落地之前，拽回那个“坏同学”｜谷雨
悬崖上的“坏同学”
实务学堂聚拢了20个“坏同学”。“坏同学”的定义是这里一个男孩和我说的：初中他们一帮带手机的被老师喊过去，他和几个拖平均分后腿的被开除了，而那个成绩好的安然回到了教室——从此他就知道，自己是个“坏同学”了。没想到来了实务学堂，他见着了一群和自己差不多的同学：有人抽烟、喝酒、旷课、泡网吧“无恶不作”；一个女孩15岁就辍了学，在两年里换了二十多份工作，好像对世界都失去了兴趣，月薪也从未超过3000元；有男孩碰上罚抄500遍的老师，染上“不敢写字”综合症。被送进全封闭的寄宿学校后，晚上他会偷偷拧开宿舍窗户，溜去操场，边吃饼干边看星星。
“坏同学”们来自四面八方，又长在同一片土壤上：出身乡镇，父母文化程度不高，在大城市务工；有些人家庭背负债务，领受过穷的滋味；有些人家庭已经或濒临破碎，在少年时代流离转徙。为了供养哥哥上大学，一个女孩跟随父母卖掉房产，四处租房。某次搬家后，她捡到了被前房主遗忘的芭比娃娃，断了一只胳膊，但不妨碍成为她最珍视的童年玩伴。
第一次听说实务学堂时，16岁的罗明扬甚至没听懂它到底是怎样的，但这也无关紧要，“我当时去哪儿都行”。他的母亲早早离开，父亲在北京打工，罗明扬从5岁起就过上寄宿生活，辗转过六七所学校，同学于他都是“路人”。靠着“使劲学”，他挤入老家的超级中学，却一下沦为班上的后进生。在那个5点起床、10点下晚自习的地方，生存方式是当一个机器，而他是“一个坏了的机器”。上课时，他坐在后门的窗户底下临摹海报。最后，他“受不了别人，受不了老师，也受不了自己”。
实务学堂的孩子，是农民工的子弟，也是应试教育的弃儿。“坏同学”们当然不坏，只是，如心理老师邓泊所说，这是一段“摇摇晃晃”的时期，实务学堂要做的，是将这些晃荡到正轨外的孩子，一点点拽回来。
“如果这个时期再没调整好，以后就是个问题青年、问题大人，”邓泊说，“这是他们的最后一站。”
2018年末，跟着在北京做装修工的父亲，罗明扬第一次走进实务学堂。那是一栋小小的房子，前院种着蔬菜，宿舍的隔壁就是教室。校长欧阳艳琴告诉罗明扬父子，这是个全日制、非学历的教育公益项目，面向15到18岁的农民工子弟。在这里，孩子们可以掌握生活生存所需的常识、技能、品格，在应试教育外探索一条职业发展新路径，成为“珍贵的普通人”。
同学们在新校舍旁的篮球场上体育课 ©吴呈杰 摄
第一个学期，欧阳艳琴领同学们拆了一辆报废车，带他们认识安全带的结构、发动机的原理。音乐课老师利用车身和轮胎，教他们演奏物体打击乐。科学家拎着石头来，给同学们讲地球、月亮和太空。阅读课，做读书分享时，有同学讲童话里的公主遇到危险，总要靠王子来拯救。老师说，这是一种性别的刻板印象。这儿的老师还会和同学“聊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比如：如何证明人是存在的？
放假回家，一个男孩和过去的同学聊天，同学说，我期末考了第七。男孩回说，我拆了辆车，演过了戏剧，参加过辩论和创业项目。
“学业没有机会了，就像到了悬崖峭壁，前面有一个木桩。”来到学堂后，一个学生写道，“所以我选择登上木桩。”
2018年的音乐课 ©实务学堂供图
“wonderland”
开学的第一堂阅读课，任课老师张鑫会挨个问同学：你想看什么样的书？收到答复后，他将对应领域的书采购过来，在之后的某一天，同学们将被带到图书室，像逛菜市场似地走上一圈。罗明扬想看科幻，张鑫就搬来一整套阿西莫夫的《银河帝国》；有人想看成功学，这有些难办，思来想去，他推荐了《富兰克林自传》，“他是以反省的方式写，不是机场读物那种成功学”。
在实务学堂，罗明扬认识了王艺璇。和他一样，王艺璇在老家念到高二，“死活也学不上去”——她成天补课，一做题就想哭，高考模拟却只有300来分。
但王艺璇有个大学梦。来到学堂后，她常幻想大学生活的面目。张鑫给她推荐了《送你一颗子弹》，是学者刘瑜在哥伦比亚大学读博时的随笔。她没从书里看出大学是怎样的，倒是听说了一堆新词儿。她第一次知道女性主义，对罗尔斯、桑德尔、亚当·斯密也“混了个耳熟”。“顺藤摸瓜”地一本本看过去，看到讲正义理论的《寻求有尊严的生活》时，她入了迷，在书上划满了线。等反应过来，只好再买一本全新的还给学堂。
以前，王艺璇不看书，名著买来，放着吃了几个月的灰。但这里的书和思想太新奇了，她感到“必须要把它记录下来”。她给我翻出一本2018年的笔记本，前半本（还在老家学校时）：
“人生是有限的，但知识是无限的，这句话一代代传下来，用于激励后人。”
后半本（来到学堂后）：
“追求真相会使人幸福吗？如果不会，人还会选择去追求吗？为什么大家常说‘迎娶白富美走上人生巅峰’，男生为什么不愿意喜欢一个又矮又丑又胖的女生？什么叫美？什么又叫丑？只因为大多数人都这么认为你也会改变自己的观念，却不去想它是否正确。”
张鑫（左）和王艺璇（右）
2021年的一个春日午后，新学期第一堂阅读力课，由一名新的志愿者老师授课。师生们正在共同制定上课原则，学生闭眼投票决议（他们要求旁听的欧阳艳琴也闭上眼睛），并指定我——一个利益无关方——作为监督员。决议到“上课要认真”这条时，4票通过，5票反对。老师迟疑了一会儿，说，老师加一条规则，老师也有投票权利。
