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镇上女人的伤口没有愈合 | 谷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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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古镇上，作家易小荷算得上是一个异类。
没有人像她一样，出门时会在腋下夹一本余秀华的诗集。本地人形容“什么东西都能买到”的超市，在易小荷笔下，只能对付基本的生活需求：这里买不到无糖咖啡，只有三合一；没有内衣净，一切衣物的清洗都统一在一块肥皂上；在所有大门敞开的乡镇人家中，她是唯一一个有白天关门习惯的人，即使这个租房的内外两扇门，凭一人之力就能推倒。
最重要的，易小荷总是独自一人，既不做家务，也不用带孩子，这超出了当地人的生活经验。“这镇上有各色各样的婚姻形态，但就是容忍不了单身的女人，离婚的女人、出轨的女人。”易小荷在书里写道。
打麻将仿佛是镇上人的“主业”，不分男女老少，也不顾时间场合。易小荷不会，只好拒绝街坊热情的邀请。满街搓麻将的声音此起彼伏，易小荷却把自己关在房间里看书、练瑜伽。这样一个与小镇格格不入的女人，很自然地引起了流言。传到易小荷耳朵里的版本是——她是某位高官的夫人，有钱有闲，坐拥当地好几套房。
2021年，作家、媒体人易小荷创业失败，决定暂时离开上海，回到四川自贡的老家，这也为她的写作计划腾出了大片时间。书写乡镇边缘女性群体的想法由来已久。多年来，作为记者，易小荷辗转于北京、洛杉矶、纽约、巴黎、上海等城市。乡镇于她，是“对中国一无所知的那部分”。
很久之前，易小荷看过一个农村女子难产的报道，丈夫叮嘱大夫，一定要保小。而在城市里，她却总听到有人评价，中国女性是东亚地区女性中地位最高的。北上广深在全国只有寥寥几个，但像仙市这样的小镇却不计其数。她决定，趁着回老家的这段时间，去看看更真实的，也更广阔的乡镇。
在自贡的高铁站下车，经过十几分钟的车程，穿过大片农田，就能抵达码头。再由摆渡人撑着长竿，坐船到古镇街头。古镇是典型的丘陵地带，釜溪河蜿蜒而过，街道高低起伏。踩上青色的石板路，能看见两旁青瓦白墙的民居。木制门窗边，挂着晾晒的衣物和用来腌制的咸菜。
这里是仙市镇，被划为四川自贡的旅游景区。古镇介于贫困与温饱之间，距离易小荷的家只有十几公里，以前，她只作为游客来打卡过一次。小镇不过三条半街，当地人形容，“划根火柴的功夫，就能在镇上逛一圈”。但就是在这个窄小的空间里，易小荷与最具冲击力的现实迎面相撞。
她跟一位城市里的作家朋友讲述自己初到盐镇的见闻：“没想到都已经这个年代了，还有这样的女人，全镇的人都知道或者目睹过她遭遇家暴，但是大家似乎都习以为常，而她自己也完全没有想过摆脱这种生活。”
“但你想不到吧，她同时也是镇上最受欢迎的媒婆。”
街上任何一个普通女人的故事都能触动易小荷敏感的神经。她没有想到，当人们在大城市高谈阔论女性权利的时候，还有女性依旧重复着古老时代的轮回。
易小荷租住在靠近河边码头的屋子，附近就是媒婆王大孃家开的茶馆。刚认识这位新邻居时，王大孃穿着旗袍，戴着长串珍珠项链。63岁的她，身材依旧凹凸有致，“打皱皱”的脸上，还能看出年轻时的标致。
在易小荷最初的印象里，她是个风风光光的孃孃。附近有适婚男女的家庭，都有求于她，占用她家面前空地卖货的商贩，也对她客气有加。
