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晚年对日本侵华的切身感受
文/王彬彬
南京大学中国新文学研究中心王彬彬教授
摘 要：鲁迅晚年在上海，对日本侵华的感受是颇有独特性的。鲁迅到上海后，一直居住在虹口地区，北四川路一带，而这里正是日本侨民聚居地，日本海军陆战队司令部亦设于此处，而鲁迅虽然换过几次居所，但都离日本海军陆战队只有咫尺之遥。“九一八”后，上海的日本侨民变得十分嚣张，明目张胆地欺侮中国人；“一·二八”战事，首先在虹口地区爆发，而海军陆战队正是日军作战部队，鲁迅身陷战火，家中也有流弹飞入。可以说，从“九一八”到鲁迅逝世，五六年间，鲁迅对日本侵华有着十分切身的感受，这深刻地影响了鲁迅对中日关系的看法和对中华民族前途命运的思考。
鲁迅刚开始懂事，就感受着日本对中国的欺凌、侵害。甲午海战，中国败于日本，只得割地、赔款。这时候，鲁迅还是十几岁的少年，正在三味书屋读书，正在跑当铺、药店。但国家出了这么大的事，当然也会传到绍兴，也会为少年鲁迅所知晓，已经开始懂事的鲁迅，也会有自己的感触。1900年八国联军占领北京，慈禧太后一变其仇洋排外的故态，做出了“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的指示，而这“与国”中，日本是特别重要的一国。八国联军从天津打到北京，日本军队起的作用异常之大。在作战中，日军特别凶悍。其时俄国的随军记者德米特里·扬契维茨基在《八国联军目击记》中说，在整个战役期间，日军和俄军始终是主力军，甚至是这两国的军队挑起了这支远征军的整付重担，是这两国的军队战绩决定了联军的最终战果。这时候，鲁迅在南京的矿路学堂求学，已迷恋《时务报》《译学汇编》《天演论》等书刊，对以俄日为主体的列强之侵凌中国，自然不会无动于衷。1904至1905年，日本与俄国以中国的土地为战场，打了一年多仗，实在欺人太甚；而日本战胜，便有资格对中国疯狂掠夺。这时候，鲁迅正在日本仙台医学专门学校学习，看了很多关于战争的画片。我们知道，其中一张画片，使鲁迅觉得改变中国人的精神远比疗治他们身体上的病痛更为急迫，于是放弃医学而投身文艺了。1914年，日本抢夺山东，又向中国提出“二十一条”。其时鲁迅在教育部任职，当然痛感到日本的强暴，但毕竟不闻枪炮声，不见日本兵。1928年，日本军队为阻止国民革命军的北伐，制造了济南惨案。此时鲁迅虽已从广州到了上海，但上海离济南也不近，对日军的暴行也只能耳闻而不能目睹。
以上列举的，是鲁迅出生后日本残掠中国行径中的荦荦大者。1931年的“九一八”，当然是日本侵华历史上的标志性事件，在上海的鲁迅也当然会有无尽的悲愤和忧思，但上海与沈阳天南地北，也不能切身感受日本人的淫威。而“九一八”以后情形就不同了。上海是日本人极其在意之地。“九一八”之后不久，在上海便有了“一·二八”。而在“一·二八”之前，日本人便在上海进行了一系列挑衅行为。生活在上海的鲁迅，自然能够近距离地感受日本人的熏天气焰。上海很大，生活在上海的人，对日本人的存在，感受也并不会相同。而鲁迅在上海，则是零距离地感受着日本人的存在。鲁迅在上海期间，数次换过寓所，但都在日本军队的营房附近。日本增派军队，鲁迅都能看到他们怎样气势汹汹地走进军营。日军操练、演习，鲁迅都能看得清清楚楚。在鲁迅的日常生活中，夹杂着日军的口令声，甚至脚步声。在“一·二八”中，鲁迅更是身陷战火。所以，从1931年秋开始，鲁迅就零距离地、切身地感受着日本的侵凌、暴虐。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鲁迅离开人世。鲁迅晚年对日本侵华的切身感受，无疑深刻地影响了鲁迅对中日关系的看法，深刻地影响了鲁迅对中国未来命运的思考。“九一八”后担任日本驻华特命全权大使的重光葵，在回忆录中说，“九一八”之后，上海的日本侨民看到日军在满洲采取强硬态度，严厉打压排日活动，“维护”了日本的“权益”，便想在上海仿效之。不但普通的日本侨民对中国人的态度变得蛮横起来，就连一向比较平和稳健的大商社、三井、三菱的支店长以及纺织公司的干部，都突然对中国人嚣张起来。重光葵主张日本应以稳健的方式达到称霸亚洲的目的，并不希望此时日本侨民在上海频频挑起事端。所以，看到日本侨民的态度变化，重光葵忧心忡忡。当时上海有由日本海军陆战队的骨干或青年军官组成的团体存在，他们与侨民中的强硬分子频繁接触，似乎在策划什么活动。在上海的日本人俱乐部时常开会，而每次会议，都把日本人针对中国人的激烈情绪推向新的高度。于是，“上海的气氛就这样一天比一天恶化”。重光葵的回忆，也让我们知道，“九一八”后，不仅是日本军人，就是在上海做着大小买卖的日本侨民，也视中国人为可以任意凌辱的对象。
