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平山：先秦时期编年体史书的起源
作者：程平山
来源：《历史研究》2024年第3期
编年体从先秦一直沿用至今，是中国历史编纂最悠久、最常用的体例。编年体史书是以编年体为编纂体例的史书。先秦至秦代，编年体不仅是历史记录的方式，而且是编纂国史的体例。以往对先秦时期编年体史书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其一，中国古代编年体史书的起源。古人认为夏商时期就有编年体史书，近人则以为编年体史书出现于周宣王时期，又将商代西周甲骨文与金文以及《尚书》《逸周书》的记事作为编年体史书的源头。其二，中国古代编年体史书的初步形成。古人将古本《竹书纪年》列为编年体史书之首，近人论及先秦编年体史书辄以《鲁春秋》为例。其三，编年体史书在春秋战国时期的发展。古人将编年体史书细分为记事的“《春秋》家”、编年的“《左传》家”，自此以降，学者以《左传》作为编年体史书的代表。
古人的论证较为简单而亟须补充，近人的论断受到文献限制而缺乏整体认识。近年来，出土文献不断增多，学界对于古本《竹书纪年》《尚书》《逸周书》以及商代西周甲骨文与金文等研究取得新进展，为本文的研究创造了条件。笔者拟结合传世文献、出土文献与考古实物资料的研究成果，深入发掘史料，系统探讨中国古代编年体史书的起源，夏、商、西周时期编年体史书的记录形态，编年体史书在春秋战国时期的发展，史料记录与史书编纂的思想内涵等问题。
一、中国古代编年体史书的起源
关于史书较早的记载见于《尚书·多士》“惟殷先人，有册有典”。《尚书》《逸周书》保存了一些商代西周时期的文献，考古发现商代西周甲骨文与金文也有记事内容。古人认为，编年体史书与《尚书》《逸周书》的特点和性质不同；但是，近人多将商代西周甲骨文与金文、《尚书》《逸周书》的记事作为编年体史书的源头。这些记事与早期编年体史书古本《竹书纪年》《秦记》《鲁春秋》等存在巨大差异。
第一，性质与记录内容不同。早期编年体史书是国史，记录内容主要为国君世系、国君即位与离世、都邑、国家祭祀、重大战争、会盟、朝聘、灾异等国家大事。商代西周甲骨文是占卜记录，记录内容主要涵盖王或贵族的世系、日常祭祀、战争、田猎、平常生活琐事等。商代西周金文是传世铭记，记录内容主要包括器主的世系、祭祀、战功、册命、婚嫁、诉讼等。商代西周甲骨文与金文有很少一部分涉及国史的记录，绝大多数内容不被早期编年体史书采用。《尚书》《逸周书》实际上源自档案，是政治文件选编，记录内容是对某一主题或事件的细致描述。总之，甲骨文、金文与编年体史书的记录旨趣和取舍差异很大。
第二，纪年与记录文字迥异。编年体史书以国君纪年，按照年代编次；《尚书》《逸周书》存在缺乏纪年的“缺陷”。早期编年体史书古本《竹书纪年》《秦记》《鲁春秋》记录文字十分简明，商代西周甲骨文与金文的记事或简或繁，《尚书》《逸周书》多数篇章有大量记言记事。
第三，功用存在差异。《国语·楚语上》列举了春秋、世、诗、礼、乐、令、语、故志、训典的功用，申叔时云：“教之春秋，而为之耸善而抑恶焉，以戒劝其心……教之训典，使知族类，行比义焉。”其中，“春秋”是编年体国史；“训典”，韦昭注“五帝之书”，《左传》文公六年杜预注“先王之书”。关于训典的释义，《国语·楚语下》言“左史倚相，能道训典，以叙百物，以朝夕献善败于寡君，使寡君无忘先王之业”，《国语·周语下》载“启先王之遗训，省其典图刑法，而观其废兴者”。由此观之，杜预之说较优，训典包括“五帝之书”，可能更符合实际情况。一些学者主张“训典”类文献包括《尚书》《逸周书》。《尚书》篇题含典、谟、诰、训、誓、命等（可用“训典”之名统称），《逸周书》篇题内容与之近似，属于“训典”类文献，《国语·楚语上》中的春秋、诗、礼、乐、训典是通常所说的“春秋、诗、礼、乐、书”。甲骨文的主要功用是沟通天道人道、占卜吉凶；金文的功用是铭功记德、传遗后世子孙；编年体史书是“春秋”类文献，功用是“耸善而抑恶焉，以戒劝其心”；《尚书》《逸周书》属于“训典”类文献，功用为“使知族类，行比义焉”。
总之，商代西周甲骨文与金文、《尚书》《逸周书》等和中国古代编年体史书是并行关系，而非垂直关系。
