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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50年前的年轻人比文艺,你不配

小新同学 有间大学 2019-03-04


“日复一日我的爱情在增长,这是自然造成的结合,是天真烂漫的形象,像阿菲理同与阿斯达黛一样。”


阿菲理同与阿斯达黛的兄妹之恋,出自孟德斯鸠《波斯人信札》第67篇。要是细问一个年龄30岁以上的中国人从哪儿听来的这两个拗口名字,答案八九不离十——


《我爱我家》里贾志新妈妈的日记。上文这句半吊子情诗,便是老太太1962年在老家与表哥重逢时的即兴之作。


图/《我爱我家》


作为一部现象级电视剧,《我爱我家》中类似的神来之笔俯拾即是。从京韵大鼓资深艺人老和同志的“女大九,手拉手,革命路上一起走”,到贾志新的“小本生意”文化衫,这些处在计划经济与商品经济时代分界线上的人物形象在今天看来“老土”,但对于当时绞尽脑汁“起范儿”的文艺青年来说,简直是浑然天成的教科书。


《我爱我家》首播的1993年,离持续引起网民狂欢的“文艺标准大讨论”还很遥远。但充满文艺气息的生活方式从未缺席。


伴随着经济的发展与社会的转型,它在俗与雅、精英性与大众性、集体与个体的摆动间形成一种微妙的平衡,而贯穿始终的,是对丰富、独立、有尊严的精神境界的向往。


文学、爱情、电影,几代文艺青年的三大生命线。

图/《一一》


 

1949—1977:新启蒙时代


1953年冬天,19岁的王蒙每周都要去什刹海冰场溜冰。


那些日子,他沉浸在“大规模、有计划的经济建设拉开序幕”的昂扬情绪中,但这种昂扬情绪更直接的来源是初恋的降临,以及《青春万岁》的发表。


冰场的大喇叭里传出苏联庇雅特尼斯基合唱团演唱的《有谁知道他呢》,起伏摇曳,如横空出世的青春一般天真灵动,锐不可当。


在那个时代,苏联范儿是日常生活中大部分浪漫细节的来源,与如火如荼的建设热情并行不悖:工装背带裤与布拉吉成了漂亮女孩的一体两面;工人们拧开职工浴室的热水阀门,口哨声在氤氲的水汽中蒸腾,往往是《山楂树》或《喀秋莎》的旋律;昔日征战南北的军人、干部,伴着电唱机里的《在满洲的山岗上》《阿穆尔河的波涛》学起交谊舞……


广场舞的过去式,不就是青春的圆舞曲嘛。


在这些细节勾勒的美好愿景中,祖国辽阔伟大,“没有别的国家可以这样自由呼吸”,为之战斗献身时,也总有爱人相伴左右。


半个世纪后,王蒙在散文集《苏联祭》中回忆起自己听说中苏决裂时的心情——“那种撕裂灵魂的痛苦,甚至超过了处决我本人”。


时局动荡,但中国人的文艺生活轨迹却没有就此断片。革命样板戏与“两报一刊”之外的世界,赋予年轻人偷食禁果的快感,对于他们中的“盗火者”而言,则是打开“新启蒙时代”的那把钥匙。


70年代初,上海静安区饮食公司红旗机修厂工人吴亮常常装病躲在家里看书。彼时,大量“破四旧”的“漏网之鱼”在年轻人当中流传,“四条汉子”之首周扬翻译的《安娜·卡列尼娜》得包上《联共(布)党史》的书皮才能传阅,而为了尽快看上热门的外国文学名著,还得采用先借下册再借上册的“错峰”手段。这些“漏网之鱼”,是吴亮后来走上文学批评道路的基础。


图/《安娜·卡列尼娜》


1200多公里以外的北京,逃离下放点的知青彭刚和后来以“芒克”之名进行诗歌创作的姜世伟跳上南行的火车。他们在信阳和武汉两度被赶,身无长物时,彭刚让姜世伟用仅剩的五分钱洗把脸,出街行乞,后被遣返回家。促使他们踏上流浪之旅的,正是凯鲁亚克的《在路上》。


