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子今 | 行走的秦汉少年
行走的秦汉少年
—— 教育史视角的考察
王子今
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王子今
摘 要：秦汉时期是交通建设取得突出进步的历史阶段。大一统政治文化格局的确定，使得行旅的空间和知识的幅面空前扩展。未成年人也在多种社会文化因素的作用下，通过行走实践开创了新的获得见识的学习路径。他们的人生知识、社会知识、地理知识、自然知识均因交通行为大为增益。以求学为目的的行旅生活，更直接与文化继承、文化传递相关。社会的交通开发、交通建设为教育的进步创造了条件。从教育史的视角考察，秦汉未成年人主动或被动地推进交通发展，参与交通实践，并以“行走为学”的方式、增益了知识，成就了学业，充实了人生，也丰富了社会历史文化的内涵。
关键词：秦；汉；交通；行旅；远方；万里负笈；教育史
秦汉大一统政治文化格局的确定，促成了国家规模的扩张、交通网络的健全和行旅条件的改善。秦汉时期取得突出进步的交通建设，使得行旅的空间和知识的幅面均得到空前扩展。未成年人也在多种社会文化因素的作用下，通过被动的或主动的行走实践开创了获得新鲜见识的学习路径。他们的人生知识、社会知识、地理知识、自然知识均因交通行为而大为增益。考察秦汉时期的教育史，不能忽视行走的少年们“为学”的交通进程。以求学为目的的行旅生活，更直接与文化继承相关。
司马迁在《史记》卷130《太史公自序》中回顾他的学习生活：“迁生龙门，耕牧河山之阳。年十岁则诵古文。二十而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窥九疑，浮于沅、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峄；戹困鄱、薛、彭城，过梁、楚以归。于是迁仕为郎中，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邛、笮、昆明，还报命。”司马迁“二十”出游，对于其学力的增长、学识的提炼、学业的成就意义非常重要。秦汉时期，还有许多在成年之前即以远行实践体会社会历史的先例。“行走”，是秦汉少年修养道德、开阔视界、增益识见、提升学力的重要方式之一。相关考察，可以丰富我们对于秦汉时期未成年人生活的知识，深化对教育史的理解，扩展对于交通史研究意义的认识。
孙毓棠曾经指出：“交通的便利，行旅安全的保障，商运的畅通，和驿传制度的方便，都使得汉代的人民得以免除固陋的地方之见，他们的见闻比较广阔，知识易于传达。汉代的官吏士大夫阶级的人多半走过很多的地方，对于‘天下’知道得较清楚，对于统一的信念也较深。这一点不仅影响到当时人政治生活心理的健康，而且能够加强了全国文化的统一性，这些都不能不归功于汉代交通的发达了。”秦汉交通是文化统一的条件，也是教育进步的条件。对于社会来说，“交通的便利”使得“知识易于传达”；对于民众来说，亦“影响到当时人政治生活心理的健康，而且能够加强了全国文化的统一性”，致使“人民得以免除固陋的地方之见，他们的见闻比较广阔”。这些文化作用的实现，往往起始于人们的儿童时代。
01
“小子军”行迹
明人董说《七国考》卷11分述秦、田齐、楚、赵、魏、韩、燕七国兵制。《秦兵制》题下有“小子军”条，引“刘子《别录》云”：“长平之役，国中男子年十五者尽行，号为‘小子军’。”此虽说战国史事，却反映了秦征役制度的传统。所谓“刘子《别录》”，缪文远订补本作“刘向《别录》”。张金光论述秦“傅籍与编役”制度引作：“刘向《别录》说：‘长平之战，国中十五者尽行，号为小子军。’”“长平之役”作“长平之战”，又缺“男子年”三字，然不详出处。
秦“长平之役”大规模调动兵员事，见《史记》卷73《白起王翦列传》：“赵王既怒廉颇军多失亡，军数败，又反坚壁不敢战，而又闻秦反间之言，因使赵括代廉颇将以击秦。秦闻马服子将，乃阴使武安君白起为上将军。而王龁为尉裨将，令军中有敢泄武安君将者斩。赵括至，则出兵击秦军。秦军详败而走，张二奇兵以劫之。赵军逐胜，追造秦壁。壁坚拒不得入，而秦奇兵二万五千人绝赵军后，又一军五千骑绝赵壁间，赵军分而为二，粮道绝。而秦出轻兵击之。赵战不利，因筑壁坚守，以待救至。”秦昭襄王于是有异常举动：“秦王闻赵食道绝，王自之河内，赐民爵各一级，发年十五以上悉诣长平，遮绝赵救及粮食。”“王自之河内”句下，张守节《正义》：“时已属秦，故发其兵。”“发年十五以上悉诣长平”句下，司马贞《索隐》：“时已属秦，故发其兵。”
长平战事随即以秦军大胜结局。“至九月，赵卒不得食四十六日，皆内阴相杀食。来攻秦垒，欲出。为四队，四五复之，不能出。其将军赵括出锐卒自搏战，秦军射杀赵括。括军败，卒四十万人降武安君。武安君计曰：‘前秦已拔上党，上党民不乐为秦而归赵。赵卒反复。非尽杀之，恐为乱。’乃挟诈而尽坑杀之，遗其小者二百四十人归赵。前后斩首虏四十五万人。赵人大震。”秦昭襄王亲自到河内，“赐民爵各一级，发年十五以上悉诣长平，遮绝赵救及粮食”，对于战局发展意义重大。然而对于“发年十五以上悉诣长平”，《七国考》卷11《秦兵制》引刘子《别录》以为“国中男子年十五者尽行”，按照张守节《正义》和司马贞《索隐》“时已属秦，故发其兵”的解说，则以为限于不久前“属秦”的“河内”地方。
