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看原文
其他

去敦煌面壁的年轻人 | 谷雨

徐婷 谷雨实验室 2019-03-28

甘肃敦煌莫高窟 图片 | 视觉中国


被召唤的年轻人前赴后继地来到敦煌,成为荒漠上的“面壁者”。在这里,孤独是不可避免的,“时间久了,就可以理解狮子、老虎这样的猛兽被关在笼子里时的感受”。他们之中,有祁连山草原上的种树工人、郑州失业的厨子、80后程序员以及90后设计师……敦煌打磨了他们的青春。

 

英国作家毛姆说,当你决定离开常轨行事时,这是一种赌博。许多人都渴望被历史点名,但是当选的寥寥无几。他们在十年,甚至更漫长的“困兽之斗”中,寻找人生的意义。


撰文 |

编辑 | 金赫

 


 失去

 

杜鹃第一次去上海时,连日下雨,“皮肤就像喝满了水,特别松软,又滋润”。在敦煌,西域的干燥和风沙,已经让她的皮肤变得粗粝,“常年像蒙着一层硬壳”。她已经告别大都市太久了。

 

一个年轻人,在荒凉的戈壁上面壁十年,意味着什么?杜鹃有时候想,“如果没有来敦煌,我会不会成为一个很时尚的摄影家呢?”她往后一靠,疲倦地伸直双腿,双手绞着柚子口,“不过也可能什么也没做成。”

 

她的同学有的在上海和北京,供职于互联网公司或者很好的媒体平台。她的丈夫学的是计算机。按照另一种轨迹,他可能已经成为互联网公司的中高层,或者坐在创业咖啡店里见投资人,成为过去几年互联网造富运动的得利者。

 

这些“胡思乱想”不时来扰乱杜鹃的头脑。她是2005年夏天那批来敦煌的年轻人。去年6月,敦煌与腾讯合作“数字供养人”。她见识了另一群人,“好多是90后,生龙活虎,经常晚上讨论,几乎不用睡觉”。

 

年轻人在经历生命重要时刻时,往往并不自知。没有人在开始的时候可以预料到,命运给他们安排了什么。

 

俞天秀和杜鹃是同一年到的敦煌。他是计算机专业,找工作时陷入“现在不海投,以后要投海”的焦灼。他的室友无意间看到敦煌研究院的招聘信息,顺手帮全寝室人投了简历。俞天秀意外地拿到offer,“我心里挺疑惑,敦煌研究院招学计算机的干嘛?”

 

现在他是敦煌研究院文物数字化研究所的副所长。他的上司吴健到敦煌那一年,俞天秀刚出生,“我的年龄就是他的工龄”。“数字敦煌”提出的时候,他还是兰州一中的高中生,他后来的妻子就在隔壁班,他们直到在敦煌才认识。

 

△ 敦煌研究院 图片 | 视觉中国


杜鹃是西安美院学摄影的,她也是在毕业季的招聘信息洪流里,看到敦煌研究院的。这是绝大多数年轻人经历过的故事,但也有人“蓄谋已久”,读研乃至后来的读博,赵晓星都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敦煌学。“非去不可的那种。”毕业那年,她照例给敦煌研究院写求职信,一口气申请了四个职位,从学者到资料整理、文员。

 

在敦煌,另一些人的出现,似乎是命运无意间开了个玩笑。

 

17岁那年冬天,薛红岩揣着两本柏杨和李敖的杂文集,坐了三十多个小时硬座,从郑州来敦煌研究院投奔做环卫工人的爷爷。他在戈壁滩上下车,对前方的道路一无所知。远处的村子有灯光,他就朝着那灯光走去。戈壁的沙砾被零下十几度的低温冻得硬邦邦的,踩上去沙沙作响。

 

在此之前,薛红岩从中学辍学,念了一年厨师学校后在郑州一家餐馆打工。生活枯燥又乏味,仅有的乐趣是下班之后,到宿舍后面的废品收购站找书,蜷缩在出租屋里读钱穆、陈寅恪,贪婪地寻找人生诸多困惑的答案。“读书有什么用,你又不走那条路。”敏感的少年遭遇了旁人的嘲讽,一怒之下辞了职。薛红岩甚至发愿,以后能够自由地买书。

