抑郁30年，她如何从自杀未遂到渐别阴霾
一位患病30多年的妻子，在丈夫爱的庇护下，坚强地存活至今。什么是抵抗抑郁最有效的良药？答案是：陪伴与扶持的亲人之爱。
撰文/ 张进「著名媒体人，谷雨特约撰稿人」
支持/ 谷雨计划 腾讯公益
本文作者张进六年前患重度抑郁，病愈后开始研习精神健康问题，先后出版了《渡过：抑郁症治愈笔记》、《渡过2：接纳是最好的治愈》。2015年创办了精神健康公号“渡过”。2017年，在全国范围内启动抑郁症患者寻访计划，完成新著《渡过3：治愈的力量》。《渡过3》由谷雨计划支持，本文即摘选自该书。
“我已经老了。有一天，在一处公共场所的大厅里，有一个男人向我走来。他主动介绍自己，他对我说：‘我认识你，永远记得你。那时候，你还很年轻，人人都说你美；现在，我是特别来告诉你，对我来说，我觉得现在的你比年轻的时候更美。那时你是年轻女人，与你那时的面貌相比，我更爱你备受摧残的容颜。’ ”
这段话，出自杜拉斯的《情人》。它是如此有名，应该不需要我做任何介绍了。2017年5月，坐在去往西北边陲的绿皮火车上，想像着此行的采访，我脑海里涌过这段话。
促使我开启这段行程的，是我收到过一封信，来信者凌寒，一位有着30年病史的双相患者。她家在靠近中蒙边境的一个小县城，通过微信找到我后，似乎找到了依靠，每天都发信息汇报病况。我有一搭没一搭地回应着。她看我经常在朋友圈发照片，就把她拍的发给我看。我偶尔评点几句，她居然很有进步。我觉得她有点艺术感觉，随口建议她：用手机拍总差点意思，换个相机吧，哪怕几百元的傻瓜相机都比手机更好用。
几天后，她告诉我，相机买了，是松下的微单。这个款式2.3万元，我曾经看上但没舍得买。我问怎么买这么高级的？她说她对老公说想买一个相机拍照，老公专门跑市里给买来了。她不知道值多少钱。
“你老公对你真好！”我由衷赞叹。
没想到这句夸奖刺激了她。她后来非常正式地给我写了一封信，原文如下：
“张进老师您好，我曾经怨恨过，怨恨自己不该来到这个世界，自已是多余的。没有对父母尽到做女儿的孝心，不是一个称职的妻子和母亲。爱人又当爹又当妈，女儿的所有玩具和饰品都是爱人所买，作为妈妈我内心一直内疚和惭愧，甚至连顿可口的饭莱也没给女儿做过。婚前自杀未遂两次，不愿意拖累爱人，因为他是个大善人。婚后无数次复发，想死，为了这个家没有付诸行动。还有对爱人的不舍，对老父亲、母亲的不孝。如果把人的一生看作一杯有泡沫的咖啡，那些心理健康的人一辈子只是浅尝了杯口的泡沫，我是饮尝尽了生命杯中的每一滴……”
这封信磕磕巴巴，但我能懂。她称老公是“大善人”、“又当爹又当妈”，直觉告诉我其中一定有故事。我决定走一趟。
“咣当、咣当”，在久违的声响中，茶炉“吱吱”冒着热气，乘客们歪着脑袋昏昏欲睡，列车员在值班的小隔断里无聊地望着窗外。绿皮车载着我，掠过无尽的荒漠，抵达这个小而偏僻的县城。
先把故事梗概写在这里：一位患病30多年的妻子，在丈夫爱的庇护下，坚强地存活至今。
结论也很鲜明——什么是抵抗抑郁最有效的良药？答案是：陪伴与扶持的亲人之爱。
30年前，两次试图自杀未遂
绿皮车在站台上停了两分钟，一声长鸣，又开走了。白色的蒸汽消散后，站台上只剩我一个人。我四面张望，一抬脚出了车站。凌寒和她老公已经等在那里。
凌寒今年48岁。女人到了这个年纪，又被疾病折磨了30年，我没敢去想像她的样子。一见面，毫无准备地，我眼前一亮：白皙的皮肤，一袭黑色的风衣，搭配红色的围巾；高挑的身材，束着腰，面容姣好，岁月和疾病没有在她身上留下太多痕迹。倒是她的丈夫，大大咧咧，穿一件夹克，敞着怀，脸色黑红，粗壮结实。很朴实的一条西北汉子。我突然明白她老公为什么对她那么好了。
