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侦探眼里的隐秘香港：“命运其实有得选” | 谷雨

电影《风中有朵雨做的云》中，陈冠希饰演了香港侦探，帮助井柏然饰演的警官杨家栋查案。现实中，这样的侦探社在香港真实存在，他们以公司的身份合法注册，可以公开宣传业务。

他们就像是“民间的警察”，帮助客户解决警察无法处理的隐形问题。但他们的日常并不像TVB电视剧和港产片里那样传奇，他们鲜有经手扑朔迷离的刑事案件，多是商业调查和家庭纠纷，后者包括调查子女吸毒援交、配偶婚外情等。

他们像望远镜，能打量到繁华都市里看似与普通人遥不可及的风情，又像显微镜，能窥探到惊悸的人心深处，那些最隐秘的细节。投影在他们身上的香港社会，则折射出别样的色彩斑驳。

撰文丨党元悦

编辑丨秦旭东 许匿

出品丨

文显楠一直没有忘记那两张无助而悲伤的脸。

2017年底那天，她下班从办公室出来，一对中年夫妇哭着跪在了她面前，称原本品学兼优的女儿最近突然变得沉默寡言，举止异常，有时甚至夜不归宿。他们想知道，女儿到底发生了什么。

作为香港的私人侦探，文显楠接了单。从他们的讲述中，文显楠能感受到全家人对女儿的寄望。这是一个贫困家庭，正在领取综援（香港政府为困难人士提供的综合社会保障援助）。读中学的女儿，是他们的骄傲。

调查结果却是文显楠最不愿面对的那种类型。女孩为了赚钱贴补家用，走上了援交的道路，并在援交时被坏人诱惑染上毒瘾，不得不继续援交。

文显楠无法想象，这样的结果会对这个家庭造成怎样的打击。因为工作关系，这些年她接触了太多香港底层社会的窘迫与挣扎。一方面，迫于无奈，这些人不得不把生活中一些隐秘的疼痛、酸楚展露给她看，以寻求帮助；另一方面，她又根据委托人提供的线索，去撕裂更深的伤口。

“其实找侦探的人，不是你们想的，一定是有钱人才会找的。反而有好多有问题但没办法解决问题，在没钱的情况下找侦探。”文显楠说。

不管穷人还是富人，他们在一些事情上的无力感，是相同的。

一

一副圆框眼镜，一头清爽的短发，文显楠把头发整齐地梳到一边。每天若无意外，她会穿着一身休闲装，从新界的家里出发，来到尖沙咀星光行六楼的侦探社上班。

在遍布香港繁华商业区的众多侦探社里，文显楠的侦探社是一个特别的存在。这个“全女班”侦探社创办于2009年，是香港唯一一家女子侦探社，如今已有30多位成员。10年来，她们在这个男性更占优势的行业，稳稳站住了脚。

尖沙咀游人如织，侦探社办公室楼下，就是繁忙的天星小轮码头。几乎每天，都会有心急如焚的委托人穿过熙攘的人群，走进她们的办公室寻求帮助。也会有一些内地的委托人，通过网络辗转联系到她们。

文显楠 图 | 党元悦

文显楠遇到的年纪最小的客人，只有15岁。

还在读中四（相当于内地高一）的女孩，打电话给女子侦探社，说暗恋的男生很快要去英国读书了，她却不知道男生要去哪所学校。她害羞，不敢找同学问，害怕小秘密被人知道，找侦探帮忙打听男孩在英国的地址，以后寄信给他。

文显楠觉得好玩，原来自己的侦探社“业务已经发展到中学生群体了”。

不过，像这样的低龄客户仅是个案，文显楠更常接触的是他们心急如焚的父母。他们察觉到孩子出了问题，想知道孩子到底怎么了、有没有学坏。这样的案件，数量在每年暑假和圣诞假期都会变成平时的两倍。

2013年，文显楠曾帮助一对北京父母调查他们的儿子——一名在香港读书的硕士生。这个家庭收入可观，儿子每月的零花钱有一万五千港币。起初，他和父母之间并无异常，经常会视频聊天，后来有一段时间，儿子突然电话不接，QQ和微信也很难联系到。父母在他的QQ空间里发现一些酒吧迪厅的照片，担心出事，找到文显楠帮忙调查。

侦探们在男孩租住的房子楼下蹲点，发现上课时间他也不出门，到了晚上就和一群男女朋友流连于“楼上吧”（香港一种开在写字楼或住宅楼里的酒吧，多数没有牌照，藏污纳垢），甚至吸食K粉。