中国古代编年体史书最早出现于何时？古今学者有截然不同的看法。古人多认为中国古代编年体史书起源很早，如《隋书·经籍志》载“夏殷已上，左史记言，右史记事”，夏商时代就存在记言（“语”类文献）与记事（“春秋”类文献）的分工。刘知幾亦认为夏商时期就有“《春秋》家”史书，以汲冢《琐语·夏殷春秋》为代表。章学诚据《太古年纪》《夏殷春秋》《竹书纪年》以为，自有文字以来就有编年体史书。然而，清季以来，学界受疑古之风影响，重新思考与论证中国古代编年体史书的起源问题，出现三种情形。第一，章太炎依据《墨子·明鬼》所谓“周之春秋”载周宣王事、《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叙述共和以来编年记事，主张编年体史书出现于周宣王时期。自此以后，学者多沿用此说。又有学者根据孟子所说“《诗》亡然后《春秋》作”，主张《春秋》（指代编年体史书）出现的时代偏晚。孟子所言，其实是指孔子修《春秋》不足以判断编年体史书起源的时代。第二，刘掞藜认为，“无从考知其确凿发轫于何时。大抵当西周末叶共和宣王之世，已日趋发达”。第三，有学者将《鲁春秋》作为“第一部官修编年史的雏形”，或“编年体体例的初步形成”。孔子所修《春秋》的时代较晚，《春秋》成为汉代及以后撰述的模仿对象，证实较为成熟，而非一些学者认为的“雏形”或“初步形成”。
基于以上分析，只有西周晚期说有进一步探讨的必要。首先必须明确《墨子·明鬼》所谓“周之春秋”及《史记·十二诸侯年表》《世家》所记共和以来编年记事的史料性质与来源，这是以往研究所忽视的。《墨子·明鬼》言：
周宣王杀其臣杜伯而不辜，杜伯曰：“吾君杀我而不辜，若以死者为无知，则止矣；若死而有知，不出三年，必使吾君知之。”其三年，周宣王合诸侯而田于圃，田车数百乘，从数千，人满野。日中，杜伯乘白马素车，朱衣冠，执朱弓，挟朱矢，追周宣王，射之车上，中心折脊，殪车中，伏弢而死。当是之时，周人从者莫不见，远者莫不闻，著在周之春秋。
《世本》载黄帝时仓颉造字，考古发现支持此说。王城岗遗址发现“共”字陶文，陶寺遗址出土“辰”字骨耜刻文，处于五帝时代晚期。文献记载黄帝时有史官仓颉、沮诵，惜其史书已经亡佚。《左传》载楚史倚相“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孔颖达谓三皇五帝之书。它们是距离春秋时期很遥远的古老文献，断代不晚于五帝时代。文献记载五帝时代出现了文字、史官与史书，五帝时代又被考古发现所证实，其历史在当时必然有所记载（包括文字记录与口头流传），否则夏商周时期出现的五帝事迹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按照《世经》等传世文献记载的年代，夏代432年、商代629年、西周352年，五帝时代在公元前2184年之前。墨子（约前476—前390）、孟子（前372—前289）距离五帝时代1700—1900年，他们所处时代尚有不少保存五帝事迹的典籍传世，相关历史情况可以知晓。《国语》《左传》《墨子》《孟子》等征引《尚书》尧、舜、禹言事，时人皆以为真实可信。古本《竹书纪年》、上博简《容成氏》等亦记载五帝事迹皆有所依据，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五帝时代的真实情况。秦代焚书坑儒之后，西汉时期保存记录五帝时代的文献明显偏少。《汉书·艺文志》记载编年体史书有“《太古以来年纪》二篇”，据书名、篇数分析，《太古以来年纪》属于记载远古以来年代事迹十分简略的史书，缺乏对五帝时代较为详细的记载。
谱牒与编年体史书不仅共存，而且内容密切关联。司马迁距离五帝时代约2000年，仍然相信五帝事迹。只是他缺乏年代学研究，没有采用共和之前的纪年，后来刘歆《世经》、皇甫谧《帝王世纪》弥补了《史记》的缺陷。《史记·三代世表序》载：“五帝、三代之记，尚矣……余读谍记，黄帝以来皆有年数。稽其历谱谍终始五德之传，古文咸不同，乖异。夫子之弗论次其年月，岂虚哉！于是以《五帝系谍》、《尚书》集世纪黄帝以来讫共和为《世表》。”《汉书·艺文志》记载历谱“《帝王诸侯世谱》二十卷。《古来帝王年谱》五卷”，春秋战国时期没有保存五帝时代的编年体史书与真实可靠的谱牒。《汲冢书》也没有记载五帝时代的编年体史书、谱牒，仅有《竹书纪年》之《杂事》记录五帝时代的零乱事迹与琐事。战国、汉代保存有关五帝世系年代的谱牒既不完整，又不准确，司马迁难以选择，于是放弃谱牒记录的五帝年代。总之，春秋以降，关于五帝时代史书的情况不可详知，所以五帝时代因目前文献不足而存疑。
晋国国史《乘》、秦国国史《秦记》、鲁国国史《鲁春秋》等都是从春秋初年开始记录的编年体史书。其来源情况如何？西周时期是否有编年体国史？如果有，它的编纂究竟始于何时？目前是否有翔实的资料可以论证以上问题？事实上，《左传》有《鲁春秋》来源的记载，近人罕有探讨。《左传》昭公二年云：“春，晋侯使韩宣子来聘，且告为政而来见，礼也。观书于大史氏，见《易象》与《鲁春秋》，曰：‘周礼尽在鲁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与周之所以王也。’”首先，《鲁春秋》属于鲁国国史，由太史氏负责掌管。其次，杜预注：“《易象》，上下经之《象辞》。《鲁春秋》，史记之策书。《春秋》尊周公之典以序事，故曰‘周礼尽在鲁矣’。”