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死热线：有自杀念头后，近30万人打了这个电话

撰文 / 李华良

摄影 / 吴家翔

视频 / 车怡岑

编辑 / 王怡波

午夜的电话接通后，传来的只有沉默，持续的沉默。

“您好，心理援助热线。”王景娜温暖的声音一如既往，但换来的只有细微的呼吸声。凭热线咨询员的职业直觉，她知道，对方正在做心理斗争。

尽管热线以秒计时，王景娜又能做什么呢，只能等待，耐心等待。

“从三楼跳下去能不能死？”一个女孩冰冷、绝望的声音，终于传来。

类似具有高危自杀倾向的电话，过去十多年里，咨询员们接到过一万多次。

仅2017年，王景娜和同事们接听了19000多个求助电话。在回龙观医院内一排不起眼的平房里，北京心理危机研究与干预中心“心理危机干预热线”于2002年开通，2010年6月18日，升级为北京市心理援助热线（8008101117），背后是近30万的接听数字，70%以上来自外地。

遇上王景娜的这个女孩已属幸运。毕竟，能打进电话的人只是少数。目前，热线每月来电1万多，能接听的只有2800个左右。大部分电话在长时间的排队中，无奈挂断。

 https://v.qq.com/txp/iframe/player.html?vid=h0026n3vdra&width=500&height=375&auto=0

视频：挽救数千条性命的生死热线。

多讲几句是生，少讲几句是死

求助的人，大多遭遇很大的困扰，视援助热线为最后一根救命稻草。

这条24小时运转的热线，确实也挽救了几千条性命。其中包括王景娜劝说的那位女孩，她尽量用平缓温和的语调，抚慰她惶惑不安的内心。每个咨询员都有张有关抑郁的量表，根据求助者的情况对照抑郁症状，比较严重的他们会建议去医院。

但也有不少人并不希望被挽救。“我不想活了，临死之前告诉你们一下，证明我来过。”对方随即挂断，留下咨询员不断拨打着始终无人接听的手机。

第二天，电话打通。咨询员有时听到的是亲属悲痛的哭声，有时是对方酒醒之后的茫然。

“十多年来，能够确定的来电者自杀的案例有23例。”热线主任王翠玲说。他们面向全国有抑郁情绪或自杀危险者提供免费专业支持和干预。

9年前，心理学专业毕业生王景娜加入这个队伍。迎接她的是一个年轻女子冷冰冰抛来的问题：从20楼跳下去，会摔死吗？给你说三句话的机会。

王景娜大脑一片空白，不由自主打了个冷战，手心里都是汗。她生怕一句话说错，对方瞬间就跳了楼，只好勉强回应：“其实，抑郁是可以治疗的。”

“这是第一句。”

“我真的只能说三句话吗？”王景娜慌乱地从隔间探出头，看到其他同事都忙着接电话，没人可以帮忙。

她只能默念上岗培训时的要求：不能把紧张、慌乱传递给求助者，镇定是第一位的。

但对方并没给她说第三句话的机会，迅速挂机。

王景娜一边担心“是不是已经跳楼了”，一边回拨。连拨七次后，她听到一句“再给你说三句话的机会”，心顿时从嗓子眼回到原位。

这个“感情出了问题，一时想不开”的女子，最终接纳了王景娜作为倾听者。“既然有人愿意听我说，那我就说说。”

她“说完了心情也好些了”，答应不会再自杀，回屋睡觉。后来长时间的随访表明，她状态逐渐好转，走出了自杀的阴影。

“很多自杀者只是瞬间的冲动，抱着最后的一丝希望打了热线求助，某种程度上是把选择权交给了我们。”王景娜体会到了手中热线的重量。

如今，她已是督导，负责指导新同事，也分享自己对这份工作的理解——热线连接着生死，或许多讲几句是生，少讲几句是死。

他们努力用言语，抓住电话彼端那些处于绝望边缘的生命。

“你现在感觉怎么样？能不能先回屋里，不要在阳台上？”在王景娜劝导下，三楼的女孩回到屋里。女孩有抑郁症，仅仅因为与男友吵架后一个人在家想不开，想跳楼自杀，但又担心死不了只是伤残。犹豫多时后，她拨通了热线。

