易。一些学者对“纸”字的出现时间提出看法，潘吉星早前认为，先秦文献中没有“纸”字，此字汉代以后才出现，后来又改称先秦很少出现“纸”字；王菊华认为，不仅先秦文献，西汉文献中也没有“纸”字，传世文献所载东汉以前的“纸”字，多是后人杜撰或加注，或者表示的不是植物纤维纸，而是丝纸（絮纸）；张亚初则依据辟大夫虎符铭文，将纸张出现时间前移至战国早中期，钱存训亦作此理解。这一时代判断，已较古纸实物提前数百年。几位学者之所以都从“纸”字的出现讲起，应是把“纸”字的出现等同于纸张的出现。在这方面，潘吉星的看法最有代表性，他说“‘纸’字出现时，肯定应在有纸之后”。这一说法忽略了“纸”字在不同时期含义可能存在变化，“纸”字最初不一定像后期一样表示纸张。从这个角度看，王菊华丝纸的说法，似乎不失为一个可行思路。

所谓丝纸的说法同样其来有自，前引《后汉书》在蔡伦发明造纸术之前还有一句话，“自古书契多编以竹简，其用缣帛者谓之为纸”，即“纸”在早期表示书写用的缣帛。这一说法长期占据主导位置，可视为丝纸说的雏形或源头。丝纸的说法，是在《后汉书》记载基础上，根据许慎《说文解字》“纸，絮一也”的释义提出的。在西汉古纸出土之前，段玉裁针对《说文解字》训解，依据范晔之说，认为“造纸昉于漂絮，其初丝絮为之，以荐而成之，今用竹质木皮为纸”，即认为先有丝纸，后有植物纤维纸。在西汉古纸出土前，这一看法为劳榦、陈槃、王明等采信。随着西汉古纸陆续出土，王菊华之所以依然申说段玉裁有关丝纸的看法，实质是为了弥合许慎当时已能见到植物纤维纸与《说文解字》相关记载之间的矛盾。尽管潘吉星从技术原理上强烈质疑蚕丝造纸的可行性，但这一认识还是广泛流行开来。最近又有学者利用新出东汉简牍，重申缣帛—丝纸—植物纤维纸三阶段发展说。实际上，缣帛和纸张，在历史上的称谓和界限非常清楚，从未见过称缣帛为纸的记载；所谓丝纸，迄今没有发现实物证据和可靠文献记载；而范晔的看法，又与六朝通行的对“纸”及其替代字“帋”之间异同的认识有关系。

从文献上考察造纸术起源早晚，既涉及对“纸”字具体含义的辨析，又与所谓丝纸问题密不可分。换言之，早期“纸”字是否表示纸张（植物纤维纸）？如果不表示纸张，是否表示丝纸？如果不表示丝纸，那么丝纸的说法又从何而来？加上传世文献相关记录极可能遭后世改写，因此从出土文献入手，全面排查战国至唐代出现的“纸”字，显得十分必要。本文首先辨析各类出土文献中“纸”字的含义，分析其与纸张和造纸之间的关系，然后结合“帋”字的流行和使用，分析丝纸说产生的背景，最后对中国古代造纸术起源提出看法。

一、出土文献所见“纸”字与造纸

出土文献所载最早引起相关学者注意的，是故宫博物院藏辟大夫虎符中疑似“纸”字的“”。虎符铭文作“填丘牙（与）为辟（嬖）大夫信节”，张亚初认为未释字左半从糸，右半形同战国早期钟铭文之“祗”字，推测“”乃“纸”字初文，进而认为纸张出现可上溯至战国早中期。不过，此字是否为“纸”，学界尚有异说。中国国家博物馆所藏一枚将军虎符，形制、铭文皆与辟大夫虎符相近，李家浩将“”释为“”，认为“”乃待考的某地名。郭永秉依据郭店楚简《缁衣》“教此以失，民此以（烦）”，推测“”应为“楼烦”，认为两方虎符并非传统认为的战国中期齐国之物，乃西汉初年韩王信为征用楼烦之地胡兵而制作的。这一看法不但结合学界对秦汉之际文字发展的最新认识，而且与汉初北边形势相吻合。因此，两虎符不仅时代晚至汉初，铭文“”也不能释作“纸”字，更不可据之考察造纸起源早晚。

相较两枚虎符，时代约在战国末期至秦始皇统一前后的睡虎地秦简，引起更广泛注意。睡虎地秦简甲种《日书》“诘咎”有一段文字，“人毋（无）故而发挢若虫及须眉，是是恙气处之，乃煮贲屦以，即止矣”，其中未释字，整理者释为“纸”，读为“抵”。不过，钱存训主张不必破读，认为“煮贲屦以纸”可理解成“煮草鞋以成纸”，或者将“以纸”理解为“以纸掩盖”，进而推论战国已经出现纸张。钱存训前说“煮贲屦以纸”，语法上讲不通，古汉语中没有“以纸”表示“以成纸”的用例；至于后说“以纸掩盖”，则属增字解经。放在原文中，两说都读不通。实际上，联系该句之后的记载，“凡鬼恒执匴以入人室，曰‘气（饩）我食’云，是是饿鬼。以屦投之，则止矣。凡有大票（飘）风害人，择（释）以投之，则止矣”，在“则止矣”之前，分别表述为“以屦投之”、“择（释）以投之”，均是“投”这一动作，整理者将“纸”读为“抵”、理解作“投”，是有道理的。参照上下文看，该句“纸”字应该是某种动作，不可能表示纸张。而且最为关键的是，该字右半残泐，难以辨识，再整理者即主张存疑，可见，尚难断定是“纸”字。