后来熟悉起来，王大孃才开始跟易小荷诉苦，自己的丈夫是个“烂账”，“勾搭过无数女人”。邻居也告诉易小荷，王大孃被丈夫在大街上追着打，镇上人人都知道。
在四十多年的婚姻里，她被打断过手，身上常年挂着乌青的淤痕。最严重的一次，她被丈夫按倒在地，抡圆的拳头砸在身上，肚子挨了男人一脚，随即吐出一口鲜血。她感受到了死亡逼近的恐惧。
家暴起初是因为抓奸。丈夫出轨过众多女人，镇上人都知道，但谁也没有当回事，只有王大孃忍不下这口气。
婚姻不幸，一部分的缘由是王大孃“不争气的肚皮”——她只生下两个女儿。王大孃怀过儿子，但在计划生育的政策下，她四次被抓走引产，每次都是男娃。其中一个快七个月了，小手已经长出了指甲，在死去前抓着王大孃的手臂，留下让她一辈子都忘不掉的温度。
王大孃不是没有到外地保胎的机会，但丈夫一方面风流成性，一方面又疑心病重，对她控制很严，所以才不能成行。
一个在时代、婚姻双重重压下的受害者，变成了这个家庭的罪人。婆婆嘲讽她“年年都在坐月子”“只晓得生耙（软）蛋”。而丈夫出轨，更是有了名正言顺的理由：“找个年轻漂亮的婆娘，好生个儿子。”
在仙市镇，即使闲聊，女人们的双手也在择菜、削萝卜、带小孩，从不歇着。易小荷是唯一一个能从这类琐事脱身的人。她在大街上闲逛，参加当地人的婚礼坝坝宴，跟着女人们到葬礼的道场。每逢农历三、六、九，一有时间，就跟着镇上人的人赶场。饭馆的老板娘、茶馆里的客人、美甲店里的女人们，都是她聊天的对象。
在这些命运各异的女人身上，易小荷发现了一个共同点——“许多女人都被男人打过”。一个男人提着刀，追着妻子满街跑，被邻居劝下来才作罢。
说合王大孃夫妻的杨瞎子，曾经也是家暴的受害者。杨瞎子也是易小荷的邻居之一。从她屋子的二楼望下去，能看见杨瞎子家的堂屋。
在这里，盲人被直截了当地叫做“瞎子”，再冠以姓氏，用来区分。两个盲人的结合，本该是弱势个体的互相依靠。可出人意料的是，杨瞎子曾无意间跟易小荷透露，丈夫不仅家暴过她，而且从来没给过她一分钱。
在小镇这样的熟人社会中，打开一个人的话匣子，就会掉出另一个人的故事。王大孃和邻居们都曾和易小荷提到，镇上有个叫童慧的清高女人，只有一个人跟她关系特别好，“就像个男的”。在镇上的时间长了，易小荷也常常看见她们肩并肩走在小镇的街巷之中。
她们是镇上的一对同性伴侣。李红梅走路呈外八字，腰间拴着一串钥匙。她性格豪爽，一天就能抽掉一包烟。有七八次因为喝酒过量，被送到卫生院打吊瓶。
童慧年轻时是镇上有名的美人。她出身于知识分子家庭，看不上镇子里赌钱、喝酒、家暴的男人，在李红梅的猛烈追求下，她最终决定选择这个“没有不良嗜好”的女人。
但日子久了，两个人慢慢活成了镇子上的异性恋夫妻。童慧因为劝对方不要喝酒，就招来一顿大骂。她曾给易小荷发来一张照片，上面有她挨打之后，脖子上的痕迹。童慧说，李红梅还曾当着别人的面，打她一耳光。
易小荷见过李红梅年轻时的照片，在她的第一段婚姻，还是某个人的妻子时，她长相清秀甜美，脸上挂着两个小酒窝。和童慧在一起后，她开始换成了中性的打扮，穿看不出轮廓的上衣，甚至喝酒家暴等积习，都是在向当地男性文化靠拢的结果。
“哪怕是两个女人，因为落后的环境、封建的思想、见识的狭窄，一个女性最后也可以像男性一样，偶尔也会去‘压迫’另外一个女性。”这也让易小荷意识到，女性在这里，不只是一种性别，更是一种作为弱者的处境。
除了女性，易小荷还会留意那些最不起眼的动物。她目睹一群孩子拿着石头砸一只橘猫，猫吓坏了，四下寻找躲避的地方。羊肉店外的山羊，大多数时间只是呆呆地站着，直到宰杀之日，眼底装着跟人一样的恐惧和眼泪。一条大黄狗不合时宜地冲进茶馆，被几个大男人用板凳卡住，打得空调、桌椅、地上，全溅满晃眼的鲜血。
