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餐路上的标准好人先生，找回35个走丢人生｜谷雨
撰文丨崔一凡 编辑丨金赫出品丨腾讯新闻 谷雨工作室
外卖骑手洪成木的黑色钱包里永远塞着一张破纸片，A4纸，布满折痕，折起来的每一个边角都泛黄。摊开它只能用两根手指，稍有不慎就能烂成几截。洪成木牢记着纸片上标注的、每一天发生的事，日期从2019年1月8日开始，有些能精确到几点几分——内容主要是寻人。过去的两年里，他游走在霞美镇，比送外卖更重要的是，寻找那些走失在街头的人。现在，纸片上的数字增加至35（包括通过线上比对找到的7名走失者），并且在不断增加。
除了纸片上记载的，其余的日子他大多不记得。即使记得也没什么好说的，“为什么要问这个？”他总是反问我。不要试图从他口中获取除寻人之外的任何生活细节，那对他来说并不重要。
洪成木随身携带的纸片，上面记载着走失者的信息
洪成木35岁，个头不高，长得黑黑瘦瘦，笑的时候能掀起一脸褶子。你可以把他理解成一个绝对意义上的好人，能上台做事迹报告那种，村里老人家的机顶盒坏了，也要找他修。在送外卖的路上，他会突然停下，望向一位坐在路边的老先生，盯住他几秒钟，直到老先生从兜里掏出手机摆弄起来，他才放心——能用手机证明他思维清晰，也能联系到家人。
但当个好心人可不是件容易的事，总有人误以为他是坏人。他曾在公交站台见到一位河南女人，女人正在打盹，洪成木过去叫醒她，问她是否需要帮助。被惊醒的女人二话不说，操起家乡话冲他一顿骂。第二天，他在十几公里外的路边看到一张寻人启事，就是他在公交站见到的女人。从家属口中得知，女人有精神障碍，那时距离她走失已经超过10天了。
寻找走失者需要掌握一定的技能，核心是判断力。走失者大多是阿尔兹海默症患者，智力异常或患有精神疾病的人。他们的共同点是眼神：迷茫、无助。老年人是最多的。他曾在超市外看到一位提着一兜菜，在路边不断徘徊的老太太，买完菜却忘了回家的路。还有一位中年男人，他不知道家在哪里，只说家附近有桥、有海，还有家印花厂。
在霞美镇，我借到一辆电动车，和洪成木一起跑外卖。跟在他后面，有时追不上，但要做好随时刹车的准备。他总是突然停下，向四周望。如果没有巨大的热情和莫名其妙的责任感，你很难在40码窜行的电动车上注意到路边茫然四顾的老人、偷偷溜上公交车的孩子，或者翻找垃圾桶的中年妇女，更别说电动车后备箱里放着几分钟内要送到顾客手中的外卖。
霞美镇位于福建泉州，不大，骑电动车二十多分钟就能从这头跑到那头。当地人称之为“大霞美”，只是相对另一个也叫霞美的村子。在这里，人和人的社会关系紧密，每个人都是“朋友”、“亲戚”，或者“朋友的朋友”，“亲戚的亲戚”。几年前洪成木还在家附近的电子厂干活，看见有人走失的消息就转发到朋友圈。很多人会觉得发朋友圈没啥用，他不理解，为什么会有人这么觉得。
“当然有用啊！”他说。我们路过宫后村时遇到一位大姐，她正抱着孩子在门口吹风，看到洪成木就主动跟他打招呼。大姐在一家饭店当洗碗工，洪成木送餐时认识的。去年，洪成木在送餐路上碰到一位走失的老太太，可能是走累了，她捡起一根木棍当拐杖。他给老太太拍了段小视频发在朋友圈，没一会儿，那位大姐就找来了——老太太是她丈夫家的亲戚。
重逢的激动与感动大多相似。人们流泪，哭喊，用无数抱怨的话表达巨大的喜悦。“你们怎么这么久才来找我？”那些走失者说。家人们解释、宽慰，把外套脱下来披到他们的身上。每到这种时候，洪成木就自觉退后，尽量远离中心，他的任务完成了，于是成为人群里一个默默流泪的观众。