日本对中国进行经济侵略，而上海则是其实施侵略的最大基地。对上海，日本朝野都极其重视。“九一八”后，上海的日本侨民，急欲让上海满洲化。他们于10月11日、10月27日、11月1日、12月6日连续召开侨民大会，通过欺侮中国的宣言和决议，口口声声要惩罚中国。日本侨民不断寻衅滋事，诸如殴打、枪击中国百姓和岗警，撕毁标语，打碎玻璃等等。“九一八”后，驻上海的日军，主要是日本海军陆战队。发动“九一八”事变，占领东北，是日本陆军干的。陆军在东北的“功勋”让海军羡慕、嫉妒，海军便想在上海大显身手。当时，在上海的日本侨民，不断对中国人主动出击，意在制造发动战争的借口，而背后总有海军陆战队支持。日本侨民伤害中国人生命财产的事端发生后，海军陆战队总是出面为侨民撑腰。为发动战争，日本海军还一批又一批地往上海增兵。1931年10月，日海军陆战队有908人驻上海，有5艘军舰停泊上海海面。田中隆吉和川岛芳子策划的“日僧事件”发生后，人数舰数都急剧增加。1932年下旬的十来天内，日本海军陆战队从不同方面向上海集结。到“一·二八”爆发前夕，日本在上海集结了1 833名海军陆战队队员，另有三四千名武装日侨，有军舰24艘、飞机20余架。而鲁迅，一开始就近距离甚至零距离地感受着日本军民在上海的恣意妄为、为所欲为。鲁迅和许广平于1927年10月初从穗抵沪。先住在旅馆，10月8日，入住赁定的景云里23号。此处太吵闹，鲁迅不久又移住同一排的18号。周建人一家本来住在另一排，鲁迅搬入18号后，邀请周建人一家搬来同住；鲁迅、许广平住二楼，周建人夫妇住一楼。第二年年初，相邻的第17号空了出来。此处朝向东南，阳光好，鲁迅便又将17号租下，将17号与18号打通，中间设一木门。在这里，鲁迅住到1930年5月12日。在景云里，鲁迅租过三处房子，共住了两年七个多月。景云里，即今天虹口区横浜路35弄。
▲鲁迅上海寓所景云里23号
1930年5月12日，鲁迅迁入北四川路楼寓。此处称拉摩斯公寓，或称来姆公寓。当时，苏州路以北的地区被称为闸北。鲁迅在拉摩斯公寓住到1933年4月11日，住了近3年。凌月麟在《拉摩公寓（北川公寓）简介》中说：
拉摩斯公寓原是一座有四个门楼的坚实高大的四层平顶大楼。它座南朝北，对面是工部局学校——西童公学（上海沦陷时改为兴亚院，今复兴中学），斜对面是日本海军陆战队司令部（今解放军某部营房、仓库）和陆战队医院（今海军东海舰队医院），右侧近内山书店。鲁迅在拉摩斯公寓的寓所门号，今为四川北路2093号A三楼四室。现在我们知道了，“九一八”之后，日本人开始在上海寻衅、跋扈，不断地生出事端时，鲁迅与他们是“朝夕相处”的。日海军陆战队司令部，与日本军民经常活动的虹口公园，隔路相望，而虹口公园到内山书店也只有咫尺之遥。鲁迅在拉摩斯公寓的住所在三楼，从家里能够清楚地看到日本海军陆战队司令部。日海军陆战队司令部，是其时在上海的日本军民的精神核心和暴力堡垒。阅读相关论著、资料，可以清楚地看出，这个海军陆战队司令部，不仅指挥着在上海的日本军队，实际上也指挥着所有在沪日侨，包括三四千武装起来了的日本侨民。那些年，鲁迅只要走出公寓，就可能遭遇荷枪实弹的日本兵。鲁迅住在三楼，甚至毋须下楼，坐在家里，就能看见日本兵的身影，就能听见他们野蛮的脚步声，就能感受到他们枪刺的寒光。鲁迅是经常去内山书店的。而只要到内山书店，总能更直接地感受到日海军陆战队司令部的存在。1933年4月11日，鲁迅从拉摩斯公寓迁到大陆新村，实际上仍然在虹口公园附近，离日海军陆战队司令部并没有更远。与日海军陆战队司令部如此近距离甚至零距离地长期相处，对鲁迅认识日本的野心，对鲁迅关于日本侵华的看法，对鲁迅关于中日关系的思考，无疑都会产生或大或小的影响。鲁迅生命的最后五六年，不仅从在上海的日本军队那里感受到日本人的凶焰，也从普通的日本侨民身上感受到日本人的横虐。虹口一带，是日本侨民的聚居地，左邻右舍中都有日本人。而重光葵已经告诉我们，“九一八”后，在上海的普通日侨，置身中国却对中国态度十分豪横，对中国人自然也骄狂起来。作为中国人，鲁迅不会感受不到这些日本侨民的骄狂、横暴，何况，这些日本侨民中，许多人是已经武装起来了的“民兵”呢！上海的日本侨民之所以在“九一八”之后变得激烈地仇视中国和中国人，还因为他们的利益受到了明显的损害。日本侵占沈阳和东北，在上海激发轰轰烈烈的抵制日货运动。本来，日本人在上海的贸易活动规模巨大，换言之，日本侨民每年在上海赚很多钱。“九一八”之前的1930年，上海进口总额的29％是日本商品，日本人一年从上海赚多少钱，就可想而知了。而抵制日货运动兴起后，来自日本的商品进口额出现断崖式下跌，到了1931年12月，日本的进口额只占进口总额的3％。可见“九一八”之后的几个月时间，就下跌了十分之九。日本人在中国沿海和长江一带的航运业，也受到重创，“日清轮船公司”甚至全部停业。