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ews | 关于国土空间规划，吴志强院士又谈论了些什么？

从人口膨胀到房价高涨，从交通拥堵到环境恶化，从社会分异到公共健康挑战，大城市病困扰着全世界新兴国家的中心城市。在我国面临社会经济转型的关键时刻及构建国土空间规划体系的重要时机，如何解决大城市病，实现城乡高质量发展，是规划学界面临的战略议题。

11月3日，在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吴志强院士出席“大都市区城乡空间规划与治理学术会议暨北京卓越青年科学家计划启动会”，以“全球视角下国土空间规划的理念”为题作大会报告。

生命逻辑

全世界城镇化进程中，214个国家发展的规律十分明显，在城镇化率达到66%时，将出现“体力城镇化”、“智力城镇化”两条不同的发展道路，这对于国家和城市发展的影响是巨大的。

出现转型的国家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发展规律：空间不断延续，需要有空间进行托底。

• 第一次城镇化是体力型城镇化；

• 第二次城镇化是体力型向精细创新的城镇化，这正是北京现阶段所需要的。在此背景下，本次会议应时代而生，充分集中清华资源，来探讨解决中国大都市典型问题的方式。

各个国家在经历城镇化率50％~60％发展阶段时，所面对的挑战是巨大的，例如英国首都伦敦泰晤士河流在19世纪50年代污染恶化；德国鲁尔区在工业化进程发展迅速时候也面临烟雾污染；日本水俣病水污染也曾相当严重。

在解决这个要解决人和人之间的空间的分配的权利的时候，我们不能忘记人整体和自然之间的分配的关系。

蔓延逻辑

现代化的国家一定是有国土空间规划的，是从城市单点开始逐步架构，这在国家空间规划管制体系中是非常重要的步骤。

德国从城市单点开始建立法规和体系，最后完成全国的空间规划体系，法律体系的架构是在不断迭代中向前推进。

城市化发展到50%-60%时，各种问题开始在城市中爆发，而后逐步构架实现可持续发展。

美国第一届全美城市规划会议于1918年在华盛顿召开，第一部ZONING法规在1916年出台。1917年美国规划师协会诞生。从城镇的区域向上发展到州到国家，向下至镇至乡至村，这个过程不断向前推进。

北京实际上是一个区域，北京的城市规划与区域规划合二为一。

城市规划是一个国家空间规划的先导，是一个国家空间规划的点状发源。国土空间转向自然资源是一个过程，也还将继续发展，整个国家的空间体系底盘整体进行规划、运行、管理的可持续。

永续逻辑

空间背后的经济、社会、生态三者之间转型交互是最重要的。

社会问题，用经济和生态来解决；生态问题，用经济和社会来解决；经济问题，则通过社会和生态来解决。

在经济下行的背景下，北京的经济靠什么？假如所有青年人都无法承担北京的房价，城市是没有未来的。放眼2050、2060，青年人决定城市的活力。北京能否带动京津冀，能否在世界十大区域中保有位置，“青年住宅”这一点是至关重要的。

经济、社会、生态这三支力量不是平行的，而是相互转换，互为支撑的。空间规划的水平就在于三个相位活力的搭接水平。

四维逻辑

时间维度是非常重要的，专家应该联合起来，共同为城市的可持续发展作出贡献。

大家曾经以为发达地区的城市不会继续扩张，但事实上以巴黎、纽约、新泽西为例，城市区域仍在不断扩大。城镇化到了一定程度，城市并不会处于饱和停滞状态，北京也是如此。

腰部逻辑

“自上而下”的规划与市场经济的“自下而上”的搭接还有提升的空间。

例如，青年住房问题。青年人找房的决策是个体行为，但是规划是自上而下的配置。“个体行为”与“自上而下配置”之间的“腰部”搭接是极其重要的。

欧洲青年住宅以合作社的形式，国内青年恰恰需要这种“腰部”的连接。

德国的“腰部搭接”有非常多案例，例如勃兰登堡州和柏林的规划中，同时完成“州”和“市”两个层面的规划。同时空间策略的制定，给予不同百分比的审批权，将市场与规划紧密结合。

空间规划有五大家族：

第一家族：上下平衡制度。

第二家族：中央集权。

第三家族：底部决定。

第四家族：更加关注公众参与，阶层等级差异小。

第五家族：完善的空间规划法律法规体系，特有案例法评判体系

在以上五大规划家族的基础上，架构适应中国的空间规划体系。

英国在1850年城镇化之后，首先面对污染问题，而后就是住宅问题，最后是城乡问题。

当前就处于污染之后的住宅问题阶段，再走向城市管制问题。住宅是保证城市永久活力最重要的一个因素。

图文与编辑：孟丹诚  何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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