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并不平等的童年，一位教授的自白 | 谷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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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访谈从这几年热炒的概念“小镇做题家”开始。因为谢教授即将出版一本新书，暂定名就叫《“小镇做题家”：出身、心态和象牙塔》。但随着聊天的深入，谢老师开始越来越多的谈及他自己的故事：他也是一名农村学子，家里的稻田和鱼苗是他学费的来源。从一个不知巧克力为何物的小孩，一个普通话都说不好的穷学生，他一路从农村去到县市，去往上海，然后是香港、海外。靠着奖学金、勤工俭学，他读到博士、博后，再成为教授。如果说“小镇做题家”，那谢爱磊就是其中的佼佼者。
但谢爱磊说得更多。对于一个农村学子，排除万难考上名校就万事大吉了吗？以一个“内部人”的身份，再加上几分诚实，他袒露了曾经的迷茫和彷徨，家庭的背景、阶层的位置，即使他稳稳攀爬着社会阶梯，依然无处不在影响着他。所谓“小镇做题家”，其实并不意味着擅长什么，而是缺少什么。
这种“缺少”，有着社会性的根源，是不平等与文化区隔的产物，坚固难以打破。以细腻的讲述，谢爱磊袒露了自己从事学术的初心：去发掘那些让他们备感压力的东西，去记录农村学子攀爬社会阶梯的征程中的内心感受。正是这些复杂的情感体验，折射着这个社会的结构性特点。
正如谢爱磊所说，抛开皮凯蒂在《21世纪资本论》中勾勒的大的历史变迁——全世界范围内日益增加的不平等，你根本无法理解如他一般农村学子的个人经历和情感遭遇。
讲给做题家的我的故事——
关于农村学生发展的研究，是我学术生涯中坚持最久的一块。其实，我身上集齐了很多典型农村学生的特点。我访谈过许多农村学生，他们无私地分享给我他们的故事，但我却从来没有和他们细讲过我的故事。现在，研究成书了，我想，这也许是个合适的时机，给他们讲我的故事、我一直欠着他们的故事。
我在安徽的一个农村长大，父母都是地地道道的农民。第一次和城市遭遇还是上高中的时候，那时有同学叫我“小哑巴”——因为我从来不敢说话或不愿大声说话。我不太愿意说话的原因是，我在农村读完小学和初中，课堂中从来没有谁和我说过一句普通话。我记得小学时晨读，全班所有的同学都是用家乡的方言朗诵课文。我的老师普通话也说不好，他们中的不少，都只初中毕业，可能第一天还在耕地、学做木匠，第二天就顶替了退休父亲来教我们。这种情况直到我上初中时才有部分改善——那个时候开始有零星的中师毕业生回乡村学校工作。
我花了不少时间去学听、讲当地城市版本的普通话，刚开始听不清老师吐字，上课时总怀疑自己听力有问题，不时抠耳朵、怕听力有问题，结果抠破耳朵，后来央求哥哥带我去医院看耳科。这就是我与城市的学校生活初次遭遇时最深刻的记忆。
另一项最深刻的记忆是填报高考志愿那年，那个时候还是在高考出分之前估分填报志愿。我最终被上海的华东师范大学录取。但我是家乡一所省重点的文科第一名，按照当年考取的分数，应该是可以上最好的大学，像北京大学或者清华大学。
不过，填报志愿的时候，我完全是被一些现在看来有点好笑的想法支配。例如，我一直想上复旦大学，但认为师范大学应该是有学费补贴的，按照我的家境，应该上师范院校。我又认为华东师大应该比北京师大好，因为华东的地理面积比北京大。填专业的时候我认为应当从前往后填，例如，假如自己想上的专业有三个，分别序号是二、六、七，那么就填二、六、七做第一、二、三志愿，而不能把最想上的六放在最前面作为第一志愿——等上了大学、我才弄明白专业服从的意思。
就这样，我阴差阳错地读了英语专业。虽然遇到很多很有意思、很厉害的老师，但国际音标，伦敦、巴黎，莎士比亚和歌剧、法语，实在离我原本的生活太远。
我迷茫且彷徨了好久，难以适应大学的专业学习，我时常一个人深夜里逛校园，同学们拉我去万圣节Party，我通常一半时间不到就跑出来，觉得不属于那里。
