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植一颗肺，给无望的人活下去的机会 | 谷雨
在过去将近20年的时间里，陈静瑜最重要的工作是把那些失去功能的肺从病人的胸腔里取出来，再植入一颗几小时之前从远方的逝者身上取下来的、功能尚完整的肺，给这些病人换取一个再次自由呼吸的机会。他曾率领团队在20个小时内做了5台双肺移植手术，他被称为中国肺移植第一人。
肺移植的手术会不断遭遇挫败和死亡，那是医学中没有办法的事情。但比起这些痛苦，陈静瑜更容易记得的是另外一些事情，一位尘肺病患者做完手术之后，还是逝世了，他的儿子没有怨怼，家里是种花的，儿子在处理完父亲的丧事之后，给照顾过父亲的每位医护人员都送了一盆花。陈静瑜的手触摸过上千颗人类的肺。
有的洁白轻盈，像蝴蝶的两翼，那来自一名儿童。这样完好的比较少，大部分肺布满了时间和疾病的痕迹，很多颜色发灰，其上泛着黑点，那是尼古丁和粉尘造成的伤害。还有的已经彻底变成黑色，表面粘着浓稠的暗红色的血液，放在手里掂一掂，又硬又沉，那是肺纤维化的后果，把这个脏器变成了一块无用的石头。
陈静瑜有一个特殊的习惯，他会给那些损伤严重的肺拍照，发在微博和朋友圈里，以一种直观、血腥、恐怖的方式告诉人们这颗脏器最糟糕的样子，胆小的人需要屏蔽他，也有人因此戒了烟。
©陈静瑜微博
在过去将近20年的时间里，他最重要的工作是把那些失去功能的肺从病人的胸腔里取出来，再植入一颗几小时之前从远方的逝者身上取下来的、功能尚完整的肺，给这些病人换取一个再次自由呼吸的机会。他所在的无锡市人民医院有着中国最大、亚洲第一的肺移植中心，他和他的团队做的肺移植手术数量一度占到全国的七成以上，最紧张的时候，他曾率领团队在20个小时内做了5台双肺移植手术，他被称为中国肺移植第一人。
器官移植是顶尖难度的外科手术，但在所有的器官移植手术中，肺移植的难度仍然在高山之巅。心脏、肾脏、肝脏等脏器都是内在器官，移植后可以处在血液循环和整体免疫的保护之下，但肺是人体内部唯一对外开放的脏器，它直接与大气中的成分接触，这大大增加了手术后的感染率。
但肺移植又的确是很多肺部疾病终末期的唯一治疗方法。在很长的时间里，一代又一代的医生们都进行了艰难的尝试，但结果令人沮丧。1963年，美国密西西比大学医院詹姆斯·哈迪博士做了全世界首例肺移植，患者在术后18天死亡。之后的20年里，哈迪的后来者们又尝试了40多例，但由于感染和排异，始终没有可以长期生存的患者。直到1983年，加拿大多伦多总院的Cooper教授为一名58岁的男性做了右肺移植，这名患者存活了6年半。
在中国，医生们经历的挫败期要更久一些，从1978年到1998年，中国一共尝试了20例肺移植手术，死亡率高达90%，陈静瑜告诉我，那时候基本上是“做一个死一个”。当时他还是一名年轻的肺科医生，面对呼衰病人的死去无能为力，2002年，他一个人赴加拿大总院学习肺移植技术，回国后开始组建团队，二十年过去了，他和团队的肺移植手术成功率目前达到了90%，是世界最顶尖的水准。
对于很多患者来说，陈静瑜这里是他们的最后一搏。今年一月，一位穿着黑色夹克的中年男子带着妻子的胸片来看陈静瑜的门诊，妻子39岁，患有肺癌和肺结核，右肺已经完全毁损，在胸片上完全看不到了，她在浙江住院，已经没法自主呼吸，进了ICU，上了ECMO人工肺。陈静瑜和她的主治医生打了视频电话，对方认为即使做移植，右边已经没有空间植入新肺，术后可能出现大出血和心衰，手术成功率非常低，陈静瑜认同，“这一类的病人真的是没把握，可以说全世界都没有做过类似这样的病人（的手术），右侧肺全部毁损这样的。”
挂掉电话，陈静瑜转过头，对那个中年男子解释了术后可能出现的糟糕情况，“如果坚持做手术的话，只有百分之二十到三十的成功率。”男子犹豫着问：“如果成功了呢？” 陈静瑜打断了他：“不要想如果成功，你要先接受花个两百万到最后人财两空，去搏20%到30%的成功率。我跟你讲的都是实话，我不喜欢诱导病人，骗病人。”男子沉默了。
