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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法团年的武汉家庭:这时候你才发现亲情之重丨谷雨
Original
余婷婷
谷雨实验室-腾讯新闻
2020-02-01
这座城市的热情、坚韧、粗糙和市侩,都是塑造我们的一部分。
时至今日,我依然不能理解,事情是如何发展到今天的。
但终归人不是孤岛,而生活又永远是悲欣交集的,大家的日子还是要过下去。
除夕之夜,我把此前长期屏蔽的群——“相亲相爱一家人”,置了顶。
撰文丨余婷婷
摄影丨尚飞
编辑丨王波 金赫
出品丨腾讯新闻
1
我妈,一个像方方小说里的武汉女人,性子泼辣、直爽。
腊月二十九那天,她决定给我大伯打电话,商量取消整个大家族在大年三十中午的团年饭。
我们家和很多湖北家庭一样,习惯在中午吃团年饭。
我爸有一个哥哥,三个妹妹,往年总是一起过年。
而今年,因为武汉封城,我滞留杭州;
堂嫂则正怀孕,预产期正月初七,临盆在即。
堂哥获悉,由于疫情发展过于迅速,为了防止感染,省妇幼保健医院已经不再接收孕妇。
团年饭取消后,堂哥立即收拾行李,开车带着一家人回到大悟老家,托人联系县城的医院。
我56岁的爸爸,爱热闹,嗜酒,眼下不得不接受这顿可能是三十年来最冷清的团年饭。
“这是你长30年,第一次春节不回家。
你在杭州自己搞热闹点。
”我54岁的妈妈在视频里对我说。
她坐在餐桌前,穿着黑底黄玫瑰花的居家棉袄,挂着红色围裙,两鬓的发根是白色的。
桌子上摆了七八盘菜,莲藕排骨汤、凉拌毛豆、糍粑鱼,还有黄陂肉糕。
镜头转向我爸,他指着桌上的五粮液,爽朗地笑着,“今天过年,我们开了一瓶狠酒。
”
我家在汉口,普通家庭,爸爸是个体户,辛苦了三十多年,没赚到什么钱,但也没有委屈过我和弟弟余俊。
无法回家和他们团聚,为了让气色好点,我打开视频前还画了妆。
我爸给我妈倒了半杯白酒,举起杯子,对着手机镜头说:
“这就算团圆了。
”
对他们而言,今年最大的慰藉,是余俊和妻子陈静如约返程,还吃上了这顿来之不易的团年饭。
这顿饭几乎是“抢来的”。
1月23日一早,我爸在手机上看到弹窗信息:
上午10点,武汉将正式“封城”,离汉通道全部关闭。
短暂地恐慌之后,我妈立即决定去菜市场“囤货”。
一进市场大门,她发现附近的市民都在恐慌性抢购。
菜价应声飙涨,多数青菜在20元一斤,一把蒜苗接近100元,仍然被抢购一空。
一位保安在门口拿着喇叭喊:
“请大家戴好口罩,菜市场10点休市。
”疫情发生以来,我妈第一次感觉“事情很严重了”。
这和17年前非典肆掠的时候如出一辙——她曾半夜三点爬起来,和隔壁的阿姨一起去药店抢购板蓝根。
拎着莴笋、白菜、毛豆等蔬菜回家后,她仍不放心,立即戴着口罩,折返到小区门口的流动摊贩,买走了剩余的包菜和花菜。
她盘算了一下,这些足够一家人吃到初七。
为了应对接下来可能的“持久战”,余俊决定去采购一批感冒药。
但小区门口人头攒动的药店,抗病毒的奥司他韦、感冒药、口罩等已在上午10点售罄。
我们一直住在汉口。
2010年,我爸买下现在的房子。
这几年,我爸和我妈的兄弟姐妹相继在周围买房。
我妈形容,我回到武汉,沿着巨龙大道往西的每个小区,都有人留我吃饭。
而这次疫情风暴眼中的金银潭医院,距离我家不过十分钟车程。
我妈上班的地方,则在医院隔壁。
大年三十,武汉下着雨夹雪,阴冷潮湿。
无事可做,困在家里的时间变得漫长而难熬,他们守着电视看了一整天《天龙八部》。
除夕夜,我置顶了此前长期屏蔽的群“相亲相爱一家人”,逐条听群里50秒左右的语音,重复看表兄妹们发来的孩子的视频。
