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的治疗要高于诗的拯救

臧棣飞地Enclave 2021-07-03

诗人的孤独和诗的孤独，还不是一回事。日常生活中，很多诗人谈及的孤独，听上去更像是一种文化撒娇。

诗和孤独

诗的孤独，既是一个生命事件，又是一个文学事件。在现代社会中，诗人和公众的对立，让诗人感到孤独。诗歌的地位在现代社会中的衰落，诗的文化角色的边缘化，又加深了诗人的孤独。但某种程度上，这还只是生存意义上的诗人的孤独。这种孤独，虽然很烦人，但毕竟还是容易克服的。比如，只要协调好自己的世界观，诗人的孤独很可能看上去就不过是一种情绪现象。

诗人的孤独和诗的孤独还有很微妙的差别。诗人的孤独和诗的孤独，还不是一回事。日常生活中，很多诗人谈及的孤独，听上去更像是一种文化撒娇。这种诗人的孤独，也许把它看成是个人修为的缺陷更合适。诗的孤独，涉及更深刻的生命的审美感觉，以及文化的命运。古人讲诗言志。用现代的话说，诗关乎一种根本性的生命欲求。这种欲求，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参与了对人的生命形象的自我定义。换句话说，诗是一种核心的生命技艺。从这个角度讲，诗其实是一种秘密的知识。诗是我们的一种灵知现象。但，倘若我们环顾一下现代社会对诗的态度，我们就会感到隐隐的愤怒。在现代社会中，世俗的偏见，加上现代的功利主义，不断对诗歌妖魔化，这种妖魔化不仅从公共舆论方面加以实施，而且从日常的文化感觉方面恣意丑化诗和生活的关系。我将这种情形看得很严重，也深感愤怒。对我来说，这等于从生存的机遇上剥夺了人们的自我觉醒的可能性。

诗和日常性

诗和日常之间的关系，其实很微妙，也有很多褶皱。从根本上讲，这种关系涉及的是诗歌的想象力和文学的经验之间的自我协调。但这个话题，在当代诗歌语境中，又牵涉到很多复杂的诗歌背景。比如，诗人对日常性的回归，是和20世纪80年代整个当代诗歌对以往的政治抒情诗的反思联系在一起的。20世纪80年代之前，当代诗的模式受政治抒情诗的影响，越来越趋向主题的空洞和语言的虚假。诗的主体性也变成了一种崇高的假面。这种局面，不仅年长的诗人感到厌恶，年轻的几代诗人，比如第三代诗人，也感到深深的厌烦。所以，从诗歌的发展线索看，当代诗对诗的日常性的展现，具有一种回归的趋势性。诗人的写作从诗歌和日常经验的关联，找到的不仅是一个突破口，而且随着不同诗人群体的迅速参与，诗的日常性也演变成了当代诗的一个最具有活力的源头。可以这样讲，诗的日常性，是当代诗歌话语转型中的一个高效润滑剂。

事情发展到今天这一步，我觉得，我们对诗歌和日常性的关系，也要有一个新的警醒。比如，我从来就不赞成在诗和公众之间，使用诸如“回到”这样的措辞。如果我们确定诗歌真的来自“公众”，那么，使用“回到”还勉强可以接受。但正如俄罗斯诗人阿赫玛托娃讲过，就来源而论，诗来自垃圾。从文化原型的角度看，阿赫玛托娃的说法，也有启发性，也很有震撼力。它特别适用于我们对现代诗和现代社会之间的渊源关系。在这种情形下，我们就不能使用“回到”。

另一方面，与其说——诗需要回到公众，不如说——公众更应该回到诗。诗，从生活的日常性中获取了很多素材，也获得了很多新鲜的灵感，诗的日常性也可以算得上是一种诗的活力，但是，我觉得，如果仅仅把日常性定义为诗的追求的一个单向度的对象，这就很有问题。这实际上限制了诗的经验的来源。诗和日常性之间的关系，从根本上讲，是一种相互间的加深关系，而不是一种互为源头的关系。诗的日常性，不是诗的想象力的来源，也不是诗的想象力的终点。从文学的现代性的角度讲，诗人回避日常性，肯定会构成一种很大的自我损害。但如果片面强调诗回到日常性，也会构成一种很深的想象力的内伤。

