病毒学家金冬雁：我们过好这一关，才能回归日常 | 谷雨
在2022年12月8日之后的北京，“你阳了吗”越来越成为一句稀松平常的问候语。在北京和全国许多地方，新冠病毒感染人数正在飙升。当感染新冠成为了一种切身的感受，我们对新冠病毒有了更多认识，也生发出了更多疑问。
12月12日，我拨通了金冬雁的电话。这位香港大学医学院的病毒学家，和病毒打了30多年交道，这三年来频繁接受媒体采访，向公众科普病毒的发展，提出防疫的建议。这是我和金冬雁的第三次通话了，每次我们对话时，中国的疫情状况都有所不同。第一次是今年6月，在香港，当时，香港刚从第五波疫情中恢复过来。第二次是12月5日，防疫新十条颁布之前，当时包括北京在内的很多城市，都出现了陡峭的疫情上升曲线。核酸要求并未完全取消，在十混一的核酸检测中出现阳性的例子越来越多。但一些城市开始放宽了核酸检测和出行要求。一种普遍的预期是，中国的防疫政策或许即将迎来松动。
在上周的通话中，金冬雁说，新冠病毒感染者要留意两个需要求医的信号：出现呼吸困难和连续三天高烧39度的情况。吸取了香港第五波疫情中未接种疫苗的老人大量离世的教训，金冬雁认为重中之重仍然是提高老年人的疫苗接种率，并在疫情高峰时考虑对老年人做逆向隔离。（注：即对未感染新冠病毒的老人进行隔离。）他还说，在政策转向时，公众教育非常重要，人们需要知道，为什么防疫走到了今天，病毒变成了什么样子，如果被感染，又该如何处理。
第三次，则是当下。许多朋友都高烧到了39度，有人一直倍感乏力，有人说浑身都在疼，就好像被打了一顿。抗原和退烧药都成了紧俏物资，布洛芬以颗为单位，通过闪送和滴滴师傅，在不同朋友家流通。我自己在12月8日晚发起了低烧，第二天早上退烧之后，自测抗原阳性。
“没事儿！”听说我也感染了新冠病毒，金冬雁用他标志性的大嗓门笑着说，“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但这是个低概率事件
Q：从我身边人的反馈来看，这次北京的感染者似乎普遍症状比较强烈，常有高烧到39度、嗓子剧痛和浑身无力的情况出现，有人说，北京这次致病的主要毒株BF.7致病性更强，是这样吗？
A：从证据上看，目前没看出来北京的BF.7致病性特别高，或者临床表现很不一样。重要的是导致肺炎和死亡的几率肯定是没有增加的。
但大家在感觉上有一些细微的差别，这是可能的。我之前也讲过，奥密克戎不同的毒株之间，只是在三万多个核苷酸中有一到几个不一样，专业的术语把这样的小变称为漂变。每一个漂变都会造成细微的差异，在一个水平线上下有波动，不是一成不变的，但这个波动不会离开水平线很远。现有的资料没有说明BF.7的致病性有很明显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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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F.7最早在内蒙古出现，但内蒙古的疫情也没有出现特别多重症和死亡。后来在美国和欧洲，比如比利时，曾经占到20%多的新发病例，但也没有看到住院和死亡人数的增加。大体上说，现在没有证据说BF.7是一个致病性特别强，毒力特别强，症状特别不一样的毒株。目前在北京的情况下，得到注意的往往是症状较明显的感染者。但他们仍属于轻症，按九版诊疗指南既不属于普通型，更不是重症。由于试剂缺乏，很多无症状感染者或症状不明显的轻症患者可能连检测也不会做。
其实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说，知道现在是奥密克戎就已经够了。如果确实在体感上，北京的症状更重的话，这一现象值得深入研究，也许和毒株间的细微差异有关，也可能跟社会心理和承受力有关。