杨宽、吴浩坤主编《战国会要》卷118《兵六·征兵》“秦王闻赵食道绝，王自之河内，赐民爵各一级，发年十五以上悉诣长平，遮绝赵救及粮食”句后有编者按：“云梦《秦简》《大事记》载：喜，秦昭王四十五年生，秦始皇元年‘傅’，登记服役。由此可知秦男子服役年龄为十五周岁始，与此印证。”云梦睡虎地秦简《编年记》的相关文字，据整理小组释文：
卌五年，攻大壄（野）王。十二月甲午鸡鸣时，喜产。
……
今元年，喜傅。
《编年记》纪事自“昭王元年”即秦昭襄王元年（前306）起。整理小组有这样的说明：“昭王，秦昭王。《韩非子》、《史记·六国年表》作昭王，与简文同；《史记·秦本纪》作昭襄王。昭王元年为公元前306年。”关于“喜产”，整理小组注释：“鸡鸣时，丑时，见《尚书大传》。喜，人名。产，诞生，下面‘敢产’、‘速产’等同例。”关于“喜傅”，整理小组注释：“今，即古书中的今王、今上，指当时在位的帝王，此处指秦王政（始皇）。”“傅，傅籍，男子成年时的登记手续，《汉书·高帝纪》注：‘傅，著也。言著名籍，给公家徭役也。’据简文，本年喜十七周岁。汉制傅籍在二十或二十三岁。”注意到秦制傅籍和“汉制傅籍”年龄不同。
结合睡虎地秦墓竹简考察秦征役制度，许多学者意见不一。现在看来，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对于“喜”的年龄的计算是有问题的。秦昭王卌五年（前262）“十二月甲午鸡鸣时，喜产”，“今元年”（前246）“喜傅”。“喜傅”时如果在“十二月甲午”当日或稍后，只有十六周岁。如果在“十二月甲午”之前，则只有十五周岁，而绝对不是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所说的“十七周岁”。
看来，杨宽等学者“由此可知秦男子服役年龄为十五周岁始，与此印证”的说法，还是有道理的。有了这种“印证”，则可知秦昭襄王亲赴河内令“国中男子年十五者尽行”以“国中”为政策空间范围的说法大体可信，而《史记》卷73《白起王翦列传》张守节《正义》和司马贞《索隐》“时已属秦，故发其兵”说以为“发年十五以上悉诣长平”仅限于“河内”地方的意见，似未可从。
“年十五”，是男性未成年人年龄的高限。《史记》卷47《孔子世家》张守节《正义》：“男八月生齿，八岁毁齿，二八十六阳道通，八八六十四阳道绝。女七月生齿，七岁毁齿，二七十四阴道通，七七四十九阴道绝。”以生理条件成熟标志考虑，所谓“二八十六阳道通”，指示了“年十五”的标界性意义。
秦军中存在少年士兵的情形，可以通过文物资料得以证实。未成年人参与军事生活情形，在汉代也可以看到相关迹象。《史记》卷59《五宗世家》：“江都易王非，以孝景前二年用皇子为汝南王。吴楚反时，非年十五，有材力，上书愿击吴。景帝赐非将军印，击吴。”刘非15岁从军，应当不是特例。敌对一方吴楚叛军中，有吴王刘濞军事动员以14岁为参战年龄下限的例证。《史记》卷106《吴王濞列传》写道：“七国之发也，吴王悉其士卒，下令国中曰：‘寡人年六十二，身自将。少子年十四，亦为士卒先。诸年上与寡人比，下与少子等者，皆发。’发二十余万人。”《汉书》卷48《贾谊传》记载，贾谊上疏陈政事，说到边防问题：“今西边北边之郡，虽有长爵不轻得复，五尺以上不轻得息，斥候望烽燧不得卧，将吏被介冑而睡，臣故曰一方病矣，医能治之，而上不使，可为流涕者此也。”所谓“五尺以上不轻得息”，颜师古注：“如淳曰：‘五尺谓小儿也。言无大小皆当自为战备。’”按照这样的理解，则“西边北边之郡”在匈奴强大军事压力下，虽“小儿”亦参与“战备”。
白起长平杀降，“遗其小者二百四十人归赵”，可知赵军中也有“小者”。上古兵法《孙子兵法·地形》：“视卒如婴儿，故可与之赴深溪；视卒如爱子，故可与之俱死。”《孙膑兵法·将德》：“赤子，爱之若狡童。”“婴儿”“赤子”比喻的使用，或许有军事生活的现实基础。
秦始皇陵兵马俑坑及汉景帝阳陵外藏坑出土少年士兵俑，体现了秦至汉初军事编制中有未成年军人存在的事实。未成年人经历或准备经历军事生活，在中国社会史的这一阶段，是比较确定的。在战争条件下，“丁壮苦军旅，老弱罢转漕”，“弱”包括弱小的未成年人。“转漕”军需与行军征战，都是要经历远程交通的。
兵马俑中的从军少年
少年士兵离开乡土，在与农耕社会完全不同的军事生活环境中，进入团队，交识战友，接受指令，既要学习军事战争技能，也要体会集体主义精神。就文化教育而言，军队中也有比较好的条件。《吴子·治兵》：“武侯问曰：‘兵何以为胜？’起对曰：‘以治为胜。’”这里所说的“治”，包括军法、军令等各种规范，也都是要通过军中教育强调其严肃性的。
02
“流离系虏”命运
