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厂互联网“中年”非洲淘金梦碎丨谷雨
去非洲之前，他是互联网大厂员工。随着年龄的增长，他意识到上升通道正在关闭。35岁前，要不要再“搏一搏”？这时候，非洲进入了视野。李长丰的选择更像是一个冒险故事。随着移动互联网黄金时期的结束，每个人都在寻找出路，一批中国互联网人把目光投向这片土地，希望用耐心等待收获。最终，他们遭遇了水土不服，疫情更是加剧了动荡。
在被困非洲的100多天，他开始反思自己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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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长丰走出酒店的房间，下到底楼。尼日利亚最大的商业城市拉各斯已经步入半年的雨季。傍晚湿润的空气中，蓝绿色的水泥楼房颜色灰败，空调水渍在墙上拖出黑色印记。院子空空荡荡。雨水过后，在灰蓝和铜黄的薄暮下，棕榈树显出羽毛状的黑色剪影。
李长丰来到一处角落，取下口罩，拿出跳绳，在接下来的20分钟里，他跳够2000下，让身体尽可能感到劳累。上楼的时候，他没有见到同事。他知道大家都呆在差不多大小的房间里，即使遇到，也不会打招呼。李长丰意识到，自己已经很久没有在现实生活里说过汉语了。
等待回国的日子已经持续了100多天。小房间里的家具半新不旧，空调机箱外壳已经松垮，他几个月前打好包的行李没有拆开，堆在屋角。李长丰睡前独自喝了点酒，然后在空调的轰轰声中，捱过长夜。
2020年4月底，李长丰来到非洲几个月后，被他供职的互联网创业公司裁员，随后又赶上疫情加剧。他像是一个失去了依靠的孩子，被扔在了拉各斯。和他同样遭遇的，还有几十人。他们都是在这几年的中国互联网出海潮中来到非洲的。在国内，他们有些在大厂工作，有些在明星公司成立早期就加入，见过一次次风口。来到非洲后，他们期待在这里赶上下一个风口，最后却被困在了这里。
半个月、50天、100天……李长丰就没怎么出门，也不知道这样的日子要过多久，回国成了他每个白天和每天夜晚的执念。吃饭、睡觉、聊天、发呆，最后都会归结于此。随着通航的日子可能到来，李长丰开始为另一件事情焦虑：如果在尼日利亚的中国人都要回国，他无法想象机票会被抬到什么价位。
刚被裁员时，李长丰不怎么当回事。对于一个30多岁、在职场打拼十多年的男人来说，被公司炒鱿鱼远不是什么灭顶之灾。他原本就打算，清明节回国休假，然后就不再回来了，裁员只是让他的计划换一种方式实现而已。被裁员的第一个月，他很高兴自己不用半夜开会。他窝在房间里看电视剧，刷完了《庆余年》，又把《重生》《白夜追凶》翻了出来。
拉各斯3月30日开始封城，机场也关闭了。李长丰习惯性地保持着乐观，“只是暂时的，怎么可能封闭很久？”他很壮实，说话时语气平稳，甚至连机票都没有着手预订。只要有钱，还能买不到票吗？公司也不时传来包机的消息，“马上会有第二批，就这几天”，或者是“下个星期有第二批”。
但同事的机票一张张被取消，他的希望也随之消失。5月末的一个晚上，他和另一位同事同时申请最后一张包机的机票，由于晚了几秒钟交表，错过了机会。那班飞机离开后，整栋楼真正地笼罩在低气压中，原本他们每天吃了晚饭，还会到楼下散步。但是这天之后，没人还有这样的兴致。所有人都关在房间，面对同一个问题：怎么能曲线回国？
第三个月，李长丰开始在房间里发呆，他感觉到自己的心态正在一点点崩塌。时间过得太慢了，他偏偏醒得又太早。李长丰发现没事做比有事做更难受，他倒宁可天天加班，打发掉漫漫长日，“起码有一个可以支撑自己继续留在这的动力吧”。