隔着电话与王景娜交流一个多小时后，痛苦得以缓解，她放弃了轻生的念头。

王景娜则在电话放下的瞬间，感觉到颈肩和胳膊的酸痛，长期保持一个姿势导致她肌肉劳损。尤其是这几年，电话骤增。

“一个原因是我们热线电话的认知度高了，手机普及了。另一个原因是，现在人们压力很大，感情纠葛、经济纠纷和家庭矛盾都比以前多了很多。”王景娜说。

然而，他们只有10间小屋、10个电话接听岗位，白班五个人，晚班三四个人，24小时值守。

前些年值夜班，一晚上大概只需要接两三小时电话，现在基本不会停。接电话时，电话机上红色提示灯都会不停闪烁，意味着后面还有很多排队的电话等待接听。

不忍心挂断电话，为的是让他哭够

那些无边无际的痛苦或无聊，就这样日复一日不分昼夜地蔓延到狭小的接线室中，甚至“假装自杀”的也不乏其人。

王景娜曾在深夜接到一个女子声称准备自杀的电话，交流一小时后，约了第二天同事回访。后半夜，对方又打进电话，说在一个自己也不知道的地方，已经吃了氰化钾、吐血了。她呼吸急促，不断咳嗽，拒绝给联系方式。

王景娜和同事都很着急，但按工作规定，不能替求助者报警，因为无法判断对方所说的真实性。除非可以确认有可能危害社会和他人安全，他们才会启动相应措施。

王景娜劝对方自己拨打120报警的同时，同事翻查记录，发现了对方丈夫的联系方式。他诧异地告诉他们，“媳妇没事，就在隔壁房间给你们打电话呢。”

女子听到丈夫的话，随即挂断后又打进电话，指责王景娜“为什么给我老公打电话”。

这种恶作剧背后，王景娜和同事看到的是一群人的生活之痛。类似的求助者，在现实生活中很少有人耐心听他们说话，内心的苦闷、孤独即使是家人也无法理解，只有热线接听者，能够和风细雨地与他们交流。王景娜曾在电话中听一个东北男人哭了一个小时，不忍心挂断电话，为的是让他哭够。

隔断里此起彼伏的电话，为咨询员们链接起了外面急剧变化的世界。他们感受到人们对金钱和物质的渴求越来越强烈。“为了赚钱、为了发财，丧失了底线，最后，不少人赔上了家庭、事业甚至生命。”王景娜说。最近几年，因赌博、欠债、投资失败等理由而产生自杀念头的人越来越多。

河北农村的周兵（化名），经济条件本就一般，没正式工作，受亲戚影响下载了赌博软件，一赌就输了两万元。一怒之下，他连赌三天，又赢了回来，顿时觉得这种办法来钱挺快。此后，他更加疯狂赌博，赢来的10万元很快又输掉，一直输到85万元。钱基本都是从亲友处借来的。

“已经走投无路，只有绝路一条。”他告诉王景娜自己曾割腕自杀，但割破皮肤后觉得太疼，受不了就没继续割下去。“不过，我绝望的不是输了那么多钱，而是绝望再也借不到钱赌博了。”

他天天在网上查，怎么能快速地赚到85万，甚至着了魔一样，总幻想去澳门赌博，一夜之间赢了一大笔钱，之后非常风光，跟电影里演的那样，赌场派出特别高级的车，送他到豪华酒店，吃喝玩乐尽情享受。

“我是特别感性的人，只想赢钱后的风光，从没想过输钱。”周兵说，他还幻想去抢一个没有摄像头的金店，“把金子都卖了，我就有钱了，把欠别人的钱该还的都还上，恢复我以前的生活。”

