付祥喜 | 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学发展历程与学科属性
广州大学人文学院付祥喜教授
摘要
关键词
早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工作就被称为“学”或冠以“学科”之名，但严格意义上的学科理论研究，只是近年才有的事，其历史之短暂屈指可数。时值新世纪，一方面现代文学史料学在国内越来越得到学界关注：以朱金顺、刘增杰、陈子善、解志熙、谢泳等为代表的老中青研究梯队形成并成熟；现代文学期刊发表的相关论文数量大幅度增长；以“中国现代文学史料”为主题的学术会议频繁召开；现代文学史料研究机构相继在一些高校成立；“中国现代文学史料研究”进入硕士和博士研究生课程。另一方面，现代文学史料学受到一些批判和质疑：在中国文学内部的二级学科、三级学科及边缘学科已经林林总总的情形下，为什么还要构建一个现代文学史料学？其必要性、正当性、可能性何在？这是现代文学史料学研究必须首先回答的前提性问题。对此，笔者认为，问题根源于目前学界对现代文学史料学的学科属性尚未形成一致认识。而对现代文学史料学学科本质属性的界定必然涉及该学科成立的过程和学科独特性。有鉴于此，本文梳理总结现代文学史料学发展历程（至今尚无人做过），探讨和明确其学科属性，阐述其应用性，同时指出现存问题及研究方向，希望能为现代文学史料学学科的进一步建设和发展提供总体框架性的指导。
一、现代文学史料学的发展历程
（一）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建立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学”的倡议及其响应
中国现代文学史料研究，自五四新文学诞生不久即已展开。《中国新文学大系（1917—1927）》（1935）就是其间的集大成之作，但系统回顾总结现代文学史料工作的专题文章直到1962年才出现，即周天的《关于现代文艺资料整理、出版工作的一些看法》。其中不乏有见识的观点，比如对编目与影印资料之间关系的辨析，在当时很有远见。该文是这一时期现代文学史料研究中出现的一篇有价值的文章，此后十多年里，现代文学史料工作及史料研究陷入整体停滞。进入改革开放解放思想的时代，中国人文学术走向了重建自身的道路。人文知识分子对学术创新的吁求越来越强烈，人们对于应该进行学科原创性建构迅速达成共识，许多人文社会科学二级学科、三级学科纷纷出现。在中国现代文学领域，随着现代文学史料整理出版大规模展开，“中国现代文学的史料工作终于迎来了自己的春天”。当时出现的蓬勃局面，使有识之士意识到把现代史料工作上升为一门学科的必要性和可能性。1985年，马良春发表《关于建立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学”的建议》，首次旗帜鲜明地提出将“现代文学史料学”予以学科化的倡议：“有组织、有计划、全面系统地去进行现代文学资料建设已是当务之急。鉴于这种考虑，我认为在现代文学领域应该建立起‘史料学’。”该文首先辨析史学与史料学的区别，指出：“史料学是研究历史资料的学科，是史学的辅助学科。”这其实指出了现代文学史料学作为“史学的辅助学科”的地位。接着，结合实例论证建立现代文学史料学的必要性和可能性。最后，还讨论了史料分类、史料工作者应有的多方面的修养。在今天看来，尽管马良春对现代文学史料学的学科构想显得粗疏，偏重于文学史料的搜集、整理，而未涉及学科建设必需的理论、方法等，但作为拓荒性的工作，在现代文学史料学发展史上仍占有重要位置。该文首次明确提出“建立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学”，标志着现代文学史料学建设开始提上日程。
▲ 马良春《关于建立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学”的建议》
