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伟华 | 王湾《次北固山下》诗学史意义的确立
广州大学人文学院戴伟华教授
摘要
王湾《次北固山下》当为《江南意》的改定之作。张说手题“海日生残夜，江春入旧年”于政事堂，试图为诗歌创作提供楷式，同时也借此表达政治理想与改革决心，这使王湾诗成为盛唐之始的诗风标杆和政治旗帜。《河岳英灵集》有意将《江南意》的创作时间“甲寅”作为选诗起点，以标举“赞圣朝之美”及“声律风骨”兼备的诗学观。张说题诗于政事堂一事，因《河岳英灵集》唯一载录而流传后世，客观上《次北固山下》也就成了《河岳英灵集》诗学实践的范式，从而确立了此诗在盛唐诗学史中的重要地位。
关键词
《次北固山下》；张说；诗学史；《河岳英灵集》
唐代诗人王湾因《次北固山下》一句“海日生残夜，江春入旧年”千古留名，晚唐郑谷《卷末偶题三首》（其一）赞叹曰：“何如海日生残夜，一句能令万古传？”《颐山诗话》谓王湾为古人中“一句诗称振绝者”。《次北固山下》被后世许多选本选入，明代胡应麟在《诗薮•内编》谓“盛唐句如‘海日生残夜，江春入旧年’”，以此概括盛唐诗歌风貌，并以之为区别初唐与盛唐诗界限的标志。那么《次北固山下》是如何被发现的？它又是如何被奉为盛唐诗歌的精品佳作？张说、殷璠对它的诗学史意义的构建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历史上发生过的事，甚至重要的事件，有些只留下蛛丝马迹。当人们意识到事情的重要性而试图揭示其真相时，会困难重重。张说作为重臣，将“海日生残夜，江春入旧年”题于政事堂，政事堂为中书、门下两省长官议事之所，是宰相的总办公处。题诗的场所突出了诗句意义，虽然是“每示能文，令为楷式”，但将诗句题于政事堂，就不能仅仅视为是“能文”之事，而必然有政、文兼具的意义。那么，除《次北固山下》的诗学意义外，“海日生残夜，江春入旧年”题于政事堂的政治寓意也值得深入探讨。
一
要讨论《次北固山下》的诗学史意义，首先需要理清《次北固山下》与《江南意》之间的关系。最早录入《次北固山下》的是《河岳英灵集》，集中题作《江南意》：“南国多新意，东行伺早天。潮平两岸失，风正数帆悬。海日生残夜，江春入旧年。从来观气象，惟向此中偏。”而稍后成书的芮挺章《国秀集》，集中录此诗，题作《次北固山下作》，诗云：“客路青山外，行舟绿水前。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海日生残夜，江春入旧年。乡书何处达，归雁洛阳边。”后世流传中，大多数诗歌选本和总集取《次北固山下》，如《众妙集》《三体唐诗》《瀛奎律髓》《唐诗品汇》《古今诗删》《唐诗选》《古诗镜》《全唐诗》《唐诗解》《唐诗别裁》《唐贤三昧集》《唐诗三百首》等，其中《唐诗别裁》作“潮平两岸失”；少数如《石仓历代诗选》《唐诗纪事》《全唐诗话》《唐诗评选》等取《江南意》。《唐音》则取《江南意》之名，而用《次北固山下》之内容。
《次北固山下》