在上海的主要行业中，有125家日本人开办的工厂，“九一八”后便开工不足或完全停工。到1931年12月，90％的日本工厂倒闭，日本侨民在经济上的损失之大是可以想见的。日本侨民要依仗海军陆战队打击上海的抵制日货运动，而日本的海军陆战队也要借助侨民进行挑起事端、制造摩擦的工作，他们的目标是为发动战争找到借口。1932年的“一·二八”事变，不是突然发生的。完全可以说，是上海的日本侨民和日本海军陆战队联手制造一系列挑衅事件，最终引发战争的。而这些挑衅事件，往往发生在虹口地区，发生在鲁迅寓所附近。这等于一次又一次地让鲁迅切身感受着日本的侵华野心和侵华气焰。1931年10月1日，驻上海北站的铁道炮队士兵侯占元等3人在宝山路张贴反日标语，虬江路口警亭警察郭文汉上前制止，双方冲突起来，扭打到第五区公安局。沿途群众也跟随着涌向公安局，强烈要求惩处肇事警察。警察为驱散群众，竟开枪打死2人，打伤5人。这也是发生在鲁迅寓所边上的事。这件事，虽然向群众开枪的是中国警察，但让鲁迅感到的，一定是日本的威势。岗警郭文汉敢于阻止炮兵侯占元等人张贴反日标语，当然是受到了上峰的指令。而郭文汉的上级之所以命令他阻止中国民众的反日表示，则一定是因为中国政府在对日本采取妥协、退缩的态度。1931年10月10日，日本海军“常盘”“天龙”两舰抵达上海，停泊于杨树浦江中。“常盘”运来海军陆战队队员400人，其中240人在汇山码头登陆，入驻北四川路底之日本军营；“天龙”运来海军陆战队240人，登陆后入驻戈登路日军兵营。日本方面称增兵目的是为了保护侨民。进入北四川路底兵营的那240人，就是从鲁迅的楼边、窗下走过的。当他们穿街过市进入兵营时，一定引来中国人的围观，一定让每一个普通中国人心头更添一分忧虑。而鲁迅即便没有目睹日本来的增兵，也不会不耳闻此事。而听说了此事的鲁迅，也不会毫无感触。1931年10月11日，在上海的日本侨民举行居留民大会，讨论如何对付中国民众的抗日运动。散会后，日侨中一部分暴烈之徒走上虬江路、北四川路一带，强行撕毁商店门窗上中国人张贴的爱国标语，如遇抵抗，则恶语和拳脚相加，他们甚至将俭德公司设立的孙中山遗像打碎，将中国国旗撕毁。这仍然是在鲁迅的寓所附近施暴，鲁迅仍然能对之有痛切的感受。日本军民的挑衅行为，很多就发生在鲁迅身边。到了“一·二八”前夕，更在鲁迅眼皮底下发生了著名的“日僧事件”。日本海军陆战队在上海闸北驻扎后，便将附近的中国民族工业三友实业社选定为攻击目标。三友实业社办得很兴旺，其左近的东华纱厂是日本人的企业，生产铁锚牌毛巾。而三友社生产的三角牌毛巾，品质远比铁锚牌优良，于是铁锚牌的市场，都为三角牌夺走。这就足以让日本人痛恨。更让日本人痛恨的是，“九一八”后，三友实业社自行组织抗日义勇军，按日操练，态度十分认真，都被日本海军陆战队看在眼里。打击三友实业社，首先是对上海的抗日运动杀鸡儆猴。日本人在上海制造尽可能引人注目的事端还有一个目的，就是把国际社会的视线从东北引向上海，从而让他们占领整个东北、成立伪“满洲国”的行动在不受注意和谴责的状态下进行。在“日僧事件”中，日本人使用了苦肉计，即唆使日本僧人天崎启升等人到三友实业社闹事，让天崎启升等人在与三友实业社的义勇军冲突中受伤甚至死亡，然后日本方面便可抓住这点大做文章。著名的川岛芳子是事件的主要策划人之一。天崎启升名为僧侣，实则是怀着政治目的来到中国的，与驻上海的日海军关系密切。所以，指派他到三友实业社闹事，他不会不听从。1932年1月18日，天崎启升、水上秀雄等人来到位于杨树浦马玉山路的三友实业社，故意与三友实业社的工人义勇军发生冲突，而在附近游荡的日本浪人立即上前，拔刀相助天崎启升一伙。这些日本浪人本是“日本人在华青年同志会的成员”，是被川岛芳子等人事先安置在附近的。冲突中，日本僧人3人受伤，1人死亡。川岛芳子等人要的就是这个结果。事件发生后，日本方面向上海市政府提出抗议，要求缉拿凶手。1月20日凌晨，“日本人在华青年同志会”的数十名成员，携带刀枪、硝磺、煤油等纵火物资，偷偷进入三友实业社，焚烧毛巾厂厂房，打死公共租界华人巡捕1人，打伤2人。20日下午，又有一千多名日本侨民，以日本僧人伤亡事件为借口，在公共租界日侨俱乐部召开第四次侨民大会，大会决议吁请“帝国”尽快向上海增兵，并要求日本驻上海的“帝国官府”对中国采取强硬措施。所谓驻上海的“帝国官府”，当然指的就是日本驻上海领事馆和海军陆战队了。所以，大会结束后，日侨又到日本驻上海领事馆和海军陆战队游行请愿。海军陆战队指挥官鲛岛具重大佐则向侨民保证，必要时将保护侨民的生命财产安全。离开陆战队司令部后，日本侨民又在虬江路和北四川路一带撒野，殴打路人，撕毁标语，捣毁多家商店。日海军陆战队则唯恐事态不升级，唯恐对华开战的借口不成立。上海的《民国日报》于21日发表报道《日浪人藉陆战队掩护，昨日在沪肆意横行》，22日，日海军陆战队派人到报社，指责报道损害了陆战队的名誉，要求报纸主笔亲自到陆战队提出公文陈谢，用半版的篇幅发表谢罪文，保证此后不再发生类似事情、罢免直接责任记者，并限23日凌晨五时前答复，否则便不客气。23日下午，又有日侨1 500余人在日侨俱乐部开会，而日海军陆战队以军车载数十名军人沿途为日侨警戒。日侨俱乐部门口张贴日本报纸《朝日新闻》《日日新闻》，刊载多篇指责《民国日报》的文章，《民国日报》终于在日方的压力下停刊。