我是带着长途旅行后的轻松出站的，还有些兴奋；凌寒的表情却很凝重。和在网上话痨不一样，她略带矜持地和我握过手，一转身，哭了，哭得很凄惶。她丈夫（这时我已经知道叫小武）不知所措，赶紧劝慰；我示意他别管，让她哭。我很理解：抑郁症患者的内心，即使身边最亲近的人也是无法彻底进入的。她见到我，仿佛在敌占区见到同类，当然喜极而泣，又悲从中来。
小武跑前跑后，安排我到宾馆住下。凌寒这时不哭了，她让小武去上班，说要单独和我说话。她说话很慢，一句一停顿。她解释说，因为多年脱离社会，已经不会说普通话了，为了接待我，专门在家里练习了好几天，请我原谅。
在叙述的时候，她并不看我，自顾自地说，眼神迷茫，仿佛灵魂已经飘越到很远的地方。
我是在农村长大的。我们那半农半牧，我家在农区，是汉族。我有六个姐姐，一个哥哥，是一个大家庭。小时候家里很穷，不过我在家里最小，没受过什么苦。
现在回忆，我很早就抑郁了。我从小学习好，是全家人的骄傲，一大家子都宠我，可我没高兴过。上初中时，我特别喜欢语文老师和英语老师，到了初二，两位老师突然调走了。别人都没什么，我觉得天塌了，难受得不行。
后来上了师范，抑郁就很明显了。那时没有死的念头，就是觉得活着麻烦，没意思。本来正是青春花季，却觉得活得那么难。伤春悲秋，树叶飘下来觉得凄凉，同学们叫我林黛玉。
我学的是美术。第一次上写生课，老师让我当模特儿，坐在凳子上给大家画。全班那么多双眼睛盯着我，我恐惧极了，手足无措。
那时心很重，承受能力特别低。有一次开文艺晚会，老师让我当主持。我太紧张，报幕时把两个同学的名字报错了。我哭了好几天，觉得是奇耻大辱，不能原谅自己。
师范三年级，下乡实习。我恐惧讲台，夜里怕得睡不着。元旦晚会，每人都要出节目，同学们都兴高彩烈，只有我早早逃走，因为害怕别人请跳舞。我讨厌自己的逃避，觉得活着是多余的。同学们都说我性格内向，毕业纪念册上，一位老师给我留言，“愿你在沉默中爆发”。那时不知道这是病。
毕业后，分配到邻村小学，小武已在那一年了。我比他大一岁，但我上学晚，又复读过一年。我一到学校就很受欢迎，追求者不断，小武是其中一个。有一个男的，好象是乡干部的独生子，没正形，经常送我名信片、笔记本，里面藏着贾宝玉林黛玉的画片。他爱唱歌，经过我身边就流里流气地唱“我爱你，心爱的姑娘”，我很怕他。
小武和他们不一样。别人请我吃饭、跳舞，小武是替我上课。他知道我有讲台恐惧症，一看我不行了，就主动替我上课，给我救急。有时候带我到河边走走，也不多说话，就是陪着。看我心情不好，安慰我说，我是性格问题，磨练磨练就好了。哪知道一直没好呢？
就这样相处了一年，我觉得他踏实可靠，慢慢接受了他。又过了一阵子，和他订婚了。
我是被他感动才订婚的。我不想结婚，从没觉得结婚是好事。自己病歪歪的，结了婚多拖累人家。还要养孩子，面对公婆，我承担不起这个责任。
婚期近了，我压力越来越大，悄悄攒足安眠药，想着在结婚前把自己结束。我怕我死了，家里人找小武的麻烦，就写好遗书，说明是自己想死，和小武无关。
正准备吃药，姐姐带孩子来家里玩，我赶紧把药瓶和遗书塞枕头底下。孩子和我打闹，不小心把遗书翻出来，药瓶滚到地下。姐姐吓坏了，也很奇怪：人这么漂亮，工作又好，男朋友又好，为什么要自杀呢？全家也知道了，把我看得紧紧的。
暑假后开学，面对学生，我不敢上讲台，还是小武替我上课。我请了三天假，在宿舍躺了三天。到了第四天，下定决心，还是死吧。我一个人来到河边，那天是周一，一个学生在河边背书；然后又一个羊倌来放羊。一个上午，来来往往人不断，一直没有机会跳河。