教室里沸腾起来。“你刚刚没那么说，”一个男孩几乎涨红了脖子，“你这是玩儿呢，为了达到自己想要的目的。”另一个试图向老师讲道理，“如果你对这个课不感兴趣，你就会走神的，这没办法。”
一个男孩冷静地提出，就算加了老师的票，现在双方是打平。邻座的男孩双手交叠，无声地鼓起掌来。老师再次愣住了，说，这条对我们上课来说非常重要，老师决定让它通过。
“现在不是上课要不要认真的问题了，是你在我们投票中间插了一脚。”刚才涨红脖子的男孩像是放弃了抗争，语气沮丧。最后，师生勉强达成了一致：“上课要认真”仍然是一条上课原则，但可以由同学们指定附加条件。
课后，这位老师找到欧阳艳琴，说没想到这个年龄的孩子是这样的。欧阳艳琴回答，这就是他们最真实的上课状态。“学堂是期待他们为自己发声，为自己争取，”欧阳艳琴对我说，“他们还是长大了，对于自己的需求能够表达了。”
“挺好啊”“可以吧”“不知道”，欧阳艳琴说，大多数孩子刚来时，回答问题就是这三件套。在之后漫长的时间里，他们试图让孩子们回答：到底“要”还是“不要”，“想”还是“不想”？王艺璇发现自己身上的重大变化是，她会说“我觉得”了。一个不爱说话的男孩，现在会用自己做的网页来交作业，他将他所珍视的东西都归入“wonderland”那栏。
一些同学的“wonderland”，是到了学堂才找到的。上了灯工玻璃课，两个男孩迷上了做灯工，每天泡在灯工室六七个小时，饭在那儿吃，累了就在瑜伽垫上躺一会儿。他们看到灯工展览里一座精美的皇冠，老师没教过皇冠怎么做，他俩就一块儿琢磨，花了4天，做出了个“有点歪，但是我觉得是个很好看的作品”。
摄影课老师曹雕曾问一个学生的人生目标，他不确信地说，去打工吧。一年后再聊，男孩给她看自己写的诗。又讲起，有天他凌晨4点从床上爬起来，就为了拍到露水从叶片上滑落的瞬间。
在两个世界穿梭
决心离开媒体工作时，欧阳艳琴即将迈入30岁。她要求自己找到人生的长期命题。
1990年代，市场经济的浪潮来袭，欧阳艳琴的父母从湖南农村来到东莞，靠收废品讨生活。日后，他们将被历史称作中国的第一代农民工。欧阳艳琴自然也就成了第一代留守儿童：她到东莞过暑假，坐在父亲的三轮车上，捡拾“世界工厂”排出的易拉罐；回到老家，她在农村学校念书，三年级她还没搞懂“米”和“厘米”的区别——因为农村没人使用“厘米”这个度量单位。
中学时，她差点从应试教育的轨道里滑落，考过数学3分、化学3分。靠着复读，她压线进入重点大学。她做过一个比喻：“对农村学生来说，高考选拔就像门缝里抽稻穗，我可能就是仅存的那几粒没有被挤掉的稻谷之一。”
毕业后，欧阳艳琴在北京做记者。当她记录立法进程、讨论政策得失时，“好像可以参与顶层设计的事”，但回到家，还是和父母挤在见不到阳光的小黑屋，还是要操心身为流动儿童的弟弟的入学问题。在两个世界里穿梭的时候，她经常想：尽管我离开了农村，离开了工厂区，可是，我真的离开得了吗？
“所有的农民工的孩子，他们的命运和我是有关的。”她进而想到，“这个事情如果我都不去做，还有谁去做？”
欧阳艳琴
从媒体辞职后，欧阳艳琴探索了两年流动儿童社区空间。2017年，她到北京一家打工子弟学校支教，担任初三班主任。她被告知，这里成绩好的小孩，小学就会被送回老家，考所好初中。初三还在的，是一群“被剩下”的孩子。
但他们人人都能考高分——因为老师会在考场上给答案。老师没有升学压力，初中毕业后，他们中的少数回老家继续读书（由于成绩太差“回家也没什么戏了”），少数在北京上职高（非京户在北京上职高的条件也正在愈发严苛），大多直接流向社会。2019年，中国流动人口子女的总和为9870万人，超过中国儿童人口的三成。
她看到了北大学者宋映泉2010年的一项研究，在他追踪的1866名打工子弟中， 60% 没有读过高中和中等职业学校，还有相当大的比例没有完成初中学业。他们进到工厂和餐厅，大部分月薪2500到3500元之间，从清点每一个螺丝和盘碟开始，重蹈父辈的命运。
需求真实而庞大。2018年3月，积雪快要消融的时候，在北京北五环外，被城中村包围的院子里，实务学堂举行了简单的成立仪式。创始班有11个学生，7个来自欧阳艳琴任教的初三班级。一位校董期待，实务学堂能够成为面向打工子弟的High Tech High（美国一所使用前沿学习方法的顶尖高中），“起于低端，效命新民”。致辞时，欧阳艳琴说，他们要培养的是“珍贵的普通人”， “人的珍贵与否不在行业、工种，而在任何行业，能否守住人的尊严。”合影里，有孩子换上了西装皮鞋，每个人眼里都闪烁着一种万物肇始的单纯和希望。
实务学堂第一次开学典礼 ©实务学堂供图
他们计划招到30个孩子。那时欧阳艳琴想的是，“那么多的孩子，上的那些学校都不好，或者都没有学校上，肯定是有很多人想来的，想得可美好了。”然而，当他们到黑网吧找辍学的少年，陪玩了“吃鸡”，熏够了二手烟，却发现无人搭理；他们又去城中村发传单、贴海报，写“保证孩子的身心健康”，“让孩子能够具有终身学习的能力”。贴了几百张，只有一个小青年来问：你派传单一个月能挣多少钱？
为数不多来咨询的城中村的家长，关心的问题是：你们有没有学历？能不能考大学啊？他们和自己的目标群体隔岸相望。