马良春的倡议，在当时及后来较长时间都鲜有关注，但并非无人响应。1986年，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出版的朱金顺《新文学资料引论》，总结新文学研究在版本、目录、考据、校勘和资料搜集方面的成就，并从方法论的高度加以阐述和归纳。马良春在为其作序时说：“它的出版对这门学科的建立会产生作用，它可谓这门学科第一部理论著作，因此，我甚至视它是一块奠基石。”该书在当时即被视为“对马良春同志一再呼吁建立的新文学史料学是个实在的推动”。不过，平心而论，虽然这本书把传统朴学方法引进新文学史料研究，操作性非常强，是一本优秀的入门读物，但它谈的是史料整理的方法论，并非具有自觉学科建设意识的现代文学史料学理论著作。
以实际行动响应马良春倡议的，还有樊骏。1989年，樊骏发表长达八万字《这是一项宏大的系统工程：关于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工作的总体考察》，指出现代文学史料工作取得的突破进展，“不仅是现代文学研究作为一门完整的成熟的学科所不可或缺的，同时也标志着史料工作开始成为这门学科中一个有自己的理论和体系的分支”。该文不仅“剖析了迄今为止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工作中一些最为常见又至关重要的不足和缺陷”，还“相应地提出了若干补救改进的建议和措施”。严家炎称之为“现代文学史料学这个分支学科的里程碑式的著作”。
马良春的倡议和朱金顺、樊骏等人的积极响应，对现代文学史料学发展的贡献不容置疑，然而无论这些倡议还是响应，“不仅在80年代处于边缘地位，就在90年代也被暂时搁置，此时如火如荼的‘重写文学史’热避之不谈文献史料”。这一时期，西方意义上的文化研究在80年代末被陆续介绍到中国，不同程度地运用于人文学术研究，成为90年代“重写文学史”的主要话语资源之一。“文化研究”或“文化批评”盛行，而现代文学史料工作及史料学建设未受关注，亦无突破性进展。
新世纪初期，尽管“建立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学”早就不是一个新的话题，如前文所述，很多前辈学者曾经倡导过，有的甚至提出了自己的构想，但是作为一种学科和系统的现代文学史料学理论建设还相当滞后。1986年，朱金顺一面响应建立现代文学史料学的倡议，一面不无忧虑地说：“目前，最缺乏的是有关理论的探讨和阐述。”2005年，黄修己注意到，自王瑶以来的三代现代文学史研究者都缺乏理论研究。直到2013年，刘增杰在《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学》一书中，不得不以一节的篇幅来谈论现代文学史料研究的理论贫乏。他不无忧虑地指出：“史料研究的薄弱来自理论的贫困。”理论贫乏既是现代文学史料学研究薄弱的主要表现，也是其重要原因。搞史料建设的往往不关心甚至轻视理论研究。现代文学史料学研究整体上仍处于自发或自然的状态，史料整理出版比较零散，已有的现代文学史料研究成果，多数是结构松散的论文集或具体的论文，真正从学科建设高度对现代文学史料学进行全面、系统研究的成果还很少。值得欣慰的是，理论贫乏逐渐得到一些学者的反省，尤其是进入新世纪后，这一严峻局面在一定程度上缓解。
▲ 《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学》书影
2004年，刘增杰发表《建立现代文学的史料学》，分析了马良春、朱金顺“他们的这些动议应者寥寥，并没有引起一般研究者对文献学、史料学的重视”的原因，强调了在新世纪建立现代文学史料学的必要性、重要性。2008年，谢泳发表《建立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学的构想》，使设想变得具体。刘、谢二人在文章中对现代文学史料学学科建设的强调，后来贯穿在相关著作中。2010年，谢泳出版《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法》，介绍了中国现代文学史料概念、范围、类型，成型的与不成型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及掌故之学，并针对搜集史料所应具有的意识和应掌握的方法作了细致的梳理，特别是指出并探讨了扩展现代文学史料的先行规则和基本方向、史料应用的规范。