关于《江南意》与《次北固山下》的关系争议颇多。王夫之《唐诗评选》认为《次北固山下》是被后人窜改的，不如原作《江南意》精妙：“此诗见《全唐诗话》，其传旧矣。《品汇》据别本，作‘客路青山外，行舟绿水前。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海日生残夜，江春入旧年。乡书何处达，归雁洛阳边’。不但蹇拙失作者风旨，且路由青山，舟行绿水，是舟车两发，背道交驰矣……此必俗笔妄为改窜……自当仍存原璧，捐其稂莠，庶使依永和声，群分类聚尔。”此说当误，因王湾生前《江南意》《次北固山下》就已并行流传，广为人知。如果后者为他人改作，会被人发觉并加以笺证说明。霍松林则认为《次北固山下》与《江南意》是各具特色的两首诗：“在取材、命意上也各不相同。尽管第三联一字不差，但仔细玩味，应该说这是各有特色的两首诗，不宜混为一谈。‘东行伺早天’一句告诉我们：《江南意》所写的是作者东去吴中的情景；而‘客路青山外’及尾联告诉我们：《次北固山下》所写的则是作者自吴中回洛阳，舟次京口时的感受。”此说似有道理，实际于理不通。唐人虽有将自己得意之诗句重复使用或化用的现象，但也不见有如此大篇幅的重复使用。且王湾是一个“词翰早著”的诗人，又新中进士，他不至于如此才力不济，要将只有一字之差的四个句子，用在两首同样是描写江南舟行所见的诗中。以许学夷为代表的多数学者则认为，《次北固山下》是《江南意》的改作。《诗源辩体》卷13云：“古人为诗不惮改削，故多可传……尝观唐人诸选，字有不同，句有增损，正由前后窜削不一故耳。”这种观点得到广泛认同。施蛰存《唐诗百话》、刘学锴《唐诗选注评鉴》皆认为，芮挺章所见是改定本，殷璠所见是初稿本。拙文《论〈河岳英灵集〉的成书过程》则较为全面地论证了这一观点，认为殷璠《河岳英灵集》初编是在开元末，“此后虽有补充，有天宝四载二稿和天宝十二载终稿，但其所收作品基本保存初编时的原貌，原因是殷璠乡居，见闻不广，即使有作家修改了自己的作品，而初稿已收作品，也没有条件而随之变动。即使有储光羲的帮助，储也未注意到王湾作品有了修改”。
《次北固山下》是《江南意》改定之作，从艺术上分析，比初稿更胜。其一，诗题由泛题改为确指性的题目，恢复了“北固山”这个写作地点，交代了中间四句写景的具体观察点。李白入选《河岳英灵集》的作品中有一篇《古意》：“白酒初熟山中归，黄鸡啄黍秋正肥。呼童烹鸡酌白酒，儿女嬉笑牵人衣。高歌取醉欲自慰，起舞落日争光辉。游说万乘苦不早，着鞭跨马涉远道。会稽愚妇轻买臣，余亦辞家西入秦。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此诗后来改题为《南陵别儿童入京》，也是由泛题改为具有确定性内容的题目。李白这首诗是写自己婚姻不幸的，批评对象是他在东鲁的妻子。初作此诗为了含糊其词，随意取了与内容不甚关联的《古意》，后当事过境迁，语境也有了变化，故改《南陵别儿童入京》，有了写作地点（南陵）和事件（别儿童入京）及时间（入京）。因为有了诗题的帮助，对李白此诗的内容才有了较为确切的理解。
其二，题目《江南意》被改为《次北固山下》之后，诗的内容更易使人明白。“客路青山外，行舟绿水前”，这两句交代了旅行的交通方式，是陆路和水路的交替。而交替点应在北固山，因诗题首字“次”为停下之意。随后诗中写到“行舟”，所以才有下句的“潮平两岸阔，风正数帆悬”的视角与感受。“客路”“行舟”又与末联“乡书”“归雁”遥相呼应，整首诗形成了完整的结构。而原作的第一句“南国多新意，东行伺早天”就显得句意平平。