▲1932年1月20日，日本暴徒袭击三友实业社后的现场
这些天，日本又连续向上海增兵。1月23日，日本增派4艘驱逐舰和1艘巡洋舰到沪，并有特别陆战队457人随舰到达。1月24日，日海军派航空母舰“能登吕号”抵沪，飞机6架随舰抵达。巡洋舰“大井号”也将海军陆战队400余人运至上海汇山码头登陆，进入公大纱厂和杨树浦日军兵营。26日，日海军又从佐世保军港派出驱逐舰12艘、巡洋舰1艘抵沪，巡洋舰所载陆战队468人也在沪登陆。日本的欺侮之势日益凌厉，上海上空战争阴云密布，而鲁迅所在的虹口地区，阴云尤为浓密。鲁迅的日记，只记生活琐事，家庭大事也记得很简略。1923年7月14日，与周作人反目，这么大的事，日记里只有这样几句：“是夜始改在自室吃饭，自具一肴，此可记也。”国家大事，鲁迅则几乎不在日记里记述。在上海虹口一带居住期间，耳闻目睹日本军民的飞扬跋扈，气势汹汹，鲁迅决不可能没有忧愁、悲愤，只不过没有在日记里记下罢了。但1932年1月28日的日记却有这样一句：“下午附近颇纷扰。”是夜，“一·二八”战争开始。战争期间，鲁迅在日记和书信中，常常提及战乱，这是因为战乱成了鲁迅的日常生活，成了鲁迅的“生活琐事”。在搬到北四川路拉摩斯公寓前，鲁迅一家与周建人一家同住景云里。关于“一·二八”这天的情形，周建人夫人王蕴如回忆道：
“一·二八”前后，上海的形势非常紧张。日本帝国主义野心勃勃，要在上海挑起战争，事态一天天在扩大。到了一月二十八日下午，闸北、虹口一带十分纷扰，路上都是逃难的群众。鲁迅赶到我们家，要我们搬到他那里去住。但已经叫不到黄包车，我和建人只好一人抱着一个孩子搬到北四川路鲁迅的家里。到晚上有人来说，不远的日本海军司令部贴出布告，说是中日正在谈判，今天大概打不起来了。于是建人执意要回去住，保姆也说要回去住，就剩下我带了两个小孩在那里。开始鲁迅和建人聊白话，建人去后就和我聊白话。忽然听见枪声，放了两枪，一枪是从对面的西童公学（外国人办的学校）打出来的。一颗子弹穿过鲁迅桌前的窗户，把写字台后面鲁迅的一把椅子打穿。幸好那天鲁迅和我们聊天，没有坐在那里写作，否则正中他的胸膛。
王蕴如文章接着说，回到景云里的周建人，也差点死于日军刺刀之下。第二天日军来搜查，说前一天夜里景云里有人向日军开枪。日军把景云里的男人都叫出来，一一查看手茧，看着像当过兵握过枪的，就命其站到一边。周建人也被挑出来，说要杀掉他。幸好边上一爿日本人开的小药店的伙计认识周建人，出来担保，日军才放了周建人。而其他那些被挑出来的人，就被日军用刺刀杀害了。战争刚开始，鲁迅和周建人两兄弟就险些丧命。周建人脱险后，又回到鲁迅家中。1月30日上午，内山完造来访，他估计战争一时结束不了，请鲁迅和周建人两家住到他那里。于是，当天下午，两家人住进内山书店。几天后，则移住福州路内山书店支店。两家人在这里一直住到三月中旬战事暂停。战争是从鲁迅身边开始的。1月28日夜11时10分，日海军陆战队携带手提式机关枪，乘坐摩托车，占领驻地附近、也是鲁迅寓所附近的天通庵车站。占领车站后，日军便以此地为据点，立即分三路对驻守闸北的中国军队发起进攻。三路日军各有四五百人。一路从天通庵车站进入天通庵路，占领京沪铁路上海车站北路；一路由吟桂路口日本小学校出发，先由该路向西挺进，旋即转入横浜路，与前一路相互策应；第三路则由虬江路直扑上海陆上交通枢纽的北站。三路日军均以装甲车开路，两侧由装备着手提机关枪、乘坐摩托车的日军掩护。三路日军一齐向中国军队发动猛烈攻击。日军的攻击遭到中国军队的顽强抵抗，虽然武器装备远不如日军，但中国军队在日军面前毫无畏惧，给日军以重创。这是战争开始时的情形。这几日，鲁迅实际是置身火线。关于战争开始时鲁迅的状况，周建人在《略讲关于鲁迅的事情》一书中也有回忆。周建人说，那时鲁迅还很健康。1月28日中午，仍住景云里的周建人一家正在午饭，“鲁迅突然从后门进来，走得有点气喘，说恐怕就要打仗了，叫我们全家都到他那边去，以便必要时可以一起出去，免得彼此分散。”要到晚上11时10分，日军才出动，为何刚到中午，鲁迅就判断要打仗呢？因为鲁迅从家里望见了日海军司令部内情形异常。周建人说，鲁迅的公寓，“左首是日本海军司令部。房间前面是有落地的玻璃门，门外是阳台”。