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不会逃避，武汉是我们自己的城市。”这是一个属于年轻人的故事。一群武汉的摇滚青年通过社交网络，迅速聚在起来，成为一个超级节点——一端连接着1500名司机志愿者和医护人员，另一端连接着1000多位捐赠者，普通白领、live house老板、乐队成员以及多伦多、菲律宾的乐迷。
他们的救援行动非常朋克。过去几天，他们调配物资和运力，把触角伸至武汉、黄冈等地的三甲医院、社区医院乃至城中村的医疗服务中心。他们遭遇了车祸、感染的危险，与许多其他同样迅速聚集又退潮的志愿者一起，为紧急刹车的城市，提供了一块柔软但坚韧的缓冲带。
晚上9点钟，他把最后一批护目镜送到长航医院的地下车库，交给一位中年药剂师后，驱车离开汉口，开往武昌。车子驶上空旷的二七长江大桥时，琴弦般的斜拉索被灯光照亮，桥下长江静默，远处的高楼亮着星星点点的灯光。城市变得空荡荡的。这时候他的感受比平时强烈起来，人们仿佛都被关在“笼子”里。他叫科比。因为喜欢篮球，科比是他的偶像，朋友们都这么叫他。那一天是正月初五，武汉封城的第七天。当天晚上11点，科比所在的“鲁磨路救援”解散了——它仅存在了6天。他们将回归另一重身份，工程师、公务员、行政职员、大学生。准确地说，事情开始时，没有人会想到这件事的规模。一切发展的太快了。最初，他们只是一群喜欢摇滚乐的人。“鲁磨路救援”的成员大多来自于“VOX乐迷”群。他们年轻，许多是90后，不少因为在VOX live house听音乐而相识。大年三十。上午十点，“VOX乐迷”群里，有人开始在谈论新增病例，有人在为未能成行的旅行遗憾，仿佛疫情事不关己。阿森生气了，他是群主。“算了，我还是换个群吧，这个群算是废了。”一天前，阿森就在群里提到捐赠的事。“有条件的捐点吧。我捐了500。物资委托朋友寄过去。”他晒出了转账记录和他所在的留学生校友群中的捐赠物资。“别扯那些没用的。”阿森压抑不住怒火，“大家如果有心想帮忙，信任阿森且找不到合适的渠道，可以委托我来捐赠。”他站了出来。这个聚集了一百多位玩世不恭的摇滚乐迷的群里，氛围瞬间变得严肃起来。封城的第二天，武汉市的确诊人数攀升至549。公交、地铁、网约车全部停止运营。微博与朋友圈里充斥着各大医院的呼救信息。他们感到了一丝不安。阿森在2014年前后组建了乐迷群，把一群热爱摇滚乐的年轻人聚到一起。在“鲁磨路救援”之前，群内大概有170人，大多是90后，身份从工程师、国企员工到大学生，不尽相同。啤酒、音乐和黄段子，是他们日常聊天的话题。在朋友眼中，他是个“神人”。生长于汽车之城十堰，在武汉读完本科之后，赴荷兰留学，毕业后回武汉工作。A面的阿森是一家银行的白领，B面的阿森是L7 live house酒柜的老板。L7很低调，挤在武汉理工大学与华中师范大学之间的一片居民楼里，需要从一家足浴中心的电梯上三楼。“怎么捐？”身在浙江金华的90后女孩九亿回复。她在一家互联网公司工作，故乡孝感毗邻武汉。九亿在武汉求学期间，常和一位爱跳街舞的朋友混迹于VOX，两年前加入“VOX乐迷”。亚千也是被阿森刺激到的人之一。95后男孩，在华科读大四。1月10号，他已经坐火车回到山东，“我去，鬼知道会这么严重，9号我还跑去和他们喝酒了。”“鲁磨路救援”就这样组织起来了。在摇滚圈里，武汉被称为“朋克之都”。鲁磨路北起光谷广场，往南一直延伸到东湖梅园。武汉两家独立音乐live house——VOX live house和WuHan Prison均位于鲁磨路上，挤在苍蝇馆子、成人用品店中间，成为武汉摇滚青年的路标。10个人左右的核心团队很快形成。“我们组织很松散，很扁平，没有leader，谁也不能说了算。”亚千告诉我。不过，这种状态很快造成了早期的混乱，“群里的朋友各自给我们转账，每个人都需要收钱、统计。”史无前例的封城之后，公共交通全部停运，武汉的城市功能无法正常运转。各大医院的物资相继出现紧缺，没有车的医护人员只能选择步行或者骑共享单车上班。钱并不能解决燃眉之急，他们发现“鲁磨路救援”能做的事很多。“这么说吧，如果医生‘裸奔’，那就是我们全社会最大的悲剧。”亚千说。在除夕的晚上，他们开通了公众号。团队形成了明确的分工，从寻找货源、医护接送和物资的配送、信息核实，到表格统计和医院周边的民宿征集。钱、司机、医护的信息，源源不断的涌来，“鲁磨路救援”运转起来。