除这两个疑似“纸”字之外，近年公布的安岗楚简和早前的包山楚简，都明确出现“纸”字。安岗楚简记载，“一丝纸之王瑟之屦”和“一丝纸纺屦”（2—02），明显与鞋子有关。整理者认为两处“纸”字或读为“底”，指鞋底，“王瑟”则是一种丝织品，乃鞋面用料。包山楚墓竹简277记载，“二绢之幢，灵光之结；一，一縢组之缨”，牍1载“四马晧面，芋结，告，绳紴（鞁）”，两处原释为“”的字，范常喜认为右部构件并非“乇”，乃“氏”，故当改释为“纸”字。若这一意见无误，则包山楚简也出现“纸”字。不过两处“纸”字皆与马绳车具并列，范常喜推测“纸”当读为“”，指置于驾车之马的臀部以阻止其后退的革带，并不表示用来书写的“纸”。安岗楚简和包山楚简时代都在战国中期，虽然出现“纸”字，但不能理解作纸张。

另外，从文字发展来讲，“”乃“纸”字之分化，两者含义可能相近，也需要检讨相关材料。目前所见，战国中晚期的长台关楚简出现“”字，遣策简2—02记载“一两丝缕（屦）”，与“一两厀缇缕（屦）”、“一两缕（屦）”等并列。其中“”字，论者提出多种意见，而《说文解字》解作“丝滓也”，都不表示纸张。

综上，“纸”字在战国中期即已出现，但无一例表示纸张。换言之，“纸”字虽然早已出现，但并不表示纸张这种物品随之存在。在汉语发展史上，由于语义引申、假借等各种原因，同一个字形常常可以用来表示两个以上不同的词，词义也在不断发展变化，同一个词，在不同时代和不同地域的“意义”或“所指”可能有所不同。“纸”字与纸张的关系，也适用这一道理。不少学者之所以在此问题上把握不好，可能在于“纸”字含义的变化，恰好与纸张出现存在共时性，因而易致混淆。

那么，战国简牍中的“纸”字到底是何意？《说文解字》许慎训释“纸”为“絮一也”，又载“，潎絮箦也”、“潎，于水中击絮也”，联系起来看，“纸”是絮在水中经过击打，并用“箦”过滤后形成的物品。《说文解字》又载“絮，敝绵也”，段玉裁注解：“绵者，联微也，因以为絮之称；敝者，败衣也，因以为孰之称；敝绵，孰绵也，是之谓絮。凡絮必丝为之，古无今之木绵也。”显然“絮”是破旧的丝絮。按照许慎的认识，“纸”是破旧丝絮重新利用而成的。宽泛地说，“纸”表示的是质量稍次的丝质物。这个解释是否吻合前述材料呢？睡虎地秦简字形不确定，暂不考虑，安岗楚简文例与鞋子有关，用丝质物做鞋子，与墓主处于社会中上层的地位相一致，从这点来说，安岗楚简“纸”字不必破读。包山楚简文例与车马绳具并列，似乎也不一定要破读。

如果上述推测无误，那么“纸”字早期表示的既非纸张，也非段玉裁所说的丝纸或絮纸，而是一种丝质物品。这一说法，不仅在前述战国简牍中得到验证，在西汉中后期的西北汉简中也有所体现。如居延旧简中一枚用于标识物品的楬（306.10），记载“五十一纸重五斤”，如果是书写用的纸张，无论是植物纤维纸还是丝纸，都无必要记载重量，因此最有可能还是表示丝质物品。丝质品标明重量，在西北简中也常见。如居延旧简中的一枚楬（113.4）记载“络絮百卌三斤”，另一枚简（89.3）记载“虞卒等二人糸絮各一斤”之所以记载这类物品的重量，是因为絮为制衣原料，平时分发交易往往以重量为单位。由此而言，居延旧简306.10的“纸”，无疑是丝质物品。

从居延旧简306.10“五十一纸”的表述看，作为丝质物品的“纸”，似乎已有一定规格。这从悬泉汉简Ⅰ91DXT0310 ③:10A也可以看出来：

出麦八石赤絮五氏  出麦廿石曾贱石三百八十三  △  出麦三石

该简文字工整，并非随意书写的涂鸦或习字，应属真实记录。其中“赤絮五氏”，有学者认为“氏”当读为“纸”。如前所述，早期的“纸”乃质量稍次的丝质物，因此这一见解可从。前引《说文解字》记载，“纸”是用“箦”过滤形成的物品，《说文解字》又载“箦，床栈也”，“床栈”无疑有一定规格。汉末服虔《通俗文》记载“方絮曰纸”，也与之相符。综合而言，早期作为丝质物品的“纸”不仅有一定规格，从这枚悬泉汉简看，“纸”亦可作为量词记录“絮”。居延旧简中一枚记录存放物品明细的简牍，亦可证明此看法：