又说：“鲁迅寓所左首的日本海军司令部相隔不很远，望去很清楚。鲁迅望见他们集合，上卡车，出发时，留在司令部的军人高呼万岁。”住在三楼，有落地的玻璃门，鲁迅在家里就可以看到日海军司令部的情形，至少走到阳台上能清楚地看见。晚上要开仗了，白天日本海军司令部当然会有明显异动，当然会有许多人匆匆忙忙地进进出出，当然会有调兵遣将的迹象。而鲁迅正是从家里看到了这些情形，才判定马上要发生战事，才连忙前往周建人家。可以说，在当时上海的普通市民中，鲁迅是最早感到战争到来者之一。到了下午，周边的市民许多人都感觉到了战争的气息，于是纷纷逃离。郁达夫在《回忆鲁迅》中也说：“‘一二八’沪战发生，鲁迅住的那一个地方，去天通庵只有一箭之路，交战的第二日，我们就在担心着鲁迅一家的安危。”战争是从天通庵开始的，也可以说是从鲁迅脚下开始的。战争于1月28日夜11时10分开始。1月29日一整天，鲁迅一家和周建人一家，都是在拉摩斯公寓的鲁迅家中度过的。在家中，鲁迅仍然近距离地感受着战争。1月29日凌晨1时45分，日军约1 500人在装甲车的掩护下，又向驻守闸北的中国军队发动攻击。日军占领周边洋房后，用机关枪和手榴弹攻击中国军队阵地。天通庵路、青云路、横浜路等路口中国军队阵地也遭到日军攻击。中国军队奋勇抵抗、反击，甚至与日军展开肉搏，日军屡受挫折，部分日军败退到北四川路，部分日军进入广东路的洋房继续射击。天通庵车站和广东路口中国军队阵地，都曾被日军占领，又被中国军队夺回。29日上午10时左右，日军飞机投掷炸弹，商务印书馆总厂和东方图书馆被焚毁。上海北站是两军争夺最激烈之地。飞机投弹后，千余名日军在猛烈的炮火和装甲车掩护下，向宝山路、虬江路路口强势攻击，试图趁大火焚烧时占领北站。下午2时许，北站被日军攻陷；5时许，又被中国军队夺回。日军本以为几个小时便可占领闸北地区，但一日夜打下来，仍然劳而无功。1月29日的日记，鲁迅记道：“遇战事，终日在枪炮声中。”鲁迅一般不在日记里记述生活琐事以外的事，然而，1月29日这一天，闻枪炮声，就是两家的基本生活状态。这一天，如果不记枪炮声，就无事可记了。1月30日，鲁迅日记记道：“下午全寓中人俱迁避内山书店，只携衣被数事。”鲁迅、周建人两家人在北四川路的内山书店避居到2月6号。北四川路内山书店离拉摩斯公寓很近，同样算是在火线中，从地段上看，并不更安全。鲁迅之所以决定到内山书店避居，是因为28日这天有子弹打穿鲁迅的座椅，30日这天早晨，又有日海军陆战队10多人到鲁迅寓所搜查，说是发现了中国便衣队，便衣队从楼上往下放枪。坐在家中可能中弹，又难保日本兵不再来骚扰，鲁迅全寓中人便于当天下午避居内山书店了。
▲上海内山书店外景
1月31日，中日两国当局代表在英国驻上海总领事馆谈判，达成停战三天的协议。但在停战期间，日军仍然多次挑衅。这期间，日本又大规模向上海增兵。1月30日，4艘驱逐舰在巡洋舰“龙田号”率领下抵达上海，日海军特别陆战队士兵474人随舰抵沪，在黄浦码头上岸，还运来大量军火。1月31日，日海军航空母舰“加贸号”和“凤翔号”抵达上海，30余架飞机随舰到来。31日下午，日海军巡洋舰三艘和水雷舰四艘驶达上海，三艘巡洋舰运来特别陆战队4 000人。2月1日下午，日本邮船也运来特别陆战队525人，在汇山码头登陆。中国军队也相应调整部署。日本大量增兵后，便无视停战三天的协议，重新向中国军队发动猛烈攻击。从这时起，战争在闸北和吴淞两地进行。2月3日上午8时，日军分几路向闸北、八字桥、江湾的中国军队发起总攻。日本陆军也加入了战斗。日本陆军和海军陆战队、航空队协同作战，猛烈攻击横浜路、宝兴路、福生路等处中国军队。在北站和青云路一带，战斗尤为激烈。这是闸北地区的情形。同时，吴淞要塞也受到日军攻击，但闸北仍然是日军必欲夺得之地。2月4日，日军集中兵力，对上海北站、宝山路、西宝兴路中国军队发动更大规模进攻，交战地区成为火海。2月5日，在闸北的战斗继续着，日军使用重炮，声震全市。日军并派出飞机投弹，多处房屋起火。在天通庵一带的战斗特别惨烈，新民路、虬江路、宝山路、横浜路、青云路、八字桥等多处也有激战。2月6日，天刚亮，日军以飞机大炮和装甲车，向闸北地区中国驻军发动攻击。虬江路、宝山路、横浜桥、青云路、中山路一带均有激烈交战。横浜桥中国军队阵地一度被日军攻占，后又为中国军队夺回。由于日军飞机不断投弹，到处都有大火燃烧。2月7日始，主战场移到了吴淞地区。这期间，鲁迅离寓避居他处，现存的鲁迅日记，这期间也基本上每天都有记述。但人们一直认为，这近50天的日记是回寓后补记的。这里，对鲁迅“补写”避难期间日记一事做一点“考辨”。鲁迅的日记，失记的情形极少，偶尔因生病或其他原因未能在当天写日记，事后也会补记。鲁迅从1月30日离寓避难，至3月19日回到拉摩斯公寓自家寓所，共50天。