一位医生告诉我，中国的很多医院内部都在抓质量控制，有手术成功率的统计，很多医生要有80%到90%的成功率才敢接下一台手术。我问陈静瑜：“这个手术如果家属坚持的话，会接下来吗？”他说：“会考虑做，因为她年纪还很轻，值得冒这个险。”
同样是那天的门诊，我看到一位眼睛红肿的中年女性给陈静瑜跪了下来，她的侄子28岁，已经是肺纤维化晚期，在几家医院被判了“死刑”， 医生委婉地建议他们带患者回家，她哭着说：“只有你能救他了。”
“陈，我们做到了！”
外科手术医生需要面对的是医学的不确定性和人体复杂的差异性，当代价可能是一条生命的时候，鲁莽的勇气并不能有太多帮助。陈静瑜说，他很少愿意去赌概率，他的自信有其根基，那来自于过往上千台的手术经验，也来自于他曾攀登过最险的山峰。
2020年2月29日，陈静瑜完成了全球第一例新冠肺炎双肺移植手术，他告诉我，完成了那一例手术之后，“从技术难度上来讲，肺移植在我面前就不是难度了。”
那是一名来自连云港的男性患者，58岁，确诊新冠，肺纤维化晚期，病情极其危重，肺部还出现了大出血，血量大概有2.5升，那相当于他体内一半以上的血量了，生命危在旦夕。江苏卫建委的领导问陈静瑜，如果做肺移植，有没有把握保住他的命？
在此之前，没有人考虑过用肺移植的方法治疗危重症患者，陈静瑜是在研究过往病例的时候发现，很多新冠患者核酸已经转阴，但病毒已经对肺造成了不可逆的伤害，最终导致呼吸衰竭死亡。“我们团队因为从事肺移植，就一直在考虑，能不能采取肺移植救他们。”
陈静瑜看了患者的情况之后，跟领导说：“如果今天靠输血能够稳住血压，很快有合适的肺源，我有五六成的把握可以搏一下。”
最大的问题来自于医护人员的恐惧，以及没有先例。陈静瑜担心，尽管核酸已经转阴，但谁也不知道把肺切下来的时候会不会还有病毒。为了以防万一，陈静瑜把手术团队整建制搬迁到了无锡传染病医院。
2月29日，有合适的肺源和患者匹配上了。当天手术室内，所有的医护人员被要求做三级防护，那意味着平时只需要戴一层手术手套，现在要戴三层，那会极大影响手的敏感度和感知力，陈静瑜要在这种情况下去摸肺门的血管，并完成精准的吻合。为了防止传染，他还要戴着重达四五公斤的正压送风系统的头套，启动的时候，头套会持续发出嗡嗡的声音，他没有办法和同事进行语言交流，只能靠眼神和默契。
这台手术花了6个多小时，那名患者活了下来，很快可以自主呼吸，撤掉了人工肺。肺移植自此成为一个新冠肺炎危重患者的选择之一。那年4月，为了降低死亡率，陈静瑜赴武汉。
经过评估，武汉有两名危重患者符合做肺移植的条件，其中一名65岁，已经戴了ECMO人工肺62天，另一名男性患者54岁，戴了72天。陈静瑜此前遇到的患者戴ECMO最长的时间是45天，长达两个月的患者，国际上也没有肺移植的先例。
“ECMO戴的时间越长，凝血功能越不好，血小板很低，心功能差，在手术台上随时可能会心脏停掉。”他说。
但陈静瑜无法退缩，在ICU看病人的时候，他知道这两名病人还能活着，是武汉的医生苦苦维持到了现在，交到他手里的，是最后一棒。
他跟参与手术的医护人员说：“既然我们来做这个手术，我们就要一个好结果，这么多的费用，这么多的人，包括前期的医疗队、当地的医生，他们苦苦维护好的病人，不要在我们这里丢了，我们要让他们活下来。”
第一台手术是65岁的患者，从ICU到手术室需要搭乘两部电梯，还要经过室外污染区，陈静瑜组织医护人员做了两次精细的演练，模拟了病人的搬运过程，需要多少时间，到手术室之后如何插管，摆体位，要确保在三级防护、沟通不畅的情况下，不能出现细节的差错。