亚千说，“考虑到初七上班，我们初五结束营业，还能休息一天。”除夕夜，凌晨四点，接送医护的群仍源源不断的有人进来。正月初一，医护和志愿者司机已经达到1500个人，被分为4个群。互联网能量巨大，改变了人与人的连接方式，时间、空间完全被打破。一套高效的工作流程逐渐形成。信息核查小组，先对搜集来的求助信息，逐条打电话查证、汇总。阿森则发动一切关系，联系医药公司和厂家，进行物资采购。然后经过匹配、拆分成具体的任务，通过微信群进行分发。“3天，睡5个小时。”这是科比的“成绩单”。每个人都处于异常兴奋的状态，那三天，“鲁磨路救援”维持着24小时在线。他们仿佛沉浸于一场漫长的摇滚聚会。科比生于1991年，荆州人，在武汉读书，毕业后留在这座城市。他在武昌一家公司担任行政。在群里，他说话不多。从除夕开始，作为有车一族的他就一直奔波在路上。大年三十的下午三点，一位护士发来求助，科比第一次“抢单”成功。护士瘦瘦的，戴着眼镜，临时取消了休假。他把她送到了武汉市三医院。“我住得不远，如果你上下班需要，可以联系我。”下车的时候，他说。为了避免自己可能“不幸”中招，然后传染给长辈，当天晚上，科比从父母家搬到光谷的民宿。在突然变得空荡荡的城市里，接送医护的车就像流动的情绪“树洞”。一位护士疲惫至极，上车就睡着了，另一位护士在车上突然哭了，还有一位护士，因为护士长被感染临时被派去顶班，在电话里就开始哽咽。一些很燃的事情发生了。正月初一的晚上，科比领了一个任务。外地的志愿者团队捐赠了一万件防护服，但是无法运进武汉市区。“20台车，浩浩荡荡地开到武汉西收费站。”科比回忆起来依然很燃。凌晨一点，他们到了高速入口，一直等到6点，防护服终于到了，天已经亮了。他们装上车后，立即回城，送到20家医院。正月初四的下午，他们接到一条求助，47名十堰的医生将来武汉，高速路口下车后，无车进城。他们到了武汉城北的府河收费站时，发现还缺一辆车。群里，一位身在汉口的司机迅速响应，飙到高速口。医护人员安全抵达之后，一位司机很“朋克”地说了一句：“（等）疫情没了，原班人马在府河湿地烧烤。”从始至终，“鲁磨路救援”维持着“无政府”状态，不断有人退出，也有新人加入进来，有些不知道真实姓名，甚至不在武汉，和他们从未相识。越来越多的陌生人开始给他们捐钱，最远的来自多伦多、菲律宾等地，雪球越滚越大。很酷的事情发生了。在捐款名单上，他们看到了一些歌手和乐队的名字，比如肿瘤男孩乐队，北京不留行、咔CD乐队。在市区大医院受到的关照越来越多时，他们开始把触角伸向武汉周边城市、社区医院、乡镇的卫生所。物资并不算多，有些只是1000只口罩、3瓶酒精，但精准且高效。有些城中村里，车开不进去，他们徒手抱着沉重的物资，从窄巷子里走进去。“从没想过一个摇滚乐迷群的人干起正事会如此靠谱。”一位参与者在回顾时感慨。“五味杂陈。”亚千至今不能明确地形容自己的心情。围城的困境并未破解，一线医院的“惨烈”叫他耿耿于怀。他们曾经收到一家位于孝感的社区福利医院的求助信息。在小诊所里，医生接诊几个大医院里容纳不下的疑似病人。诊所没有N95口罩，没有防护服，没有护目镜，没有面罩，医疗手套也仅剩几副。求援无果之后，医生和护士把泳镜当护目镜，把雨衣、塑料袋用皮筋扎起当防护服，穿着雨鞋，戴着医用外科一次性口罩接诊发热病人。其他人的痛苦，同样给他们造成巨大的冲击。一位组员去送物资，回来路上，遇见一个男人推着摩拜，婆婆坐篮子上面，拿着病例。他们从中午十二点排队到凌晨两点才打完针，天空下着冷雨，没有车。在热血与激情回落的时刻，杯水车薪的无力感，挣扎和犹疑才开始浮现出来。真的无所畏惧吗？有人开始自我怀疑。这不是虚拟的网络游戏，当同伴开始涉险的时候，不安的情绪会被放大。有一天，他们接到协和医院呼吸科的一个紧急任务，将一些物资送到诊室。一位叫骏骏的年轻人准备亲自上楼。进门之前，他给亚千他们打电话，语气犹豫。其他人同样担心。有人立即和医生协商。骏骏最终没有上楼。这时亚千的手心都出汗了。科比的车祸，把这种情绪推到了顶点。正月初二的下午，疲劳至极的科比在开车时渴睡，撞上了防护栏，右侧车头彻底撞烂。清醒之后，他吓出一身冷汗。当天晚上，他的偶像科比，因直升机失事去世。他从网上看到这条信息，“整个人完全懵了。”他关掉手机，把自己锁在房间里。“我想过，要不放弃算了。”他说。打开手机之后，医护需求信息汹涌而至。