其三，颔联“潮平两岸失”之“失”改为“阔”，在气韵与格调上更显壮阔高朗。纪昀谓“‘失’字有斧凿痕，唐人不甚用此种字”而用“阔”。与“潮平两岸阔”之“阔”用法和用意一致或相近的诗句较多：如刘希夷《江南曲八首》“日悬沧海阔，水隔洞庭深”；宋之问《自湘源至潭州衡山县》“渐见江势阔，行嗟水流漫”；张说《岳州送李十从军归桂州》“风波万里阔，故旧十年来”；孙逖《送张环摄御史监南选》“江带黔中阔，山连峡水长”；李颀《寄镜湖朱处士》“澄霁晚流阔，微风吹绿苹”。纪昀的说法是有依据的，也是有道理的。实际上，中间两联，初作与改作除“数帆”易为“一帆”外，其余皆相同。从写作角度看，“数帆”和“一帆”皆佳，但传达的意思略有不同。也许，作者在初稿时，写的是见到的真实情况，有多只船行驶在江面上。在修改时，为了突出物象所体现的力量以及孤舟前行的气概，将“数帆”改为“一帆”，这样“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一联更好地配合“海日生残夜，江春入旧年”一联，“数帆”不如“一帆”凝聚点集中而更有力量。这里的修改，也许是直接受到张说的指导或建议，这一推测缘于张说对颈联的激赏和对政治阐释的要求。
其四，末联“乡书何处达，归雁洛阳边”点明主旨，将纯写景的诗变成一首表现乡情的诗。《唐诗解》云：“此泊舟北固而叙江中之景，因风气之异而起故园之思也。海上之日，未旦而生；江南之春，方冬而动，则与洛中异矣。故欲因归雁而附以书。”末句改为乡思，属更合理。而原诗结句“从来观气象，惟向此中偏”则显得在起承转合的结构上比较松散，且欠精神。元代杨士弘《唐音》将王湾此首诗题作《江南意》，内容取《次北固山下》的诗句，当是有意混录了两个版本，也许杨士弘认为定稿《次北固山下》在内容上更佳，但《江南意》这个题目更好，故而保留原题。《次北固山下》相比原作改动较大，唯“海日生残夜，江春入旧年”一字不变地保留了原作样貌，很可能是因为张说题此联于政事堂，王湾感此殊荣，而又觉原作主旨不甚明确，结构不甚严密，故保留中间两联，将首尾重新结句，使之成为更完美浑融的诗歌。
二
张说最先发现了《次北固山下》的意义，并将王湾《次北固山下》引入文学史的视野。《河岳英灵集》王湾条下言：“湾词翰早著，为天下所称最者，不过一二。游吴中，作《江南意》，诗云：‘海日生残夜，江春入旧年’。诗人已来，少有此句。张燕公手题政事堂，每示能文，令为楷式。”王湾诗在《全唐诗》中仅存10首，诗作不多，或多已散佚。无论如何，在群星璀璨的唐代，王湾并不算是一流的诗人，《河岳英灵集》云王湾虽“词翰早著”，但其诗歌“所称最者，不过一二”。就“海日生残夜，江春入旧年”一联而言，在当时艺术上可与之媲美的诗句亦不在少数，为何张说专题此联于政事堂？政事堂是宰相议事之地，是协助皇帝行政的最高决策机构。张说的身份首先是一个政治家，他将一个士子的诗句题写于政事堂，应该说，这是一个政治性的举措。
第一，张说通过手题王湾“海日生残夜，江春入旧年”于政事堂之举，表达政治理想与改革决心。
“海日生残夜，江春入旧年”本身应含有丰富的政治内涵。《资治通鉴》载，先天二年，“十二月，庚寅，赦天下，改元（注：改元开元）。尚书左、右仆射为左、右丞相；中书省为紫微省；门下省为黄门省，侍中为监；雍州为京兆府，洛州为河南府，长史为尹，司马为少尹”。由此可知，先天二年十二月庚寅改元“开元”，所谓开元元年实际上只有一个月的时间。如果结合《资治通鉴》的记载，不难看出“江春入旧年”的政治意味。可以说它是对玄宗政治的颂扬，也可以说是对改元开元的预期。“江春入旧年”，即江春入于旧年，具有双关的意思，表面一层意思是：江上的春天在旧年尚未结束时已经来临；实际隐含的一层意思是：政治上的春天在先天二年岁末十二月“改元开元”时已经来临。“江春入旧年”在节气上也有可能是那一年立春在春节之前，如此“江春入旧年”符合自然节气的事实。但713年和714年的立春都在春节后，因此，更有理由相信，“江春入旧年”应是政治含义的呈现，是对“开元”政治愿景的向往。
