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孩跳楼后，被性侵案摧毁的家庭｜谷雨
摧毁
面前一条平坦宽阔的马路突然开始塌陷，是李思君在女儿李奕奕去世后常做的噩梦。奋斗了大半生，在甘肃庆阳这么一个小城市，他无房无车，负债十几万，还落了一身病。两年前他确诊糖尿病，小腿整夜地疼，被他挠出一道道伤疤，眼前的世界从双眼5.0的清晰逐渐失焦。市医院建议去更大的医院检查，他没有钱。
刚过去的新年里，他看得出全家人都在“尽力开心”。女儿来到他的梦里，那是快乐又忧伤的梦：他们一起打了水，准备擦拭老家门口脏了的门帘，这是他们每次回农村过年必做的事情。客厅天花板的吊灯按惯例也是要拿下来清洗的。但女儿不在了，很多事也就凑合了。
3月初，他在庆阳市中医医院输了几天液，恢复了些精神。5年前，他带女儿李奕奕来这里看过病，那是2016年的9月8号，刚上高三的女儿已经三天三夜没睡觉了，红色的疹子爬满了她的脸，衣服也常常被汗水浸湿。在急诊科，一位医生诊断李奕奕为抑郁症（注：该医生专业为精神病学，但因当地该科室就诊病人不多，故医院将其安排在急诊科），其他科室的医生都说，孩子上高三压力太大了，放轻松，高考结束就啥都好了。
后来李思君才知道，3天前，李奕奕因胃痛在教师宿舍休息时，被班主任吴永厚突然抱住。后者对李奕奕实施了亲吻额头、脸颊、嘴唇、耳朵、搂抱及摸后背等猥亵行为。
在此后呈给法院的控诉书里，李奕奕描述的当晚的心情准确地预示了她的命运：我以为我这一生都要被毁了。
被庆阳的医生诊断为抑郁症后，他们又去了上海精神卫生中心，医生没有下具体的诊断，只是开了药。李思君未能讲清楚药物的种类，“反正吃了之后能睡着觉了。”后来，他们在北京安定医院得到了创伤后应激障碍的诊断。2016年10月7日，性侵事件发生一个月后，李奕奕第一次试图自杀，之后的一年零八个月里，她又进行了十几次尝试。最终，2018年6月20号，一个闷热的傍晚，她穿着一身黑衣，从丽晶百货的8层平台纵身一跃，离开了这个世界。
李奕奕坠楼现场
与李奕奕一同被人们记住的还有消防员许积伟。八个月前，他曾在李奕奕就读的庆阳六中救过她一次。这一次，他又前去救援。最终的角力中，过窄的天台让许积伟无法使力，李奕奕对他说，“哥，我突然间清醒了，谢谢你，我要去天堂了，天堂一定很美。”女孩掉下去后，他趴在窗台上，从他的喉咙深处发出了奋力的、令人心碎的嘶吼和哭喊声。
事发后，李思君接受过很多采访，在那一年与他的见面中，他的讲述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的逻辑清晰，愤怒也是克制的。在李奕奕的葬礼上，遭受着巨大悲痛的他仍周到地为所有媒体记者准备了一碗饸饹面，“我女儿的生命如果能唤醒大家共同努力，还孩子们一个风清气正的校园，让天下父母放心，让孩子们安心。我女儿就没有白死”，他在媒体群里发出这条信息。
李奕奕去世两个月后，2018年8月22日，吴永厚被捕，10月12日检察机关以强制猥亵罪对其提起公诉。2020年4月，庆阳市西峰区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吴永厚因强制猥亵罪被判有期徒刑两年，三年内不得从事与未成年人有密切接触的相关职业。二审维持了原判。如今吴永厚已经出狱了。今年1月，民事法庭作出判决，吴永厚和庆阳市第六中学共需赔偿李思君8.4万元。
李思君 ©荆欣雨 摄
两年半的时间里，案件的各种资料和证明在李思君家里越堆越多，他希望女儿受到的伤害能得到一个公平的道歉和判决。现在，为这一切奔忙的他已经垮掉了。他瘦了20多斤，脸上的肉松弛了，一双大眼睛凹进去。他常记不得几分钟之前发生的事情，说话有时会陷入混乱。