科比换了一辆公司的车后，回归“鲁磨路救援”。晚上，他送一批给司机消毒的医用酒精到一个名叫凯旋名邸的小区。8点左右，武汉市民集体开窗唱歌。在此起彼伏地高声呼喊里，夹杂着一位小男孩的童音，清脆、纯洁、毫无杂质。科比站在楼下，感觉无比震撼，孩子说武汉加油。令他们揪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帮助过他们的一位司机疑似感染。“觉得自己好像在做好事，但是让别人冒风险。”科比的朋友虎虎开始质疑，这个轻盈但单薄的组织困境暴露出来。“当你真正和一线医护交流过，看到那种惨烈，不论是继续战斗还是选择撤退，都会感到羞耻。”虎虎在回顾这段经历时写道。他开始反思其中的矛盾和挣扎。“我感觉纯粹靠一种近乎天真的信念支撑着——我们就算感染了，也是容易治愈的那一部分人。”亚千告诉我。尽管如此，他们仍有漫长的潜伏期要熬过去。有人因为家中有老人而发愁，考虑是否离家隔离两周。从除夕至今，科比就一直没有见过父母。在一阵短暂的沉默之后，他说：“要感染就感染吧，反正已经做了这么多天了。”预设的终局到来了。1月29日，科比送完最后一批货后两个小时，他们在线上交出了医护人员出行的群主，“鲁磨路救援”正式解散。没有想象中的释然和轻松，他们反而沉浸于无以名状的伤感中。有人试图说一些寻常的笑话，来驱散这种情绪，但发现无济于事。他们在公号里公开了数据，不足6天的时间，筹集了40多万元，全部用于购买医用物资，手套、口罩、护目镜和防护服，捐给武汉及周边城市的276家医院。当天，湖北新增新型冠状病毒确诊病例1032，武汉市区累计确诊病例达2261例。新一轮爆发期来临。政府与企业的力量介入，医护人员出行等问题得到缓解。“司机与朋友们的安全，当然是最重要的考虑。”这是亚千的顾虑，“当然，也是因为继续下去很困难了。”最初的混乱曾让他们处处碰壁。按照最新的管理规定，正月初二开始，武汉中心城区机动车禁行。“我们至今不知道司机们的驾照是否会被吊销。”他说。至于医院捐赠通道，同样并不畅通，“假消息姑且不论，即便是真线索，有医生的电话，今天打得通，明天就打不通了，有的医院送过去又说上面不让接受社会捐赠，要走红十字会。”在采购端，碰壁的次数也急剧增加，“不走红十字会，海外物资很难进来。最初给我们供货的医药公司和工厂，后来明确告诉我们，口罩、护目镜、防护服，都不能再卖给个人。”在武汉这个场域，极速退潮的还有许多其他的志愿者团队。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只是平凡的市民、骑手和网约车司机。和“鲁磨路救援”相似，他们在城市按下暂停键之后，迅速通过互联网聚集起来。在短暂的真空期，维持了城市末端的正常运转。假如政府的救援行动是垂直的、集中的；他们的行动则更像是集市：并行的、点对点的、动态的。在集市模式里，人与人之间仅仅依靠互联网连接，在貌似混乱而无序的环境中，依然可能产生巨大的能量。阿森觉得，他们只是个小团体，没做什么大事。“我们的想法很简单，把有限的精力和资源合理分配好。”“我对自己的要求很低，我活在这世上，无非想要明白些道理，遇见些有趣的事，倘能如我愿，我的一生就算成功。”1月6日，他在微信朋友圈里，发了王小波的一段话。闲下来的科比感觉无聊而失落。“你听听歌啊。”有人在群里说。“我听一天吗？”他回答。“不是，是听14天。”对话框里随后打出一连串“哈哈哈哈”。正月初七那天，他又忍不住，开车去火车站附近，帮其他志愿者送盒饭。所有的人都盼望疫情早点过去，他们能回到简单、正常、真实的生活。但没人知道这一天什么时候到来。上班时间被推后。2月到3月，L7live house的演出被取消。截至2月2日上午8点，新型冠状病毒的确诊病例达到14411例，其中，湖北9074例。武汉依然是风暴中心。正月初六的晚上，他们的公号推送了一篇文章，回顾“鲁磨路救援”。“我们暂时撤出了，但是这场战斗还没有结束。我们只是暂时休整，或许我们还会再次回到战场，或许我们会以别的方式战斗。”他们留了一个“彩蛋式”结局。在文中，他们附上了一首《大武汉》——那是武汉最早的朋克乐队，也是中国最早的朋克乐队之一生命之饼SMZB的作品。*文中科比、阿森、亚千、九亿、骏骏、虎虎均为化名，部分图片由受访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