有人要给他钱，比如一位湖北籍走失者的儿子。他寻找母亲已经两年了，一度以为她在台风山竹登陆时离世。走失者的儿子把500块发到洪成木手机上，又被他退回去。后来那人坚持，给洪成木充了200块话费，洪成木就也给他充了200。“不要破坏我的原则，”他说。
被推着走的人
开始寻人之前的每一天都无法用开心或者不开心来描述，他无法用合适的词汇形容那种状态。就像身边所有的年轻人一样，不读书了就工作，没钱了赚钱，赚得少就琢磨怎么多赚一点，从来如此。
转折发生在2019年1月8号。那天他一大早起床，在新闻APP上看到一条弹窗信息，泉州一名32岁的精神障碍男子走失，照片上男子所穿的一双颜色鲜艳的人字拖给他留下印象。就在当晚，他送外卖路上，余光瞥见身边一位男子走过，再一看，那人穿一双人字拖——1月份的泉州晚上挺冷，正常人不这么穿。他上去一问，是XX街道的吗？对方回答是。洪成木激动极了，立马打开他那部卡得不行的手机找那条寻人启事，想联系他的家人，却怎么也找不到。手上还有没送出去的外卖，只能打电话报警。
那是他很久以来最快乐的一个晚上，他帮助了别人，做了一件有意义的事。他想到走失者的无助，他的家人的焦急，这一切痛苦都因为他的举手之劳而终结。那天晚上，洪成木回到家已经凌晨一点，他特地热了一壶绍兴酒，配着青菜豆腐汤，热热乎乎吃了一顿。
一直以来，对于洪成木来说，快乐都是件奢侈的事，“有意义”就更别提了。初中毕业之后，他干过很多工作，多到自己也记不清。大多不是因为喜欢。他不到20岁就跟亲戚去内蒙，亲戚做对讲机生意，他就在店里当售货员。刚去的时候兴奋，睡不着觉，几天之后就能睡着了。他一直没习惯那里的生活，天干，风沙大，晚上睡觉要在房间放一盆水，要不然第二天嘴上就得起泡。他想过去大城市闯荡，或者做生意，当老板，但始终没有跨出那一步。“需要钱啊！”他说。他坚定地认为闯荡的前提是家里能提供初始资金，至少也得有人脉关系，这些他都没有。
洪成木
在内蒙待了两年后，他回到老家，娶妻生子。挣扎也不是没有过。他试过送快递，东奔西跑，一天能骑二百多公里；后来觉得烧烤赚钱，就准备自己试试，没钱租店面，就在马路边卖，冬天一刮风就没人了。他不知道烧烤配方，就买来鸡腿和各种调料，一样一样试，据他说最后试出来的配方非常好吃，但那时候全家人和他一起起早贪黑，他不忍心，索性算了。
大概二十七八岁的时候，他花三万八买了台面包车，其中两万是借的。车是五菱之光（“还不是‘宏光’，‘宏光’更贵！”），便宜，所以连空调都没装。他梦想能靠拉客攒下些钱，做点小生意。有一次，他拉一个体面的朋友去酒店，朋友不让他开进酒店大门，就在路边停下，毕竟让人看到他坐一辆没空调的面包车赴约，可不是件体面的事。
霞美镇是洪成木的家乡，更准确地说是霞美镇后寮村。村里有几百户人家，他是不太显眼的那个。不太好也不太坏，没当上人人羡慕的大老板，也不是欠一屁股网贷的小混混。在村里人看来，到工厂打工是他们眼中的正经工作之一。洪成木的舅舅告诉我，三十年前，进工厂上班这种好事是要托关系的。十几年前，霞美镇开始建设光伏基地和滨江开发区，厂房越来越多，农民变成工人，霞美人的生活开始有好转。洪成木也在家附近的工厂里面干过大半年，负责对讲机装配。早八点到晚九点，十几个人坐在流水线上，把产品和配件装在包装盒里。他形容工厂生活像“在监狱一样”，屁股钉在板凳上，一坐一天。厂里有些老人会欺负新人，骂他们手脚不麻利，洪成木听完就过去了，从没说过什么。
