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观点 | 王立非、崔 璨. “一带一路”对外贸易中的语言服务便利度测量实证研究
学术观点
“一带一路”对外贸易中的语言服务便利度测量实证研究
王立非1 崔 璨2
1. 北京语言大学 2.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摘要] 本文测量了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语言服务便利度及其对双边贸易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一带一路”48 个抽样国家中，与中国语言服务便利度最高的国家为新加坡( LSF = 0. 62) ，最低的国家为不丹( LSF = 0. 07) ;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各区域的语言服务便利度评级总体偏低，东南亚地区语言服务便利度最高( LSF = 0. 47) ，南亚地区语言服务便利度最低( LSF = 0. 17) 。在其他变量不变的情况下，语言服务便利度每提高 10% ，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各国的双边贸易总额就相应增长 4. 82% ，服务贸易额相应增长 5. 33% ，商品贸易额相应增长 3. 08% 。研究结论对我国的语言服务研究、人才培养和产业发展具有一定启示。
[关键词] 语言服务; 便利度指数; “一带一路”; 对外贸易
[文献来源] 王立非,崔璨.“一带一路”对外贸易中的语言服务便利度测量实证研究[J].语言文字应用,2020(03):26-35.
[基金项目] 本研究得到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中外上市公司年报话语对资本市场的影响预测对比分析”( 16BYY178) 和北京语言大学语言资源高精尖中心项目( KYＲ19026) 的资助。
01
引言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复杂的语言文化环境给贸易便利化造成一定困难①，导致贸易便利化的语言服务成本增加。如何提高语言服务能力，提升贸易便利化水平值得深入研究。本研 究测算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语言服务便利度指数，采用引力模型考察语言服务便利 度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双边贸易流量的影响，以期对国内的语言服务研究、贸易便利化研 究、语言人才培养以及语言服务产业发展提供一定启示。
02
研究现状分析
( 一) 语言服务研究
语言服务是以促进跨语言和跨文化交流为目标，提供语际信息的转化服务和产品，以及相 关研究咨询、技术研发、工具应用、资产管理、教育培训等专业化服务的现代服务业( 中国翻译研究院、中国翻译协会，2017) 。美国《2019 年语言服务市场报告》显示，2018 年全球语言服务市场规模为约为 500 亿美元，其中，欧洲市场规模约为 250 亿美元，亚洲市场约为 70 亿美元。
根据《2019 中国语言服务行业发展报告》的统计数据② ，截至 2019 年 6 月底，我国拥有语言服务企业 369935 家，其中，翻译公司为 9734 家，语言服务的总产值达 372. 2 亿元，约合 53. 1 亿美元。语言服务需求排名前十的行业分别为信息通信、学术教育、跨境电商、建筑矿业、生物医 疗、政府事务、机械制造、化工能源、金融财经和旅游交通。英语、法语、俄语三种外语构成我国企业的一级语言服务市场( 王立非等，2016) 。
国内外调查显示③，国内媒体和网民对“一带一路”语言类人才的关注度排第一，沿线各国媒体和网民对语言人才的关注度排第四，说明语言服务的确是“一带一路”互联互通的基础和保障( 李宇明，2015; 赵世举，2015) 。“一带一路”沿线各国的语言服务需求巨大，企业“一带一路”建设需要口笔译、产品说明书和用户手册写作、招投标书写作与翻译、网站和软件本地化、人员外语培训等，我国的语言服务能力亟待进一步提升( 王立非等，2016) 。王传英等( 2017)提出了企业走出去的国家语言服务基础设施框架和设计方案，沈骑( 2016、2017) 提出研制丝路语言安全规划，建议建立语言安全风险评估和应对机制，王立非和崔璨( 2017 ) 对“一带一路”64 国的语言服务难度评级发现，语言服务障碍和挑战很大，提出加强国家、企业和员工语言服务能力的建议。可见，语言服务如何影响贸易便利化值得深入探讨。
( 二) 语言成本研究