这时候，反倒有另外一些家长，通过朋友圈找上门来了。比如罗明扬父亲罗扩见。我第一次见到罗扩见时，他双手漆黑，正为实务学堂新校舍的天台装上顶棚。晚上见到，他洗净了手，在宿舍里侧卧着看书。罗扩见初中辍学，做了11年装修，读书的习惯则保留至今，最近的阅读方向是发展心理学。做装修时，他和一位教育行业的业主成为了朋友，并经由那个业主，先后将自己的两个孩子送来学堂。
通过读书，罗扩见确立了自己的教育信条：“给孩子一些自由的空间，让他去思考自己的人生。”但他同时承认，在以考大学和挣大钱为至高荣光的家族和村庄里，这种观念使他成为“另类”。
罗扩见
欧阳艳琴发现，这些主动上门的家长，通常不是父母，而是哥哥、姐姐或是姑姑——ta上了大学，从农村进入城市，多少明白创新教育是什么；ta也是家族中的意见领袖，能“在介绍的过程中，起到一个翻译的角色，说服的角色，让父母信任的角色”。
考上北京的研究生后，王静红得以离开山西县城。如今，她在一所创新学校任教。将侄女王艺璇送来学堂时，她的初衷是，让王艺璇到应试教育外的天地喘口气，调整过后，再回去高考。即便处于创新教育体系之中，王静红希望侄女走的，还是“省心一点的路径，保险一点的路径”：靠应试改变命运 。
王静红所在的创新学校，学费一年十几万。大多数孩子的未来规划是出国。“不鸡娃是需要底气的，是需要你家庭的年收入做保证的，在这个基础上我才能给到你充足的自由。”王静红说，“以艺璇这样的家庭来说，她没有这个底气。”
刚来学堂，王艺璇也想着得上大学。其他同学在上课，她独自复习高考。只是，在她看了那么多书、上过那么多稀奇的课程后，她发觉自己“回不去”了。
“从（原来）这条路径来看，人和人太相似了，对好生活的定义越来越狭窄——一到30岁，家里人就会催你结婚生孩子，大家都在做，你为什么不这么做呢？”王艺璇说，“学堂是很多有理想、有追求的人聚集的地方，你可以接近这样的人，心里会有一点摆脱束缚的感觉。”
距离高考还有4个月，王艺璇中断了复习。但听从家人的意思，她还是坐进了高考考场。题目大多都做不出来，坐在靠窗的最后一排，她观察正在低头答题的考生们，转过头，就能看到窗外的风景。
高考成绩出炉，256分。她不意外，但依然失眠了整晚。家人希望她回高中复读，这次，她拒绝了。这一年里，她“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什么对我来说最重要，能够为自己负责”。她决定留在学堂，如学堂期许的那样，探索一条新的出路。在那年的年会演讲里，她引用了狄金森的诗：
“我本可以忍受黑暗，
如果我不曾见过太阳”
王艺璇演讲时，王静红坐在台下，她激动地给侄女发去微信：“我尊重你的选择，尽管你选择了一条更少人走的也许更为艰难的路，但那又有什么关系呢！”她意识到，她要把人生的选择权交还给这个18岁女孩了。
王艺璇
对抗与复返
窦泽钊是个腼腆的大男孩，笑起来弯弯的眉眼藏在眼镜后面。但第二眼，你很快会被他后脑勺的马尾辫吸引。问他扎辫子的由头，窦泽钊不好意思地说，是上学期他上了一门选修课，讲上野千鹤子的《厌女》。老师“让你想你的脑袋有什么固守的思想”，他首先想到的是：为什么男生的头发就要短？他决定将头发留长，身体力行地打碎脑袋里的“固守思想”。
他因此和父亲爆发了冲突。打视频电话时，父亲看到了他的辫子，说，男的弄成这样像什么样子？窦泽钊说，什么算是男的，什么算是女的？父亲说，你见哪个男的留这么长的辫子？窦泽钊说，我同学就留。父亲沉默，憋出一句，你就是不能留。
为了便于打理，春节后，窦泽钊剪掉了辫子。最近的动态是，他剃了个光头，“之前也有想过去推光头，一直没敢，最近面对自己面对其他人更自信了，决定实现一下之前的想法”
几乎每个同学都向我提到，他们在学堂学到的最重要一课，是“认识我自己”。一开始描述自己时，王艺璇写下了几个相互冲撞的形容词：“理性”“多愁善感”……一年里，那个自我的轮廓逐渐清晰起来。之后的每个学期，她要求自己回答：我想成为怎样的人？她看到那个形象“在不停地迭代”。
3月的一堂绘本课上，同学们要从桌面上的几十张卡片中，挑选最贴合自己的一张。一张长发飞扬的风衣女孩让王艺璇想起花木兰。“这是一个自我认同的年龄，要知道我是谁、我想成为谁。”她举起这张卡片，对着整个教室说， “一年之前我看到了花木兰，我终于知道了，我想像花木兰一样，是坚韧的、勇敢的。”
“认识我自己”的路上，有时要同过去的自己缠斗。在北京工作时，罗明扬曾寄居在大姑家，大姑做销售，常念叨隔壁村的谁谁谁考上了大学，也爱旁敲侧击问他的收入。罗明扬讨厌听到这些，但他发现，有时他也会渴望上大学，而有次告诉家里人他涨薪了的时候，他用了一种兴致勃勃的语气。但细究下来，“为什么我要上大学，为什么我要拿这么多钱，这些欲望都不是我的……但这个东西已经从小到大在我心里扎结实了。”
现实的重力下，学堂创校不到一年，十几个学生接连离开。决定大多是由家长做出的——学堂不授予学历，未设专业课，家长看不到他们想要的前景。欧阳艳琴为此焦虑，邓泊安慰她，在孩子生命中的一段时间，学堂支持了ta，回首时ta能想到学堂的美好，这就够了。