Q：对于确诊者来说，如何去判断自己是否需要就医呢？
A：我们还是要告诉高危的人群，有基础病的老人等等，什么是警告信号。比如严重的呼吸困难，当然这个是指静息状态下持续发生的情况。高烧多天不退也是一个。还有一个是小朋友们呼吸的时候胸部都陷下去了，这代表小朋友呼吸要很用力。以及如果小朋友都不想喝水了，一点精神头都没有，也需要去医院。你是年轻人，抵抗力好的话可能退烧药都不用吃就过去了。
但如果发烧的人买不到退烧药的话，问题也很大。国家应该大量投放相关药物和抗原检测试剂。
其实我讲来讲去，最根本的是，一个人感染新冠病毒了以后，你除了要劝人家待在家里不要去医院之外，还要给对方提供一些资源，确保当感染者急需有些药的时候能够拿到。
骑手运送药品 ©视觉中国
看病有几个途径，第一层是当你打电话咨询的时候没人理，这时候可能要组织多一点义工。第二层是遥诊，就是远程医疗，有一些医生或者志愿者，跟病人像聊天一样聊一下，或者开了药之后让亲人去帮忙抓药，都可以实现。这些中西医都能做到，比如香港浸会大学中医学院做的遥诊就很成功。第三个层次是，在不去大医院的情况，需要的药物在诊所里也能拿到，这就要发挥卫健委说的医联体的作用。像香港，如果让私家医生和私家医院也可以接诊新冠病人，就会释放很多医疗资源出来。
Q：能否预测一下，北京的这波大规模感染，峰值会在什么时候到来？
A：最乐观的估计是可以像香港一样在两个月以内从谷底上升到高峰再回落到谷底，来得快去得也快。但我觉得也可能会出现不同的峰形。台湾从五月开放至今疫情一直不停，一共有两个差不多高的峰。新加坡从一月至十二月，先是一个较大的峰，然后第二个峰只有一半高，第三个峰高度差不多，但略窄一些。中国不同地区可能出现不同的流行曲线。
Q：如果感染高峰下来了，比如说变成香港现在这样，稳定在每天增长几千或几万的水平时，我们应该要注意什么？
A：如果说感染高峰下来了，而且能稳定在一个较低水平，那就说明它在走向地方化，也就是说风土化。这时病毒有所钝化，受影响的人显著减少而受影响的程度也显著减弱，其总感染人数、有效繁殖率及重症死亡率都与季节性流感差不多或者更低。
个人的角度就是没事不要去医院，只要做好警惕，看好自己不发生重症就可以。如果上了年纪，或者有基础病的，可以搞个指压式的血氧仪，否则也不需要。还有就是趁着没感染的时候赶紧打疫苗，如果感染了就对症治疗，撑过这个难关。
Q：如果已经感染过，再继续接种疫苗，还有用吗？以及，我们需要担心反复感染吗？
A：还是有用的，减少反复感染的概率。我们在香港的老人院舍就在推这件事，自然感染后接种mRNA疫苗免疫效果非常好，其强度和宽度都有所增加。
反复感染是有可能的，但这是个低概率事件。从群体上看，大部分人并不会再次感染，特别是在3个月6个月以内。就算再次感染，症状各方面是轻的。香港的重复感染概率低于4%，但老人院里的老人可能有30%多，即使在这种情况下，多数也是更轻的，变得更重主要还是因为原来的基础病。要防止重复感染，并防止因重复感染而加重原有疾病，还是要在感染后症状完全消失时及时接种疫苗，而对重复感染的高危老人也应尽早服用抗病毒药。对疫情的基本走向要有底
Q：现在疫情数字的统计成了一个严峻的问题，许多感染者都是自测抗原发现的。但是在流行病学的分析中，接近真实的疫情数字才能帮助我们预测接下来的高峰，提前做好应对。现在我们该怎么改变这种情况呢？
A：是要做疫情监控的。我们要知道：到底现在多少人感染？多少人重症？重症什么时候到达顶峰，到达我们处理不来的地步？因为到那时就要采取别的措施了。用老外的说法就是把曲线拉平，这是有手段实现的，比如说再重新号召大家居家，停止公共交通等。
我们要有一个监控系统，对疫情的基本走向是要有底的。一座城市多少人被感染了，即使没有全民核酸，没有健康码，也是要了解的。就像我们对流感也是要做监控的。