他每天都要需要到线上找人聊聊天，多半是在微信群里和人吵几句，他们争吵的主题有几个：骂公司、回国、以及回国后与公司的仲裁官司。没有这个小小的出口，他担心自己会被憋成抑郁症，“那才真的是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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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概9个月前，他还过着一种安闲却“特别无聊”的生活。那是在中国南方的一座二线城市，他在一家互联网明星公司上班，拿着比当地平均工资高几倍的薪水。房价暴涨前，他买了大房子，按揭款只相当于工资的十分之一。工作和生活按部就班，每天上午9点半，他到办公室点名，下午赶在晚高峰之前下班。周末，李长丰会去家附近的学校打篮球，或者约着朋友喝酒打牌。
快到35岁，李长丰感到了恐惧。“在互联网公司，这基本就到头了，只能说是混几年了。”尤其是约朋友出来时，对方会抱歉地说：“不好意思啊，在忙。”这时候，李长丰的危机感达到峰值：“我这种日子还能持续多久？”
随着资本主导的大并购展开，李长丰所在的公司被一家互联网大厂收购，他们被并入了一个更庞大的机器。总部空降高管，他眼前的上升通道轰然关闭。这时候，他不得不开始考虑一个严肃的问题。35岁前，要不要再“搏一搏”？
2019年10月的一个晚上，他在外地出差。喝了应酬酒，他躺在酒店的床上休息，leader突然给他发了微信：我办好了离职，正在收拾行李，要去非洲了。
李长丰看到“去非洲”有些发懵。以leader的资历，轻而易举就能在国内大厂找到职级很高的工作，他为什么会“去非洲”？leader洋洋洒洒说了一番，谁谁谁去了，谁谁谁也去了。这些人李长丰都知道，名气比他大，挣钱比他多。他们竟然也跑去非洲淘金？他的心思开始活动起来：“如果他们都敢放弃国内的机会，一定是有更大的好处在那里。”
第二天晚上，李长丰给父亲打电话，说可能会跳槽。父亲鼓励他，如果机会好就跳吧。
“可能有点远。”他说。
“再远不过俄罗斯吧。”父亲说。
当听说儿子要跳到非洲，父亲愣了一下，“哎呀，非洲啊。”结果是父亲一夜未眠。后来，父亲详细查了尼日利亚的情况：好像没有打仗，环境还算可以。
leader给李长丰介绍的是尼日利亚排在前列的互联网创业公司，巅峰时仅中方员工就有几百人。这家公司有着宏大的版图，相当于滴滴、支付宝和美团点评的集合体。它的业务包括移动支付、打车、巴士购票、外卖业务和投资理财等。
最近几年，由于国内的“流量池”已经见底，创业者们不得不离开舒适区去寻找新的洼地，有人把目光投向了非洲。在他们到来之前，国内一家名不见经传的手机公司已经在当地培养了一批互联网人。在拉各斯，在内罗毕，在斯亚贝巴，繁华的商业区、破破烂烂的街道旁，到处都可以见到“Tecno”（传音）的蓝底白字招牌。2019年9月30日，传音在科创板上市，功成名就。
leader给李长丰推荐的这家公司，也有一大堆明星投资人站队，A轮一次性就募到了5000万美金。这些公司大多有一幅非洲未来五年甚至十年的远景图画，甚至很多创投人称之为全球最后一个“十亿级蓝海市场”。
这简直是一个黄金般的“坑”，李长丰决定跳下去。他和女朋友商量好，到非洲干一年，工资比这边高一大截，而且开销小，赚多少存多少。万一换了一个环境，遇到更好的职业机会，就是锦上添花啊。
走之前，李长丰约朋友喝了顿大酒。第二天，他30多年来第一次到诊所去挂吊瓶，输营养液。他想把身体状态调整到最佳。双十一时，李长丰买了一个大旅行袋，还下单了一台2000多块钱的翻译机。