欧阳艳琴的情绪平稳了下来。邓泊没有告诉她的是，其实自己和她一样，也感受到“非常大的无力感”。有的家长实在不会和孩子沟通，邓泊就教他背这几句话：“我听老师说，你这学期进步好大。”有的刚通上电话，家长就在对面哭起来，说我打好几份工就为了养他，他怎么这么不争气？这时候，“你要再说是她的问题，你于心何忍？”
2020年，很多个夜晚，邓泊在王艺璇的家人间斡旋。那段时间，王艺璇常常要接听来自父亲的电话。父亲在北京送外卖，在外欠了一笔债务。他有时会因此情绪崩溃，就来找她倾诉。她不敢挂断，她不知道挂断后会不会有更糟糕的状况发生。
邓泊和周围人给了她不同建议，王艺璇最后的决定是，和父亲共同面对。“他是我的一部分啊，他也是我的一部分课题，我没有办法完全把他拆分掉。”
邓泊说她无法忘记王艺璇的泪水。“她不想哭，但眼泪不由得她，大泪珠就挂在那了。她是落泪，这落泪跟哭是不一样的。”
而邓泊最放不下的一个孩子已经离开了。他跟着单亲母亲长大，疫情期间学堂改为线上授课，他在家常玩手机游戏，母亲认定他在学堂学习未见效，令其退学。母亲给邓泊发来一张照片，男孩坐在暗暗的屋子里，四周摆满了《黄帝内经》之类的书。白天男孩跟着母亲在村里放牛，晚上手机没收，被圈于这个屋子之内。母亲说，你看我满屋的书，跟你们学堂一个样。
看到这个画面，邓泊“眼泪就哗的下来了”。她一次次打电话劝说男孩上学，回回都被他母亲挡了回来。最后，几乎联系不上了。
2021年3月，学堂刚刚搬迁，我和师生们一起整理图书室。数千册书之间，我意外找到了那个男孩的笔记本。封皮漆黑，印着一个男孩在月光下凝望路灯。扉页是母亲的寄语：“儿子：希望你在求学的路上不怕困难，克服自己的缺点，走出自己的一片天地。”
男孩歪扭地写下批判性思维课的知识点：
你想一下我提出的一些问题：
周围的人说的话是正确的吗？
父母的建议是正确吗？
男孩的笔记本只记了几页，之后便是大段空白。直到最后一页，不知什么时候写了三个字：“向前走”。
搬迁后，师生们一起打扫学堂
家
2021年1月，我第一次来到实务学堂。宿舍在广州北郊帽峰山脚，前院鸡鸭成群；教室则在15分钟步程外，教务长金玉领我从乡间小路走过，摘下充沛以至过剩的柠檬和金桔。虽是隆冬，岭南的鲜花仍在盛开。教室向山，每至傍晚，能听到归鸟潜入密林。
3月，我第二次来，他们已搬至离广州市区不远的小洲村，一个生态丰富、原住民和艺术家共处的交融之地。半夜，便利店还在营业，大排档热气蒸腾。新校舍是一栋四层民宅，每层的卧室为宿舍，四人或六人一间，客厅即为教室。不同科目在不同楼层上课，只有一个投影和数量不多的椅子。每次上课前，同学们趿拉着拖鞋，匆匆忙忙地拎来椅子，安上投影。
前两年，实务学堂驻留北京郊区。那时学堂的条件堪称艰苦：一处校舍冬天没有暖气，想洗个热水澡，要等上一个洗完，加热半小时，水管还常冻裂；另一处宿舍没有空凋，夏天“和蒸炉一样”，一些同学晚上到有空调的教室，铺上瑜伽垫睡觉——“老师们早上一来，就看到同学们在地上七倒八歪”。后来，没钱雇多余的人手，每天早上7点，欧阳艳琴给同学们送去早餐。
疫情蔓延的时候，同学们上了一学期网课。家庭矛盾集中爆发，有家长要求孩子退学。金玉说，那时她觉得学堂“快散架了”。为了活下去，2020年秋季学期必须做到快速地线下复学。那么，到哪里开学？
他们已经辗转过北京五环外的三处场地。核心原因都是钱——实务学堂的学费6000元一学期，经费近一半来自社会捐赠。2020年，他们收到的捐赠刚过20万元，对一个20人左右的教育项目来说，这不是个大数目。场地越来越贵，他们只能越搬越远。有时，他们会自嘲自己是“流浪学校”。
2021年初的年会上，欧阳艳琴让同学们写一个自己关心的问题。好几张纸条上都写着：“学堂什么时候可以有一个自己稳定的场地？”
他们本就从动荡中来。每学期开学前，邓泊会给孩子们做心理测评，大多数都有焦虑、自责的情绪。在邓泊的心理课上，罗明扬追溯到他“受不了全世界”的源头：小时候他常被母亲打骂，14岁时父母离异，父亲在北京打工，他和脾气暴躁的爷爷一同生活。在接下来的人生里，他始终在“追求童年缺失的东西”——一种家的氛围。
学堂晚上放学，全体同学会一块走夜路回宿舍。月光洒下来，短短200米，他们边走边聊天。“我能追求到的最好的就是这些”，这是罗明扬过去不曾拥有的温情时刻。
实务学堂的三位学生 左起：罗明扬 罗家祥 林一
来到学堂第一天，林一在自我介绍时说，我脾气很好，但你们不要随便招惹我。回忆当时的场景，他拧紧了身子，解释自己是“害怕这个学校和我传统的学校一样”。母亲早逝，小学起，就有同学用恶毒的话攻击他。但他自认已是幸运的那位。班上还有位个头矮小的男孩，时常被其他男生“像猫抓老鼠一样”撂倒在地，再被踹上几脚。
有天林一和同学打闹时摔倒，他忽然想到，那个男孩这样躺着时会想什么呢？“我从我躺在地上的视角看他们，他们那种居高临下，真的太恐怖了”。但他没有能力制止他们。
在学堂，他紧绷的神经慢慢松弛了下来。他参与了学堂一个项目，带其他民办学校的小学生做机器人。有两个小学生嘲讽另一个进度较慢的女孩：你这么菜，这么弱，干脆死了算了。你们不要这样说了，林一上前对这两个学生说，人家有自己的优点，你们真的能比人家做的每一项都好吗？这次，他觉得自己多了那么一点点力量。
林一
