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丨东方IC
这是疫情期间发生的特殊故事，疫情让他们重新有了做回“普通人”的机会。
叶亮到了41岁这年，才觉得总算做了一件有意义的事。一些意义的达成，对普通人来说不是难事，但对他非比寻常。这一年头几个月，他带着车队前前后后载着16万斤物资在湖北宜昌满城送，那个下午，他又拉着2万斤蔬菜，给老城居民送菜，许多人站在窗口向他鼓掌。如果时间不是那么赶，有的人会用篮子吊下家里仅剩的两个苹果，另一位则吊下一壶开水。因为在防疫点24小时值守，在社区排查、消毒、送菜、送药，还捐赠了2万块钱的口罩，他和他的同事接到了社区的感谢信，心情激动，觉得人生的氛围“轰然不同了”。
他知道，在此之前，他总是被提防的。一到节日和大型活动，就会有电话打来，家里缺米吗，油呢？他明白对方的意思，他会老实待着。没什么人会关心他，正常的家庭都需要帮助，谁会关心他呢？在家里，今天吃什么、要去哪里、和谁在一起，以及电视看什么频道，他都没有资格提要求。“憋”，这也是他跟身边的同事讲的怎么和家人之间相处的方式，要小心翼翼地处理跟每个人的关系——他让同事们也时时刻刻记住。
不需要自尊，这就是他的生存方式。他生活里的每一天，都像是在“疫情”中。反倒是疫情来了，他活得更像个人。他和同事们终于成为帮助别人的人，在社会危难的时候，（他们谢谢）可以让他们挺身而出，再也没有哪一个时刻，让他们感觉自己的命运和国家这样紧密相连了。
他们是曾经的吸毒人员。现在在“宜昌市点亮公益戒毒工作室”工作，帮人戒毒。叶亮创立了工作室，后来高波、屈定涛、张超也成了他的同事。工作室是社区康复的延伸，出所的戒毒人员可以在那里获得一份工作，也就成了当地戒毒所在那里挂牌的工作站。
这是一些曾经吸过毒的人的故事。叶亮曾是大型企业的高管，高波曾靠吸毒寻找设计灵感，屈定涛想凭借驾驭毒品造成的心瘾打败吸毒的父亲，而张超一次次躲进麻古的浓烟里逃避不断掉落的人生……他们曾各有各的遭遇，但同样挣扎着生存，希望找回尊严。人的一生都是在冰层上行走，冰层下异常寒冷，一旦掉落，只剩挣扎。这冰层有时无法承受某些人，他们便掉了下去，只是清脆的一声。少数能挣着再爬上来，接着赶路。
当我发现他们所有的努力不过是想挣得一个重新做回“普通人”的机会——扎进人堆里不再是刺眼的那一个——而这个机会在瘟疫蔓延时不期而至，这种欲念强烈到顾不及感染的风险，我愿意相信善比恶更耐人寻味，善念是复杂而艰难的。
在疫情期间，他们体会到了一些消失已久的东西，但生活却还要回到日常。叶亮告诉我：“疫情虽然结束了，但我们的人生还很漫长。我们现在要重新面临的老问题：生活、生存。”
我算了一下，我为社区居民代购药品有110多次，高血压的，糖尿病的，胰岛素、阿卡波糖、二甲双胍。入户排查，消毒，每天提30多份菜，守夜。那段天气也不好，一会儿冷，一会儿热，一会儿下雨。我全身上下都是纹身，送药送菜，跑来跑去很热，就把袖子抓起来。有些下基层的机关党员干部就问我，“小伙子你怎么有纹身”。我说过去“不良过”，我们这个机构都是吸过毒的，但我们现在不见得比普通人要差。就很理直气壮的。我刚从强戒所回来的时候都不敢把纹身露在外面，但现在敢，人正不怕影子歪。我们社区有一些吸食老式毒品的——从前我父亲就吸老式毒品，海洛因——戒毒康复期间要喝美沙酮。我每天要给6个人送美沙酮。上午去街道领药，警官要签字，手续要办几套，矿泉水瓶子上有每个人的名字，量不一样。每次去送美沙酮，说实话很心疼他们，毒品造成的损伤，有的是残疾，腿走不动了，有的眼睛不好使了，还有身上长疙瘩或者肿起来了。有个四五十岁的男人，那两天硬是要出去，大概是拿货（毒品）。