就这样耗到下午两点多，我还在河边来回走，这时我姐和小武来了。原来吃中饭我没在，全家人慌了，到处乱找。后来还是小武想起他经常和我到桥墩这，就过来看看。
看到亲人，我哭了。小武也哭了。他问我：“你是不是对我不满意？实在不满意就算了，我还一样对你好。”我哭着说，不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啊。
就在河边，小武对我说：“不管你为什么这样，结了婚，我会一辈子对你好的。”
这一句话，拖累了他30年。
病了十几年，才知道这叫“抑郁症”
凌寒说到这里，沉默下来。她的最后一句话，让我脑子里浮现出这篇文章的标题——《三十年的承诺》。我觉得就是它了。
我告诉凌寒，现在大家都明白，无缘无故、长时期的情绪低落，就是抑郁症的症状。但那个年代，谁能知道？你那么小，就高兴不起来，恐惧、害怕，很可能你的病是内源性的，这和你，和你的原生家庭、社会环境，没有太大关系。
“这样想，你也许可以少一些怨悔。”然后我继续问：“后来你的病怎么样了呢？”
凌寒继续讲了下去。
这年冬天，我们结婚了。婚都结了，我下决心好好活下去，听小武的话，不再自杀。
学校是呆不下去的，总不能天天让小武代我上课吧？只好辞职。后来我在亲戚开的店里帮过忙，还是干不长，又辞了。从此再没有上过班，就缩在家里。
越往后，病越来越重。整晚失眠，最长持续三天三夜没合眼，整个人好像罩在一个大罩子里，头重脚轻，脚底像踩棉花。脑子里似乎有根弦，越绷越紧，马上就要断了。吃饭味同嚼蜡，拼命咽下去，立马又吐了出来。心慌，害怕，头晕得不行，整天赖床，只有呆在床上才觉得安全。
最害怕的是见人，现在知道这叫“社交恐惧症”。见生人还行，一碰到熟人，赶紧躲。偶尔出门，要带帽子，带口罩，把自己严严实实套起来。
最严重的时候，连小武和女儿都不能对视。有好几次就是因为不得不应酬，一紧张，病情复发了。有时候在家里都不敢有动静，怕邻居知道我在家。
有一次回娘家，在厨房做好饭，就是不敢往桌上端。当时餐厅只有老父亲老母亲，怕什么呢？我在厨房哭了半天，深吸一口气，鼓起勇气把饭菜端到桌上。连父母也不敢看，赶紧吃完就跑回家，边跑边哭。
后来有了女儿，负担更重了。带女儿过十字路口，那会没有红绿灯，街上一辆车接一辆车，我在路边站好半天，都过不去。每次我犯病，我都会对小武说：“小武，我不想给武湘当妈了。”我没敢看他的表情，他说：“不要瞎说，不要瞎说。”赶忙岔开话题。妈哪能说不当就不当呢？我只是觉得承担不起母亲的角色。
最不能原谅自己的一件事情是，有一次女儿在学校突然晕倒，人事不省，下巴磕了个大口子。班主任通知到我，我状态不好，不敢去。小武当时在乡下，骑车40里路赶回来，女儿已经被送去医院，下颌缝了九针。我心如刀绞，一个人在家里嚎淘大哭。女儿生死关头，我选择了逃避，我配做母亲吗？又想起女儿小时候参加文艺会演，其他孩子都是家长给换服装，女儿的服装是老师换的。还有一次，女儿说，同学家长帮她梳头。这些事，孩子说一次我哭一次，好像有一把刀往心口扎。
小武和女儿还是挺体贴我的。有一个夏天，我在家躺着，父女俩在外面晒衣服。听到小武说，你妈爱整洁，爱干净，咱们把衣服洗了，把地拖了，家里收拾利索了，你妈就不烦了。女儿说什么我没听清。当时我泪流满面。