在开始寻人之前，他能想到的最有意义的事是关注社会新闻和国际新闻。手机不普及的时候，他要订两份报纸，一份泉州本地的，一份讲国际大事的。后来智能手机出现了，他的眼睛就没离开过那块小屏幕。同样是杀时间，游戏和网络小说就不合他口味，“那些没意义，”他说。他在汽车城干过大半年保安。当保安没什么门槛，即便像他一样瘦小也能胜任。那时候，他每天穿一套肥大的保安制服，坐在5平米的保安室里，生活规律且无趣，不过这也不重要，没什么更有意思的事需要他去做了。于是每天领导来了他就出门迎接，不来就坐在那里看新闻。
最初，洪成木并没有把寻人当成一件重要的事。大多数情况下是捎带手，看到寻人启事了，在街上留意一下，看着像就上前问两句，不像就算了。但这险些让他错过一个走失者。
他记得很清楚，那是2019年11月25号，中午1点13分。他在奶茶店取完餐，刚骑上车没多久，就看到一个打扮入时的短发女人走在街上。女人穿着白色短袖，黑色短裙，黑丝袜，脸颊上有颗痣。当然，吸引洪成木停下来的不是对方时髦的打扮，而是，他看到女人总是左顾右盼，眼神迷茫。而且，11月底已经进入冬季，少有人穿得这么清凉。
走失的穿着时髦的女人
洪成木想上去问问，却不知道怎么开口。如果对方是个老太太，老大爷，或者小孩子，哪怕是没那么时髦的女人呢，去了也就去了。但对方看起来和他年龄相仿，甚至更小一些，打扮漂漂亮亮走在镇中心的街区，万一别人不是走失者，那他就会成为别人眼中拙劣的搭讪者。他又看了几眼，说服自己这回肯定是看走眼了，于是拧起车，继续送奶茶去了。
到晚上，大概八点钟，过了外卖高峰期，他回家吃饭。像往常一样，自己端着碗在侧屋吃，一边往嘴里扒白米饭，一边在手机上刷新闻。突然看到泉州本地媒体发了一条寻人启事，照片上的女人正是他中午遇到的。他懊恼极了，再也吃不下去一口饭。直接打通家属电话，冲到镇里的公安局里查监控，同时发了条朋友圈，呼吁朋友们一起帮助找人。在监控室里，他少有地观察起走失者家属，他们脸色沉重，紧张地盯着屏幕，怕错过哪怕一帧画面而失去家人。洪成木在他们身后，不断自责起来。“我当时真的很想甩自己一巴掌，”他说。
在监控上确定了他中午遇见的就是走失女子后，洪成木准备上街，兵分几路一起找人。正当他走出公安局大门的时候，手机响了，是他一位做代驾的朋友发来信息。朋友看到了走失者，现在就在他身边，跟洪成木朋友圈描述的一模一样。洪成木和家属赶到后，那位穿着时髦的女人崩溃大哭，埋怨他们现在才找到自己。据家属说，这名女子天生有智力障碍，家人没看住她，让她跑丢了。
此时距离她离家已经一天两夜，自己一个人走了三十多公里。他找附近相熟的商家，讨了杯热水给她喝。洪成木像往常一样退到人群后面，默默流泪，他放心了，并提醒自己，不管是寻人还是其它什么事，应该主动而不是被动，因为对别人来说，自己是个重要的人。
无法改变的
2018年3月，洪成木跟朋友一起去应聘，当上外卖员。外卖站站长黄艺亭评价他，认死理，道理摆在那儿，就是照做。道理是什么呢？平时从没有差评，一旦有了，那张脸能垮三天。外卖平台有规定，得到一个好评5毛钱，差评一条扣10块，但对于洪成木来说，这不是钱的事，“我明明做好了啊！”他说。但这是外卖员生活的一部分。
道理还是，应该帮助他人，看不得人痛苦。当年的语文老师患癌，洪成木少有地带头，拉了个同学群，给老师捐款。在路上看到有人出车祸，腿被压在货车下面，他立马停止送单，给受伤的人撑伞遮阳。今年4月，有媒体去去采访他，洪成木骑车在前面走，拍摄车跟在后面。突然，洪成木一个加速甩开拍摄车，直奔前方一辆车。他骑到车前面，拦停下来。之后人们才发现，那车屁股后面冒着白烟，司机嫌他多管闲事，开着车走了。
