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国刚：改革开放的历史文化根基——“回顾改革开放历程，谱写新时代华章”笔谈（一）
作者：张国刚
来源：《历史研究》2023年第6期
编者按：45年前，中国共产党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实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45年来，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坚持守正创新，发扬伟大历史主动精神，绘就了一幅波澜壮阔、气势恢宏的历史画卷，谱写了一曲感天动地、气壮山河的奋斗赞歌，使改革开放成为当代中国最显著的特征、最壮丽的气象。今天，我们踏上了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要求我们必须将改革开放进行到底。为回顾改革开放45年的光辉历程、总结改革开放45年的伟大成就和宝贵经验，本刊特约请专家学者撰文，以期为新时代新征程推进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提供历史滋养。
中国的改革开放至今已经45周年。改革是文明主体自觉的自我更新，开放就是对他者采取包容立场，包括文明的交流与互鉴。改革和开放是中华文明延绵5000多年仍保持生命活力的密码。“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文化强盛则国运绵长，中国文化的精神就是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本文试图从中华文明发展的内生逻辑，探讨改革的历史渊源与文化根基。
一、改革与中华文明的奠基定型
中华文明从上古时代奠基开始即有其自身发展的内在逻辑，并展现在连续不断的改革过程中。
司马迁《史记》“本纪”部分从《五帝本纪》记载开始，然后是《夏本纪》《殷本纪》《周本纪》等，终于《孝武本纪》。从“五帝”到“武帝”，正是中华文明的奠基定型时代。其间每一次重大历史转折，都伴随着改革。
炎帝、黄帝号称中华人文始祖，历经颛顼、帝喾、尧、舜，至于禹以及夏朝的建立，华夏文明得以呱呱坠地。从炎黄至尧舜的禅让制，到夏启立国的家族世袭，是重大的历史转折。《尚书·尧典》等显示，夏人的先祖鲧、禹，商人的先祖契，周人的先祖弃，以及皋陶、四岳等都是帝尧帝舜同时代人。拨开历史传说的迷雾，可见“五帝”时期诸古国并存，属于部落联盟性质。其中炎帝和黄帝部落结成联盟，不断发展壮大，逐渐形成华夏族，因此，海内外华人自称炎黄子孙。至晚在夏启立国时，血缘关系扩展到族缘地缘关系。华夏文明的基因在一系列制度革新中得以形成，当时号称“诸夏”。
夏商周三代的共同特征是华夏文明核心区域日益明显。尤其是西周初年的分封，不仅将姬姓宗亲和部分盟友分封到东方各地，还对黄帝以来同属华夏古国的后裔（诸夏）也加以分封，如祝（黄帝之后）、唐（尧之后）、虞与陈（舜之后）、杞（夏朝之后）、宋（商朝之后）。尽管后者除陈、宋二国外，多数情况下是象征性的，但是华夏文明共同体意识却十分鲜明，中华文明的连续性也表现突出。由此，确定了包括陕西、河南、河北、山西、山东等在内的黄河中下游地区成为华夏文明的核心空间区域。“宅兹中国”的“中国”确定了。
夏商周三代文明具有继承性和连续性，也有损益和变革。殷周制度差别较大，以至王国维提出殷周变革的论断。最突出的是殷人崇鬼而周人尚德，由此而来的政治文化和社会制度自然也表现出诸多差异。但无论是伊尹辅佐商汤，还是周公“制礼作乐”，都说明改革推动了夏商周不断进步。
春秋战国时期礼崩乐坏。从管仲变法到子产改革，从李悝《法经》到赵武灵王胡服骑射，改革浪潮前后相继、此起彼伏。但是，要想彻底结束诸侯割据、战争不断、生灵涂炭的局面，局部的改革无济于事，于是，秦国开始商鞅变法，并取得成功。
从长时段评估，商鞅变法是中国历史上罕有其匹的重大变革。与胡服骑射乃局部战争的需求不同，也与申不害及韩非思想仅局限在统治术、帝王术层面不同，商鞅变法是全局性、总体性、系统性的改革。管仲在齐国、子产在郑国的改革，也只不过是救弊之策，对社会变革影响的广度和深度，亦无法与商鞅变法相比。
