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农民工思考海德格尔是再正常不过的事｜谷雨
撰文丨祁佳妮
编辑丨金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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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岁的陈直是一个农民工，今年8月，他完成了人生中的一个Ambition，那就是翻译了理查德·波尔特的《海德格尔导论》。这件事情本身的成就没有什么值得一说，在大多数时代，哲学都被认为是无用之物，这本书没有出版，就连水花也不可能有。至于翻译者是一个工人，无非是增加了这个故事的一些传奇而已。
但在陈直身上，有一些真正耐人寻味的东西。他在庞大的工厂里，占有一席之地，经常从早上八点半干到晚上八点半，不停地干着。每个月赚四五千元，勉强够吃饭。有一段时间，他在一家摄像头工厂里负责维修机器，在岗上穿着蓝色的无尘服，整个人就露出两只眼睛。没有凳子，一站就是一整天。也没有窗户，时间只在电脑上显示。玩手机是不可能的，没有什么可以带进去，只有人可以进去。如果说这种生活有什么特点，那就是重复和空洞。
车间里的生活严格、精确、一丝不苟，机器从不休息，人也无法休息。尽管这占据了他人生中的大部分时间，但对他来说却只是一些插曲，因为“时间的长度不等于意义的长度”。
根据一份调查报告，2020年全国农民工总量有2.85亿人。他们依附于工厂里的机器生存，构成了一个不同于我们的陌生世界。他们置身于城市，但却自成一体。至于这种生活能有什么意义，有什么Ambition，往往会被我们忽略或者无视。
©视觉中国
直到陈直给我讲了一个长长的故事，关于他是如何寻找意义的，如何在狭窄的出租房里思考哲学。
2011年，他在北京打工，住在通州租的六七平米的地下室里。那里没有窗户，很潮湿，也很昏暗，他一个人住，全部家当就是一张床和一张桌。看书的时候，他拿床当椅子。屋里没厕所，他得去外头上公厕。环境太差了，但也没什么办法。他买了个液晶屏的平板，在地下室里读电子书，就是在那期间，他配合英译本，读了一次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
这些年，他一共去过五个地方打工，广东、福建、浙江、江苏还有北京，每去一个城市，就会去当地的图书馆看书。他常说，哲学是他的“激情”与“使命”。他去北京打工，因为国家图书馆是中国最大的图书馆。他去深圳富士康打工，下了班之后，要去富士康旁边的街道图书馆看书。
他显得与自己的社会身份格格不入，家里人觉得他不老实打工，妄想看什么哲学书。他开始变得焦虑，但是毫无办法，最后干脆就放任自流。朋友这个词，他不敢轻易使用。因为以前在村里，他是最会读书的人，现在却成为最落魄的人。他把自己评价为一个“无用场的人”。
他从未忘记自己还是一个农民工。他经常会因为身份受到歧视。早年去店里买衣服，店员不招待他，甚至去理发，店员也不会搭理他。
哲学能提供给他很多词汇来描述自己的人生，海德格尔对技术的批判，他在打工刚开始的时候会想这些。但现在不太想了，因为都习惯了。他读叔本华的书，人生就在痛苦和无聊之间摇摆。但他不觉得无聊，相反，人生充满着需要去理解的深刻的意义。
翻译完理查德·波尔特的《海德格尔导论》时，我正在厦门的工厂里打工。