学堂有过几个特殊的孩子。一次同学们讨论这些特殊孩子的去留，他们说，希望这些同学继续留在学堂，因为在其他地方有可能被欺负。
在经过数轮讨论后，学堂新学期的校址定到了广州。搬迁的消息传来，窦泽钊的长辈们劝他别去读了。他们无法理解他的感受。小时候父母离异，他跟随母亲来过北京，也曾寄居在姥姥家。从农村到县城又回到农村，学校也转过好几所。颠沛的童年使他比常人更为敏感，也让他确认了一点，“有的时候，朋友相比一栋房子来说更有归属感”。
年会上，每个同学都领到了一个奖。喜欢养虫子的男孩是“甲壳虫奖”，爱揽事儿的15岁女孩是“小大人奖”，窦泽钊领到的是“小豆豆奖”。颁奖词是：“这位同学的姓氏谐音小豆豆，希望像窗边的小豆豆一样自在的生活，也像小林校长对小豆豆说的那样，你真是个好孩子啊。”
内心深处，他渴望得到欧阳艳琴的认可，“她是第一个，我的启发人，在我心里的份量还是蛮重的”。金玉说，由于童年缺失，学堂的很多孩子需要一个保护者的角色，一个强有力的“妈妈”的角色，这样他们才能安心，才能踏实下来。
所以，学堂要南下广州时，窦泽钊对阻拦的长辈们说，我要来。“然后我就来了”。
“这个学校它就是这样，搬就搬，走就走呗，跟着一块过去。”一个男孩用了一种嫌弃又亲昵的语气。一个孩子对欧阳艳琴说：“学堂就像是第二个家，因为第一个家已经没了。”
初到广州，他们“一无所有”，教具、图书、同学们的衣物统统滞留北京。但几乎全部的20个学生都来了。
“这些变数，给了我们一些更坚定的东西，”一次周会上，欧阳艳琴对同学们说，“我们知道，对我们来说，我们在一起，每个人内心激发出来一种意愿，真的就要学习，真的知道怎么样去学习，我们能随时组织学习，这件事情才是最重要的。”
在若干次搬家中的某一次，欧阳艳琴不在北京，生活老师叫来王艺璇，王艺璇又拉上罗明扬几个。他们要将72箱图书从4楼搬到1楼，先尝试用绳子吊下去，又拆下铁皮柜的板，粘起来制成一个滑梯。王艺璇什么洗漱用品都没带，蓬头垢面地搬了两天。
第二天搬完，已是凌晨五点。罗明扬提议，不如去看日出吧。他们穿过一片山丘，爬到了围墙上。没想到，前面有一片树挡着，没能看到地平线上的日出。他们又累又困，但还是等了一会儿。然后，他们看到了升到半空中的、橘红色的朝阳。
这故事还怎么讲下去？
职业探索课上，老师问，在座多少人工作过？7个同学举起了手，零散答了“快递分拣员”，“餐厅服务员”，“在手机店门口穿玩偶服装发传单”。轮到林一，他没讲之前的工作，而是说，他正在一家公司运营岗实习。原来现在的实习工作也可以算，同学们扳直了上身，争先答了“教师”、“摄影”和“公众号排版”。
来学堂前，林一打了四年工，做过后厨，也辗转过几家工厂。他连上过一个月夜班，一件件检查汽车电路的线芯，到凌晨5点总是忍不住打瞌睡。他摸索出抵抗睡意的办法：在连体工作服里戴上耳机，翻来覆去地听《平凡的世界》。主人公孙少平生于农村，在煤矿工作，当同事去喝酒赌博的时候，他借来书看，“通过阅读让自己不平凡”。
林一效仿孙少平，早上8点下班后，他到工厂对面的山上，一边爬山，一边听英语单词。回家再学两个小时的英语或者数学。但计划执行了没多久，他的身体就吃不消了。小时候，他想成为一个“有姓名的人”，“离开学校、更接近于现实社会后，就会发现其实这是一个非常难的事，有时候觉得自己比较痛苦。”
学堂创立的第一年，课程以兴趣探索为主，同学们有大量自由时间，读书、漫谈或写作。他们没设专业，想得也很简单，“解决了综合能力和身心健康的问题，其他的东西就是小菜嘛”。一年过去，很多同学跑来问：学这个可以出去找工作吗？他们这时意识到：“这些孩子的家庭，允许他们就那么乌托邦地生活吗？”
2019年夏天，在北京回龙观的一家咖啡馆，欧阳艳琴、张鑫、邓泊、编程课老师陈一帅聚在一起，谋划学堂的未来方向。邓泊向张鑫提出，孩子连唐僧和孙悟空都不知道怎么回事呢，你上莎士比亚，太理想化了。第一个决议诞生：减少自习时间，大量增设基础课，课程设计和规章制度向传统学校靠拢。
第二个决议是，他们要“面对很真实的出口的问题”：将原先作为兴趣探索的编程课，打造为面向就业的专业课。陈一帅是北京一所高校的硕士生导师，在学堂志愿教授编程。在高校，常有学生为0.5分来找他纠缠，他理解他们保研的压力，同时不理解“大学为什么要这样”。接过学堂“面向就业”的担子后，他感到紧迫，但又满怀期待。回忆当时的的心情，陈一帅露出孩子气的笑容，“如果能够从这些孩子里面带出一个编程的人员，是不是会很炫、很酷？”
某种程度上，这个目标实现了。曾经厌学的罗明扬，在编程里找到了学习的乐趣。每天除了吃饭，他都坐在同一把椅子上学编程，“像打了鸡血一样往前冲”——和应试教育的“鸡血”相比，这是他自主的选择。转眼到第二年，他达到了能去实习的水平。
但不是所有同学都像罗明扬一样。有次，陈一帅翻译了哈佛给一年级本科生的web前端课程，想着哈佛是两个小时讲完，他们的就业需求又比哈佛迫切很多，他也用两小时给同学们讲完了。讲完后，“发现大家全都懵了”。一年后，他又尝试了一次，整整讲了两周，才有4位进度较快的同学听懂了——“现实给了我们沉重的一棒”。
2021年3月，早上7点40分，同学们正在进行新学期的第一次英语晨读。从新概念英语第一册第一课念起：
Excuse me!
