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盲犬查德的中场尿事｜谷雨
事情有点复杂，我说简单点。这个故事最广为人知的版本是，一位弱势的视障人士被小区居民刁难，可怜的导盲犬尽忠职守，却找不到一个撒尿的地方。故事的主人公刘桃妹坚信自己被恶意包围，就像她之前几十年所经历的一样。证据是她的眼泪。故事的相反版本是，居民们痛诉自己的委屈，并否认刘桃妹的一切指控，让前去采访的记者们焦头烂额。看见是一件重要的事。遗憾的是，在这个故事里，没有人能完完整整地看见，每个人在别人口中的角色只能是“可恶的邻居”或“喜欢搞事的‘瞎子’”。
那么，不如让我们讲讲另外一个版本的故事吧。视障人士刘桃妹50岁，她遇到过每个生活在这个社会里的视障者都会遇到的事，心酸的、痛苦的，让人听完咬牙切齿的，或者徒然叹息的。与多数视障者不同的是，她并不相信忍气吞声能解决问题，而是发动一切可以发动的力量为自己讨回公道。她是个强者，尽管她的弱点肉眼可见。过去的几十年里，她不断试图挣脱命运，取得了为数不多的成果。与此同时，所有必要的不必要的麻烦都找上门来。
风暴
号角吹响，所有人都到齐了，大概是上午9点。上海，浦东，一座三十年老小区——原谅我不能透露具体位置，被卷入这件事的人已经够多了——人群，很多人，记者、律师、公益人士、导盲犬学校老师，还有些莫名其妙谁也不知道他们为什么在这儿的人。这里是新闻现场。此次事件的风暴眼，刘桃妹，被包裹在人群中，导盲犬查德走在她侧前方，它的工作是带领主人去往小区居委会。
就在路上，这股人群和另一股人群迎面相撞。对方的构成相对没那么复杂，居委会、居民代表和另一拨媒体。几乎没有任何铺垫，两拨人开始“互喷”。“我如果不是亲眼所见我一定不会相信的，”铲叔告诉我，顺便用力地扬手，伸出食指模仿亢奋的居民。“十几个人，指着她骂！”铲叔说。一位叔叔高喊：“我们小区90%的人都反对她！”简单介绍一下，铲叔27岁，是云养导盲犬项目的发起人，现在帮刘桃妹处理导盲犬排便问题。3月4日，他在“微宠星球”上发布导盲犬事件的文章后，就承担起这个烂摊子。场面已经失控了。原本为解决问题而促成的对话，似乎变成一场嗓门高低的比拼。人们从导盲犬能不能在家排便，聊到狗尿会不会污染水源，再到刘桃妹到底有没有垃圾分类，一件事被聊成无数件事。
人群里，被围攻的刘桃妹一直安静地站在一旁，不响。在一些居民眼中，刘桃妹总是不响，碰面的时候不响（“她也看不见”），骂她的时候也不响（“她理亏啊！”）她身材不高，花白头发束成马尾，手中紧握着导盲鞍和狗绳。能引起人们注意的是她几乎看不见瞳仁的眼睛，永远半睁着，像是皮肉间裂开的一条缝。那天她牵着导盲犬查德，从头到尾没说几句话，只在后来记者采访时哭诉了一番。“她给你的那种表现是我不同意，但是我也不解释，就这种。”铲叔说。
视障人士刘桃妹自2019年领养导盲犬查德之后，风波不断。一些居民觉得导盲犬在小区定点排便，离居民楼太近，污染了小区环境。两年间，查德的排便地点更换了五次，最终定为小区门口的公交站旁。今年1月6日，意外发生，刘桃妹带查德外出排便时，想要避让车辆却一脚踏空，仰面摔了一跤。有人将摔跤的视频发布在网上，迅速点燃了舆论的怒火。
刘桃妹事发时监控画面 ©公众号 微宠星球
事件发生后，所有人都在谈论刘桃妹，但能谈论的总是只言片语。“这个瞎子坏得很！很会搞事！”冯兰青73岁，是小区里的热心居民。没人比她更关心这个建成近三十年的小区。前两年上海推行垃圾分类，冯兰青主动报名，义务值守垃圾桶，早上6点半出门，晚上10点回家。“她垃圾从来不分类的！”冯兰青补充。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小区文明督导队员让我去刘桃妹住的楼栋了解情况，“没有一家人人家对她好的，”他自称曾帮助刘桃妹调解和居民的矛盾，但她“出口成脏”，“（居民）都给她骂过！”就连小区门口那位喜欢养狗的保安，也从狗的角度表达了对刘桃妹的不满，“原来多好的一条狗，你看现在养的！毛发都没有光泽了。”
和刘桃妹住在同一栋楼的林虹对以上说法表示难以置信。她曾多次晚上下班回家时看到刘桃妹在小区里喂流浪猫，那时她还没有导盲犬，拿着盲杖，啪嗒啪嗒敲到花坛边，撒下猫粮，口中发出“喵喵”的声音。“感觉她人很善良的，”林虹说。还有一位主动走上前跟记者们搭讪的叔叔，他担保刘桃妹是个好人，理由是“从来没见过她跟人吵架”。
