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观点 || 我国本土跨国公司海外投资语言环境与语言服务业发展

我国本土跨国公司海外投资语言环境与语言服务业发展

王传英 杨靖怡

摘要：我国改革开放的伟大成就之一是自1990年代以来涌现出一批新兴本土跨国公司并成为海外投资的中坚力量。本文以2019年我国进入"财富500强"的111家本土跨国公司为研究对象,在简述上述企业海外投资现状的基础上,详细归纳其所处语言环境和语言服务需求特征,由此揭示对语言服务业发展的启示。 

关键词：本土跨国公司;语言环境;语言服务业;

文献来源：王传英,杨靖怡.我国本土跨国公司海外投资语言环境与语言服务业发展[J].中国翻译,2021,42(04):106-114+192.

根据联合国经社理事会（ECOSOC）的定义，跨国公司是以母国为基地，通过对外直接投资（FDI），在世界各地设立子公司、分公司、研发中心等分支机构，从事国际化生产和经营的具有相当垄断性质的大型企业。我国本土跨国公司是以中国大陆为母体，在改革开放后逐步成长起来的新兴国际化企业。近年来，得益于“走出去”国家战略的实施和“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我国本土跨国公司发展迅猛， 有 111 家企业进入 2019 年“财富 500 强 ”（Fortune  Global  500） ①；上 述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流向全球 184 个国家和地区，涉及 4800 多种语言，其中官方语言131 种、通用语言 160 种。

我国“财富 500 强”本土跨国公司海外投资具有以下特征。首先，投资领域广泛。主要集中在 20 个行业， 其中既有传统的矿产、金融服务、电力、钢铁、工程承包、汽车、房地产、电器、化工、零售、建材、食品、交通运输、邮政服务、医药与医疗器械、纺织，也有数字化时代特有的高端设备制造、信息与通信技术、互联网增值服务，更有深具全球敏捷配送与交付特征的供应链集成服务②。根据进入该名录的企业数量，矿产、金融服务、高端设备制造是我国“走出去”行业的第一阵营，电力、钢铁、工程承包、信息与通信技术和汽车处于第二阵营，其余 12 个行业属第三阵营。

其次，投资区域差异显著，经济成长性好的投资地备受青睐。投资地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政治稳定性、市场容量、自然资源丰裕度、与中国的经贸及政治关系等是影响投资决策的关键因素。我国本土跨国公司遵循市场优先、资源优先和周边国家 / 地区优先的原则， 亚洲大部、北美、西欧③、大洋洲是对外投资的主要区域。亚洲经济发展较快的东亚、东南亚，人口众多、市场潜力大的南亚，以及自然资源丰富的中亚就是我国本土跨国公司投资的集中地。根据投资企业的数量，排名前十的12 个投资国依次为美国、新加坡、澳大利亚、英国、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泰国、日本、德国、俄罗斯、印度、巴西。

再有，国有本土跨国公司是对外投资主体。在进入“财富 500 强”的中国本土跨国公司中，海外投资地数量在 30 以上的企业有21 家，其中 19 家属国有企业，其余 2 家为民营的华为和海尔。国有本土跨国公司一直是我国对外投资的绝对主力，而且投资地相当分散，说明其国际化经营能力较强。近年来民营企业实力大增。比如创办于 1987 年的华为稳居我国“财富 500 强”跨国公司榜首。我国本土跨国公司的海外分支机构处于由各种官方语言、通用语言和民族语言④共同构成的高度复杂的语言环境中，高水平的语言服务不可或缺，以确保企业内部语言沟通顺畅和国际信息发布高效，打造富有时代气息和企业特质的国际形象，并帮助企业获得投资地社会经济网络的参与者、建设者而非“入侵者”的身份认同。我国本土跨国公司以文本全球化为媒介的有效的语言服务需求也将为语言服务业创造巨大的发展空间。