商鞅变法从富国强兵的现实需要出发，改革范围涉及土地制度、农业政策，人事制度、法治措施、郡县制及其以下的基层政权建设，军事组织、武器装备以及军功爵激励机制等。变法旨在通过奖励耕战以提升国家经济、军事实力，并相应建立一整套加强中央集权的体制和机制。其重要特色是，以刑法为强有力的治理工具。商鞅变法后，经过100多年的军事斗争和政治角力，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六国，中华文明从此以大一统的政治体制开创了新纪元。但是，如何治理大一统的国家，却是一个新问题。
改革就是国家治理的探索过程。秦朝只有短短15年，继起的两汉却各有200年左右。为什么秦朝二世而亡？贾谊《过秦论》回答：“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这个论断虽然略显粗糙，却指明了治国之策的改进重点，就是完成从“马上打天下”到“马下治天下”的政策转变。这其实也是早年陆贾对刘邦的忠告。
刘邦君臣对于秦亡原因的讨论，直接转化成汉初“黄老无为”的治理方策，即与民休息、轻徭薄赋、减轻刑罚，历经孝惠、吕后和“文景之治”后，汉朝迅速抚平战争疮痍，出现了经济繁荣、民殷物阜的康乐局面。至此，汉朝人的历史经验总结才逐渐深邃，开始把秦制与秦政区别开来。在后世历史叙事中，秦政“刻薄寡恩”与周人“礼义仁德”形成强烈对比。汉朝继承了秦朝统一的中央集权政治制度，却改变了秦朝“以吏为师”的治理体系，此即因袭秦制而变革秦治。简单归纳，周人尚仁德，秦人尚刑法，汉人折中调和，“黄老之道”就是这种调和的过渡形式。汉武帝时代形成“霸王道杂之”的治理体系，却以“独尊儒术”为名，旨在统一人们的思想和价值观。董仲舒说：“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商鞅的目的是富国强兵，董仲舒则旨在教化民众。
汉武帝的改革是对于商鞅变法以来制度沿革的总结与完善，突出表现在三个方面。首先，政治制度方面，在清除汉初“郡国并行”的残余之后，汉武帝加强了对地方的监察，设置十三部州刺史，以“六条”巡察地方；强化中朝尚书的职能，使之成为辅佐皇帝处理日常政务的得力助手，改变了秦始皇事必躬亲、衡石程书的执政风格。从此，西汉的官僚制度更加完备。
其次，在经济上强化对工商业的管制，盐铁官营，不再允许地方拥有铸币权。这一政策虽然受到很大阻力，也存在诸多弊病，但保证了朝廷有强大财力支持抵御匈奴、开通西域、巩固边防，也有利于之后各朝代长期保持农业经济中的低税收政策。
最后是思想领域的改革。《汉书·董仲舒传》所言“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被后世总结为“独尊儒术”。为什么要独尊儒术？因为“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简言之，这是教化民众的需要。出于治国理政的需要，汉武帝在实践上仍“博开艺能之路，悉延（引）百端之学，通一技之士咸得自效”。
从秦皇到汉武，赓续上古时期中国历史因革损益的长期成果，奠定了大一统中央集权体制，夯实了中华文明的制度基础。自汉代以后，中华民族的主体文明被更清晰地定义为“汉文明”。
二、改革与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
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这些特性在世界其他文明发展史中，也或多或少地存在着，但是，这些突出特性集合在一起，则与中华文明勇于改革的品格密切相关。
如前所述，早在汉武帝时代，中华文明的主体内容汉文明就奠定了稳固的根基，这是中华文明得以延续不断的前提条件。中华文明的成熟与定型，使其在后来的复杂环境中，保持核心要素不变，长期立于不败之地；而不断改革创新则成为中华文明连续性的重要条件。中国历史上入主中原的北方游牧民族，无一不融入中华文明大家庭，成为统一多民族国家的一部分。与此同时，中华文明也吸纳佛教精华而丰富了自己。