但新的遭遇的确开始让我思考。后来的寒暑假，我尝试一半时间用来在上海打工做家教赚钱，一半时间用来回家给村子里的孩子做点免费的辅导。我当时想，也许我为他们做点什么，他们便可以少一点窘境，多一点改变命运的机会。
我试着和他们讲述我在上海遇到的一切，包括高耸入云的金茂大厦，东方明珠电视塔，美轮美奂的大学校园和庞大的图书馆以及室内恒温的空调。当然，还有点缀在城市各处的工地以及我眼见着从工地脚手架上坠下痛苦呻吟的民工——那是我们离家的父辈在城市里最有可能从事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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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研期间，我有幸听到教育社会学家Michael Apple的讲座，他回忆自己初入大学时的情形，说自己坐立难安，难以自处，也不知道怎么和同学和老师打招呼，这好像击中了我内心的痛点——其实村里的孩子经历的不过是“社会再生产”——复制父辈的命运。至于教育，我们期望通过它改变命运，只不过，到头来，它不过让我们觉得自身的失败看起来是那么顺理成章、合理合法、必须接受——我们复制父辈的命运，是因为我们的学习能力真的不行。
对此，我自是难以接受，村里的孩子学业失败者众，难道都是因为他们智力和用功不够？我太了解我儿时的伙伴们，他们中的好多都比我优秀，虽然许多人的最终命运是种田、开车、收垃圾，做工头。但在农村社会，他们如鱼得水，比我“厉害”和“聪明”得多，而我只是稍幸运点而已——儿时上学，父母总让我少做点农活，少做点家务，多点时间读书。我也还记得上小学的时候，我后座的同学总打瞌睡，有一次老师忍无可忍，罚他站十分钟，但还没站两分钟就轰然倒地，全班大笑。私下里，我和他聊天才知道，他每天要陪父母去烧窑到深夜一两点，第二天自然无精打采。我们的教育评价系统不把这些当作考核指标，也衡量不出他们的“优秀”。
《不平等的童年》的作者，社会学家拉鲁，将带给学生优势的早期家庭生活（例如，日常对话和课后生活安排）称为“家庭优势”（home advantage）。农村学生的早期家庭生活在学校教育系统里并不被看重，进入学校，他们就要在一个无法由自己定义的赛道上跑步，跑赢的几率自然寥寥。
我靠着打工和奖学金读研、考托福，记得考GRE、雅思，一次要1000多块钱，我需要做20次家教才攒得下来。我也想过和父母要钱，但电话里那头说可能要过好久才能给我。我知道，他们需要等家里的稻子和鱼苗到了收获的季节，再卖出去换成现金给我。但城市里用钱的节奏是不同的，自然不能等待，另外，农业也不能保证旱涝保收。我再没有多余的钱上任何培训班，后来靠着裸考的托福成绩，在导师的帮助下成功申请到香港大学攻读博士学位。
读博和博士后工作期间，我的合作导师都是教育社会学家白杰瑞教授。我们在他办公室见面的第一天，他告诉我，看过我关于帮助农村学生更好地适应精英大学的研究计划，但要推动社会改进，一个学者能做且可以做的，就是讲清楚发生了什么，中国社会最近几十年最重要的变化是，它被日益卷到一个全球化的资本主义体系当中，你可理解这对普通人生活机遇和教育机会的影响是什么？这段对话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我调整自己的博士论文选题。
我当时的信念是，也许讲清市场化改革和日益显著的社会分层对中国农村社会的重新塑造，就能帮助更多人了解农村社会教育不平等产生的原因，也许有助于洗掉农村学生“学业失败者”的污名，这最终促成我基于一年多的田野工作完成博士论文，选题关于农村家长的教育策略——如何动员社会资本——与他们孩子的学业成败，尤其是高等教育机会（后来改编成英文著作由Routledge出版）。