一、我国本土跨国公司语言环境

语言的交际属性与交际功能决定了对商业交易的重要影响（苏剑、葛加国，2018：74）。跨国公司从标准化（standardization）或调适化（adaptation） 策略入手， 努力解决企业的语言交际问题（Tietze，2008：57-59）⑤。投资地语言环境的高度复杂性、多样性加剧了我国本土跨国公司国际化经营难度。

（一）世界主要官方语言优势明显

官方语言是“为适应管理国家事务的需要，在国家机关、正式文件、法律裁决及国家交往等官方场合所规定的一种或几种有效语言”（ 孙炜等，2010：194）。联合国六大工作语言被普遍认为是世界最主要的官方语言。我国“财富 500 强”跨国公司海外投资地将英语作为官方语言的有 45 个，以法语、阿拉伯语作为官方语言的分别有 26 和 22 个， 其它三种联合国工作语言的应用范围相对较小——以西班牙语为官方语言的投资地有 18 个，俄语 4 个，而汉语的官方语言地位仅限于新加坡和港澳台地区。联合国 6 种官方语言是我国“财富 500 强”跨国公司 116 个海外投资地的官方语言，占投资地总数的 63%。通用语言虽不具备官方语言的广泛性、权威性，却是一个国家或地区在实际语言生活中，特别是在行政、教育、媒体等诸多领域起重要作用的语言（彭泽润、郭毅，2008：367）。在这方面，世界主要官方语言依旧具有明显优势。例如，将英语作为通用语的我国“财富 500 强”跨国公司投资地多达 80 个，而将汉语作为通用语的投资地也相对较多，集中在东南亚国家和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海外华人聚集地。

（二）热门投资地语言资源丰富

美 国、 新 加 坡、 澳 大 利 亚 等 12 个 国家 是 我 国“ 财 富 500 强 ” 跨 国 公 司 对 外投资最集中的目的地。根据“民族语言网 （Ethnologue）”统计，这些国家现存语言资源 2231 种，其中有生命力的语言约 402 种。我国本土跨国公司热门投资地语言资源特征表现为：1） 英语地位强势。英语是美国、澳大利亚和英国的官方语言，同时也是新加坡、印度的官方语言之一，在其它 7 国基本通用；2）日本和德国具有的发达工业化国家的地位，确保日语和德语在企业国际运营中地位稳固；3）多民族国家是中国企业重要投资对象，语言资源丰富。例如，根据美国 2000 年人口普查结果，能使用非英语的美国公民人数约 5500 万，占人口的 17.7%，语种数量有 380 余种（文秋芳等，2011：7）。

印度尼西亚的官方语言为印尼语，其它通用语及民族语言有 700 多种，其中爪哇语为第一大民族语言，但大部分印尼人并不使用印尼语而选择本民族语言甚至方言作为第一语言进行交流（杨亦鸣、赵晓群，2016：403）。巴西 2010 年人口普查显示， 该国境内现存274 种印第安方言，普及率最高的蒂库纳语有3.4 万使用者（古雯鋆，2014：78-79）。

（三）“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语言状况复杂

2013 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建设“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的合作倡议。“一带一路”依托中国与沿线国家既有双边和多边机制及区域合作平台，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不断深化，我国企业在沿线国家投资日趋活跃。《中国对外投资发展报告2019》显示，2013 至 2018 年中国企业对沿线国家累计投资已达 986.2 亿美元。

作为一个开放共赢的体系，“一带一路”65个沿线国家（不含中国）涉及 53 种官方语言， 分属 9 大语系（王辉、王亚蓝，2016：13），另有民族语言 2400 余种。语言资源丰富，语言状况复杂，沿线国家重视语言问题是“一带一路”投资环境的鲜明特征。例如，人口仅有570 万的新加坡的官方语言就有英语、汉语、马来语和泰米尔语。哈萨克斯坦 130 个民族使用 126 种民族语言，其中哈萨克语和俄语同为哈萨克斯坦的官方语言，且俄语还拥有族际交际语的地位（马雅琼，2017：27）。柬埔寨的官方语言是高棉语，但英语和法语是政府部门工作语言（刘书琳，2015：145-146），而汉语、越南语则为通用语言。

