腰部互联网没有新闻丨谷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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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互联网这个行业正在变得越来越平静，至少对于一个科技记者来说是这样。
很难找到一个清晰的节点，提示从什么时候开始，让科技记者们惺惺相惜的报道越来越少，这个行业除了讲钱的事情，也熟练地开始八卦。从去年开始，“庆俞年”夫妇成了热点：朋友圈开撕、夫妻的极端隐私、高调抢夺公章，一波一波有条不紊地推进；天猫总裁蒋凡的妻子微博喊话张大奕后，关于这位高管和网红界前辈的八卦，包揽了科技圈几天的热点；娱乐圈罗志祥和周扬青分手，以及男主的“时间管理术”，竟然占据了各大科技媒体的榜首。而那些触动人心的报道，如罗永浩理想主义的破灭、蔚来汽车的失落，或是豆瓣那段温柔往事，真正如晨星一样稀少。
头部大公司仍然有很多“大”的消息：美团市值超过千亿美元，实现了王兴2015年许下的宏愿；2015年上线的拼多多股价两个月翻倍，市值达到了838亿美元；滴滴用7年时间在烧掉500亿元后，宣布自己盈利，柳青说得很低调：薄利。
但一些腰部公司，即便是昔日的明星，却只能在媒体的边缘地带现身：快手和京东合作卖货，携程收购荷兰OTA集团Travix，陌陌上一则新闻是成立了一家经营范围包括卫生洁具零售和家具零售的公司；唯品会被提起，是因为发布了并不让人惊喜的一季度财报。
稍微剥离出名称和数据，你会发现这些消息都关系着同一件事——钱，当然是很大的钱。但这些在已经入行咨询业的前科技记者于宁鲲眼里“很无聊”，不是什么新鲜事，还算不上他心目中的“新闻”。甚至有点“无聊到只剩钱了”的味道。
于宁鲲改行前对此已经有了一个个人化的判断：互联网越来越像一个传统行业，也就是说，越来越像它当初想要颠覆的样子。这一切，在何时发生？又怎样发生？
我曾经抱着记录这个时代最壮观商业革命的心态开始做科技报道。我当时相信，并且现在也试图相信，互联网技术的伟大，能够深刻改变人类的生活，不仅仅在日常的层面：无边界的想象力、前所未见的新技术、颠覆产品、颠覆组织结构，当然，它背后也有令人着迷的资本暗战和博弈。我进入这个行业时，编辑老师告诉我：“我们要发现中国的谷歌”，这会让我激动和兴奋。
2015年来到北京的何远声，也这样告诉自己：“你是时代的参与者，也是一个见证者。”他对我回忆起那个声音，这很有些“I come，I see ，I conquer”的气概。
我们被那些跌宕起伏的故事吸引：2015年开始的4次大并购——滴滴快的、去哪儿携程、58同城和赶集网、大众点评和美团；中关村咖啡馆小黑板上炙热到发烫的创业路演；两辆单车在2年中融到了几百亿人民币，最后埋葬掉它们；贾跃亭从生态化反的亢奋到 “明天回国”的破产者；区块链号称要颠覆“古典互联网”时，比特币价格到了2万美元，而2011年，一位大三学生在知乎上提问：有6000元，有什么好的理财投资建议？一位叫blockchain的“大神”回答：买比特币，保存好钱包文件，然后忘掉你有过 6000 元这回事，五年后再看看。当时比特币的价格是 1 美元。
拼多多发现了淘宝以外四五线的用户，他们用三年时间把黄峥送到了纳斯达克敲钟。
我的同行和前辈贡献了让人眼花缭乱的新鲜而专业的报道：共享单车资本局中局、孙宏斌进入乐视后的100天、中国VC征战东南亚、陡然降温的创业潮，这些注定会成为那个阶段的缩影或是注脚，参与其中者也收获了最大的职业成就和骄傲。
于宁鲲聊到这里时说：“征途的故事和航海的故事到此为止，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的年代已经过去。”这些词“很大”，但“星辰大海”曾是那个乐观时代最醒目的logo。
但是这个故事的河流突然变得干涸了。何远声提起，在2017年的时候，他们同行一起聚餐。忽然有人提议：各位看看自己手机上的APP，有多少是5年内安装的？大家掏出手机，有人意外地发现，这个数字是0。他们以为还很年轻的公司，无论B站，还是知乎，其实已经是快10岁的“老人”。