孔颖达疏：“《易象》，鲁无增改，故不言《鲁易象》。其《春秋》用周公之法，书鲁国之事，故言《鲁春秋》也。”据此可知，《易象》直接源自《周易》，《鲁春秋》师法《周春秋》。再次，杜预注：“《易象》、《春秋》，文王、周公之制。”孔颖达疏：“《易象》，文王所作。《春秋》，周公垂法。”韩宣子由《易象》《鲁春秋》谈及周公，可以说明《周易》本经、《周春秋》与周公存在密切关系，它们在周公时代已经存在。《周易·系辞下》言：“《易》之兴也，其当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当文王与纣之事邪。”《系辞》的作者主张《周易》初作于商末，与周文王有关。廖名春认为，《周易》本经定在殷末周初最为可信，经过周文王编排与周公改编加工。《左传》载西周初年封建鲁国：“分之土田倍敦，祝、宗、卜、史，备物典策，官司彝器。”鲁国的史官与典册制度皆源自西周，它遵守周礼而得以昭明周公之德。最后，韩宣子由《易象》《鲁春秋》谈及周王天下，可以证实《周易》本经、《周春秋》与周取得天下有紧密关系，它们在周文王、武王时代已经存在。所以，商周之际就存在编年体商代国史、编年体西周国史。
古本《竹书纪年》商纪载王季伐诸戎，俱系商王纪年；周纪“十一年庚寅，周始伐商”，自周文王受命以来数之。可知商代末期至西周初年已经有编年体史书记录周人事迹。关于古本《竹书纪年》周纪的来源，一些学者认为，其细致记载证明战国史官掌握翔实的周代史料，源自周王室的实录。先秦时期，“春秋”类文献是在原始编年记事上的修订，而“世”类史书析出于“春秋”类，二者同源而功用不同。晋太史董狐书“赵盾弑其君”，齐太史书“崔杼弑其君”，皆由太史负责原始记事。鲁太史负责掌管“春秋”类文献。《国语·鲁语上》记载“工史书世”，韦昭注：“工，瞽师官也。史，太史也。世，世次先后也。”那么，“春秋”类、“世”类文献皆由太史负责，“世”类史书直接反映“春秋”类史书的存在。司马迁依据谱牒、《尚书》撰写《三代世表》《周本纪》的先周及西周周王世系，已被周原与周公庙甲骨文、西周金文证实，从而说明谱牒也依据了可靠文献。因此，商代晚期、西周时期的周人拥有编年体史书与真实可靠的谱牒。
关于古本《竹书纪年》商纪的来源，一些学者认为是周王室的史记，或商王室的史记，或宋国宗庙的档案；有学者怀疑商纪年代的真实性。古本《竹书纪年》商纪记载的年代事迹较为翔实，记载的商代世系、都城等多已被考古发现证明是可靠的。殷墟卜辞有武丁时期的贵族“家谱”刻辞，记载11代人的世系。于省吾认为，此为世系谱牒，与商王室世系示壬至武丁13世大体相仿，证明商王室与贵族谱牒世系的上限在夏代晚期或商代初期。《史记》所载商王世系亦被殷墟甲骨文、古本《竹书纪年》商纪证实基本可靠，从而可推断谱牒、《尚书》与古本《竹书纪年》商纪都依据了可靠文献。周代宋国是商人后裔微子的封国，保存大量商代史料，《诗经·商颂》即为其一。仓葛言：“阳人有夏、商之嗣典，有周室之师旅，樊仲之官守焉。”这说明春秋时期保存的商代史料较为可观。由于各种原因，春秋晚期宋国保存的商代文献有所缺失，孔子感叹“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所以，商代存在编年体史书与真实可靠的谱牒。
商代文字已经较为成熟，表明它经历相当长的发展时期。《尚书·多士》载周公言“惟殷先人，有册有典，殷革夏命”，“殷先”是指商汤克夏之前，商代先祖就有册书典籍。夏太史令终古载其图法投奔商汤，犹如商内史向挚携带图法投奔周武王，商初史官及文字承袭于夏代，犹如周初史官及文字继承于商代。周武王、周公距离夏代600年左右，周公追述周文王说：“用肇造我区夏，越我一二邦，以修我西土。”“区夏”犹小夏，周公称“我有夏”，证明周人以夏人为楷模，《诗经》《左传》《国语》记载周人对大禹的膜拜。天亡簋铭文、《逸周书·度邑》记载，因夏人都于伊洛之间，所以周武王选址营建洛邑。伊洛之间的二里头遗址，学界认为是夏代都邑，可见周人对于崇拜者的历史很清楚。周人对夏人的认识缘于可靠的历史记录，反映了周人对夏代史料应有所搜集与整理，并保存了一定数量的夏代史料。《国语·晋语》晋文公二年，阳人仓葛言“阳人有夏、商之嗣典”，此距离夏亡1100余年，阳人保存了夏商的嗣典。这些史料流传至汉代，或成为司马迁撰写《史记·夏本纪》《三代世表》的依据。古本《竹书纪年》编年记事类似孔子所修《春秋》，以其严谨被学者归为“春秋”类文献，但它显然不属于“追述”或“故事”。