女儿高考成绩不错，本地第二名。我们这里时兴贺大学，就象结婚一样。如果我状态好，一定要贺的，可我没法参加，不去自责，去又不敢。小武说了，我们不贺了，节约点钱。其实还是贺了，是去他老家贺的。父女俩的保密工作做得太好，后来我在垃场桶里发现了撕碎的请客名单。我哭着说：我家姑娘，是不是没娘，你娘死了？他俩一个劲安慰我。
好在我这个病是间歇性的。好几个月，坏几个月。坏的时候，在家躺半年，恨不得连气也不喘；慢慢缓过来，又能正常生活一段时间。小武和女儿也习惯了，不当是个病。
终于有一天，我们才知道这是一个病。大概是1999年，小武家一个亲戚，因为酒精依赖，去外地大医院治疗。回来后对我们说，他听说有一种病叫“抑郁症”，和我的情况很像。
听了这个话，我号啕大哭。这都十几年了啊！好比在黑暗中看到了光亮，第二天一早，小武就带我上路去治病了。那时我们也不知道抑郁症是个啥，只知道是个不光彩的病，偷偷摸摸的，对外就说去看心脏病。
从1999年直到现在，10年时间，我一直在治病。从地区医院，到省城的医院，到北京的医院；从西医到中医，到心理治疗，到民间各种偏方，跳大神，都试了个遍。
第一次看病，是在巴盟的五原市，哪家医院记不清了。是个四十多岁的男医生，开的药是马普替林片。这是第一代抗抑郁药，现在早淘汰了。
也住过院，光包头的内蒙三院就住过两次。第一次去，过了两道铁门，进入走廊，到处是酒精炉，还有其它灶具，是病人家属做饭用的。整个楼的窗户用铁护拦封着，真像监狱，就差有铁丝电网和狱警来回踱步。
我那间病房有四张床。两张空着，另一张床边上站着个女娃娃，瘦瘦高高的，见我们进来，立刻把头低下去。旁边是母亲守着她哭。年龄这么小就住精神病院，我鼻子一酸，眼泪在眼眶里打转。还看见一位男士，摇摇摆摆地走路，傻笑着，遇见护土拍一下人家的肩膀。估计这类人没有自知力，也不怎么痛苦。
有一次，正躺床上打点滴，忽然听到走廊里闹哄哄的，有人大声哭喊，“嘣”的一声，摔倒了。接着听到一位女大夫的声音：“捆住！快用绳子捆住！”我不忍心听下去，小武以为我害怕，赶紧说：“别怕，有我呢。”我很难过，又觉得心里暖暖的。
那几次住院，都是小武陪我。每天拉着手带我走路，早上用热毛巾给我擦脸，晚上用热水给我洗脚，没一点不奈烦，反倒说他对我很有用。
后来还做过心理咨询。那时不知道什么叫心理咨询，听说有用，傻乎乎做过很多次。第一次是在市中心一个楼上，有600元、800元、1200元三个价位，我挑了个600的。我们一家三口都去了，医生让我在一张纸上画人、鸟、房子。画完问小武和女儿，会不会做饭？厨艺如何？不知道为啥问这些。问完放音乐让我闭上眼睛听，听着听着我都快睡着了。过一会医生回来，让我每天用普通话朗读课文，经常对着镜子自己夸自己。治疗就结束了。
2006年5月，我还跟人去包头六院听了三天心理学课。讲课老师据说是北京的一个大腕，听课费一千五。我像听天书一样，只记住两个词：投射，反投射。学费里包括午餐，记得荤素搭配，还有鸡腿。
北京也去过好几次，为了省钱，住地下室旅馆，一个人一晚60元。有虫子咬，我睡不着，小武心疼我，换到快捷酒店。那是2001年，快捷酒店一天也要100多元。
在北京人生地不熟，挂不上名医，就花高价买黄牛号，一个号要三四百。我们去一趟北京，就得花一两千多元。好在家里人听说有了希望，都愿意借钱给我们去治。
那些年没少花钱。小武工资七百多，药费每月一千五。我不会理财，不知到全家一年开支多少。我问小武，他也不知道。管他呢，钱乃身外物，要不咋叫人民币？人民币是大家的，生不带来，死不带走。
在北京还被医托骗了一次。那次我在医院大厅等小武，忽然一个三四十岁的中年妇女过来和我攀谈，就跟她走了。不记得是哪里，反正离市中心很远，类似私人诊所，墙上挂了不少锦旗。那个女的对大夫说，我们是她的亲戚，让价钱上照顾点。把完脉开药，很贵，小武借口身上没带那么多钱才脱身。