按照守岁的习俗,家人依然一起等到零点,我爸还带着余俊下楼烧了点纸钱。
“祝群里所有的宝贝都能健康平安地长大。
”新年来临那一刻,我妈在群里说。
我哭了。
我爸和我妈都在大悟与武汉交界的农村长大。
大悟是孝感市所辖的县,离武汉一小时车程。
因为出过37位开国将军,大悟和临近的红安一并称为将军县。
我妈有一个哥哥、两个弟弟。
他们那一辈亲戚,差不多都在上世纪80年代末从农村到武汉谋生。
我和余俊在武汉长大,上同一所小学、同一所中学,甚至同一所大学。
他在珞珈山上与恋人相遇,从校服跑到婚纱。
这座城市的热情、坚韧、粗糙和市侩,都是塑造我们的一部分。
2
时至今日,我依然不能理解,事情是如何发展到今天的。
这应该也是多数武汉人的感受。
2019年12月30日,我在泰国清迈旅行,在微博上刷到“武汉出现不明原因肺炎”的新闻,心里一惊。
集中爆发病情的华南海鲜市场,紧邻我的高中。
周边小区密集,我不少初中同学和老师住在那一片区。
华南海鲜市场以前并不算市中心,近十年来,城市不断扩容,它才逐渐成为汉口的几何中心。
尽管周边不断拆迁,市场仍保留至今。
华南果品批发市场和海鲜市场隔了一条铁路,正对着武汉一中的大门。
我们的教室在五楼,从窗口每天都能看到车辆进进出出,火车轰隆隆从楼群中穿过。
每到春节,我爸总会去买几箱冰糖桔。
疫情暴发前,没有武汉人认为这种城市格局不妥。
汉口是商业重镇,熙攘的汉正街就坐落在城市正中心。
它们存在太久,我们就习以为常。
最先感知到疫情的人是我叔叔,他在市场附近当快递员。
“先是看到新闻,然后公司开始警觉,派发了口罩。
”不过,这个口罩戴了半天就被他扔了,因为“路上没有一个人戴”。
他一直工作到1月16日,随后离开武汉去了安徽,“直到那时候,市场周围也一切如常,大家都在办年货。
”
1月20日以前,身在武汉的家人都觉得“这不是个什么事情”。
“知道,新闻里播的,就几例,不传人,武汉一切正常,没人戴口罩。
”每个人都这样告诉我。
1月18日以前,我妈仍然每天挤公交去金银潭医院附近上班,公交车上几十个人,站都没地方站。
医院很安静,有救护车进进出出。
而我爸在元旦后停止工作,每天和附近的朋友一起打麻将。
最警觉的是在香港读博士的余俊。
肺炎被查明是冠状病毒引起的那天,香港媒体铺天盖地报道。
在这座人口密集的城市里,被SARS支配的恐慌蔓延开来。
人们涌入药房、屈臣氏抢购口罩。
很快,海外出现确诊或疑似病例。
余俊将各种中英文新闻截图发到群里,提醒父母注意。
“电视上说他们都被隔离了,传染性不高。
”1月中旬,我妈打电话告诉我。
那几天,她和我爸还回过三次老家,参加了几个乔迁、满月的酒席,给农村的房子添置了沙发。
“就你们大惊小怪,武汉人山人海,啥事没有。
”她强调。
不过,挂断电话,她在群里嘱咐我们“多穿衣服,感冒发烧就得检查了,身体很吃亏”。
2003年非典期间,余俊突然发烧,经历了严格的抽血化验、隔离诊断。
我妈觉得这个过程很“吃亏”。
确诊人数很长时间没有增加。
他们更强烈的感受,是日益浓厚的春节氛围,路灯上挂了红灯笼,商场里重复播放着刘德华的《恭喜发财》。
我爸腌制了腊鱼、腊肉和香肠,还跑去海澜之家买了一身新衣服。
我从网上订购了两箱葡萄酒。
陈静的弟妹和妹妹都在2019年生了宝宝,准备过年摆满月酒。
为了家族里接二连三的喜事,陈静和余俊买了1月21日回武汉的票,提前三天回家。
事情急转直下,是从1月19日开始的。
那天,钟南山到了武汉。
一份钟南山的行程表在微信群里流传。
初中群里,一位同学@语文老师,“2003年,李老师让我们背感动中国十大人物钟南山,17年后,他居然为了我们华南海鲜市场来了武汉了。