3月19日的日记记载了回到旧寓之事，日记最后一句是：“夜补写一月三十日至今日日记。”查鲁迅日记，1月31日这一天，连日期都空缺。而从2月1日至5日，只记载了日期，内容则是“失记”状态。2月6日的日记写道：“旧历元旦。昙。下午全寓中人俱迁避英租界内山书店支店，10人一室，席地而卧。”从这一天开始，连续近50天的补记，清清楚楚，与平素无异，根本看不出是事后追忆。将过去近50天里的生活琐事，诸如哪天给谁写信又收到谁的信、哪天外出买了几本书几盒烟、哪天带海婴到医院买了什么药等等，都回忆得一清二楚，这实在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许广平在写于1939年2月的《鲁迅先生的日记》中说，据保存下来的日记看，鲁迅从1912年5月到北京开始记写日记，一直未间断，而偶尔因为特别原因，离家外出，如”一·二八”战争期间，则不能如惯常那样记日记，“待到市面稍稍平静，重回旧寓之后，他才能拿笔补记。记虽简略，但奇怪，他就有本事逐天的排列回忆起来，一些不错，看了真令人惊服的”。按许广平的说法，鲁迅是完全依据记忆补记这近50天的日记的。但这事总让人觉得太有违常理。并没有资料证明鲁迅在记忆上是有特异功能的超人，所以，这补记的近50天日记，应该还是有底稿的。鲁迅写日记，都是用毛笔写在比较考究的本子上。我的看法是，当1月30日下午鲁迅离寓赴内山书店时，仓皇中只带了几件衣被，那日记本和笔砚都没顾得上拿。那么，避难期间，鲁迅是否根本没动笔呢？也不是。在北四路内山书店的那一星期，没有资料证明鲁迅曾拿过笔。但移住英租界支店后，肯定是可以写字的，因为据“补写”的日记，这期间鲁迅已恢复与友人通信了。鲁迅2月6日住进英租界支店，2月7日便“寄母亲信”。鲁迅在这支店住到3月13日，这期间，给亲友写信很频繁。因为海婴出疹子，需要更温暖的住所，便于3月13日住进大江南饭店。此后的六七天，是在饭店度过的。这期间，也几次给亲友写信，可见在饭店里也是可以写字的。既然可以写信，写日记当然也可以。所以，这期间基本上是依惯例每天写日记的。只不过，是写在避难期间临时弄到的本子或纸页上。而3月19日回旧寓后对近50天日记的“补写”，应该是把写在临时弄到的本子或纸页上的日记誊抄在本来每天用着的日记本上。所以，所谓“补写”，就是“抄写”，否则无论如何说不通。而从1月31日至2月5日在北四川路内山书店的6天日记为何没有“补写”呢？就因为这期间没有底稿。这期间，由于心神不定，由于拥挤不堪，或许还因为别的情形，鲁迅根本没有写日记，所以，当3月19日回到旧寓“补写”日记时，1月31日至2月5日便只能空缺。不是说完全根据记忆“补写”的日记绝对没有。我以为，“下午全寓中人俱迁避内山书店，只携衣被数事”这一则1月30日的日记，就是根据记忆补写的。因为这一天的情形，实在是终生难忘的。在现存日记中，“1月31日”这一天连日期都没有留下，这应该是鲁迅于3月19日夜“补写”日记时，把这一天给算漏了。而从2月1日至5日这5天，每天都是在日期后面写“失记”二字。其实，这5天的“失记”，恰恰证明后面的40多天是“有记”的。如果完全是依靠记忆补写这四五十天的日记，那2月1日至5日，日期后面就应该写“失忆”了。从2月6日开始到3月18日，鲁迅是天天写日记的，否则，天天的琐事都能准确地回忆起来，只有2月5日以前6天一点都想不起来，没有这个道理。那么，1月31日至2月5日在北四川路内山书店的这些天，为何不依靠记忆补写一点呢？难道真的完全“失记”了吗？当然没有完全失忆。但这些天，室外战火纷飞，鲁迅惊魂未定，每天10个人挤在内山书店三楼，除了吃饭睡觉，就是闻枪炮声。黑天白天都不是日子，日子与日子没有区分，所以就不强行补写了。其实，这期间还是发生了一点应该在日记里记一笔的事。2月4日，鲁迅与茅盾、叶圣陶等43人联名在报纸上发表上海文化界告世界书，控诉日寇在上海的暴行，但鲁迅在3月19日夜回首避难日子，连这件事也忘了。住在英租界内山书店支店和大江南饭店期间，鲁迅就在给亲友信中时常叙说战乱中的生活状况。由于战场移到了吴淞地区，鲁迅避居的那一带相对安静了，鲁迅也部分恢复了正常生活。2月22日，鲁迅在避居地给许寿裳写信，说道：“此次事变，殊出意料之外，以致突陷火线中，血刃塞途，飞丸入室，真有命在旦夕之概。”在战争开始后困居自家和在北四川路内山书店避居期间，鲁迅应该是时刻感觉到两家人生命的危险。2月29日致李秉中信中则说：“上月二十八之事，出于意外，故事前毫无豫备，突然陷入火线中。中华连年战争，闻枪炮声多矣，但未有切近如此者。”对于战乱，那时的中国人并不陌生。军阀混战了几十年，枪炮声大家是听惯了的。但对于鲁迅来说，离枪炮声如此近，实际是身陷火线中，寓所也多次中弹，则是从来没有过的经验。外国人欺侮中国，当然也不是新鲜事，但如此痛切地感受外国的横暴、凶残，在鲁迅也是第一次。