这种监控可以有很多方法。比如检测一些小区里不同楼的污水，看看检测出的病毒量有多少。又比如说，可以看北京的50家医院，或者几十家的发热门诊里求医者的检测结果。也可以在学校里取样，看阳性的比例。或者随机选取一些社区，测居民的抗原和抗体。
这是有意识的流行病学调查，而不是整天靠全民检测来收集数据。流行病学的基本观念就是见微知著，跑到一个城市里面，通过一万人就可以知道100万人的情况。
同时要盯紧重症。比如说重症人数如果到达现有医院所能容纳的70%的警戒线，这时候就应该采取公共卫生措施来压抑疫情了，并对医疗资源重新调配和优化。
Q：从发热门诊的角度，香港有什么经验可以借鉴？
A：其实香港是没有特别的发热门诊的，最多就是分流的时候看看你发热不发热。我们都是急诊室分流，到了急诊室后护士根据你报的情况去做区分，看是否需要住院。不然的话只要有一成的人来住院，就把医院住没了。
Q：我看到最近香港医管局出了一个新指示，新冠病人也可以住在普通病房了。
A：对，这也是一个正面的改变。我们一直倡导这件事，我们上次建议入境改成0+3的时候就在倡导，特别是袁国勇教授。新冠病人也可以在普通病房，稍微有一个隔断就行了。医护人员现在也是，密接者只要是抗原阴性就可以上班，这样才能保护医疗资源。
Q：疫情走到这个阶段，我们要追求的是什么？
A：我们还是要不断呼吁，应该把减少重症、减少死亡作为最高的目标，而且要把这个理念告诉民众，这样才能更好地控制疫情。
也要保护我们的医院不崩溃，现在大家为了拿退烧药去排几小时队，肯定是不理想的。医疗挤兑就是因为这样造成的，因为太多的人挤在医院里了。
还有一个问题是现在自测抗原阳性了，只能靠老板对这件事的理解来确定你要不要上班。有些人就算阳性也被要求去上班，如果没有一个机制让自测的结果得到采认，这些人就会被迫去上班了，那很容易就会继续扩散。香港的系统是上报之后会发一个抗疫礼包，里面有20个KN95口罩、退烧药、20盒抗原检测试剂等等。
Q：防疫政策转向的时候，我们应该格外注意什么呢？
A：要总结在政策改变的时候碰到的问题，要去积极解决。要看有哪些是可以通过宣导解决的，有哪些是可以去改进的。
现在的目标应该是让我们平安度过高峰。重症少死亡少，这是最高的目标。
同时，在高峰阶段过去之后，希望我们相当一部分的民众能够获得免疫力。希望不要搞到我们在高峰顶部的时候应付不过来。这个理念要跟大家讲清楚。
另一个问题就是，中国这么大，十四亿人，需要上抗原检测时候，抗原就不够用了。国家要从战略的高度赶紧多生产一些出来，大量增加抗原试剂的产能。
接下来是一个攻坚战。从各国的情况来看，像韩国和日本，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有比较多的确诊。像中国台湾，一直闹到现在，已经至少有两波了。这种情况在大陆也可能出现，不过比2月份的香港、后来的台湾好一点的是，我们的老人的接种率更高一些。（注：据《人民日报》，截至11月28日，中国内地60岁以上老年人完成全程接种人数占老年人口的86.42%，完成加强免疫接种1亿8151.1万人。其中，80岁以上老年人完成全程接种人数占80岁以上人口的65.8%，完成加强免疫接种1445.6万人。香港第五波疫情最严重的三月中旬，香港80岁以上老人至少接种一针疫苗的比例仅有56%。）
像新加坡，疫苗接种率是93%，感染也有好几百万，但死亡是1700人。如果我们能达到新加坡的水平，那就好的不得了了，就不会出现严重的医疗挤兑和大量的死亡了。
我们正常的社会生活了
Q：从病毒学家的角度，对接下来可能到来的疫情高峰，您有什么应对的建议？
A：我一直讲有三道防线。
第一道防线是疫苗。老人疫苗接种率一定要上去。老年人疫苗接种率最好达到90%。可是疫苗接种率差10个百分点就是差很远的。
贵州某地医务人员上门为老年人接种新冠疫苗 ©人民视觉
第二道防线是口服抗病毒药需要储备。