当时以“黄皮书”形式存在,供机关、研究单位交流批判的“内部读物”,包括《等待戈多》《局外人》《厌恶及其他》等,至今仍被文艺青年奉为圣经。


彭刚更为出名的身份,是青年画家以及铁道部宿舍文化沙龙的座上宾。据朦胧派诗人田晓青回忆,在北京13路公交车沿线,这种以唱歌、读书、看画展、诗朗诵为由头攒起来的地下聚会不胜枚举,这些派对的主持者,家中大都“有些来头”。


图/《等待戈多》


画家张仃之子、诗人张郎郎,就曾模仿马雅可夫斯基剃光头、穿军衣、腰缠电线,曾把装着披头士磁带的录音机拿到颐和园的船上播放,称此为“霍查(阿尔巴尼亚总统)他父亲村里人唱的”。


而追随这些派对而来的,是1978年诞生于东四十四条76号的《今天》杂志,对于已经拉开帷幕的历史巨变,创刊者北岛那句“我——不——相——信”,即将成为振聋发聩的回答。


图/《波兰来客》


 

1978—1988:美的历程


聊了会儿法国文学,3点半了,说,留下来可以,非常感谢,但是最好还是走回去。停下来,又讲了讲人文主义的起源,3点45分了,就说,怎么着都得留下来了。这时候,就讲到美国前卫小说家亨利·米勒,再讲到他的情人阿娜伊斯·宁,这才有了点儿性的感觉。可那时候我已经晕了,困得跟个孙子似的。”


2005年除夕,出版商妞妞在女友们的哄堂大笑中还原了老公二十多年前“拿下”自己的那个夜晚,她不紧不慢地吸一口烟,表情戏谑。


这是电影《无穷动》中的一幕。本色出演妞妞的洪晃,正是一名“高干子女”和“前文艺青年”。


图/《无穷动》


1978年,此前遭禁的35种中外文学名著重新面世,上海新华书店南京西路门市部的玻璃门、玻璃书柜全被读者挤破。


在北京,有市民为了排上队,裹着棉被等了整整一夜。时为北京医学院口腔系学生的作家止庵抢回了《鲁滨逊漂流记》《莫泊桑短篇小说选》等名著,在那之前,他主要靠阅读《毛选》注释弥补自己的阅读欲。而他钟爱的卡夫卡,即将和博尔赫斯、米兰·昆德拉等西方现代派作家一道,在中国青年间掀起模仿创作的热潮。


1985年,批评家张柠在上海“抢购”了一本“畅销书”——柳鸣九编选的《萨特研究》。被“苍蝇”“死无葬身之地”之类“狠劲儿”十足的标题震撼之后,张柠自觉书中文本晦涩难懂,只好模仿插图页中萨特叼着雪茄的姿势,拍了张抽烟照。


法国哲学家萨特经典pose。


按照画家钟鸣的说法,年轻人对萨特不太了解,甚至不知道他长什么样,“但都拿他壮胆”。他们频繁使用“向死而生”“上帝已死”“存在先于本质”等拗口的哲学概念,就着其中隐隐浮现的宏大意象,勇敢而豪迈地谈理想,谈人性,谈存在之困。


几乎在同一时期,中国社科院门口常会出现来自地方的中学教师、工厂学徒、小报记者,他们夹着用来记录谈话内容的小学生练习册,请求“与丁学良讨论问题”。


学者丁学良所在的“走向未来”丛书编委会,与“中国文化书院”“中国:文化与世界”两大编委会各领风骚,《美的历程》《第三次浪潮》《兴盛与危机:论中国社会超稳定结构》等图书被无数并不具备学术背景的普通人掖进枕边、夹进公文包、扔进自行车篓。


1981年,要考大学的青年,在天安门广场借着路灯读书。图/凤凰网/刘香成


对于他们而言,这些思想争鸣直接指向的“五四”以来一直困扰中国人的元命题——本土与西方、传统与现代、保守与改革、主义与问题——实在太过艰深。但在这历史三峡的水流湍急处,他们为自己的在场深感荣幸,也绝不愿缺席。