我见过他从一辆越野车下来，说“谢谢”，车里人问了一句“少不少”——就是“少不少”三个字引起了我的注意。他那天要出去，我看外面又停着那个越野车。他可能是吸食海洛因的——他的样子跟我父亲一样——很瘦，拿手机的时候手一直在抖，刁烟的嘴，抽烟吸进去、吐出来那个动作，就和一般人不一样。还有他的打扮，玩老式毒品的一般家里条件比较差，很多偷东西，他的样子看起来就像小偷。我是在酒吧里第一次尝试的K粉。那时候我19岁，在酒吧做DJ。我见过很多客人K粉打大了丑陋的一面，有女孩产生幻觉说另外一个女孩是鬼，很多男孩大打出手，我在DJ台上，酒瓶子从我旁边飞过去。 我第一次就是在酒吧厕所里面，在那种做的非常精致镶了金边的镜面的小台子吸的。很多酒吧厕所里都有那种台子，外行人不知道是做什么的，台子上放一张卡片刮K粉的，像银行卡一样，上面写着“珍爱生命，远离毒品”。老板真的非常有头脑。第一次打K粉之后，我发现打碟状态特别好，思路很清晰，一个串烧放下来，就感觉整场都在放一首歌。 屈定涛曾是个DJ
我3岁的时候，母亲和父亲离婚，我婆婆一直给我说是我母亲抛弃了我爸爸。我跟我婆婆、爷爷长大，那时候住在农委宿舍，院子里可能我们家是条件最好的，因为一家人都是当官的。到最后，我们家是条件最差的一个。我家住四楼，一层有两户，我们整栋楼的阳台都有防盗网，唯独我们四楼的两家没有。为什么呢？我父亲以前毒瘾发作了，就抄起家里的剪刀或者煤气罐，“给不给钱？不给我钱，我就把儿子杀了。”他要杀死我。爷爷就在客厅和我父亲僵持，“没有，一分钱没有”。婆婆就把我抱进卧室，门一锁，把隔壁奶奶家窗户一敲，然后就从阳台上把我递过去。每次都是这样。所以只有我们两家不能装防盗网。我那时上幼儿园，那个画面经常出现在我童年的脑海里，婆婆把我从阳台递出去，脚底下空荡荡的。好像脑子里有音乐出现过。我7岁的时候爷爷去世了，家里就剩我和我婆婆两个人，很孤独。我喜欢听歌，淡化脑海里的东西。后来喜欢街舞的背景音乐，有个DJ在那打碟，在网吧里看一晚上DJ在台上打碟那种视频。我是自学的DJ，我觉得我更自由。我当初打K粉，一个是想寻找刺激，就是在舞台上那种感觉；还有，我想战胜毒品，既然我父亲战胜不了它，我一定要把它战胜；隐隐的，我也想打K粉让自己“上头”，之后忘记童年的那些画面。后来我知道，这个想法相当错误。后来我婆婆（外婆）去世了。她被父亲气死了，忧郁症。我婆婆当时就一口气憋着，硬是等我爬到家门口，我开门的那一瞬间，我婆婆闭的眼睛。那天晚上，在灵堂，我母亲在那里守夜，我就把K粉拿出来，我父亲就在我旁边，把女孩子穿的那种长的丝袜绑在胳膊上，注射海洛因。我玩我的，他玩他的。我是被公安机关抓获，2017年5月4日。被抓时我正在上头，上了头赌博，在手机上赌，烟雾缭绕，各玩各的，40几个人，六楼那一层都被我们包了，有的房间是贩毒的住着，隔壁就是我们这些吸毒的人。因为从小的经历，我知道总有一天这一幕会发生在我身上，所以一点不惊讶。我父亲在戒毒所七进七出，去世的时候45岁，最后十多年都在那里面。我进去的时候，戒毒所领导说，“你把你父亲的班接了。”我减了9个月，所里面各种形式的活动我都参加，“中华魂辉煌与梦想”演讲比赛还得了优秀奖。前年回来，我以前在酒吧认识的一个老大专门给我在最好的酒店开了个房，把麻古和冰毒拿出来，“两年没碰了吧？来尝一口。”当时我脑海里面思路很清晰，“老大，我帮您点可以，但是我不会碰了。”“圆梦”就是圆那一口，回来搞一口才舒服，搞一口就不搞了。10个人回来有9个都被那个梦带偏了。我是那个没有去圆梦的。回来一个多月，我母亲开车把我送到叶亮工作室——我在强戒所听过他演讲。那个感觉就是换了一个圈子。我微信上以前那些狐朋狗友全部删掉了。