“□二纸”缺释之字，下部残存“糸”，结合前引悬泉汉简，极有可能是“絮”字。若不误的话，该记载恰与其他条目“汋一虞憙自取”、“枲袜一两伤取”等一致。因此，此处的“纸”也是某种絮做的丝质物，并非纸张。当然，该“纸”字也不排除是人名，即某物品两件，名叫“纸”的人来取。走马楼三国吴简中就有“粻弟小女纸年五岁”（壹·10498）和“蔯妻大女纸年十六算一”（叁·3095），两位名字叫作“纸”的女性。不过，即使这枚简的“纸”是人名，也不能证明当时“纸”字有纸张的意思，毕竟取名考虑因素有很多，且前引悬泉汉简“赤絮五氏（纸）”与“麦八石”并列，这枚简“絮二纸”与“单衣”、“布巾”、“布袜”、“单绔”、“枲袜”等并列，显然也不可能是书写的植物纤维纸或丝纸。

上述记载是目前所见战国至西汉出土文献中与“纸”字有关的全部材料。经过分析，有些释读需要纠正，有些只能存疑，而那些确认无误的“纸”字，没有一例表示纸张（植物纤维纸），因此前述论者根据“纸”字的出现而将造纸时间上溯到战国时期的说法不能成立。早期“纸”字表示的不是纸张，当然也不是所谓丝纸，而是许慎《说文解字》所训释的丝质物品。目前看来，纸张出现的明确证据，只能追溯到西汉中期偏后的金关纸、中颜纸，纸张可能在西汉中期被发明出来，而不太可能早至西汉初期甚至战国时期。

二、书写用纸的出现与《说文解字》的训解

丝纸的说法，一是未及见到出土西汉古纸的段玉裁、劳榦等，结合范晔《后汉书》，发挥《说文解字》训解而来；二是王菊华等坚持东汉蔡伦发明造纸说的学者，为弥合与史籍所载蔡伦之前出现“纸”字间的矛盾，不得已重拾段玉裁的解释。认识到蔡伦之前已有植物纤维纸的学者，为弥合《说文解字》训“纸”为丝质物与史实间的矛盾，或主张“絮”不一定都是丝絮，也可能是麻絮，进而认为《说文解字》说纸是植物纤维纸；或认为造纸术乃当时秘辛，许慎不清楚造纸原料。实际上，这些解释都过于迂曲，与实际情况不符。

综括其问题，约可分为两端：一是纸张从何时开始较多用作书写，许慎撰著《说文解字》之际能否见到书写用纸；二是如果许慎已经见到书写用的植物纤维纸，又为何将“纸”训为丝质物而非纸张。这两个问题的讨论，尤其是纸张较成规模用作书写的初始时间，所依据的材料只能以传世文献为主，以古纸实物为辅，而学界对传世文献有关记载的认识，却存在很大差异。

在造纸和印刷史研究方面具有重要影响力的钱存训和潘吉星，把纸张较大规模用作书写的开始时间定在西汉中叶武帝朝。这一时间点估计得过早，两位学者都没有充分考虑到传世文献在文本生成和流传方面的复杂性，因而产生误读。他们依据的材料，一是《汉书·司马相如传》载武帝“令尚书给（司马相如）笔札”，颜师古注：“时未多用纸，故给札以书。”二是司马彪《续汉书·百官志》载少府下有“尚书六人，六百石……左右丞各一人，四百石”，司马彪本注作“右丞假署印绶，及纸笔墨诸财用库藏”。他们认为，颜师古注文“时未多用纸”证明武帝朝已经小规模用纸书写，“纸笔墨诸财用库藏”则是光武帝的规定，表明光武本人喜欢用纸。从史料来源看，唐代颜师古对汉代某些说法并不具有很高可信性，西晋司马彪撰著《续汉书·百官志》亦是如此。而且，《续汉书·百官志》重在叙述职官沿革，各职所掌在不同时期自然会有变化，尚书右丞掌管“纸笔墨诸财用库藏”乃笼统言之，不足以证明东汉早期即如此。

除上述两条明显误读外，还有一条较为复杂的材料，即唐人马总《意林》中载录汉末应劭《风俗通义》的一条佚文：“光武车驾徙都洛阳，载素简纸经凡二千两。”这一记述若无误，则两汉之交朝廷所藏不少书籍档册都已经用纸书写。不过，这段文字未必可信，“徙都洛阳”之际载运典册2000多车，应该不会是临时起意，在平时即有计划访求搜集，而刘秀于更始元年（公元23年）十月渡河北上，建武元年（公元25年）六月在鄗县（今河北柏乡）称帝，当年十月定都洛阳，两年间戎马倥偬，从临时即位之鄗县载运2000多车典册到洛阳，无法想象。若此事属实，更可能是从原本就保藏大量户口档册和书籍的长安载运至洛阳。尤为重要的是，此事《后汉书·儒林传》记作“光武迁还洛阳，其经牒秘书载之二千余两”，“经牒秘书”不仅包括书籍经典，也包括档案文书，相较“素简纸经”单纯强调的“经”，更吻合光武集团在战争之际的需求。因此，《意林》辑录《风俗通义》这段文字，可信度非常低；潘吉星据此认为西汉朝廷典册已经用纸书写的看法，也难以成立。