在反对刘桃妹的人眼里，视障者和视障者是不同的。评价视障者“好坏”的标准之一是他们出门的次数。在人们看来，视障者本应是弱势的，毫无存在感的。他们谈起刘桃妹的丈夫（“他就很好”），也是视障者，也在做按摩工作，他每天早上10点出门，晚上9点半回来，一天在小区里出现两次，这是“正常的盲人”。刘桃妹呢？保安信誓旦旦地告诉我，她“一天要出去几十趟，狗都累得不行”。有一次他值夜班，凌晨两三点还在门口看见刘桃妹和查德。于是刘桃妹在一些人心中被开除了“盲人籍”，人们甚至怀疑她到底是不是真的看不见，据说经常是她牵着导盲犬而不是导盲犬带着她。
刘桃妹和查德
小区里另一位与刘桃妹接触不多、每天最多出门一次的视障者刘春华也听说了这件事，她认为刘桃妹这个人“不太行”。几年前，她从熟人那里听说，刘桃妹总是在给各种人打电话，政府部门或者媒体，干什么呢？“她要维权！”刘春华 72岁，是小区里的“好盲人”。她是个瘦小的老太太，说话时总是弓着背，手脚不自觉地紧缩着。即便是白天，她也要拉上客厅的窗帘。她渴望交流，像是有说不完的话。残联派下来的钟点工，一周来四天，一天两三个小时，每次来她都高兴，家里没什么需要打扫的，她就是想有人说说话。她几乎不出门，活动范围局限在家和200米外的菜市场，钟点工来了就让她带着出去买点菜，不来就不买。她从没想过领养导盲犬，“自己还照顾不好”。虽然她对刘桃妹的维权行动嗤之以鼻，但她对小区的居委会也没什么好感，“从来没来看过我，残联发的东西，还要我去指定的地方领，我哪去得了嘛！”但她从没跟居委会提过，“我从来不会惹事。”她说。
回到故事的开头。两队人马还在争吵时，一位男士牵着条白色比熊犬，若无其事地路过人群。拥有排便自由的比熊当然不知道这里正在发生什么，它走起路来一掂一掂的，抬起后腿，在路边撒了泡尿，头也不回地走了。目睹这一场面的人感受复杂，气氛一度静默。来自上海本地电台的记者赶忙上前，问狗主人：“您这狗为什么在这儿尿？”
“我家狗一直在这尿啊。”那位男士说。
刺猬
那次“互喷”后两天，我在刘桃妹家中见到她。这套两室一厅的廉租房大约50平米。按摩床放在客厅，另一侧是查德一人高的狗笼，看起来有些拥挤，但能让她张开手就摸到。窗户对面摆放一个大号的“爱歌”牌收音机，它永远在发出声音。刘桃妹摸索着抽出饭桌下的板凳，打开电灯开关。不需要你问任何问题，她可以自顾自地讲起来。
别指望有人能讲清楚，一件邻里纠纷的小事是怎么发展成影响全国舆论的大事的。我们只能从各方截然不同的言论中尝试拼凑过程。2019年7月，刘桃妹从上海而行导盲犬学校免费领来导盲犬查德，她说自己带查德回家那天向居委会报备了此事。导盲犬需要在室外定点排便，但每次排便会在狗屁股上套只塑料袋，大便能直接入袋，小便就没办法了。对方划定了距她家三十米左右、位于丁字路口的一块水泥地。几天后，她就在带查德排便时听到了反对声，再到后来，据她讲，居委会和一群小区居民围在排便点指责她，理由是查德的小便太臭，影响附近居民生活。
最初矛盾并没有那么激烈，刘桃妹也按照居委会的提议更换了排便地点——离丁字路口不远的另一处水泥地，挨着另一栋楼。但这又引起另一栋楼住户的不满。冯兰青告诉我，当时那栋楼有位住户正准备卖房子，买房的人一进来就闻见一股尿骚味，房主当然不愿意。只能再换。换到一个停车位附近，在那停车的居民觉得狗尿容易腐蚀轮胎，不同意。导盲犬学校的老师们也来了，在小区走了一圈，发现只有水泵房附近几米处有片空地，远离居民楼，还有草坪，方便狗尿分解。此时冯兰青站了出来，在她看来，水泵房关系到整个小区的饮水安全，哪里是狗撒尿的地方？“我们几百户人家，要考虑喝水的！”冯兰青很激动。况且，几年前有人在水泵房附近堆放建筑垃圾，还差点被卫生局罚款，这更坚定了她的想法。
几个月间，导盲犬的排便地点更换了5次，最短的一个只用了三四天，最终定为小区门口的公交站旁，距离刘桃妹家步行距离不到100米。小区居民安心了。当然，无法相互理解是人类的通病，普通人无法想象这100米对于刘桃妹的艰难。她带着查德走到小区外的排便点，需要走过一扇小门，一扇大门——大门的三分之二是车行道，包括刘桃妹小区在内的三个小区全部车辆都只能从此门进入。她要走过一个丁字路口，经车道走到人行道，公交站边有一处共享单车停放点（但是据门卫讲，矛盾发生后，居委会专门安排人每天将此处单车挪走）。于是，1月6日，摔跤事件发生。监控视频里的刘桃妹惊慌失措，赶忙起身拉起导盲鞍，安慰查德，怕它受惊，所幸查德训练有素，一直保持镇定。
另一边，那些反对她的居民们否认了一切。他们将自己对刘桃妹和查德的拒绝形容为邻里纠纷，他们并非反对导盲犬，只是觉得刘桃妹是个不好相处，没有素质的人。比如她说话得罪人，喜欢举报（舆论发酵后“那么多人打电话骂居委会”），从不垃圾分类。之前铲叔为了处理排便点的问题，也通过居民了解了一些情况。他听说，有时刘桃妹带狗出去排便，有人让她“注意一点”，她觉得被冒犯，就和别人吵起来。还有一次，有居民说自己怕狗，刘桃妹解释导盲犬不咬人，后来也不知道居民又说了什么，两人就又吵起来了。3月9号，铲叔带人来小区商谈那天，他想着尽快解决问题，就劝刘桃妹，以后每次下楼排便带上一瓶水，顺便清理一下。刘桃妹坚决不同意，理由是自己每次下楼要牵着狗，还有拿导盲鞍和导盲犬工作服，带不了更多东西了。