你要洗心革面重新再来，必须要换掉你的圈子。圈子不换，你永远出不来。去年，我又和叶亮老师回强戒所一次，感觉回到我的母校。我演讲了一篇文章，就跟以前做DJ一样，换了一种方式回到台上。让我想起十几岁的时候做的一个梦，那个梦到今天我都记得，我站在DJ台上面，下面很多人在欢呼，觉得我的音乐好听、很嗨。那次演讲，我以前好多狐朋狗友都在下边。我都不好意思，那些人看着我，我觉得很丢人。不是他们对不起我，或者我对不起他们，是我觉得他们对不起自己的父母。疫情这段，我人生价值观有所改变，活着比什么都重要，有个好身体比什么都重要。我们社区休息室有一排玻璃窗，窗外是个小区，有个老奶奶每天中午在那浇花，每次看到我在休息室抽烟，她就把窗户敲一下，带着口罩，递两个橙子、一盒烟给我。我真觉得很开心。那天去值守，下大雨好冷，有个居民给我送了两份香飘飘奶茶，温水冲的，没冲开，但我心里真的好温暖。疫情期间，屈定涛给社区居民送菜
当时工作上很多应酬，朋友圈子比较杂。有次喝的迷迷糊糊，吸了一颗麻古，就沾染上了。圈子也有这种小资文化，毒品就是小资情调，你应酬也需要一些共同话题，哦，原来你们都玩这个，那我也玩这个。那是2008年前后。吸毒在我们这个圈子里也分三六九等。我花自己的钱，把吸毒当成小资情调，有的人靠坑蒙拐骗，有的人以贩养吸，层次都不一样，花费也不一样。我那几年花了300万左右吧，都是和圈子里那些收入不错的朋友一起吸。慢慢用量大了，开始幻听幻视。我对着你聊天，会看到你旁边坐着我的朋友或者我很亲近的人，他（她）不会和你说话，他（她）只和我说话。最初是挺享受的，我希望什么人来陪我，就会来，有时候是林志玲。一种虚幻的精神上的满足。我们吸毒的人都有缺陷，都是不完整、不全面的人，才会想要去寻找生活中的替代品。男人都有一种英雄主义。正常的性行为15-30分钟，吸食后你可能三四个小时不间断地去做。心理缺陷，比如我平时在外面生活不如意，又不好表达，吸食毒品后，神经系统出现很敏感的条件反射，我就是如来，我就是国王，处在那种场景扮演之中。我呢，都有一点。慢慢地那种幻觉就变了。比如我们正常聊天，我就觉对我有敌意的人在监视我、监听我，走到哪里总有一种被害的感觉。吸食的强度慢慢增加，还有很多额外的消费，比如喝酒、寻找性伴侣、酒店。经济也跟不上了。也会让你慢慢清醒，那些其实都是虚无飘渺的东西，你把握不了。像大海潮退了之后，你整个人暴露在海滩上，发现一无所有。吸毒之前，我是一家大型贸易集团的项目运营管理。2013年我离开工作了13年的企业。离婚之后，再往前走一步就是死亡。每天要靠吃大剂量的安眠药和镇静剂才能消停一会儿，但只要一有机会，我就会趁父母不注意溜出去到处找毒品。叶亮
我是自首的。见到缉毒警的时候，有一种“你们终于来了”的心态，终于可以解脱了。在强戒所里，只有爸妈还关心我。出来后很自卑。身边所有人，家人也在怀疑我，朋友也在质疑我，失去了之前建立的所有信任的人际关系。每天就是陪着我爸爸妈妈。整整半年我没有收入。我需要一个工作机会，我需要去哀求别人，去乞求我过去的领导重新认识我。唯一庆幸的是，我之前一直在努力工作，没有在混社会、混日子。我过去的老板知道我的工作能力，他愿意给我一个机会。如果换一个新单位，没有人会接纳我的。而且他只是给我一个销售的岗位，你自己去挣工分、拿提成，自己用脚去跑，从头再来。不可能再得到当年的职位了。我们习惯把强戒所的经历叫“坐牢”，坐过牢的人比普通人更吃得苦，也更看得开，反正已经一无所有。我常说不需要别人给我面子，我需要你给我钱。这是一个现实的社会。我付出了比过去更多的努力。每天背着包到处跑，推销茶叶。为了争取一个客户，我能在门口站一下午，只为见他一面。每天睡三四个小时，除了睡觉都在工作。