最后一次心理咨询，是在乌海，小武在网上查到一个的咨询师，看了简介，挺适合我，约好时间就去了。记得是个午后，到了咨询师家，他妻子正在院子里洗衣服。落座后，咨询师看了看坐在对面的我俩，慢言慢语地说：我看你俩咋不像夫妻？一句话就让我不高兴了。后来不记得对方又说了什么，我和小武彻底没信心，扔下钱就走了。
那时交通不便，去包头、省城、北京，都坐硬座，有时候还是站票。到后半夜，小武开始转车厢给我们娘俩找空地睡觉，找到就让我们娘俩先睡，枕头是行李包。车上吃的都是上车前买的，泡面，茶蛋，饮料，瓜籽等，父女俩都爱吃零嘴。小武去泡面，把茶鸡蛋剥好泡在汤里。我吃一碗，小武和女儿吃一碗。女儿那时饭量小，小武说吃了女儿剩的面，加上喝我剩的汤就饱了。
有时候赶不及车，就在车站过夜。我躺长椅上，头枕在小武身上，挨到天亮。让他躺会儿，他不躺，找个地方抽烟去了。
30年里，我和他一共生过两次气
凌寒的求医经历让我无言以对。这是身在北京的我无法想像的。我知道中国基层精神疾病知识欠缺，治疗水平不高，可他们10年时间，走过这么多弯路，花了这么多冤枉钱，仍然让我惊讶。
正说话间，小武回来了，说要带我去一个叫沙湖的风景区拍照。坐在副驾驶的位置上，我和小武攀谈起来。我问，凌寒说拖累了你，你觉得呢？他承认，刚结婚的时候，也没料到她真的有病，会病这么多年。不过，他也没觉得这算拖累。
他轻描淡写地说：“我这辈子没有大的志向，能拖累啥？她身体也不是总是坏着，反反复复多了，知道总会过去的。夫妻这样是本分，应该的。”
小武不肯太多说自己，我只好继续问凌寒。车到沙湖，小武坐车里抽烟，等我和凌寒去拍照。走在湖边，凌寒讲述了30年间夫妻俩相处的故事。
这些年，全家大大小小的事情，都是他在忙，又当爹又当妈。他应酬特别多，每天忙得像陀螺。如果不回家吃饭，会先赶回来替我做好饭；或者应酬后，赶紧打包回来，怕我饿着。
他从来没有不耐烦过，就一次发火，把手机砸了。不过，那不是对我发火。那次女儿病了，要去医院打点滴。他正逢应酬，回不来，耽误了。等他回家，我抱怨了几句，他气得砸了手机，说如果不是有手机，拉他应酬的人就找不到他了。
他是个大善人，不光对我好，对他家里人也好。我和他有矛盾，都是为他家里的事。
30年里，我和他一共生过两次气。一次是我刚发病不久，辞了工作，和他大姑姐开一个小店，因为琐事闹了矛盾。他不分青红皂白要我向他姐道歉。他就是向着自己家人。
还有一次，因为他整天在外面应酬，喝酒，还酒驾出过车祸，我担惊受怕，忍不住对婆婆埋怨说，他就是两个结局，要么喝醉了从工地上掉下去，要么脑血管堵了睡过去。后来婆婆和他说了，他责怪我对婆婆说话太大声。
每年春节除夕，他都要回他家过。那时我病重，见不得人，他就带女儿去。父女两穿上新衣服去婆家大团圆了，我一个人在家煎熬。各家灯火通明，噼哩叭拉的鞭炮声，我觉得活着没有一点意义，心真痛。好在过了两三个小时，父女俩就回来了，在家里重新庆祝。我强颜欢笑，有时连强颜欢笑也做不到，为自己不能给家庭带来欢乐自责。
2011年，婆婆病重。他说，老人怕是时间不长了，得接到城里来享享福。动员我把我家让给公婆，我们俩搬到一个废弃的平房住。我二话不说答应了，他后来一直念着我这个好处。