中日两国虽然于1932年5月初签订了《淞沪停战协定》，但日本军民在上海的骄横跋扈，并未稍有收敛，倒是比此前更甚。在鲁迅居住的虹口一带，情形尤为严重，鲁迅仍然在切身感受着日本的侵凌。1932年5月3日，在沪日军在新闸路乌镇路桥附近，将7名华人刺伤；1932年8月10日，驻沪日军闯入陈万兴营造厂内打伤工人10多人；同一天，日本浪人在扬州路等处刺伤华人多人……日本军民无故伤害中国人，已成家常便饭。1932年7月，有迹象表明，日军欲重新占领虹口越界筑路及八字桥一带地面，因此鲁迅居住的北四川路一带人心惶惶，居民纷纷迁往他处。到了9月初，上海闸北形势十分紧张，闸北、虹口一带居民畏惧日军的残暴，争相迁徙。
▲上海“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地点——上海北四川路
回到拉摩斯公寓后，鲁迅一家又住了一年多，后于1933年4月11日迁居施高塔路大陆新村九号，并在这里住到1936年10月逝世。大陆新村仍在虹口地区，离原来的拉摩斯公寓很近。鲁迅在上海虽数次变换住所，但都在虹口公园周边移动。在大陆新村九号，西邻十号住的是白俄巡捕，东邻八号住着一家日本人。八号门上曾挂着一块大牌子，上面写一个“茶”字。鲁迅晚年虽与多名日本友人保持真挚的友谊，但对这个日本邻居，他显然是有所防备和忌惮的。搬过来不久，发生过这样一件事：一天，三四岁的海婴与日本邻居的小孩发生冲突，那个日本孩子竟然手持日本国旗到鲁迅门前叫骂，而且不休不饶。“鲁迅最后只好叫铁匠来，把前门的一扇铁栅门用铁皮完全钉起来，外面望进来看不见了，总算才停止。日本教育下的孩子，已经与中国人对立到这个样子了。”既然鲁迅采取这样的措施，那一定是那日本孩子连续多天都来寻衅。而把前面的铁栅门封掉，那就只能从后门进出了。从这里可以看出，鲁迅与这日本邻居，是完全没有来往的。大人之间是否是真正平等的，从孩子之间能否尽情的争吵、打架便可看出。如果大人之间是真正平等的，那孩子之间便会张开大口相骂，甩开膀子相打。相反，如果大人之间实际上是不平等的，孩子之间是吵不起来、打不起来的。在一个大院里，普通职员的孩子很难与官员的孩子打起来。三四岁的海婴或许先前还不懂得这点，所以还与日本孩子有了冲突。但当他目睹父母在日本孩子的叫骂前退让、躲避时，便知道以后不能与日本孩子较劲了，便知道以后惹不起躲得起了。敏感的鲁迅，当他只得把前门封掉时，一定感到了一个国家对另一国家的严重的欺侮、凌辱。此事虽小，但却比日本军民在大街上任意殴伤中国人，更能说明两个国家的不平等。那个手持日本国旗叫骂的日本孩子，是有恃无恐的。他身后是国家的强大，而这国家不必在海那边，而是就在他身边为他撑腰。1934年1月4日，驻沪日本水兵和海军陆战队，在虹口地区举行阅兵仪式和作战演习，共有正规军2 500人和在乡军人及少年兵800余人参加。3 000多人在虹口地区这样闹腾，声势是很大的。这是发生在鲁迅身边的事，也是发生在那个日本邻居身边的事。那个日本孩子敢于在中国邻居面前如此表现，实在不难理解。1934年6月27日，日本军人在虹口一带任意殴打、辱骂、拘捕中国人，此后，此类事情连续发生。7月3日、4日，日军装甲车在虹口地区横冲直撞地示威。5日，日侨协会集会，竟然决定向工部局提出改组虹口地区警察机构、增加日本人探捕、由日本人任各署署长的要求。这是要把整个虹口地区的警权夺过去。1935年1月1日，又在虹口公园，又有阅兵典礼，又是日本盘踞在上海的海陆军部队，又有数千名军人在那里耀武扬威，而日本侨民万余人参加，检阅官是新任第三舰队司令百武源吾，典礼指挥则是日本驻沪特别陆战队司令荒木贞亮。1935年1月17日，凌晨，日本驻沪陆战队在虹口、杨树浦一带进行巷战演习，2 500余人参加，荒木贞亮亲自指挥。日本人甚至粗暴干涉中国的报刊言论。1935年6月发生的“闲话皇帝事件”，就十分具有代表性。《新生》周刊于第2卷第15期发表易水的《闲话皇帝》一文，其中提到了日本天皇。于是日本驻沪总领事向上海市府和国民政府提出严重抗议，理由是易水的《闲话皇帝》侮辱了日本天皇，因而可能妨害两国邦交。日本方面对中国政府提出要求：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向日本谢罪；封闭《新生》周刊、没收刊载易水文章的这一期杂志；惩办刊物主编杜重远和文章作者易水；惩办上海中央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的相关人员等。国民政府其时对日本采取忍让政策。政府对日本忍让，广大民众自然会对日本有畏惧之心。1934年8月7日，鲁迅写了《从孩子的照相谈起》一文，其中说，自己的孩子，健康、活泼、顽皮，并不像一般中国孩子那样瘟头瘟脑，接着写了这样一段：