Yes?
Is this your handbag?
Pardon?
Is this your handbag?
Yes, it is.
Thank you very much.
磕磕绊绊的背诵过后，老师抽查几个英文单词，一个同学忘记了“手表”的英文，另一个说“大衣”是“coach”。很少有人能准确发出“umbrella”。以前也上过英语课，他们说，只是支教的英语老师总换，英语课也常从课表里消失。一些同学甚至不会拼音和打字。
钱琳霖曾是长江商学院某项目主管，后来成为了实务学堂校董和主要捐赠人之一。欧阳艳琴在打工子弟学校支教时，钱琳霖去考察过一次。小学一二年级的孩子都阳光极了，看不出来和城市孩子的区别；越往上越发“懒洋洋”，人数也随之急遽下降。
她期待来到学堂的，是一群“人穷志坚”的孩子，“他们只是因为机会的不平等，当搭把手的机会出现的时候，他们会奋不顾身地、勇敢地就去行动了”。
但想象中激动人心的图景并没有兑现。编程老师要求同学们做一个计划，每周花多长时间学习这门课。大部分同学写的是不到3小时。欧阳艳琴旁听了这门课，五一假期，她动员同学们能一块学习讨论，只有一人响应她。也有同学对她说，我必须得要老师逼着我学。她为此罕见地动了怒。
按照校规，临睡前，同学们要上交手机。总有同学以各种理由拒绝上交，一个男孩会因此蹲在宿舍楼下一个半小时。一段时间后，失去手机的同学们找到了新办法：用电脑聊天和玩游戏。仍有同学戒不了烟。也仍有同学在上课睡觉。
钱琳霖常常困惑，同学们为什么不能对自己负责，“我们不也是这么走上来了，怎么这一百斤担子到他们这儿，他们就觉得受不了了呢？”钱琳霖成长于城市，一路从好学校读上来，努力是自然的、周围人都在做的事。你们的成长环境不一样，欧阳艳琴对她说，对自己负责也需要后天环境习得的。
“我也想戒，想过好多次，”那个戒不了烟的男孩对我说，“但被同化了，好习惯养成要三年，坏习惯只要三分钟。”
张鑫曾是实务学堂的全职老师。2019年，学堂搬到了北六环外，离他家很远，同学们又没人照顾，他就在学堂和同学同吃同住。交出全部的私人生活后，同学们却仍然在打游戏，仍然在上课后才晃晃悠悠地进来。用钱琳霖的话来说，他“像电池一样，‘呜’一下快速耗光了”。学期结束后，他辞去了这份全职工作。
压力最终都汇聚到欧阳艳琴肩上。最沮丧的一天，她躺在床上，对着天花板，一会儿哀嚎，一会儿怒吼。半夜，一个人在小区跑了5公里。她想搞明白一个问题：“这都是一群什么样的学生？值不值得付出这么多，教育这群学生？”
摄影课老师曹雕给学堂拍了一部纪录片，跟拍了一学期，成片却没有满足一些观众的期待：“他们需要看到一个孩子剧烈的变化，但学生的变化是那么的细微，实在是做不到给人一个曲折的故事”。
至少10个人给欧阳艳琴转过一篇文章：“用了 10年，从深圳流水线厂妹做到纽约高薪程序员”。也许这是观众期待看到的故事。在写一篇介绍实务学堂的文章时，她感到前所未有的痛苦：
“如果我们的故事，是让成千上万的贫困儿童重返校园，或是帮助贫困山区的孩子考上名牌大学，这篇文章，应该就不会这么难写。
但这不是我们的故事。我们的故事，是我们和十多个普普通通的孩子，努力成为‘珍贵的普通人’的故事。从普通到普通，故事里没有点石成金的魔术。
这故事还怎么讲下去呢？”
成人世界
创始班里，那7个从打工子弟学校带来的孩子，两年后只留下一个。在打工子弟学校，这个男孩很少上课，爱打群架，一大乐趣是在路上用汽油写字，然后点燃，看那腾空而起的、不同形状的火。
但相比其他孩子，他已算是基础较好的一位。他每周写总结，在学堂公众号上发布周报。他也自学过一点平面设计，能为学堂的项目设计海报。他短暂品尝到做好学生的滋味。然后，王艺璇、罗明扬先后来了——他俩是学堂为数不多读到高中的学生，在学业上很快领先——男孩这时发现，“我好像还是一个不太好的人”。
他常常喝酒，有次醉醺醺地给王艺璇打电话，说要骑摩托来找她。毫不意外地，他在路上撞车了，下巴缝了三针。2020年夏天，他报名了成人大专。7个孩子中最后一个也离开了。
几乎同一时期，在一次线上的师生大会上，王艺璇和罗明扬突然被通知：他俩从学堂毕业了。
在此之前，学堂还没人毕业过。毕业标准设置得很简单：就业等于毕业。那时王艺璇已在一家小型互联网公司实习大半年（公司创始人同时也是学堂校董之一），并有很大可能转正。罗明扬被另一家公司视为全职的程序员，派去青岛的甲方公司驻厂。
对于毕业这个有些仓促的决定，学堂老师给出了不同解释。欧阳艳琴感到心疼，但“孩子最终是要走向就业的，你没办法对他一直负责”。也有老师认为，学堂那时候亟需“成功案例”，“不光需要给招生的群体看，还需要给董事会看，给基金会看，给其他的同伴看”。