我女儿小学三年级的时候知道我吸毒，蛮抗拒我。也常常哀求我：爸爸你不要这样，你不要打妈妈，不要做不好的事，你晚上要回来陪我……但我那时候不会陪她，吸毒的人真的是没有情感的。女儿储蓄罐里的钱也偷拿去吸毒了。我现在跟我女儿关系蛮好，这个改变从我挣钱开始。我天天跟你说“我爱你”，但我身上没有一分钱，你能不能认可我啊？不可能。人生就是这样现实。你能够挣到钱，能把钱带回家，用在她身上，她需要买什么爸爸可以满足她，她需要我的时候我可以陪着她，这才是关键。我没有打碎我女儿的存钱罐，反而是在往她存钱罐里存钱的时候，才能形象转变，关系转变。就是这样，很现实的。也是我有了工作，有了收入，才和前妻复婚。一个女人需要的男人也应该是这样子。我经常跟我爱人说：过去你跟着我吃了苦，但你也会很享受，能跟同一个男人谈两段不同感受的恋爱。——那其实是我在向她表达我的诉求。她没说什么。我知道她开始也很惶恐。但你就是坚持，让她每个月都看到希望，你才有恢复自尊心的可能。出所后，叶亮成了禁毒志愿者
就像我们每个人在疫情中就是“憋”，把自己憋好。为什么我要用“憋”来形容我们这类人的生存方式？我们想回到生活中的每一天，都像在“疫情”中。我常和同伴们说的：你憋好，心里有什么苦恼对我说出来，我来陪你。伴侣也好，亲戚、同事也好，互相之间都会有要求。你坦白自己吸毒，即使亲人也一定觉得你做人有问题，但你可能只是病了。一个家庭出了个癌症病人，周围人会想着带他看医生，筹措资金帮他克服癌症。但如果家里出了个吸毒的人，你会冷静下来去分析他的吸毒原因吗？你会去了解他吸食那一类毒品的药理作用吗？你会冷静分析怎样帮他克服药物成瘾给他带来的身体伤害吗，包括身体依赖、心理依赖、认知改变？你不会的。这就是我们和社会之间的断层，认知上的断裂。我们是生活在社会的断层中的，我们是社会的最底层，最底层。社会普通居民和我们之间有一个断裂。王朔写过一个小说《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我觉得主人公就是我们。我们工作室其实就是希望让想要戒毒的这些同伴能有个平台，报团取暖。挺住、憋住、闷住就是胜利。而这么大的疫情中，我们工作室能站出来抗疫，代表我们戒毒康复同伴让全社会知道，我们对社会仍然是有担当的。有很多同伴看到我们做志愿者，他们像自己得到证明。疫情结束了，但我们的人生还很漫长。有的同伴一个月只能拿到500块钱低保，很多甚至没有收入。但他们能不能做事情？可以。我们需要社会对我们作为一个“普通人”的认可。我们要走上一条艰苦创业的路，为我们的生存去搏一个机会，搏一把。我定的目标是6月30日之前组建一个自主创业的企业，一个汽车维修美容中心，已经看好门店了，有些同伴在汽修厂学技术已经好几个月了，慢慢做起来，让更多同伴有就业机会。要让我们戒毒康复人员创造价值，不能单纯为了戒毒而苟且偷生。
2月初，我报了我们伍家岗社区的志愿者，一开始我爸妈都不理解。小区当时有两三个疑似病例，挺吓人的。我真没想过感染什么的，只要能尽自己的力量。因为我们这个人群比较特殊，蛮多人一听吸毒，就觉得我们是洪水猛兽一样的。尽管以前走弯路，其实都有一个爱国的心。 我做这个志愿者开始，街坊邻居觉得不像那种坏孩子，就说这小伙不错。开城之后，我去给要复业复产的菜市场和小商铺消毒，感觉城市在慢慢恢复了。很有成就感。去年10月我加入叶亮的工作室。那之前三年，我一直在家宅着，很自闭。从戒毒所回来，经历了吸毒、离婚，已经到了人生最低谷。不出门、不见人，感觉和这个世界格格不入。每天看书，什么都看，只要是有字的，说明书都看。我觉得我就是在数字，不是在看书。还有，弹弹吉他。看动画片，《灌篮高手》《犬夜叉》《蜡笔小新》……那三年，少年时期做过的事重新又温习了一遍。