这里可能揭示了答案的一部分：在底层技术没有更新的情况下，科技公司的创新逐渐枯竭，一些公司完成了自己的使命，最终由资本主导的大合并给故事划上句号。这是互联网开始变得平静的原因。改变社会和生活的基础力量源于创新，源于与生俱来的开放性和先锋性，但现在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正处于下半场之中，这一波浪潮已经结束，我们只能等待下一波浪潮。
处于行业观察者的角色，一个科技记者很难彻底厘清这些力量的全貌和来龙去脉：有资本逐利本性的善与恶？有生存的恐惧和残酷？有屏幕前乌合之众的合谋？
这或许不是一个悲情的故事，而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趋势。我想也许可以从科技记者的经历和感受这样一个更小的切口深入，认识和理解这股力量和被它改变的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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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时跳槽和转行很正常，但于宁鲲和何远声出于深爱而非试水科技媒体这一行当，他们的离开有一些更深的意义。于宁鲲做了4年TMT记者，2018年转行当了咨询师。他是一个非典型TMT记者。和很多活络的同行不同，于宁鲲除了工作，圈子一直比较寡淡，他更无法想象可以在线下活动中直接钻到大佬跟前去称兄道弟，如果一场饭局可以选择，他宁可待在家里玩Switch，或是找熟人聊天。
于宁鲲语速不快，但用词专业、准确。他对行业报以极大的热爱，对于审美和“有趣”极其苛刻，如果遇见好的产品，他不吝发出衷心的赞叹。从国外学校毕业那年，他回国转机经过香港，专门找朋友借了本地手机号，在网上折腾了半天，预约了一台iPhone 6，又到线下排了半个小时队，取到了自己的第一台iPhone。
2014年苹果发布了Apple Watch，于宁鲲为苹果的新未来激动，谷歌没多久也改了名字叫Alphabet，于宁鲲情绪高昂，“这个是不是要搞点大新闻。”
他对这个行业充满热情。我曾经和他一起去拜访一家奇迹般转型的老牌外企，从早到晚，连续访谈了10个小时。到了黄昏，我已经两眼发直脑袋发胀，他还在坚持着，问出一些直切要害的问题。
离开科技媒体的那年，他第一次为了CES踏上拉斯维加斯的土地。即便想要离开，他还是有些期待，毕竟之前他都是坐在电脑前看图文直播。
沙漠中的赌城，冬天也温暖如春。25万平方米的场馆，几千家厂商熙熙攘攘。于宁鲲逛了一圈，心里却越来越失望，“要么特别傻，要么就特别无聊。”作为TMT记者，他一眼看穿眼前热闹的景象都是些早已成熟的产品在支撑：手机、OLED电视、智能音箱，或者小修小补的VR设备，见不到革命性，见不到颠覆，连应用层面的创新都寥寥无几。他百无聊赖地逛着，开始为如何交差头疼。最后在会场消磨了整整3天后，关在酒店熬夜凑出了一篇封面文章。
CES的乏味，其实是背后以TMT为基础的技术走到了瓶颈。CES辉煌的时候，恰好是所谓的第三次浪潮,也就是信息化的时代。任天堂的游戏机、Xbox、索尼的第一个盒式磁带录像机VCR，都在CES上发布。比尔盖茨还亲自为2001年的微软展台站台，他在众目睽睽之下演示Windows 的媒体播放器，忽然软件卡死蓝屏，很是尴尬了一会儿。
于宁鲲去那届前溯两年，VR设备似乎突破了某个奇点，成为行业的焦点，在CES大展外的一个昏暗酒店套房内，Digital Trends记者在三星Gear VR上体验了一番虚拟色情，据称其“不和谐”的体验很难以笔墨形容。
2017年，即使CES已经有些式微，自带流量、擅长演讲的贾跃亭，带着法拉第未来汽车粉墨登场，还是上到了不少中文科技媒体的头条。
法拉第未来在CES大会上发布首款量产电动车FF91