我是个农民工，从2010年就开始打工。我只干短期工，长期的话，干不下去，做过最长的工作可能就半年左右。上一份工作做了三个多月就走了，和其他工作相比算是干得久的。我住在厦门集美区，这边有很多工厂和职业介绍所，一般都是中介介绍，进行劳务派遣。短期工的工资比正式工要高，时薪有20多块，但正式工的话底薪是很低的，厦门市最低工资那种。有人一个月可以挣六千，但需要一个月做300个工时，平均每天得做十一二个小时。
工厂是一家做手机摄像头的中国台湾公司，是苹果、小米这些手机厂的供应商。这里很多名称都用的中国台湾叫法，比如他们会把软件翻译成软体，这总让我想到软体动物，我还挺抗拒这些词的。
厂里有不同的生产线，有点胶机，还有组装摄像头的组立机。我就是维修组立机的。机器有一个小衣柜大，七八个工友都负责线上修机器，我一个人管十台机器。机器设置了各种防止受伤的机制，比如红外线那样的，好像叫做光栅。如果你的手阻碍了红外线，机器就会停止。
修机器和修车差不多，只是机器更小，立在地上，不需要升起来，所以我最多蹲下去。也不能移动，不然精度会受影响。机器也不是经常坏，坏了的话，有专门的人会叫我去修。每天站在那儿，待着的时间会比修的时间要多。车间里是恒温的，永远二十五六度。老板主要不是怕我们太热，而是为了机器和产品。
这里没有窗户，时间只在电脑上显示。公司电脑可以访问公司网站，电脑很烂的，我不会用它上网，屏幕会看瞎眼，我一秒钟都不愿意看那个显示屏。也没有凳子坐，就站一整天。玩手机是不可能，手机不可能带进去的。没有什么可以带进去，只有人可以进去。
我在岗上还要穿蓝色的无尘服，摄像头不能有灰尘或者颗粒，整个人就露出两只眼睛。工种不同，穿的衣服颜色也不同。我们是最底层的人，上面的经理、组长、科长这些人要进来的话，好像也会穿同样的无尘服，但是他们一般不进来。
每天在车间里也没有想什么，需要修机器的话就修机器，有人跟我说话，我就说话，没人说话就在那儿发呆，但是不可能想什么海德格尔，那里面噪音太大了，很乏味的。
其他修机器的工友全都是男的，他们一般聊女人和游戏，我就默默听着，不主动得罪他们，但是也不插话。但他们聊嫖娼的时候，我就会走开。
我经常感觉一切都无意义，好像没有任何意义。前几年，我会写点英文日记，天天都是upset、desperate 、dismayed这些词。今年开始，我对自己格外失望。可能就是一些无意义的时刻，让我开始思考自己的存在。我平时喜欢读哲学书，海德格尔说他一生只有一个问题，就是存在问题，“为什么存在者存在而无反倒不在？”我觉得那可能也是最重要的问题。我希望能在思考的基础上写一点东西出来，实现自己的一些Ambition，所以开始尝试翻译。
其实翻译也没想象中那么难。大概十年前，我读一些中译版的哲学书感到很吃力，因为哲学术语，翻译成另一种语言，往往会变得生硬，那时第一次意识到自己需要读原版的书，所以开始学英语。我用有道词典背单词，直接从最难的等级，GRE、托福开始背。学了两年，就能看英文原著了。翻译时，遇到不会的单词就查字典，也没什么难的，真正难的是没有时间。
比如在这个工厂，休息是要请假的，如果不请假，一个月没有一天休息。很多人为了赚更多加班费，选择一天都不休息。因为我要翻译《海德格尔导论》，一般都会每星期请一天假，也请不了更多假，一周请两天是批不下来的。请假意味着扣除双倍工资的加班费，一天扣两三百块。我们底薪只有1800块钱，也就是厦门规定的最低工资标准。工资主要是靠加班费，那些一天都不请假的人一个月有6000多块钱，8小时外的时间都算加班。