第三道防线是可以搞逆向隔离。疫情高峰出现的时候，对一些健康的老人，可以利用我们现有的隔离措施，把隔离措施适当改装成安养设施。可以有三种，一种是可以自理的，你想隔离就可以；第二种是需要有人陪护的，有家里人或者护工一块；第三种是除了护工可能还有一些医疗需要，比如失能的老人、残疾的老人，要有一定的医疗资源。这方面香港也积累了一些经验，可以互相参照。这样的设施也可以用于隔离轻症的老人，从而确保中心医院不出现医疗挤兑。（注：在香港第五波疫情中，特区政府曾安排安老院舍中未感染新冠病毒的老人进行逆向隔离。）
这三道防线筑牢了，将来的死亡一定是能够大大减少的。
当然最重要还是公众教育，这三板斧是硬件，公众教育是软件。
Q：公众教育应该包括什么？
A：其实就是，现在防控要转弯了，依据在哪？这个道理跟大家讲清楚。还有现在敌人变了，病毒的效力降低了，那我们现在需要怎么做。
疫苗接种可以进行宣教，掰开了揉碎了给讲一下，然后把老人的情况，特别是各种具体的情景，比如高龄的老人为什么要打针，有基础病的人打针对病程没有太大影响，以及副作用是更高还是更低，要讲清楚。
抗原检测的操作方法，也是需要示范的。香港当时找了好多专家，像袁国勇院士，还有立法会议员，去给大家示范怎么做。因为如果取样取不好的话是测不好的。可以有一些示范性的录像。而且你要告诉大家，测抗原最好测三次，连续三到五天里测三次，准确性是最高的。
有些人确实是会有症状后还是阴性的，测核酸也是一样。为什么测核酸测来测去测不干净，也是同样的问题，有漏网之鱼。这种情况并不罕见，但是老百姓不知道。
退一步说，你测出来阴性，但你有症状，不管是新冠还是流感，其实应对的方法是一样的，你也要待在家里。
Q：普通人可以准备些什么药物呢？
A：一般在家里储备一些伤风感冒药就可以了，缓解症状。如果出现严重呼吸困难和连续三天以上高烧39度的情况，需要就医。
Q：国务院应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联防联控机制综合组11月29日发文，要求加强老年人疫苗接种工作。但也有人担心，基层可能会出现运动式执行的情况。
A：这本来也是一个矛盾。香港搞疫苗通行证也有人骂，很多人说疫苗通行证也不用搞。
中国内地是做得到在很短的时期内让很多人打疫苗的。这次如果下决心推动，相信效果会是好的，但也希望不要搞到好心办坏事。提高接种率执行到最后肯定会有一定强制性，只能希望还是有一些关爱。
现在有些城市已有发生大爆发的迹象，另一些城市则还是一种散发的小爆发。我们在这样的时间窗口内是可以有所为的。我们国家比较大，存在地区间的不平衡，那么在一个地方爆发另一个地方还没爆发的时候，去打疫苗也是有效果的。
Q：北京7月份的时候也曾经尝试推出类似疫苗通行证的制度，但很快取消了。所以疫苗通行证是一个必要的选项吗？
A：其实不管黑猫白猫，抓到老鼠就是好猫。搞不搞疫苗通行证其实是个形式问题。只要把老人疫苗打完了就好。像新加坡，不打疫苗的人去医院要自费。
Q：不管是人们对病毒的认知，还是基础医疗设施，中国的城乡差距都非常大。防疫政策转向后该如何照顾到农村地区呢？
A：一个是宣导，把现在的情况告诉大家，因为大家还活在2020年的恐惧当中，觉得跟当时是一种病。第二个是把该准备的东西准备好，除了疫苗和抗原之外，还希望能够储备足够的口服药，让农村的老人也可以用上。第三个是我们基层的医疗怎么应对，在没有大医院的情况下怎么帮助重症的人，要有一个应急预案。这是非常考验我们政府的执行力的。
Q：在可能到来的这一波高峰里，我想这时也许会有人说，我们当初就不应该放开。我们该如何去做一些思想准备，如何重新认识病毒、感染和死亡呢？
A：情况就是，这个高峰迟早要来。现在起码主流毒株是一个弱毒株，在这个时候来一次肯定比病毒强的时候更好。现在大多数人体内仍然有较强的免疫力，特别是通过疫苗建立的免疫记忆，在这个时候来一次肯定比群体免疫力未建立或已衰退的时候更好。时间不等人。比如香港，一开始没有及时采取措施，措手不及，在疫苗接种及尽早处方口服抗病毒药方面都做得不如人意，效果就不如新加坡。