研究表明，语言成本影响国际贸易成本，相同语言、相同官方语言或相同口语可减少沟通难度，从而降低双边贸易成本( Anderson et al.，2002) ，直接提升 44% 的双边贸易流量( Egger et al.，2015) ，语言成本与关税和非关税壁垒成本接近。如果贸易双方的语言不通，通过翻译服务会增加贸易成本( Melitz，2008) ，母语相同、口语相通、官方语言相同均促进双边贸易增长，贸易一方的语言与英语距离越大，双边贸易流量就越小( Melitz，J． et al., 2014 ) ，Lohmann ( 2011) 计算了201个国家的官方语言距离和贸易流量的关系发现，语言障碍度每增加 10% ，贸易流量就会相应降低 7% ～ 10% 。
研究发现，降低汉语障碍能促进贸易增长( 单文婷、杨捷，2006; 孙金彦、刘海云，2016) ，语言距离与我国双边贸易流量呈显著负相关( 苏剑、葛家国，2013) ，我国与19个自贸协定国开展贸易，语言障碍每下降 10% ，双边贸易额就增长 20% ，出口贸易额和进口贸易额就分别增长22. 9% 和 17. 6% ( 王立非、金钰珏，2018) ，可见，语言服务成本如何影响贸易便利化水平值得深入研究。
受贸易便利化概念的启发( Wilson et al. ，2003 ) ，本文提出语言服务便利度( language services facilitation) 的概念，特指对外贸易和投资中提供或获得便捷、高效和优质语言服务的程度，是测量贸易便利化水平的重要指标之一。贸易双方的语言便利度越高，就越方便和容易开展双边贸易。语言服务便利度指数可测量出两种语言之间沟通的便利化程度，能为测算政治、经济、文化活动中的语言服务供给、需求和成本提供科学方法，能为评估语言成本、语言风险、以及跨文化沟通有效性提供参考依据。
03
研究问题与方法
( 一) 研究问题
本研究重点回答以下三个问题:
( 1) 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开展双边贸易的语言服务便利度如何? 国别与区域差异是否存在语言服务便利度差异?
( 2) 语言服务便利度是否影响我国“一带一路”对外贸易? 对商品贸易与服务贸易是否存在不同程度的影响?
( 3) 如何提高“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中的语言服务便利度和语言服务能力? 有何建议?
( 二) 研究方法
1. 语言服务便利度指数方法
本文通过测量两种语言之间的相似度得出语言服务便利度指数。测量方法为依据《世界语言结构图谱》( The World Atlas of Language Structures，以下简称 WALS) 提供的特征指标，测量汉语与“一带一路”沿线各国语言之间的距离，计算出语言服务便利度指数。WALS 数据库囊括了2650 种语言，提供了 144 种语言特征，涉及音韵、形态、名词范畴、名词句法、动词范畴、语序、简单句、复杂句、词汇、手语和其他共 11 类。前 8 类特征提供了每种语言的主要结构特征，是 WALS 的核心内容，后 3 类主要针对特定语言形成过程产生的自然属性，最后 1 类通常被视为边缘性语言结构。WALS 为每种语言都进行了语言特征的赋值，例如，在辅音特征中， 将每种语言的每个辅音特征分为少、较少、中等、较多、多五个等级，英语和汉语赋值都为中等。而在元音特征中，汉语赋值为中等，而英语赋值为较多，其他特征赋值以此类推。我们从WALS 中选取“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语言，将他们与汉语的相似度指标逐个比较，对汉语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语言特征赋值。我们采用经济学常用的虚拟变量赋值方法，如果两种语言在所测量的指标上相似，则该特征赋值为 1，否则，赋值为 0。所有语言特征都赋值后计算出两种语言相似度得分。如果某国有两种( 含) 以上官方语言，我们取两种( 含) 以上官方语言与汉语相似度得分的平均值作为最终得分。
1. 语言服务便利度引力模型方法
语言服务便利度对贸易的影响测量根据以下对数形式的扩展引力模型:
ln( BiTradeit ) = α + β1 ln ( LSFi ) + β2 ln ( GDPit ) + β3 ln ( GDPct ) + β4 ln ( PGDPit ) + β5 ln ( PGDPct ) + β6 ln ( DISTi ) + β7 CULi + β8 TFIit + μ
( 模型一)
ln( SerTradeit ) = α + β1 ln( LSFi ) + β2 ln( GDPit) + β3 ln( GDPct ) + β4 ln( PGDPit ) + β5 ln( PGDPct ) + β6 ln( DISTi ) + β7 CULi + β8 TFIit + μ
( 模型二)