但他还拼尽力气想留下些他认为重要的东西：精气神。我来的前几天，他理了头发，靠着输液才有力气陪我在庆阳四处转转。5年里，他再没有购置过一件新衣，为了不让年迈的父亲和上初中的儿子看出自己的狼狈，所有破了的衣服他都细心补好，洗得干干净净，衬衫熨得妥帖。他的家里干净整洁，角落里还摆着几盆绿植和几朵塑料花。
那些藏不住的“不体面”令他痛苦。刚到他家时，他拿起桌上的苹果递给我，却发现背面被削了个洞。后来，他在社交账号上写道，“那个大洞刺眼极了，我被刺得眼睛昏花，脸上热辣辣的。我知道塑料袋里的橙子脱水了，无法下咽，我更不敢动了。”我们聊天时，他的头突然痛起来，不得不开始卷烟草吸——那是一种几十块钱能吸一年的劣质烟草。他轻轻拉开茶几下的抽屉，拿出一张纸，颤抖地卷起来，“这原始的行为在远道而来的客人面前是不恰当的，可我知道我更需要浓烈的烟沫......我说我是一个有修养的人，现场打脸。”
烟瘾是在李奕奕生病后染上的。在北京就诊时，医生告诉李思君，女儿随时都有自杀的风险，从那时起，他便放弃了工作，晚上不敢睡觉，靠香烟、咖啡和茶度过漫漫长夜，偶尔还要安慰半夜惊醒后抱着被子哆嗦的女儿。女儿去世后，他厌恶烟瘾不减的自己，曾去戒烟门诊寻求帮助，在听完他的遭遇后，医生表示他的这种情况很难戒断，强制戒烟还可能带来其他问题。这两年，每当他感到头痛，必须要吸烟，“才能平静一下，但也只是一小会。”
他的前半生是全然不同的基调。1997年，他经人介绍和程琴结了婚。两年后，女儿出生，“有孩子的那天真的希望很多的”，他回忆，“将来要美丽大方，要有精气神。”那时新世纪即将到来，小家和大家看上去都充满希望，他给女儿取名“奕奕”。之后的近20年他们家确实配得上这个“奕”字。他在上海从事十年宾馆行业，从基层人员做到客房部主管，2008年跟着公司到北京奥运村服务是令他骄傲的职业成就。
2010年，他回到庆阳承包了一家旅馆，把姐弟俩接到城里读书。他讨厌借钱，从没在银行贷过款，全靠双手踏实做生意，2016年，不算那些流动在外的资金，他有四十多万存款。老家的二层洋楼装修好了，他考虑在城里再买个房子，或者等奕奕高考考上上海的学校，他就带着儿子也过去，想办法再供小的读书。一切似乎都朝着好的方向前进。
“难道非要我受到最大的伤害
才算严重？”
去年6月，李思君注册了一个社交媒体账号，名字叫“公道的代价”，个人说明里写着：讨回公道的代价太高。
性侵发生的那一晚，也就是2016年9月5日，李奕奕反复漱口，整夜没睡，她感觉“无边的黑暗、恐惧、羞辱还有恶心”，但她没有自责。她坚定地认为，犯了错的是吴永厚，她应该得到道歉。
第二天，她早饭粒米未进，向学校的心理咨询师哭着讲述了事情原委，心理咨询师当即将事情告诉了政教处主任。李奕奕提出更换班主任，得到的答复是建议她转班或转学，她拒绝了，“我没有错，为什么要我委曲求全？”在未经她同意的情况下，政教处主任直接叫吴永厚来向她当面“道歉”，内容是“他错了，求李奕奕放他一条生路，不要毁了他”。在给法院的控诉书中，李奕奕写道，“那种伪善让我觉得丑陋、罪恶。”
她寄希望于学校层面可以给她一个公道。她在控诉书中写道，几番交涉后，她从学校的领导和老师口中听到了“小题大做”和“给学校添麻烦”的话语。她坚持不转学，执拗地认为转学就代表她错了——现在看来，那是个不太理智的决定。她在意学业，在庆阳六中，学生们普遍认为的“好前途”是考上二本，高二最后一次考试排名班级第4的李奕奕有这个把握，她想报考上海的传媒专业。但她一回学校，不是晕倒在课堂上，就是被人发现在宿舍用头撞墙，只能回家。反复几次后，功课跟不上了，还要面临不明真相的同学们异样的目光，有人误以为她放假在家过得逍遥，这些都令她感到痛苦和愤怒。
庆阳六中 ©谷雨实验室