后来婆婆去世了。小武自责得难受，说婆婆可怜，后悔没有积极治疗，要不还能多活些日子。我劝他说：“你不要自责，这些天你工地也不去，每天呆在医院，一夜两小时换一次尿不湿，插管喂营养液全是你。你妈走那晚，你哥去别的病房睡去了，你守护直到离世。下葬前四天，你都守在灵前。每晚守夜你都选最难熬的后半夜，每两小时起来上香。生老病死，我们左右不了，你尽力了。只是我作为儿媳妇，没能和你一起送老人最后一程。你能理解，但家里兄弟姐妹不一定能理解，我让你作难了。”
听我这么说，小武反过来安慰我，说他不怨，他家里人也不怨，都知道我的病。说着说着我两个人都哭了。
当然也有笑的时候。一次家里有工人来干活，房子小，没处躲，小武就把我整个蒙在被子里。工人一出去，赶紧揭开被子让我透口气。看我这个狼狈样，小武笑个不住，说我是掩耳盗铃。
有一次，我难受上床先睡了，忘了吃药，喊小武帮我拿药。他答应了，端着水，拿着药过来，我正准备起身去接，突然小武端起水杯，一仰脖，把药吃了。我说你咋把我的药吃了？他才反应过来。那时他也吃高血压药。我忍不住笑，笑得眼泪都流下来了，小武也笑了，两人笑成一团。
“渡过”的每位患者，都是精神上的支柱
说到这里，凌寒难得露出了笑容。苦难的岁月，这一点点苦中作乐，支撑着他们，一天天坚持下来。
凌寒继续往下讲。再往后的事情，我知道一些了，因为和我有关。
那是2016年4月的一天，我在清华大学做了一场抑郁症科普讲座。凌寒有个亲侄子，在北京工作，也去听了。听完把我的情况告诉她，还买了我写的《渡过》寄去。拿到书，她和小武连夜看完，才知道这个病是可以治好的。全家人有了信心。后来通过侄子，她加上我的微信，从此和我联系上了。
那时，她只是我众多读者中的一个，我说过什么，全不记得，她记得清清楚楚。说话间，她打开手机让我看；我很感动，当时我说的一大段话，她居然完整地保存在手机上。
那天，他和小武看完《渡过》，一对比，觉得她的病也是“双相”。他们重新去地区医院，把这个猜测告诉医生，让医生按双相治；又想再到北京来治。他们问我意见，我仔细看了看当地医院开的药，大体差不多，就劝他们说：来北京治疗，成本太高，先在本地治疗吧，实在无效，再来北京。
在她的手机上，我看到了我当时给的意见，完整抄录如下：
1.你的病，主要靠吃药；心理治疗也有用，但心理治疗的主要目的，是让你有信心，能够坚持治疗，永不放弃；
2.吃药对身体基本无害，尤其是吃了这么长时间的药，即使有副作用，也慢慢适应了；
3.你的药，情绪稳定剂（丙戊酸钠、碳酸锂、拉莫三嗪）坚决不能停。情绪稳定剂的作用，是在你低落的时候往上拉，在你兴奋的时候往下压。在此基础上，抗抑郁药（帕罗西汀、米氮平）和抗精神病性药（喹硫平）可以微调。
4.在治疗的同时，加强锻炼，每天步行2个小时以上。
5.此外，尽可能找一些事情做，不能和社会太脱离。
6.眼下，先在本地医院，按我说的坚持治疗一段时间。如果状况好，则万事大吉；如果再次循环，那再来北京。
从那以后，她按我的要求，足量足疗程规范治疗，再没随意停过药。小武担任她的药剂师，每天把药准备好，监督她吃药，还学会了给她调药。
说到这里，我和凌寒已经回到车上，小武开车带我们回去。我问小武：“小武，你一本书都没看完，也不懂，凭啥给她调药啊？”
小武回答：“我看她情绪高了，就把喹硫平加一点；情绪低了，就把文拉法辛加一点；稳定剂基本不变。加多少减多少，看她的状况。”
他举例说，平常凌寒都是懒洋洋的，有一天中午，他回家，刚睡个午觉的功夫，她就上了两趟街，买了好多东西，“躁狂了。”
说到这里，凌寒不同意。她说：“那天我不是躁狂，是感觉不对劲，又要掉进去，赶紧争分夺秒与时间赛跑，给家里多干点活。”
我没理凌寒，由衷地夸奖小武：“你这就是精准调药。任何医生，都不如你对她的情况了解得准啊！”