”
那两天,武汉市的确诊人数突然增加了136人,不安的情绪开始蔓延。
我感觉不对劲了,立即上网给家里买了N95的口罩。
1月20日,钟南山披露“14个医护人员被传染,肯定人传人”。
疫情的新闻和各种小道消息在社交媒体上疯传,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狐疑,这是不是第二次“非典”。
上午10点,一位武汉的朋友已经到杭州东站,现场退了票。
“带着孩子,我怕了。
我妈怨我也没有办法了。
”她说。
我爸妈开始感觉紧张。
“要不你和余俊都别回来了,等开春了回来看樱花。
”她给我打电话时,语气里充满失落。
不过,她仍然告诉我,“小区里很多孩子满地跑,湖边的广场舞也照跳,并没有人特别紧张”。
已经在安徽的叔叔,也在微信上问同事,得到“路上一半人戴了口罩”的回复。
那一天,香港已经宣布密切监控武汉飞来的航班。
担心余俊返程受影响,我劝他留港。
“我还是回去吧,退一万步,还可以帮爸妈搞防疫。
”他沉默了片刻,平静地说。
“戴钟南山同款口罩,没事的。
”他安慰我。
余俊(左)和
陈静(右) 图片由作者提供
3
如同堤坝溃败,蓄积的洪水突然漫入城市一样,在家人们的感知中,武汉疫情后来的恶化速度,似乎是以分钟计。
1月21日上午10点,余俊先去见了导师。
导师告诉他,他老婆是湖北随州人,几天后,他计划带家人从香港直接飞回家。
临走前,导师提醒他戴口罩,注意安全。
余俊跟往常一样从西贡出发,坐巴士转地铁,从福田口岸出关,再乘坐地铁4号线到深圳北站候车。
离港前,他去了屈臣氏,发现人们整筐整筐地买口罩,N95已经售罄。
他买走了最后的4盒普通口罩,又去药店买了一些感冒药。
在开往武汉的高铁上,余俊戴了两层口罩,其他大约一半的人没有任何防护。
考虑到公共交通更容易传染,晚上八点半,我爸妈坚持开车去武汉站接儿子。
群里的氛围立即紧张起来。
经过商量,我们让父母待在车上,余俊走到停车场,更换新口罩再上车回家。
晚上11点半,陈静从北京坐高铁到汉口站。
他们再次去车站迎接她。
路过华南海鲜市场,我爸指给余俊,“喏,就是这里。
”市场已经封闭,只看见蓝色招牌。
当晚的汉口站,人潮如织,和往年春运没有太多不同。
广场上灯火通明,许多等车的人仍然没有戴口罩。
12点多,他们全部到家。
1月22日,疫情已经极速恶化。
我爸妈依然带着儿子儿媳返乡祭祖。
农村当时没有任何警觉,绝大多数村民刚从武汉回来,没有人戴口罩,走亲戚与聚餐照常。
电话里,余俊和我聊起对武汉周边农村防疫的担忧,它们几乎在“裸奔”,一旦病毒扩散,几乎是灾难性的。
下午两点。
我在武汉的高中同学突然在微信上惊慌地问我:
“木木发烧了怎们办?
38.6度。
”木木是她三岁的儿子,2019年已经因为肺炎住院两次。
“两天前我带她去汉口我妈家吃过饭。
”她很惊惶。
“不管怎样,戴好口罩去医院。
”我回复她。
她随即跟公司请假回家,和老公一起带孩子去最近的亚心医院。
这家位于沌口的定点医院,人并不算多。
医生告诉她,木木感染了甲流和肺炎,并非新型冠状病毒,但仍建议去金银潭医院住院治疗,“亚心医院床位已满,不能收治”。
她打电话过去,接通的值班人员告诉她,金银潭也已经满了,劝她去发热门诊。
无奈之下,他们驱车去了协和西医院。
经历了挂号和漫长的排队之后,这家定点医院仍以床位已满为由不收。
“医院现在都不救人吗?
武汉怎么了?
我该怎么办?
”她在电话里带着哭腔。
在我们生于斯长于斯的城市,她第一次感觉慌乱和绝望。
“你打市长热线投诉,不行找媒体投诉。
去省妇保看看?