冯兰青表现得尤其委屈，作为小区里乐于管事的热心居民，她自认曾帮刘桃妹解决过些邻里纠纷。但后来有一次，居委会上门和刘桃妹因为排便点问题再次发生争论，刘桃妹以为起因是冯兰青传闲话，说了一句，“又是那个老太婆传的吧？让她先管好自己家的事！”没过多久，这话就传到冯兰青耳朵里，她可不是好惹的，立马折返找刘桃妹吵架去了。
据刘桃妹讲，有相关人员曾多次因为排便问题“过来吵”。为此，她在家中厕所门头上装了摄像头，却也没拍下什么有用的东西。她购买了录音笔、微型摄像头，出门时装在身上。但是她说，有好几次，这些设备被和她吵架的人抢走。类似的，刘桃妹相信小区的人曾在她带查德排便的时候，偷走了查德的衣服和导盲鞍。也相信有人为了在记者到来前创造良好的小区环境，在小区里撒老鼠药，捕杀流浪猫狗。说起这个，刘桃妹流下眼泪，“我难过得一夜没睡。”以上这些被反对她的居民视作无稽之谈，但对于刘桃妹来说，所有的指控只能到此为止，“我又看不见，这种（证据）我怎么知道？”她更着急了。
现在已经没人能确证所有细节。我找到刘桃妹的朋友，同样是残障者的沈宝连打听情况。他在浦东经营一家慈善超市。在他看来，无论刘桃妹做错了什么，居委会和小区居民也不能把一位视障者赶到小区外面，“这是没有人性的。”但是，他提醒我，“一些残疾人会像刺猬一样，”沈宝连说，“（相比普通人）她会很激烈，她把自己所有身上的这种刺都刺出来。她不是为了去刺伤别人，（而是）为了保护自己。”
如果你足够了解刘桃妹，会发现她的人脉资源丝毫不弱于一般人。在她的朋友圈里，你能找到残联领导、律师、记者、公益人士。她善于求助媒体，收音机里她觉得能主持公道的节目电话，她打过不止一遍。什么情况该找12345，什么事要找什么部门，她比谁都清楚。不知道的就打114查。
几十年来，刘桃妹维权的次数多到自己也数不清，很多时候是些不易察觉的、对普通人毫无影响对残障人士却至关重要的小事。她投诉过盲道上的电线杆，重残无业者没被缴纳的社保。她前几年去银行取钱，发现按密码的键盘变成了触摸屏，她找银行工作人员说明情况，后来人家给她换成了有盲文数字的按键。就连残联派到家里的钟点工工资没按数发放，她也要找残联的领导说道说道。“没办法，什么都是艰难的，但总要有人出来（做出改变）。”
20年前她想开按摩店，却在办经营许可证上被难住，她又了解到还有不少残障者陷入困境，有创业受阻的，有上班不发社保的，还有找不到工作的。刘桃妹带着大家去残联。她作为领头的负责跟残联的人“谈判”，谈不成，索性几天几夜住在办公室里。“我有同学在那里拉屎拉尿也拉过的！”说起来有点不好意思，但在当时，她觉得自己没有其它办法了。最终，刘桃妹和她的朋友们取得胜利，当时和她同去的有三十多个人，坚持下来的有二十多个，这些人的问题全部得到解决，刘桃妹把自己放在最后一个。
至于导盲犬排便这件事，刘桃妹并非没有解释过。她告诉他们，导盲犬只能在户外定点排便，因为它只能记住固定的路线，且为了防止它在其它室内场所排便，所以只能安排在室外，至于为什么不能像宠物狗一样到花坛里解决，是因为围绕花坛的景观植物会被导盲犬视作障碍物。而且查德排便时屁股上套着塑料袋，只是接不住小便……但争吵一直升级。
查德排便时屁股上会套着塑料袋，但是接不住小便
有一天，查德排便时，住在刘桃妹楼下的高朋山上前表示抗议，刚开始还能好好聊，说着说着两人就吵起来，高朋山扬言“要做掉这只狗”（高朋山后来回忆，自己确实说过类似的话，但是“我肯定不会这么干的”）。吵完没多久，她带查德出门上班，路上有行人提醒她：“你这只狗屁股怎么在流血啊？”刘桃妹慌了，赶忙带查德去宠物医院检查，医生发现查德的肛门部位被“尖锐物划伤”。她第一时间想到了中午的争吵，于是报警求助。此事因证据不足，最后不了了之。
几天后，我在小区保安亭遇到高朋山。他60岁，头发几乎全白了，还差三个月退休。前些天事情闹得越来越大，他躲在家里不敢出来。冯兰青向我保证高朋山是个正儿八经的老实人，两年前那次报警惹怒了高朋山的老婆（“干嘛要跟瞎子吵架？！”）他晚上下班回家，老婆不让他进门，最后还是找冯兰青过去，劝了半个小时才让他进家门。如果没有这次风波，他应该正琢磨着怎么熬过最后这段职业生涯。但就在几个小时前，他正坐在家里看电视，听见快递的敲门声，开门接过包裹，打开，是一件陌生人寄来的寿衣。他哭丧着一张脸，看起来很委屈，“我连普通的狗都不会（伤害），别说是导盲犬了！”
生为视障者
刘桃妹靠声音捕获信息，有时是触觉。千万别把她扔在一个陌生的地方，也不要在路上一声不吭地拍她肩膀，她一定会像弹簧一样向后躲闪。