后来，王景娜和同事多次随访，发现他仍然深陷赌博中，家人帮他还债借来的钱，也被他继续输光。

那些欠网贷、银行贷款或高利贷的求助者，面临的困境比周兵严重得多，被逼迫还债、催债，心理承受力处在崩溃边缘。“人死债亡，他们想一死了之，不受那些屈辱，或让家人能平静生活。”

王景娜在热线办公区内。

有人认真听，对他们来说，就很知足

判断这些求助者是不是“高危”，咨询员们有一些标准。

“说割腕了或开煤气了、站在楼顶了、有自杀具体计划等等，证明正在自杀或可能马上自杀，属于高危。”35岁的韦晓艳说。

这时候，她需要马上进行劝解、疏导，联系家人朋友进行阻止，或指导其自救，化解自杀情绪。

像王景娜劝说的那位女孩，情况录入电脑后，就会被标记为高危。根据流程，“高危者”情绪稳定后，要为其预约后续的随访，定期关注。一旦“高危女孩”再次来电，其他同事可以第一时间查询到她此前来电咨询的情况。当然，也有很多说要自杀的电话，以后再也没打通过。

大一男生小亮（化名）打援助电话，“只是希望有人在他死前知道他经历了什么”。韦晓艳听后，感觉很悲凉，用了很长时间倾听，让他讲诉。

他与交往5年的女朋友分手后，觉得失去了最爱的人，失去了生活目标。他计划先买份保险，受益人写父母，然后制造车祸的意外事故自杀，保险公司会给家人一些补偿。小亮曾尝试过两次自杀，一次吃了大量的安眠药，另一次骑车去撞车受伤。

“我试着给他希望。“韦晓艳跟他探讨、分析，尽力让对方平静下来，还要到了他父亲的电话，并取得联系。

“一个人如果不想救自己，其他人都救不了。”韦晓艳说，面对高危的自杀者，热线咨询员会想尽办法帮他、去劝说他，但最终他还是自杀，这就是他自己的选择。“我拉他，他不伸手，那就没办法了。”

这也不只一次让韦晓艳有无力感。电话所能做的事情毕竟有限，抱着必死之心打进电话的人，目的只是“通知一下”，证明他们来过这个世界，也不想让咨询员联系家人。大约一半来电者拒绝向她透露个人信息，担心家人、同事知道求助过自杀干预热线。

也有经济优渥、住着别墅的人打电话来求助：在社会中，他们是别人羡慕的对象；但他们心理承受着众多感情困扰，十分痛苦。

还有一些老人，饱受病痛折磨，缺少家人和社会的关爱照顾，年龄已经很大，对世界没有任何留恋，他们打进电话的目的，只是想说一说。那种悲凉的痛苦是无法化解的。

打求助电话的人，往往情绪和心理都处于崩溃边缘，很容易生气、发怒。“他们对我们讲出这些，心里就轻松了不少，觉得在世界上还有人理解、有人安慰，会好过一些，这也是我们热线能帮他们的地方，有人认真听，对他们来说，就很知足。”韦晓艳说。

当然，也有人是纯粹出于骚扰、发泄等目的。性困惑、性方面问题的求助者很多，有人会有露骨的描述，通过讲述达到满足。如果判断是骚扰，按规定咨询员可以主动挂电话。

除了生死，其他都是小事

走出接听室的韦晓艳，是三岁男孩的妈妈。十多年时间，她接听的求助者电话已上万，已经“非常适应这种工作“。

“戴上耳机接听电话与放下电话回家，这是两个世界，不要把两个世界混淆。”韦晓艳说。

这份特殊职业，让她和同事们比其他职业女性更加清晰地认识到，“分清工作与生活，很重要”，“工作起来就全情投入，下了班就立即忘掉”。下班后，他们和其他人一样，喜欢与朋友聚餐、看电影、旅游。