许多未成年人行走实践的直接因由是被动的。《史记》卷49《外戚世家》记录了窦皇后弟窦少君的特殊经历。姐弟离别时的场景与相见时的言辞，通过司马迁真切的细节描述，足可动人心弦：“窦皇后兄窦长君，弟曰窦广国，字少君。少君年四五岁时，家贫，为人所略卖，其家不知其处。传十余家，至宜阳，为其主入山作炭，暮卧岸下百余人，岸崩，尽压杀卧者，少君独得脱，不死。自卜数日当为侯，从其家之长安。闻窦皇后新立，家在观津，姓窦氏。广国去时虽小，识其县名及姓，又常与其姊采桑堕，用为符信，上书自陈。窦皇后言之于文帝，召见，问之，具言其故，果是。又复问他何以为验？对曰：‘姊去我西时，与我决于传舍中，丐沐沐我，请食饭我，乃去。’于是窦后持之而泣，泣涕交横下。侍御左右皆伏地泣，助皇后悲哀。乃厚赐田宅金钱，封公昆弟，家于长安。”窦少君“年四五岁时”，“为人所略卖”，“传十余家”，从事的是“入山作炭”劳作，曾经经历生死劫难。这种儿童被“略卖”，转手“十余家”，惨遭奴役的情形，在社会秩序不稳定的时期，可能并不罕见。窦少君从“观津”至“宜阳”，是经历了长途交通实践的。王莽曾经指出西汉末年社会压迫的残酷：“置奴婢之市，与牛马同兰，制于民臣，颛断其命。奸虐之人因缘为利，至略卖人妻子，逆天心，誖人伦，缪于‘天地之性人为贵’之义。”也说明这种社会现象长期普遍存在。
《史记》卷117《司马相如列传》载录司马相如所著文难蜀父老，则可见“幼孤为奴，系累号泣”的说法。《汉书》卷57下《司马相如传下》又写作“幼孤为奴虏，系絫号泣”。颜师古注：“为人所获而絫系之，故号泣也。”所谓“系累”“系絫”，是以绳索捆绑牵系强制行进的交通形式。“幼孤”的年龄身份指向，是明朗的。《后汉书》卷13《隗嚣传》所谓“幼孤妇女，流离系虏”，也说到未成年人被迫受到奴役的情形，而所谓“流离”，也指出其“系虏”身份，是通过空间距离的移动而形成的。《后汉书》卷23《窦融传》载窦融与隗嚣书：“而将军复重于难，是使积痾不得遂瘳，幼孤将复流离，其为悲痛，尤足愍伤，言之可为酸鼻。”也说到“幼孤”“流离”。《后汉书》卷78《宦者传·吕强》：“室家徙放，老幼流离。”其中所谓“幼流离”字样也是醒目的。《汉书》卷22《礼乐志》“辟流离，抑不详”，颜师古注：“流离不得其所者，为开道路，使之安集。”所谓“流离”与“不祥”相关，与“安集”反义的语序组合关系是比较明确的。史籍记录中所谓“流离中野”、“连年流离，离其城郭，相枕席于道路”、“百姓饥馑，父子分散，流离道路”、“百姓饥馑，流离道路”、“百姓困乏，流离道路”、“黎民流离，困于道路”、“流离分散，随道死亡”、“牵掣虏手，流离异域”、“流离迸走，几至灭亡”、“星散流离，死者甚众”，又“流离远外”、“万里流离”，也都说明“流离”经行“道路”，往往至于“远外”，甚至“万里”以至于“异域”。而“父子分散”，“子”的悲惨境遇，可想而知。
汉代砖刻蒙学教材《急就篇》拓本
通过底层社会生活以“流离”为形式的艰辛经历，“幼孤”们承受了人生苦难，见识了社会灾变，同时也形成了文化阅历。受难者通过“困于道路”，“星散”“万里”，“迸走”“远外”的经历，接受了严酷的社会教育。前说窦少君故事有“上书自陈”情节，不能排除在“年四五岁时”“为人所略卖”之后习得文字知识的可能。
03
未成年人的行进式劳作与交通服务实践
《史记》卷104《田叔列传》褚少孙补述说到西汉名臣任安事迹，涉及其少年时代生活于底层社会辛苦劳作的情节：“任安，荥阳人也。少孤贫困，为人将车之长安。”司马贞《索隐》：“将车犹御车也。”翦伯赞曾经指出：“这里所谓‘为人将车’就是受人之雇为人赶车。”“将车”虽然技术要求较高，然而也是辛苦的劳作形式。这种劳作的突出特点应是承担转输任务，实现较遥远空间距离的物资移动。任安“荥阳人”，“为人将车之长安”，现今河南荥阳至陕西西安公路营运线路里程536公里，以汉里折合为325米计，相当于1649里。《九章算术·均输》：“重车日行五十里。”任安“将车之长安”大致行程多达33天。
汉代画像资料中可以看到未成年人“为人赶车”的情形。江苏邳州陆井墓出土汉画像石，表现主人博戏情景，右侧置一解套的牛车，而牛在左侧，一未成年人手牵挂系牛鼻的缰绳。有研究者解释为“屋外左侧刻一儿童坐在杌子上逗牛”。这位儿童，应是来客所乘牛车的御者。山西离石马茂庄出土墓室门侧画像可见如下画面：“一人牵牛车行进，牛昂首前行，车为辎车，四人在旁随之而行。”牵牛者身高不及牛背，与随行“四人”比较，亦小大悬殊，可知应是儿童。山东邹城郭里镇羊山村汉画像石也可见未成年人“将车”画面。陕西绥德刘家湾出土汉画像石所见三辆车的“将车”者，都是未成年人。
汉代画像砖《辎车》拓本
居延汉简多见有关“将车”的简文。例如“里上造史赐年廿五长七尺二寸黑色为兰少卿将车”（14.12），“将车觻得万岁里”（77.7），“将车觻得安世里公乘工未央年卅长七尺二寸黑色”（334.13），“将车觻得新都里郝毋伤年卅六岁长七尺二寸黑色”（346.36），“将车河南郡荧阳”（346.39）等。《候粟君所责寇恩事》简册也可见有关寇恩“将车”的文字：“恩从觻得自食为业将车到居延。”（E.P.F22:18）“恩又从觻得自食为业将车芕斩来到居延。”（E.P.F22:27）这些“将车”者都是成年人。然而我们又看到如下简例：
居延亭长平明里不更张广年廿三长七尺五寸黑色轺车一乘用
□从者居延□□里大夫徐□年十二长五尺四寸黑色五月己亥入七月⍁（73EJT37:833A）
以“从者”身份出现的“徐□年十二”，很可能是服务于“居延亭长”“张广”的“将车”者。所御车辆为“轺车一乘”。