除记作“纸”字的疑似资料外，还有一条与“赫蹏”有关的资料历来聚讼不已。《汉书·外戚传》记载，西汉成帝末年，宠妃赵飞燕妹妹唆使成帝杀掉宫女诞育的皇子，“武发箧中有裹药二枚，赫蹏书”。关于“赫蹏”所指，大致有三种意见：一是汉末应劭所说“赫蹏，薄小纸也”，即植物纤维纸；二是三国曹魏孟康认为“染纸素令赤而书之，若今黄纸也”，即可能是植物纤维纸和丝纸；三是唐代颜师古明确反对孟康意见，并提示“赫”字另有版本异文作“擊”。联系《说文解字》对“繫”的训解，“繫也，一曰恶絮”，段玉裁曰“一曰犹一名也”，可见“赫蹏”即“恶絮”。关于上述三种意见，现代学者持不同看法，主张西汉已有书写用纸的钱存训、潘吉星等，支持应劭意见。今天看来，这个说法很难讲得通。敦煌马圈湾西汉简中出现了“赫蹏”：

正月十六日因檄检下赤蹏与史长仲赍己部掾

为记□檄检下（974）

该简书写较为潦草，颇不易辨识，胡平生释读出“赤蹏”二字，裘锡圭进一步指出“赤蹏”就是传世文献中的“赫蹏”，简文大意是把“赫蹏”寄给另一位官员。从形制、内容和书写风格看，该简与同探方出土的新莽天凤年间王骏出兵西域的简牍当属同一简册，时间亦在此前后。结合这枚简牍可知，至少西汉晚期到新莽朝，“赫蹏”乃常用之物，不仅见于长安宫中，亦见于西北边地，可推想其使用广泛。如果植物纤维纸原本叫“赫蹏”，那么后来为何又改叫“纸”呢？这一点很难讲得通，也找不到相应证据。当然，理论上还存在某一类较为特别的植物纤维纸叫作“赫蹏”的可能，不过无其他证据，因此成立的可能性非常低。至于不少学者为了论证东汉蔡伦发明造纸术而支持丝纸说，恐怕值得斟酌。如前所述，早期“纸”字并不表示丝纸，至于别名“恶絮”的“赫蹏”可用于书写，并不代表“赫蹏”就是絮纸或丝纸，毕竟缣帛也可以书写。因此，今人把“赫蹏”视为丝纸，一方面与牵合蔡伦发明造纸术的认识有关，另一方面是概念混淆不清所致。

有学者以应劭为东汉末年人，较孟康和颜师古更近西汉，进而支持应劭观点。这一做法固然不对，但也提示我们重视许慎“繫也，一曰恶絮”之说。毕竟许慎较应劭时代更早，其说法可能更接近历史事实。段玉裁引证刘熙《释名》的说法，“煮茧曰莫。莫，幕也，贫者著衣，可以幕络絮也。或谓之牵离，煮熟烂牵引，使离散如绵然也”，认为“繫”可读为“縴”。雷瑭洵遵照这一思路，从同源联绵词的角度，综合《说文解字》《广雅》《广韵》《集韵》等古代辞书所载音义训释，认为“赫蹏”、“繫”、“”是同一个词的不同书写形式，表示的都是恶絮或碎绢帛絮。当然，也有学者认为“赫蹏”乃外来语之音译。总体看来，“赫蹏”既不是植物纤维纸，也不是所谓丝纸，而是质量低劣的丝絮物品。因此，“赫蹏”的相关记载，不能说明西汉晚期已经较大规模用纸书写。

文献所见用纸书写的最早记载，已经到了东汉中期偏早，与经学大师贾逵有关，《后汉书·贾逵传》记载：

建初元年，诏逵入讲北宫白虎观、南宫云台。帝善逵说，使发出《左氏传》大义长于二传者。逵于是具条奏之……书奏，帝嘉之，赐布五百匹，衣一袭，令逵自选《公羊》严、颜诸生高才者二十人，教以《左氏》，与简纸经传各一通。

章帝欣赏贾逵对《左传》的说解，因此在赐予物质奖励之外，还让贾逵选择诸生高才教授《左传》，并给予诸生“简纸经传各一通”。经和传用简牍和纸张书写，劳榦、杨巨中、王菊华等认为这里的“纸”是丝纸或缣帛。如前所述，这一看法是因为没有见到西汉古纸，或者一意坚持蔡伦发明造纸而产生的曲解。关于此事，《太平御览·布帛部》引《东观汉记》亦有记载，只是没有教授诸生高才和赐赠经传的内容。可见此事并非《后汉书》杜撰，至于内容差别，则与类书体例有关，类书经常根据需要对引用文字进行改造，掐头去尾。《太平御览》引录《东观汉记》的内容置于“布帛部”，因此不载“简纸经传”的内容，是可以理解的。