在出了问题的亲子关系里，有时孩子才是无辜的一方。文显楠总也忘不了一对“怪兽家长”。

一对香港夫妻，两人都从事社会地位较高的工作，在行业内小有名气，收入颇丰。他们对读中学的独生女抱有很高期望，却发现女儿常常不回家。文显楠接手案件后，派出一名年轻侦探，和女生成为了朋友。原来，女生并没有像父母担心的那样“结交损友”，而是在和学校里的一名男生谈恋爱。女生不愿在家多待，是因为“父母给的压力太大”；早早谈恋爱，是觉得从小见到过父母双双出轨，在家里“感觉不到爱”。

文显楠将结果告知这对夫妻，她本以为他们会借此机会反思自己，和女儿坦诚地聊一聊。没想到，他们接受不了这是自己的问题，反而坚持认为，男生和自己女儿谈恋爱，是看上了他们的家境。

后续的发展更加出乎文显楠的意料。这对夫妻认定了男生让女儿“学坏了”，没收了女儿的手机，还一度将她禁足在家。结果，女儿因此出现了精神问题，不得不入院治疗。那位男生则对女孩照顾有加，还会自己做饭送到医院。

见此情景，侦探社分别同男生和女生谈心，让他们明白父母的紧张所在，同时找来家庭辅导员，和父母沟通，希望他们可以用正确的方法进行教育。“侦查”变成了“辅导”，父母的态度才终于好转。

香港密集复杂的居民楼建筑 图 | 东方IC

二

跟亲子关系有关的个案，总让文显楠想起小时候，爸爸开公司，妈妈是幼儿园主任，两人都是每天早出晚归，“神龙见首不见尾”。她和菲佣相处的时间甚至长过父母，直到她长大可以照顾自己，不需要再请菲佣。

她总觉得，即使自己考试拿高分，打工时得到老板赏识，也好像“心里缺了一些东西似的”。

小时候父母都去上班时，文显楠常去找做侦探的世伯，藏在他的货车里，听他的行动代号。几点钟、要去哪里、车走什么路线，她坐在车里听着这些，觉得“好神秘好刺激”，好像在“控制一切”。她对侦探行业的兴趣就发轫于此。

2007年，文显楠从暨南大学毕业回到香港，遇上金融海啸，工作难找。她做过便利店职员、餐厅侍应，一个偶然的机会在报纸上看到兼职侦探的招聘启事，又想起小时候藏在世伯车上的日子，误打误撞入了行。

得知女儿要投身于侦探业时，文显楠的父母很是反对，说“你读了那么多书，用得着做这种工作吗”。她不听，心里想着，“其实我对这行的兴趣，还要感谢你们”。

但当时侦探行业的状况令文显楠头疼——兼职月薪只有6500港元，帮公司谈到生意也只能分到200港元。寒心的事情不止寒酸的待遇，还有人身危险。有一次，她和老板一起跟踪一名女性和她的出轨对象，在去深圳的东铁线月台上被发现。男人骂骂咧咧，把她推倒在地，还和那名女性一起抢她的背包。她被围攻时，老板掉头就走，她被吓得“手震脚震”。

她做了几个月，就辞了职，但凭借和之前客户建立的良好关系，仍然有人找她接单帮忙。一年之后，她和合作伙伴倾尽所有积蓄创业。

文显楠希望自己的侦探社，能建立一套完整的制度，推动行业的规范化。她们参照香港警队，在招聘上制定了一套标准，希望应聘者“有眼界、有视野、肯学新事物”，如果有法律背景、做过“狗仔队”记者，就再好不过。当然还有一点是，“长得普普通通，不会引人注意”。

向她们求助的客户，女性占多数，“全女班”侦探社，更能理解她们的境遇。

文显楠办公室一角 图 | 党元悦

做了10年侦探，见到了不同人群遇到的各种各样的问题，文显楠发现，这些女性在生活中遭遇的问题，大多还是“缺少选择”的原因。

变化并不是没有。如今前来求助的女性，往往能够正视问题。而以前，女性即使前来求助，也会逃避问题，或者觉得，或者受“家丑不可外扬”的传统文化心理影响，“会不会是查错了？”“我是不是不应该查？”而现在，大家开明了很多，“遇到问题就要解决，要求证真相”。

相应的，文显楠感觉自己也成长了许多。没有了小时候眼里侦探“控制一切”的刺激和神秘感，这份职业更多的是帮助人，只不过受助的事情往往涉及隐秘复杂的情感困境。文显楠总希望客人能“重新出发，活得自在”，“一切回归正轨，那一刻我有说不出的满足感”。