4月20日，在武汉大学人民医院，那台手术从下午开始，涉及到的医护人员有40多人，手术延续了整整8个小时，胸外科医生林慧庆后来对央视《面对面》回忆，这么长时间的手术，身上的衣服已经全部湿透了，作为辅助，自己还能喝点水，但陈静瑜是“从头到尾没有歇。”
患者的女儿在医院门口从下午等到了凌晨 ，她进不去医院，但想着可以离父亲近一点，她告诉《面对面》：“如果是好消息，我就没白等，如果是坏消息，那我就当送他一程。”
那天凌晨十二点多，在耗费了一万毫升的血之后，新肺的血管终于被接通，血液流入的几秒钟后，那颗淡灰色的肺变成了柔和的粉红色。
44个小时后，病人撤掉了ECMO，可以自主呼吸。三个月之后，他出院回家了。
很大程度上，手术的成功是各个环节的努力。在武汉做第二例手术的时候，遇到了肺源运输的困难，那颗捐献的肺位于青岛，由于疫情航班取消。一颗肺在取下来最多只能缺血保存12小时，这中间包括了手术的时间，如果超过这个时间，病人术后感染的风险会大幅提高。陈静瑜紧急联系了国航的领导，说明了情况，对方说：“你放心，我们马上来调配航班，哪怕没有其他客人，我们也会把航班开通。”最后那趟航班上只有五名乘客，包括了取肺医生，肺在六个小时之后抵达了武汉。
在成功完成了四例新冠肺炎终末期肺移植手术之后，有美国和意大利的同行来咨询陈静瑜，询问手术的过程、要领，以及术后的防护，他并不藏私，一一相告。
但是不可以有重复的死亡”
当然，不可避免地，总会有痛苦的失败、死亡和认知到医学有限性的时刻。那几乎伴随了陈静瑜的整个职业生涯，即使是在他的手术技术臻于纯熟之后，依然无法摆脱。
最初是因着这种失败，他才起了学习肺移植的念头。1985年，陈静瑜毕业于苏州医学院，被分配到无锡胸科医院，在那里有很多肺纤维化的病人，最后呼吸衰竭而死，陈静瑜亲眼目睹了那些人的死亡，有些人还很年轻，人生尚未展开。
他曾在资料里读到过肺移植，但并不知道如何去学习，国内前辈们的尝试也都以失败告终。1998年，那位完成了世界上第一例长期生存肺移植手术的Cooper教授来北京讲学，介绍了他的手术方法，那代表了全世界最先进的技术，陈静瑜在现场听了那场演讲，他后来多次在采访中提起，正是那次演讲为他打开了新的大门，“我就是想要学习和掌握肺移植。”
在那之后，陈静瑜在网上找到了Cooper所在的多伦多总院肺移植中心夏甫·卡夏夫基教授的联系方式，他给对方发邮件，希望能去多伦多学习。对方一开始并未同意，陈静瑜和对方邮件来往了半年，对方终于松口，同意他作为访问学者前来多伦多。
2001年10月，陈静瑜赴加拿大。夏甫教授见到他的时候很惊讶，肺移植是一个需要团队合作的手术，通常来学习的都是一组人，而陈静瑜却是孤身一人。
在多伦多半年的时间里，陈静瑜很忙碌。在《朗读者》的采访中，他回忆起那段生活：每天早上六点钟起床去查房，之后跟着教授们进手术室，他没有机会上台，但他的手会跟着手术台上的教授一起动，模仿他的动作。他在Cooper曾经使用过的实验室学给猪做肺移植。他渐渐意识到肺移植手术是各个科室的合作，每一个环节都很重要，除了肺移植手术本身以外，他还学习麻醉、病理科、ICU的内容，像海绵一样吸收全新的知识。他还把院里所有关于肺移植的书和文章一页一页拍下来，带回国内。
直到现在，陈静瑜都清晰地记得自己回国后的第一个肺移植病人，是个农民，没有念过太多书，身患肺气肿，患者对肺移植手术很是犹豫，陈静瑜跟他沟通了很长时间，他说了自己在国外的学习经历，还有国外的成功案例，动物实验做成功了，他也马上告诉这位患者。陈静瑜告诉《朗读者》，后来这位患者被他打动，说了一句让他一直都记得的话：“就是做了实验，那我也为医学出了力了。”
手术之前，医院的领导还是没有底，问陈静瑜要不要请几个专家来保驾，他说不用，他所掌握的，就是国内最先进的技术，经过了一段时间的团队磨合和动物实验，“我们完全有能力自己做。”