服药的同时，凌寒还报名上了当地的老年大学，学习书法、国画和摄影。尽管是与陌生人社交，还不敢见熟人，总算比过去零社交前进了一步。
那段时间，她随时随地把她的经历、感觉写给我，不管我看不看。比如，她会写：“今下午独自一人去干洗店洗衣服，和店主交流时没有恐惧的感觉，还出附近店里买了一块丝巾。下星期一，准备上课去呀，好高兴呀。”
她在微信上，记载了过去一年几次波动：4月好转；8月同学聚会，复发；11月，恢复；转过年4月，一个远房亲戚要来，发愁招待，又小复发。
不过，总体来看，这两年，她好的时间越来越多，坏的时间越来越短。她甚至总结出经验：只要出现心慌，就是快复发了，但还能撑半个月——这是抓紧调整的最后时间。
经历了近30年的折腾，凌寒总算步入了正轨。她继续讲了下去。
认识您以前，每次病情复发，我都是孤军单打独斗，像死猪躺在案板上，也象待宰的羔羊。现在“渡过”公号的每位患者，无论是痊愈的，还是正在痊愈路上不放弃的，都是我精神上的支柱。
病重的时候，躺在床上起不来。只要病情好转，能起得来，我就出门去拍照。我特别享受拍摄过程，拍了几个月，自我感觉进步不小。我还能拍照，不是废人一枚呀！这么一想，心情就好了。明显感觉到自信在一天天积累，不惧怕人群了，注意力也能集中了。
有一天下午，在厨房看到对面高楼上两个工人吊着擦窗户，我想都没想，飞奔到卧室拿上相机冲进厨房，隔着玻璃狂拍。小武在沙发上躺着看电视，看我这样，说：秋天树叶都黄了，我陪你出去拍秋景吧。他这一说，我才反应过来，刚才肯定让小武觉得我躁狂了。但我知道我没躁狂，是进步了。我们夫妻俩高高兴兴出了门。那一下午阳光很亮，一点风也没有，我拍了好多照片，从没那么高兴过。
后来我就经常自己出门。第一次是去理发店做头发。我鼓足勇气走进去，说明来意，然后故作镇定摆弄手机。理发师与别的顾客聊天，过一会那女顾客走了，我一下子紧张起来，心想刚才她为我遮风挡雨，现在就剩我面对了。好在理发师和我说了两句，看我没心思，就不说了。洗完头，吹干，付款，马上离开。走出门的霎那，我长出了一口气，心想脱敏了一次，算是小小的进步。一高兴，回家路上还拍了好几张照片。
现在我一个人在家，只要没有痛苦的感觉，就不胡思乱想。洗漱完毕，吃了早点，把家收拾干净，就看书、看电视，学习心理学。泡杯咖啡，我对咖啡的烘焙味很喜欢。只是因为睡眠不好，只在上午喝一杯。有时也喝茶，品茶更好。渐渐我开始体会到生活的乐趣了。
前几天我一人出去转转，到了当年那个铁桥边，不由得想起了二十多年前，小武骑自行车驮着我。当年的土路崎岖不平，遇到难走的地方，我会跳下车和他一起走。我唱歌给他听，都是些伤感的，沉郁的，迷茫的，无助的。记得有姜育恒的《再回首》，齐秦的《大约在冬季》等等。
旧地重游，物是人非，我己从妙龄少女变成了臃肿老妇。火车时不时穿过铁桥，隆隆声索绕耳畔，“活着真好”的意念蹦到了我的心间。我又哭了。想到女儿都二十多岁了，我还没好好活过啊。
走着走着，大半辈子也就走下来了
三天后，我结束采访，要回北京。夫妻俩一定要把我从县城送到地区所在城市。
我们是当天下午到的，先在那个城市住了一晚。第二天一大早，小武领我去宾馆餐厅吃自助餐。桌子上放着一个牌子，“鸡蛋一人一个”。小武说：“以前不限量，随便吃。”
我问：“你以前住过这？”
小武答：“太熟悉了，三次住院，都住这。”
他告诉我，因为凌寒受不了医院的环境，他向医院申请，每天去医院治疗，挂点滴，然后到这个宾馆来住，“交两份钱。”他颇有些心疼地说。