 

为了减轻他父亲的重担,薛红岩留在敦煌研究院扫地。他没有想过会待二十三年,或者更久。爷爷带他去过莫高窟,“没什么特别的感觉”。仅仅因为不想拂逆长辈,他同意留下来。

 

直到后来,他成为一名经学的研究者。



 面壁

 

敦煌研究院不过是一片两层楼高的灰色平房。孤伶伶地伫立在戈壁滩上,与莫高窟隔着一条宕泉河。每天下午5点20分,最后一班旅游车载着游客离开莫高窟。除了研究院,方圆二十里内就没有人烟了。

 

“吃完晚饭,惯常的活动是去戈壁滩上散步。敦煌的太阳落得晚,脚下拖着长长的影子,万籁俱寂,只能听到自己的脚步摩擦着沙子的声音。”为敦煌研究院种了15万棵树的老园林工人秦增果说。他的声音有些嘶哑。

 

沙武田第一次来时,车子一路往沙漠里开,薄薄的一层黑沙覆盖在坚硬的砾石上。“传说中的敦煌研究院在哪里啊?”越靠近,他越觉得疑惑。有年轻人后来说,在车子里甚至能感受到“地球是圆的”。

 

1996年夏天,大学毕业,刚过完23岁生日,沙武田背着行李,辗转三十多个小时的绿皮火车硬座,去莫高窟。在此之前,他对敦煌仅有的印象来自于一段模糊的影像,一群羊奔跑着争渡宕泉河,水草丰美,“我想那地方环境应该不错吧。”

 

年轻人的理想很快被河西走廊的现实击碎。火车过嘉峪关之后,窗外便只剩下一望无垠的戈壁,景色单调乏味,偶尔能看到几株倔强的胡杨,没有什么村庄。在火车上,沙武田还遇到一对要去新疆旅行的夫妻,听说他要去敦煌工作,连连直呼“小伙子真不容易”。下车的时候,他们还帮他把行李拎到站台上。

 

“面壁者。”二十年后,沙武田肯定地说,“一直都是,没有变过。”


更早以前,他们被称为“服刑者”。1943年,张大千临摹完敦煌的壁画,要走了,对常书鸿说:“我回去了。你待在这里,是一个长期的甚至无期的徒刑。”

 

那里实在可以说是一片废土。满目黄沙,那时候没有水,也没有电,被洗劫后的数百座石窟静穆地矗立其中。常书鸿裹着带有膻味的羊皮袄子,送走张大千,“服刑”。张大千满载而归,办画展,自此扬名。常书鸿是敦煌研究院的第一位年轻人,也是第一位院长。


没有娱乐,没有商店,从宿舍到洞窟只有300米的距离。但在过去的一年,朱晓峰只研究了4个洞窟。莫高窟有700多个洞窟,照这个进度,他一个人一辈子也数不完。这种缓慢、滞涩的生活,是追求即时满足的城市年轻人所无法想象的。

 

△ 雪中的敦煌莫高窟 图片 | 视觉中国


莫高窟的孤独随着春节的到来被放大。

 

16万棵树枝叶凋零,多数叶子掉尽,光秃秃的,路上少有行人。1月10号,温度降到零下十几度,整个上午只有二十多个游客,参观至第三个洞窟时,四位中年男女因无法忍受寒冷,提前离开。

 

80后的赵晓星是沙武田的师妹。赵晓星刚来的时候,是跟着他钻洞窟。一年冬天,她每天睁开眼就往洞窟里钻,一双军警靴的胶底硬生生被冻断裂了。

 

敦煌最有名的春节面壁者是第三任院长樊锦诗。她25岁来到敦煌,今年81岁,仍住在莫高窟,做研究、撰写考古报告。有一次,考古所研究员王惠民跑去找门卫,义正严辞地告诉那位小伙子:“记住我的脸,到时候放我进去。春节我要去看洞窟,除了樊院长还有我。”

 