2012年前后，我回到上海，去上海交通大学从事我的第一份学术工作。那个时间点之前，重点高校农村籍大学生数量的下降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为了扭转这一情况，2012年，教育部开始实施面向贫困地区的定向招生专项计划（即国家专项计划）。我一直关注农村学生的高等教育机会，自然留意到了这项政策。是啊，机会的增长是好事，有越来越多的农村学生能有机会通过成绩进入名校。那么，他们能否充分利用来之不易的高等教育机会，顺利融入主流社会，实现向上的社会流动？我自己的成长经历让我特别关心他们可能面临的“难”。
当时，媒体上关于农村大学生的报道除了“机会少”就是容易“颓废”，还时常将他们刻画成“态度消极”、“喜欢玩游戏”、“学习困难”和“容易辍学”的群体。我想，这也许反应了部分学生遇到的障碍，但还没有把握住农村学生适应大学的主要障碍，还极有可能造成对这个群体的“污名化”——在校时被认为“普遍沉迷游戏”又或者是“极度自卑”、“只会读书”，已经毕业走上人生道路的可以被称为“凤凰男”、“扶弟魔”……我想着把攻读博士初期的研究计划再捡起来，好好地做点研究。以上帝视角看待他们的经历，留下的要么只有一时兴起的怜悯，要么只有污名。而我不同，我是他们的一员，我拥有的是“内部人”的视角。
大学老师能做的，就是承接横向课题以赚取一点额外收入。问题是，横向课题做得越多，可以留给自己心中那个群体的时间就越少。在社会财富不断向社会的某个（安逸的）阶层集中的年代，留给其他阶层的就只能是疲于奔命（更加依赖人力资本）——这是我在皮凯蒂的《21世纪资本论》中领悟的一点要义。不过，这也激发了我坚持做一点农村大学生研究的劲头。
我试图分配好自己的时间，将每天上班和下班后夜里十点之前的时间留给工作和各类横向课题，将十点之后的时间留给阅读和写作，直到后来完全挡不住工作的压力，将两者的分界线调到夜里两点，甚至有时凌晨四点。长期的熬夜导致我的健康出了状况，并在这期间有了人生中第一次手术。术后，一个人躺在医院的时候，我常常沮丧地想，在这个年代，像我一样的人是否可以保有人生理想？我想，抛开皮凯蒂在《21世纪资本论》中勾勒的大的历史变迁——全世界范围内日益增加的不平等，你根本无法理解这些个人经历和情感遭遇。
我特别喜欢布迪厄在他的《自我分析纲要》一书中提到的，要将自己最宏大的理论抱负投射到最卑微的研究对象当中。但我们的学术精英，要么在权力和资本的挤压下过得太过卑微，要么太过追求宏大的理论抱负，难以顾及同样卑微的其他人。
2013年，我在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的资助下启动了自己的研究项目——精英高校农村学生的体验研究。这让我有机会追踪调查近2000名城市和农村背景的大学生。2014年，我回到港大开始我的博士后工作，并试图全身心地投入到我的追踪调查中去，但在我开始第一轮问卷调查前后，岳母检查出乳腺癌，于我这样背景的人而言，这既意味着时间和精力上的挑战，也意味着经济上的挑战。我经常是白天在家、晚上在办公室工作整理文献，考虑问卷和访谈提纲，时常夜里两三点才能完成一些工作计划。
完成工作后，我总觉得疲惫，家人的遭遇也让我内心煎熬，我习惯一个人坐到港大中山阶或者陆佑堂边的台阶上发呆。我想我应当坚持，因为我的情况再典型不过。那个时候刚好读到普林斯顿大学教授、著名社会学家道格拉斯·梅西研究美国精英大学弱势群体学生的系列经典著作《河流的源头》《趟过河流》等。书中提及，在经历向上的社会流动时，弱势群体出身的学生更加脆弱、更有可能受到突然变故的影响。
我想我的学术工作应当去发掘类似的东西、那些和我一样的群体备感压力的东西，在流动的征程中始终相伴的内心感受。正是这些主观感受折射着这个社会的结构性特点，正是攀爬社会阶梯的难度带来了复杂的情感体验。对于一个农村的孩子，我们通常会认为有了上精英大学的机会不就好了吗，或者实现社会流动不就好了吗？
我要讲的做题家的故事
而意味着感觉少了什么
我一直不愿意将我访谈过的学生群体称为“小镇做题家”，怕会导致我一直在致力于消解的那种污名化。虽然这个概念已经铺天盖地。