那个旅行袋号称“专供出国”，有一米多高。他没有装多少东西，两双鞋、一些衣物、电脑、辣椒酱，还有8条烟——到了拉各斯，他分给朋友几条，这让他后悔不已。当地的中国超市烟价是国内的三倍。关键是，很多假烟。
终于，李长丰告别了中国南方湿润的冬天，登上了去非洲的飞机。他心中除了紧张，更多是兴奋。
3
11月是拉各斯的旱季。空气弥漫着浓郁刺鼻的体味。李长丰仿佛进入一个喧闹的世界，连绵不断的声浪一波一波涌过来，在陌生语言的叫嚷中，偶尔能听到发音奇特的汉语：“你好，你好。”从机场到酒店的路上，李长丰没看到红绿灯，车在不平坦的路上颠簸，横冲直撞，司机们脾气很大，有时毫无征兆地，前面的车就会忽然开始倒车，还能看到一些没有车门的五菱面包车，里面塞满了人，车门总吊着一个卖票员。
李长丰的视线掠过灰扑扑的街道时，忽然看见一个大招牌写着五个中文大字：芒果娱乐城。那是栋破破烂烂的小楼房。这也是他来到非洲第一天里，除了嘈杂和拥堵之外，遇到的不多的趣事。
拉各斯被称为黑非洲的中心，有2100万人口，和北京相当，但占地面积只有北京的十六分之一。中国互联网进入非洲，首先选择的还是基础设施相对完善的肯尼亚、突尼斯、尼日利亚。集中在互联网金融、电商及生活服务、泛娱乐等领域。
在中国创业者看来，非洲的新兴市场如同三四十年前的中国，拥有不断增长的人口和渴望拥抱新世界的年轻人。
李长丰所在公司的办公室位于拉各斯的卫星城伊科贾，装修简陋，一排排桌子后，摆着几张国内露天烧烤摊常用的蓝色塑料椅。而他在的业务部门负责市场拓展，常驻在拉各斯维多利亚岛。那是拉各斯最繁华和最富裕的地方。
李长丰落地第三天，就到了岛上。他们没有办公室，都在酒店工作。大多数时候，他在城里跑业务。陪着他的是一个身高2米的当地人，既做翻译，又当保镖。李长丰负责“地推”，就是让商家接入他们的平台。但他很快发现，这和国内的工作不太一样。
集市是泥地，干的地方尘土飞扬，湿的地方一摊稀泥。房子凌乱地散在市场里，店铺摆着一排排商品，如同国内菜市场的调料铺。他发现似乎所有人的衣服都不太合身，很多人明显穿着二手衣服，上面印着各种字体的中文：xx工厂、xx篮球队、xx中学，甚至还有美团和饿了么的员工服。
李长丰在两个人高马大的本地员工陪同下，走进了第一家店铺。黑黢黢的小房间，光着上半身的男人们正围成一圈打牌。听到有人进来，他们齐刷刷地抬头，十多双眼睛定在李长丰身上，他有点发憷。 这是一家卖鱼和食品的“商户”，地上放着一个大盆，里面有些黄乎乎的糊状物，这是他们卖的“食品”。
李长丰问：你们卖的鱼在哪里？牌桌上一个人起身，从一个大桶里提出几条鱼，这就是了。
以国内互联网公司的“地推”标准，这个店铺会被直接忽略。但在拉各斯，这就是商铺。他又继续往前走，房子是铁板和大瓦块草草拼成的小棚。有些在门口摆上几个五颜六色的假发，有些门口挂着些义乌风格的小装饰。当走进一家卖煤的店，李长丰看见一圈孩子围坐在地上。大的十多岁，小的刚会走路。孩子沉默单纯的目光，让李长丰不敢对视。
工作通常从上午八九点钟开始，然后会在夜里十一二点结束，洗澡常常要到第二天早上。这种高强度的“地推”生活会让李长丰有一种错觉：35岁的危机在一点点褪去阴影。
工作之外，和拉各斯人民相比，他们的生活称得上是舒适甚至奢侈了。有一段时间，李长丰被公司安排住在一家高级酒店，一天200美元的房费相当于很多当地人几个月的收入。
每周固定的夜晚，酒店都会请乐队驻唱。晴朗的夜色下，露天平台摆着一排排沙发座，穿着剪裁讲究服装的酒店客人零零星星缩在靠背里。热带的天空轻盈透彻，云彩轮廓分明，棕榈树盆景上挂着一串串闪烁的小彩灯，沙发旁的黄色台灯氤氲出温暖朦胧的光。乐队唱着英文歌，架子鼓声并不显得吵闹。工作累了，到这里来喝点酒，李长丰会感觉到惬意。