某种程度上，动物就是人的镜像。在面对强者时，两者的命运其实并没有本质的不同。她在一篇文章中写道：“生命在这里被碾轧到尘埃里，大部分时候没有任何反抗。”
在这个集齐了贫穷、苦难、边缘元素的乡镇中，女人们是生态圈中的底层，是怯弱者挥刀的所向。
王大孃总喜欢聊起神佛、菩萨、因果报应的话题，每次都会压低声量，仿佛有什么神秘力量就在身边。有一次，她跟易小荷提及当地“特别神”的仙婆，“四里八乡都找她”。
易小荷来了兴趣，请王大孃带她见见仙婆。2021年8月16号，两个人五点多就起床，天还没亮透，就要赶着出门。这也是王大孃的安排，“仙婆的生意特别好，你如果不早去，就有可能看不上，或者要排队排很久。”
到了仙婆家，门口已经停了好几辆“两轮”和私家车。穿过堂屋往左拐，就是仙婆所在的房间。窗帘只掀开了一小角，透进来微弱的光线。昏暗的小屋摆满了木板凳，是给平时排队等候的人特地准备的。最里侧，摆着一张仙婆的大床。
易小荷坐下来等了一会儿，门口走进来一个面色红润的短发中年女人。这位仙婆看上去跟镇上的普通农妇没什么两样，嗓门大，声音爽朗。看见房间里已经有四五个村民等候，她先是坐在床上，跟村民聊家常，然后突然在床上躺下，语气变得严肃，问来人“姓甚名谁？”
村民们挨个报上姓名，毫无保留地诉说自家隐私，再求仙婆化解。有人得了怪病，或者有癌症，有人最近休息不好，多梦惊扰。健康、婚姻，大多是生活中最基本的诉求。现场没有人过问前途、事业、财运一类的“高阶”烦恼。
易小荷发现，跟普通村民相比，仙婆更擅长察言观色。轮到易小荷时，王大孃一上来跟仙婆就介绍：“她是从上海来的。”即使没有提醒，仙婆大概也能看出，比起其他村民，易小荷皮肤更白，身上也没有常年体力劳作留下的痕迹。
仙婆算出来，易小荷是个“技术型的人才”，“走到哪个工厂，都会有人抢着要。”
仙婆的主要技能是“下阴”。她嘴里念念有词，召唤魂灵上身，用对方死去亲人的口吻，与村里人对话。仙婆就像镇上人的“心理按摩师”，让村民看到生活透进来的一线光亮。每当遇到什么解决不了的难题，他们就会找到仙婆，这也发展成了每个村子里最兴旺的生意。
“她用他们在地下亲人的声音告诉他们：这个世界还有人在记挂他们，一切都会好起来的。”易小荷说：“人家是上面有人，他们是‘地下’有人。”
不同人笃信的仙婆也不一样。一个镇上的母亲找到一位仙婆，称自己的女儿曾迷迷糊糊走到32楼，准备跳下。仙婆认为女孩“撞到了不干净的东西”，她让女孩的家人晚上八点，在房子的北边烧纸，一边骂一边走回来。等孩子回家，就在她的背上撒米。
这位母亲起初并不知情，女儿从职高退学，14岁就进入一个灰色行业，帮着男朋友在KTV管理幺妹（未成年坐台小姐）的团队。那是一个充满谎言、暴力、甚至毒品的世界。“不干净的东西”，实则是女孩患有抑郁症。
在这里，人们尤其信命，习惯了被动接受命运的安排。易小荷打过交道的人当中，最让她感到心疼的，是美甲店的老板梁晓清。她是一名85后，在读小学一年级的时候，突然被阿公叫停。身为风水师的阿公断定“梁家注定一个读书人都出不了，就不要浪费那个钱了”。梁晓清聪明而有悟性。靠着在家自学课本，其他孩子做不会的数学题，只有她能解出来。但一个孩子靠读书走出小镇的希望，就这样轻易地、永远地被抹除了。
易小荷在古镇居住了三四个月后，连远一点的村子都有人知道，仙市镇上来了个作家。
一个邻村的女人加了易小荷的微信，刚刚通过好友验证，就发来几十条60秒的语音。后来，她还主动找到易小荷家里，问易小荷：“我的故事很精彩，你要不要写一下？”