图丨视觉中国
无聊的CES之行结束后，于宁鲲就离开了媒体，彻底转行。他说，自己已经在这个行业中得不到正向的反馈了。
何远声通常更愿意思考某个科技产品背后的意义。他也是那种不喜欢到处赶场子，和各种人觥筹交错的“媒体老师”。
2015年，何远声还不是记者，他在互联网公司做着最底层的运营，单纯地扮演着一位用户的角色。
在知乎上，他算个不大知名的大V，冬末初春的时候，他去望京参加知乎的盐club聚会线下活动——这也是知乎放下架子拥抱商业的标志。晚上走出会场，何远声有些意外地看到周围几乎所有人都打开手机，用滴滴叫车，扬长而去。他只能在望京附近到处转悠，找到辆黑车才回到家。那是他第一次体会到移动互联网对生活的改变。
他很幸运，进入媒体行业时赶上黄金时代的尾巴。2016年是喧嚣的最后一章高潮。乐视和共享单车贡献了最多的新闻，互联网巨头们开始在文娱产业上撒钱，“一亿小目标”成了年度热词。
那段时间，何远声几乎每天都在写稿子，有时候一天要写出两篇。到了周末，他会习以为常地加班。有时上午看到一则新闻，下午就能一气呵成一篇四五千字的文章。本来因为人事原因他打算在下半年辞职，但眼前这一年实在精彩，他舍不得放弃，心想一定要再干满一年，坚持到最后一刻。
甚至到2017年，他有过短暂的休假，却在那段时间坐立难安，待在出租屋里琢磨他曾经跟过的互联网大文娱行业：《白夜追凶》又创了点击量记录，为什么？视频平台似乎又有新动作，是什么？
摩拜出现后，何远声几乎立刻就体会到这辆单车的意义。他喜欢骑车，很早就知道了摩拜。一次参加了发布会后，他专门走了2公里，找了辆摩拜骑了一会儿，车太重不好骑，他觉得商业逻辑上也有漏洞，但他认定这是“真正能够改变生活的。”
某种意义上讲，于宁鲲和何远声是带着一些失落离开的。他们提起科技报道时，抱有的最大期待不是金钱，而是“第一，我们的世界会被商业改变的更好。第二，商业会被科技和互联网配置科学化。”
何远声和我提到一个细节，趣头条最风靡的时候，一个农村的老奶奶可以刷APP到凌晨1、2点。他在农村长大，深知村里的老人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生活被一款APP彻底打乱，是一种多么强悍的力量。
何远声不知道这种改变是好还是坏。“他们失去了原本的生活，得到了什么作为补偿呢？”他追问。他心里可能已经有了答案，他提起一部美剧《硅谷》，剧中融合众多硅谷大佬身影的反派Gavin Belson说过的一句台词：我们要改变世界，但是我不能容忍他人去改变世界。
说这话的时候，他已经去公关公司做了客户经理，很快见到了职业生涯的第一个“甲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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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是，我刚入行时写创业公司的报道，虽然没有找到“未来的谷歌”，但找到一些有意思的C端创业项目并不难，它们往往带有创始人的个人特质。这些创始人往往足够年轻，常常很有趣，很多的志向会大到“改变世界”，他们的热情会感染人，有些项目还在几年后长成了独角兽。
于宁鲲所在的媒体，有个专门写创业的栏目，在拼多多还叫拼好货的时候，他们就已经和黄铮聊了很多。这个栏目写过的很多项目死掉了，但也记录了后来成为明星的VIPKID、新氧的故事。到了他离开的时候，值得写的公司越来越少了。
一个数据是，2019年新增创业公司仅1427家，而2014年和2015年，这个数字都超过了9000，即便在热潮退去的2016年，也有2053家创新公司成立。
另一个关于流量的数据可以佐证上面数据大致的真实：国内手机出货量2015年增速还有2.5%，到2019年，智能机出货量增速成了负数。直接结果是，流量变得很贵了，以电商来说，京东的获客成本由2016年的142元，2018年涨到了1503元——每新增一个用户，要掏出几乎买一台大平板电视的钱。