三

这些年，文显楠频繁接受媒体采访，侦探社小有名气。

在占总数约五成的个人求助里，婚姻和情感危机是他们需要处理的恒常问题。婚外情、家暴等，是大部分危机的关键词。

一位功成名就的女企业家，常常在报纸、电视上抛头露面，但家里有一本难念的经。文显楠这位客户的麻烦是，小孩有自闭症，老公吃软饭，还会家暴打她。公司是夫妻俩共同经营的，老公就威胁，如果两人离婚，家产是要平分的。同时，如果离婚，会影响企业家的社会形象，甚至公司的投资者信心。

根据过往经验，侦探们怀疑这位丈夫很可能在外有了第三者。她们开始跟踪，没多久就找到了他出轨的证据。女企业家拿着证据和丈夫谈判，以换取丈夫的改变——即使离婚，过错方也是出轨的丈夫。

最近几年，侦探社还接到一些来自大学生的求助。一位大学女生，因为男朋友毕业后打算创业，借了数万元给他，却在不久后感觉男友有出轨的迹象，于是前来侦探社求助，担心自己的借款“有去无回”。

而最无助的委托人，往往是那些社会经济地位不高的女性。

香港夜晚的街道，灯火通明 图 | 东方IC

文显楠印象中“最惨”的委托，来自一个23岁的女孩。女孩没有读大学，不到20岁就认识了现在的丈夫，迅速怀孕、结婚，求助时已有两个孩子。她怀疑丈夫有外遇，和他吵架。丈夫突然从家中搬走，切断了她的经济来源。女孩的父母分居，又因为她未婚先孕，不愿帮她抚养孩子。女孩只能自己在家照顾孩子，没办法找工作，陷入窘境。

侦探们了解情况后，决定首先帮她找到丈夫。“孩子生病了，你回来看看孩子吧。”女孩在侦探的指导下，打电话给丈夫。

丈夫回来了，他们在女孩家的楼下守候。丈夫下楼之后，他们一路跟踪，最后找到他住的地方。不出所料，丈夫确实有了外遇，在外住了一间小小的“劏房”（即“分间楼宇单位”，又名房中房，是香港出租房的一种）。

侦探拍下丈夫的住址和出轨的证据，女孩黯然神伤。离婚，还是不离婚？

“我们不能有立场，不能左右她们的选择。”文显楠说。她们在每次调查结束后，都会向求助者提供后续支援服务。如果求助者决心离婚，她们可以帮忙介绍律师；如果求助者想要自力更生，她们就推荐工作或者技能辅导班。

对文显楠来说，事后辅导更能体现她们的价值。她不希望侦探社被贴上“捉奸”的标签，更希望成为关系的修复者。

23岁的女孩，最终选择挽救这段婚姻。她考虑到两个孩子年幼，自己若出去打工，能赚到的钱依然有限，一旦离婚，自己和孩子都无法得到保障。侦探尊重了女孩的选择，帮助她找到一份洗碗的工作。

香港太平山顶 图 | 东方IC

四 

现代人不断涌现的情感困境，不断提醒着文显楠，作为侦探，自己能做的，对这个社会来说依然太少。

2018年4月，女子侦探社和香港妇女服务联会及香港单亲协会合作，推出“义查”服务，免费帮助底层女性“侦查”。她们为此制定了几项标准，其中之一便是“义查”受助人的家庭人均月收入低于8700港币。

妇女服务联会的宗旨，是通过提供社区服务，帮助妇女的个人成长，“助人自助”。单亲协会则是在心理支援、儿童照顾和就业三方面，为单亲家庭提供支援。女子侦探社和这两家社会组织的合作，被视为“一次基层社会自我救助的尝试”。

她们至今已接到100多宗求助，完成约30宗个案调查。其中差不多一半的求助来自新移民妇女。

香港的新移民妇女，多是随港籍丈夫嫁来的，很多人文化程度不高，丈夫从事的也多是体力劳动。她们在香港，既要承担家庭生活的重担，又要面临社会融入问题，生活往往落入艰难。

“她们可能刚刚来到香港没多久，没有经济能力，不知道自己能做什么，语言不一定讲的好，所以对她们来讲，生活会更难一点。”文显楠说，一旦家庭生活遇到问题，她们的选择要少得多。

但也有人勇敢地做出了选择。一位40岁左右的新移民女性，和丈夫因琐事争吵，丈夫第二天离家后就没有回来。她得知丈夫已有婚外情之后，“一下子都放下了”，觉得自己以前的委屈和心痛，全都“不值得了”，当时就不应该和丈夫争吵。她很快和丈夫离婚，独自抚养孩子，开始了新的人生。

不过，她们的客户中，遭遇婚姻和情感危机的女性，能像前面这位那样决绝的还不多。文显楠最希望前来求助的女性们知道的是，“命运其实有得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