文学与哲学、阅读与思考,在集体主义时代残留的“从众效应”作用下,就此“飞入寻常百姓家”,幻化为中国人文艺生活史中一道奇特的风景线。


这道风景线上不再有张郎郎、郭世英那样遗世独立、几近完美的主角,但对知识的渴望,对美的痴迷,对终极关怀的景仰,却使得每个个体都散发独一无二的灵气与精彩,并最终汇聚为大写的“人”字,成为那个时代鲜亮的底色。


阅读,每个人都在阅读,时刻离不开阅读。

 


1989—1999:阳春白雪与下里巴人


1999年,作家王朔在《中国青年报》发表了《我看金庸》一文,将金庸小说、“四大天王”、成龙电影、琼瑶电视剧并列为“四大俗”,“并不是我不俗,只是不是这么个俗法”。


从被划定为“黄色歌曲”的《乡恋》与《何日君再来》,到因为“跳贴面舞”入狱的迟志强,在改革开放初期的岁月里,流行文化一直背负恶名,接踵而来的批判直指原则与路线问题。


及至1992年邓小平发表南方讲话,市场经济浪潮席卷全国,赚钱的机会一下子多了起来。与“发展才是硬道理”对应,口袋里的钞票与当下的快感,被当时的国人摆到了首要位置,甜蜜而柔软的生活成为他们最迫切的需求。


爱听粤语歌的那些人,他们都老了吧。


“庸俗”也好,“拜金主义、享乐主义”也罢,这些大帽子并不能阻止他们满怀热切地奔向“天王巨星”营造的花花世界。在此过程中,那套严肃、坚硬、崇高、追求宏大叙事的话语体系,开始被港台流行乐、好莱坞大片解构。


《我爱我家》里,当被电视台记者问及见义勇为时想到了什么,“资产阶级阔少作风十分严重”的贾志新回答:“我想起董存瑞,炸碉堡,就像冬天里的一把火;邱少云,焚烈火,熊熊火光照亮了我。”


《甲方乙方》里,英达扮演的“巴顿迷”书商,一边对着解放战争时的南京地图指点江山,一边驾轻就熟地用译制片配音腔体恤下士:“哦,现在还不行,汤姆,等打败了德国鬼子,我把新汁儿西(新泽西)的牧场送给你。”


“新什么西?”--“新汁儿西”图/《甲方乙方》


对于大学生而言,被划入“托派”还是“毛派”无关信仰,只取决于你下课后是刷托福还是织毛衣。贴在宿舍床板上的张曼玉、钟楚红海报日复一日地见证麻将碰撞的喧嚣,见证熄灯后照在“闲书”上的一束电筒光,那方狭窄的明亮中,丐帮帮主乔峰正在聚贤庄血战,无数痴男怨女正用“山无棱,天地合,乃敢与君绝”起誓。


与80年代的前辈相比,他们心中的摇滚乐不只是像一把刀子,还得有窦唯《艳阳天》的闲适悠远、郑钧《灰姑娘》的铁汉柔情。


他们心中的文艺片不只有《红高粱》《盗马贼》那样爆棚的男性荷尔蒙,还得有张国荣雌雄莫辨的回眸一笑、王家卫最擅长使用的迷离光影。换言之,思想性要有,但感官体验更重。


Days of being wild. 图/《阿飞正传》


当一批作家、学者被冠以“明星”之名横空出世,当《还珠格格》的爆红将“小燕子”赵薇推上2000年春晚主持的位置,什么是“阳春白雪”,什么是“下里巴人”,什么“严肃”,什么“不入流”,都已经很难用明确的标准界定,正如在90年代初期的“人文精神大讨论”中,受到批判的恰恰是王朔本人和他的“痞子文学”。


重要的是,对于每个平凡个体而言,90年代以来越发多元化的价值观,给予他们选择的权利。


他们可以设计自己的生活方式,无论是拥抱诗歌、哲学还是在演唱会后台拥抱自己的偶像,这都只是生活的一个维度,而不是生活的全部。

 

 

本文首发于《新周刊》第525期

撰稿 | 卢楠

编辑 | 秋裤

排版 | 阿明

* 未标明出处图片来源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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