关于古本《竹书纪年》夏纪的来源，一些学者认为是周王室或商王室的史记，而有学者怀疑夏年代的真实性。古本《竹书纪年》夏纪记载的年代事迹很细致，年代尚可历推，而丰富具体的事迹绝非历推可以获得。这就证明战国时期史官掌握翔实的夏代史料，《国语》记载的阳人掌握夏商嗣典即为其一。古本《竹书纪年》夏纪所记载的夏王世系、都城等，多已经被考古发现证实真实可靠。那么，古本《竹书纪年》夏纪的撰述亦应依赖于可靠的夏史。司马迁依据谱牒、《尚书》撰写的夏王世系，与古本《竹书纪年》记录近同，从而可证谱牒、《尚书》与古本《竹书纪年》夏纪都依据了可靠文献。据此可知，古本《竹书纪年》夏纪依据于当时存世的早期“春秋”类史书，夏代存在编年体史书与真实可靠的谱牒。古本《竹书纪年》夏纪是目前所见最早的编年体史书，与夏商周时期国史保存于王室的制度有关。
综上，关于中国古代编年体史书的起源，五帝时代因传世文献的不足而情况不明，夏、商、西周时期已经存在编年体史书与真实可靠的谱牒，是目前比较合理的结论。
二、夏、商、西周时期编年体史书的记录形态
编年体史书的记录形态包括纪年方式、记时形式、记录对象、记录内容、记录文字等。由于社会发展、文化变迁，不同时期编年体史书的记录形态亦存在一些区别。目前，探讨夏、商、西周时期编年体史书的记录形态，可以利用的史料有传世文献《史记》所引秦国《秦记》、孔子所修《春秋》，出土文献古本《竹书纪年》、商代西周甲骨文与金文等。《秦记》、古本《竹书纪年》晋纪、《春秋》的年代较为明确，并且取得一些可靠的研究成果，以它们为基础寻踪溯源，可以探明夏、商、西周时期编年体史书的记录形态。
笔者发现，古本《竹书纪年》夏纪、商纪、周纪与晋纪、魏纪和《春秋》的记录形态差异显著，这种差异可得到《秦记》、云梦秦简《编年记》的印证。
第一，记时形式上不同。古本《竹书纪年》夏纪、商纪、周纪的记时只有年，而无日月。其载：
帝相即位，处商丘。元年，征淮夷。二年，征风夷及黄夷。
仲丁即位，元年，自亳迁于嚣。
夷王二年，蜀人、吕人来献琼玉，宾于河，用介珪。
第二，记录对象的差异。杜预说：“其《纪年》篇起自夏、殷、周，皆三代王事，无诸国别也。”《史记·六国年表序》云：“余于是因《秦记》……表六国时事。”《六国年表》载秦国事迹较多，而载其他国家事迹较少，有些事迹又是根据《左传》《战国策》等文献补入。于是，可以明确《秦记》“文略不具”实际上是缘于本国记录。《秦记》是以秦国为中心的历史记录，与《春秋》《左传》记事较为翔实、广记诸国事迹不同。
云梦秦简《编年记》记录秦昭王元年（前306）至秦始皇三十年（前217）的大事，又简记墓主人喜的生平。原无篇题，整理者初名《大事记》，后改名《编年记》。云梦秦简《编年记》记载：“昭王元年。二年，攻皮氏。三年。四年，攻封陵。五年，归蒲反。”它记秦国大事具有《秦记》的特点：一是“不载日月”，没有记载日月；二是“文略不具”，每年记事不全。《编年记》所记载秦国事迹当摘抄自《秦记》或同时代的文献。司马迁以《春秋》《左传》来理解编年体史书，以为《秦记》“不载日月，其文略不具”是缺点而抱憾。今人认为此源自秦文明程度低下，与秦文明是商周文明继承者的事实不符。
古本《竹书纪年》夏纪、商纪、周纪的显著特征，一是记时形式仅记年而无日月，二是记录对象仅是王事而无诸国事迹。《秦记》、云梦秦简《编年记》亦具有这一特征。所以，《秦记》的上述特征可以追溯至西周国史。事实上，西戎、犬戎灭西周，秦襄公救周，遂有史官记事。所以，秦国文字与国史皆沿袭西周文化。西周金文，秦国出土文献石鼓文、商鞅方升，云梦秦简《编年记》喜的私记等，证实西周、秦国记时存在日月，然而秦国国史却不载日月，是史官选择的结果。“不载日月，其文略不具”是秦国史官文化继承西周的坚实证据。
商代甲骨文、商周之际金文的记时形式，年、时、月、日分离，与古本《竹书纪年》晋纪与魏纪，孔子所修《春秋》的年、时、月、日相系有很大不同。例如：
癸卯，王卜，贞：旬亡（无）祸？在十月又一，王征人方在商。（《英藏》2524）
唯王初迁宅于成周……在四月丙戌，王诰宗小子于京室。（何尊，《集成》6014）
唯十又八年，十又二月，初吉庚寅，王在周康穆宫，王令（命）尹氏友史趛，典善夫克田人。（善夫克
刘知幾对初唐以前的史书有较为深刻的认识，他在《史通》中探讨了编年体史书的起源、发展与影响，将编年体史书细分为记事的“《春秋》家”、编年的“《左传》家”。《史通·六家》载：
《春秋》家者，其先出于三代。案《汲冢琐语》记太丁时事，目为《夏殷春秋》……知《春秋》始作，与《尚书》同时……又案《竹书纪年》，其所纪事皆与鲁《春秋》同。《孟子》曰：“晋谓之《乘》，楚谓之《梼杌》，而鲁谓之《春秋》，其实一也。”然则《乘》与《纪年》《梼杌》，其皆《春秋》之别名者乎！故《墨子》曰：“吾见百国春秋”，盖皆指此也。
记事、记言属于记录分工或撰述体例的不同，既然有记言为主的《夏殷春秋》，就必然有记事的夏史、商史。记言为主的汲冢《琐语》分为《夏殷春秋》《周春秋》《晋春秋》，与记事的古本《竹书纪年》夏纪、商纪、周纪、晋纪相应。所以，早于晋《乘》、《鲁春秋》的编年体史书应有夏史、商史、西周史，古本《竹书纪年》夏纪、商纪、周纪是最好的证明。