一直以来，镇上都流传着她拐卖了自家的侄子的谣言。为此，孩子的家人跟她反目，走在街上，也会有冲她吐口唾沫。多年之后，孩子被找到，流言不攻自破。但她却没有等来一个道歉。女人更觉得愤怒，逢人就讲她的冤屈，可是根本没有人在意。
“每个人的生活都如此沉重，下个月给孩子交钱怎么办、老人生病了怎么办、自己将来生病了怎么办......哪还有工夫张望别人的生活？”易小荷说。熟人之间，哪怕都住在同一条街上，也没有太多时间彼此打量、倾听。
这些普通人的倾诉欲超过易小荷的想象。王大孃说过，这辈子最大的愿望，就是在她百年之后，能有个人为她写点东西，让别人知道她是个什么样的人。
“大孃”的称呼像是一种印戳，昭示着一个女人熬过40岁，从此模糊掉性别和面目。在王大孃还是王冠花的时候，她身材出挑，只要换上干净的裙子，就是人群中显眼的那个。她喜欢跳舞，教过乡下来的知青，总能引来异性注视的目光。
王大孃玩短视频，爱用美颜滤镜，留在唱歌软件上的作品有上千首。她转发在朋友圈里，喜欢一条一条翻给别人看。
弟弟家里有困难，她就偷着接济两个侄子，把老大供到职高。自己没能从家暴的阴霾中脱身，但只要看到有人吵架，哪怕是八竿子打不着的路人，都会放下手里的活路，跑过去劝说：“一个家屋头不容易......”有一次，王大孃看见一个女人正在被丈夫追打，男人手里攥着把杀猪刀，她也敢跑去拉架。
“她是地地道道的好人，是一个懦弱的好人，但没人知道，也没人记录，”易小荷说，“别人只知道她很造孽（可怜），被家暴，老公出轨，一个女人的一生就应该只是这样吗？”
易小荷搜寻过与古镇相关的地方志或者书籍，仅有的几本书里，除了记录一位节烈贞女的故事，再没有关于任何女性的记载。
听着女人们的故事，易小荷好几次鼻头一酸。从业多年，她依旧容易被“小人物”的故事打动。最早，她是国内知名的体育记者，接触的都是像姚明这样的体坛明星。
“打个比方，采访姚明，只要他出现在公众场合，我得每分每秒跟着他，观察他所有的细节。”易小荷开始反思，“今天有没有吃三明治，（这个细节）其实就算不写又怎么样？对这个人来说，没有什么影响。唯一有影响的，就是报纸上少一点点所谓的‘独家’。”
镇上女人们的面貌拼凑成一组群像，一群被忽略已久、无人关心，最终留不下名字的普通女性。关注小人物的意义感远远大于采访明星，易小荷决定写下《盐镇》这本书，“给这满街的女人做个见证”。
在一个下午，单亲妈妈陈秀娥冒着大雨找上门来，说自己反悔了，她的故事没有写下来的必要，后来又改口，希望不要使用她的真实姓名。
陈秀娥（就像《盐镇》中的12位女性一样，她们近一半都是化名）跟易小荷相识最早，易小荷曾陪着她在王大孃的茶馆里相亲，到她的家里做客，给她的孩子买零食。相识半年后，陈秀娥对眼前这个作家朋友仍有疑心：“我这一辈子，吃过太多亏，受过太多骗了......很熟的人，我都很难去相信。”
陈秀娥本该是最有希望走出小镇的那类人。她颇有写作天赋，高中拿过满分作文，还曾在《少年文艺》上发表过作品。她就读的高中，是自贡市数一数二的中学，考上本科大学基本稳妥。
她也有过当作家的梦想，但听说，“当作家都是些穷困潦倒的人”，考虑到家里穷，就早早放弃。
人生的转折，发生在她17岁那年。母亲患癌离世后，陈秀娥的成绩一落千丈，最后只考上了广州的电子科大。她在广州只读了一个学期，跟着网恋的男友见过面，就退了学，去了男友的家乡四川宜宾，结婚生子。新婚的愉悦褪去后，男人开始没日没夜赌钱。连公公临终时，丈夫都在牌桌上。