“将车”是行进式劳作。未成年“将车”者如任安“为人将车之长安”，因有一定见识，“之长安，留，求事为小吏”，随即又选择至武功，“代人为求盗亭父，后为亭长”。以“有智略”，“后除为三老，举为亲民，出为三百石长”。随后汉武帝“使任安护北军”，“立名天下”，“其后用任安为益州刺史”。任安交通实践对于其“智略”之形成，不会完全无关。
《太平御览》卷403引《任嘏别传》说：“（任嘏）幼以至性称，遇见荒乱，家贫卖鱼，会官发鱼，鱼贵数倍，嘏取直如常。”因为官府控制市场，鱼价腾升，任嘏依然按照原价销售。从事商贩营生的未成年人也要付出艰辛的劳动。“贩”“卖”经营及一些服务型劳作的工作强度可能较许多田间耕作形式为轻，或许比较适合未成年人的体力条件。
据《三国志》卷32《蜀书·先主传》的明确记载，少年刘备有参与类似劳作的经历：“先主少孤，与母贩履织席为业。”刘备未成年时的劳动，包括民间日常服用的手工制作和贩卖经营。《太平御览》卷709引《蜀志》则曰：“先主少孤，每贩履织席为业。”明确说刘备自己“贩履织席为业”，并非只是辅助其母。《太平御览》卷697引《蜀志》曰：“先主少孤，织履为业。曹公骂云‘卖履舍长’。”亦直说少年刘备自己“织履”“卖履”的经营。“贩履”，被看作刘备早年行为的一种标志。应当注意到，刘备这种自产自销的经营，首先是“织席”“织履”的手工生产程序。而“贩”字的职业指向也是明确的。“贩”，通常是要克服生产处所与销售处所之间的空间距离的。曹操“卖履舍长”的嘲骂有鄙视其文化资质低下的涵义。但是，“织履”“卖履”的劳作，其实也体验了另一种学习实践，可以看作技能教养与经营训练的形式。
四川新都征集的一件汉画像砖的画面主题被定名为“市井”。可见文字标注“北市门”“南市门”。有学者认为，画面有“酒肆”“杂行”“粮行”及所谓“立伞摆摊贩卖者”，以为“生动形象地描绘出汉代市场繁荣景象，为研究汉代社会经济提供重要资料”。画面左下方可以看到未成年人形象，但是因为表现内容不很明朗，我们尚不能确定是否可以作为少年从事“贩”“卖”活动的文物证明。
南朝陈徐陵编《玉台新咏》卷1有“辛延年《羽林郎》诗一首”，宋人郭茂倩编《乐府诗集》卷63《杂曲歌辞三》收入，题《羽林郎》，作者署“后汉辛延年”。诗句讲述了霍将军家奴倚势“调笑酒家胡”的故事：“昔有霍家奴，姓冯名子都。依倚将军势，调笑酒家胡。胡姬年十五，春日独当垆。长裾连理枝，广袖合欢襦。头上蓝田玉，耳后大秦珠。两鬟何窕窕，一世良所无。一鬟五百万，两鬟千万余。不意金吾子，娉婷过我庐。银鞍何煜爚，翠盖空踟蹰。就我求清酒，丝绳提玉壶。就我求珍肴，金盘鲙鲤鱼。贻我青铜镜，结我红罗裾。不惜红罗裂，何论轻贱躯。男儿爱后妇，女子重前夫。人生有新故，贵贱不相踰。多谢金吾子，私爱徒区区。”“辛延年《羽林郎》”被看作汉乐府的名篇。有关“酒家胡”诗句所谓“胡姬年十五”，可以看作未成年人女子从事饮食服务业经营的例证。
《玉台新咏》书影
上述诸例，都非《史记》卷129《货殖列传》“南阳行贾”、“贳贷行贾遍郡国”、“行贾，丈夫贱行也”之所谓“行贾”。而确实能够“行贾遍郡国”者，推想应当也是有未成年人参与的。而“胡姬年十五”辗转来到中原，是必然经历长途交通体验的。
此外，周扬“少孤微，常修逆旅，以供过客，而不受其报”，也是一种服务业经营。李贤注：“杜预注《左传》曰：‘逆旅，客舍也。’”其接待对象的限定，是行旅的“客”。考察交通史的学术思索，不能忽略周扬“少”时为“逆旅”“过客”的无偿付出。
敦煌悬泉置遗址的发掘，出土了可以判断为“童鞋”的皮鞋，也获得了作为蒙学教材的《苍颉篇》和《急就篇》汉简。这些文物遗存，可以看作未成年人间接参与这处重要驿站接待工作的实证。
上文说到任安“少孤贫困，为人将车之长安”，而后从政，“有智略”，“举为亲民”，“立名天下”。这一情形，是可以说明交通经历与劳动实践对于政治知识的获得与行政能力的提升具有积极的作用。交通经历与未成年人的见识增益及智能养成有关。
通过苦难生活获得对社会的真切知识，典型的例证有汉宣帝故事。汉宣帝刘询出生仅数月就遭遇“巫蛊”大案，在襁褓中就被牵连入狱。这一经历体验的苦难，应当是超过“幼孤为奴”的。后来受到有关官员的怜护，被安置由女犯乳养。后逢大赦，释放出狱，并且恢复了皇族身分：“时掖庭令张贺尝事戾太子，思顾旧恩，哀曾孙，奉养甚谨，以私钱供给教书。”“（刘询）受《诗》于东海澓中翁，高材好学”，具有基本的学识基础，“然亦喜游侠，斗鸡走马，具知闾里奸邪，吏治得失。数上下诸陵，周遍三辅，常困于莲勺卤中。尤乐杜、鄠之间，率常在下杜”。所谓“周遍三辅”，颜师古注：“游行皆至其处。”“常困于莲勺卤中”，颜师古注：“如淳曰：‘为人所困辱也。’……师古曰：‘如说是也。’”这种“困”，是另一种低端人口的受迫害经历。汉宣帝“中兴”之治，史称“信赏必罚，综核名实”，“吏称其职，民安其业”，政治成功与其执政资质有密切关系。身居执政集团顶层的这位政治家能够“具知闾里奸邪，吏治得失”，其社会知识和行政体验的获得，是通过底层经历包括“数上下诸陵，周遍三辅”的交通生活实现的。
这些事迹虽然在“既壮，为取暴室啬夫许广汉女”之后，但是“壮”与“取”，并非已经成年的必然标志。虽然《礼记·曲礼下》言“三十曰壮”，《释名·释长幼》亦言“三十曰壮”，但是霍去病“既壮大，乃自知父为霍中孺”，远在21岁“为票骑将军击匈奴”之前。定陶王为傅太后养视，史称“既壮大”，其实时在少年。
04
丝路少年足迹