有一种从少年时期重新再来过一次的潜意识吧。已经记不清第一次怎么接触毒品的了。初中就不喜欢念书了，到处游荡，不良少年。我最开始接触的是海洛因，烫吸的，很多人一起，20几岁。我只记得没什么感觉，还不如抽烟，不像他们说的要死要活。我就觉得毒品对我是无效的，我意志力非常坚强。就想挑战自己的极限，一次一次试，要看看这个上瘾到底是什么样子。人真的挺怪的。当时在4S店做技术主管，收入还可以，还有外快。后来又换麻古，红色的小丸子，二零零几年的时候，公安机关也没打这个东西。那个有感觉，亢奋，整天整夜睡不着。两三个人在一起聊天，边玩边聊，一聊就是几天。聊历史，三国，水浒，近代史，特别是历史上一些小道消息，捕风捉影的，就不做实的事情展开辩论，聊太空，月亮、星星，反正比较高大上的东西。说白了，就是一个逃避，逃避现实。对生活不太满意，对自己不满意。那时候已经没在4S店做了，卖工程用的装载机、压路机、挖土机。越过越糟，后来肯定是破罐子破摔了。理想早已忘记了，以前可能有过吧。后来一个朋友被抓，把我供出来了。那时我正准备婚礼，酒席都定好了。就说先这么过。但两人之间就有裂痕了。拘留了15个月，出来以后和前妻还是结了婚。婚后我一直没接触过毒品，真的没接触。不过前妻心里有结，经常拿这个说事，后来她跟我妈妈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大。家里闹太凶了，我就逃避。那时候蛮想找人聊聊天，可以聊天聊几天几夜那种。也还是那些朋友，就又把毒品拣起来了。大家边抽边聊，烟雾缭绕，烟味特别香，面对面坐着看不到对面的脸，又重新回到那种聊天逃避生活的状态。比较开心就是讲十几岁时候的事，特别怀念冬天一下大雪，在长江里面游泳。那时候身体好好。有回三四个人正聊天，派出所到家里来，直接一锅端了。在强戒所17个月，挺充实，上午、下午在车间里干活，做变压器，任务完不成的晚上回去要罚站到夜里12点。开始是痛苦的，后来麻木了，每天弦都绷挺紧的，没时间去想别的。晚上7点，整个大队在大操场看电视，当时放的张一山演的《余罪》。我不喜欢，我喜欢看动画片，但里面没有动画片。现在也挺充实，我的目标就是挣钱。疫情过去，工作室创业的汽车维修美容店也会启动。我做过汽车美容，但那是以前，现在从头再来了。我原来在老家荆州做室内装修设计，经常有酒吧、卡拉OK找我做设计，特别那种high吧，会有K粉和摇头丸。你设计出来人家说没有感觉，要那种high的感觉。“high”我就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嘛，就找朋友带我去high一次，也就搞上去了。
K粉主要是致幻，你的设计风格就往幻觉那种走，一进这个空间你不用吸头就大了。我确实是自己吸了之后才领悟到。灯光不停地变色，大量地运用不同形态的玻璃，制造多层次的、错乱的空间感。以前的酒吧很少这种设计，现在酒吧都在用这种东西。
开始几年吸食摇头丸、K粉，晚上可以正常睡觉，第二天还能上班。后来吸食麻古、冰毒，经常几天几夜不睡觉，常常熬夜画图纸。而且吸食冰毒之后人很执著，一件事可以做一晚上，有的人整晚打扫清洁，我就是对图纸标注的数据很执着，比如材质、尺寸啊，所有的字我都要把字号搞成一样大、全部要在一个平行线上，老是“哎呀，这个字体好看一点，哎呀，那个字体更好看”，实际上用个宋体就行了，就很执著搞这些无用名堂。平时一晚上能画两三张图，这样搞一晚上都搞不完一张图。