（四）关键节点国家语言使用异常繁杂

我国本土跨国公司发端于 1990 年代，迄今只有不到 30 年的发展历程。根据这一现实，结合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区位分析，可以确定 6 个在我国跨国公司国际战略中具有举足轻重地位的节点国家，包括与中国有 4374 公里边界线、工业较发达、资源丰富的俄罗斯，同为陆上邻国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的印度，“中巴经济走廊”的共同建设者巴基斯坦，古代丝绸之路的终点、扼欧亚大陆战略要冲的土耳其，非洲的桥头堡埃及， 以及具有战略性区位和资源优势的南非。上述节点国家均为重要的发展中国家，自然资源丰富，地理位置关键，市场潜力较大，直接关系我国本土跨国公司今后几十年的发展和国家地缘政治利益。

在这 6 个国家中， 在俄罗斯投资的我国“财富 500 强”跨国公司最多，达 35 个， 其次是印度（34 个）、南非（29 个）和巴基斯坦（25 个），土耳其和埃及各为 22 个。俄罗斯有 193 个民族，官方语言是俄语，但拥有包括鞑靼语、乌克兰语、楚瓦什语、巴什基尔语、白俄罗斯语、摩尔多瓦语等在内的 130 余种民族语言（ 李雯雯，2017：192）。印度堪称世界上语言状况最复杂的国家（钱伟， 2016：149）。根据 2001 年人口普查，印度 的 28 个邦和 7 个中央直辖区共有 122 种民族语言，其中 32 种具有官方地位；印地语是印度的官方语言，英语是辅助性官方语言（杨景，2017：160）。巴基斯坦的官方语言为乌尔都语和英语，但高等院校教学和政府部门官方用语均为英语，主要民族语言包括旁遮普语、信德语、普什图语和俾路支语。土耳其的官方语言为土耳其语，境内少数民族同时使用库尔德语、阿拉伯语、亚美尼亚语和希腊语。埃及的官方语言是现代标准阿拉伯语，但通用被称作埃及土语的埃及阿拉伯语（Akef，2017：284）， 境 内 主 要 少 数 民 族如努比亚人、柏柏尔人和贝扎人都有各自的民族语言。南非境内语言有 25 种。1996 年的《南非共和国宪法》赋予英语和阿非利卡语以及 9 种非洲语言以平等的官方地位， 南非成为世界上官方语言最多的国家之一（王辉、杜韡，2019）。

二、我国本土跨国公司语言服务需求特征

为了消除语言多样化给企业运作带来的消极影响，Czerniawska（1997）指出跨国公司通常在以下方案中进行选择：1）规定通用公务语言（lingua franca）；2）采用包括母语、世界主要通用公务语言、投资地语言的混合语言组合；3）购买专业的语言服务，同时加强员工的语言培训。跨国公司语言服务获取方式可分为依靠外部语言服务企业为主的分散外包模式和自力更生为主的集中内化模式。除华为等少数企业外，我国绝大多数本土跨国公司依靠外部语言服务企业，而海外投资类型⑥ 的升级又促使其语言服务需求向高创意、多样化、专业化迈进。

表 1 显示，目前我国主要本土跨国公司海外投资以市场寻求型投资为主，兼有资源寻求型和效率寻求型投资，同时战略资产寻求型投资初露端倪。

跨国公司在海外进行市场寻求型投资的目的是扩大国际市场份额，同时产生良好的投资示范效应、市场竞争效应和产业关联， 但其产品或服务必须满足投资地社会对语言、文化、法律法规的要求。跨国公司市场寻求型投资所必需的本地化作业流程构成了最稳定、最直接的语言服务需求（王传英，2014：78）。近年来，以“财富 500 强”企业为代表的中国本土跨国公司语言服务需求呈现以下态势：