性侵刚发生时，李奕奕没有把事情告诉李思君，后来，李思君看到她精神状态太差，坚持无论如何都要带她去上海看病，她才选择向父亲坦白。开口之前，她对父亲说：“我跟你说一个事，你别生气，也别冲动，你也别离开我，你要和我在一起。“
父亲一直与她站在一起。自打女儿出生后，李思君就对孩子的成长倾尽全力。那时村里没有人订牛奶，他就付钱给一家养奶牛的邻居，每天保证女儿能喝上牛奶，孩子后来长到一米六八。为了孩子的教育和更好地照顾老人，他从上海回到庆阳，把女儿接到市里读书。他高中时学习不错，却因为家里穷放弃了考大学，这是他一辈子的遗憾，因此他深度参与孩子的教育，熟悉孩子的所有老师和功课状况，期盼着孩子能考上大学。
在李思君的描述里，生病前的李奕奕98斤，是个瘦溜高挑的女孩，长得白净，随母亲程琴。那时家里经济条件不错，李奕奕爱买各种编绳、折纸，还喜欢画画、做饭，周末的时候，父女俩常在家里一起做饭，用电饭锅烤蛋糕，“糊了，但大家还是都吃掉了。”
姐弟俩还小的时候，李思君就教导孩子们，做人要正直，无论做什么事情，绝对不要在法律的边缘游走， “我们追求物质是为了生活的幸福，但是如果有一天你触犯了法律，你落了很多好处，（但）你能心安理得地生活下去吗？你肯定心虚一辈子。那你能幸福吗？”做生意多年，他也恪守这个原则，试图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在李奕奕长大的铁李川村，她是同龄孩子们中的“领导者”。李思君观察到，大家一起玩的时候，李奕奕特别在意公平，“比如一起玩的人吵起来了，她就会站出来，不会轻易地指责某一个人错了怎么样，而是会判断一下这个事情到底是怎么样的，等她判断清楚了，她再给大家讲道理。大家好像都很愿意听她的。”如果有哪一个孩子受到了其他人的欺凌，李奕奕会毫不犹豫地制止，“她根本不管其他人会不会将来记恨我啊，会不会和其他小孩的关系处不好了。”
第二年4月，在李奕奕的坚持下，李思君报警了。女孩希望法律可以给她一个公道。庆阳市公安局西峰分局调查后，决定对吴永厚行政拘留十日。李奕奕不满意，于是李思君向区检察院未成年人刑事检察科进行申诉，区检察院认为吴永厚“情节显著轻微，不构成犯罪”，于当年5月作出不起诉决定。李思君向市检察院申诉，后者维持不起诉决定。
李奕奕的病情一直在加重。彻底离开学校后，她没有放弃学习，但长时间的药物服用和越来越差的精神状况让她没有体力完成日常的学习。课本拿起来又放下去，语文、英语还看得下去，大部分化学书被撕掉了（吴永厚是化学老师）。后来，她看不清课本上的字了。那一年的高考，她报名了，但只完成了5月初的英语听力考试。离高考还有 13天的时候，趁父亲出门的时间，她登上教学楼的5楼，试图自杀。
消防员许积伟把她解救了下来。李思君告诉我，当时有围观的成年人在李奕奕被救下来后问她：“有多大的事？你给我说我给你解决。”李奕奕回答：“你解决不了。”随之而来的夏天里，大部分她曾经的同学在大学里开始了新的生活。而她留在原地，去北京看病，治疗，转去新的学校复读，放弃，回家，再去学校，再回家。2018年春节前，她又试图服药自杀一次，醒过来后问李思君：“为什么要救我？”
随着复读的一年快到尾声，她清楚地知道自己不会去上大学了。每次自杀醒来后，看到父亲被吓得惨白的脸，她自责是个不孝的女儿。她曾给父亲留下遗书：“女儿三生有幸遇见您，今日愧对您的养育之恩，女儿来世再还！”有一次，她无意中听到父亲打电话借钱，这才知道家里的钱已经快花光了，她坚持要去商场打工。一场重感冒把李思君击倒后，她震惊地发现自己依靠的父亲竟是如此脆弱。她写道，“那一刻，我真的憎恨这个社会。”