秦始皇直道考古发掘收获，包括在陕西富县桦沟口段4个探方和探沟里发现的脚印遗迹。“共揭露出方向杂乱的脚印21个”，脚印应为“成年男子、女子和儿童”行走的遗存。“判断为儿童的脚印长17厘米，宽7厘米”。考古学者的初步解读是：“可能是中原方面（汉族）的一两个家庭成员从这里匆忙行走所遗留。他们走后不久，山体滑坡，泥石流掩盖了直道。”可能是汉代儿童随从父兄在前往北边长城防线的行程中留下了这处珍贵的历史遗迹。
敦煌马圈湾汉代烽燧遗址出土当时军人及其家属的遗物中，有未成年人的生活用品。出土的履，有发掘者认为“为男性成人所用”的“麻布履”1件。也有“似为妇女所用”的“涂漆麻线编织履”1件，另有值得特别关注的儿童穿用的履。发掘报告中写道：
麻线编织履 一件。标本T2:020。以细麻线编织，口呈椭圆形，底长15厘米，宽5.5厘米，履前部已磨破。为3-4岁小孩所用。
发掘报告中又将被称作“小孩履”的标本T2:020与另一件成人用履标本T4:018比较，可以看到尺寸的悬殊。敦煌悬泉置出土可以判断为“童鞋”的皮鞋。据记述：“皮鞋。汉代。敦煌悬泉置遗址出土。长12.5厘米，宽6厘米，高4.2厘米。皮质。圆口童鞋，鞋帮鞋底均用真皮，以明线缝制，鞋口中后段有系袢。鞋帮一侧残破，另端系带亦缺失。底有许多蛀孔。是研究汉代物质生活形态与古代服饰发展史的珍贵实物资料。现藏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相关实物遗存，也是当时儿童经历边塞艰苦生活的见证。
敦煌悬泉置遗址出土的皮鞋
1972年至1976年居延甲渠候官（破城子）遗址的发掘，出土四枚写有《苍颉篇》文字的汉简。1977年玉门花海汉代烽燧遗址的发掘，出土三枚有《苍颉篇》内容的汉简。1990年至1992年对敦煌悬泉置遗址的发掘，也获得了《苍颉篇》和《急就篇》汉简。居延汉简又有简例“□甲渠河北塞举二烽燔苍颉作书”（E.P.T50:134A）。研究者认为：“‘苍颉作书’四个字是《苍颉篇》中的内容，它和官文书放到一起，内容互不相属，所以合理的解释是，边塞吏卒利用废弃的简牍练习字书上的字。与此相对应的，那些字书的性质只是习字的范本。”
《流沙坠简》说到列有乘法口诀的简文，列于“术数类”中，题《九九术》。其内容为：
九九八十一 八八六十四 五七卅五 □□□□
二三而六 大凡千一百一十
八九七十二 七八五十六 四七廿八 五五廿五
二二而四
七九六十三 六八卌八 三七廿一 四五廿
□□□ 五八卌 三五十五
《流沙坠简》书影
罗振玉、王国维说：“此简‘二二而四’，今法作‘二二如四’。”参证古代文献，以为后来“二二如四”的说法形成较晚，“知改‘而’作‘如’，始于宋代也”。骈宇骞对于罗振玉等有关论证中的疏误有所澄清，指出1987年出土于湖南张家界古人堤的东汉木牍《九九乘法表》文作“二五如十”，可证罗振玉等“改‘而’作‘如’，始于宋代”说不确。
居延汉简中被称作《九九乘法表》的文字遗存，还有一些值得重视的实例。例如简75.19：
宣耿
九九八十一 四九卅六 八八六十四
八九七十二 三九廿七 七八五十六
七九六十三 二九十八 六八卌八
六九五十四 五八卌
五九卌五 四八卅二
三八廿四
肩水金关简也有相关内容，例如：
六九五十四（削衣）（73EJT6:193）
可以看作蒙学教材的《九九乘法表》近年通过里耶秦简和张家界汉简的出土，均有实物发现，对于我们认识算学在秦汉基层社会的普及，提供了新的极有价值的资料。
里耶秦简——乘法九九口诀
汉代“小学”教材内容的简牍出土，或当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用于士兵文化学习。但是结合如“鞠”、“玩具衣”等儿童玩具的出土，这些文书遗存当年服务于童蒙教育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的。
丝绸之路文化遗存可以看到少数民族“归义”的交通行迹。河西边塞出土简牍资料有反映民族关系的内容，其中亦涉及少数民族未成年人。如敦煌汉简：
五校吏士妻子议遣乌孙归义侯疌清子女到大煎都候鄣”（90）
涉及“归义”的“乌孙”贵族“子女”。他们来到河西，“到大煎都候鄣”，是经历了艰苦的交通实践的。敦煌汉简又有：车师侯伯与妻子人民柒十柒人愿降归德钦将伯等及乌孙归义（88）
所谓“妻子人民”中，应当包括未成年人。
额济纳汉简又有言及“大且居蒲妻子人众”的简文：
□大且居蒲妻子人众凡万余人皆降余览喜拜之□□□□□□符蒲等
其□□□□质修待子入余□□入居……伋奏辩诏命宣扬威□安杂□（2000ES9SF4:9）
校尉苞□□度远郡益寿塞徼召余十亖人当为单乎者苞上书谨□□为单乎者十亖人其一人葆塞稽朝候咸妻子家属及与同郡虏智之将业（2000ES9SF4:10）
外族来降的“妻子人众”“妻子家属”中的“子”，应当主要是未成年人。“归义”，指对汉文化的认同。《史记》卷117《司马相如列传》：“皆争归义，欲为臣妾，道里辽远，山川阻深，不能自致。”明确说到“归义”要克服怎样困难的交通条件。简2000ES9SF4:9说“妻子人众凡万余人”，数量相当惊人，其中“子”指代的未成年人数量必然相当可观。简文“奏辩诏命宣扬威□安杂□”，说到对来“降”的“妻子人众”进行安置，其中包括“宣扬威□”的政治宣教。