她时常讲起一个故事。2018年，她的母亲因脑溢血病重，被村里人送到上海第七人民医院抢救。她得到消息，拎着根盲杖就出门打车，站在路边，手举了半天拦到一辆出租车。她说去第七医院急诊室，最好能把她放在楼门口，司机说好。车开了半个小时，司机说到了，她盘算着不应该这么近，中间还停了几次红绿灯呢。司机说到了就是到了，另外车费200。她着急看母亲，掏钱下车，左敲敲右敲敲，也不知道是哪，旁边人都没几个，反正不是医院。她急得大叫。
命运是从4岁那年开始逆转的。刘桃妹老家在上海长宁农村，父亲常年卧病在床，她自小吃百家饭长大，20岁前没穿过一件新衣服。家里的房子由泥土砌成，“外面下大雨，里面下小雨”。4岁那年，她发烧，耽误了看病，一觉醒来世界就模糊一片了。
失明意味着什么呢？她成为最弱小的那一个。那些秘而不宣的恶意可以肆无忌惮地发泄在她身上，不需要任何理由。她走在路上，被人从身后打一拳，踹一脚是常有的事，提着四个暖水瓶去送水，也会有无聊的大人走过去撞翻她。她父母不在家的时候，不明事理的孩子们把她养的鸭子赶出笼，赶到小河沟里。刘桃妹去找，循着鸭子的叫声，在小河沟前踏空。“扑通”一声，她栽进水里，孩子们就笑。她不说话，不回应那些笑声，就好像如果她不表现出生气，别人就会自讨没趣一样。后来，她学会如何尽可能减少损伤。掉下去的时候尽量呈坐姿，先用脚探探河沟里的烂泥，能探到说明水不深，沿着河岸慢慢爬上来；探不到的话，就得赶紧喊救命了。
但沉默并不意味着示弱。刘桃妹十来岁，父母已经急于摆脱当父母的责任，让她嫁给当地一位大她十几岁的渔民，“就是拿到人家钱，把我往人家家里一塞，就是这个意思”。她不愿意，就跟家里人吵架，绝食。又一天，父母又想逼她就范，她没吭声，大概是凌晨一点，父母已经睡熟，她在黑暗中摸索着走出家门。当确定自己已经站在乡间土路时，她撒开腿跑，目的地是通往城里的码头。土路上没有路灯，她也不需要路灯，她面前本就几乎是一片黑暗。在刘桃妹的记忆中，她这辈子从未跑过那么快，一边跑眼泪就流下来，她不怕被石头绊倒，被藤蔓缠住脚，或者跌进深沟里——如果有的话她也不在乎，哪怕面前是悬崖也没关系，“如果摔死了，那就（让我）这么死了吧。”她想。
未来像是可以被预见的，种田，或者在村里随便找个地方扫厕所。“不是我不愿意扫厕所，”她怕我误会她是个懒惰又要面子的人，“我只是觉得对自己未来没有什么改变。”
逃婚之后，她求助舅舅阿姨帮自己从村供销社借钱，得以去虹桥路1850号的盲童学校读书。那时她还能依稀看到些东西，冬天，校门口的枫叶红了，刮大风，下了雪，它还在树枝上，还是一样红。她问老师，这些叶子为什么不掉？老师告诉她，“因为它们是生活的强者”。刘桃妹觉得自己就像这些枫叶，摇摇欲坠，但一直死硬着不肯掉下来。她从同学的收音机里听到《少年报》正在征集稿件，就以枫叶为题写下一篇一千多字的作文，当时的班主任赵玉洁老师帮她翻译成汉字投稿。她得到了五块钱稿费，还有一个已经记不清的奖项。《少年报》的记者庄大伟（音）到学校里采访她，给她的人生带来了一个小小的改变。
当一个视障者想要融入普通人的世界，必然要花费巨大的成本。在盲童学校学习三年多之后，庄大伟帮助刘桃妹报名入读一家职业学校，学习中医推拿，她希望凭借一门手艺在社会上站稳脚跟。不同于盲校，职业学校里的学生都是明眼人，刘桃妹坐在教室第一排，没有专用的盲文课本，跟不上节奏，只能去捡废纸和塑料瓶子，到市场上换一些空磁带，上课的时候录着，下课了重新听，把老师说的每一句话都用盲文记下来。
她努力抓住任何可能的机会，把它们当成救命稻草。毕业之后，她想去医院，或者专为解决残障人士就业问题的福利厂工作，但她是农村户口，没法分配。她去民政局，去残联，讲述自己的悲惨身世，乞求一份工作。所有话都讲完的时候，她就坐着，从上班坐到下班，下班后找人少的马路边睡觉。办公室里的人都认识她，有时中午会给她买份午饭，但帮她找工作并不容易。有一次，残联带她去一家制作高精料的工厂，老板没什么好脾气，指着窗外说，“前面就有条河，你掉进去死了我还得赔钱”。
后来残联帮助她进入一家做电池的福利厂，即便在这里，不同残障地位也分高低。工厂老板们更愿意招收听障、行为障碍或认知障碍者——至少他们能用眼睛捕获流水线上的每一道工序。视障处在鄙视链最末端。正常情况下，工人每天工作8小时，再加班算多劳多得。刘桃妹看不见，只能用手感受零件的形状和制作步骤。老板当着她面说，“用你两个，不如用他们一个。”她平均每天工作十五六个小时，有时18个小时，才能达到工厂里一视同仁的计件标准。那些残障但不是眼部残障的人并未对她生出同病相怜的感情，他们欺负她，把吃完的果核或者别的垃圾扔在她床上，就像很多弱者对更弱者所做的那样。最过分的一次，她藏在床单里的工资消失了，她怀疑是被一位即将离职的工友偷走的。母亲每月定时来拿钱，那次没拿到，当着厂里人的面打了她一顿。