ln( ComTradeit ) = α + β1 ln( LSFi ) + β2 ln( GDPit ) + β3 ln( GDPct ) + β4 ln( PGDPit ) + β5 ln( PGDPct ) + β6 ln( DISTi ) + β7 CULi + β8 TFIit + μ
( 模型三)
其中，被解释变量BiTradeit、SerTradeit、ComTradeit 分别为 t 时期我国与“一带一路”i 国的双边贸易总额、服务贸易额和商品贸易额。解释变量 LSFi 表示我国与 i 国的语言服务便利度。
α 为常数项，μ 为随机扰动项。控制变量 GDPit 为“一带一路”i 国 t 时期的国内生产总值，GDPct 为我国 t 时期的国内生产总值，PGDPit 为“一带一路”i 国 t 时期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PGDPct 为我国 t 时期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DISTi 为我国与 i 国的地理距离，CULi 表示我国对 i国的汉语传播力，用是否在 i 国设立了孔子学院( 以下称“孔院”) 衡量，若在该国设立了孔院，取值为 1; 否则，取值为 0。TFIit 表示“一带一路”i 国 t 时期的贸易便利度指数。引力模型估算使用 STATA 14. 0 软件进行面板数据回归，使用普通最小二乘法( OLS) 对模型进行估计，考察语言服务便利度对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双边贸易流量、服务贸易流量和商品贸易流量的影响。
04
变量与数据
( 一) 解释变量
本研究中引力模型采用的三个解释变量均为语言服务便利度指数( LSFi ) ，由 WALS 的指标数据算出。
( 二) 被解释变量
根据数据的可得性，本研究的三个被解释变量和数据分别选取 2015 ～ 2019 年间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 48 个国家双边贸易额、服务贸易额和商品贸易额的面板数据，共计 240 个有效样本④ 。选取 2015 年为起点主要考虑到这是我国正式发布《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的时间节点，这份文件的正式发布标志着“一带一路”倡议 的原则、框架思路和合作机制的开始实施，将极大地促进“一带一路”贸易往来。
( 三) 控制变量
本研究七个控制变量为:
( 1)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国内生产总值( GDPit ) ，代表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济总量，直接影响贸易进出口能力，单位为美元。
( 2) 我国国内生产总值( GDPct ) ，代表了我国的经济总量，单位为美元。
( 3)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PGDPit ) ，代表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济发展状况，也影响进出口能力，单位为美元。
( 4) 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PGDPct ) ，代表了我国的经济发展状况，单位为美元。
( 5) 地理距离( DISTi ) ，反映两国之间的贸易运输成本，距离越远。地理距离以两国首都之间的距离为基准，单位为千米。
( 6) 汉语言文化传播力( CULi ) ，用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是否设立了孔院来衡量。孔院可以促进 i 国对我国语言与文化的了解，降低贸易中的语言成本，从而促进贸易往来( 连大祥，2012) 。采用设立孔院作为控制变量之一的依据是，至少可以确认和量化该国的汉语言文化传播，但由于汉语言文化传播力只是七个控制变量之一，以及量化难度和依据等因素，本控制 变量没有把无孔院的汉语言文化传播情况包括在内。
( 7) 贸易便利化指数( TFIit ) ，评估促进贸易品跨国自由流动的制度、政策、基础设施和服务，包括市场准入、边界管理、基础设施和操作环境四类指标，指数得分在 1 ～ 7 分之间。
本研究的 11 个变量指标代码、变量含义与数据来源汇总见表 1。
05
结果与讨论
( 一) 语言服务便利度测评结果
测量结果显示，我国与“一带一路”48 个沿线国家的语言服务便利度存在很大差异，便利度指数排序见表 2。
