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家蔡皋的秘密花园 | 谷雨
艺术家蔡皋是当代中国最富成就的绘本画家。英国剑桥艺术学院儿童绘本专业创始人马丁·索里兹伯瑞教授将她的作品列入《100部伟大的儿童图画书》。她将中国绘画传统与现代技巧结合，让为儿童而画的绘本，成为真正的艺术品。
同时，大画家也是一位一辈子没有离开过湖南的长沙老太，一位褒有童心，崇尚天真的性情之人。她在公寓的楼顶建造属于自己的“秘密花园”，在灰色的水泥森林中点染出她自己的一片葱茏。
但成年人的生活当然不止这些，特别是从苦难岁月走过来的老人。要探寻一位画家作品的奥秘，有时候就要看她如何对待生活。本文试图描摹生活中的蔡皋，她以孩子的眼睛作画，也以孩子般的纯真之气生活，那些沉重的东西，那些不得已的羁绊都不能限制她，她看见一切的好，用以“抵挡岁月带来的颓唐”。 即使到了老年，她依然要让生活过得生气勃勃，而生机，是一种力量。
画家蔡皋在楼顶有一个持续了很多年的仪式。仪式每日清晨恒常而庄严地开始，却不为人知，——像契诃夫小说里的议论：由于环境奇特的，也许是偶然的巧合，一个人生命里那些真正有趣的、必不可少的、构成生活核心的事情，总是在默然中进行的。
夏天时，早上五点多钟，她从床上爬起来，到厨房洗手洗脸。然后掩门，登高，去公寓楼顶。入口处已经不像一个楼顶的走廊，更像宫崎骏电影里枝繁叶茂的林间道，抬头一看，密不透风的花叶中间，只透出几线细窄的青天。土虽然较浅，藤蔓植物的根茎却壮如乔木；文竹攀爬到紫藤花上面，如同一大片绿色云朵。凌霄花怒放，风一吹，落下的花朵，“像放鞭炮一样，一地红”。
她喜欢这走廊，这是人和植物共同努力二十年还在生长的杰作。
楼顶的东南角有一个小池子，本是用来养莲花的，后来也顺便养了菖蒲，绿藻，水葫芦，几条小金鱼和一群癞蛤蟆。她最爱看莲花，从清晨到傍晚不同的时辰去看，像莫奈看日出。她讲花苞，长相是人双手合捧的心字，“一种力很内在，却有把持”。荷叶呢，在她眼里是一本一本打开的袖珍书，完全地打开，心思发露，如此坦荡荡，如此磊落。莲蓬是铜雕铁铸的气质，莲子是子弹，响当当的刀枪不入，弹在地上有脆响，她佩服它“真有种”。但她最敬的是它的柔软，“把它丢到泥巴里，它就心慈心软地发出根，长出芽来。”
为什么这么喜欢莲花，她到晚年才领悟到可能的因缘。“文革”时期，她从株洲县文化馆被调到乡下一所极荒僻的小学教书。学校设址在千年古寺开历寺，寺庙周遭的地形状如莲花：重重叠叠的群山是花瓣，处于正中的开历寺是莲蓬，她就在莲蓬里生活了六年。
经过走廊、莲池，身后的菜园瓜藤，她站在数百种植物之中，化身一株植物一样吐故纳新。她感到一身轻爽，心灵清澈，黑夜间沉积的浊气已经涤荡干净。
那么，仪式可以开始了。她面朝东边，伸出手臂，感觉沁凉的信息从手心进入，生命的力量从指尖无限延伸，平行着去拥抱同样在无限延伸的太阳的光线。她深切地感受到流动和无垠。她把这场仪式叫做“接太阳”。年深日久，“接太阳”成为她开启日子的独特形式。
有一件小事。她无意中得知小区里一位老人每天早上面朝太阳，念诵《太阳经》。不是什么真的佛经典籍，名字也是老人自己取的，但听起来不就像她“接太阳”的仪式么。老人说，儿子在外跑车，她每天晨起对太阳诵经，太阳会照拂儿子平安。