国史编纂是对原始记录的利用、整理与加工，《左传》记载春秋史官记录史实与编纂史书的情况可以充分证明。同样，后世编撰前代的国史如《宋史》《明史》《清史稿》等，是基于对前代遗留史料的使用。总之，它们都不是凭空杜撰，归根结底是对原始记录的整理与加工。
古本《竹书纪年》夏纪、商纪所依据的史料在春秋以前就被编纂；大部分周纪也在春秋以前被编撰，如同《左传》记载《鲁春秋》在孔子之前处于不断编定之中，古本《竹书纪年》魏纪记录至“今王”二十年，亦反映其处于不断编修中。所以，春秋之前，古本《竹书纪年》夏纪、商纪、周纪的主体内容就已存在，战国时期魏国史官将它们与晋纪、魏纪汇编在一起。
古本《竹书纪年》分为夏纪、商纪、周纪、晋纪、魏纪，学者未加细分而将它们视为一体，归为魏国史书。然而，其内部存在很大差异，前人对此有误解。杜预说：“《纪年》篇起自夏、殷、周，皆三代王事，无诸国别也。唯特记晋国……独记魏事，下至魏哀王之二十年，盖魏国之史记也。”其中，“魏国之史记”是指魏国国史，仅仅适用于古本《竹书纪年》魏纪，不适合于晋纪，更不适宜于夏纪、商纪、周纪。杜预的理解与判断并不准确，所以存在古本《竹书纪年》是魏国史书的误会。事实上，史书编撰的年代并不等同于内容的年代，《史记》混合了先秦秦代与西汉史料，而古本《竹书纪年》亦包含不同年代的史料，因而呈现不同历史时期的记录特征，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纪年形式明显不同。古本《竹书纪年》夏纪以夏王纪年，是夏史；商纪以商王纪年，为商史；周纪以西周周王纪年，乃西周史；晋纪以晋侯纪年，是晋史（主体属于春秋史）；魏纪以魏王纪年，为魏史（属于战国史的一部分）。其中，古本《竹书纪年》周纪以西周周王纪年、晋纪以晋侯纪年体现出撰写时代的差别，古本《竹书纪年》周纪属于周人编撰的西周史，并非西周时期的晋史。西周时期，诸侯以周王纪年；西周灭亡后，诸侯开始各自独立纪年。纪年形式明显不同，代表古本《竹书纪年》夏纪、商纪、周纪与晋纪、魏纪撰述时代不同。
第二，记时形式差异巨大。古本《竹书纪年》夏纪、商纪、周纪的记时仅记年而不载日月，不同于古本《竹书纪年》晋纪、魏纪、《鲁春秋》以年、时、月、日相系的特征，记时特征反映古本《竹书纪年》夏纪、商纪、周纪最初的编纂时代甚早，不是出于春秋战国时期学者的追述，可以证实中国古代编年体史书出现很早。
第三，记录对象差异巨大。古本《竹书纪年》夏纪、商纪、周纪的记录对象主要是三代王事，与古本《竹书纪年》晋纪、魏纪、《鲁春秋》的记录对象是诸国事迹不同，体现了古本《竹书纪年》夏纪、商纪、周纪最初的编纂与晋纪、魏纪、《鲁春秋》的编纂处于不同时代。
第四，古本《竹书纪年》夏纪、商纪、周纪的编年记事得到传世文献、出土文献、考古实物佐证。其记载的世系、事迹、都邑等得到《尚书》《逸周书》《史记》《帝王世纪》及商代西周甲骨文与金文、上博简《容成氏》、清华简《系年》印证，总体上与出土文献高度一致，而较之传世文献更加真实可靠。古本《竹书纪年》记载夏代、商代、西周年代事迹翔实，规模宏大，皆非后世学者可以想象与杜撰。
基于以上论述，笔者审慎地判断古本《竹书纪年》夏纪、商纪、周纪分别源自夏代国史、商代国史、西周国史。前文提到，鲁制源于周制，《鲁春秋》师法《周春秋》，而《鲁春秋》（以及古本《竹书纪年》魏纪）处于不断编撰之中。西周国史《周春秋》（古本《竹书纪年》周纪的来源）的编纂是史官在西周至春秋初完成。西周文明继承于商代文明，西周早期金文证实商周在文字及史实记录方面一脉相承，《周春秋》承袭商代国史（古本《竹书纪年》商纪的来源）的编纂制度。《诗经·大雅·文王》“宜鉴于殷，骏命不易”，反映了周人对商代历史教训的高度重视，商代国史的编纂是在商代西周初完成。《诗经·大雅·荡》“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说明商代以夏代的历史教训为借鉴，夏代国史（古本《竹书纪年》夏纪的来源）的编纂是史官在夏代商初完成。因此，古本《竹书纪年》实际上是不同时代国史的汇集文献。
三、编年体史书在春秋战国时期的发展
春秋以降，王纲解纽，诸侯国独立发展，各自记有国史。《孟子》言：“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一也。”《史通》云：“又当春秋之世，诸侯国自有史。故孔子求众家史记，而得百二十国书。如楚之《书》，郑之《志》，鲁之《春秋》，魏之《纪年》，此其可得言者。”事实上，春秋战国时期各国兼有记事与记言史书。《国语·楚语上》所载春秋、世、语、故志等文献都属于史书，春秋是世、故志的基础，国史春秋占据史书的核心地位。