中华文明在发展历程中，曾遇到各种挑战，只有不断的改革创新才能应对各种艰难险阻，“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就是用创新来战胜各种困难局面的必要措施，充分显示出中华文明突出的创新性。创新是改革的前提，改革体现在治国理政的方方面面。
从原始社会的氏族土地公有制到井田制，再到战国以来的授田制，随着社会发展，土地关系也在不断调整。中国历史上土地的经营使用权和土地的占有或所有权之间一直存在不一致性。但在商鞅变法后，官府将土地的使用权乃至所有权与劳动者捆绑在一起成为潮流，一直到秦汉时期都没有重大改变。此后历代不断与时俱进地进行微调、改进，国家出于治理便利和获取赋税的双重目的，一直坚持土地资源与劳动力资源的结合。到了北朝隋唐，发展为均田制法令，与之相应的是以人丁为本的赋役制度。
商品经济的发展不断冲击着均田制，安史之乱削弱了唐王朝的掌控能力，平定叛乱期间的军需孔急迫使改革赋役制度，于是，“唯以资产为宗，不以丁身为本”的两税法应运而生。到了宋代，发展成“二税制”。在税制改革带动下，宋代以后的土地制度改革逐渐进行，主户的等级与主户客户的分野，原则上都是按照土地占有与赋役分摊（其中含有户等的作用）划分的。到了明代张居正一条鞭法、清代摊丁入亩，中国历史上的赋税与土地制度伴随着一系列改革终于定型。
再以政治制度改革为例。世卿世禄制度在春秋战国时期已逐渐落后，于是有了商鞅改革军功爵制，为秦朝建立中央集权的三公九卿体制提供了人才支撑。从三公九卿制到三省六部制，汉唐间的制度变革未因政局变化而停止，尚书省、中书省、门下省走向前台，分割旧制下三公职权，秦汉时期的丞相、相国逐渐演变成唐宋时期的宰相。与此相呼应，汉代的察举、征辟制逐渐让位于科举制度。
军事制度改革同样如此。《新唐书》首创《兵志》，原因在于，唐以前中原王朝在统一战争结束后，就解散了职业军队。除边防哨所和京师卫戍部队外，只有发生战争才征召农民入伍。安史之乱前后开始招募“长征健儿”，开启了朝廷建立大规模职业军事武装的时代。经过唐五代数次改革，至宋代以禁军和厢军的形式存在。元代怯薛、明代卫所、清代八旗以及晚清新军，都是不同时代军事制度变革与创新。
改革创新保证了中华文明5000多年历经种种磨难仍发扬光大，与中华文明突出的统一性密切相关。以秦汉王朝与罗马帝国相比，汉朝中央集权体制是建立在郡县制、乡里制基础上的；罗马帝国的行省主要靠驻扎军队维系当地安全。孟德斯鸠《罗马盛衰原因论》谈论最多的就是，罗马几乎每天都在打仗，打仗就是罗马人的生意，“罗马既不是一个王国，也不是一个共和国，而是由世界各民族组成的躯体的脑袋”。换言之，罗马是不同民族的简单集合，而汉朝却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汉代的大一统理念和实践，保证了中华文明能以一个整体来应对外部挑战。任何一场重大的改革，都只有在集中统一领导下才能获得成功，因此在商鞅变法之前，秦孝公召集大臣辩论，就是为了统一思想认识。秦汉以来中央集权领导下的大一统格局，不仅保证了中华文明突出的统一性，而且成就了各个时期的改革事业。
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包容性。汉唐间佛教入华，其他宗教也传入中国，包括三夷教（祆教、摩尼教、景教）和犹太教、伊斯兰教等，它们都能在长安、泉州等地安家落户。在欧洲十字军东征和16—17世纪新教与天主教陷入宗教战争（胡格诺战争、三十年战争）的年代，中国境内的儒道佛及犹太教、伊斯兰教、天主教却和平共处、相安无事。
诚然，佛教入华对儒家传统的冲击很大。“非汤武而薄周孔”、“越名教而任自然”，是对儒学思想体系的冲击；慧远的《（沙门）不敬王者论》等辩论，则直接挑战儒家名教秩序。魏晋至唐宋，甚至于“儒门淡薄，收拾不住，皆归释氏”。这种冲击是汉学专注于训诂考证、疏忽性理造成的，北宋以后的士大夫努力挖掘儒家思想传统中的性理因素（如《四书》），援佛入儒，畅谈义理心性，满足汉唐以来人们在思想文化上的需要。佛教不仅中国化了，而且补益了儒家的不足，亚洲文明的交流和互鉴，在唐宋以后的中国结出丰硕果实，这些果实是以思想文化领域的改革与理论创新完成的。