我现在也说不清那种依赖的感觉究竟是怎样。头皮一麻，从头顶一直麻到后背心，然后时间特别好混，在那一坐就是几天几夜，看黄色网站。幻听，听到有人敲门，把门打开根本就没有人。吸了几天有点累了，躺在宾馆里闭目养神，就听见隔壁有人在讲话，越听就越像在讲你，越来越清楚，指名道姓地说我。我当时帮人家卖一把青铜剑，（买家和卖家）都是我的好朋友，就说我把那把剑换成假的了，扯皮很久。在宾馆幻听的时候，就听见隔壁人讲我给剑换掉了。幻听的东西可能就是平时放在心里最在意的事儿。我们把吸食冰毒、麻古叫做“现形记”，你心里想什么，就会产生什么样的幻觉。
有的人吸了毒就喜欢躺在床上想，一个人七想八想，很多人搞到精神出问题。幻想警察来抓他，从楼上跳下去。神经兮兮的，打火机拿在手上到处找打火机，找一夜打火机。
慢慢副作用就出来了，几天几夜不睡，一睡又是几天几夜，然后接着又吸，不想出门，越来越不愿意和正常人来往，身边全都是吸毒的，根本没办法搞工作了。身体也玩垮了，很瘦，平时走在路上觉得自己跟人家就不一样，一看到太阳眼睛都睁不开，很恐惧，走在街上东张西望地看有没有警察。新型毒品会造成钙流失，晚上抽筋，哎呀，抽得全身疼醒，疼到哭，有时候走路脚就崴在那里，突然就摔地上。
图丨视觉中国
零几年就离婚了。分居一年半就可以自动判处离婚嘛，我也从来没（给妻子）打过电话。那天我父母家门口别着法院的离婚判决，但当时我的脑筋里已经没这个事了，就只有今天晚上到哪里去吸毒。
后来我舅舅把我带到宜昌，做中央空调系统设计。因为有设计的基础，再看一些书，转型比较快。待了半年都挺好的。回了趟老家，还是那些朋友，就又复吸了。
我在宜昌工作，周围环境里没有任何一个人吸毒，生活很平静很好，这里对我来说是很美的地方，我不想把这块净土给污了，所以都是回荆州去吸毒。每次要回荆州，都要跟自己做思想斗争，脑子里老有两种声音：一种说，哎呀，回去嘛，吸这一回再不吸了；还一个声音说，千万不要回去，这种东西没有任何意义。两种声音不停地作斗争，挺到晚上9点最后一班回荆州的动车开走了，后一种声音就斗赢了，你回不了了。
最后被抓，2014年4月1日。我说，“终于可以结束了，不用走在街上躲躲藏藏了，也不用再玩了。”
2015年9月，从强戒所回来以后，我过去朋友的联系方式都没留。从强戒所一起出来的朋友，我看着他们玩过一次，很浓的白烟，当时头皮一麻，我就知道不对头，吸二手烟也不行。我说我再不来了。
之后我直接回了宜昌。评估那一年半，一坐火车身份证就报警，然后就要去验尿。身边人都在说你真的戒掉没有啊？我干脆把香烟都戒了。每天在公园、江边跑步，给自己定目标，比如定5公里，我跑到5公里之后一定到下一个路口才休息，到了下一个路口我再坚持。一个人跑步很无聊，它能磨你。
5年多，我一口都没吸过。有时候晚上做梦会梦见吸毒，吸完就被警察抓。
我们搞这个工作室也确实挺不容易，很多家人不了解、也不理解，你们原来都是玩这个东西的，送去和你们沟通，万一一起又去吸毒了呢。他对你天然不信任。但实际上，出来之后没很多人爱理你嘛，没人玩，你又回到原来的圈子里，他们虽然能理解你，但你就又去吸了。需要能带着你坚定去戒毒的人，有问题可以互相倾诉，分享经验。一个人戒毒太困难、太孤独了，需要意志力特别强大。
疫情期间其实是戒毒人员的一个机会。新型毒品主要是受环境影响，心瘾嘛，你封闭在家，自己也买不到了，也没有人劝你了，你就不会吸了。最怕解封了，你能出去了，又看到人家吸了。不然怎么说戒毒是一辈子的事情。
疫情的时候，我在西陵区学院街道值夜班。感觉很好，能做点贡献。将来小孩子问，爷爷，当时疫情的时候你在做什么？你不能告诉他你整天在家里睡觉嘛。干过一点东西。
公益禁毒志愿者在防疫点24小时值守，为社区居民送菜