（一）语言服务创意含量迅速提升

一般认为，商业文本的创意含量要低于文学文本。但是，随着市场寻求型投资的迅速增多，投资地市场的重要性愈加凸显，以多模态本地化版面设计及各类技术文本、企业 - 投资者互动文件（如重要信息披露）、危机公关策划书、影视产品、媒体广告（包括企业全球品牌标识语、产品广告词等）为代表的高创意商业文本的创作、翻译、改写已经成为语言服务的重要内容，并衍生出一种新的服务形式——创译（transcreation）， 即 “跨国公司在向非本土市场推广产品或服务时，为了提高市场进入效率和品牌竞争力， 自行组织或委托专业机构，运用一系列创造性手段，将营销资料等转换成符合目标受众文化习俗和阅读欣赏习惯的文本处理过程”。创译重在“创”而非“译”，目的是克服跨文化交际中“商业文本翻译因语言、文化异质而引发的‘不可译性’”（王传英、卢蕊， 2015：72）。对文本内容、客户需求和受众偏好的准确把握和跨文化意识是创译工作者必备的职业素养。

（二）企业形象塑造成为语言服务的重要使命

跨国公司语言战略是企业在高度竞争的市场环境中，为合理调动内外语言资源以解决所有与语言相关的问题，最终实现跨国本土化目标而实施的长远性谋略，其核心功能之一是打造富有时代气息和特质的企业形象，全面提升基于品牌价值的国际竞争力。企业语言战略的实施离不开高水平的语言服务。跨国公司的国际竞争力可分为硬实力和软实力，后者表现为企业的品牌价值和融入投资地社会经济网络的“文化嵌入”能力，是母国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更是我国语言服务业在新的历史时期的努力方向。国际经验表明，培育自主品牌、提升品牌价值是企业全球“价值链”升级的必由之路，而我国本土跨国公司品牌价值低下的一个主要原因是企业外宣因文本的“低可读性”使企业形象和品牌知名度大打折扣。在互联网 + 时代，跨国公司产品线推送，国际化网站中企业简介、企业社会责任（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CSR）报告、企业年报的有效翻译与传播对于塑造企业形象、提升品牌价值至关重要。例如，CSR 报告向公众传递企业为了营造与投资地所有利益相关方的和谐关系、融入当地社会经济网络而承担的公益性责任，而这种责任担当与习近平总书记倡导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不谋而合。

（三）语言服务沿企业文本全球化“价值链” 展开

以开拓海外市场为根本目的的市场寻求型投资已经成为我国本土跨国公司海外投资的主体，由此引发语言服务在内容、创意投入水平和文本呈现形式上的巨大变化。在经济全球化时代，我国本土跨国公司的文本全球化过程表现为由技术写作（上游）→本地化翻译（中游）→多语种信息同期发布（下游）等三个环节共同构成的“价值链”，成为囊括多语种文本、多学科知识、多文化语境、多模态呈现形式的系统工程。该“价值链”的核心内容包括多语种技术写作、创译、机器翻译译后编辑、网站全球化等，其中网站全球化就包含网站国际化和网站本地化两个过程，前者提供用标准创作语言（如英语）撰写、非个性化的网站内容，以便于转化为其它语种而无需深层次加工，而后者则根据投资地的文化习俗、阅读习惯，确保使用当地官方语言、通用语言甚至主要民族语言的网站内容在语言、文化、法律法规上能够被东道社会所接受。根据卡门森斯顾问公司 2019 年面向市场寻求型投资项目的调研， 许多国际企业计划今后几年将产品使用的语种数量由 30 至 60 余种扩展至 100 多种，以“致力于向数千万讲本地语言的印度人、非洲人以及全世界接受语言服务水平较低的人群拓展业务”（DePalma 等，2019：3）。