汉语与“一带一路”48 个沿线国家的语言服务便利度测量结果显示，我国对新加坡开展贸易进出口，语言服务便利度最高( LSF = 0. 62) ; 其次是泰国( LSF = 0. 52) 和马来西亚( LSF =0. 51) ; 语言服务便利度最低的国家为不丹( LSF = 0. 07 ) 、孟加拉国( LSF = 0. 09 ) 、斯里兰卡( LSF = 0. 10) 和格鲁吉亚( LSF = 0. 11) 。其他语言服务便利度较低的国家还有文莱、尼泊尔、吉尔吉斯斯坦、阿塞拜疆、斯洛伐克、波黑，语言服务便利度指数都在 0. 20 以下。我们根据测量数据，首次绘制出我国“一带一路”语言服务便利度地图( 见图 1) 。
语言服务便利度地图显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语言服务横跨亚欧大陆，范围广、面积 大。从语言战略与规划看，语言服务的短期目标是促进企业走出去和人文交流的便利化; 语言服务的中期目标是促进各国的汉语学习和进步; 语言服务的长期目标是提升中国软实力，让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融入“一带一路”( 赵磊，2017) 。如何提供有效和优质的语言服务解决方案，使得“一带一路”更加便利和畅通，值得学界和业界认真思考。
( 二) 区域语言服务便利度指数评级
我们将“一带一路”48 个沿线国家划分为东南亚、南亚、中亚、中东地区( 西亚和北非) 、东欧、南欧和中欧七个区域，并按区域对语言服务便利度进行评级。区域语言服务便利度一共分为五级⑤ : 0. 8 以上为非常便利，0. 6 ～ 0. 8 为便利，0. 4 ～ 0. 6 为一般便利，0. 2 ～ 0. 4 为不便利，0. 2 以下为极不便利。将每个区域内各国的语言服务便利度指数加总后求 均值，得到该区域语言服务便利度指数( 见图 2) 。
区域语言服务便利度指数反映出以下三个特点: 首先，“一带一路”的区域语言服务便利度评级总体偏低，七个区域整体评级均处于一般便利、不便利或极不便利之间。其中，东南亚地区语言服务便利度评级为一般便利，便利度指数均为 0. 47; 中东、东欧、南欧和中欧语言服务便利度评级为不便利，便利度指数分别为 0. 36、0. 33、0. 29 和 0. 26; 南亚和中亚属于极不便利地区，便利度指数分别为 0. 17 和 0. 18。
其次，“一带一路”的区域语言服务便利度存在不平衡现象，七个区域的语言便利度评级 排序为东南亚最高，南亚最低，其余依次为中东、东欧、南欧、中欧、中亚，与南亚和中亚开展贸 易投资的中资企业应当对语言障碍有充分的认识和应对措施。
再次，东南亚区域内语言服务便利度较高的国家相对较多，如，东南亚的新加坡( LSF = 0. 62) 、马来西亚( LSF = 0. 51) 、泰国( LSF = 0. 52) 等。因此，我国企业可以依托和借力新马泰等国华人多和汉英双语较为普及的语言便利和优势，并分阶段和有计划地向其他区域逐步拓展。
( 三) 语言服务便利度对贸易的影响分析
对引力模型中各变量进行相关性和多重共线性检验，结果显示，八个变量的容差均大于0. 1，语言服务便利度( LSFi ) 为0. 44，“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国内生产总值( GDPit ) 为0. 35，我国国内生产总值( GDPct ) 为 0. 30，“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PGDPit ) 为 0. 38，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PGDPct ) 为0. 29，地理距离( DISTi ) 为 0. 68，汉语言文化传播力( CULi ) 为 0. 64、贸易便利度( TFIit ) 为 0. 55，八个变量的膨胀因子( VIF) 分别为 2. 27、3. 33、3. 45、2. 86、2. 63、1. 47、1. 56 和 1. 82，均在 10 以下，数据不存在多重共线性。我们将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双边贸易额、服务贸易额和商品贸易额代入拟回归模型，使用普通最小二乘法 对模型进行估计，结果见表 3。
研究结果显示: 第一，在控制变量不变的情况下，语言服务便利度提高 10% ，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双边贸易额就相应增长 4. 82% ，服务贸易额相应增长 5. 33% ，商品贸易额相应增长 3. 08% 。语言服务便利度对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贸易增长的促进作用明显。以 2019 年为例，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贸易总额超过 9. 27 万亿元，商品贸易额超过1. 3 万亿，服务贸易超过 1200 亿元⑥ ，如果语言服务便利度提高 10% ，贸易额可增加约 4. 5 千亿元，商品贸易额可增加超过 400 亿元，服务贸易额可增加超过 60 亿元。第二，对比发现，服务贸易对语言服务的依存度较高，语言服务便利度提升 10% ，服务贸易比商品贸易的增幅高出 0. 51% 。语言服务便利度可有效促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跨境交付、境外消费、自然人流动等服务贸易增长，转变外贸发展方式，扩大服务贸易规模，从而使得我国与“一带一路”沿 线国家的货物贸易硬联通逐步扩大到文化、教育、健康、旅游、金融等服务贸易软联通。