但那健康和活泼，有时却也使他吃亏，九一八事件后，就被同胞误认为日本孩子，骂了好几回，还挨过一次打——自然说是并不重的。这里还要加一句说的听的，都不十分舒服的话：近一年多以来，这样的事情可是一次也没有了。“九一八”后，海婴走在上海街头而被同胞误认为日本孩子，所以施以并不十分难听的骂，甚至并不重的打。把气撒在孩子身上，其实是卑怯的。打骂而并不重，说明内心对日本人深怀恐惧，打骂重了，真惹出事来，那还是吃不了兜着走。但是，虽然是并不光彩的行为，虽然是并不重的打骂，“九一八”之后的那段时间，中国人毕竟还敢于施之于日本孩子。往后，则在街上看见日本孩子，只能躲着走了。从中国人对日本孩子态度的变化，可以准确地感觉到日本人气焰的迅猛增长。置身虹口的鲁迅，对日本军民的横行霸道、暴戾恣睢，躲都躲不开。周粟（邹鲁风）在鲁迅去世后不久发表的《鲁迅印象记》中说，1936年初，他从北平到上海拜见鲁迅。先在内山书店见面，随后离开内山书店去咖啡馆喝茶，而日本人的坦克车一辆接一辆驶过。作者说：“我不得不停了脚步回避，但鲁迅先生却像习惯了似的看也不看的走了过去。”鲁迅之所以对日本坦克看也不看，是因为看得太多了。居住在日本海军陆战队司令部附近，看日本兵的出没，听日本兵叫嚣，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喝完茶——
鲁迅先生站起来拿出一块钱付了茶钱，我们走出上了马路。唐克车没有了，却来了一群日本孩子，嘈嘈嘈嘈的笑着跑着。鲁迅先生指着那边一座灰色的楼房说：
“这是‘一·二八’以后日本新建筑的兵营，这里面的驻兵就可以占领上海。”这个年月，在上海的大街上，在虹口的地面上，成群结队地欢笑着、奔跑着的，一定是日本孩子。而鲁迅能够对日本军队的战斗力做出判断，说明他是对身边的日本部队用心地观察和研究着的。对日本侵略行径如此切身的感受，无疑影响着鲁迅对中日关系走向的判断，也影响着鲁迅对中华民族命运的思考。那时，在中国的官方和民间，都有人对日本心存幻想。他们总以为，日本有可能停下侵华的脚步，有可能在侵华问题上适可而止。他们苦口婆心地劝说日本，晓之以理，动之以情。但晚年鲁迅明白：日本军国主义者是不可能在各种劝告、哀告、警告面前幡然悔悟、放弃侵略野心的。国际社会的谴责、日本国内自由主义者的吁请、中国方面的诸多努力，都不可能让日本停下侵略的步伐，都不可能让日本改变侵占整个中国的图谋。鲁迅的日本友人奥田杏花（就是鲁迅去世后立即为鲁迅制作石膏面模者），在鲁迅逝世后不久写下的悼念文章《我们最后的谈话》中，记述了鲁迅晚年对中日关系的看法。奥田杏花说，那天，他与鲁迅在内山书店相遇，其时，中国正竭力与日本进行外交交涉，试图以外交手段阻止日本的侵略。奥田杏花说：“最近，日本报章开始散布出乐观的论调，然而，我总觉得未许乐观，有时与鲁迅谈起，他也同样地漏出中日时局悲观的口吻。”那天，当奥田杏花又一次问起中日关系的结局会如何时，鲁迅说了这样一番话：
我认为中日亲善和调和，要在中国军备达到了日本军备的水准时，才会有结果，但这决不能担保要经过几年才成。譬如：一个懦弱的孩子和一个强横的孩子二人在一起，一定会吵起来，然而要是懦弱的孩子也长大强壮起来，则就会不再吵闹，而反能很友好地玩着。▲奥田杏花为鲁迅所作之石膏面膜
鲁迅清楚地知道，只有用武力才能迫使日本停止对中国的侵略。这种认识的形成，应该与“九一八”后置身上海虹口地区，因而对日本侵华有十分切身的感受有关。而鲁迅的三弟周建人，也叙述过他与鲁迅的“最后一次谈话”。周建人说，鲁迅去世前筹划的人生最后一件事，是迁离日本人聚集的虹口地区。当鲁迅能够行走时，曾到法租界找房子。周建人说：
我平时星期六晚上常在鲁迅的寓所里，他要买的书就在那时候带去，如果有事情要接头，也可以接头。这一天等到时候已迟，我要回寓时，他又讲起要搬房子，并且非常坚决急迫的说：房子只要你替我去看定好了，不必再来问我。一订下来，我就立刻搬，电灯没有也不要紧，我可以点洋灯。搬进去后再办接火等手续。说了，便拿笔写了“周裕斋印”四个字，下面画了一个方形，一面说：你就替我去刻照样大小一颗印子，如房东要订立合同，你替我代订，就用这个印子，裕斋这号我本来曾用过的。一面套上笔套，又说：裕字好像应该有两点；但刻字店里横竖要写过的，随它去了。遂没有改（他写时左手衣字只点了一点）。第二天即星期天听说他又气喘起来，就在当天夜里（后半夜，天将亮时）去世了。对日本侵华如此切身的感受，毕竟是十分痛苦的体验。鲁迅在临终前，十分急切地要逃离这日本人聚集的地区，也是因为这感受太令人难受了。
初审：宋宇
审核：詹拔群、周吉梅
审核发布：彭玉平、李青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