还能怎么办呢？跟每一个视障者聊天，他们都能给你讲出一部《悲惨世界》。但重要的从来不是“悲惨”，故事总要从人们开始反抗生活讲起。她尝试做过点小生意，到城隍庙批发羊棒棒（一种气球），去外滩卖，一天能赚个几块十几块。她还当过黄牛，逢年过节，她晚上不睡觉到码头售票处排队，身上的钱加起来够买4张，第二天加5块钱卖给来旅游的游客。
凭着对家中环境的熟悉和触感，刘桃妹在阳台晾衣服
二十多年前，创业还不是个流行的词汇，对明眼人如此，对视障者更是如此。1990年代末，她和丈相继下岗，她看到身边不少残障者找不到工作，就萌生了创业的念头。2000年，她租下了一处三四十平的门面，摆四五张按摩床，成了上海第一批开按摩店的视障者。这家按摩店与其说是个创业项目，还不如说是个勉强维持收支平衡的公益组织，一个孤苦视障者的避难所。她从不问学徒收学费，反倒包吃包住，处处帮衬。她的学徒来自河南，来自安徽，或者其它什么地方。据她讲，这些员工有的因为失明被家人嫌弃，不让进家门，只能流落街头，乞讨为生；有的一家几口全是残障者，都没工作，靠低保过日子。她希望所有残障者都能靠自己的努力获得尊重。
我联系到她当年帮助过的视障者张云鹏。2002年，原本在柴油机厂当钳工的张云鹏，因遗传性眼病致盲，成为厂里第一批下岗工人。他的儿子也是视障者，老婆二级脊柱弯曲。下岗之后，全家只靠每月12元的重残无业补助过活。在找工作三四个月，被无数按摩店拒绝后，他遇到了刘桃妹。她接纳了张云鹏，把他儿子也一并带到店里工作。没有经验没关系，刘桃妹组织他们上街，免费给路人做按摩，既锻炼了学徒手艺，也宣传了按摩店。张云鹏说，他再没遇到过比刘桃妹更热心的人了。
残障者接受帮助，在很多人看来是理所应当的。她的朋友，慈善超市的慧姐告诉我，一些视障者习惯将别人的善意视作本分。慈善超市会组织志愿者带视障者一起去公园，或者包饺子，志愿者们往往自掏腰包，给视障者们买吃的喝的，甚至小礼物。有时志愿者花钱少了，一些视障者还会在圈子里传小话表达不满。类似这种活动，刘桃妹一次也没参加过。
刘桃妹从不欠人情。今年3月11日，在相关各方及媒体的见证下，居委会和刘桃妹商定好了新的导盲犬排便地点，在水泵房旁边的花坛处，距刘桃妹住的楼栋30米左右。那天晚上，铲叔又接到了刘桃妹的电话——她提出了新的要求，但不是为了自己。按照商谈结果，排便点附近要树立一块牌子，标明导盲犬专用，但刘桃妹希望在牌子上加上铲叔的“云养导盲犬”项目二维码，她觉得这样可以让更多人了解这个项目，以报答铲叔及导盲犬学校的倾力帮助。那时铲叔好不容易从舆论的旋涡中脱身，已经买了第二天飞拉萨的机票，准备好好休息几天，实在不愿再生什么波折；再说，如果真把二维码放上去，岂不是坐实了网上说他借此事圈钱的流言？他耐着性子劝说刘桃妹，但电话那头丝毫不愿放弃这次“报恩”的机会，自顾自又毫无逻辑地说了半个小时。铲叔要炸了。最后实在不行，“要不这样吧，”铲叔说，“我腰不好，您有时间给我按按腰，我不给钱，就算报答了，行吗？”
“那行吧。”刘桃妹说。
导盲犬
一个容易遗忘的事实是，刘桃妹从未见过查德，只是通过别人的描述想象它的样子。每个见过它的人都夸它长得漂亮。查德3岁，纯种拉布拉多，身上毛发硬挺，乌黑发亮，最喜欢玩的游戏是找拖鞋。并不是每只狗都能承担查德的工作。首先它得是只拉布拉多犬，纯种的。当然，理论上德牧、巨贵和金毛也行。但金毛毛长不易打理，不适合陪伴视障者；巨贵聪明，学什么都快，缺点是心眼儿多，搞不好就把自己当主人；至于让人尊敬的德牧，它威武雄壮，容易让身边人害怕，没有哪个视障者想引起不必要的麻烦。德牧最大的优点是忠诚，缺点是过于忠诚，成为导盲犬意味着要为不同视障者服务，但只要你敢换人，它就敢绝食给你看。
2018年，而行导盲犬学校校长王春笋在青岛一家犬种培育基地见到查德。那时它只有几个月大，比现在小了几圈，跟现在一样活泼调皮。它已经通过了各种各样的调查和测试，各项指标要求写满了三页Excel表格。它根正苗红，祖上三代没有过袭击人的先例，且身体健康，髋关节发育良好——髋关节是拉布拉多的阿克琉斯之踵，一旦发育不良，会导致其走路时后腿外翻，绊倒视障者。它必须有天生的洞察力——穿着绿色衣服的人躲在草丛里，它得快速发现。它可以沉稳，但不能忧郁，可以活泼但不能过于活泼。王春笋找来些玩具让人陪它玩，然后把手边的脸盆猛地往地下一砸。有的狗惊吓过度，蹿来蹿去，有的狗形容呆滞，隔半天反应过来。查德不同，它机警地转身，摆出防御姿态，隔几秒，又迅速恢复状态，于是它通过了考察。