我的请假理由就是有事或者生病，不会说我要做翻译。整个工厂没有人知道我读哲学，也在翻译哲学书这个事情。我都是自己一个人，不会说这些的，我从来不会跟别人说我在搞什么。
下班后，我回家做的事都有优先级排序。最重要的是读书，我最近在读John Richardson（一位美国海德格尔学者）的《海德格尔》原著。读不进去的话我就做翻译，比如《寻求本真性：从克尔凯郭尔到加缪》。如果翻译也不想干，什么都不想干了，我就看看豆瓣和知乎，微博我是不上的。前两年我注销删除了微博，那上面的信息太浅薄了。豆瓣的话，我感觉那边的人，可能稍微不那么平庸吧。
中间我还去过深圳富士康打工，从5月干到7月底，负责组装iPad的屏幕。首先需要测试一下，从检测机器上看屏幕的亮度均不均匀，有没有亮点，如果是不良品就会被处理掉。那儿的工作需要每天坐着，比做手机摄像头更累。机器会算好时间，最快速度大概一个人每天要装800个屏幕，30秒就得贴一个屏幕。那时候脑袋里什么都想不了，因为是流水线，你要干得很快，一旦分神的话，你就干不好。速度慢了被线长发现，就会挨骂。在那里，空虚倒是小事，就是太累了，特别是上夜班，更难。眼睛迷糊了，就去洗个冷水脸，或者站起来继续干。
在富士康打工的日子里，都是劳务派遣公司的中介为我们这些临时工租房，一个月三四百块钱，包水电，十个人住一间宿舍。屋子里紧凑放五张高低床，再加一个小独卫，此外连一张桌子、一把椅子都没有了。中介不让用大功率电器，所以连电水壶都用不了，在那里只能给手机充个电。深圳的夏天很热，幸好空调是24小时都开着的，因为舍友是随机分配，来自不同部门和车间，有人上夜班，有人上白班，作息全不一样。这样一来，屋子里很少有安静的时候。
下了班，我拿着kindle随便找个地方看书，路边花坛都行，反正不会在宿舍看，因为我对人群比较敏感。富士康北门一出来就是清湖劳务工图书室，一些附近打工的人会在那里看书，我也爱去那看。
翻译只有在周末的时候才有空。每周休一天，我就去龙华文化艺术中心翻译书。那会我翻译比较急迫，会从早上9点翻到晚上8点，直到闭馆，一天大概能翻译三千个单词。但既要翻译又要看书的时候，进度会慢点，只能翻一千个单词。所以两百页左右的《海德格尔导论》，断断续续花了四个月才翻译完。
我觉得底层社会好像感觉差不多都这样累。这种感受我无法描述，超出了我的能力范围，或许别的人能够真切地描述这种感受，但是我缺乏这种真切描述的能力。一直都是这样，你也知道，哲学都是那些很晦涩的抽象概念的，所以我从小就不会写作文。
我也读过一点大学，但是没读完就退学了。
那是2008年，一个所谓的二本。专业是数学。但我当时想要寻找最本质的东西。比如从数学上来讲，我想知道自然数的本质是什么。还会想我们意识的本质是什么，还有视觉的本质，我很好奇这些。所以后来觉得上大学的课，比如数学分析，常微分、解析几何这样子，解决不了我的问题。我只能自己看书，自己去思考，那会主要看康德、黑格尔，能带给我很多对现象的理解，甚至是对本质的理解。特别是黑格尔的那个哲学，他所谓的绝对精神，是描述整个人类历史，整个世界，整个宇宙。
黑格尔说，理性是宇宙的法则，他就说这么一句话，我感觉一切问题都可以解决了。但这只是那个时候的看法，现在不一样了，现在我觉得这个看法是错的。
到最后，我过于沉迷哲学，完全遗忘了我的专业。大二开始，所有的课我都不上。学分制什么的太复杂，我也不太懂，就每天泡在图书馆看书，考试也不参加了。学校方面叫我主动退学，我一下就同意了。