（四）不同“走出去”行业语言服务需求各有侧重

随着对外投资类型的升级，我国本土跨国公司语言战略目标由最初的确保企业内部语言沟通顺畅和国际信息发布高效，逐步转向打造富有时代气息和企业特质的国际形象、全面提升品牌价值，同时加强语言资产建设与管理，为企业多元化或专业化发展提供人才保障。不同“走出去”行业的语言服务需求也由此产生显著差异。表 2 显示，作为典型的资源寻求型投资，矿产行业语言服务以笔译为主、口译为辅，兼有文案写作和文档排版，其他需求相当有限；工程承包属效率寻求型投资，除口笔译外，对文案写作和网站本地化需求较大；金融服务和医药与医疗器械属市场寻求型投资，除口笔译和文案写作外，对语言服务培训亦有需求，而当地市场的重要性还造成医药与医疗器械行业对文档排版及字幕和配音有较大需求；信息与通信技术行业已经由市场寻求型投资逐步兼跨战略资产寻求型投资，语言服务需求繁杂多样，表现为口笔译和文案写作需求旺盛，一些与本地化相关的服务内容，如软件本地化、字幕和配音、网站本地化、文档排版、本地化测试等相当活跃，同时对语言服务培训也有一定投入。

（五）语言服务专业性增强

语言服务提供能力是跨国公司实施语言战略的基础和手段，包括语言沟通及转换、投资地知识、多语种信息搜索与知识挖掘、特定领域专业知识、语言技术工具操作、语言服务流程设计和质量控制、应急语言处理等分项能力。不断增长的跨国公司语言服务需求促使优质语言服务企业的专业性迅速增强。首先，虽然文字翻译服务（笔译、创译、机器翻译译后编辑）和口译仍是重要内容， 注重个性化服务的语言技术开发、本地化服务所占比重显著提升，目的是在改善工作效率的同时，帮助客户企业更好地融入投资地社会经济网络。其次，一些语言服务企业沿语言服务“价值链”上溯，提供满足文本全球化要求的诸如音频转录、语言内容创建与管理、知识服务、技术写作、语言技术解决方案、人员培训等服务内容，甚至直接参与客户企业的产品研发，由此成为个性化语言服务方案提供商。再有，翻译技术的普遍应用极大地改变了语言服务模式，CAT+MT+PE（计算机辅助翻译 + 机器翻译 + 机器翻译译后编辑）被广泛采用。语言资产建设（包括垂直行业语料库、术语库、术语知识库、翻译记忆库、技术写作规范、本地化翻译规范等）成为提升语言服务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关键（中国翻译协会，2019：31）。

三、对语言服务业发展的启示

专业化的语言服务是解决我国本土跨国公司语言、文化“瓶颈”的制胜之道。我国本土跨国公司语言服务沿文本全球化“价值链”有序展开，语言服务企业的服务能力直接决定了其国际竞争力。

（一）高度重视多语种服务能力

随着我国本土跨国公司海外投资由传统的资源寻求型和效率寻求型投资向市场寻求型和战略资产寻求型投资迈进，尤其是后疫情时代经济区域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的盛行， 企业经营环境有恶化的趋势，投资地各种商务、法律、社会纠纷开始抬头，企业遭遇更多由语言、文化、制度差异引发的市场性风险。在此背景下，跨国公司的多语种服务提供能力和应急语言处理能力尤为关键。我国市场寻求型跨国公司应至少具备使用投资地全部官方语言和通用语言进行语际交流和信息发布的能力，同时力争覆盖主要民族语言。为此，我国语言服务企业应积极“走出去”，为本土跨国公司提供高水平的伴随式语言服务，以更加有效地利用投资地语言资源和及时把握客户的实际需求，而政府部门、行业协会、专业组织、高校亦应加强语言服务基础设施建设，为语言服务企业提供更多的“外部性”支持，重点建设多语种垂直行业语料库和术语库，多语种投资地商务规则、法律法规信息平台，语言服务标准与规范，语言服务人才、尤其是非通用语（小语种）人才信息库，提高语言服务质量和语言资产的利用率（王传英等，2017）。