唯物史观告诉我们，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是社会发展的动力。上层建筑的更替，大多通过激烈的斗争完成，这就是改朝换代，即革命。革命通过暴力实现政治权力更替，而制度创新下的社会建设，则是通过各项改革完成的。
大一统政治格局为和平发展提供了很好的条件，“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就是明证。魏征就认为大乱之后，民心最盼望的就是休养生息，和平发展。在对外交往上，由于自身经济庞大，中原王朝基本不以获取对方经济利益为双边关系的前提，而旨在获得政治上的互信。郑和下西洋就是突出事例。总之，改革是发展的动力，但改革往往伴随着复杂的利益冲突，最需要和平的环境。和平始终是中华文明的突出特征，乃由历史发展中铸就的中华民族秉性决定。
三、改革与中华文明的更化发展
任何一个古代文明，其空间环境都有其他文明相邻，并有可能发生冲突，世界范围内的几次游牧文明冲击农耕文明，就是突出现象。各个古典文明如何与周边文明相处，相处的结果如何，均有巨大差别，并进而影响到今天的国家形态。
公元5世纪，西罗马帝国陷入混战并最终灭亡，西欧进入数百年的混乱时期；大约9世纪之后，欧洲经历了封建体系下王权和领主的斗争，以及普遍神权下王权与教皇的斗争；14世纪之后以英法百年战争为标志性事件，欧洲民族国家开始形成；17世纪三十年战争之后，以《威斯特伐利亚条约》签订为标志，欧洲民族国家秩序基本确立，条约体系成为维护欧洲国际关系的依据，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20世纪上半叶。欧洲从罗马帝国之后再也没有走向统一，“均势平衡”（balance of power）导致欧洲内部战斗不休、纷争不已；而且，欧洲各国的竞争还开辟了另一个战场，那就是争夺殖民地的战争。两个战场的激烈争夺，在18世纪的七年战争表现得最为典型。
中国的历史发展与此完全不同。其重要原因是，中华文明在汉代已经粲然完备，与此同时，少数民族也开始向汉族不断学习改革。十六国以北魏统一黄河流域而结束。5世纪末，冯太后和孝文帝推行的“太和改制”，本质就是汉化改革，它是重建统一的前提，扫平了南北统一的制度障碍。6世纪前期“六镇起兵”以及北魏分裂，是对孝文帝改革的反拨，也是对改革的消化。太和改制以来的一系列政治事件加速了北朝的民族融合，到6世纪末，大统一的条件基本成熟，于是隋文帝杨坚乘势而起。
隋唐王朝就是六镇军将后裔建立的大一统政权，而且成为中国古代盛世的一个高峰。隋文帝被称“圣人可汗”、唐太宗被称“天可汗”（后世唐朝天子仍用此号），就是“胡汉一家”政治文化的表现。中原王朝用一种不同于西欧的方式，处理与周边民族的关系。
进一步的发展还体现在9—14世纪。其间，西方摆脱西罗马帝国灭亡后的混乱，走向封建制，维京人南下、伊斯兰势力扩展，都给欧洲带来新的混战。与此同时，中国正处在安史之乱、五代和辽宋夏金政权新的南北分裂以及元朝统治时期。
安禄山、史思明都有少数民族背景，崇奉祆教。近几十年在陕西、山西、宁夏等地发现许多汉化了的祆教遗迹和墓葬，体现了北朝以来民族融合的深化。建都洛阳和幽州的安史政权，只算地方割据势力。经过五代时期到两宋，又出现新的南北对峙局面。北宋与辽对峙、南宋与金对峙。从安史之乱到宋朝与辽金对峙，是继南北朝之后又一个民族交流与融合较为剧烈的时期。其结果是辽金政权持续不断的内部改革，不同程度、因地制宜地推行汉化政策。完成南北大一统的元朝同样如此。在多民族国家的统一进程中，不论是少数民族还是汉族建立的政权，都有两个非常突出的特点：其一，追求大一统下的多民族统一；其二，将通用语言文字作为主要的官方语言文字，以中华民族的主体文明作为主流文化，充分证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根深蒂固。
不少改革都指向少数民族文化与汉文化的融合，都经历了少数民族制度与中原传统制度融合的复杂历程。北方民族建立统一政权初期，如辽、金、元、清，无不是在中原传统文化与制度影响下，走出氏族和部落制度，走向中央集权制。改革始终伴随着这些少数民族所建政权的发展历程，改革的总体方向是民族融合走向大一统。