05
“不远千里”的求学之路
《汉书》卷89《循吏传·文翁》记载，文翁为蜀郡守，“仁爱好教化”，注意到蜀地文化与中原文化存在距离，欲促成其进步，于是“选郡县小吏开敏有材者”予以指导，派遣至京师学习。“蜀生”“成就还归”者，予以重用。又创立地方官学：
见蜀地辟陋有蛮夷风，文翁欲诱进之，乃选郡县小吏开敏有材者张叔等十余人亲自饬厉，遣诣京师，受业博士，或学律令。减省少府用度，买刀布蜀物，赍计吏以遗博士。数岁，蜀生皆成就还归，文翁以为右职，用次察举，官有至郡守刺史者。又修起学官于成都市中，招下县子弟以为学官弟子，为除更繇，高者以补郡县吏，次为孝弟力田。常选学官僮子，使在便坐受事。每出行县，益从学官诸生明经饬行者与俱，使传教令，出入闺阁。县邑吏民见而荣之，数年，争欲为学官弟子，富人至出钱以求之。繇是大化，蜀地学于京师者比齐鲁焉。至武帝时，乃令天下郡国皆立学校官，自文翁为之始云。
文翁开创的这种少年吏“遣诣京师，受业博士”的异地培训、异地进修形式，提升了地方教育素养。“招下县子弟以为学官弟子”，已经激发了诸多学子的游学热情，而“每出行县，益从学官诸生明经饬行者与俱，使传教令”，也是涉及交通文化的特殊政策。所谓“繇是大化，蜀地学于京师者比齐鲁焉”，显然全面促进了地方文化的发展。
“选郡县小吏开敏有材者”，很可能是少年吏。而所谓“学官弟子”“学官僮子”，从四川成都羊子山出土汉画像砖讲经图的画面看，应当是包括未成年学子的。
“蜀地学于京师者比齐鲁焉”的情形，必然促成了蜀道交通的繁忙。“学官弟子”“学官僮子”及其他“蜀地学于京师者”往返巴蜀山地艰险道路“成就还归”的事迹，可以看作游学史精彩的一页，或许也可以看作留学史精彩的一页。
文翁倡起的往京师求学的路径，后世仍得继承。“蜀郡繁人”任末“少习《齐诗》，游京师”，可以看作例证。
《后汉书》卷79下《儒林列传下》，以“论曰”的形式叙说东汉儒学教育的空前繁荣：“自光武中年以后，干戈稍戢，专事经学，自是其风世笃焉。其服儒衣，称先王，游庠序，聚横塾者，盖布之于邦域矣。”指出了“庠序”“横塾”的文化吸引力，广布“邦域”，形成了教育史与交通史的神奇交接。
汉代画像砖《讲经图》
汉武帝初设博士弟子员制度，起初为50人，汉昭帝时增至100人，汉宣帝时增至200人，“元帝好儒”，“更为设员千人”，成帝末，“增弟子员三千人”。根据王莽的建议，“为学者筑舍万区”，一时“制度甚盛”。我们可以看到各地学子往长安就读太学的史例。《汉书》卷86《何武传》记载，何武，“蜀郡郫县人也”。“益州刺史王襄使辩士王褒颂汉德，作《中和》、《乐职》、《宣布》诗三篇。武年十四五，与成都杨覆众等共习歌之”；后来，“武诣博士受业，治《易》”。《汉书》卷64下《王褒传》又说：“武等学长安，歌太学下，转而上闻。”《汉书》卷72《鲍宣传》：“博士弟子济南王咸举幡太学下。”《后汉书》卷1上《光武帝纪上》说，刘秀曾经在长安太学就学，“王莽天凤中，乃之长安，受《尚书》，略通大义”。李贤注引《东观记》：“资用乏，与同舍生韩子合钱买驴，令从者僦，以给诸公费。”刘秀“买驴，令从者僦”的故事，体现了太学生经营运输业以补充“资用”的情形。刘秀与同为“南阳宛人”的朱岑“俱学长安”，朱岑的儿子朱晖则在洛阳“卒业于太学”。
东汉统治者益祟好儒学经术，于是“四方学士”“莫不抱负坟策，云会京师，范升、陈元、郑兴、杜林、卫宏、刘昆、桓荣之徒，继踵而集”。“起太学博士舍，内外讲堂，诸生横巷，为海内所集。”所谓“抱负坟策，云会京师”，“继踵而集”，“诸生横巷，为海内所集”，既是文化史的记载，也是交通史的珍闻。《后汉书》卷79上《儒林列传上》记载，汉明帝曾亲自在太学讲经，“帝正坐自讲，诸儒执经问难于前，冠带缙绅之人，圜桥门而观听者盖亿万计”。汉顺帝又扩建太学，“凡所造构二百四十房，千八百五十室”。汉质帝时，“游学增盛，至三万余生”，于是有“东京学者猥众，难以详载”之说。而“匈奴亦遣子入学”，其行程更为遥远。太学生及京师学人中多未成年人，如贾逵“自为儿童，常在太学，不通人间事”，戴凭“年十六，郡举明经，征试博士，拜郎中”，孙期“少为诸生，习《京氏易》、《古文尚书》”，张驯“少游太学，能诵《春秋左氏传》”，尹敏“少为诸生，初习《欧阳尚书》，后受《古文》，兼善《毛诗》、《谷梁》”，孔僖“曾祖父子建，少游长安，与崔篆友善”，“僖与崔篆孙骃复相友善，同游太学，习《春秋》”，可能也是少年。而高获“少游学京师，与光武有旧”，唐檀“少游太学，习《京氏易》、《韩诗》、《颜氏春秋》”，包咸“少为诸生，受业长安，师事博士右师细君，习《鲁诗》、《论语》”，魏应“少好学，建武初，诣博士受业，习《鲁诗》”，任末“少习《齐诗》，游京师”，李育“少习《公羊春秋》，沈思专精，博览书传，知名太学”，服虔“少以清苦建志，入太学受业”，也是少时有“太学”学历的史例。
汉代太学与独尊儒术