总有些事是他无法改变的。
我们在送外卖的路上见到一名流浪者。他看起来四五十岁，皮肤焦黑，正躺在马路边一堆建筑砖料上睡觉。洪成木第一次见到他，是在2018年，一个桥洞里，他想帮他回家，问他家在哪里。对方看起来不领情，捡起石头照着洪成木砸。后来洪成木不甘心，给他买了汉堡和水，慢慢熟悉起来。在他们简短的交流中，洪成木了解到他来自江西，但每次提到回家的事，这个流浪的男人总是不接话。洪成木只能拍下他的照片上传到网上，希望他的家人能看到。
送外卖路上见到的流浪者
当然也有失手的时候。去年有一天，他晚上出门，看到一位老人家走在路边，边走边四处看，他赶忙上去问，“您知道家吗？”老人家一愣，“我怎么不知道？”往身后指，“我家就在这里！”洪成木只能尴尬地应一句，走了。后来他学聪明了，看见疑似走失者，假装认识，过去问路（对方能答出来就证明没有迷路），或者搭话（“我还跟你孙子喝过酒呢！”），就是为了判断对方思维是否清晰，能不能正常沟通。
他曾四次寻回一名走失的男孩。第一次是去年1月22日，大概晚饭后，六点多，洪成木在一个公交站台附近看到他。男孩看起来十岁出头，理一个平头，在那里晃晃悠悠，身边没有大人。他看男孩，男孩也看他，显得很“恐慌”。洪成木以为是跟家人吵架，离家出走的孩子，就准备上前询问。但男孩见他走来，拔腿就跑。洪成木不明所以，报了警。
第二次，3月5日白天，洪成木刚取完餐，看见公交站旁孤零零站着个小孩。看着眼熟，发现一个多月前见过。男孩似乎对公交有种独特的情怀，之后还有两次，洪成木找到他，也都是在公交站。他试图跟他交流，男孩总是不说话，喉咙里却又嘟嘟囔囔发出不知道什么声音。后来洪成木才知道，男孩小时候发烧，烧坏了脑子，从此就不会说话了。
我在一座菜市场附近见到了男孩的父亲周庭福。他50岁，1992年前从重庆老家来到泉州，一直在干环卫工，负责附近小区周边400米左右的路段清理工作。想要进入他的家门要穿过一条狭窄幽暗的通道，一只枯瘦的小猫在一旁喊叫。家中的地面似乎未经处理过，黑乎乎的。墙上挂着父子的三张照片，是在菜市场里“用电脑拍的”，背景是长城还有别的旅游景点，加上装裱费一共30。
周庭福的家
周庭福和儿子租住在这里，房租加上水电，每月500块，占他工资的一小半。孩子的母亲不知所踪，这是很久前的事了，从儿子不会说话起，母亲就消失了。对于儿子经常走失这件事，周庭福甚至并没有表现出过多的担心。之前有一次，孩子跑丢了一个星期，后来泉州市石狮区福利院的人给他打电话，他才知道孩子去了哪里。周庭福需要工作，需要在工作间隙抽出时间给儿子做饭。
平常出门前，他把电视打开，让儿子看动画片，为了防止他逃跑，门上的铁锁总是锁着的。但再多的锁也锁不住一个向往外面世界的孩子。往往在他做饭的时候，儿子偷偷跑出去，他喜欢坐公交车，跟着大人上去，漫无目的地游荡。周庭福梦想送儿子去读特殊学校，他逐渐长大了，连字也不认识。但入学要五种手续，结婚证、暂住证、出生证什么的，“这我哪里能办得齐嘛！”他说。
洪成木去过周庭福家，了解了父子俩的情况，除了再见面时把孩子送回来，也不知道还能怎么帮他们了。最近有企业听说洪成木的事，给他发了5000奖金，他准备捐给男孩一部分，其余的捐给其他困难的走失者，能帮一点是一点。见面的次数多了，男孩也认识洪成木了。有一次电视里播洪成木的采访，周庭福让儿子看，问他“认识不？”他不会说话，只是笑。