2018年的6月对李奕奕来说是痛苦的。这一次，她复读的同学们也有机会离开小城了，她的表妹参加了高考，后来考上了武汉理工。她知道，成绩下发后，城里各处会张榜结彩，任何一所学校门口的红榜上都不会有她的名字。20号，她睡了个好觉，11点才起，然后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对于女儿最后的行为，李思君永远无法接受，但他懂她，也一直与她站在一起，“残酷的现实击碎了孩子对未来的梦想。恶意制造的流言蜚语裹挟了孩子，让孩子绝望、决绝地选择离开。”
今年6月，李奕奕复读前一年的高中同学们就要大学毕业了。
执念
性侵案毁掉的不只是李奕奕一个人，而是她的整个家庭。北京的医生告诉李思君，在对女儿的日常开销上，要尽量“奢侈”一些，满足孩子的各种需求。因此在治病的那两年，李思君没有想过省钱。
每个月的药物就要三、四千块钱，如果住院开销会更大，去北京看病五、六次，每次又是五、六千块钱。李思君买了很多娃娃陪着李奕奕睡觉，买了五颜六色的颜料让她画画，药物让李奕奕的体重从90多斤涨到了150多斤，所有的衣服都要重新买，尺码甚至比李思君的衣服还要大，鞋子发胖后不合脚，就再去商场买双一模一样的。
2017年的冬天，他们回到农村居住，平时过冬两吨煤就已足够，但他买了四吨煤，“她不像我们的思维，进屋冷了知道加衣服，只能把家里烧暖些，”李思君说。当金钱无节制地只出不进的时候，财富流失的速度超乎人的想象，李奕奕去世时，他已经没有任何存款了。
李奕奕的老家 ©荆欣雨 摄
更摧残人的是精神上的折磨。他要时刻处理女儿一些具有毁灭意味的举动。发胖之后，李奕奕曾在商场里看上一条标价700元的裙子，结果老板说，裙子挂那里好看，你穿着不一定好看，“人家不敢说她的体型没法穿”，李思君说。看到李奕奕犹豫了，老板又开始拼命兜售，最后她讲价花700元买了三条裙子，不能试。李思君至今还记得，一条裙子是黑色的，一条带着碎花，一条裙摆有着各种不规则的镂空，三条裙子，李奕奕都穿不上，气得就在家里哭。
老家的房子紧挨着锅炉房，有天邻居跑来告诉在外面办事的李思君，他家的锅炉房冒着不正常的黑烟，李思君跑回家，发现女儿在锅炉房烧衣服和日记本，其中包括那三条裙子。他心里难受，劝孩子，不穿的衣服洗干净送给别人也行啊，女儿说，留着我难受，我心烦。
互相折磨到最后，父女俩的精神一同滑向了谷底。女儿在屋里睡不着觉，脸总是涨得通红，流虚汗，看东西出现重影，拿起盘子双手却抓偏了，盘子掉在地上，碎了。父亲在外面的沙发上不敢睡，靠咖啡因和烟草强撑，记忆力下降得厉害。越来越多的自杀行为开始出现，安眠药、农药、绑在屋顶的床单、跳楼。李思君把卧室连接阳台的门锁换成了从外面打开的，这样即使有了意外，他可以从外面破门而入。
后来，李奕奕走了，解脱了，留李思君独自承受追求公道的代价。打官司需要钱，家里还有年迈的父亲和上学的儿子需要照顾，他开始借钱了，这曾是他厌恶的。有朋友来看望时留下些许钞票，他从不收，因为他不想接受别人的施舍。夜晚来临时，隔壁没有一个随时可能会自杀的女儿了，但他忧思过虑，已很久无法睡一个好觉。
十几万的外债慢慢累积起来。2019年7月，他在当地一家酒店找到一份工作，月薪5000块钱，酒店要求员工在朋友圈发宣传信息，他发了之后，被别人看到他如今的工作，很快，他的身份就传到了酒店老板那里，他立刻觉得别人看他的眼神有了异样。他觉得，庆阳不会再有酒店愿意给他一份工作了。
他想着，等女儿的案子有了结果，一切就算结束了，他就安心地陪着儿子长大。2020年4月，庆阳市西峰区人民法院作出判决，吴永厚被判入狱两年。在检方提起公诉时，并未指控李奕奕坠楼身亡的事实。李思君对此提出异议。判决在综合评判的第二条回应了这一点：根据李奕奕的同学、她第一次在庆阳中医医院看急诊科的那位医生及多次就诊材料中关于发病时间的记载（医生的证言中陈述李奕奕是抑郁型人格，以前可能患有抑郁症，只是症状较轻，没有发作，老师的猥亵行为很可能激发和加重了症状），不能排除李奕奕在案发之前已患有抑郁症或处于抑郁状态。