2013年出版的刘增杰《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学》，是第一部以“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学”为书名的著作，它凝结了作者数十年来从事现代文学史料研究的心得体会。全书分为四篇，即“源流篇”“形态篇”“应用篇”“史料研究家篇”。这四篇的内容分别对应现代文学史料学的发生与流变、新形态、史料应用和史料研究，因而初步呈现了现代文学史料学的面貌。“源流篇”对现代文学史料研究历程的梳理和“人物篇”对现代文学史料家主要成就的论述，可谓全书最出彩的部分。难得的是，书中还专辟一章介绍“网络与中国现代文学史料”，体现了作者对现代文学史料学前沿课题的关注。2014年出版的徐鹏绪等的《中国现代文学文献学研究》借鉴我国传统文献学和西方现代文献学、图书馆学、情报学的理论方法，建构了由“总论”“本体论”“功能论”构成的中国现代文学文献学理论体系；设计了中国现代文学文献学的叙述、研究框架，即现代文学文献学本体的结构模式。此书对于建设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学具有重要参考价值。2016年，吴秀明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料问题研究》出版，该书是国内第一部专门研究当代文学史料的论著，既显示出建立“当代文学史料学”的学术构想，也透露了其面临的困境。
《现代文学的史学化研究》
金宏宇 著
《文本周边--中国现代文学副文本研究》
金宏宇 著
综观40年来的发展历程，一方面，现代文学史料学在学科筹划和理论建构、加强学科自身独立价值和多学科融合等方面取得了较快进展；另一方面，已有的相关成果总体上有三点不足。第一，除金宏宇《中国现代文学史料批判的理论与方法》之外，严格说都不属于全面系统的现代文学史料学基础理论研究。第二，尽管这些论著基本上按照现代文学史料学研究的程序或史料类型展开，但不同程度地有所偏重有所缺漏。朱金顺的《新文学资料引论》只涉及史料的搜集、整理和出版，缺少史料应用；谢泳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法》侧重史料应用，而不及史料的整理和出版保存；刘增杰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学》最为完整，然而全书没有专门为史料搜集整理和出版保存设置章节。即便金宏宇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料批判的理论与方法》，此“史料批判”也并非追溯史料生成背景、变迁经过和传播接受的“史料批判”。第三，尚不具备自觉的学科意识，以致学科属性不明。2016年笔者对现代文学史料学研究现有成果做过考察，发现现有相关成果不仅不能满足学科理论化系统化要求，而且对学科系统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的认识不足，以至基础理论滞后成为制约现代文学史料学的瓶颈。学科属性仍然不明确，没有哪一种著作明确论及现代文学史料学的学科属性。在近年的“史料热”中，学者就现当代文学研究“史学化还是历史化”、有无“史料学转向”发生激烈论争，与此不无关系。
二、现代文学史料学的学科属性
以上说明，搞清楚现代文学史料学的学科属性，不仅重要而且必要。只有明确学科属性，我们才能确定现代文学史料学的研究任务和研究对象，才能判明究竟是“史学化还是历史化”、有无“史料学转向”等问题。那么，现代文学史料学的学科属性是什么呢？关于史料学的学科属性，学界主要存在三种不同的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史料学是历史学的辅助学科；第二种观点认为史料学是历史学的基础学科；第三种观点则认为史料学不必成为独立的学科。就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学的学科属性而言，笔者认为，首先它是现代文学的基础学科，是现代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次它不是“单一学科”(adiscipline)，而是一种“超学科性学科”(trans-discipline)，其本质属性为超学科性，即超越分门别类的知识性学科性质。下文试从两个方面予以论说。