在上海浦东，距离海边5公里左右的导盲犬学校，查德经过了半年刻苦的训练。它需要练习绕过障碍，在大街上判断车流和人流的走向，以及在楼梯前止步。老师们每天陪伴它，以严格的管理和少量的情感连接将其塑造成视障者的眼睛。在这里，查德学会了听英文口令，养成对一切障碍的警觉，还要被带去人多的街道和商场里“见世面”。
导盲预备犬在志愿者的带领下，进行搭乘公交车的实地训练 ©视觉中国
但重要的是人们如何理解视障者。王春笋之前在加拿大做导盲犬培训师，成为培训师的要求之一是，先带着眼罩，去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生活一周，期间不能取下眼罩，“这是为了让人真正体会到视障者的处境。”但现实世界似乎很难容下理解的空间。之前的两年，他曾数次听到刘桃妹的邻居们要求查德在家中或草丛里排便。但对于导盲犬来说，这并不现实——走进草丛要先迈过路边台阶，再翻越半人高的景观植物——它当然可以做到，但牵着它的刘桃妹就惨了。而告诉它可以在家中排便，意味着它被允许在任何室内排便（“毕竟它没人那么聪明”）。
类似刘阿姨与查德的困境，会发生在世界上的任何一个地方。王春笋在加拿大培训导盲犬时，曾遇到无缘无故辱骂、踢打导盲犬的人；广州导盲犬学校校长Edith之前在香港当培训师，她告诉我她也遇到过嫌狗排便臭而举报的人，后来她只能随身带着水和清洁剂。Edith告诉我，导盲犬不是必须要在户外排便，这只是权宜之计。在日本，导盲犬可以被教导在室内排便，前提是，日本很多商场或其它室内场所设置了专供导盲犬的便池。“这需要全社会的努力，”她说。
导盲犬培训需要巨大的成本。上海而行导盲犬学校老师朱君告诉我，一只拉布拉多从幼犬成长为导盲犬，淘汰率高达70%。更夸张的数字是，在上海，培训一条导盲犬的成本大约在20万（包含被淘汰犬只的成本），又因其公益属性，导盲犬学校不会对匹配导盲犬成功的视障者收取任何费用。事实上，几年前，全国仅有的五家导盲犬学校已经入不敷出，难以为继，残联的拨款最多能满足导盲犬日常所需，而培训师们被拖欠工资是常事。王春笋2018年受残联邀请，从加拿大回国建立上海的导盲犬学校，但他并不想过多讨论行业惨状，关于自己的也不行，这位50岁的理工男只对狗感兴趣，每当有记者问他为什么拿着原来八分之一的工资回国养导盲犬时，他总是撂下一句，“因为我有病”。
一些人因此将导盲犬看作赔本买卖，一项社会负担。我找到“残障历程”发起人，哈佛大学法学院残障项目培训师，同时也是视障人士的蔡聪，希望得到解答。在他看来，导盲犬是视障者出行参与社会的解决方案之一，称不上“最优解”，但是是现阶段“比较容易的解法”。人们对导盲犬的态度游走在神化和认为其毫无作用两个极端。事实上，导盲犬拥有辅助出行和陪伴的功能，但与此同时，视障者也要掌握包括“心理地图”、“定向行走”在内的各项技能，才能顺利出行。
蔡聪解释人们之所以重视导盲犬，其实还是在以一种“缺陷的视角”看待视障者。“你不是看不见了吗？我给你找个眼睛，或者我给你把它修好，我们专业上管这个叫‘残障的医疗模式’。”“缺陷视角”先天的不足是，任何工具本质上都不是“眼睛”，导盲犬也不是，自然无法在所有场景中解决所有问题。归根结底，导盲犬应该是一个社会整体解决方案的辅助工具。人们需要意识到，残障人士的问题不在于伤残本身，而在于“伤残和有障碍的社会”之间的矛盾，“我们把障碍移除了，那他就能和所有的人一样融入社会。不是说（把视障者）变成一个所谓的能看得见的正常人，而是变成和所有人一样可以平等参与的人。那伤残就不再是一个缺陷，一个问题了。”
问题的关键在于，整个社会有没有提供整套的无障碍环境和无障碍服务——听起来这又是个耗资巨大且过于理想化的乌托邦，但蔡聪提醒我，即便算经济账，打造无障碍环境或许也是行得通的。视障者群体如果能最大程度融入社会，能创造价值，促进就业和消费，将是一笔可观的社会财富。反之，如果视障者整日呆在家里，“国家该发补贴发补贴，该发低保发低保，这么过好几十年，国家得给多少钱？这成本有没有人算过？”
更何况，无障碍环境并不是专门为残障人士打造的，它关乎所有人。蔡聪举了个简单的例子，阶梯旁的坡道，它不止方便残障人士上下楼梯，推婴儿车的父母，坐轮椅的老人，都会因此受益——这意味着社会对个体的尊重和关怀——不是强者对弱者的那种关怀，而是意识到我们每个人与他人事实上没什么不同。
查德
那么，导盲犬对于视障者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呢？铲叔将其比如成“智能手机”，与此对应，大部分视障者使用的盲杖只是部“老人机”。现实是，视障者们并不怎么喜欢用“老人机”。我见到了刘桃妹小区里另一位视障者，60岁的陆士凤。5年前，她的眼睛因病失明。残联给她配发了盲杖，但她收在鞋盒里，从来不用，她觉得用盲杖意味着尊严的缺失，理由是“身边的人都会躲开”。现在，陆士凤尽量只在楼下活动，出门去200米外的菜市场买菜也要走20分钟。