综合评判还认为，根据李奕奕多次向他人的陈述、李父、多名老师和同学的证言，“虽不能认定吴永厚的猥亵行为直接导致李某某患抑郁症，但足以证明猥亵行为对李某某造成了严重的精神刺激，致其抑郁症状加重，在异常精神状态的作用下李某某实施了具有连续性的多次自杀行为。吴永厚的猥亵行为对李某某的自杀具有一定原因力，但不是唯一原因。”
李思君不能接受这个结果，选择抗诉（吴永厚也上诉了），二审维持了原判，他仍打算继续抗诉，但现在没有律师愿意帮他，他也无力继续承担诉讼费用。今年一月，由于刑事法庭判定吴永厚的行为不是李奕奕自杀的唯一原因，因此民事法庭对李思君主张的很多项赔偿金不予支持，由吴永厚和庆阳六中共同赔偿李思君8.4万元。
继续抗诉的同时，李思君还面临着一个两难的局面，他已清楚地看到这一路的艰难，但他还有一个儿子正在长大。每次李奕奕的弟弟放学归来，昏暗的屋子瞬时就充满了活力。男孩子个子蹿得快，才初中就快一米八了。每次进屋，他换上拖鞋，然后把运动鞋整齐地摆在角落里。一起出门时，他会为长辈拉开门帘，与父亲告别时，会笑着拍父亲的肩膀两下（在他还没有父亲个头高的时候，这个动作是拉手），向客人鞠一躬，把换下来的拖鞋放回原位，然后一溜烟地消失了。
我问他，为什么要拍两下肩膀？他毫不羞涩，字正腔圆地回答我，父亲在酒店上班的那段时间，晚上总是归家很晚，他拍两下肩膀，代表“早点回家”，后来，这个动作就成了一种习惯。
弟弟比姐姐小7岁，两人从小一块长大。李奕奕是个大方的孩子，从不介意把好的东西和别人分享。有时李思君买回来一盒糖，姐弟俩对半分，但姐姐总是留着自己的那份，等弟弟吃完了，就逗他，你吃完了，还想吃吗？我有就不给你。等弟弟生气了，就把自己的糖再分一半，“一次一半，一次一半，最后其实是全给她弟弟。”
弟弟有自己独特的纪念姐姐的方式。家里的长辈会把李奕奕的一些东西扔掉，但弟弟把姐姐的小玩意都好好地保存了起来。有次别的小朋友来家里玩，不知从哪里翻出了李奕奕的折纸，被弟弟训斥了一顿。他睡觉的床正对面摆着李奕奕的画架和琴，睁眼就能看到。今年过年前，他还曾和母亲提出，要买颜料补全姐姐在老家画的苹果树。
儿子是李思君和程琴现在全部的希望。陪着李奕奕的那两年，李思君几乎忽略了儿子。现在，他把案子之外的所有精力都用来照顾儿子，每天晚上，他会陪儿子写作业，一些课程的习题他还有能力给儿子解答。数学课刚开始学习三角形的各种定理，儿子觉得太难跟不上，他就耐心地安慰，“你觉得难，其他同学也会这么觉得”，父子俩一起研究买什么新的习题集。周六日，他们也形影不离，一起进行各种文体活动。
三年里，无数的人问过李思君，你想要什么？他想，无非就是女儿的案子能有一个他认为公平的结果，以及，他想带儿子离开庆阳。在社交媒体上，他写道，“我没有足够的证据证明事实就是事实，我自愧自己枉为人父，孩子摊上这样窝囊的父亲，本身就是灾难。我见过鸡犬护崽，尚且舍身忘我，我想我大概也是禽兽不如了。”儿子不能放弃，死去的女儿也不能，放弃了任何一个，都只会让他看到自己是个无力的父亲，无法保护自己的孩子，“这个事情我如果放弃了，就等于把我们一家人整个都要毁掉了。“
今年春节之前，他带着儿子去买年货，儿子知道家里的条件，轻轻地劝父亲，“爸爸，少买点吧，买些爷爷爱吃的就行。”
故乡
出租车载着我们驶向李思君父女俩长大的铁李川村，一路上风景萧瑟。村里早年修桥，占了他们家十几亩地，2000年，也就是李奕奕出生后的第二年，李思君在剩下的三亩地上种了上百棵枣树，每年抽时间从市里回来打理。悉心养育十年后，枣树开始结果，在每年的十月收获，一半是又脆又甜的夏枣，一半用来晒成干枣，有着松软的口感。