我想起来2015年的情形，那个时候我的母亲因为甲状腺瘤需要手术，做手术之前医生跟我说，“如果你妈妈做了这个手术，以后她说话的声音可能就会变得比较微弱，人离得稍微远一点，也许就听不见了。”手术过后，我坐在母亲的病房里，陪在她的床边。我在想，像我妈妈一样的农村母亲，还有她们的孩子（包括我在内），他们的声音在这个社会上到底能被多少人听见呢？
我想给“小镇做题家”一个不一样的社会学含义。千万不要将“小镇做题家”看作是一种客观的生活状态或者一种客观能力叙述。我记得曾经有记者问我，现在考公考研考编热，这是不是意味着做题家们又有了一些优势——因为他们更擅长考试。我的回答是，千万不要这么认为，“小镇做题家”的潜台词恰是欠缺什么，而不是擅长什么！
2013-2019年的访谈中，我不止一次地问农村籍受访者这个问题，是不是觉得自己更加会考试，或者更聪明些？几乎所有人的回答都是，不这么认为。因为城市里的同学也是拿着高分进来的，他们也要做题！“高考线是一样的，怎么就在做题上比不上我们？”这背后令人伤感的潜台词是，他们只有应试一个赛道，而正是这个单向度的赛道给他们的大学生活带来了持续的困扰。
这些感受的核心，我后来用社会学家布迪厄在《实践理论大纲》等著作中反复提到的“游戏感”加以概括。我自己也做了一些新的概括，归纳为“自我低估”。
关于游戏感，我举个切身经历的小例子。初中之前，我很少有机会去镇上，有一次我跟妈妈去了。离开之前，妈妈给我买了一根冷饮，那个时候普通的冷饮是一毛钱一根。我妈想着好不容易来一趟，给我买了一根五毛钱的。我当时想，这么贵肯定很好吃，结果这个味道很奇怪，很苦。我以为是冰棍坏了、变质了，就把它扔掉了。后来，我哥去外地上学，春节回家给我带回来一盒巧克力，说让我尝尝。我尝了一口才反应过来，原来我小时候在镇上吃过的那个雪糕，是巧克力味的。
社会学理论说，我们对味道的感知是被成长经历所形塑的。我从小接触到的就只有各种天然的味道，酸甜苦辣是其中的典型，这让我在接触各种新鲜味道时非常保守。不知道、不熟悉可能意味着拒绝。
这就能理解，为什么接受我访谈的学生普遍提及自己“缺乏游戏感”。因为这就好像你的味觉一样，在精英大学中，当缺少相关的认知图式时，遇到新事物时可能会感到新奇，但更可能感受到不安、紧张、局促，甚至拒绝。
与缺乏游戏感相关的是“自我低估”。不熟悉精英场景中的文化实践，经常会导致受访学生觉得稍逊一筹。我想特别强调一下，这种情况很多人用“自卑”来形容，但我用的是“自我低估”。因为我想说，这并不是一种心理缺陷，而是一种特殊的、主观的社会建构。用“自卑”来描述只会带来对这种现象背后社会成因的忽视，也会导致对农村学生的污名化——好像他们天性如此。自我低估会导致“自我设限”。许多农村学生普遍提及，假如要参与学生工作，很多时候会选择报名生活部、组织部等不需要才艺的部门，“因为这些部门并不需要我会什么，我只要去做个好人就行了。”
另外一个方面，是关于自我身份认同。访谈的时候，我很难找到一个农村的学生，他完全觉得自己上了大学后就成为了一个城市人，他或者会觉得自己既是也不是，要么既不再是农村的一员也没有变成城市的一员。像一个“局外人”，没有归属感。
有位同学是这样跟我形容的：“我来到南方的一所大学读书，那里的天气经常会有突如其来的暴雨。父母陪我在学校旁住了一晚，第二天他们离开。毕业那天，同样下了一场暴雨，与我开学时一模一样，大学四年对我并没有什么不同，我只是感觉好像多住了几晚而已。”
他的讲述让我印象特别深刻，他在这所学校呆了四年，并没有跟这座城市产生联系。这就是社会适应程度不够的结果。校园里，很多城市的学生在大二大三的时候就已经知道自己想要干嘛了，而大部分农村的学生直到了大四才后知后觉，开始探索这个社会，才想着把简历复制粘贴，海投出去。
我们过去常讲的社会界限是金钱上的、物质上的，这些界限也许你可以克服，但社会群体间的文化边界是难以克服的。你通过文化资本的差异看到了什么？我看到了不同的社会标签，看到了不同社会群体之间日益坚固的界限和社会流动的深层障碍。我用“坚固”这个词，并不是说它显性，正是因为这些隐形的、摸不到的东西才是最坚固的。
我现在是一个定向本科生班级的班主任，这些孩子不少都来自农村和小镇，将来都会回到农村去做老师。我想着能够做点什么。