那是一台几乎决定他职业生涯前景的手术，无数台手术都做过了，他还能准确地说出那个日期，2002年9月28日。那天的手术很顺利，没有出差错，但问题出在了手术之后。患者出现粘连、渗液，胸腔里有很多血块，情况很凶险，再次做了胸腔引流。陈静瑜在医院守了他十多天，情况才终于稳定下来。病人逐渐能够下地活动，一个月之后出院了，他后来活了九年，一度还参加了一些小型运动会的百米赛跑，成绩不错。
但成功的开局之后是接踵而来的死亡，陈静瑜记得，当时全国也开始尝试肺移植手术，但因为治疗感染和排异技术都不成熟，死亡率依然非常高，他所在的无锡亦然，全国的死亡率依然在80%以上，“为什么到最后，全国各地都做不下去，就是大家都接受不了死亡，接受不了失败，大家所以到最后都放弃了。”他说。
陈静瑜也承受着各方面的压力，医院领导跟讲：“你这死亡太多了。”患者死了，家属也有投诉。各方面都有压力，但是，“我这个人倔强得很，做不成的事情，头破血流也要坚持做，直到做成为止。”他告诉我外科医生常说的一句话，“允许你有一例死亡，但是你不能够重复同样的死亡，你重复同样的死亡，那你就没进步了。”
他一点点琢磨如何减少感染风险，怎么度过身体的排异，“你不断地在这种失败、痛苦、再失败，最后只能变得越来越强大，你只能这样……最开始10个里面活1个人，后来10个里面活5个人6个人，7个人8个人，一点一点这样做下来。”他说。
情况逐渐好起来，但还是有难以面对的失败。2016年，陈静瑜为一位尘肺病晚期患者任能平做肺移植手术，术后没有挺过心衰和肺水肿，三天之后死于ICU。
那是一个骨瘦如柴的农民，不善言辞，体重最后只有70多斤，家里一直摆着一口棺材，那是他留着给自己用的，他告诉媒体，“我们三期尘肺病人，如果不作手术，很多人都是跪着死了，只有跪着，感觉还能残留一口气。”
王克勤是公益组织“大爱清尘”的创始人，这一组织致力于帮助中国的尘肺病患者，他告诉我两个90%，“在中国所有的职业病里，尘肺病占到90%。所有的尘肺病人中，90%是农民。”农民在高粉尘、无保护的环境下工作，不到半年就会患上尘肺病，这是一种除了肺移植以外没有其他治愈方法的疾病，但肺移植几十万的昂贵费用，对他们来说，基本上是一个不必考虑的选项。王克勤认识陈静瑜很多年，只要病人经济条件允许，他都会推荐去陈静瑜那里做手术，“但是有这种条件的寥寥无几。”
王克勤和陈静瑜相识于2012年，那年两会前夕，他在微博上呼吁官方从政策层面上关注中国的尘肺病群体，“寻找良心代表委员为这个群体提出相关议案”，他记得，陈静瑜是第一个回复的，他在微博上告诉王克勤，“我愿意，作为全国人大代表和肺病专家，我义不容辞责无旁贷，请发我邮箱，谢谢！”
后来，王克勤带着陈静瑜对好几个尘肺病村做了调研，尘肺病人也成为陈静瑜手术最常面对的疾病，面对这些年轻而贫穷的人，他有更多的不忍心，愿意为他们博上一搏。
由于社会捐助，任能平幸运地获得了手术的机会，为了向社会普及尘肺病，这场手术进行了直播，手术持续了六个小时，很多人在镜头前看到了陈静瑜取出的那颗黑色的肺，跟石头一样硬，那场直播获得了2600万人的观看。
但任能平还是没有能够活下来。 这是一个直到现在陈静瑜都无法释怀的事情，他告诉我，“我最想让他活的一个病人，但最后这个病人也死掉了，确实是痛苦的。”
任能平去世之后，他的哥哥任能力也在一年之后同样死于尘肺病。陈静瑜曾努力想要延长任能力的生命，2017年底，他和任能力发微信，问他情况如何，任能力当时的情况已经很危重，说自己喘得受不了，陈静瑜说，你等我筹资救你，他先是自己筹了三万块给任能力检查，因为肺结核的关系，暂时无法做肺移植。2017年底，陈静瑜和王克勤商量着筹划一个肺移植专项救助基金，第一个想救的人就是任能力，王克勤记得，在那次研讨会上，陈静瑜说，自己无法面对任能平的死去。“作为一个肺移植医生，我无力救到任能平，我有一个心愿就是想救到任能力，不愿看到他们兄弟均因尘肺病去世，这成了我一个长期的心结。”