流量成了奢侈品，创业公司连长成小蝌蚪的机会都很渺茫，即使侥幸多活一阵，在一次次刀光剑影中，九死未必一生。
于宁鲲离开媒体，还有个原因是，他发现胜利者都是靠很传统的战略和战术打下江山，尽管他们包装了一个未来主义的故事。或许比较典型的案例，是Uber的故事，这家年轻的硅谷公司打破了外企水土不服的魔咒，在中国坚持了30个月。但最终的胜利者属于滴滴。
在那个时间点，Uber或许象征着科技记者对一家典型的科技公司的想象，时髦、灵活、崇尚硅谷式的轻快活泼。它的三人城市团队和去中心化管理一度成为国内创业者们争相学习的对象。上至城市的负责人，下到员工，几乎都有海外留学的背景，平时用国外的通讯软件Telegram沟通，说话常常蹦出英语单词。
这里面有着美化的成分。但于宁鲲坦言，他不喜欢“执行力”、“铁军”这些强悍的词语所代表的行动，说起“效率”和“大规模团战碾压”，他语气中也不以为然。或许，于宁鲲心中好公司不是简单用输赢来衡量的。但在资本主导的故事中，这些事情越来越频繁地发生。
青岛男孩赵晓那间小小的餐厅，消亡于那样的战争中。
赵晓2014年来到北京，正好赶上2015年的创业潮。那时候整个行业有政策，有人气，有流量，有资本。正如同100多年前美国小说《塞拉斯·拉法姆的发迹》描述的那样“毫无疑问，眼下到处是钱，他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传奇，我们这个时代的诗篇。”
我还记得，那年创业圈几乎人手一册的书有两本：《从0到1：开启商业与未来的秘密》、《创业维艰》，前者登上了亚马逊年度图书销售排行榜前十，它挤在《乖，摸摸头》、《秘密花园》这类轻读物或畅销小说中，冷色调的封面突兀地插在一片清新淡雅的小可爱之中。
赵晓在艺龙上班，是自如最早的一批用户，还用信用卡付款。2014年，酒仙桥附近的新小区，一个单间的房租是1600元。
身处互联网公司，生活却安逸到不真实，他骑50分钟自行车上班，到点就走人。虽然艺龙和携程、去哪儿正打得不可开交，几千万几千万地烧钱，但他们没有天天挑灯夜战，也没有领导理直气壮提到“996”福报。
赵晓甚至比于宁鲲他们还乐观，他感觉到“整个社会每天都会有新鲜的事件发生”，他几乎“每时每刻都在思考商业的问题”。直到今天，赵晓还对我谈到那种自信和骄傲：“所有的骄傲都是源于机缘的富裕，来源于你的想法会得到验证。”他解释到，就像上学时考试，考第一名之前，你一定是和大家一样的普通学生，一旦某种机缘巧合下你考第一了，你就会经常考第一，因为你有了被那个第一名验证了的自信：我可以、我能行。
赵晓回到老家青岛创业，开了一家专做外卖的餐厅，和几个同龄人兴冲冲地想要完成生命里最重要的一次“验证”。
赵晓他们加入了外卖平台，开始餐厅每天有两三百个订单，整个2016年生意都特别好，他泡在店里，从早干到晚也不觉辛苦。
2017年，美团和饿了么都是有靠山的小巨人，但两家拼命要更早占据头部位置，目的就是要彻底碾压对方，砸钱、补贴，庞大的BD地面推广，这是传统生意早就用滥的招数。
北京三里屯停放着饿了么、美团的外卖电动车
图丨视觉中国
赵晓他们很快开始亏钱了，业务经理告诉他，开店已经忙不过来，太多人涌入外卖平台，不得不卷入价格战。“不补贴没人点餐，补贴点餐要亏钱，怎么做都要亏钱。”坚持了大半年，他们黯然关门。
后来的赵晓辗转了几家公司，最后进了大厂做了个底层员工。现在，他不时要去看心理医生，看着没创业的同龄人都成了领导，赵晓免不了情绪低落，“创业失败，感情失败。”他对自己总结了8个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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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资本主导的大合并后，激动人心的新发现越来越少了。投资人找不到那些让他们惊喜的项目了，华兴资本的创始人包凡2018年接受36氪采访时说：“把各种服务搬到移动互联网上，大小巨头还有很多事可以做，但从投资角度，这个我觉得已经玩得差不多了。”