2016年的十一假期，李思君带着女儿回到老家，他们一起去田里收了点枣，7号，因为不想回到学校上学，李奕奕第一次喝安眠药试图自杀。回到市里后，他们打算去北京看病，剩下的枣再也来不及收了。
事情在那年底全乱了套，父女俩四处寻医看病，李奕奕去了学校又回到家里，精神状况越来越差，故乡熟透了的枣子落了满地。
在故乡，李奕奕的睡眠要比在城里稍微好些。这座二层小楼也保留着最多她生前的印迹，所有课本、习题集、成套的世界名著都整齐地放在柜子里，翻开一本林徽因的自传，里面掉出一张书签，上面用笔写着，“生活可能会面目狰狞，但一定要以漂亮的姿态迎战。”
她曾用画画来疗愈自己。老家一间屋子的两面墙都被她用大片的水彩作了画，不规则的颜料甚至蔓延到了天花板上。庆阳农村种苹果树的人家多，丰收季节漫山红色的果实成为了李奕奕的灵感来源，她和父亲说，要画两棵很正、很直、很高大的苹果树，代表“正义之道”。画到一半的时候，她总觉得树还不够直，想要重新抹掉来过，被李思君劝阻住了。
李奕奕画的苹果树 ©荆欣雨 摄
穿过枣林和田野，我和李思君来到马莲河旁，那是哺育了他们一家三代的母亲河，李奕奕小时候喜欢来河边蹚水，也会拿着画板来写生。初春，上游刚刚解冻，河水挟着浑浊的泥沙来到我们面前，河岸对面是寸草不生的黄土峭壁，顶上隐约可见几个窑洞，这里目之所及的一切都是土黄色的。有那么短暂的片刻，我们坐在河岸边静静欣赏风景，讨论身边植物的种类，奇怪的是，尽管有着种种痛苦的回忆，但在这并不丰饶的故乡，是我见过李思君最松弛的时候。
枣树们也生病了。抬头就能看到，大多枣树的树枝上长出了细密的棉絮状的东西，李思君请懂园林的朋友来看过，对方说这是真菌感染，说明枣树的根部已经开始腐烂了。但即使是这样，每年一到5、6月份的时候，这些枣树还是会长出嫩叶，在盛夏时节变得茂密，“表面上看树还是长得很好，但是不结果了。”
枣树的命运就是这个家庭的命运。离开庆阳时，我在庆阳站搭乘刚开通不久的银西高铁去往西安，火车站偏远、崭新，正门前挂着庆祝新线路顺利通车的横幅，我想起李思君提到铁路设计院的人住过他开的旅馆，双方曾形成过一个颇为愉快的合作关系——那是悲剧发生之前的事了。如今，似乎这个世界上一切快速发展着、进步的事情都与他们无关了。
枣树 ©荆欣雨 摄
在庆阳见到李思君的几天里，他只在两种时刻露出过笑容。一个当然是跟儿子在一起的时候，他们说日常的事情，告别时拍肩的相视一笑，所幸他还拥有家庭的幸福。另外一个是他谈起年轻时在上海工作的经历，那家宾馆外宾多，日本人喜欢整洁，这一直影响着他对家的要求，也塑造了他对“体面”的理解；德国人守时，酒店维修人员比约定的时间晚了几分钟上门，就被告知“当天已经没有时间了。”异国的朋友送他走私来的卡西欧手表，新加坡人在奥运村追着他，想换他手里印着五环的袋子。这些讲述里，没有为孩子操碎了心的父亲，他只是一个相信劳动会创造更好未来的青年。
走在铁李川村的田野里，我问李思君，你相信来生吗？弟弟是信的，他有时会跟母亲说，“有一天我姐能转生到世界的某一个角落，让我找到她那该多好。”李思君讲起小时候和同伴在窑洞里的土炕上过夜，深秋的风一吹，树上干枯的叶子发出呱啦呱啦的响声，桐树壳发出吱吱的声音，小伙伴们吓得把头蒙在被子里，他却不怕。那时他就相信，人死后万事皆空，没有什么鬼魂的存在。伟大的艺术家和作家可以留下自己的作品，政治家留下改革成果，但他的女儿只是一个普通人，能留下什么呢？
只是有的时候，执念太深会带来幻觉。无事可做时，他坐在老家客厅的沙发上发呆，坐着坐着就睡着了，恍惚中听得清清楚楚，有人在叫爸爸，爸爸，“我一下子爬起来，把门打开，稀里糊涂就从门口跑出去了。”院子里一片寂静，只剩早已无人打理的桃树和葡萄藤，冬去春来还顽强地冒出新芽，他多希望女儿能站在那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