另一条争议颇大的有关用纸的记载，与和帝邓皇后有关。永元十四年（102）冬邓绥被册立为后，《后汉书·皇后纪》记载：

手书表谢，深陈德薄，不足以充小君之选。是时，方国贡献，竞求珍丽之物，自后即位，悉令禁绝，岁时但供纸墨而已。

邓皇后禁绝此前方国贡献珍丽之物的做法，只允许贡献纸墨，可见当时纸张用于书写，已经是较为普通之事。不过，坚持蔡伦发明造纸术的学者，认为皇后不可能绕过皇帝自行向方国下达命令，因而主张此事发生在殇帝延平元年（106）邓后临朝称制以后。这一看法似是而非，成书较范晔《后汉书》更早的袁宏《后汉纪》记载：

初，阴后时诸家四时贡献，以奢侈相高，器物皆饰以金银。后不好玩弄，珠玉之物，不过于目。诸家岁时裁供纸墨，通殷勤而已。

可见在平时，皇室亲戚就会给皇后贡献礼物，不一定非得等到临朝称制以后。因此，邓绥为皇后时，诸家贡献纸墨是极有可能的。史载邓绥“六岁能史书，十二通《诗》《论语》。诸兄每读经传，辄下意难问。志在典籍，不问居家之事”，诸家贡献纸墨无疑应是抄写典籍用的。由此可知，永元十四年前后，纸张作为书写载体，使用已较为普遍。

文献记载显示，大概在东汉章帝与和帝统治期间，纸张已经用于典籍书写，对此，出土古纸实物亦可证明。西汉古纸如罗布泊纸、金关纸、中颜纸、马圈湾纸和高勒毛都纸都没有书写文字，悬泉纸400多枚也只是极个别书写药物名称，目前所见只有西汉晚期的玉门关纸作为私人书信，写了较多文字。而普遍书写文字的东汉古纸如查科尔帖纸、旱滩坡纸、伏龙坪纸等，时代已经晚至东汉中后期，之所以如此，与造纸技术的发展和改良有关。早期的西汉古纸还比较粗糙，主要用作包装物品等，并不适宜书写；而旨在改进纸张质量和便利书写的涂布工艺，大概新莽前后才出现，此时才真正具备纸张普遍用作书写载体的技术条件。因此，纸张较大规模用于书写，肯定不会早至西汉。此前学界对造纸术起源的最早时间争议颇大，但基本认为用纸书写的出现比较晚。文献所载贾逵与邓皇后用纸书写的场合，与籾山明根据楼兰出土魏晋纸文书认为的纸张早期主要用于书信和书籍写作的特点相吻合。因此，认为纸张在东汉早中期已经比较成规模地用作书写，目前看来较为稳妥和可靠。

那么，许慎撰著《说文解字》之际，能否见到纸张呢？关于《说文解字》的写作时间，因为《说文解字·叙》记载了“粤在永元，困顿之年，孟陬之月，朔日甲申”（即永元十二年正月初一）以及“建光元年九月己亥朔二十日戊午”两个时间，学界看法颇不一致。即使最早在永元十二年完稿，许慎也一定能见到纸张较成规模用于书写，更何况，《说文解字·叙》载许慎“本从（贾）逵受古学”，与贾逵有师生之谊，章帝赐给贾逵弟子“简纸经传”之事，许慎应该会闻知一二。推想起来，许慎本人一定阅读过用纸张抄写的书籍，不排除使用纸张书写过。

既然许慎知道纸张（植物纤维纸）的存在，那么，为何还要将“纸”训释为丝絮这种动物纤维制品呢？解决这一疑惑的关键，在于弄清《说文解字》撰作的宗旨。据许慎自己的说法，《说文解字》的原则是“杂而不越，据形系联，引而申之，以究万原”，即以字形为主，考察诸字本义。对此，段玉裁有非常透彻的认识：“许以形为主，因形以说音说义……许惟就字说其本义，知何者为本义，乃知何者为假借，则本义乃假借之权衡也。”江沅也认同这一点：“许书之要，在明文字之本义而已，先生（指段玉裁——引者注）发明许书之要，在善推许书每字之本义而已矣。”《说文解字》重在解释文字本义的宗旨，得到学界公认。实际上，许慎《说文解字》训解文字本义的做法很常见。如《说文解字》训“帅”为“佩巾也”，训“殿”为“击声也”，训“所”为“伐木声也”，显然与“帅”、“殿”、“所”三字当时通行的常用义项不符，应视为探求文字本义的表现。因此，许慎对“纸”字的训解，不仅没有问题，反而与出土文献所载相吻合，符合历史实际。当然，许慎之所以能准确把握“纸”字意涵，应该与其尚能见到某些后来失传的文字资料，或者与汉代经学的传承有关。由此看来，《说文解字》对“纸”字的训释，与当时社会上已经广泛出现植物纤维纸之间，并不存在逻辑矛盾。