元明清三朝改革，对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忽必烈创建的元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由少数民族建立的大一统王朝。元朝继承之前中国的史学传统，修撰《辽史》《宋史》《金史》，将它们列入中国历史正统序列。
蒙元统治者还很重视边疆地区的统治。元太宗窝阔台之子阔端设王府于凉州（今甘肃省武威市），积极招抚西藏教俗势力。1246年，吐蕃地区萨迦派首领萨迦班智达奉阔端之召，携年幼的八思巴到达凉州，并于次年举行“凉州会谈”，西藏僧俗首领从此降附蒙古。忽必烈设置宣政院，将西藏纳入中央政府直接管辖范围内。毫无疑问，元代中央政府与边疆民族的关系，较汉唐宋三朝更进一层。
忽必烈崇奉中华传统文化，按周礼设计建造大都和上都。1307年，元成宗尊孔子为文宣王，大都宫殿中设有孔庙；1313年，元仁宗下诏恢复科举制度，此后，大体三年一次的科考不曾中断，直至元亡。
明朝继承了元朝诸多制度成果，行省制就是其中典型。明朝编修《元史》，使之成为正史中的一部。在明代君臣眼中，元朝也是中国历代王朝中的一个。明朝尤其重视中华传统文化的加强和弘扬，号称衣冠华夏，对整个东亚影响深远。
清乾隆末年完成的大型官修辞书《五体清文鉴》，表明清政府实际推行多种族群与文化共存于同一统治框架之中的政策。清朝加强了对东北、蒙古、新疆、西藏和西南地区的统治，道咸时期，流放伊犁的林则徐绘制了天山南北的精密地图。同光年间，左宗棠收复西北，奏请新疆正式建省。由此可见，清廷上下同样重视边疆治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国家格局完全确立并得以延续。
总之，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是中国历代王朝不断改革并开放包容的产物。但到了近代，晚清政府在与西方文明接触时，固守旧制，昧于世界大势，不能因应时变大刀阔斧地改革，终至落后挨打。辛亥革命之后，政局动荡。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时经历过曲折，但45年前开始的那场波澜壮阔的改革，将中华民族快速引向中国式现代化的建设中。
四、改革的思想渊源是传统经权思想
改革是中华文明生生不息的内在动力，具有深厚的思想根源。改革在历史上又称“变法”，“法”即当下通行的法度、规则，“变法”即改变现行法度，以适应治国理政的需要。因此变法或改革的本质，就是处理好现行秩序和未来发展之间的关系问题，就是要破除不适时宜的教条主义、本本主义，就是要打破条条框框的束缚。从学理上说，就是处理“经”（不变的道理）和“权”（变革的行为）的关系问题。中国的诸子百家都有丰富的经权思想，儒家、法家、道家、兵家、纵横家等，概莫能外。经权理论不仅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极其重要的思想智慧，也是历代进行改革的思想依据。
从文献记载看，孔子是经权思想的首创者。《论语·子罕》：“子曰：‘可与共学，未可与适道；可与适道，未可与立；可与立，未可与权。’”孔子的意思是，正确的行动不仅依道而行，还能通权达变以“合道”。故《孟子·尽心上》批评“执中”之偏执。中道固然很好，但“执中无权，犹执一也”，“所恶执一者，为其贼道也”。《春秋公羊传》的解释更加显豁：“权者何，权者反于经，然后有善者也。”所谓有善，就是有益，就是合道。
北宋王安石充分认同孔孟的经权思想：“若有礼而无权，则何以为孔子？天下之理，固不可以一言尽。君子有时而用礼，故孟子不见诸侯；有时而用权，故孔子见南子也。”他自白：“自江东日得毁于流俗之士，顾吾心未尝为之变。则吾之所存，固无以媚斯世，而不能合乎流俗也。”王安石不惧流俗诋毁、坚持变法改革，其勇气就来自儒家的“反经合道”。
道（德）家讲“因循”，其经权思想最为鲜明。司马迁称之为“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有法无法，因时为业；有度无度，因物与合；故曰‘圣人不朽，时变是守’”。