在查德到来之前，刘桃妹也只能用“老人机”。她性子急，走路快，盲杖指指点点，不小心戳在车轱辘下面就断了。它只能保证二维世界里的安全，顾左就不能顾右，即便路面无忧，也会偶尔让人被电线杆上拉下的线勒住脖子。至于盲道，是被视障者们吐槽最多的设施，每位视障者都撞上过盲道里的电线杆或停靠的汽车。所以原先刘桃妹尽量不走盲道，而是走人行道外侧下方的马路边，靠盲杖接触马路牙子判断方向。当然，她也为此付出过代价，被电动车或自行车撞翻在地，想喊的时候人已经跑了。
在查德到来之前，刘桃妹从未设想过这款“智能机”能给她生活带来的改变。2018年，在又一次和丈夫吵架之后，刘桃妹迎来了绝对的黑暗。她并非没有想到过这一天，只是来得太快了点。那天晚上9点，她走在下班回家的路上，心情低落，两站公交的路程，现在怎么也走不回去了。她摸着路边的车和树，努力睁开眼睛，贪婪地摄取哪怕一丝光亮。她回想起自己的前半生，孤独、委屈，夹杂着愤怒，她始终没有等到那个“有出息”的时候。
她的按摩店因为和房东的官司而关了门，她变得很少外出，买菜也是让钟点工陪着。她尽可能不浪费时间，每天把家里收拾干净之后，把收音机调到法制节目，学习，做笔记，或者看盲文书。她在家里摆上一张按摩床，只接待老客。父亲已经去世十几年，母亲也没了，往年她总要回几趟老家给父母扫墓。但老家长宁离居住的地方有3小时车程，要转一趟地铁两趟公交，下了公交还要再走半个小时。完全失明后，她再没去扫过墓。
2018年，刘桃妹在朋友的介绍下申请导盲犬。关于狗和人的匹配，学校方面有严格的要求，首先要有一定的经济能力，至少要让狗吃饱饭，保持健康。视障者的身高、体型要和现有犬只相匹配。当然还有性格，这关系到步频、步速，以及行走习惯。幸运的是，在导盲犬学校，有一只和刘桃妹一样活泼好动，精力旺盛的急脾气导盲犬——查德。
最初她并非完全信任它，甚至感到很难驾驭。刘桃妹觉得手上的导盲鞍很紧，总是左冲右突，有一次上楼梯，查德走得太快，还差点让她跌个跟头。不过从那以后，每次上楼梯前，查德都会先原地站定一会儿，耐心等待命令。信任来自查德的专业。有一次刘桃妹赶着出门按摩，走得急，但查德偏偏在一处原本直行的道路转弯，刘桃妹以为它要调皮，就拽着查德往原定路线走。幸好刚走了几步，一旁的清洁工拉住刘桃妹，告诉她这条路上有店面正在装修，地上堆满了广告牌碎片、铁丝木屑和玻璃渣。
查德甚至在刘桃妹的朋友面前露了一小手。去年的一天，她和同事们下班回家，一行人沿着河岸往地铁站走，另一边正在修路。人群里有个能看得见光的同事，她自信满满地提议大家跟着她走。走着走着，查德似乎发现了异样。“查德不走，前面肯定没有路了！”刘桃妹冲前面的队伍喊。“放屁！你那狗就是想玩！”看得见光的同事说。于是，几分钟后，这一行人一个接一个滑向河滩，身体都摞在一起。只能冲着马路喊救命，等好心人把他们救起。
至于成为“家人”这件事，似乎也是自然而然发生的。领到查德没多久，朋友杜莹妹接到刘桃妹的电话，邀请她一起回老家扫墓，由查德带路（此前查德被人领着走过一遍）。刘桃妹终于又可以回家了，她看起来很开心，带杜莹妹在长宁转了转，买了当地的特色小吃，还见到了当年的邻居。杜莹妹拿着盲杖，扶着刘桃妹的肩膀，亦步亦趋跟在后面。这一趟可把杜莹妹累得够呛，后来刘桃妹又邀请她去，她果断拒绝，“我可没有查德啊！”
2019年年底的一天，慧姐正在慈善超市里忙活，突然看见刘桃妹一个人牵着条狗进门了。慧姐很惊讶，“不是惊讶她来，而是惊讶她能自己来，”慧姐说。“我有导盲犬！”刘桃妹看起来很开心，甚至有点炫耀的意思。她拉着慧姐，跟她谈起合作的事，这次她想做一家半公益的公司，帮助更多残障者。她开始频繁地参加慈善活动，都是在广播里听来的，诸如给贫困人群捐款捐物，去养老院里给老人免费按摩，她在一边忙活，查德就乖乖趴在一边，久而久之，人们都认识了那个“带导盲犬的盲人”。
刘桃妹对查德好，好到女儿都开玩笑讽刺她“重男轻女”（查德是“儿子”）。她给查德买最好的狗粮，1300元一袋，能吃40天，给它买鸡蛋和水果补充营养。在家的时候，刘桃妹喜欢跟查德玩找拖鞋的游戏，一只藏起来，一只让它闻闻，它立马就能找到藏起来的一只。相比之下，陆士凤就没这么幸运了。她自诩年轻时是个爱玩的人，最喜欢打牌，偶尔跟朋友去趟新马泰什么的，即便离婚独居几十年，她也从没觉得有什么孤独感。失明之后，她的活动范围从亚洲缩小到社区之内，唯一的娱乐活动是在楼下听别人打麻将。幸好牌友们照顾她，每出一张都会喊一声什么牌，要不然这唯一的乐趣也被剥夺了。