既然“纸”字早期表示丝质物，那么后来出现的植物纤维纸为何也叫作“纸”？换言之，为何后来也用“纸”字表示纸张？这一问题，要从丝絮和纸张两种物品的生产工艺讲起。据钱存训、潘吉星等分析，两者大致都包含打浆和捞取晾晒等步骤，故造纸与漂絮在某些工艺上相同，且纸张与丝絮在外观上也不无相似之处。考虑到新生事物命名往往借鉴甚至沿用与之相似的旧事物名称，在植物纤维纸出现以后，人们沿用“纸”的旧称，是自然且合理的。

三、“纸”、“帋”交替与丝纸说之产生

通过上述分析可知，早期“纸”字表示的是丝质物，可称为古义；后来因为工艺和外观上的相近，“纸”字用来表示纸张，可称为今义。一般来讲，文字旧义项的淘汰消亡和新义项的使用流行，不是一蹴而就，会经历漫长过程。“纸”字新旧义项并行流通，催生了新字“帋”，“纸”、“帋”交替演变又催生了所谓丝纸说。下面依据出土文献梳理其历史过程，以澄清丝纸说的认识来源。

随着纸张越来越多进入人们视野和生活，“纸”字今义逐渐流行开来，但弄清楚“纸”字何时出现今义颇为不易。因为传世文献多为后世的回溯性记载，不足凭信，而出土文献又较为零散，不成系统。目前所见“纸”字今义，始见于一枚未得到正确释读的五一广场东汉简牍：

……□纸十一枚，枚直钱一，并直钱廿一（874）

简文原释作“……纸十一枚直钱一□直钱廿一”，未注意到“枚”下之重文符号，且缺释“并”字。细察图版，“枚”字右下明显是笔画而非污染物，当为重文符号。“并”字字形与五一简其他“并”字相合，只是下面一横的中间部分残泐而已。由此可见，当时“纸”的价格是每枚1钱，虽然比尚德街简牍101所载价格3.5钱便宜，但考虑到质量差异和价格变动，且计量单位为枚，无疑是纸张。此前有学者据五一广场东汉简661，认为五一简所见“纸”都是丝纸，显然不对。可惜简874没有纪年，考虑到五一简整体纪年分布在和帝永元二年至安帝永初五年（111），因此可以说，不晚于东汉早中期，“纸”字今义已经出现并流行起来。

当然，如前所述，“纸”字古义不会突然消失。五一简记载的一起盗窃案显示，“纸”字古义依然在使用。案件中，商贩赵寿携带缯帛入住范初经营的客舍，后来缯帛不翼而飞。案件涉及一位名叫贵的人，范初与贵的对话如下：

（初问）贵：“汝何从得纸？”贵曰：“我于空笼中得之。”初疑贵盗客物，即于寿比笼廋索，见壁后有缯物。初问贵：“是何等缯？”贵曰：“不知。”初曰：“汝见持缯纸，素言不知！”即收缚贵，付（661）

从两人对话中不难发现，“纸”、“缯”、“缯纸”所指乃同一物品。又据543、702两简，该案件反映当时缯的价格约每匹1290钱，与缣、皂等丝织品不相上下，很明显此处的“纸”不可能是纸张。因此，这枚简的“纸”字，依然用的是古义。不过该简无纪年，结合其他简牍记载，该案件有可能发生在延平元年前后，可见此时“纸”字古义尚未退出历史舞台。

不仅如此，前引服虔《通俗文》对“纸”的训解，显示可能晚至东汉末年，“纸”字古义依然在流通。《通俗文》顾名思义讲的都是通语俗词，活动于汉末的服虔既然已经见到广泛行用的纸张，为何还要说“方絮曰纸”呢？一方面可能与《通俗文》承袭《说文解字》密切相关，另一方面很可能是当时“纸”字古义依然在使用。再加上已出现专门表示纸张的“帋”字，故服虔对“纸”字的训解，承袭了《说文解字》的看法。当然，许慎训释“纸”字所见到的资料，服虔可能也见得到，因此《通俗文》关于“纸”字的解释也有其古典依据。如果这一认识无误，那么在相当长时期内，“纸”字古义和今义并行流通。

随着历史发展，尤其是蔡伦对造纸术的革新和推广，纸张越来越广泛地被用作书写。如东汉中晚期马融在写给窦章的信中称“书虽两纸，纸八行，行七字”；《北堂书钞》载录与马融交好的崔瑗，致葛元甫书信谓“今遣送许子十卷，贫不及素，但以纸耳”；又如受业于马融的延笃，《北堂书钞》载其答张奂的书信，作“伯英来，惠书四纸，读之反覆，喜不可言”。这些材料足以表明，东汉中后期纸张在社会层面迅速普及。伴随着纸张的广泛使用，人们愈加频繁用到“纸”字，但“纸”字古义和今义并行流通，一定程度上带来不小混乱。很可能因为这一点，人们结合造纸的原料（如范晔《后汉书》所记，使用的多是破布、麻头和渔网等），取“布”字之省形“巾”，合“纸”之声符“氏”，新创出专字“帋”，以取代“纸”字今义，用来表示纸张。