现实中，我可能会有社会交际的压力，去找辅导员签字的时候，才第一次和他说话。小时候，我受到比较多的家庭暴力，往往这样的人都比较懦弱、谨慎，一般不主动说话。所以大学时我很边缘，住四人宿舍，只有一个室友会和我说话，他们和其他人一样，爱聊女人。但我并不孤独，读哲学书，能让我暂时地忘掉现实的东西。也说不上是逃避，这个不是我读哲学的原因。我读哲学主要是问题导向，我有一些希望解决的问题。绝对不是要逃避什么，不是这样的。
那时候想法很简单，我觉得退学比上学好，学校压根没有哲学系，退学了反而可以回家自学。但没想到，家里人听说我退学，不让我回家。哲学是什么，跟他们解释不通。我在江西农村长大，父母都是农民，他们的概念里，不读书，就只能去打工。连他们都不懂什么是找工作，我就更没有职业规划了。
我从没想过未来和工作怎么办，对这些我是无所谓的，海德格尔说，人是被抛到这个世界上的。我也没想过重新考大学，家里比较困难，父亲不会让我重读。而且我当时以为，打工不需要和人打交道。后来发现我想错了，有人的地方就有政治。
我妈那时常说，你三十多岁会后悔的。
现在想来，这句话部分得到了验证。我确实比较艰难，从退学到现在一直都是人生低谷期，就没有到达过高峰。假如我回到退学那个时刻，可能会做出不同的选择，但以我当时的环境和状态来看，也可能不会。我当时没有想这些。
我的第一份工，是在浙江一个乡镇服装厂踩缝纫机，当时被中介从杭州骗到了诸暨，干了一个月，工资都没多少，就500块钱。缝纫机对我来说很难，需要不停踩踏板，有一次做羽绒服，我没有搞好，把里面的羽绒都弄出来，就被骂了。我感觉干不来，和我一起去的，有些人好像可以很轻松的学会，但我学不会。
第二份工，我去了制作方便面桶的一个工厂，也是通过职业介绍中心的中介找到的，用现在的话来说，他们就是人力资源吧。那份工作也是机器在做，我就用机器卷一下那种纸呗，卷一下就搞定了。很机械，但是也比较累。有一次，我在线上的时候，接了一个电话，就被辞退了，就是这样严格。那时厂里不缺人，随时都可以招到人，只要你不听他的话，他就叫你滚蛋。
我做过最累的一份活儿，是2018年在无锡搬货。干了两个多月，每天干12个小时，从上午11干到晚上11点，什么货都有，大瓶水、饮料、还有大米，因为超市订单比较多，有班长盯着我们，所以中间不准休息，一天下来真的很累很累，是说不出来的累。
打工这些年住宿舍，室友之间从来不会说话的，他们的名字我都不知道，因为工作太累，人来来去去，离职率很高。这十一年，可能就两个工友会关系近一点，但是我换了几次手机号，现在也没有联系方式了。
那两个人是我曾经的朋友。七八年前，我连吃饭的钱都没有，就向他一个人借了100块，我以为借不到，没想到他借给我了，我就觉得他是一个很不错的人。另外一个跟我说话比较多，一些琐碎的事情比较聊得来，我是从不和任何人聊哲学的。
我一共去过五个地方打工，广东、福建、浙江、江苏还有北京，每去一个城市我就会去当地的图书馆看书。2011年，我从南方大老远跑去北京打工，就是因为国家图书馆是中国最大的图书馆，我想去那里多读点书。我花四百块，在通州租了间六七平米的地下室。地下室没有窗户，很潮湿，也很昏暗，我一个人住，全部家当就是一张床和一张桌，看书的时候拿床当椅子。屋里没厕所，还得去外头上公厕。环境太差了，但也没什么办法。
从通州到国图比较远，坐地铁得一个半小时，所以我买了个液晶屏的平板，更多的时候就在地下室里读电子书，看多了，现在眼睛视力都不好。
哲学是我的passion，是commitment。用汉语的话，就是“激情”与“使命感”。可能“使命感”过于强烈，那么commitment译为“承诺、许诺”也可以，但是“承诺、许诺”又太弱了。我在豆瓣小组上发过一个帖子——《使命作为人生的意义》。当我感到无意义的时候，就去找那些如玄奘、张益唐、陈景润这样的人来激励自己，因为就像北大数学天才张益唐，也有一段时间是不读数学的。这能帮助我走出无意义感。