说着话，我和小武端着早餐盘去找凌寒。她正坐在一张桌前，望着窗外的蓝天。
她指着窗外，对我说：“那些年，我就坐在这个位置，看着这座楼。就想，这楼就几层高，跳下去也死不了啊……那时整天就想着死……”
小武说：“30多年都过来了，现在得好好活了。”
凌寒仍然沉浸在回忆中：“我状态不好时，老是问小武，我拖累你吗？问了无数次。他总说不拖累。我不相信，他是不想让我伤心。其实换位思考一下，不就全明白了。”
说着，她转过头，对小武说：“这一生亏欠你太多，没法弥补了。”
小武回答：“你不是总说我将来身体会垮吗？那你赶紧好起来。将来你好了，我不行了，你来照顾我，就弥补了。”
……
吃完早餐，夫妇俩打车送我去机场。车上司机放着俄罗斯民歌《喀秋莎》。这时凌寒的情绪格外地好，又回忆起来：30多年前，她、小武，还有一个女同事，三个人一起打牌。小武打输了，被逼着唱歌，唱的就是这支《喀秋莎》……
在想像中，我仿佛看见，30年前，在乡下简陋的宿舍里，几个年轻人哄着，闹着。她强打精神，强颜欢笑，小武则不时偷看她一眼……那时，他们都还年轻，还不知道未来会遇到什么。但是走着走着，大半辈子也就走下来了。
附录：女儿的一封信
凌寒和小武的女儿，在外地上大学，我没见到。从照片上看，是一个美丽、爽朗、阳光的女孩儿。后来通过微信，我采访了她。她给我写了一封信，谈起她妈妈，她的一家。
全文如下，一字未改。
自从我记事以来，“我的妈妈和普通的妈妈不一样”这个想法就一直伴随着我。因为妈妈的抑郁情绪，我常常被托付给大姨照顾，不能随意地带小朋友回家玩儿，因此一直是一个乖乖女，懂事、听话，也不免有些内向。小时候，总是觉得爸爸最好，其实回头想想，那时候年纪太小，觉得爸爸关心最多，就最爱我，但是看不到藏在妈妈心里的爱，其实，他们对于我的爱谁都不比谁少一分。
随着年龄的增长，我渐渐懂得了妈妈的苦楚。我之前一直不愿意承认妈妈是病人，可能因为了解有限，也可能妈妈在比较好的状态时，那种明媚的样子让我感觉她从未那么难过，从未有任何病痛。
现在，随着知识水平和认知水平的提高，我逐渐意识到妈妈的痛苦来自心理和生理两个方面，像感冒一样，可以科学的解释其原理。在我看来，妈妈的病痛就像感冒一样，综合了很多因素，合乎常理的发生，也同样会有康复的时候；我们不能保证一次痊愈后就不再感冒，也不能因为害怕感冒而放弃正常生活，只是要以一种健康的生活方式来避免感冒的发生。
对于有一个抑郁症的妈妈，除了一些无奈的苦楚，我大多数时候其实是感到幸运的。我相信上帝为我们家关上了一扇门，也就同样打开了不止一扇窗户，这二十几年来的生活也是幸福甜蜜的。
其次，可能是从小做事需要观察爸爸妈妈的心情，我养成了我善于捕捉他人情绪，擅长换位思考的习惯，对于现在的人际交往，我常常受益匪浅。说实话，妈妈的社交困难也对我有一定的影响，但是妈妈总是鼓励我走出去，去体验外面的世界。有爸爸把关安全问题，妈妈鼓励我勇敢，我渐渐体会到了自己走得越来越远，一直走在遇见一个更好的自己的路上。
最后，因为妈妈的经历，我的家庭对于成绩往往有着大多数家长没有的宽容，通常以引导和教育的方式陪伴我的成长。在一个充满善良与爱意的家庭氛围里长大，可能这就是所说的富养吧，让我有了爱的能力，以充满爱意的心态对待周围的人，去爱生活，爱这个世界。
本文自述部分由凌寒「化名」记述，张进执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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