张说手题王湾“海日生残夜，江春入旧年”于政事堂大约在开元十一年，他首先看重的应是政治内涵，无论是读出的，还是赋予的意义。开元十一年四月张说正除中书令，执掌朝政；四月至十一月间，张说奏改政事堂为中书门下，建立中书门下体制。《通典•职官三》宰相条云：“旧制，宰相常于门下省议事，谓之政事堂……开元十一年，张说奏改政事堂为‘中书门下’，其政事印亦改为‘中书门下之印’。”《新唐书·百官志》载：“三省长官议事于门下省之政事堂，其后，裴炎自侍中迁中书令，乃徙政事堂于中书省。开元中，张说为相，又改政事堂号‘中书门下’，列五房于其后：一曰吏房，二曰枢机房，三曰兵房，四曰户房，五曰刑礼房，分曹以主众务焉。”张说的改革是唐代重要的政治体制改革，他将三省互相配合、互相牵制并共同构成为中书门下体制，其基本特征就是宰相有裁决政务的权力，中书门下成为最高决策兼行政机关。张说之题写王湾诗，应该在他开元十一年初之后、开元十一年末将政事堂改为中书门下之前。他所看中的，正是“海日生残夜，江春入旧年”所体现出来的蓬勃生机，并以此来表达自己的政治理想与改革的胆魄。诗句表面写残夜未消，红日已从海上升起，旧年尚未逝去，江上盎然春意已闯入。日夜轮换、时序交替的景象中包含了自然的理趣，让人在时序的交替中感受到一种喷薄欲出的激情与新生事物冲破一切阻碍的力量。在象征意义上，它是对一个时代的小结，预示旧时代的结束、新时代的开启。张说之题写应是基于对这样一种隐喻的解读。他对自然节候的转变和对时代的更迭是极为敏感的，其实早在被贬钦州时，他就写过一首《钦州守岁》，其中有“故岁今宵尽，新年明旦来”一句，诗意与王湾相似。经历开元初的宫廷斗争和自身的宦海沉浮，目睹时代不断走向繁荣的张说，可以很敏锐地在王湾诗中嗅出郁勃壮丽、铿锵雄奇的盛唐气息，正如清人何焯云：“不惟名句，而亦治象。武、韦继乱，忽睹开元之政，四海皆目明气苏也。”
第二，张说之题写“海日生残夜，江春入旧年”，同时也是一个引领文学潮流的措施。
《河岳英灵集》谓张说将王湾句题于政事堂，并“每示能文，令为楷式”。政事堂里“能文”之人，皆宰相达官。“令”，意为“命令”，是一种上级对下级的指示。可见张说确是以“海日生残夜，江春入旧年”当成文化指导政策来上传下达，以之为盛唐诗风的标杆。“海日生残夜，江春入旧年”一句体现出盛唐气象和它所昭示的诗坛新风。从政治家的立场出发，张说更希望政文合一，文学能配合政治需求。
张说是极留心文坛走向的一个政治家，《大唐新语》载：“张说、徐坚同为集贤学士十余年，好尚颇同，情契相得。时诸学士凋落者众，唯说、坚二人存焉。说手疏诸人名，与坚同观之。坚谓说曰：‘诸公昔年皆擅一时之美，敢问孰为先后？’说曰：‘李峤、崔融、薛稷、宋之问，皆如良金美玉，无施不可。富嘉谟之文，如孤峰绝岸，壁立万仞，丛云郁兴，震雷俱发，诚可畏乎！若施于廊庙，则为骇矣。阎朝隐之文，则如丽色靓妆，衣之绮绣，燕歌赵舞，观者忘忧。然类之风雅，则为俳矣。’坚又曰：‘今之后进，文词孰贤？’说曰：‘韩休之文，有如太羹玄酒，虽雅有典则，而薄于滋味。许景先之文，有如丰肌腻体，虽秾华可爱，而乏风骨。张九龄之文，有如轻缣素练，虽济时适用，而窘于边幅。王翰之文，有如琼林玉斝，虽烂然可珍，而多有玷缺。若能箴其所阙，济其所长，亦一时之秀也。’”张说之评的立足点在朝，故偏重文学的功用。前辈如李峤、崔融、薛稷、宋之问等皆为典型，而前辈中的富嘉谟、阎朝隐则优劣并存，后进中诸人亦良莠同在。这种二元法的评论，于文坛走向实在有重要指示作用。张说在评论中充分运用了“风雅”“典则”“滋味”“秾华”“风骨”等在当时诗坛流行的术语，体现出张说认真严肃又准确内行，又可见他的美学趣尚和文学鉴识能力。他对当代诗人的评论独具眼光，且具有引领文学潮流的意义。