人生选择
洪成木从来不会把行为上升到意义的高度，或者不擅长，更不会想现在做的事到底意味着什么。他经常谈及“正能量”，或者“全社会的善意”什么的，你必须相信他的真诚，即便听起来总像在做报告。
作为站长，黄艺亭已经习惯了洪成木突然暂停送单，只要是路上遇到疑似走失者，洪成木要先给黄艺亭打招呼，站长就安排其他骑手过去把他没送完的单送了。黄艺亭理解他的行为，这已经成了他的“爱好”，是最重要的事，“如果你不让他做（寻人）的话，估计他比你还头大”。
洪成木的朋友圈日常
霞美镇里的年轻人大多有相似的人生路径，但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像洪成木一样找到“意义”。从学校出来之后，他们一开始总会去遥远的地方——远方是每个年轻人的梦想。黄艺亭27岁，是洪成木所在外卖站点的站长，是个把“战斗”当乐趣的人。他毕业时十八九岁，跟着亲戚朋友去过甘肃，去过江西，后来自己在新余开了一家店，卖水暖卫浴。2017年，他回家，孩子已经出生了，于是就安定下来。
现在，小镇里的年轻人不再愿意进工厂。他们讨厌那种一坐一整天，不断重复固定工序的流水线工作。之前站点里有位94年出生的外卖员，辞职去工厂“试一试”。第二天黄艺亭就收到了他的微信：“老大还招人不？”他吐槽，“妈的今天去电子厂坐了4个小时，挑战失败，太无聊了，想想还是送外卖香”。
在黄艺亭看来，外卖站点的员工分三种：特别想赚钱的——一位56岁的骑手为了给儿子攒首付，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月收入一万二以上；不想赚钱的——这在20左右的小年轻身上比较常见，每月赚几千块零花就挺知足。第三种是洪成木——以前想赚钱，现在不想赚钱。有段时间，大概是2018年左右，黄艺亭记得，那时洪成木“拼命地跑单赚钱、跑单赚钱”，从上午10点跑到晚上12点，经常能拿到每月的“单王”，奖励是100或200块钱。现在呢？洪成木转成兼职骑手，每月赚三四千块钱，够花就行。
唯一确定的事是，转变发生在开始寻人之后。从前他想买房，想买车——带空调的那种，这是人们评判一个人的标尺。他讲起有一次送外卖，看到一位初中同学从路虎车里走出来。这位同学住在邻村，听说这几年倒腾生意赚了点钱，是村里人眼中最有出息的年轻人——大老板。他没好意思上去打招呼。
也不是没经历过痛苦的时候，甚至为数不少，只是他不愿意讲，一些与此相关的只言片语，他再三嘱咐我不要写出来。生活总不能满足人的每一个渴求。难受了怎么办呢？他从不喜欢呼朋引伴，晚上回到家给自己倒上一杯酒，他酒量不好，这杯白酒足够让他直接躺倒睡觉。
好在那段时间已经过去了。在镇中心的一家华莱士里，我们遇到了洪成木的同事，一位胖胖的骑手，他也不知道对方叫什么。胖骑手一边举着手机拍洪成木，一边劝说他早点开直播，拍短视频也行。内容都帮他想好了，平时买点米面油什么的，去探望孤寡老人，或者贫困户，“肯定很多人会看！”胖骑手说。
洪成木没理他。他对出名之类的事不感兴趣，寻人只是为了寻人，找到走失者，把他们交回他们的家庭。至于自己呢？他觉得现在的日子过得挺好，舅妈见他送外卖送得又黑又瘦，心疼他，劝他回工厂上班。他只是告诉舅妈，送外卖比较自由，没说寻人的事。生活还将继续，乐趣只有他自己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