就对象而言，诗和日常性之间，其实也可以是一种彼此之间的相互发现的关系。诗，通过日常性这面镜子，能看到自己更为丰富的形象。日常经验，日常感觉，也可以通过诗的眼光，加深它和人的生命之间更为细致的联系。就诗和生命之间的表达关系而言，我倾向于将诗的日常性看成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角度，某种意义上，它也可以说是一种非常根本的角度。但必须指出，它绝不是唯一的角度。目前，在谈论诗和日常性的关系方面，好像存在着一种过于专断的诗歌氛围：一个诗人假如在诗的表达中不够凸现日常性，就被讥笑为“不接地气”。这样，弄来弄去，“接不接地气”仿佛成了判断诗歌好坏的一种尺度，就把当代诗的格局弄小了。

诗的好坏

从诗歌文化上讲，对诗歌的好坏的判断，在本质上，一定是基于个人的。作为一种诗歌情形，这可能很糟糕。因为它容易耽误事情。比如，我经常听某些人嘚啵，奥登写得也没什么呀。也就是说，任何时候，判断一首诗的好坏的时候，我们置身于其中的智力情形，是很危险的。另一方面，尽管存在着很大的麻烦，但某种意义上，这种顽固的个人角度，也体现了诗和人类的关系中最有趣的部分。

如果我们的判断力足够精准，并能保持一种适度的张力视野，尽可能接纳不同风格的诗人，我们也会节约很多高贵的文学时间。所以，诗人和读者，都必须不断磨炼他们对诗歌的判断力。从我们对诗的误解中获得新的理解，这肯定是一种新生的方式。

诗可以教吗？

和很多诗人的直觉不太一样，我本人喜欢从事诗歌教学。这多少是一种挑战，一种积极的尝试。诗可以教吗？很多人认为，答案是明摆在那里的。但我觉得，这是上帝才知道的事。也许，根本就没什么答案。诗可以教吗？对我来说，这首先是一种生存的原始情境。一旦进入其中，我们需要追问的是：什么是诗？什么又是教？在什么样的观念中，诗是不可教的？在什么样的观念中，诗可以不可以教？完全不是一个问题。在诗和诗的教授之间会发生哪些故事或意外？在什么程度上，诗是不可以教的？在哪些方面，诗是可以通过教来触及的？所以，诗可不可以教，其实，是我们在生活中遇到的一个故事。如果可能，我想慢慢地享受这个故事，我并不想急于知道它的答案。我的想法是，一旦我们进入到这样的情境中，相互启发，偶然的觉悟，意外的惊喜，会让诗和个体生命之间的联系变得更细致，更有趣，更丰盈。这就够了。

诗的高贵如何可能

或许，最理智的做法就是比以往更明确地承认，诗是一种高贵的疯狂。

诗和高贵的灵魂之间的关系，不一定就那么明晰，甚至很可能是暧昧的。李白是大诗人无疑，但李白的诗中偶尔会含有杀意。所谓“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按庸常的伦理尺度，人一动杀机，就谈不上“高贵的灵魂”。诗是一种非常高级的东西。之所以非常高级，可能兰波的想法——我是一个他者，最能触及这个概念实质。因为诗，我们对生命有了另外的想法。我觉得，这已是诗的莫大的荣耀了。诗可以激发人们追求生命的高级形态，但它不对心灵的恶俗负责。

我们的时代缺乏歌德。我觉得某种意义上，这可能是件好事。缺乏歌德，并不代表我们时代的写作水准就低下；不代表我们写出的诗，就一定不如歌德。在这个地球上，可能只有一件和写作有关的事是真的，即因为运气的问题，我们只可能写得比莎士比亚差点。除此之外，从原则上讲，我不觉得我们写得比谁差。但莎士比亚真的有“高贵的灵魂”吗？所以，我宁愿设想，诗与高贵的灵魂之间的关系是一种非常特殊的关系，它不会太普遍。读泰德·休斯的诗，希尼的诗，保罗·策兰的诗，曼德施塔姆的诗，我觉得我能从他们的表达中辨认出高贵的灵魂。但某种意义上，里尔克写得同样出色，我却很难辨识出高贵的灵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