私学之发达，也吸引各地学子不远千里问师求教。疏广“家居教授，学者自远方至”，申公“归鲁退居家教，终身不出门”，“弟子自远方至受业者千余人”，都使用了“自远方至”的说法。班固曾经以“传业者寖盛，支叶蕃滋”，“大师众至千余人”来总结西汉学术传统。所谓“蕃滋”，是得到来自“远方”的人才支持的。私学的昌盛，史籍记录有所表现，“若乃经生所处，不远万里之路，精庐暂建，赢粮动有千百，其耆名高义开门受徒者，编牒不下万人，皆专相传祖，莫或讹杂。至有分争王庭，树朋私里，繁其章条，穿求崖穴，以合一家之说”。所谓“经生所处，不远万里之路”，李贤注：“经生谓博士也。就之者不以万里为远而至也。”“耆名高义开门”所“受”之“徒”，往往来自远方。“儒者万里负笈以寻其师”，成为一时风尚。据《后汉书》卷79《儒林列传》记载，刘昆曾“教授弟子恒五百余人”，洼丹“徒众数百人”，任安“还家教授，诸生自远而至”，杨政“教授数百人”，张兴“弟子自远至者，著录且万人”，孙期“远人从其学者，皆执经垄畔以追之”，欧阳歙“教授数百人”，曹曾“门徒三千人”，牟长“诸生讲学者常有千余人，著录前后万人”，牟纡“门生千人”，宋登“教授数千人”，孔季彦“门徒数百人”，杨伦“讲授于大泽中，弟子至千余人”，魏应“教授山泽中，徒众常数百人”，“弟子自远方至，著录数千人”，薛汉“教授常数百人”，杜抚“归乡里教授”，“弟子千余人”，董钧“常教授门生百余人”，丁恭“教授常数百人”，周泽“门徒常数百人”，甄宇“教授常数百人”，甄承“讲授常数百人”，诸儒“莫不归服之”，楼望“诸生著录九千余人”，程曾“还家讲授，会稽顾奉等数百人常居门下”，张玄“诸儒皆伏其多通，著录千余人”，李育“常避地教授，门徒数百”，颍容“聚徒千余人”，谢该“门徒数百千人”，蔡玄“门徒常千人，其著录者万六千人”。除前引诸例之外，又如廖扶“习《韩诗》、《欧阳尚书》，教授常数百人”，唐檀“教授常百余人”，姜肱“博通《五经》，兼明星纬，士之远来就学者三千余人”，檀敷“立精舍教授，远方至者常数百人”，樊英习《易经》，兼明数术，“隐于壶山之阳，受业者四方而至”，公沙穆“隐居东莱山，学者自远而至”，董扶“还家讲授，弟子自远而至”。刘根事迹亦可见“诸好事者自远而至，就根学道”。所谓“远方至”“自远而至”“四方而至”“远来就学”情形体现的与交通史与教育史的交集，特别值得关注。学者向学就学形成的“不远万里之路”，负笈游学的风气，形成了值得重视的交通现象。如《后汉书》卷79下《儒林列传下·景鸾》：“少随师学经，涉七州之地。”即是“少”时负笈随师之例。《后汉书》卷63《李固传》说，李固“少好学，常步行寻师，不远千里”，李贤注引《谢承书》：“固改易姓名，杖策驱驴，负笈追师三辅，学《五经》，积十余年。”李固“遂究览坟籍，结交英贤，四方有志之士，多慕其风而来学”。《后汉书》卷82下《方术列传下·郭玉》说：“弟子程高寻求积年，（涪）翁乃授之。”所谓“寻师”“随师”“追师”事迹，说明当时学术师承之绪统，受与授，承与传，多需经过艰苦的交通历程方能完成。事实上读书人学业有成的基本条件，首先在于“不远万里之路”的磨练。而远行之见闻，也必然可以增益其学识。
汉代私学
《后汉书》卷37《丁鸿传》写道：“鸿年十三，从桓荣受《欧阳尚书》，三年而明章句，善论难，为都讲，遂笃志精锐，布衣荷担，不远千里。”“年十三”的年龄标记是明确的。在“三年而明章句”之后，也不过16岁。
《后汉书》卷81《独行传·范冉》李贤注引《谢承书》曰：“奂字子昌，河内武德人。明《五经》，负笈追业。”《三国志》卷11《魏书·王修传》裴松之注引王隐《晋书》：“（邴春）少立志操，寒苦自居，负笈游学，身不停家。”邴原的事迹可以具体说明当时学人行走的经历。《三国志》卷11《魏书·邴原传》记载，邴原“北海朱虚人”，“黄巾起，原将家属入海，住郁洲山中”。后来，“原以黄巾方盛，遂至辽东”。“原在辽东，一年中往归原居者数百家，游学之士，教授之声，不绝”，“后得归”。邴原从北海至辽东，越海往返，显然是难度甚大的海路交通行为，而“将家属入海”，应当已是成人。然而“往归原居者数百家，游学之士，教授之声，不绝”，其中当不乏未成年人。裴松之注引《原别传》说到邴原少年时求学经历：
原十一而丧父，家贫，早孤。邻有书舍，原过其旁而泣。师问曰：“童子何悲？”原曰：“孤者易伤，贫者易感。夫书者，必皆具有父兄者，一则羡其不孤，二则羡其得学，心中恻然而为涕零也。”师亦哀原之言而为之泣曰：“欲书可耳！”答曰：“无钱资。”师曰：“童子苟有志，我徒相教，不求资也。”于是遂就书。一冬之间，诵《孝经》、《论语》。自在童齓之中，嶷然有异。及长，金玉其行。欲远游学，诣安丘孙崧。崧辞曰：“君乡里郑君，君知之乎？”原答曰：“然。”崧曰：“郑君学览古今，博闻强识，钩深致远，诚学者之师模也。君乃舍之，蹑屣千里，所谓以郑为东家丘者也。君似不知而曰然者，何？”原曰：“先生之说，诚可谓苦药良针矣；然犹未达仆之微趣也。人各有志，所规不同，故乃有登山而采玉者，有入海而采珠者，岂可谓登山者不知海之深，入海者不知山之高哉！君谓仆以郑为东家丘，君以仆为西家愚夫邪？”崧辞谢焉。又曰：“兖、豫之士，吾多所识，未有若君者；当以书相分。”原重其意，难辞之，持书而别。原心以为求师启学，志高者通，非若交游待分而成也。书何为哉？乃藏书于家而行。
“童子”邴原的求学之志令人感动，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欲远游学”的强烈追求。所谓“登山”“入海”之言，表现了克服交通险阻以“求师启学”的毅力。甚至在得到孙崧“以书相分”之后，又“藏书于家而行”。《原别传》还写道：