这个病毒变成了现在这样，还会有人感染，也会有人死亡，但我们不能让它继续影响我们正常的社会生活了，不能让它影响我们的经济了。
我们现在有足够的武器，有疫苗，有口服抗病毒药，也有的是逆向隔离的设施。我们对病毒的认知也越来越充分，所以完全有条件改成乙类，也有条件适度开放，迎接这一波疫情高峰。我们扛过这一波之后，就都过去了。当然可能几个月之后病毒还会回来，但它不会再影响我们社会的运作了。对我们当前的启示
Q：香港最开始在应对第五波疫情时，出了哪些问题？
A：今年年初，奥密克戎被发现社区传播的时候实际上已经在香港了。这说明新冠疫情的爆发是具有偶然性的。我们当时严阵以待，把四个源头扑灭了三个，还是有一个传起来了。还是我们回顾性调查的时候才发现的。病毒传播太快，传播率太高，传染性太强。我们以往行之有效的防控措施跟不上了。
在奥密克戎来了之后，我们没有很快地按照奥密克戎的特点来调整我们的防疫政策，这是一个教训。
在2月初到2月中，发生了一个严重的情况，就是核酸检测赶不上趟了。当时，特区政府也下了决心，要去推全民检测，但当时疫情已经非常严重了。
我们（香港两大医学院的学者们）当时批评了这种想法，因为这种核酸检测就是乱弹琴，现在搞全民核酸是无济于事的，赶不上变化。后来我们很多专家都在呼吁，最后特区政府听取了意见，在2月25日决定采用抗原检测的方法。其实香港很早就买了大量的抗原检测试剂，只是没有大规模使用。
结果病毒的有效繁殖率从2月26日开始就下来了。到3月5日就小于1了，就是疫情受控了。我们当时也停止了密切接触者的追踪，没有强迫人家集中隔离，没有封城和全民核酸检测，四月初疫情就走向受控了。
Q：像学者们倡议抗原检测取代核酸，这种建议在香港通过什么途径可以让政府采纳？
A：我们政府的专家直接会跟港府沟通，中央专家组来了以后就找中央专家组。梁万年来了之后，我们也给他提这个意见，他也是以很大的魄力，顶住了各方面的压力，把全民核酸检测停了。当时也有很重要的一点，中央对香港有很大支持，无限量地提供了抗原检测试剂。梁万年后来说我们这不是朝令夕改，是科学抗疫。香港最后能够实现科学防疫，还是很多专家出来讲话。所以集思广益很重要。
梁万年后来也提出三个目标，减少死亡、减少重症、减少感染，这是对的。
香港最惨痛的教训就是，没打疫苗的老人死亡率太高了。现在我们积累了经验。这也值得全中国，包括台湾和内地去借鉴学习。你要吸取教训，亡羊补牢。
Q：除此之外，香港第五波疫情还有哪些经验教训。
A：我自己总结的是有六点：首先，奥密克戎BA.2亚型与过往新冠病毒区别明显，传染性强而致病性弱；第二，大批未接种疫苗的老人死亡，这是最大的教训；第三，BA.2亚型感染儿童较多见，但致病性没有明显增强；第四和第五，快速抗原检测和居家抗疫起到重要作用；最后，香港的医疗系统受到严重冲击，但没有崩溃。
Q：您这两年一直在接受媒体采访，科普新冠相关的知识。新冠疫情爆发以来，您对病毒的认识会发生什么变化吗？
A：没有变化，怎么会有变化呢？2020年这个病毒刚出来的时候，我接受《知识分子》采访，就说了，现在的人类冠状病毒有四种常见的，但只引起普通感冒。如果追溯回去几十年，一两百年或者更长的时间，这些病毒刚进入人体的时候也是一样，会引起全球性大流行，但是最终的结果是什么？是所有这些病毒最后都减弱成只能引起普通感冒。这是一个底。我当时说，病毒学家要给大家交个底，给老百姓交个底，最坏的情况是这个。如果它确实传播率非常强，而且非常持续的话，我们做很多事情也逆转不了，那变成常态化管理就可以了。历史上的冠状病毒都会减弱，其他大部分的人类的病毒、病原也会减弱。病毒传播得越好的时候就越弱，如果它把人都杀光了，对病毒自己也没有好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