1．四个体现
首先，现代文学史料学的超学科性可以从它的诞生中体现。其一，现代文学史料学不是“现代文学”和“史料学”的简单机械组合，也不可能是在史料学前面加上一个“现代文学”的限制性标签，而是“现代文学”含义与史料学在超学科性层面上的融合。其二，现代文学史料学的诞生受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等多种因素的影响。
其次，现代文学史料学的超学科性可以从研究方法所涉及的多学科得到说明。现代文学史料学是一门边缘科学，它在研究领域、研究方法上属于多学科交叉，因而单纯用传统的分类方法来划分它的学科属性，往往不足以揭示其本身的特点。现代文学史料学的研究采用文献学、文学、历史学等多学科综合方法，就此而言，它可谓综合运用多学科方法展开研究的现代文学和历史文献学的交叉学科。
再次，现代文学史料学的超学科性体现为“边际性”与“开放性”双重特点。现代文学史料学的边际性主要指它与其他众多学科的融合性，该学科借鉴其他学科（文献学、文学、历史学等）取得的成果为本学科的发展壮大奠定基础。现代文学史料学的开放性在于其非同寻常的互动性，该学科与考证学、文字学、档案学等很多学科保持密切的联系。比如，史料搜集与档案学，史料鉴别与考证学、版本学，史料出版与编辑出版学，等等。另外，现代文学史料学的开放性还在于其对不同领域学者的吸引力，它使得历史学家、文学人类学家、出版家等都纷纷关注或直接介入此领域的研究。
最后，现代文学史料学的超学科性还体现在其与科学技术发展息息相关。从古至今，史料载体不断演变，从近现代以纸张为主要载体，到胶片、光盘、硬盘等史料载体在当代的出现和普及，无不与科学技术发展息息相关。单一的史料载体相对狭窄，不能更多、更安全、更快捷地承载信息，于是便有东汉改进造纸术以后，简牍和缯帛等史料在晋代基本消失，纸质史料逐渐成为主体。同样，在科学技术飞速发展的时代，以纸张为主要载体的单一学科，将逐渐被以纸质和电子文献为主要载体的超学科（现代文学史料学）所取代。
2．三个主要应用领域
何为“史料学”？《辞海》的定义是：“研究史料的源流、价值和利用方法的学科，历史学的辅助学科。”按照这个定义，“文学史料学”是“文学的辅助学科”，即在中国文学这个一级学科之下，无论是古代文学、现代文学还是外国文学、文艺学等等，都有针对它们的具体的“史料学”，如古代文学史料学、现代文学史料学之类。现在的问题是，就“现代文学史料学”顾名思义，难免有此疑问：在现代文学史料学中，现代文学和史料学是什么关系？二者孰轻孰重？这个问题很重要，直接关涉现代文学史料学的学科属性。遗憾的是，学术界尚未就这一问题展开充分讨论，目前相关意见分歧很大，有的学者认为现代文学是重心，史料学居于次要地位，有的认为现代文学史料学根本就是历史文献学，甚至以“中国现代文学文献学”称之。
无须讳言，现代文学史料学与中国文学内部其他分支学科或辅助学科之间都是相互关联的。其中，关联最多的是现代文学史料学与现代文学文献学、古代文学史料学、当代文学史料学的关系。如果不弄清楚它们之间的关联，不仅容易混淆，也不能明确现代文学史料学的超学科性。
1．与现代文学文献学的关系
关于“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学”的命名，至今仍有一些异议。朱金顺称之为“新文学资料学”；《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学》一书的作者刘增杰，早年曾把“现代文学史料学”与“现代文学文献学”混为一谈。他在2003年的一次会议上说：“我想强调，我们现在要建立的现代文学的文献学或史料学，与传统的文献学是既有承继也有区别的。”谢泳“不主张称‘中国现代文学文献学’，而称‘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学’，主要是考虑中国现代文学还是一个发展的变化过程，虽然早期中国现代文学的相关活动已大体具备稳定性，但毕竟时间还不够长久，史料的积累还需要一个过程。当然以后这方面的研究工作成熟了，是不是可以有一门中国现代文学文献学，也很难说，但我相信，这门学科以后会建立起来”。本文主张“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学”这个命名，除了谢泳说的这个原因，主要还是考虑到现代文学史料学与现代文学文献学有着巨大区别。