无论如何，这个混乱的夏天里，两个少年同时闯入成人世界的丛林。
甲方默认罗明扬是个全职员工，给他排了986时间表。简历上，他没敢写自己18岁。他没有一天工作经验，人家问他之前做过什么项目，他只能答在学堂做过的练习。他觉得他们像在“摸底”。每天见到的都是陌生的人，他不敢和他们说话。在食堂吃饭时，他的手总是抖的。
学堂老师为罗明扬拉了个群，他每天在群里分享工作进度。老师们也给他提建议，怎么整理会议记录、怎么斟酌发邮件的措辞。罗明扬和我说，他坚持下来的一个理由，是希望能为学堂走出一条路来。在青岛的项目完成后，他被证明能够胜任这份工作。他回到北京，成功转正。
王艺璇却没有那么幸运。刚开始，她的工作主要是整理录音，对她也并不容易：她要先搞明白人家说的“B端”“C端”是什么意思，蹦出来不认识的英文单词，她得打开手机词典，靠模仿发音翻译出来。第一次整理录音，她通宵了两次才完成。
当转正机会降临时，难度也随之升级。她负责写了几次推送文案，每次都被改掉。开会时聊行业动态，她插不上话。公司不是学堂，犯错后也没人等她成长，2020年9月，老板委婉地告知王艺璇，你的能力和我们的需求不匹配。她只能离开。
之后的一个多月，她上各大招聘网站找工作。起初她“很理想主义，没有学历也能找到好工作”，看岗位只看“自己想不想做”。她花两三天，给一家心仪的机构写了长长的文章。没收到回复。然后，她把要求降为“自己能不能做”。投了几十份简历，仍然没有回复。
她看了更多的书，也常和罗明扬聊天，际遇的分野令她不可避免地和他产生比较。但他鼓励她，你看了那么多书，你可以再去找下一份工作。那会儿她做了一个梦，梦里她被一群黑豹围住，学堂的同学们就站在旁边，她向同学们呼救，他们却只是定定地站着。这时候，罗明扬把她拉了出来。醒来后，她哭了，她意识到除了罗明扬，“同学们和我是不一样的，他们不是黑豹的对象”。
聊天里，王艺璇得知，罗明扬的工作也并非事事顺心。公司氛围沉闷，同事间没话讲；工作内容也陷入重复，材料都是现成的，他只需要把模板套上，可他依然不知道底层的运作逻辑。
通勤往返三小时，转两次地铁，最挤的两站，罗明扬只能站着发呆。剩下的路程，他在手机上看《复活》，主人公来到监狱，看到数百个囚犯“像苍蝇叮在糖上”一样贴着铁丝网。地铁拐弯的时候声音很大，他看到托尔斯泰写：“（他）意识到自己无能为力，与整个世界都不合拍。他内心一阵恶心，像是晕船的感觉”——这是他曾经在超级中学的生活，也是他如今在北京的生活。
听说了罗明扬的近况，欧阳艳琴向他提议，回学堂做全职的编程老师。罗明扬动了心。但校董钱琳霖坚决反对——“你至少给我在外面待三年再回来”。她认为学堂提倡的“爱”，是“以离去为最终的嘉奖”。
2020年11月，学堂为生活老师刘露举办婚礼。不久后，刘露前往日本工作，实现了她一直以来的梦想 ©实务学堂供图
钱琳霖提醒我，要警惕将学堂乌托邦化的叙事。电话里，她抬高了语调：
“学堂面临的真实问题，不就像这些孩子面临的真实问题——我们被撵着到处走，我们没有户口，我们没有什么钱，我们也不被更多的人认可……但真实的世界就是这样，我个人不愿意将学堂的酸碱度搞得跟外面的世界很不一样。我们谈起珍贵，是在这样的酸碱度的情况下，我们依然有我们自己的选择，依然有勇气和信心去面对这个世界的不确定性，并尽可能的保护好自己的内心。”
权衡过后，罗明扬找了一份在广州的程序员工作，周一到周五在公司上班，周六来学堂给同学们上课。在他勾勒的蓝图里，他将来能开一家自己的公司，学堂的孩子们毕业后就能来上班，“相当于多一个自己人的出口”。
困顿交叠之际，王艺璇也收到了学堂抛来的橄榄枝，回来当教学助理。邀约发出已久，她却迟迟未做决定。她同样将世界分割为学堂和学堂之外，前者意味着安全、真诚、可靠，后者则正相反。但她同样清楚，后者才是真实的世界，“想（回来）是它不那么痛苦，不想也是它不那么痛苦”。
只是这时候，她已没有太多选择：“那会儿再谈探索，就觉得很空啊，你没有时间，没有钱，你探索什么？”她首先需要一份工作。她接受了学堂的邀约。
2020年秋天的尽头，王艺璇、罗明扬和实务学堂全部的孩子，在广州重新聚首。
另一个故事正在发生
罗明扬的住所隐于广州越秀区的小巷深处，地图没办法导航到精确位置。路面老像是黏糊糊的，裸露的电线在黑夜里交错。搬进这个不到30平米的屋子后不久，学堂的另外三个同学也开始了在广州市区的实习。每天从学堂往返路途遥远，租房又超出了他们的经济实力。平日里，罗明扬沉默寡言，但这次，他主动提议，你们可以来我这儿挤挤。他没让他们交房租。