大多数时候，我对哲学的痴迷会让我对外界的恶意置之度外，但生活还是时刻提醒我认清自己作为“农民工”的社会身份。
可以说，童年对我的性格起了决定性的影响。我是在家庭暴力中长大的人，有拳脚交加的暴力，也有无缘无故的冷暴力。父亲总是这样对我，只要他心情不好，洗个澡，看个电视，他都会骂你。他个子并不高大，但只要阴沉着脸，我就对他本能感到害怕。直到二十多岁，他骂我，我才敢回骂。我对他的感情并不复杂，那就是没有感情，我们基本上已经断绝了关系。
我常想，假如我没有受到那么多家庭暴力的话，现在肯定不一样。来自家庭的压抑大概到20岁左右结束，但不是说20岁以后就不压抑了。说实在的，我现在也很压抑，比如赚不到钱，读不懂哲学，交不到朋友。我越来越内向，甚至在说话时开始有点结巴。
前几年，我尝试过改变自己所谓内向的性格，也想成为那种很会和人打交道的人。但很难，我从来不和人聊哲学，这在农民工里太另类了，别人可能会嘲笑我，所以我更愿意把它隐藏起来。后来还是觉得就继续维持现状吧，改不了的。
但我不孤独，我从来都不感觉孤独。压抑是生活的常态，但这不代表孤独对我来说是无法忍受的。
我之前会读叔本华的书，他说人生就在痛苦和无聊之间摇摆，他的这种“悲观主义”可能在哲学上意义不大。我不觉得无聊——至少在大部分时候，相反，人生充满着需要去理解的深刻的意义，在车间的生活只是一些插曲，这些东西不值一提。时间的长度不等于意义的长度。
十多年打工生涯的间隙，萨特、克尔凯郭尔、胡塞尔、德勒兹，还有人类学的列维·施特劳斯，这些我都会读。直到2017年，我在哲学上体会到了最深最无力的绝望。当时，我很想写几篇哲学论文发表，标题都拟好了，但是写不出来。
写论文需要查很多资料和二手文献，我感觉我没有这种能力。第一，我没这么多书，第二，这些东西也不大好找。而且那时候我哲学水平比较低，还在打工，没那么多时间搞这些。
最多的一篇写了几百字，看着空空的电脑屏幕，我根本写不下去。自学这么多年后才发现，我可能搞不了哲学，太有挫败感了。那会我在汕头的五金厂打工，2017年4月1日，我在日记里写：我彻底不干了。我是干不过其他人的，以后如果有机会，我就去翻译一些外文书。哲学本身我干不了，必须放弃！
那段时间我非常焦虑，因为听我妈说，有一个我认识的女人挣了好几百万，而我甚至连几千元都没攒到。我妈看我不老实打工，还妄想看什么哲学书，就会用这种例子来刺激我。因为我不会赚钱，她也连带着被邻居看不起、嘲笑，甚至侮辱。
在社会上，我因为农民工的身份，受过不少歧视。早年去店里买衣服，店员不招待我，甚至去理发，店员也不会搭理我。
我的所有微信好友都是18岁以前认识的人，这些年我几乎没有认识过新的人。朋友这个词，我不敢轻易使用。像我这样子，第一赚不到钱，没房没车。第二老大不小才结婚，他们一直以为我是娶不到老婆的。
2021年5月，我在网上写了一篇自述，“从最会读书的人变为最落魄的人……”小学与初中，我一般都是年级第一名或前几名，还被老师派去参加县城数学竞赛，中考的时候，我考了全校第一名，在农村算是“最会读书的人”。但现在，小时候认识的人都在做各种生意，搞建筑啊、盖房子啊，或者开个店铺，我在所有人之中是最不会赚钱的。
去年下半年，一个过去的朋友突然来广东找我，他在外面开店，我们就聊了会天。当时我随口开了一句玩笑，大概我是“混”的最差的，大家都瞧不起我。
说完这句话，我等待着他的回应，但他什么也没说。他默认了。