我是强制隔离戒毒所教育科科长，我们当时组织了一个“中华魂演讲比赛”，我就是在挑选参赛选手时看到叶亮，感觉他有一定的功底，表达能力可以，但他平时很低调。那次活动可能对他触动比较大。回去以后，他在大队得到民警的重视，也参与一些民主管理，表现就比较突出了。社区康复过程中，他做得也比较好，严格按照规定去参加尿检，还带动了其他人去参加尿检，在我们所内也（演讲）现身说法。后来他成立了“叶亮禁毒公益工作室”，实际上也是社区康复的一种延伸，作为我们戒毒所挂牌的工作站。两年前，他跟我说他有个朋友搞汽车维修，就想（戒毒工作室和汽修厂）联合起来，提供就业帮扶，社区康复出所的戒毒人员可以在那获得一份工作。我去过他们工作室两次，氛围比较好，几个小伙子，尤其在最困难的时候，给到他这样一个平台，让他们没有再走弯路。2012年我们成立一个“金凤凰戒毒联盟”，有戒毒专家、民警、心理咨询师、戒毒典型、志愿者，有我们戒毒典型和愿意参加戒毒志愿者活动的吸毒人员，和出所的吸毒人员组成的一个平台。目的就是让大家抱团取暖，在一起互相陪伴，互相影响。我们当时口号就是，“握紧的手，相伴到永久”。吸毒人员出去以后就没有朋友了，最好的朋友是吸毒的人。我们就把他们从吸毒圈子里面挖出来，你要有一种正能量的朋友圈。这样，我们搞的金凤凰联盟，充满着正能量的东西。叶亮回去以后，他当时也是进入这种理念，成立了戒毒工作室。80%吸毒人员，尤其是吸毒时间比较长的，基本上家庭功能都丧失了。家庭功能要健全一些，家人帮助他，或者是有同伴帮助他，他可能就挺过来了。叶亮是一个比较成功的戒毒典型。回去以后没有经过和社会的适应、隔离，就完全融入社会，就过正常人的生活。家人的不离不弃对他戒毒有很大帮助。他的父亲动了手术，手术刚一好，坐班车两个小时来看他。春节一家人在一起吃饭，他姑娘就在那哭，说想爸爸。对叶亮的触动确实比较大。再一个，他原来单位的领导还是没有抛弃他，在单位里面搞茶叶销售，也是有一份稳定的工作。你看你做生意天天在外面吃、喝、应酬，还要唱歌、跳舞，这些事情都要做，诱惑肯定是比较大的。吸毒的场所，歌厅、尤其是在酒吧里面，容易唤醒你过去吸毒的记忆，是非常容易复吸的。叶亮戒毒的效果是很好的，有现在的精神。屈定涛之前在我们所，我欣赏他，演讲、唱歌、表演节目。我多次提醒他，你看你的父亲走的是什么路，吸毒、自杀，结果儿子又吸毒，这是天大的悲剧，你难道就没有被震撼到，就没有吸取这样的教训。他回去以后我还是经常提醒他。暂时没有吸并不代表你永远就戒下来了。出了社会以后诱惑很多，很多人复吸。有个回去以后，晚上两三点钟还给我发信息，说在外面游荡睡不着觉。我就跟他说：你要偶吸了也并不可怕，要正确对待这个事情，及时和家人、朋友联系，让人监督你，有人管你，你得不到第二口不就坚持住了。结果过了一段时间他真的又戒下来了，去山区里面搞扶贫工作，在农村（戒毒环境）更好，给我发视频。也有失败的。有个前后吸了十几年，海洛因加冰毒。他每一次在所内表现都挺好。我们有一个社会适应量表，测试戒毒人员回去之后的社会适应能力，他每次测试都很好，复吸的风险不大。但他每次回去以后不到半年就又来了。他四戒毒的时候我就跟他说：你好好总结，写一下《反思我的十年复吸路》，这十年复吸，你到底是在干什么？为什么这样做？最后一次他来了，得了比较严重的肝病，去所外就医。那一次我说：你回去以后不要再吸毒了，不然肯定活不了多长时间，你命都不要了你还吸毒。后来又被送回来了。这次新冠肺炎爆发，叶亮他们主动参与了志愿者活动。因为疫情，大家都谈“毒”色变，谁还敢要这些人是不是？这一次通过他们一做，确实让大家对吸毒人员，就是有一个正确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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