于是，一个同学和罗明扬挤双人床，两个在客厅打地铺。晚上，垫子展开时几乎会占满整个客厅，另两位上厕所要小心地跳过。一块吃饭时，他们接到生活老师打来的视频电话，争相介绍这道菜是谁做的，等会谁负责洗碗。生活老师说，明明你们已经走上社会，日子却好像回到了还在学堂的时候。
同学们和罗明扬住在一起
实务学堂计划的培养时间为3年，从去年开始，越来越多学生外出实习。通常都由学堂介绍，在公益机构任运营、行政或编程等岗位。有同学说，这让他“和以前摸不到的东西更近了一点”。也有同学说，实习加深了他对教育公平的思考。我在学堂时，一些孩子的实习仍在进行，他们憧憬着转全职的可能。
“转全职比较难。”欧阳艳琴和我说。原因显见：能力不够。有同学在编辑文章时还分不清“得的地”。编程最厉害的，水平约等于编程专业的大一学生。
她也认清了一个现实：在当下的社会环境里，实务学堂不可规模化，至少“不是在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范围内”。
励志的故事，人穷志坚的故事，“剧烈的、曲折的”故事，似乎仍然空缺。作为写作者，我一度也陷入迷惘，不知该如何讲述实务学堂的故事。它像是我们每个人在经历的：我们制造希望，又不停幻灭。我们奋力前进，有时却如同逆水行舟。
这就是故事的结局吗？
动笔前，有天晚上，我偶然看到，在搬来广州的开学典礼上，欧阳艳琴问了同学们一个问题：你在学堂，看到了什么，感受到了什么，这些东西，值多少钱？
这是同学们写下的答案：
我们搬校舍的经历值10万元；
我们的氛围值100万元；
我们学到的知识价值1千万；
我们的未来值1000万；
我们的友情值100000000+元；
诚实值1万比特币
我意识到，另一个故事正在发生。
和王艺璇姑姑王静红交谈的末尾，我们聊起学堂孩子的未来，聊起王艺璇的迷茫与企盼：她有时还是会动起要上大学的念头；她担心老师们仍然将她看作学生，因而对她更为宽容；像她在学堂学到的那样，她也依然期待着走向一个更大的世界。气氛一度陷入凝滞。
我说起，我观察到的王艺璇是成熟、有见识、有共情力的。王静红抬起头，一连说了四遍“高兴”，“这才是真正的能够安慰到我的，我们就是想让她成为这样一个孩子呀。”她轻轻哭了起来。
我们谈到了青云计划，一个将高智商的贫困孩子送去留学的教育项目。“聪明的孩子总是很好教的，只要有足够的经济支持，这部分孩子是能走出来的。”王静红说，“学堂的孩子不是这样，他们费了那么多劲，他最后可能依然是做了一个外卖员，他们要做的是，怎么让他做外卖员依然能够过得很幸福。这更难，但这是教育的本质，这更是教育本身。”
王静红说，摆在面前的课题是，我们的教育、我们的社会，应该如何去面对所有的孩子——包括那些普普通通的孩子？
在所有访谈都结束后，我找到了离开学堂的沈博涵。在学堂待了一年半后，沈博涵被父母要求回老家的初中。他一度抗拒，想到“首先还是为了要生活，梦想肯定是没有生活要高的”，最终屈服。
我和沈博涵的第一次通话在周日晚上，聊到晚上10点，母亲督促他睡觉。挂断前他嘱咐我，下周末约。到了下周末，他接上回忆的线头，继续热烈地讲，他们怎么在学堂一块打水仗，怎么花一个月策划了一次登山又在当天被大雨捉弄，怎么合伙鼓捣出一个叫“呱呱食堂”的餐饮创业项目，他们顶着太阳在医院门口卖盒饭，有天没卖出去盒饭，却去隔壁摊买了份凉皮。
“在实务学堂的时间一闪而过，感觉就像一场旅行一样。”他忽然梦醒了一般说。
在学堂打水仗的学生们 ©实务学堂供图
回老家学校的第一天，走进校门，远远看到所有人整整齐齐地立着课本朗读，没有感情，不停重复，他心想“我完了”。有次，老师讲到一个初三男生被家长扇耳光后跳楼的新闻，评论说，现在的小孩打也打不得，骂也骂不了，你们有没有点良心？课后，沈博涵找到老师，说没有哪个孩子会无缘无故就跳下去了，也许他从小就在家里受到压迫……没等他说完，老师打断了他：哪有那么多借口，现在的孩子就是这么窝囊，好好学习就对了。
有时，沈博涵把想说的话记在备忘录上，“自己跟自己讨论就可以了”。自己想不通的时候，就给学堂的同学们打电话，经常一连打两个小时。在学堂读书会上读的那本《阿内特青少年心理学》，他随身装在书包里，前几天开期末表彰大会，别人写作业，他坐底下看这书。
离开学堂的这一年多，沈博涵说，总结下来就是“没有办法”：他“没有办法”改变环境，也“没有办法”逃离系统。但学堂教给他的、他有办法做到的是，“如果改变不了什么的时候，最好不要被别人改变自己”——比如当老师用“哪有那么多借口”打断他的时候，他仍然相信自己是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