在大洋彼岸，故事遵循着差不多的剧本，技术红利走到了尾声，硅谷也不再让人耳目一新。Facebook、苹果、亚马逊、Google和微软占据了新闻头条——虽然都是些动荡不安的消息：不是Google取消了2000份offer，就是Facebook被审核了，亚马逊和苹果在最近的局势中关掉了自己的店铺。
各个领域都有一些把持者，不紧不慢地推出新功能，在旧产品上小修小补，Netflix又有新剧上线，Spotify又推出了多人功能。当然，如果你把疫情期间，Uber裁员6700人，Airbnb裁员1900人当做新闻，腰部公司也不是一潭死水。
Uber裁员6700人，专注网约车和外卖 图丨东方IC
也有一些忽然崛起的新玩家，结果会发现，这只是国内的老旧模式在硅谷重现：背后是快手的新应用Zynn把抖音赶下了第一名的位置。
和国内惊人相似的是，2019年，硅谷也迎来了上市潮。Lyft、Uber、Pinterest、Zoom，这些上一代迅速成长的新兴公司，完成了自己的成人礼。除了Zoom，它们都是To C的公司，这意味着他们靠新奇的点子完成了规模化扩张。然而，和国内流血挤上列车的公司类似，WeWork IPO失利，估值跌到巅峰时期的二十分之一，为硅谷的上一个高潮划上了句号。
Pitchbook总结了2019年的独角兽榜单，70家公司中，7家是自动驾驶企业，9家是金融服务企业，9家做商业软件——不是硬核科技就是B端生意，它们融到了足够多的钱，但要么进展缓慢，要么就是传统行业的服务商。一家我从来没听过的公司Flexport以32亿美元的估值位列首位，后来才知道，它是一家货代公司，主要为各大品牌提供空运、海运、铁路和卡车运输服务，顺丰也是投资者之一。这当然是家很稳健的公司，做的也是足够有门槛的物流行业，和普通人没有多少相干，估值紧随其后的地平线机器人和360企业安全同样如此。
但这些对经历过前几年火热场面的人，显然不再如Uber或Snapchat那般性感，至少对一个手上时刻拿着手机的消费者是如此。
用“腰部公司”来称呼中型公司，是对汉语优美性的亵渎。但它足够形象，以奇妙的隐喻描述了一家公司成长中某个时期的画像：情怀满满地起步，拿到几轮投资，有了足够的用户，走到了可以望见头部的地方。这时候，创始人不得不面对新的问题：如何赚足够的钱？如何让资本满意退出？
于宁鲲在已经10岁的知乎身上，感觉到了这样的腰部隐痛。他很难再这里面找到值得一提的故事了。他曾经对知乎做过一篇长报道。那一次，他和同事在知乎泡了一天，车轮战式地采访了周源、张亮以及财务，七八个小时后，于宁鲲筋疲力尽。
他曾经是知乎最早的一批内测用户。在他心中，创始人周源和张亮是真正见过“好东西”的人。2011年，于宁鲲曾经很享受知乎的社区氛围，“谢邀”、“非利益相关”的知乎体还不是调侃，更没有“人在美国，刚下飞机”这样装模作样的表达，每个人都像是在一个开放的广场中，认认真真地探讨问题。
于宁鲲怀念的那个知乎像个乌托邦，很少的限制，法则都是用户自己议定，诞生了“先问是不是，再问为什么”的知乎式语言。早期的这句话不是段子，而是约定俗成的发言规则，所有人在一种共识下交流，有一种难得的“和而不同”。
当2016年魏则西事件让知乎破圈后，知乎成了“腰部”。有几年，知乎贡献了一些头部新闻，成为了明星公司。2016、2017年，媒体讨论火热的知识付费潮流，是知乎和果壳带起来的。这两家都是过去人们印象中“小而美”的公司。
知乎开始呈现出看得见的焦虑。他们指望着在海量用户涌入后，还保持社区的优质。知乎的困境其实也是无数“腰部”的隐痛。互联网行业一开始便是充分竞争的丛林，如果不迅速奔跑，占据生态链顶端的位置，等待他们的命运要么是被资本冷落而焦虑的落寞者，要么就是被对手吞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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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历经了头部公司和腰部公司的上市潮后，似乎一夜之间，大家的话题变成了“优化”和“996”。到了2020年，科技记者朱青懒得再动笔写这类故事。即使有流量考核，她也不想贩卖情绪。大概是两三年前，她刚入行的时候，听人聊起的内容，都是“风口”、“机遇”，然后是“成功”以及“财务自由”，这很励志，但不可靠，现在她感同身受的是：岁月的确不再静好。