春秋至秦代，主要国家的国史情况如下。第一，秦国及秦代国史《秦记》，上起秦襄公元年（前777），下迄秦亡（前207），计571年。西周时期“秦无历数，周世陪臣”“自秦仲以前，本无年世之纪”。周平王三十三年，秦仲（秦襄公）被封，为诸侯，秦襄公早期事迹属于追记。第二，晋国国史《乘》，即古本《竹书纪年》晋纪的基础。古本《竹书纪年》晋纪以晋君纪年，始于晋文侯元年（前770），止于晋桓公二十年（前369），计402年，是以晋史《乘》为基础补充“百国春秋”而成的史书。晋史《乘》记事近乎《鲁春秋》而范围更广。第三，楚国国史《梼杌》，起始年代不明。《国语·郑语》载平王之末楚国兴起，蚡冒开始侵占濮地，再结合清华简《楚居》《系年》及《左传》楚人对楚史的记录，楚史《梼杌》的最早记事当不晚于蚡冒时期（前757—前741）。第四，齐国国史，起始年代不明。《国语·郑语》载齐国兴起于齐庄公、釐公小伯（霸）时期，当周平王时期，故齐国国史编年记事当不晚于齐庄公元年（前794）。第五，鲁国国史《鲁春秋》，鲁国史官撰写，孔子编修，始于鲁隐公元年（前722），止于鲁哀公十四年（前481），计242年。第六，郑国国史《郑志》，上起郑桓公元年（前806），下迄郑君乙亡（前375），计432年。古本《竹书纪年》载西周灭亡后二年（前769）郑桓公灭郐，建国于新郑，郑史记事当不晚于此年，又追记至郑桓公元年。第七，宋国国史，记事当不晚于春秋初期。宋为商后，西周时期或有国史。第八，燕国国史，记事当不晚于春秋初期。第九，吴国国史，起始年代不明。古本《竹书纪年》晋纪抄录吴国国史，至迟春秋时期已经存在。第十，越国国史，起始年代不明。古本《竹书纪年》晋纪、魏纪抄录越国国史，至迟春秋时期已经存在。另外，清华简《系年》的性质是摘抄史书，所记周王室、秦国、晋国、楚国、齐国、鲁国、宋国、郑国、吴国、越国等事迹，直接或间接依据周史或各诸侯国国史，反映各国史记的存在与面貌。春秋战国时期编年体史书走向完善，较之夏、商、西周时期出现了新特点。
（一）记时形式完善精密
春秋战国时期，编年体史书的记时形式发展为年、时、月、日相系。较之古本《竹书纪年》夏纪、商纪、周纪及《秦记》仅仅记年而无日月的记时形式，古本《竹书纪年》晋纪、魏纪及《春秋》《左传》新出现的年、时、月、日记时形式更加完善精密。学者称赞其“既不同于殷墟卜辞中记录年、月、日三要素的方法，也不同于西周金文中记录年、月、月相、日四要素的方法，很可能是春秋史官的发明”，“这在中国史学史上堪称是一个大的进步”。由夏、商、西周编年体史书，记时仅记载年而无日月，到春秋战国时全面记载年、时、月、日（而月相穿插其间），有其历史轨迹，是春秋史官对西周记时的选择与改进，简明而实用，较之西周时期编年体史书记时更加精密。
古本《竹书纪年》晋纪以晋君纪年，载有月：“晋出公十年十一月，于粤子句践卒，是为菼执。”而魏纪载有日月：“梁惠成王六年四月甲寅，徙邦于大梁。”古本《竹书纪年》晋纪、魏纪记时形式年、月、日相系，如同《春秋》《左传》，具有编年体史书记时形式完备的特点。杜预说：“《春秋》者，鲁史记之名也。记事者，以事系日，以日系月，以月系时，以时系年，所以纪远近，别同异也。”《春秋》载“（隐公）元年，春，王正月”，“三年，春，王二月，己巳，日有食之”，记事的顺序是年、时、月、日，属于完整格式，间有省略。
（二）记录对象范围扩大
古本《竹书纪年》夏纪、商纪、周纪记录对象仅是三代王事，以本国为中心，《秦记》、云梦秦简《编年纪》仍是如此。春秋战国时期，古本《竹书纪年》晋纪、魏纪及《鲁春秋》《左传》等是编年体史书记录新形式的代表，记录对象范围扩大，史官根据见闻而记录，不限于本国历史。
杜预说：“《周礼》有史官，掌邦国四方之事，达四方之志，诸侯亦各有国史。大事书之于策，小事简牍而已。”孔颖达疏：“大事者，谓君举告庙及邻国赴告，经之所书皆是也。小事者，谓物不为灾及言语文辞，传之所载皆是也。大事后虽在策，其初亦记于简。”古本《竹书纪年》夏纪、商纪、周纪及《秦记》以本国为中心，主要记录与本国相关的情况；古本《竹书纪年》晋纪、魏纪除了详细记录本国事迹之外，还详备秦、楚、齐、赵、韩、燕、宋、卫、吴、越等国史实，是以百国国史修成的史书；《春秋》是根据见闻、通报而成书的，具有选择性，《左传》有所补益，仍不及古本《竹书纪年》晋纪、魏纪记录对象范围宽广。
（三）记录文字由简约走向繁缛
古本《竹书纪年》夏纪、商纪、周纪及《秦记》记录文字简约，到《春秋》时仍保留此特点，对人事的描述很少。以往许多学者对《春秋》简约记载感到困惑，称之为“纲要”、“纲目”，甚至怀疑它的功用。将《春秋》的记录与古本《竹书纪年》夏纪、商纪、周纪及《秦记》比较之后，才发现《春秋》承袭上述史书记录风格。
《汲冢书》有《竹书纪年》、汲冢《琐语》，记事、记言仍是分书。《左传》是记事、记言的合体，实际上是融合“春秋”类、“语”类文献而成。《左传》明显受到“语”类文献影响，文字记录繁缛，对人事的描述追求翔实。
（四）多种类别编年体史书出现
春秋战国时期，编年体既是记录历史的方式，又是编纂史书的体例，史官寄以不同的思想与认知。于是，多种类别的编年体史书出现。