”焦躁中,我不知道该如何安慰她。
她的医生朋友建议她去儿童医院碰碰运气。
下午五点多,她终于在儿童医院办理了住院手续。
“他们也可以拒收,接诊的老医生心善。
”她说,“武汉已经‘兵荒马乱’了,你别回来了。
”
我立即给我爸打电话,告诉他们,事情可能很严峻了,建议他们到杭州来过春节。
“我们可以不接触任何人,直接到医院先做筛查隔离。
”我说。
他们已经从农村返回武汉。
“现在全国哪里人都看武汉人是恶狗子,我不去杭州。
”我妈在视频里说,连连摆手。
“陈静的父母都在湖北,她也不可能走,我就更不可能走。
”余俊强调。
第二天凌晨两点,武汉宣布封城,进入“战时状态”。
我的一位初中同学想去汉口火车站碰碰运气,一排持枪的士兵对他进行了劝返。
“我在武汉三十多年,从没有遇到这种事。
”我爸很困惑。
封城的举措、飙升的感染人数、社交媒体上的小道消息,混合成一种粘稠情绪,既迷茫又恐慌。
原本计划得满满当当的家族聚会,在除夕前一天全部取消。
当天,所有从杭州发往武汉的高铁、动车、航班都已经停了。
我试图购买从上海飞往武汉的航班,支付之后系统自动退票。
我回不去了。
4
万幸,家族里的亲人、朋友,暂时没有人出现不适。
我爸说这是一场发生在微信群中的疫情。
大年三十晚上,我妈在视频时调侃我:
“武汉现在是战地了,你回来可以实现当战地记者的理想。
”
战场终于在除夕也延展到了老家大悟,村里开始宣传防疫。
村干部每天敲着锣,拿着喇叭劝大家不要聚会,不要拜年。
出村的路口,都设有检查站,量体温,询问病史,阻止村民走动。
在这种安静地有些压抑的氛围里,我妈有一丝窃喜。
她漂泊在外的儿子终于可以长时间在家陪她,每天一家人聚在一起吃早中晚餐,一起追剧。
正月初一晚上,我爸告诉我,我们家小区东边,救护车来拉走了一个人。
“潜伏期那么长,我们现在也不知道自己有没有感染上。
”余俊说。
“我们小区这么大,一两个病人不是很正常吗?
”我妈宽慰大家。
“你也别说你是武汉人,免得有人报警抓你。
”她转过身对着镜头说。
一些令人感觉慰藉的故事也在我们身边发生。
一位毕业于武大医学院的朋友,以个人名义在微信群里筹措了3万元,找到一家口罩生产厂商,订购了一批KN90的口罩。
因为进武汉的包裹限制在3公斤以内,这批口罩被拆分成七八个小包裹;
我的一位初中同学,在汉口做建材生意,大年三十晚上,他公司的司机自愿去咸宁托运给医院的口罩;
同门师兄新婚的妻子,是同济医院医生,怀孕不久,此前一直喊累想辞职,疫情发生后,她再也不提,每天去医院上班……
更难熬的尚未到来。
“如果十天半个月甚至更久不能出门,那就蛮难了。
”余俊坦承。
2019年下半年,他经历过城市漫长的交通瘫痪和学校停课。
他的同学中,有人因为精神压力太大,在自己身上挠出一道道血痕。
按照最新的规定,在武汉,私家车也不能开了。
小区有人确诊之后,湖边散步的人越来越稀疏。
每天天空都是灰蒙蒙地,飘着冷雨。
我爸觉得憋闷的时候,就去阳台抽烟,对着窗外的树发呆。
余俊的剃须刀电池没电,一直不敢下楼去买,据说附近商场有确诊的患者。
疫情什么时候可以过去,封城何时可以解禁?
一时半会儿没人能给出确切答案。
每天确诊人数仍在攀升,划出一条陡峭的曲线,身处暴风中心的汉口,他们将如何熬过未来的日子?
暂时也没有答案。
几天前,我和朋友聊起“非典”。
当时他在天津上大学,学校停课封校。
最难熬的日子,他和舍友做了6只风筝,各自写上自己喜欢的女孩的名字。
有一天,他还在空荡的操场,看到一对情侣。他们
隔着栏杆,摘下口罩亲吻。
人不是孤岛,而生活又永远是悲欣交集的。
期待樱花盛开时,疫情平息,我可以摘下口罩,回到生我养我的城市。
早晨醒来,趿着拖鞋下楼,去到小区门口的早点摊,“拐子,来一碗热干面,再搞碗蛋酒。
”边吃边赞叹“蛮好喫”。
我们一大家人的日子还是要过下去的。
大年三十下午,堂嫂感觉有些腹痛,堂哥送她到县城的人民医院住院待产。
家庭群里,所有人都在等待新生命的到来。
我妈打出一行字:
“小庞不要怕,有医生在,你们一定会母子平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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