首先，现代文学史料学与现代文学文献学的范围不同。“史料”的范围要比“文献”宽广。如梁启超说：“得史料之途径，不外两种：一曰在文字记录以外者；二曰在文字记录者。”他所说的“在文字记录以外者”，指非文字类史料；“在文字记录者”，指的是文字类史料，也就是通常所说的文献。而非文字类史料又分作实物史料和口述史料。现代文学史料学的研究对象包括文字类的文献和非文字类的实物、口述史料，而现代文学文献学的研究对象只是史料中的文献资料。
其次，现代文学史料学与现代文学文献学的研究目的、研究程序不同。现代文学史料学是关于现代文学史料的搜集、整理、研究、分析、鉴别和使用的科学。它是现代文学史研究的基础学科之一，目的在于为现代文学史研究提供可靠根据。而现代文学文献学是以现代文学文献和文献发展规律为研究对象的一门科学，其目的在于保障现代文学文献保存的完整、理解的正确。再从研究程序来看，现代文学史料学的研究程序，一般包括史料的搜集、整理、出版保存和应用四个环节，而现代文学文献学的研究程序主要是文献的搜集和整理。如果说，现代文学史料学以史料应用为取向，那么现代文学文献学则以文献保存为取向。关于这点，通过比较刘增杰《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学》和徐鹏绪等的《中国现代文学文献学研究》这两部书的目录设置，也可以看出来。《史料学》专门设置了“应用篇”，而《文献学》只有“文献整理”和“文献类型”两大块。
▲ 《中国现代文学文献学研究》书影
鉴于以上所述，倘若用“现代文学文献学”替代“现代文学史料学”命名，则抹煞了现代文学史料学的独特性，而且也将限制现代文学史料的拓展和开掘。
不过，也应该注意到现代文学史料学与现代文学文献学之间的联系。（1）二者可以为现代文学研究提供丰富、可靠的材料。这个共同点，很可能是一些论者把二者混为一谈的根本原因。（2）二者在研究方法方面有许多相通之处，目前现代文学史料学研究方法主要承袭传统的文献学。朱金顺的《新文学引论》大量采用了朴学方法。实际上，现代文学史料学借鉴现代文献学方法来整理研究史料，已是学界共识。当然，套用现代文学文献学方法来研究现代文学史料，也面临着方法论方面的诸多问题。例如，现代文学文献学的研究方法，适用的主要是纸质图书和报刊，而现代文学史料的载体除了纸张，还有音像、缩微胶卷、磁盘等。现代文学文献学方法，在面对新载体史料时显得无能为力。此外，现代文学史料的生产机制和传播模式发生了根本变革，完全套用现代文学文献学理论方法很可能会遮蔽现代文学史料在产生和传播过程中被赋予的独特性。第三，不少现代作家具有深厚的文献学修养。正如一位学者所言：“在现代、当代，不少有成就的作家、学者，他们不仅学贯中西，而且博古通今，蔡元培、鲁迅、胡适、朱自清、刘半农、钱玄同、周作人、闻一多、郑振铎、冯沅君、郭沫若、叶圣陶等都有深厚的古典文献修养，而且这些人的文献修养为他们的著作和创作注入了新的营养，其间的内在关系是颇有研究之必要的。”面对这样“有深厚古典文献修养”的现代作家，如果我们缺乏足够的文献学知识，对于他们的文学作品特别是学术著作，将很难真正理解。
2．与古代文学史料学的关系
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学与古代文学史料学的相同点，是显而易见的，即它们都是中国文学史料学的主要分支。潘树广等主编《中国文学史料学》的“文学史料分论”由两部分构成，第五编“文学史料分论（上）”属于古代文学史料学，而第六编“文学史料分论（下）”属于现代文学史料学。如此编排，突出了古代文学史料学与现代文学史料学之间前后承继的关系。具体说，这种前后承继关系体现在两个方面：