易小荷认识陈秀娥时，她已经离婚6年，带着两个孩子，在镇上找了个幼儿园教师的工作，每个月拿一千多块钱工资。日子过得紧巴而简单。她每天凌晨起床，喂鸡和兔子、做家务、到幼儿园上班，下班后回家辅导完孩子的作业，就到了睡觉的时间。
在方圆几里的丘陵古镇上，陈秀娥的生活慢慢收缩。除了幼儿园的几个同事，她没有更多朋友。读书时期的同学，有的已经记不起来。
走出小镇从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易小荷也面对过相似的境况。对于小地方的孩子来说，大多数人难以成为“小镇做题家”。成绩好的考中专，普通点的上技校，以便早点结束学业，工作赚钱。在他们周围，没人能提供任何新的人生范本。初中毕业时，老师在班上问，有多少个人要读大学？教室里，稀稀疏疏地举起三四条手臂。其中就包括严重偏科的“学渣”易小荷。她对这个结果感到诧异，望向班级第一的那个同学，心想，他为什么不举手？
“如果不是我爸爸跟我说一定要读大学，我不会这么坚定。”易小荷说。但有这种意识的父亲，在当时并不多见。
大学毕业后，和陈秀娥一样，易小荷也曾跟着当时的男朋友去到他所在的城市。她形容那时的自己自卑、懦弱。找不到工作，“经济不独立，精神也不独立。最大的心愿，就是嫁给男朋友，过点小日子”。
一个意外的转机是，男方的家人并不喜欢她，觉得那时候的易小荷穷、胖、不好看。男友也扛不住压力，被迫相亲。那时，易小荷正好看见一个外地的招聘启事，她应聘成功，终于自己从那段最灰暗的生活里打捞出来。
这场阴差阳错的出走，说不清占了多少运气成分。“但凡选错了一点点，都肯定不是现在的我。”
不是所有人都能像易小荷一样幸运。小镇上不乏那些“不彻底的出走者”。家庭、母职，成了把女人们固定在釜溪河上的锚爪。在美甲店的老板梁晓清的人生中，曾经出现过两次出走的机会。
一次是在梁晓清刚成年的时候。她在自贡富顺的一个厂工作，有了申请宿舍的条件。但梁晓清不敢离开，她怕自己一走，就没人可以保护随时会被父亲家暴的母亲。
另外一次，是在2018年，为了精进化妆的业务，梁晓清去北京参加大型美妆会。临走时，老师挽留她，“留在北京，不要回去小镇，那里没什么发展”。但彼时，梁晓清已经是两个孩子的母亲。18岁时，她就嫁给了一个没什么共同话题，也没有上进心的男人。
这些走出过小镇，又重新回来的女性身上，都有同一个特质：她们身上生长出来的自主意识、自我觉醒，都会慢慢被磨灭，这是强大地方文化的塑造作用。“好不容易生长出的那个‘新’的部分很快就被掐灭了。”易小荷说。
在《盐镇》中，易小荷也承认，越往后读，年代越新。女人们的命运，也越从那种密不透风的窒息感中解脱出来。她们出走的可能越来越大，时代给予的机会越来越多。她所记录的，更多是那些没能成功出走的女人，她们的故事一直默然无闻，她们的伤口一直没有愈合。
这些出走失败的女人后来成为了母亲，自己停留在原地，托举起下一代人。某种程度上，出走的冲动从未消散。跟易小荷成为了朋友后，梁晓清告诉女儿：“你看（易）阿姨多好，你以后长大了，不要像妈妈这样，那么早就结婚，将来才会有更多的选择。”
另一位书中的女性则决定把孩子送到重庆读初中，学费一学期一万六，一个月至少两三千生活费。旁人无法理解，为什么一定要弄到外地读书？只有她清楚，“我就是不能让孩子在这个镇上待着，一定要走得更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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