但这种生活并不能持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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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奇感在第一个月就开始消退。来非洲之前，李长丰以为自己能看到大草原，或者看到浩浩荡荡的动物大迁徙。来了才知道，大草原在东非，西非的拉各斯街道上，只能看到筷子长短的红尾蜥蜴。
维多利亚岛上唯一能够称得上景点的就是海边。李长丰坐车时，常常能从窗外看到海水。看着那浑浊的颜色，他心里没有向往。
“要不要去海边？”周末，同事邀约着。他想要合群，勉强答应了，但兴致缺缺。吹着海边腥咸的风，李长丰心里绷着另一根弦：没有当地人保护，他生怕冲上来几个人，把他们抢劫了。
他曾在一天之内，遭遇两次抢劫。那是2020年3月的一天，他和两个当地员工去市场走访商户，突然被十几个高大的年轻男人围了起来。李长丰还没开口，那伙人开始狠狠地拽他的背包袋子，拉扯他的帽子，还有人要抢走李长丰握在手里的手机，他依稀能分辨他们不停蹦出的“Money”、“Money”。两个本地员工把李长丰护在身后，男助理转头对他说：“BOSS，今天得给点钱才能走了。”这在李长丰意料之中，问他需要多少。“一万奈拉（180元人民币），才能放你。”
李长丰掏出钱，通过男助理递出去，男人们散开。李长丰连忙叫了一辆Uber，想要逃离市场。但很快，三支AK47和三个壮汉挤了进来，这个狭小的空间立刻充满了他从未体会过的气息。
李长丰被两个人死死挤在后排中间，他们怀里抱着的步枪反射着冰冷的光泽，枪口有意无意地冲他倾斜着，前排的人嘴里不停地说着，“We are friends。”他掏出身上最后的1万奈拉，三人终于作为“friends”离开了。
但接下来的几个月，他一步步陷入无能为力的情况。发第一个月工资时，李长丰拿到薪资单，看到工资被扣了20%，公司没给解释。“白纸黑字写着的都能改？”他很生气。但木已成舟。毕竟还有接近5万的工资，这如同晃着金色的铐子，让李长丰舍不得辞职。他不知道的是，接下来这付铐子的颜色会迅速褪去。
徐子敬在公司总部上班。他在国内做了多年支付宝的线下推广，比李长丰看到了更多的细节。他惊讶地看着团队没有风控地砸钱：商家拉新，一个要400多元，比国内还高几倍。徐子敬担心，公司的钱会被烧光。
2019年12月，公司裁掉了一大批本地员工。他们组成了游行队伍，浩浩荡荡，要求公司给个说法，好在有持枪保安守在门口，没出现意外。但办公室正在一点点变空。2020年2月，李长丰整个部门都被砍掉。那时，他可以回国，只是不甘心：“既然来到非洲，就想多赚点钱。”
李长丰开始找熟人，准备面试，好不容易争取到了内部转岗的机会，只是还要降薪20%。当时国内疫情还没有结束，他想保住当下的工作。他心里松了口气，觉得自己还算走运，“又能缓几个月了”。
3月末最后一次降薪时，李长丰再也不对公司抱有希望。但机场封闭，骑虎难下，他还是签了字。“多混一天有一天工资，多熬一天是一天。”再说了，一个国家最大城市的机场，还能关闭多久？
他怎么也没想到，事情会糟糕到后来的地步。当5月末的那个夜晚，他和最后一张机票擦肩而过后，他意识到，自己被困在非洲了，在一间十来平方米的小屋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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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裁员的消息早就在公司里流传。平时微信、电话，大家的话题经常会绕到裁员上。陈文远在肯尼亚都听到了风声。他比李长丰早来一个月，去了公司在内罗毕的分部。那是个旅游城市，他和朋友合租了一套大公寓，房租不到3000元。周末，他们换着花样到餐厅吃饭，还开着越野车去了东非大草原，狮子卧在地上打呵欠，斑马离他们只有几十米。但现在，这样的日子到头了。接到公司的裁员通知后，他准备和公司打仲裁官司。