但任能平的身体没有等到做肺移植的那天，他于2018年1月1日逝世。
几乎每年的两会，陈静瑜都会提出尘肺病相关议案，希望为这个脆弱无助的群体提供更多的保护。王克勤记得，每年3月初，他都会组织尘肺病人进行研讨，陈静瑜几乎从不缺席。他在两会上先后提出了放开尘肺病的诊断、建立尘肺病专项救助基金等建议，在今年，他提出了由企业为尘肺病人缴纳责任保险的建议。
他的理由来自常年的经验：目前，职业病的保障主要依靠工伤保险，然而尘肺病患者往往因其病程长、劳动关系不确定等原因难以认定为工伤，无法享受工伤保险保障。一旦得病，往往因病致贫，因病返贫。
陈静瑜建议，国家在《职业病防治法》修订中增设“存在高危粉尘作业的用人单位应为接触粉尘作业的劳动者依法缴纳尘肺病责任保险”条款。同时，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在尘肺病高发的省份先行推动建立尘肺病责任保险制度。
生命
陈静瑜刚刚过完自己的59岁生日，他依然保持着几乎三天一台手术的频率，很多家没有肺移植资质的医院，常常会邀请他去做手术。早年还有时间跑马拉松，近些年已经没有这样的闲暇，手术几乎是他生活的全部，除了肺移植以外，还有很多普通胸外科手术。运动少了的后果是，动辄七八个小时的手术，渐渐开始感到力不从心。
相比起自己挑战高峰，他这几年更注重对肺移植技术的传授，在无锡人民医院，只要是副主任医师以上的，他就培养他们独立完成手术。去别的地方做手术，做完手术之后，他会反复叮嘱上台的医护人员，手术的环节和流程都要记笔记，“比如说做器官吻合，我要用什么样的吻合线，血管我用什么样的吻合线，阻断钳是什么样的阻断钳，你有那就最好，没有的马上去备，去买。类似这样的细节，都会给他们介绍。”
很多医院最开始请他去做肺移植，他都需要带着无锡的核心团队过去，外科、麻醉、心外科、还有护士，以及术后的ICU管理团队。“再来做第二例的话，我可能不要去这么多人了，就减掉一两个人，这样逐渐逐渐减，减到最后基本上就我一个人去。”他记得，最开始全国只有屈指可数的几家医院可以做肺移植，现在已经有三十多所了，首都北京拥有肺移植技术的医院最开始也由他推广而来。
他说：“我出去到任何一个地方去做手术的话，我不是去为了做一台手术而做手术，我几乎就是为了带他们的团队，把他们的团队带出来。”
某种程度上，他觉得那是他的义务，把这些技术传下去，给更多的无望的人一个活下去的机会。肺移植的手术会不断遭遇挫败和死亡，那是医学中没有办法的事情。但比起这些痛苦，他更容易记得的是另外一些事情，一位尘肺病患者做完手术之后，还是去世了，他的儿子没有怨怼，家里是种花的，儿子在处理完父亲的丧事之后，给照顾过父亲的每位医护人员都送了一盆花。还有一位原想通过肺移植活下来的北京肺纤维化病人，由于心脏衰竭病危，陈静瑜已经没有太多的手段救他，在弥留之际，患者亲笔签字要求器官捐赠。
“许多时候病人以命相托，医者一心赴救，医患的信任是前提。我内心感激的永远是那些病人去世的家属给我的感谢，正是由于他们的感谢才使我有勇气接受下次的挑战、更难的挑战。”陈静瑜说。
在他的理解中，肺移植其实并不是仅仅关于一条生命， “它是涉及到两个生命的。一个供体的爱心器官捐出来了，那我至少要把爱心器官给另外一个受者，也让逝者得到生命延续，这是一个终极的目标。”
陈静瑜的微博中，曾记录过这样一个时刻。去年10月，他完成了一例儿童双肺移植。当洁白如玉的新肺植入胸腔，血流开放，肺由雪白逐渐粉红色到红色时，手术室内的医护人员同时发出一声惊叹，陈静瑜觉得，那就是这个职业的意义所在，“一个孩子的去世，换来了另一位孩子的重生，作为生命的摆渡人，这一刻感到了职业的伟大。”
小患者与陈静瑜 ©陈静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