她和王景娜并没有被太多负面情绪的电话而困扰，也不会带着负面情绪回家。家人朋友都知道她们的工作性质，也不会出于好奇而打听细节。

这种工作并非每个人都能接受。热线目前有23个人，最多的时候有32个，每年都会流失五六个，2018年5月，他们需要再次招纳新人。

但这份工作带给韦晓艳的变化很明显。她对孩子的耐心和理解程度，远比其他家人要高。

孩子的那些问题，令别人焦头烂额，在韦晓艳眼里，根本不重要。“与生死相比，还有什么事算大事？生活中的烦恼、矛盾不要放在心上。”

见过太多的生死纠结，甚至人心隐藏最深的秘密后，韦晓艳和王景娜甚至看电视都有相同的感觉：电视剧的情节太简单了，根本不能触动人。

热线把他们和形形色色的人联系了起来。有些来电足以令人震惊，各种陷入悔恨又无法自拔的人，被日子一天天折磨。似乎茫茫世间，他们可信赖、能倾诉的人，只有陌生而温暖的热线咨询员。

“有时候，我们能体会求助者的痛苦和压力，那种绝望、无助遮盖住人生所有希望。有时我觉得，或许他们自杀真的是一种解脱。虽然我们做这个工作，想尽办法去阻止他们自杀，但有时别人的痛苦你是替代不了的，也没办法分担。”

一旦他们分担过了，也会带给他们很多突如其来的幸福感。

逢年过节值班时，常有电话打进来说“新年好”，这些已经走出来的人，特别感谢咨询员曾经的帮助。有人还会分享自己的新生活，比如交了新男朋友、女朋友，或者找到了新工作，有了新事业等等。还有人匿名寄来手工做的饼干、饮料。

有人几次要求上门当面送锦旗，都被拒绝。咨询员不与求助者见面是严格的规定，不是为了保持神秘，而是为了求助者隐私和安全。

2018年清明节后，回龙观医院内柳绿桃红，一片生机盎然。接听室墙上，贴着不少求助者的反馈记录。2016年的一位求助者，感谢韦晓艳在自己需要帮助的时候耐心倾听，也想向韦晓艳汇报自己的状态，希望她别再为自己担心，“希望晓艳高兴”。

互联网上，也有劫后余生的匿名网友在知乎等论坛发文，讲述求助的经历。欠下巨额高利贷的这位网友从好友的语气里听出了无奈和一点厌烦，挂掉电话后，一个人走在城郊的高架桥区域，“觉得世界上只有死路，前途一片灰暗，家人友人皆不能倾诉”。

他拨打了求助热线说想自杀，哭了一个下午，接线员则一直安慰倾听，告诉他一切都会变好。他后来走出阴霾，找到新工作，还因为表现优异成功加薪。“一切都在变好，谢谢那个午后的他。”他写道。

打通过北京自杀干预电话的一位网友则写道，“不得不说一个很nice能倾听的声音，当时给了安慰。”接线员给了一个倾诉的机会，然后慢慢平复心情，多多少少有点缓解自己崩溃的状态。

如今，如果通过网络搜索有关自杀的关键词，就会跳出北京市心理援助热线的电话号码。王翠玲解释，这是为了让那些有自杀念头的人第一时间注意到热线。

世界卫生组织的数据显示，全球每年大约有100万人死于自杀。中国统计资料也显示，每年约有25万人死于自杀，自杀未遂的人数约为200万。自杀已经成为中国人群第五大死因，是15岁到34岁的青壮年人群的首位死因。

“人一旦陷入了自己思维的闭环中，别人的话很难听进去。”王景娜说。这时候，就需要他们用很nice的声音，劝慰那些心碎到绝望的人们。

“人生的路长着呢，几年之后，回头看，以前经历的那些事都不值一提。”她曾这样告诉三楼那位被从绝望边缘拉回屋里的女孩。

运营编辑 / 洪雨晗

校对 / 阿犁

运营统筹 / 迦沐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