如果不是疫情，公司或许还能坚持一段时间。尽管在国内，流量转移到线上，生鲜、游戏和在线办公类产品开始爆发式增长。但在尼日利亚，互联网还没有这样强大的基础。疫情爆发后，尼日利亚实施了封城和宵禁，员工们不敢出门拓展商户，业务陷入停滞。
李长丰是在4月22日接到HR电话的。他知道，这次躲不过去了。
HR公事公办地问他，愿不愿意停薪留职？李长丰说自己得考虑一下。第二天早上6点，一个电话把他从床上吵起来。“考虑得怎么样了？”李长丰还没睡醒，火气冲上头，“我拒绝停薪留职。”他硬邦邦地回了一句。30分钟后，他收到一份解聘书。他感到前所未有的沮丧，最后只希望公司管吃管住，再帮他买一张回国的机票。
从那之后，他听到的全是航班取消的坏消息。同事买了5月18日回家的票，兴冲冲地告诉李长丰，自己要回去了。但他下楼吃饭，原本以为早就已经坐上飞机的人正坐在大堂，一个个不修边幅，垂头丧气。
所有的人都等待着5月末那班包机。起飞前一天晚上，一个同事来到他房间，两人有一搭没一搭地聊天，说起xxx走了，通过的是x姐渠道。李长丰心里一动，要不我们也去找x姐？或许有办法。在起飞当天下午2点，他们加上了x姐的微信。
她告诉两人一个爆炸性的消息：“有人在外地，截止时间前回不来，现在还有两张票，你们赶紧填表，直接给我。”
从那一刻起，时间开始以分钟计算。李长丰用了5分钟填好表，微信传过去。两个人在朋友房间，一起盯着电脑，如同盯着六合彩开奖池。漫长的5分钟后，结果显示在屏幕上，李长丰没选中——他交表晚了几秒钟，同事抢到了。
羡慕、失望，李长丰心中五味杂陈，如同过山车一样。他的希望在几分钟内从高处跌落。
朋友开始飞快地收拾行李，兴高采烈地告诉李长丰：“以后不用熬夜炒股了。”10分钟后，他就穿好了防护服，戴好口罩，拎着小箱子，等着出门。房间里堆着在非洲用的一切杂物——他都扔下不要了。
x姐安慰李长丰：没关系，之后一个月还有三班包机。听到这个消息，李长丰又高兴起来，所有的负面情绪一扫而空。
那天送走了朋友，他也回房间开始收拾行李，来时七八分满的袋子，现在只装了几件常用衣物。他打算背台电脑，拿个护照，把手机充电器带上，就上飞机。“一声令下，我就可以走。”
然而，行李扔在角落，又是一个多月过去，再也没有新的航班飞往国内。
生活中能做的事越来越少，电视里能收到的中文台只有芒果国际和CCTV新闻台。前段时间，《隐秘的角落》热播，李长丰在爱奇艺上买了会员。但打开节目，屏幕上一片漆黑，显示着一行字：“由于版权限制，您所在的地区无法观看该视频。”
他用剃须刀剃头，每天坚持锻炼，让自己的生活尽量常态化。李长丰会在晚上点些外卖。鸭脖、烤羊腿，味道不错，只是价格贵得让人气馁，一根鸭脖2000奈拉，大概是30多块，一个鸭头1000奈拉，装在一次性塑料饭盒里，一顿饭花了200多块。
当李长丰在酒店无所事事时，国内却是另外一番景象，互联网大厂在疫情期间股价节节攀升，创了2年新高。拼多多市值也暴涨了146%，一切似乎都已复苏。前东家的同事告诉他：最近调薪了。李长丰算了算，如果自己没有出国，涨薪后的收入会相当可观。
“你知道，现在大家经常说‘逆商’，就是面对逆境的承受力，考验逆商的时候到了。”李长丰打定主意，只要回国，就找个大厂上班，或者做点小生意，老老实实过日子，再也不折腾了。“非洲给我上了深刻的一课，那就是没有遍地是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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