樊锦诗刚来的时候,还是一个柔弱的上海少女,个子不高,爱美,说话总以一声软糯地“唔……”作为开场白。在宿舍里,她落座前都用手帕掸掸椅子上的灰,半夜房顶掉老鼠,把她吓个半死,暗暗发誓:“这地方我再也不来了……”

 


 孤独

 

年轻人在这片大风沙里能做什么呢?“女人用白纱包着头,晒得特别黑。”“宿舍在沙漠边上,天一黑就没人了。”“没有朋友。”“刮风沙的时候,鼻子里嘴里都是土。”……沙武田一口气列举好几个前三个月“待不下去”的理由。

 

孤独是不可避免的。“时间久了,我就可以理解狮子、老虎这样的猛兽被关在笼子里时的感受。”直到有一天,他的上司刘玉权找到他,“走,看洞窟去。”那是他第一次真正去莫高窟。他们钻进去的第一个洞窟,是西夏统治敦煌时期开凿的。“傻了眼,那些红红绿绿的壁画,牵丝攀藤般爬满墙壁,但是我什么也看不懂。”隔了二十年,沙武田依然连连感叹,“我想完了完了,这地方没法待了,门在哪都摸不到。”

 

到敦煌半年后,老院长段文杰曾找沙武田谈话。他安抚年轻人,“既然来了,就好好看看书,写写文章,我们会送年轻人出去的(出国)。”

 

没有电话、没有电视,更没有网络,风沙、壁画、研究以及晚饭后的排球赛,构成了他们那一代人的全部。每周末,沙武田和同事坐车进城,回来时,他们拎着一兜菜。秦增果回忆说,段文杰批评那些年轻人,“有的人,肚子里憋着一股气,晚上抱着吉他,爬到房顶,对着月亮一声怪叫……”

 

这里的一切都很缓慢,开始、探索、成名甚至失败,乃至每一天的时间,都很慢。赵晓星从进入敦煌研究院到拿出361窟的研究成果花了七八年。她查阅了数以百万字计的资料,才弄明白一座洞窟顶上1平米左右的壁画的内容。敦煌的壁画共有45000平米,如果一个人的生命可以无限延长,以这个速度计算,全部研究完她可能需要花费30多万年。

 

“一千年的时间里,匠人们孜孜不倦地在文明交汇的渡口反复描摹自己文明里的日常和细节,壁画里影摄了当时的世情和日常,可以说是一座历史的影像库。”这是敦煌学者对莫高窟的定义。

 

与之相对应的,是敦煌的脆弱、易逝。“敦煌瑰丽的壁画,那些怀抱琵琶的飞天和斑斓的佛国世界,迟早会消失。人类所能做的,只不过是让消失的过程慢一点。”樊锦诗在不同的场合,都会说起这句话。

 

△ 敦煌莫高窟第276窟隋朝时期壁画 图片 | 视觉中国


即使科技已经如此发达,我们仍然没有一种技术能阻止它消失。俞天秀说。敦煌最早的照片,来自1908年的冒险家斯坦因,以及后来的伯希和等,五六十年代,敦煌研究院也留下了数万张照片。对比之下即可发现,许多曾经清晰的壁画,已经剥落、变色,消失在历史的烟尘里。“这才短短一百年。”俞天秀在“短短”上加重了语气。

 

他打了个比喻,数字敦煌就是利用互联网技术,在网上修建一座新的莫高窟。但这个过程,并不比当年开凿洞窟更迅速。最初的时候,他们一年只能做几个洞窟。 “我们80后一代,能否看到所有洞窟完成数字化,还是个未知数。”他停顿了一下,“至少我这辈子,是看不到的。”

 

这也许就是面壁者的宿命。

 


盼望


“你说,在这一待十年,我们这群人是不是有病啊?”5年后的冬天,在敦煌研究院的一个会议室里,杜鹃反问我们,一边摊开手,自己先笑了。

 

她的朋友圈里,极少表达自己的私人情绪。去年夏天,她的感慨很多。“每个人都是一座孤岛。学会和孤岛相处。”“被时间和现实所麻痹。”她在朋友圈里说。她还发过一张敦煌塔林的照片,配了一句很丧的诗:“醉卧不知白日暮,有时空望孤云高。”不过这些想法,在钻进洞窟里的那一刻都消失不见了。