长期的研究经验告诉我，农村和小镇的孩子们来学校后，常常会不知道怎样跟老师交流，会有拘谨的感觉。我就开始做了一个什么事情呢？叫“师友计划”，带着我们学院的所有老师，一个个的跟他们吃饭，10个人一组，跟学生们在学校附近的一个小西餐厅吃饭聊天，还让老师把自己的微信和电话留下来。我想让这些农村的孩子们尽早地去接触这些东西，比如城市社会里的文化规范等等。我想让他们知道，“老师跟我们没什么两样。”我希望，他们假如有这样局促的感觉，我的计划可以帮他们缓解一点。
对这一代的年轻老师来说，变革的方法可能有什么？最简单的是“文化增益”，我有时会给班里的定向生送一些博物馆或者美术馆的展票，告诉他们，你们以后都是要回去做老师的，你把你在大城市的生活告诉农村的孩子，学到的才艺也带回去。因为你的一小句话，很有可能就改变一个孩子的一生。
2018年，谢爱磊在北美比较和国际教育协会年会发言
更具变革性的措施是“文化赋能”。举个例子，我小时候做英文阅读理解，有一道题是讲坐飞机的经历，如何办理托运、安检、登机等等。对于一个城市里坐过飞机的孩子，这道题很简单，很自然就做出来了，但对从小在农村长大的我来说就很难。初中以前，我最远的出门经历就是带五毛钱跟同学去镇上买方便面，我根本不知道行李箱是什么。我想我的老师们估计都不知道怎么去机场。
另外一个路径是，为什么不能来一点革新的东西呢？能不能在考试的时候，把这个场景替换成在农村里发生的故事呢？你可以让他们在田间地头打个招呼，在农村的小卖部里买买东西。用这些孩子们熟悉的文化图景，来让他们掌握一个新的单词。
赋予乡村生活正面的意义，使它能够进入我们的主流的话语体系，让它成为一个被认可的东西。现在的教育有一种精英化取向，这也是值得警惕的。教育不能只是一个深入到农村的抽水泵，将孩子们抽出来。农村生活也是社会结构的一部分，它能够给孩子们提供不一样的东西。对吧？
后来我很感动，有一位听完我讲座的支教老师，回去把英语教材里面的对话给改了，改成了在村镇上的小卖部去买东西。
我现在在教一门叫做“教育社会学”的课程，我希望能够推动学生去了解社会，关注教育不均衡的现象。我跟他们说，你们将来都会是老师和教育工作者，你们都拥有社会责任，你们要知道自己将来所面对的群体是谁，怎么样可以更好地帮助他们。
其实我们现在的乡镇老师，很多跟真实的农村生活没有多少联系，他们会在县里、市里买房，学校就像一个孤立的小城堡。所以我经常鼓励我的学生，你必须去调查，跟他们的家庭接触，了解教育跟社会的联系。
我有时候上课和做讲座的时候会反复地跟学生讲，你们将来可能成为社会的精英，要警惕桑德尔所说的“优绩主义”的陷阱。我今天所拥有的幸运生活，可能是另外一个人的代价。如果说在你们的认知地图里没有另外一个群体，那么当你们做决策的时候，这些人就会受到影响。
以前我们讲“give the voice”，要给予他们声音，我觉得这是不对的，这其中暗含了一种权力关系。我们做研究应该是“deliver the voice”，传递声音，我们只是把它传达出去而已。
我一直说“小镇做题家”是一种社会建构，一种反身性思考。假如我没有这些特殊的成长经历，我不会这么去思考虑问题，所以有时候这种成长经历是一种痛苦或磨练，但同时它也是馈赠，如果没有这么多经历，我没能持续在一个充满了各种文化意义符号的世界里面穿梭，一会儿上升，一会儿下降，一会儿大步向前走，一会儿匍匐前进，我是不会得到现在这些认识的。
你可能觉得我的社会立场（农村出身）决定了我有无法摆脱的情感立场，在帮农村学生说话。我想说的是，我看到的文字，听到的声音就是这样，大学里的遭遇，文化上的错配，给了他们重新认识自己和社会的一种契机，长程的社会流动让他们具备了一些独特的批判性反思的能力。而“小镇做题家”是这种反思的产物，我要做的是尽可能把握它，解读它的社会学意义，这也是我想给“小镇做题家”的一点新意义。
◦ 除特殊标注外，文中插图均来自谢爱磊。头图、封面为AI作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