张说画像
张说以宰相之贵，手题士子诗于政事堂，其一，代表朝廷表达了对士子的态度，抬举士子，调动天下士子对朝廷的信心和对文学的热情；其二，通过具体作品树立盛唐诗歌的范式，即要求诗歌表现盛世气象，呈现磅礴向上的风貌。政治干预的诱发力和驱动力是极其强大的，这种权威性的政策和示范性的楷式，能起到一种风向标的作用。《新唐书•张垍传》云：“开元文物彬彬，说力居多。”且张说确也达到了“引文儒之士，佐佑王化，当承平岁久，志在粉饰盛时”的目的。《唐音癸签•谈丛一》谓：“燕公铉业且未论如何，得士子一联，手题政事堂赏借，今宰相有此胜韵否？”也只有张说这样既有杰出政治才能，又有敏锐的艺术眼光的宰相，才会有此举动。
张说诗学观中有一点应引起重视，即诗要和理政结合。张说《恩制赐食于丽正书院宴（赋得）林字》：“诵诗闻国政，讲易见天心。”“诵诗”之“诗”当指《诗经》。按，《大唐新语》卷8云：“玄宗朝，张说为丽正殿学士，常献诗曰：‘东壁图书府，西垣翰墨林。讽诗关国体，讲易见天心。’玄宗深佳赏之，优诏答曰：‘得所进诗，甚为佳妙。风雅之道，斯焉可观。并据才能，略为赞述，具如别纸，宜各领之。’玄宗自于彩笺上八分书说赞曰：‘德重和鼎，功逾济川。词林秀发，翰苑光鲜。’其徐坚已下，并有赞述，文多不尽载。”《玉海》卷167引《集贤注记》曰：“（开元）十一年春，于大明宫光顺门外造丽正书院。夏，诏学士侯行果等侍讲《周易》、《庄》、《老》，频赐酒馔。学士等燕饮为乐，前后赋诗奏上，凡数百首，上每嘉赏。院中既有宰臣侍讲，屡承珍异之赐。燕公诗曰：‘东壁图书府，西垣翰墨林。诵诗闻国政，讲易见天心。’前后令赵冬曦、张九龄、咸廙业、韦述等为诗序，学士等赋诗，编成卷轴以进。”
此诗诸书记载，文字稍异。“诵诗闻国政”一作“讽诗关国体”，讽诵诗歌可以“闻国政”“关国体”。在盛唐之初提出这样的观点是有现实意义的，至少让人们意识到诗歌的功能之一是和政治相联系的。因此，张说将“海日生残夜，江春入旧年”手题政事堂，应该不单单是诗歌写作的事，而是有着深刻的政治内涵。
《河岳英灵集》将此诗作为最早诗歌入选，联系到《河岳英灵集》最初以开元十四、十五年登科进士为基础，其意味深长。在精神层面上，《河岳英灵集》似乎在倡导积极向上的诗歌创作，倡导登科进士应以新的姿态参与诗歌创作。
“海日生残夜，江春入旧年”是从初唐诗向盛唐诗转捩的开始，它是艺术上的标志物，也是具有意识形态色彩的政治上的宣传物。《次北固山下》在诗学史上的意义，首先是通过张说赋予“海日生残夜，江春入旧年”的政治意义构建起来的。
三
殷璠的盛唐诗歌选本《河岳英灵集》以《江南意》的创作时间为选诗起点，赋予了《江南意》特殊而重要的位置，这是确立该诗在文学史上地位的关键。
殷璠《河岳英灵集》有三次定稿的过程，因而有三个版本系统，这三个版本系统在描述《河岳英灵集》编选起点时，均为“起甲寅”，即开元二年。这个起点让人颇存疑惑。其一，极少选本会关注诗集编选起点，现存唐人选唐诗十种，唯《河岳英灵集》在序中标明了诗集编选的起点，证明殷璠编选诗集时对这个起点是经过精心考虑的。其二，作为一个选本，编选者选的不是纪元元年，或者说是“开元初期”这样一些具有初始意义的时间点，而是一个具体的年份“开元二年”，应是此年有特殊的人或事，使甲寅年（开元二年）成为具有特殊意义的年份。据拙文《论〈河岳英灵集〉初选及其诗史意义》考证，《河岳英灵集》的初编时间在开元末，那么“甲寅”应该是《河岳英灵集》所选入的最早一篇作品的时间，而这篇作品正是王湾的《江南意》（《次北固山下》）。“江春入旧年”正是指春天在旧岁十二月“改元开元”时已经来临，这种特殊意思的表达也可视为《次北固山下》写于开元二年（甲寅）的一个旁证。