如同“纸”字今义一样，要想确定“帋”字的具体始用时间也不太可能。出土文献所见最早“帋”字，出现于东汉晚期的东牌楼和尚德街简牍。如东牌楼东汉简111记载“行五十枚”，“行”之“行”应是通行之意，意思应该就是市面上广泛行销的纸张。又如尚德街东汉简牍101，载“帋五十枚，百七十五”，每枚价值3.5钱。不仅如此，《后汉书》所称“蔡侯纸”也见于出土文献，尚德街简198载“蔡矦帋□千六百六十”，只不过“纸”写作“帋”而已。由此可知，今传本《后汉书》“蔡侯纸”不排除原本就作“蔡侯帋”，只是后来改“帋”为“纸”了。这也是本文主要依据出土文献而非传世文献讨论“纸”、“帋”两字演变的原因所在。

专字“帋”创造出来后，相当长时间内，人们都用这个新字表示纸张。如江西南昌西晋吴应墓出土衣物疏记载“帋一百枚”，与书箱、书砚、笔墨等并列。又如武威旱滩坡前凉墓M19男棺出土升平十三年（369）衣物疏，记载“故帋三百张”，与“故杂黄卷书”等并列。时代更晚的吐鲁番文书有不少“帋”字用例，如阿斯塔那M170出土的高昌章和十八年（548）衣物疏（72TAM170:77），记载“眉帋”，与“烟（胭）支（脂）胡粉”、“青黛”、“黑黛”等并列，所指或与女子妆具有关；阿斯塔那M205高昌重光元年（620）衣物疏（72TAM205:2），记载“帋百张”；阿斯塔那M24唐贞观二十年（646）赵义深家书（64TAM24:27b），称“义深遣一帋书来”。这些例子显示，一直到六朝隋唐，人们依然用“帋”字来表示纸张。

当然，如同历史后期所见，“帋”字虽然是专门用来替代“纸”字今义的，但最终并未完成这一使命，反倒是后者一直沿用不断。出土材料所见，走马楼吴简中就有“纸”字今义的明确用例，如“嘉禾五年二月壬辰朔□□，临湘侯相菅（营）君叩头死罪白：被纸”（陆·612），临湘侯相报告说收到上级下发的纸文书；南昌孙吴前期高荣墓出土的衣物疏，记载“官纸百枚”，与书刀、笔砚等并列；吐鲁番高昌国时期文书中，不乏“纸”字的用例，如阿斯塔那M169出土的高昌建昌四年（558）衣物疏（72TAM169:32），记载“砚嘿（墨）纸笔一具”。

随着历史发展，“纸”字今义盛行开来，而其古义渐不为人所用，相关资料经过汉末丧乱可能都佚失了，以致这一义项虽然留存在《说文解字》《通俗文》中，但不为人所知。于是，“纸”字只剩下今义，人们终于可以放心使用“纸”字表示纸张，而不必担心其古义的干扰，因此连带着“帋”字的使用空间大受挤压。吐鲁番唐代文书所见，常用的是“纸”字而非“帋”，如阿斯塔那M210唐贞观二十三年残牒（73TAM210:136/9）载“纸笔价”；阿斯塔那M206唐课钱账历（73TAM206:42/9—6b）载“纸笔卅七”；巴达木M233唐代纸文书载有“上纸”（2004TBM233:14—1）和“上件”（2004TBM233:14—2）。随着“纸”字取得全面主导地位，蒙书里用的都是这个字，如阿斯塔那M222出土的唐代《千字文》写本残卷（73TAM222:55a），记载作“伦纸”。“帋”字在后世，反而成为“纸”字的异写或俗写。

在“纸”、“帋”两字交替使用的时期，人们自然会注意其异同，而两字形旁的不同，很容易让人联想到早期的“纸”字表示丝纸，后出现的“帋”字表示植物纤维纸。这一认识的典型表述，目前所见始于东晋王隐《晋书》。其佚文见于晚唐段公路《北户录》之崔龟图注：

按王隐《晋书》曰：王隐答华恒云：魏太和六年，河间张揖上《古今字诂》，其中（巾）部云：“纸，今帋也。”古以素帛，依书长短，随事截之，其数重沓，即名幡。纸字从系，此形声也。贫者无之，故路温舒截蒲写书也。和帝元兴元年，中常侍蔡伦锉捣故布网，造作帋，字从巾义。是其声虽同，系、巾则殊，不得言古帋（纸）为今帋。

在王隐的认识里，早期的纸是素帛丝绸，因此写作“纸”，后来蔡伦用破布渔网等植物纤维造纸，于是写作“帋”。可以说，丝纸的认识来源于此。比较后来范晔《后汉书·蔡伦传》的记载，“自古书契多编以竹简，其用缣帛者谓之为纸。缣贵而简重，并不便于人。伦乃造意，用树肤、麻头及敝布、鱼网以为纸。元兴元年奏上之，帝善其能，自是莫不从用焉，故天下咸称‘蔡侯纸’”，可见范晔的说法与王隐《晋书》一脉相承，即使不是剿袭撮录，也一定有共同认识背景。