不过，快乐只停留在“排便事件”发生前。关于事件中的查德，唯一可以确定的事实是，不断的冲突之后，查德病了。刚开始是不吃不喝，后来大概是饿得太久，吃了点狗粮就吐，吐到无法起身，刘桃妹抱不动它，只能让导盲犬学校老师过来带它看病。那段时间，查德从48斤瘦到40斤。
查德能体会到主人的处境并能感同身受，这并非是什么心意相通的灵感，铲叔跟我解释，人紧张的时候总会不自觉拉导盲鞍，这对于导盲犬来说是提示或者命令。当命令过于频繁且无序时，导盲犬无法获知主人的意图，会觉得是不是自己做错了什么。查德的低落表现得非常明显，3月9号，居委会开会那天，查德连小区里的路也不记得了，总是在回头看，像个第一次出家门的宠物狗，显得“非常拙劣”。人群里也蔓延起怀疑，“这狗到底行不行？”
导盲犬学校的老师们考虑把查德接回去复训，却始终没敢开口。普通人无法理解视障者与导盲犬的感情。铲叔告诉我，之前有一位导盲犬主人被查出抑郁症，这意味着他很难分出精力照顾导盲犬了，学校知道后，上门提出收回他的狗。他说可以收回，但“你们现在收回它，晚上就过来给我收尸”。
跟居委会协商完那天晚上，刘桃妹心里不痛快，晚上从家里翻出一瓶白酒喝，没人陪她，也没有配菜。她坐在客厅那张小方桌旁，喝了得有八两，一边喝一边哭，为自己委屈，更为查德委屈。她觉得自己辜负了它，它为她工作，带它去从来没去过的地方，成为她的“家人”。但现在呢？它瘦成这副样子，撒泡尿都要被人骂。查德似乎能察觉到她的情绪，也不跟她玩闹了，蹲在身边，把头放在她大腿上。
说点开心的事
一个多月前，2月20号，刘桃妹过50岁生日，请来了包括杜莹妹在内的十几个朋友，多数是视障者。杜莹妹和老公负责做饭，据说手艺不错，剩下的人就在客厅和卧室里闲聊。刘桃妹家里小，客厅有没有10平米都难说，他们挤在一起，每个人都把手放在胸前，防止随时可能发生的磕碰——这是作为视障者的常识。对了，刘桃妹还提前让杜莹妹烤了6个蛋糕，其中4个给朋友们吃，两个送给了对她好的邻居。
刘桃妹回想起来，自从住在这个小区之后，一些邻居给她的温暖也不少。收到蛋糕的其中的一位住在她楼上，听说挺大年纪了，经常找她做按摩。刘桃妹领来查德之后，第一次回老家扫墓，就是由这位邻居带着去的。还有位邻居，比刘桃妹晚搬来一年，买菜回来碰见了就帮她拎菜，下雨了就帮她撑伞，有时在菜市场遇上，还要帮刘桃妹挑拣些好菜出来。几年前，这位邻居听说刘桃妹女儿要读大学了，她的按摩店生意也不好，就提出要去她店里办卡。刘桃妹哪儿能同意，没给她免费就不错了。后来这位邻居也没吭声，拜托其他朋友去店里办了按摩卡，一张一万块钱，前后办了两三次。
刘桃妹正在等待事件的最后处理结果。3月11日，居委会再次召集各方商谈，敲定一块离刘桃妹家20米左右的花坛。居委会将负责铲平台阶和景观植物，清理花坛，并树立起一块写着“导盲犬排便点”的牌子。但后续进展并不顺利，居委会一位工作人员告诉我，“还要做居民的工作”。包括冯兰青在内的一些居民并不认同这个排便点，事实上，这处地点依然在水泵房旁边，只不过换了个方位（通过的原因或许是那天冯兰青没有参会）。她并不信任王春笋说的，狗尿对水质没有影响，理由是卫生局前两年来查过。见到冯兰青的那天晚上，她带我去看导盲犬之前用过的几个排便点，在听说新排便点还是设立在水泵房附近之后，她猛地停下脚步，情绪立马激动起来，“他们敢在这建（排便点），我立马去卫生防疫局举报！”
不过 4月初，我再次联系到刘桃妹，她告诉我，现在排便点的砖基本上铺好了，过段时间应该可以正式启用。
她最近看起来心情不错，前些天还发来了去公园玩的视频。她盼望着回归普通的生活，体会一个普通人该有的快乐和痛苦，而不是人们认为的，那种“盲人该有的生活”。她的爱好之一是坐地铁，之前“梦想”坐13号线，就和查德买了张票坐进去，一圈一圈地绕。她享受这种漫无目的的穿梭，困了就在上面睡一会儿，心情好了就跟身边人推荐“云养导盲犬”。至于那次凌晨两三点的出行，是在平安夜，教会的朋友邀请她去教堂参加活动。她并不需要什么寄托，但还是欣然前往。她喜欢的是唱歌，觉得教堂唱诗班唱歌好听。
刘桃妹常去的地方还有一家位于淮海路的大卖场。跑到卖电视、音响的那层，随便转转，或者就在旁边坐着。来这里不是为了买什么，更不是看。有时电视里放音乐，她听得开心，最开心的时候会小声跟着唱。她问售货员最新款的电视是什么样的，有什么新功能，售货员一开始会跟她讲，后来去的次数多了，就没人理她。她就要来一张宣传单，等女儿有空了让她读给自己听。至于自己呢，很少有人会认真听视障者讲话，她早就习惯。于是又回到电视机旁边的角落里，一边听一边唱。
◦ 文中冯兰青、刘春华、高朋山、林虹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