因此，论述王湾《次北固山下》的意义，和一个不能逾越的问题联系着，即《河岳英灵集》序云“起甲寅”。起于甲寅，应有几方面可能：一是与诗人关联，关联诗人生平的重要时刻，如生卒年、重要生平转折点等；二是与事件关联，关联某一重大文化事件或政治事件，如文化政策的修改、用人制度的新变、文人整体命运的变化等；三是与重要作品关联，如某一类作品出现的时间、作品具有划时代意义、作品与政治相联系而获得极大反响等；四是与政治关联，如朝代更替、帝王更替、政治性重大事件发生等。因为《河岳英灵集》中的甲寅是指开元二年，如果序作“开元二年”，可能会被认为是“开元元年”之误写，而开元元年之“癸丑”不会被误写为开元二年之“甲寅”，这意味着要解决“起甲寅”是一大难题。同样的难题还有序中的“开元十五年后，声律风骨始备”的表述，如果作“开元十五年前后”，因其表达的模糊性还有阐释的可能和方便。对此也有两种解释：一是“开元十五年后”可能是“开元十四年后”的误写。因为开元十四年和开元十五年知贡举都是严挺之，而且这两年中的登进士者进入《河岳英灵集》者比例较大，应是《河岳英灵集》初选的主要诗人；二是“开元十五年后”并非书写之误，而是有特殊原因。事实上，正因为“起甲寅”和“开元十五年后”没有直接资料可资佐证并能得到说明，故《河岳英灵集》研究者一般持谨慎的态度，将此问题搁置。但是，基于《河岳英灵集》在诗歌史和批评史上的重要性，对此又不应回避。毫不夸张地说，“起甲寅”和“开元十五年后”是真正了解编撰者用意、用心的一把钥匙，甚至可以说是研究的逻辑起点。对此问题的探讨不管结论如何，即使提供一种思路、一种方法，提出一些疑问，都会有利于学术的展开。拙文《论〈河岳英灵集〉的成书过程》对“开元十五年后”早有较为详细的论述。
对于“开元十五年后”的理解，不能仅限于《河岳英灵集》，而要联系署名编者“殷璠”的其他两部选集，即《丹阳集》《荆扬挺秀集》。通过《丹阳集》可以准确判断殷璠和储光羲都是丹阳人，是小老乡；通过《丹阳集》所收诗人的综合考察，可以准确判断储光羲与《丹阳集》诗人的交往、相知；通过《荆扬挺秀集》《丹阳集》《河岳英灵集》的联系，可以判断殷璠对储光羲的推崇，因为三集中皆入选储光羲作品，而能入《河岳英灵集》的唯有储光羲一人。如果可以将同乡或同一小区域在某一时段的文化活动视为一种文化共同体的行为或群体行为，那么殷璠和储光羲的关系就不能被忽视。至少说，殷璠和储光羲是实际生活中的关系人。设想，在古代人口密度相对于今天而言是很低的人际关系中，文化人又相对很少，小区域或同乡没有关系，储光羲和殷璠没有关系，那是不能成立的。否则，如何去解释储光羲和《丹阳集》诗人的交往，况且储与他们的诗歌交往在资料上是唯一性的，除个别诗人外，再没有材料证明《丹阳集》诗人和储光羲以外诗人的交往。在“殷璠—储光羲--《丹阳集》”的结构中，储光羲是主角。因此，围绕主角进一步寻找“开元十五年后”含义的线索。我们认为，《河岳英灵集》的初编是在储光羲开元末辞官归隐丹阳之时，编入对象基本是开元十四、十五年的登科进士。而“开元十五年后”只是策略性的表述，实际指开元十四、五年后。“起甲寅”是指《河岳英灵集》收入的最早作品《江南意》（《次北固山下》），被张说题政事堂的“海日生残夜，江春入旧年”，不仅符合“开元十五后，声律风骨始备”的标准，而且是《河岳英灵集》作品中兼具“声律风骨”的起始点。