我想大多数“凡人”是很乐意看到我这样的。这也是人之常情，看到别人落魄，过的不好，自己也就获得了满足。《陆犯焉识》里，陆焉识被他姨娘说是“无用场的人”，我也觉得自己是无用场的人，就像废物一样。
我学哲学没有任何所谓的现实目的，绝对没有，如果有的话，那是一种悲哀。但我不觉得哲学是无用的。哲学能够改变人的存在，至少可以改变自己对世界的理解。不是一般的改变，而是根本的改变。
我最早进车间的时候，常会想到克尔凯郭尔说的人生道路的三阶段。第一阶段是那审美的，就是依靠感官来生活，赚钱是为了吃喝玩乐，除此之外没有别的目的。克尔凯郭尔说这种人本质上是最绝望的，虽然他们自己不认为他们很绝望。我身边的很多工友都是这样。他们谈女人，嫖娼，生活无非是围绕这些生物本能展开的。
第二阶段是那伦理的，就是遵守社会道德规范的人，可能大部分人都是这样的。第三阶段是那宗教的，只有超越社会道德观念或伦理观念，超越普遍性的人，才能过这样的生活。我一度希望自己能超越世俗社会，成为所谓的single individual （孤独个体），但尽管不情愿，我依旧接受了结婚、生子，成为一个处于第二阶段的普通人。
妻子来自同一个县城，小我3岁，我们2020年初相亲认识，很快就结婚了。2月领证时疫情很严重，直到去年年底才补办婚礼。农村婚礼很朴素，没有请伴郎伴娘，也没有闹洞房，在院子里摆了一二十桌酒席，杀只鸡，去祠堂拜祖宗，婚就结完了。
婚礼的具体日期我已经忘了，好像是12月的某一天吧。毕竟不是我自己操办的，日子不记得也正常。没过多久儿子出生，妻子是剖腹产，我和我妈一直陪着她。看到孩子出生，我其实没有太大的感觉，这样说也许很无情，但他具体哪天出生的，我确实记不太清了。
妻子上的中专。她的工资比我高，因为她加班比较多。周末都不请假的，一个月一天都不休息，我叫她休息，她都不愿意。就为了多挣两三百块钱加班费。她在工厂穿红色的无尘服，检查那个镜头啊，摄像机有没有污点什么的。我们工作的时候一起去，在不同的车间上班，然后晚上在一起回来。她现在上夜班，从晚上八点半开始，白天的时候她在睡觉，早上回到这里可能九点了。
平时我会和妻子说一些自己真实的想法，在她面前我能更坦率、更真实地表达自己。只不过我也不清楚我们之间有没有真正的感情，我都不清楚感情到底是什么意思。平时除了日常琐碎的事情，也没有什么共同话题。
我妻子其实也理解不了我的想法，她绝对理解不了哲学，理解不了海德格尔。刚结婚不久的时候我尝试讲过，但她不感兴趣，就叫我不要说。她下了班就喜欢玩手机，戴耳机看抖音，我看书，彼此互不打扰。
今年以来，由失望而滋生的无意义感，指引我再次拾起了海德格尔。我翻译完了理查德·波尔特的《海德格尔导论》，想要找个出版社出版。我在豆瓣上私信了一些出版社，问编辑能不能出版，他们都没有回复我。是我想的太简单了，这样的学术性书是很难出版的，因为卖不出去啊。所以我不知道怎么办，我感到很无力。
我向往着能够再进入大学读书。虽然以前退过学，但那时候，我没想到在这个社会上，尤其在底层社会是这样的。无论是学数学还是学哲学，最后还是得面临一些最基本的生存问题。现在通过打工，一个月赚四五千，只能维持我吃饭。
最近我从那个工厂离职了，一时也找不到工作，就去厦门图书馆读书，从开馆待到晚上八点闭馆。但是最终我还是得去打工。在流水线上，一个一个地干。从早上八点半干到晚上八点半，12个小时，中午吃饭一小时。每隔一个月就是夜班。不停地干，是不会让那个机器休息的，人也永远不会休息。
◦ 陈直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