依据“纸”、“帋”两字形旁不同，指认存在不同材质纸张的做法，属于对文字形体演变的原始认识，近似于望文生义，不能取信。唐代后期，随着“纸”字主导地位确立，人们可能觉得“帋”字构造不合理，于是又仿照“纸”字，给“帋”加了个“糸”旁。如阿斯塔那M518唐长安二年（702）僧尼赴州事状（73TAM518:2/3—3），记载“多少笔”；又如敦煌出土晚唐五代写本《开蒙要训》，多个卷子都写作“笔砚墨”。如果依照王隐的看法，敦煌吐鲁番文书中的“”表示的当是丝纸。由此可见，王隐和范晔的看法不足为据。

虽然如此，两人看法后来还是为《初学记》《太平御览》等类书所继承，并产生深远影响。尤其是《太平御览》引用王隐《晋书》省去“王隐答华恒云”一句，以致不少学者误以为其下一大段文字，都出自去东汉不远的曹魏张揖所撰《古今字诂》，并将之作为丝纸说的证据。苏天运认为，《古今字诂》的记载作“纸，今帋也”，并没有那么多长篇大论。这大段文字出自去东汉已久的东晋初年的王隐，自然不能视为丝纸说的可靠记载。

王隐不仅根据“纸”、“帋”二字形体，指认纸张存在不同材质，而且将植物纤维纸的出现与蔡伦造纸联系在一起。后世很多说法都由此而来，如郦道元《水经注》载蔡伦“捣故渔网为纸，用代简素，自其始也”。段玉裁以及劳榦、王菊华、李玉华等学者的说法与王隐异曲同工，误解的源头就来自王隐《晋书》和范晔《后汉书》。

值得指出的是，承袭王隐相关认识的《初学记》，在抄录王隐《晋书》相关内容之余，引录一则《东观汉记》佚文：“黄门蔡伦典作尚方作帋，所谓蔡侯纸是也。”这一佚文还见于《北堂书钞》《艺文类聚》《太平御览》等类书。由此可见，《东观汉记》这一修撰时间距蔡伦去世较近的东汉史作，并没有像范晔《后汉书》一样说蔡伦“造意”造纸，而是客观陈述蔡伦造“蔡侯纸”。言外之意，在此之前还有其他的纸。至于今人吴树平整理的《东观汉记》，以及此前姚之骃和四库馆臣所作的两个辑本，其中《蔡伦传》都辑录的“造意用树皮及敝布、鱼网作纸”一段记载，实际上是先后通过《白氏六帖》和《唐类函》中转，而来自范晔《后汉书》，并非《东观汉记》原有文字。因此，蔡伦发明造纸术说的产生，与所谓的丝纸说一样，都是王隐和范晔等六朝人错误认识的反映。

结　　语

通过对战国楚简、青铜铭文、秦汉简牍和敦煌吐鲁番文书的分析可知，“纸”字虽然早在战国中期就已出现，但其含义如同许慎《说文解字》所载，表示的是丝质物品，并非植物纤维纸，也不是所谓丝纸。因此，过去学者依据“纸”字的出现而将造纸术起源上溯至战国早中期的认识，不能成立。这是由于对作为词的“纸”（语言）、作为汉字的“纸”（文字）和作为纸张的“纸”（事物）之间的关系没有透彻认识，误以为三者存在机械的对应关系。

虽然“纸”字早期表示丝质物品，但在粗糙的原始纸张出现以后，因为工艺和外观相近，时人也把纸张称为“纸”。随着造纸技术改良，尤其是蔡伦革新工艺以后，纸张作为书写载体得到迅速普及。为了避免“纸”字早期含义干扰，“帋”字被创造出来，以替代“纸”字表示植物纤维纸。不过，“帋”最终并没有完成历史使命，反而是“纸”字逐渐被稳定用来表示纸张，其早期含义不为人知。去汉已久的王隐和范晔，对“纸”、“帋”两字交替演变缺乏正确认知，望文生义阐释两字形体构造，认为早期的“纸”表示丝纸，后出现的“帋”表示植物纤维纸，并将造纸术发明权归于蔡伦。这一错误认识影响深远，所谓丝纸及蔡伦发明造纸术等认识，都是层累造成的，并不符合历史事实。

放宽视野，从简牍到纸张的更替，其意义并不仅仅局限于书写载体的变化，从此以后，书籍更易于制作与流通，信息更易于传播与获取，连带着社会各方面都发生了既深且巨的变化。清水茂指出东汉学风的转变与纸张的广泛使用密切相关，张荣强、韩树峰指出书写载体的更替导致了户籍制度的重大变化，张荣强还将之与基层统治重心的上移相联系。在这些观察之外，无疑有更广阔的空间值得进一步思考和探索。

（作者郭伟涛，系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副教授；马晓稳，系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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