“起甲寅”大概是入选《河岳英灵集》作品的上限。首先是《唐五代文学编年史》将《江南意》（《次北固山下》）系于开元二年。其次，在分析“起甲寅”的诸多可能性时，将《江南意》创作时间和《河岳英灵集》联系起来。和“起甲寅”对应的“终癸巳”或“终乙酉”也应是就作品创作时间而言的。至此，大致上解释了“起甲寅”的确切含义。
殷璠选诗起点为“甲寅”，以《江南意》的创作时间为依据，其原因应该从以下两方面考虑。
第一，“海日生残夜，江春入旧年”正好契合殷璠“赞圣朝之美”的选诗目的。《河岳英灵集》叙中道：“自萧氏以还，尤增矫饰。武德初，微波尚在。贞观末，标格渐高。景云中，颇通远调。开元十五年后，声律风骨始备矣。实由主上恶华好朴，去伪从真，使海内词场，翕然尊古，南风周雅，称阐今日。璠不揆，窃尝好事，愿删略群才，赞圣朝之美，爰因退迹，得遂宿心。”可见，殷璠选诗考虑“主上”号召，“赞圣朝之美”成为选诗重要标准之一，这也在他所选的诗人与诗作中得到充分体现。当然，随着编选的阶段性修改，客观上也对最初的选诗标准作了修正。首先，殷璠充分考虑了作者的身份，他是以开元十四、十五年的进士为基础的，在入选二十四人中，除王季友不可考，孟浩然、李白未中进士，其余二十一位诗人皆进士出身。进士代表知识分子中最优秀的，且与朝廷、政治联系最密切的群体，他们特殊的身份本身就是“圣朝之美”的充分体现。在这些进士中，王湾于玄宗先天年间（712）进士及第，是最早的一个进士。当然，进士出身并非殷璠考量入选诗人的惟一标准，诗歌质量与审美倾向也是重要因素，如孟浩然、李白没有进士及第，却在入选之列；李华、萧颖士与李颀同年进士及第，且当时在文坛的名气也颇大，却没有入选，这正是因为三人以文闻名，非以诗闻名，体现出殷璠坚持其选诗标准。其次，从入选诗歌考虑，《河岳英灵集》以山水诗为主，所选山水诗超过总数三分之二，而山水诗是“圣朝之美”最好的体现。在这些山水诗中，王湾《江南意》确可算得上是最能概括“圣朝”气象的诗句，且此诗“海日生残夜，江春入旧年”一联还得到了张说“手题政事堂，每示能文，令为楷式”的至高无上的褒奖。
第二，从王湾《江南意》描写对象来看，其所写北固山正是在殷璠的家乡润州（丹阳）。殷璠热爱乡土文化，曾编《丹阳集》专收丹阳诗人的作品。王湾诗描写殷璠家乡风景，其中一联还被张说手题政事堂，出于对家乡的骄傲，殷璠以湾诗为起点，也是合理的原因之一。
或许这里还有一个疑问，殷璠说王湾诗“所称最者，不过一二”，那么在殷璠眼里，王湾并不是一个最优秀的诗人，却又以王湾诗为选诗的起点，这是否会有矛盾？事实上，在讲求诗歌写作技巧的唐代，人们对一个诗人的评价标准并不是那么苛刻，仅凭一句诗就声名大震的亦有人在。盛唐时期，钟嵘式的“摘句褒贬”的批评方式得到发扬，此期许多诗歌编选者都采用摘句的方式表达审美观念。综观殷璠对诗人的品藻，多是摘句式的评论，并常对诗人某一联、一句表现出激赏的态度，如评常建云：“至如‘松际露微月，清光犹为君’，又‘山光悦鸟性，潭影空人心’，此例十数句，并可称警策。然一篇尽善者，‘战余落日黄，军败鼓声死。’，‘今与山鬼邻，残兵哭辽水。’属思既苦，词亦警绝。”可见，如果并非一篇尽善，仅有一两好句，亦值得称赞。又如评高适：“且余所爱者：‘未知肝胆向谁是，令人却忆平原君。’”评薛据：“至如‘寒风吹长林，白日原上没’，又‘孟冬时晷短，日尽西南天’：可谓旷代之佳句也。”评綦毋潜：“至如‘松覆山殿冷’，不可多得。”更是只需半句出色，便可得到赞赏，可见人们对诗中佳句妙语的兴趣。《河岳英灵集》中的品藻大抵如此。所以殷璠虽说王湾诗“所称最者，不过一二”，却又推赏王湾“海日生残夜，江春入旧年”，并谓“诗人已来，少有此句”就不足为怪了。