研究同时发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国内生产总值、我国国内生产总值、贸易便利度三个 控制变量对双边贸易总额、服务贸易额和商品贸易额均有显著正向效应; 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沿线各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对双边服务贸易额的影响显著; 地理距离对贸易总额和商品贸易有影响。控制变量汉语言文化传播力对贸易流量没有显著影响。我们推测，“一带一路”沿 线国家的孔院数量偏少，仅占全球孔院总数的 25% ，还有 16 个国家至今没有建立孔院( 王建勤，2016) ，孔院数量还没有形成很强的传播力，没有对双边贸易产生显著影响，再加上我国与部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贸易往来较少，这个结果也在预料之中。今后可增加汉语传播力 的观测指标进一步加以验证。
06
结论与启示
本研究得到以下三个结论: ( 1) “一带一路”48 个沿线国家中，就语言服务便利度而言，与我国贸易往来最便利的国家为新加坡( LSF = 0. 62 ) ，最不便利的国家为不丹( LSF = 0. 07) ; ( 2) “一带一路”沿线各区域语言服务便利度总体偏低，东南亚地区语言服务便利度评级得分“一带一路”为 0. 47，属于一般便利; 南亚和中亚得分为 0. 17 和 0. 18，属于极不便利地区，“一带一路”沿线各区域语言服务便利度不平衡，各区域语言服务便利度都有待提 高; ( 3) 语言服务便利度对开展“一带一路”贸易均有显著正向影响，在控制变量不变的情况下，语言服务便利度提高 10% ，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双边贸易额相应增长4. 82% ，服务贸易额相应增长 5. 33% ，商品贸易额相应增长 3. 08% 。服务贸易受语言服务便利度的影响最大。
本研究结果带给我们三点启示。第一，充分认识语言文化差异对我国开展“一带一路”建 设造成的困难和风险，在赴“一带一路”沿线各国贸易投资前，应充分做好前期调研，掌握贸易 投资对象国的语言文化国情，并制订科学、有效和可行的应对计划和行动方案。第二，充分认 识语言服务便利度对我国开展“一带一路”双边贸易投资的促进作用，大力加强我国同“一带 一路”沿线国家的人文交流，有计划地开展“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国际中文教育，加强“一带 一路”沿线国家紧缺语种人才的培养，提高语言服务能力。第三，充分认识语言服务成本对我 国开展“一带一路”建设的影响，提高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语言服务便利度，减少国际 贸易沟通中的语言成本、提升贸易便利化水平，为实现互联互通提质增效。
［附 注］
① “一带一路”沿线的 64 个国家约有 2488 种语言，其中官方语言就有 54 种，语言和文化多样性对我国开展贸易和投资可能造成潜在困难。
② 数据来源: 《2019 年中国语言服务行业发展报告》。
③ 数据来源: 国家信息中心于 2017 年发布的《“一带一路”语言能力建设调研报告》。
④ 因阿富汗、伊拉克、约旦、马尔代夫、缅甸等 16 国部分变量数据缺失，故未纳入本研究的引力模型测量。
⑤ 参考孔庆峰、董虹蔚( 2015) 对区域贸易便利度的分级方法并有所修改，该研究将贸易便利度分为 4 级: 0. 8 以上为非常便利、0. 7 ～ 0. 8 为比较便利、0. 6 ～ 0. 7 为一般便利、0. 6 以下为不便利。
⑥ 数据来源: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总署官网
文献来源 | 《语言文字应用》2020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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