（二）语言服务企业走专业化路线

在可预见的将来，我国绝大多数本土跨国公司仍以外包方式获取语言服务。随着“走出去”企业的业务内容日趋复杂，需要切实把握投资地语言、文化、社会习俗和法律法规，这对语言服务企业既是机遇也是挑战——机遇在于语言服务企业拥有更为广阔的市场空间，面对跨国公司不断增长的差异化语言服务需求，企业的跨越式发展成为可能。但另一方面，我国语言服务企业服务的“同质化”现象严重。国际专业机构总结了全球语言服务需求最旺盛的十大垂直领域，包括：金融服务、游戏本地化、生命科学、工程与制造、航空航天（含国防科技）、旅游和零售业、语言技术开发、专业服务、媒体、公共服务等（Slator，2019：4）。在此形势下，我 国语言服务企业应努力创新服务模式、优化服务结构，包括：结合市场定位，挖掘自身优势，打造拳头产品；充分利用科技创新成果，依靠技术提高核心能力；语言服务企业与本土跨国公司合作创建新型伙伴关系，不断拓宽业务领域和服务范围。

（三）语言服务人才培养以市场为导向

“语言服务，人才是核心 ”（赵世 举， 2015：40）。高等院校是语言服务人才培养的重镇，但目前来看，我国高校在人才培养理念、培养类别、培养目标设定、培养方式、课程结构等方面与市场需求脱节。语言服务需求的快速变化急需大量专业化、复合型人才，传统的外语教学模式已无法满足行业发展的需要。高校应转变思路，积极服务企业“走出去”，主要举措包括：1）增加语种数量，改善外语人才结构。高校要按照市场需求和市场规律培养非通用语人才，充分利用我国跨境语言资源（包括哈萨克语、塔吉克语、柯尔克孜语、乌兹别克语等 34 个语种） ⑦， 提高非通用语人才的培养效率；2）培养“外 语 +”复合型人才。语言服务人才应不仅掌握扎实的语言能力，还应具备特定领域专业知识、职业素养、国际视野和合作精神（史兴松、牛一琳，2020：69）。高校可根据自身学科优势，依托现有翻译本科和翻译硕士教育， 尝试构建跨学科人才培养模式；3）加强校企合作。高校应通过校企联动，整合各方优势教育和实习资源，提高语言服务人才的专业化水平和职场竞争力。

（四）健全语言服务业治理的顶层设计

我国语言服务业没有明确的行业主管部门，因此缺乏对行业的长远规划，但近年本土跨国公司的语言服务需求又呈现多语种、跨学科、个性化、专业化发展态势，这就要求国家有关部门与行业协会、专业组织密切协作，明确语言服务业的行业地位和主管部门，统筹制定服务“走出去”企业的行业发展规划和语言服务规范及标准，推动基于云计算、机器学习、大数据挖掘、文本内容智能化和自然语言处理、语言信息转换与传输的语言技术研发，整合支持我国本土跨国公司海外拓展的具有中国特色的语言服务供应链体系。

行业主管部门应鼓励合理的并购重组， 努力培育规模经济效应。近年来，语言服务企业两极分化加速。雇员数超过 500 人的特大型企业只占企业总量的 0.726%（DePalma 等，2019：35），但全球最大的 5 家语言服务企业的市场份额竟高达 10%（Slator，2019：7），特大型企业的经营能力远高于其它企业。

2019 年，我国只有文思海辉等 6 家企业进入全球语言服务企业 100 强，另有厦门精艺达等 5 家企业进入亚太 50 强，远低于我国进入全球“财富 500 强”的企业数量。为了从根本上解决行业高度分散造成竞争力不足的问题，条件成熟的优质语言服务企业可以通过并购重组实现跨越式发展。在此过程中，行业主管部门应该在并购政策、法务支持、融资渠道、并购监管等领域发挥积极作用。

四、结语

经过几十年的建设，我国本土跨国公司已经成为促进投资地社会经济发展、对外传播中国优秀科技和文化成果、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坚力量。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加快走出去步伐，增强企业国际化经营能力，培育一批世界水平的跨国公司”。语言是资产，语言是核心竞争力。我国本土跨国公司的发展壮大离不开高水平的语言服务，而本土跨国公司国际竞争力的提升又为语言服务业提供了千载难逢的发展机遇。有关部门应该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以合理规划行业发展、提高服务质量、促进“外部性”建设为抓手，不断增强语言服务业的市场竞争力，支持更多中国企业真正“走 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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