朱青最近也辞职了，她在一个小镇上度假，要放空一下自己，同时体会到久违的安心。
我和在头部视频网站工作的江雨霏聊天，她告诉我，停滞的生活似乎看不到头。互联网行业的光环，再也没有从前吸引她的那种魔力了。江雨霏刚刚进入互联网行业的时候，满眼看到的都是“直播”、“大手笔收购版权”、“妖股公司市值暴涨几十倍”。
她做事干脆利落，常常加班到深夜，很少抱怨，聚会时，即使在饭桌上，她也会和朋友分享公司的新产品。
最近两年，江雨霏的热情在一点点消失。她关注的科技媒体，开始频频推送“中年危机”的文章。她随手转给我的两篇，一个主题：拼命加班，中年半坡。出路是：卖保险，开滴滴，做微商。
在互联网行业，“中年”的刻度是35岁，快要30的江雨霏感到这个刻度“像是悬在头上的达摩克利斯剑”。那天的对话，以江雨霏继续加班戛然而止，已经晚上8点，我感受到了她的烦闷。
凌晨四点，一位刚从互联网公司下班的女孩 图丨视觉中国
每一次浪潮起伏都有自己的高潮和尾声。新公司的崛起，总是伴随着熊彼得所谓的“创造式的毁灭”。100年前，贝尔电话公司起于微末，只用了10年就打败了垄断电报行业的西部联合公司，最后成为巨无霸企业AT&T。上个世纪，过了快100年舒服日子的AT&T，又被互联网从外部降维打击——有了即时通讯，没人再会为了长途电话买单。
在新旧技术更替的节点，我们才可能发现故事的富矿。
2000年，.com泡沫破灭，但阻挡不了人们的互联网之梦，那是人类继上次电力革命以来，再次显现的最激动人心的图景。那年中关村有超过6000家公司，每周的税收是6000万元，每年分给员工的工资是100亿元，有30万“新移民”在这里工作。那时，杨元庆和柳传志是绝对的领袖和英雄，中关村人们追捧的书，是美国学者萨克森.尼安的《地区优势：硅谷和128公路地区的文化与竞争》。
互联网发展到今天，技术发生本质性革命越来越难。2018年，全球互联网用户数量超过了总人口的50%，有“互联网女王”之称的玛丽·米克尔认为，越过了这个分水岭，市场普及率将再难增长。无论承认与否，激动人心的信息技术革命浪潮，已经走到了它倦怠的中年。
假如以10年作为一个周期，2010年开启的移动互联网，到了交答卷的时刻。流量红利被各方蚕食后，腰部互联网公司也触碰到最后的天花板。同一个赛道上，除了要面对越筑越高的壁垒，还有可能面临巨头的碾压式扩张。接下来，最重要的是守成式的稳中有进而非冒险开拓，这是符合资本逻辑的自然之举。任何可能伤筋动骨的创新，都会让这些公司犹豫不决。毕竟，不是每一只大象都可以起舞，都能够起舞。
如果回到故事的开篇，World Wide Web（万维网）的创始人蒂姆·伯纳斯·李羞涩、温和、不善言辞，但这个程序员身上带着少见的孩子气的天真和好奇心。“我当时想建立一个创意空间，”他在很久之后回忆，“就像是一个可以让所有人同时在里面玩耍的沙坑一样。” 这是一个去中心化的世界，平等和包容是底色。
1995年，中科大化学专业毕业，写过诗，做过科技记者的张树新，在中关村南大街零公里处为她的“瀛海威时空”竖起一块“中国人离信息高速公路有多远?”的广告牌。离北京出租车司机纳闷找不到“信息高速公路”路口那年，已经过去了25年，互联网不可抗拒地走出了蒂姆·伯纳斯·李的童话世界。
或许我们会有新的童话世界，会有新的报道领域，会有新的更伟大的商业报道。会有新的浪潮，基于新的尚不为人知的技术，但不是现在。我想，是不是可以用乔布斯在1996年2月接受《连线》杂志采访时说过的一句话来安慰自己：事物不见得非得改变世界才变得重要。
北京西北旺后厂村的夜晚，互联网公司灯火通明 图丨视觉中国
*应采访对象要求，皆使用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