原旧能饮酒，自行之后，八九年间，酒不向口。单步负笈，苦身持力，至陈留则师韩子助，颍川则宗陈仲弓，汝南则交范孟博，涿郡则亲卢子干。临别，师友以原不饮酒，会米肉送原。原曰：“本能饮酒，但以荒思废业，故断之耳。今当远别，因见贶饯，可一饮燕。”于是共坐饮酒，终日不醉。归以书还孙崧，解不致书之意。
“藏书于家而行”，又“归以书还孙崧，解不致书之意”，似乎“远游学”“单步负笈，苦身持力”的交通实践，意义甚至超过了“书”，即基本的经典文献。由所谓“单至陈留则师韩子助，颍川则宗陈仲弓，汝南则交范孟博，涿郡则亲卢子幹”，可知其“单步负笈”行走的遥远。
06
“道物故”悲剧与少年学人的行旅牺牲
“道物故”或“行道物故”，指行旅途中死亡。我们讨论过行役者途中死亡的情形。我们还看到，汉代学人也往往有以这种方式结束人生的情形。
据《后汉书》记载，在“寻师”“随师”“追师”的路途中结束其学术生命的名儒，可见多例。如《后汉书》卷79上《儒林列传上·牟长》：
子纡，又以隐居教授，门生千人。肃宗闻而征之，欲以为博士，道物故。
李贤注：“在路死也。案：魏台访议问物故之义，高堂隆答曰：‘闻之先师，物，无也，故，事也。言死者无复所能于事也。’”
又如《后汉书》卷79下《儒林列传下·任末》记述另一位学者任末的相关事迹：
任末字叔本，蜀郡繁人也。少习《齐诗》，游京师，教授十余年。友人董奉德于洛阳病亡，末乃躬推鹿车，载奉德丧致其墓所，由是知名。为郡功曹，辞以病免。后奔师丧，于道物故。临命，敕兄子造曰：“必致我尸于师门，使死而有知，魂灵不惭；如其无知，得土而已。”造从之。
又一位汉末名儒服虔，也去世于道途行程中。《后汉书》卷79下《儒林列传下·服虔》记载：
服虔字子慎，初名重，又名祇，后改为虔，河南荥阳人也。少以清苦建志，入太学受业。有雅才，善著文论，作《春秋左氏传解》，行之至今。又以《左传》驳何休之所驳汉事六十条。举孝廉，稍迁，中平末，拜九江太守。免，遭乱行客，病卒。
所谓“遭乱行客，病卒”也可以读作“遭乱，行客病卒”。又如《后汉书》卷82下《方术列传下·王和平》：“北海王和平，性好道术，自以当仙。济南孙邕少事之，从至京师。会和平病殁，邕因葬之东陶。有书百余卷，药数囊，悉以送之。后弟子夏荣言其尸解，邕乃恨不取其宝书仙药焉。”王和平“北海”人，应是自“京师”东行，至“东陶”“病殁”，也是“行客病卒”。《梁史》卷54《诸夷列传·西北诸戎》记述了丝绸之路上的一则“道物故”故事：“黄武五年，有大秦贾人字秦论来到交趾，交趾太守吴邈遣送诣（孙）权。权问方土谣俗，论具以事对。时诸葛恪讨丹阳，获黝、歙短人，论见之曰：‘大秦希见此人。’权以男女各十人，差吏会稽刘咸送论。咸于道物故。论乃径还本国。”这是三国时孙吴政权一位“吏”刘咸“于道物故”事，与前说学者不同。但是其行迹涉及海上丝路交通，也值得注意。又有枚乘应汉武帝召“道死”的故事，颜师古注：“在道病死也。”
《后汉书》书影
以上牟纡“道物故”，任末“奔师丧，于道物故”，服虔“遭乱行客，病卒”，刘咸“于道物故”诸例，都是成年人远行，去世于道途中。枚乘故事，《汉书》明确说“武帝自为太子闻乘名，及即位，乘年老，乃以安车蒲轮征乘，道死”。然而任末“少习《齐诗》，游京师”，服虔“少以清苦建志，入太学受业”，他们的求学行旅，都从“少”时开始。但是这些历史信息提示我们，未成年人经历行旅艰辛，更容易发生类似“道物故”的悲剧。《汉书》卷64上《主父偃传》：“孤寡老弱不能相养，道死者相望。”颜师古注：“道死谓死于路也。”《汉书》卷96下《西域传下·渠犁》：“强者尽食畜产，羸者道死数千人。”都说“羸”“弱”难以克服行路艰难。蒯通说：“孟贲之狐疑，不如童子之必至。此言贵能行之也。”也强调了“童子”“行之”的不易。
南阳冯良的故事，或许可以提供有意义的参考。《后汉书》卷53《周燮传》：“良字君郎。出于孤微，少作县吏。年三十，为尉从佐。奉檄迎督邮，即路慨然，耻在厮役，因坏车杀马，毁裂衣冠，乃遁至犍为，从杜抚学。妻子求索，踪迹断绝。后乃见草中有败车死马，衣裳腐朽，谓为虎狼盗贼所害，发丧制服。积十许年，乃还乡里。”而《后汉书》卷79下《儒林列传下·赵晔》有情节类似的记述：“赵晔字长君，会稽山阴人也。少尝为县吏，奉檄迎督邮，晔耻于厮役，遂弃车马去。到犍为资中，诣杜抚受《韩诗》，究竟其术。积二十年，绝问不还，家为发丧制服。抚卒乃归。”何焯讨论《赵晔传》时写道：“《周燮传》载南阳冯良事与此相类，而所从皆杜抚。必一事而传者互异耳。”冯良“少作县吏”，赵晔“少尝为县吏”，只是冯良事迹有“年三十”字样，而《东观汉记》卷20《冯良传》：“冯良，字君郎，南阳人。少作县吏，耻在厮役，因坏车杀马，毁裂衣冠，从杜抚学。”《北堂书钞》引《东观》，辑校者指出各本不同，均无“年三十”字样。《后汉纪》卷17《孝安皇帝纪下》的记述，也不言“年三十”。如果理解冯良、赵晔故事提示了少年求学途中可能遭遇“虎狼盗贼所害”的危险，可能是适宜的。
居延出土汉简有关于未成年人“病死”的内容：“月十三日送省卒食道上□长周育子病死取急归卒冯同病。”（E.P.F22:492）。这种情形，其实也类同于前述服虔事迹所谓“行客病卒”，可以帮助我们体会求学者“道物故”的悲惨情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