 

平静的午后,我们和敦煌的年轻人褚梦甜走在林荫道上,路上空无一人,天空很蓝。视线可以轻易地越过光秃秃的树枝,看到不远处山上的公墓。一排排灰黑色的墓碑,竖立在小山坡上,正对着三危山。最近一次,2017年的早春,树木刚发芽的时候,史苇湘和欧阳琳的骨灰被安葬在这里。旁边是两任院长常书鸿、段文杰的墓。葬在这里,死后也对着莫高窟,是他们的遗愿。

 

在敦煌历史资料陈列馆里,褚梦甜指给我们看欧阳琳的一组照片。两张是70年前的,成都女孩面容姣好,两条乌黑的麻花辫拖在身后,另外两张是晚年拍的,她已是头发花白、满脸皱纹老人。

 

1943年末,隆冬时节,长发白髯的张大千从敦煌满载而归,在成都办画展。19岁的艺术青年史苇湘心中被种了“蛊”:“要做一个中国画家,一定要到敦煌去。”但是,史苇湘没有立即西行,而是受到 “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的感召,先选择应征入伍,成为40万中国远征军之一。

 

从战场归来后,他和女友欧阳琳卖掉了自制的漆器,凑够路费,辗转了四十多天,才终于抵达当年心心念念的敦煌。和常书鸿一样,他放弃了自己作为艺术家的创作欲,专心临摹,做了一辈子画匠。

 

然而,那些已成传奇的人生、成就、名声都不可复制。“今天,我们并不觉得自己多高尚,就是一份工作,一种活法。”杜鹃随即强调,“我们都是大俗人。”在当代的敦煌年轻人心中,和北上广以及其他地方的普通人一样,要在日复一日的工作中找到价值和意义。

 

△ 沙尘遮天蔽日,这些塔林显得很神秘  图片 | 视觉中国


“我已经无法想象外面的生活了。”褚梦甜和“外面”的年轻人离得最近的一次,可能是两年前追《欢乐颂》。

 

欲望都市的生活并不会令她心生向往。褚梦甜将自己划为很早就知道自己要什么的那种人,准备迅速结婚,过上安稳的生活。她对未来的想法很具体,比如,尝试用水粉画画敦煌壁画,在网上传播,为生育做准备。

 

对于另一些人而言,孤独最终变成了人生的馈赠。因为路途遥远,到敦煌之后,薛红岩很少回家。和绝大多数敏感的年轻人一样,他被人生的意义困扰着。敦煌有大把空白的时间,他转向经学寻求答案。

 

读了二十年,他读出了自己的见解,写了一本书。一个人在很年轻的时候,在这样一个地方专注地度过,有时候反而是一种幸运。

 

“经常有企业邀请他外出作讲座,回来接着在研究院扫地。”沙武田跟他相熟,称他是敦煌的扫地神僧。“还有一个陆师傅,没成年就在敦煌研究院工作,帮吴健扛相机,现在扛成了数字化研究所一个科室的主任。”

 

“去敦煌,应该风沙天气去,那才敦煌。”沙武田在外演讲时激情洋溢。但是,隔着青春这层玫瑰色的滤镜,他心中更深刻的是浪漫的敦煌。

 

他已经离开了敦煌,在一千七百公里之外的西安从事敦煌学研究。他经常会犯思乡病,有一幅画面始终定格在脑中。那是某一年的春节值班,清冷除夕夜,天空湛蓝,漫天星光,万籁俱寂。他在莫高窟前散步,九层楼的轮廓依稀可见,世界仿佛突然消失,只剩三危山上一排排洞窟,就像一只又一只深邃的眼睛。沙武田毕生难忘。

 

“如果你年轻时来过敦煌,敦煌将一直与你同在。”


(本文由腾讯新闻出品。未经允许禁止转载。)


运营 | 张琳悦 任倩

校对 | 阿犁

统筹 | 王波

文章已于修改

    您可能也对以下帖子感兴趣

    文章有问题?点此查看未经处理的缓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