其一，史料之间的前后承继关系。古代文学史料学，无论史料产生的年代还是史料学形成的时间，都在现代文学史料学之前。古代文学史料产生于古代社会，现代文学史料产生于现代社会，这是显而易见的。因为这种时间上的差距，人们往往没有注意到，有些现代文学史料的产生与古代文学史料存在密切关系。比如，现代作家创作的历史小说，如鲁迅的《故事新编》，大都是对古代文学史料中的古籍《山海经》等的改写，田汉的历史剧《关汉卿》则采用“戏中戏”的手法，把关汉卿的杂剧《窦娥冤》套在现代话剧当中。现代文学作品与古代文学作品之间的这种关系，应当进入现代文学史料学研究视野。
其二，学科之间的前后承继关系。经过数十年的建设，古代文学史料学如今已初具规模，而现代文学史料学即便从1985年马良春首倡“建立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学”算起，也不到四十年，至今仍在筹建中。考虑到二者同属中国文学史料学，后者应该可以借鉴前者的理论与方法。王瑶先生在《关于现代文学研究工作的随想》中说：“在古典文学研究中，我们有一大套大家所熟知的整理和鉴别文献材料的学问，版本、目录、辨伪、辑佚，都是研究者必须掌握或进行的工作；其实这些工作在现代文学研究中同样存在，不过还没有引起人们的应有的重视罢了。”事实也如此，许多现代文学史料研究的成果，尤其是考据方面的文章，或多或少借用了古代文学史料学的理论和方法。潘树广等主编的《中国文学史料学》阐述文学史料学基本理论与检索方法等，并没有区分古代和现代文学史料，这说明，在《中国文学史料学》一书的作者看来，那些理论与方法对于古代和现代文学史料学是通用的。现代文学史料学研究和学科建设都离不开对古代文学史料学的借鉴，这已经是一个无需讨论的共识，解志熙数年前提出的现代文学研究“古典化”的观点，如今也逐渐为大家接受。
当然，作为两种不同的学科，古代和现代文学史料学各自具有独立的价值，这是支撑这两种学科成立的基础。约略而言，二者的不同表现在以下几点：
一是生产机制和传播机制不同。古人的文学创作，多数“发之于情”，没有功利性目的，因而古代文学作品的写作和传播，属于脱离市场的自发状态。直到宋明以降，随着活字印刷术的发明和改进，书籍成为有利可图的商品，文学作品的写作和传播与市场发生联系。但这种联系，跟现代文学书刊的生产、传播受制于文化市场相比，仍是十分微弱的。在现代稿酬制度刺激下，一方面，以写作作为谋生手段的专业作家群体开始出现，另一方面，以盈利为目的的文学报刊和文学书籍大量出版，由此构成从作家到出版商，到销售网络，再到读者群这样一个环环相扣的文学产业链。文学生产与市场之间的关系空前密切。
二是史料载体不同。古代文学史料的载体，主要是书籍。现代文学史料的载体，主要是现代报纸与期刊。此外，现代文学史料的载体还有音像、缩微胶卷、磁盘等，这都是古代文学史料没有的。依据当下现代文学史料扩展的情况，不难预计，网络文学史料和数字化文学史料将成为主要类型。这些新载体的文学史料及其研究带来的问题，是古代文学史料学不曾面对也不能解决的。例如，古代文学史料中一般没有手稿，现代文学史料出现了手稿，因而在现代文学史料中，最可信的往往不是初版本，而是手稿。由于现代报纸与期刊成为现代文学史料的重要载体，现代文学作品一般首先发表在期刊杂志或报纸副刊，于是，现代文学版本、校勘又多了一个重要内容。这种情况，也是古代文学史料学没有遇到过的。
三是有的古代文学史料学理论与方法，在现代文学史料学中的地位降低，同时在应用中出现了一些新的问题和情况。校勘所需要的训诂、音韵、文字等古代文史修养，对于古代文学史料学是必须的、重要的，对于现代文学史料学却一般不需要，但现代文学史料出现了简化字、俗体字、方言等新问题，许多文本还与外国文字、外国文化关系密切，这又远不是过去的章句之学所能应对的。现代文学史料虽然也需要校勘，但校勘的文字数量和版本类型，也远非古代文学史料学所能比。古代作家用简约的文言写作，作品数量和字数较少，校勘时的工作量不大，也相对简单；由于语体（白话）和书写工具变化，现代作家作品数量较大，字数动辄百万，校勘不易。尤其是，虽然一些古代文学经典也有多种刻本，但总归是版本比较有限，而现代文学作品普遍有报刊版、书籍版，书籍版又分初版、再版和多次重版。不但现代文学版本比古代更为繁杂，版本差异也不再仅仅是讹、脱、衍、倒、乱的问题，大面积删改乃至部分重写的现象屡见不鲜。除此之外，据刘增杰归纳，现代文学的版本，至少有五种新的情况：“一种情况是同名异文，即文章题目相同实际上却是两篇文章。第二种情况是异名同文。第三种情况是作者署名相同实际上却是不同作者。第四种情况是作者有意地以假乱真，作者自己设圈套，掩盖事实真相，以躲避日伪的迫害。这些，我们给他做年谱传记的时候若不加鉴别就闹笑话了。第五种情况是作品体裁的互换。这些情况和古代文学不一样，至少在古代是不多见的。”