第一，古本《竹书纪年》晋纪、魏纪出现，记诸国之史。古本《竹书纪年》夏纪、商纪、周纪以王国为中心，记录本国之事，王国以外的事迹记载偏少，《秦记》仍然延续该特征。至《鲁春秋》已经开始改变这种情况，记录渐及他国，《左传》是参考多国史书而成。《史通》云：“观夫丘明受经立传，广包诸国，盖当时有周《志》、晋《乘》、郑《书》、楚《杌》等篇，遂乃聚而编之，混成一录。”只是《左传》记事尚有缺失，和当时鲁国处于弱小的地位密切相关。至于古本《竹书纪年》晋纪、魏纪，汇集“百国春秋”而修成，记录秦、齐、韩、赵、燕、宋、卫、鲁、楚、吴、越等国翔实事迹，非亲据诸国国史不可。古本《竹书纪年》晋纪、魏纪记事详细而全面，实乃史学一大进步。
晋国为春秋时期霸主，与各国交往密切。彼时周王室犹在，晋国史官易得天下史书。魏国在战国初期承袭晋国，雄霸中原，仍保持与各国紧密联系。相对于《秦记》春秋战国部分仅记秦国历史，古本《竹书纪年》晋纪、魏纪记诸国之史。
第二，古本《竹书纪年》是目前所见中国第一部编年体通史，记录了夏代至战国时期的历史。梁启超说：
古代史官所作史，盖为文句极简之编年体。晋代从汲冢所得之《竹书纪年》，经学者考定为战国时魏史官所记者即其代表……世界上正式的年代史，恐不能不推我国史官所记为最古。
第三，《左传》是中国古代第一部记事记言合体编年体史书，融合了记事的编年体史书、记言的语类史书，历史记录趋于全面。《汉书·艺文志》云：“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举必书，所以慎言行，昭法式也。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帝王靡不同之。”《史通》载：“逮左氏为书，不遵古法，言之与事，同在传中。然而言、事相兼，烦省合理，故使读者寻绎不倦，览讽忘疲。”《左传》是当时诸多资料的汇合，来源有史书、档案、传闻、小说等，内容包括历史、文学、天文、地理、军事、思想、神话等，是“百科全书”式著作。
总之，编年体史书作为编纂史书的核心方式得到持续发展，日趋完善，种类多样，最终促成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古代史学的兴盛。
四、史料记录与史书编纂的思想内涵
以往学者对先秦史学思想研究很薄弱，且是笼统之论，没有按照体例或体裁细分，至于先秦编年体史书的史学思想总结更是不足。笔者拟在前论基础上，探讨先秦编年体史料记录与编年体史书编纂体现的史学思想。这些思想集中反映在正统观、宗法意识、实录直书、功用史义、以史为鉴、晓古通今等方面，不仅具有时代特色，而且对后世史书影响很大。
（一）正统观
所谓“正统”，与伪统或僭统相对，即政权的正当性与合法性。夏代早期存在夷夏之争，西周至春秋初年存在摄政、“二王并立”、诸侯争位，战国时代争夺君位的情况更多。政权的正当性与合法性需要维护，充分体现在先秦时期编年体史料记录与编年体史书编纂中。
先秦编年体史书中，夏、商、西周国史以王纪年，东周诸侯国史以国君纪年，充分体现了正统观，而且特别强调政权合法性，贬斥非法获取政权者。《史记集解》引古本《竹书纪年》曰：“（夏）有王与无王，用岁四百七十一年矣。”夏王在位时期是“有王”时期，寒浞篡立属于“无王”时期，这种严格区分正是正统观的体现。《史记索隐》引古本《竹书纪年》云：“‘共伯和干王位。’……干，篡也。”周人贬斥共伯和不当立而篡王位，共伯和摄政被视为非法。
古本《竹书纪年》夏纪、商纪、周纪、晋纪、魏纪的编排顺序，彰显夏、商、周、晋、魏一脉相承，西周灭亡，周王室衰微，名存实亡，晋霸中原，魏续其业。魏惠成王“为逢泽之遇，乘夏车，称‘夏王’，朝为天子，天下皆从”。正如平势隆郎提出，魏国编撰史书证明其正统，魏复兴了夏代，继承了周的权威。
（二）宗法意识
周代宗法制度的重要内容是立嫡长子，君位由嫡长子继承，违背者视为非礼。商周时期，太子为储君，对太子之位很是重视，甚至有些太子被赋予国君地位。
商汤太子大（太）丁未即位而卒，却被视为正式国君，载入祀典。殷墟卜辞大丁与成汤一起享受正式祭祀。《史记·殷本纪》《三代世表》记载商三十王，不确；《国语·晋语》“商之飨国三十一王”，上博简《容成氏》言：“汤王天下，三十又一世而纣作。”《初学记》引皇甫谧云：“商之享国也三十一王，自见居位者实三十王。而言三十一者，兼数太子丁也。”三十一王包括商汤太子大丁，缘于宗法制中太子的特殊地位。《秦记》载秦君继承制度保留一些商代旧俗。秦文公太子未即位而卒，却被视为正式国君，载在祀典，谥号“竫公”。秦怀公太子昭子早卒而未即位，怀公卒，大臣立太子昭子之子，是为灵公。《秦记》体现了太子地位的尊崇，是宗法制的充分体现。