商鞅变法前夕，秦孝公发起一场关于变法的大讨论，是关于改革理论深刻而系统的阐述。《商君书》完整记录了辩论内容，“夫有高人之行者，固见负于世；有独知之虑者，必见骜于民。语曰：‘愚者暗于成事，知者见于未萌。’”因此，改革要有果断的决策力，所谓“疑行无名，疑事无功”，当机立断，果决才能成事。“是以圣人苟可以强国，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礼。”发展才是硬道理！但现实往往是“常人安于故习，学者溺于所闻。此两者所以居官而守法，非所与论于法之外也。三代不同礼而王；五霸不同法而霸。故知者作法，而愚者制焉。贤者更礼，而不肖者拘焉”。改革是非常之事，要成就的是非常之功，因此需要非常之人，需要高度智慧。“治世不一道，便国不必法古。汤、武之王也，不修古而兴；殷、夏之灭也，不易礼而亡。然则反古者未必可非，循礼者未足多畏是也”。商鞅的变法思想对后世影响深远。
唐人赵蕤《长短经》是一部专门讲通权达变的著作，全书汲取儒、法、道、兵、杂等诸家识时务、通时变、“君子而时中”等思想智慧，其《适变》篇承接前人提出的“当时而立法度，临务而制事。法宜其时则理，事适其务故有功”。通权总是与适变、达变联系在一起，故又称权变。关于“通权达变”，最早在《周易·系辞上》就有论述：“通变之谓事，物穷则变，变而通之，事之所由生也。”孔颖达解释为：“‘通变之谓事’者，物之穷极，欲使开通，须知其变化，乃得通也。凡天下之事，穷则须变，万事乃生，故云‘通变之谓事’。”将对变化的认识用以指导实践，这就叫“通变”，即所谓“变而通之以尽利”。
唐玄宗时考功郎中冯用之所著《权论》云：“大哉，鼓天下之动，成天下之务。反于常而致治，违于道而合利，非权孰能与于此乎。夫权者，适一时之变，非悠久之用。然则适变于一时，利在于悠久者也。圣人知道德有不可为之时，礼义有不可施之时，刑名有不可威之时，由是济之以权也。”总之，违经行权以“合道”，又称“行权立断，违经合道”，是改革旧制度、突破旧思想的理论支撑。
经权理论是一种实践智慧，改革是智慧的实践。变与不变，“时”很重要。抓住时机，事适其宜，改革就能成功。实践智慧有强烈的问题意识、结果导向、功效原则。改革者应具备审时度势的能力，更要有勇气、有担当、有智慧。苏轼《晁错论》：“古之立大事者，不唯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坚忍不拔之志。”成大事的改革者，需要坚韧的意志，不屈不挠的精神，如《周易》所言“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庆历新政的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熙宁变法的王安石“不畏浮云遮望眼，自缘身在最高层”。多难兴邦，玉汝于成。中国历代改革的实践智慧，孕育自中华民族刚健奋发的精神特质。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生生不息，与时俱进。“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改革维新始终是中华文明进步的重要动力，中华思想文化也因之不断更化。5000多年文明历史，铸就了今日现代化事业的生机和文化的兴盛。3000多年前，周公改革奠定了礼乐文明的基础；2000多年前，商鞅改革奠定了大一统政治体制的基础，并为之后的秦皇汉武发扬光大；1000多年前，唐宋时期的一系列改革，成为之后中国历史发展的前提，并为王安石变法、张居正改革提供了土壤。而45年前开始的改革开放，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社会生产力，为当代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事业开了先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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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审：青 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