3．与当代文学史料学的关系
1985年马良春提出“建立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学”，1991年张颐武也提出建立“当代中国文学史料学”的设想，尽管后者并未展开实践，但就笔者观察，近年关于“建立当代文学史料学”的呼声也不小。两家各行其是，壁垒森严，很少有交涉。然而，打通现代文学、当代文学，以“现代文学”或“现当代文学”统称，早已是不争的事实，也是学科发展趋势。就此估计，现代文学史料学与当代文学史料学融通、合二为一，应该是迟早的事。在此之前，必须完成的一件事，那便是辨析二者关系。
现代文学史料学与当代文学史料学之间最明显的共同点，是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学在时段划分、重要作家构成、文学思潮等方面存在大量交叉重叠，这也是二者融通的基础。此外尤须指出，现代文学史料学研究同样具备“当代性”。无论现代文学史料整理还是当代文学史料整理，都是一种以当代历史意识去建构历史的路径，不可避免地带有某些“当代”的特征。“所有的历史叙述都是后设性的，历史因为我们的现实需要而被不断地重新叙述。”现代文学史料研究，不但面对的是已经成为历史的作家作品，而且往往会用既有的文学史观来规划材料。因此，现代文学史料研究的“当代性”，应该与阿甘本所说的“同时代性”相似：“既附着于时代，同时又与时代保持距离。”在这个意义上，现代文学史料研究其实是另一种形式的“当代文学史料研究”。
但是，我们也应该承认并正视现代文学史料学不同于当代文学史料学的独特之处。其一，研究对象不同。现代文学史料研究的对象是已经成为过去的现代作家作品，而当代文学史料研究的对象，有许多是尚健在的作家和未完成的作品。其二，史料载体不同。现代文学史料主要以现代报刊和书籍为载体，而当代文学史料的载体比较多元，既包括传统的报刊、书籍，也有网络平台、移动信息平台等新媒体。其三，史料的公开程度不同。现代文学史料整理出版已经相当充分，绝大多数史料可以便捷地查阅，而当代文学史料中反映历次文学运动的档案、包含作家隐私的书信，多数尚未解密。
综上，现代文学史料学与现代文学文献学、古代文学史料学、当代文学史料学等其他学科的关系，并非多学科交叉、渗透可以概括，超学科性赋予其不同于其他学科的独特性质，这是学科独立的前提和基础。其独特性至少有以下几点：
（1）跨学科性。这是现代文学史料学最重要的性质。现代文学史料学在史料学的一般理论和方法上，和中国现代史史料学是相通的或共同的。不同的是，该学科只讨论具有现代文学意义的史料，是一个专业性很强的学科，非一般意义的中国现代史史料学所能替代。特别是，虽然现代文学史料学是交叉学科，但它天然地蕴涵有吸收和集中文献学、历史学、文艺学等多学科因素的能力，这就使得它能够通过超越以往分门别类的研究方式，实现对问题的整合性研究。
（2）基础性。任何理论研究和历史研究都必须以充分掌握客观的史料为前提，即以史料为基础，现代文学史研究亦如此，以现代文学史料学为基础学科。现代文学史研究曾一度出现“以论代史”的空疏学风，在此背景下强调现代文学史料学的基础性，既是必要的也是紧迫的。现代文学史料学不但是现代文学学科发展的基础，史料的功夫和修养也反映了现代文学研究者的基本素质和态度。
（3）工具性。冯友兰指出，史料学是“关于史料的方法论”。现代文学史料学亦如此，但这绝不意味着它本质上就是一种工具，而是注重现代文学史料学之“学”的内涵，将史料的重要性从原来的工具层面，提高到方法论的层面，从而真正认清史料在现代文学研究中的价值。因此，现代文学史料学不但从理论上肯定和强调史料工作的重要，还从方法上告诉人们如何收集史料、鉴别史料、阐释史料。许多现代文学史料学研究的成果，如作家作品以及其他文献史料的发掘整理，往往被当作现代文学史研究的材料使用，有的甚至根本就是工具书，如现代作家书目、索引等。