综上，殷璠以王湾《江南意》（《次北固山下》）的创作时间作为选诗起点就不可能只是偶然和巧合，而是具有合理性。殷璠通过这样的方式推崇王湾此诗，不仅标示自己的诗学观，而且以张说欣赏的诗为选诗时间起点，也提升了《河岳英灵集》的品位和地位。
四
最优秀的编选者殷璠通过最能体现盛唐艺术境界的选本《河岳英灵集》，确立此诗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使兴象风骨兼备的盛唐之音明朗化，也标志着诗歌的盛唐时代的到来。正是由于张说的激赏、殷璠的推崇，确立了“海日生残夜，江春入旧年”这一句诗以及《次北固山下》在诗学史上的地位，它代表了一个新时代的政治理想，也体现了新时代所呼唤的诗学实践。无论从政治家的立场，还是从诗人的立场看“海日生残夜，江春入旧年”，都恰当地表达了张说的内心呼唤。也许盛唐诗作中还有更为震撼的佳句，如其后孟浩然《望洞庭湖赠张丞相》“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杜甫《登岳阳楼》“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孟杜的诗句历来被人推崇，气象阔大，笔力千钧。但和“海日生残夜 ，江春入旧年”不同，孟杜的诗句只是着眼于空间描写，缺少时间叙述。而王湾句既具有震撼力又具时序性，契合时代的召唤和发展的进程。再说，如果仅从气势一端考虑，王湾此首颈联“潮平两岸失，风正数帆悬”（“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亦与孟、杜之句不相上下，而张说所题却是“海日生残夜，江春入旧年”，用意甚明。张说题于政事堂这一重要事件，因《河岳英灵集》唯一载录而流传后世。循此而入，那些被遮蔽部分的盛唐诗歌进程也许会得到进一步的呈现。
张说书“海日生残夜”句于政事堂，并没有在意作者身份和诗坛地位，而是发现了诗句的政治内涵，使描写自然现象的诗句成为符合自己政治理想的表白。《河岳英灵集》编撰者正好利用了张说地位、身份及其影响力，将《江南意》置于所选作品的时间起点，编撰者的用心应不难理解。
从政治与文学关系重新审视“海日生残夜，江春入旧年”，至少提出其与自然现象的关联、与政治现象的关联。张说将此句书之于政事堂，这在唐代历史上都是值得关注的一件事，其深刻含义应予以揭示，无论是自然说，或者是政治说，或者是自然和政治混合说，都表达了一位政治家的思考和情怀。因此，所谓“每示能文，令为楷式”，不能仅理解为形式上的字词组合。如果是对写诗者提出的形式要求，王湾“海日生残夜，江春入旧年”以外，应有大量五言对句可供选择以为参考模仿；实际上，这一典型的确立，应从政治诉求来索解，张说是从内容健康向上、讴歌时代风貌方面提出诗歌写作的时代要求，“令为楷式”者其用意正在于此。
甚至可以说，盛唐气象始于张说倡导，“海日生残夜，江春入旧年”启发人们去抒写一个新时代；而胡应麟《诗薮》眼光独到，撷取此联代表盛唐诗歌风貌。张说题联、胡应麟择联，可谓气息相通，本质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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