两周之际存在周携王、晋殇叔非太子而篡位被杀的事件。《左传》昭公二十六年孔颖达疏：“《汲冢书纪年》云……幽王既死，而虢公翰又立王子余臣于携……二十一年，携王为晋文（公）［侯］所杀。”清华简《系年》：“幽王及伯盘乃灭，周乃亡。邦君诸正乃立幽王之弟余臣于虢，是携惠王。立廿又一年，晋文侯仇乃杀惠王于虢。”《左传》昭公二十六年，王子朝使告于诸侯曰：“携王奸命，诸侯替之，而建王嗣。”携王非太子而最终以篡位者身分被诛杀，周平王以太子身分被周人立为王。《史记·晋世家》记载，晋穆侯卒，殇叔篡位，太子仇出奔。四年后，太子仇杀殇叔复位，是为晋文侯。古本《竹书纪年》晋纪晋文侯元年当周平王元年，不存在殇叔纪年，其记事表明对太子仇地位的维护，体现了周代的宗法意识。
（三）实录直书原则
夏代，后羿代夏、寒浞篡夺夏政权，古本《竹书纪年》都实录其事，与司马迁《史记·夏本纪》所采取回避的态度大不相同。《史记索隐》引古本《竹书纪年》：“（夏）有王与无王，用岁四百七十一年。”夏王统治时期为“有王”时期，寒浞统治时期为“无王”时期。古本《竹书纪年》周纪于共伯和行政、虢公翰立王子余臣等，史官秉持实录直书的精神记录史料与编撰国史，都做到毫无隐晦。
春秋战国时期，编年体史料记录与编年体史书编纂体现了多种史学思想并存。杜预就作过比较与分析：
古书《纪年篇》……又称“周襄王会诸侯于河阳”，即《春秋》所书“天王狩于河阳。以臣召君，不可以训也”。诸若此辈甚多，略举数条，以明国史皆承告据实而书时事。仲尼修《春秋》，以义而制异文也。
（四）功用史义思想
《国语·楚语上》申叔时列举了当时的一些重要文献及其功用：“教之春秋，而为之耸善而抑恶焉，以戒劝其心；教之世，而为之昭明德而废幽昏焉，以休惧其动……教之语，使明其德，而知先王之务用明德于民也。教之故志，使知废兴者而戒惧焉；教之训典，使知族类，行比义焉。”《国语·晋语七》司马侯举“春秋”类文献的功用：“以其善行，以其恶戒，可谓德义矣。”《左传》曰：“《春秋》之称……惩恶而劝善。”孔子说：“《春秋》以义。”上述内容近似又相承，可证“春秋”类文献功用成为时人的共识。编年体史书具备“春秋”类文献的功用，而《左传》具有“春秋”、“世”、“语”类等文献的功用。所以，编年体史书的记录与编纂赋有功用。
先秦编年体史料的记录与编年体史书的编纂已经寓意于文，可以通过分析来领会其中的史义。春秋的史义宗旨是执行“耸善而抑恶焉，以戒劝其心”，做到“以其善行，以其恶戒，可谓德义”。《左传》“赵盾弑其君”，“崔杼弑其君”，“孙林父、宁殖出其君”等寓以文字的褒贬。“弑”、“出”等文字赋有史义，此在孔子之前早就存在。孔子将史义扩大化，削弱了史书直笔精神。
（五）以史为鉴、晓古通今的思想
商代、西周存在以史为鉴的传统，故有“夏鉴”、“殷鉴”之名。古本《竹书纪年》记录了夏代至战国时期的历史，是中国第一部编年体通史，是对以历史为鉴传统的继承，又体现了当时史官对古（夏代、商代、西周）今（春秋、战国）历史的认知与思考，是为以史为鉴、晓古通今。郭店简《语丛一》曰：“《春秋》所以会古今之事也。”前文所论，夏、商、周时期的国史处于不断编撰中，目的是“通今”。《左传》的问世，是中国古代第一部记事记言合体编年体史书。《左传》融合了记事的编年体史书、记言的语类史书，历史记录更加丰富、翔实、生动、全面，充分展现了史家从多方面多角度把握历史的意图，是为“通今”。
先秦时期编年体史书的起源与发展经历了漫长时期，以古本《竹书纪年》夏纪、商纪、周纪及《秦记》为代表，从夏到秦国，编年体史书历经两千年，记录特征长期保持不变，是先秦编年体史书的传统。进入春秋以后，以古本《竹书纪年》晋纪、《鲁春秋》为代表，晋国和鲁国的编年体史书记录特征发生了很大变化，此为先秦编年体史书的发展。古本《竹书纪年》晋纪、《鲁春秋》被汉代以来的学者模仿，而古本《竹书纪年》夏纪、商纪、周纪及《秦记》长期被忽视，这是缘于学者不知先秦编年体史书的发展演变。于是，近人据发展变化的编年体史书《春秋》《左传》判断中国史学开端。先秦史书记事、记言长期并存，至《左传》合记事、记言于一体。司马迁《史记》师法《左传》，不仅继承了《左传》的诸多记录特征，而且影响与决定了汉代以后史书的面貌。编年体史书在先秦史书中处于中流砥柱的地位。依据先秦编年体史书起源与发展的历程，以及后世史书师法于古本《竹书纪年》晋纪、《春秋》、《左传》的事实，有益于学界重新认识中国古代早期史学的起源与发展。
（作者程平山，系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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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审：青 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