（4）开放性。现代文学史料学是一门开放性的学科。作为现代社会的记录和反映，现代文学史料最容易与社会生活发生联系，现代文学史料的范围、数量和分类不断拓展，因此，现代文学史料学总是以开放的姿态面向社会，直面生活，随着时代发展动态地变化。
三、现代文学史料学现存问题和研究方向
如上所述，本文认为现代文学史料学的超学科性属性非常突出，但目前学界对该学科的本质属性看法不一，主要表现为三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它属于现代文学的分支，这种观点以谢泳为代表。他在提出“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学”构想时指出，为了提升现代文学史料学学科的学术地位，“应当把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学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基础方向确定下来”。也就是说，在他看来，现代文学史料学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基础方向”。第二种观点影响最大，认为现代文学史料学是历史学的辅助学科。马良春较早明确提出这一点：“史料学是研究历史资料的学科，是史学的辅助学科。”第三种观点认为，现代文学史料学是一个具有自身独立价值的学科。2016年，刘福春在现代文学文献研究学术会议上发言说：
刘福春谈的是现代文学文献学，却完全适合于现代文学史料学。这种强调现代文学史料学自身独立价值的观点，突破了前面两种观点的局限与困惑，符合现代文学史料学发展历程和趋势，因而也是本文所支持的观点。强调现代文学史料学自身独立价值，是为了提升其学科地位。“学科地位不能提升的直接后果是本学科的学术人员，最终会以放弃学科的教学理想，转而从事其它学科的研究”，只有“学科独立，有了制度的保证，才能使现当代文献整理研究工作有合法的身份、合理的评价和健康的发展”。
近来有不少人批判现代文学史料研究碎片化。确实，碎片化已成为困扰现代文学史料研究的重要问题。尤其是在碎片化倾向下，出现了若干“为史料而史料”的现象。虽然我们认为史料碎片也有其价值，史料碎片并不必然导致文学史碎片化，但是我们承认现代文学史料学实践不够深化，主张在从事现代文学史料研究的时候，要避免碎片化，抓住关键史料，提炼重要问题，肯定整体性的“深耕细作式的钻研”，期待有助于现代文学整体图景描绘的史料研究。
结语
现代文学史料学学科是一个复杂的、非线性的系统，该系统涉及众多相关学科，如何厘清现代文学史料学与其他学科之间的关系，进而明确学科属性，对该学科的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本文在梳理总结发展历程的基础上，探讨并论证了现代文学史料学的学科本质属性——超学科性。现代文学史料学的超学科性在其学科发展过程中产生，又在与其他学科的复杂关系中呈现。现代文学史料学的超学科性，体现了多学科交叉融合的趋势。如果仅仅注重现代文学史料学的学科性特点，便容易将其理解为一种单纯的知识系统，甚而由此进一步把现代文学史料学视为技术性的形态。有学者针对近年出现的“史料热”，提出了“作为‘方法’的当代文学史料研究”的问题，强调史料研究应该形成“方法”意识。有论者甚至撰文阐述“史料”何以成为当代文学研究的“方法”。这显然是把现代文学史料学理解为单一学科，以至把它视为纯粹技术性的“方法”了。之所以如此，与长期以来现代文学史料学基本上被视为一门辅助性、工具性的学科，而忽视其自身的“超越性价值”有关。需要说明的是，界定现代文学史料学的超学科性，并不意味着否认其学科性。现代文学史料学虽然可以作为一个独立的学科而存在，但它不能也不应脱离现代文学。既注重现代文学史料学的学科性，又充分肯定其本身的超学科性，才是我们应当秉持的态度和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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