在蔡皋身上，对仪式、形式的看重，可能除了画家的身份，也有湖湘地区历史悠久的巫文化的影响。后者相信万物有灵，赋予普通的自然物事以人性、神性，在其中寄托和深藏着一份人往来天地、沟通万物的精神能量，——蔡皋1946年出生于长沙，一直居住在湖南。上世纪九十年代，她给湘西作家沈从文的小说《阿黑小史》画过插图本，故事中出现的一个重要角色是“巫师”。沈从文说，“对于一切自然景物，到我单独默会它们本身的存在和宇宙微妙关系时，也无一不感觉到生命的庄严。一种由生物的美与爱有所启示，在沉静中生长的宗教情绪，无可归纳，我因之一部分生命，竟完全消失在对于一切自然的皈依中。”
蔡皋曾为作家、出版家钟叔河的《学其短》配插图。在这本做给小孩子的古文故事书里，有一篇讲苏轼种树的：苏轼在白鹤峰的新居落成啦，写信向朋友讨要果树：柑橘，柚子，荔枝，杨梅，枇杷，栀子，不必都有。钟叔河也住公寓楼，二十楼，感慨说，种植亲近自然，又满足审美趣味，只是难得有白鹤峰那样的地方来建屋栽树了。
蔡皋美丽的楼顶是她和丈夫萧沛苍建造的一个“白鹤峰”：有人用无人机从空中拍摄这一带社区，千家万户，上帝的眼睛也只能看见这唯一的一片绿意。如果你站在蔡皋的位置，站在她的楼顶极目远眺，除了天空和太阳，满目是看不到边的灰色楼宇。你看见大地上面摊着一张水泥钢筋的大饼，用蔡皋的比方是，“有一只强劲的手正昼夜不息地把这张大饼摊得越来越远”。
她在日记里写：“愿天下苍生都拥有一扇东向的窗，一个如此美好的楼顶。”
等到晚一些，城市上空萦绕的白雾散尽，丈夫萧沛苍也来到楼顶。他中等个子，体型较瘦，穿着深蓝色的牛仔裤和宽松版型的牛仔衬衫，一头雪白的卷发留得较长，风一吹，有种蛮飘逸的风度。有年轻人说他很时尚，两个老人就笑。蔡皋直言相告，这套衣服他穿了十几年没换，因为她没有空帮他添置衣服。卷发么，是天生的，留长也不是摆艺术家范儿，而是他画画发痴，只愿意去画室，不愿意去理发室。
长沙的夏天很热，早晨倏忽过去，接下来一天，空气都是烫的。每天要提几十桶水浇灌植物，这主要是萧沛苍的劳动，对一个年逾八十的老人来说，是一项蛮繁重的功课。好在他身体健康。他浇水很仔细，比如贴墙长的蕨类，他每天浇满十桶水，确保它战胜又一个高温天气。他在湖南师范大学艺术系学油画时，全班不上课，被放到林海莽莽、莽蛇出没的莽山开荒，山上到处都是蕨类，有同学饿坏了，拿毛料长裤和农民换了两个蕨粑吃。后来，萧沛苍画过几幅大尺寸的《蕨》，一幅他送了人，——老朋友钟叔河很喜欢。还有一幅，在广州的美术馆展览时，突然不翼而飞。调监控才知，原来是前一天晚上，两个法国人前后抬着，偷走了。当然，这都是很多年前的事情了。
进入老年后，或者说，自从二十年前搬进这套属于两个人的公寓，几乎日日是好日，日日都清甜，颇有些像这楼顶老树金银花的味道。
一个早晨，两人忙碌完，沛苍摘了一朵金银花尝，他说：“甜咧，怪不得蜜蜂喜欢。”
蔡皋赶紧摘来尝，发现甜味的出现像从一个针孔慢溢出来，是极细的一个点子。金花有甜，银花淡，她心想，难道甜也需要时日酝酿吗？
很多时候，对于她的想法，丈夫都是不求甚解地点点头，护着说，“嗯喏”。
有两只野蜂后腿上挂着两兜米黄色，她说：“看喏，那是它们装蜂蜜的罐罐吗？”
“嗯喏。”沛苍仰着脸看。
她说：“真希望它们在楼顶做个香香的巢，好养小蜜蜂。”
他擦干手上的水渍，点点头，银发在太阳底下分外的亮。
从楼顶摘一些瓜果，绿叶菜，有时也带回一点想要制成标本的菜籽、黑茶叶、昆虫、麻脚蚊子，她高兴地下楼做早饭。
用她的话说，两人，一日三餐，三日九餐，做起来简单，朴素，却也有味。燕麦粥用牛奶冲开，配一些蔬果鸡蛋，如果那天的蔬果不是提前拖着小车去菜市场买的，而是从楼顶摘的，那称得上有滋有味，有情有致。大多数时候，她舍不得，比如，丈夫从野地拔了几根胡葱子种下，她舍不得拿来炒鸡蛋，她要看它结籽。
饭厅很有湖南民间的味儿。
一进门就入眼的，是餐厅那面墙，摆了满墙蔚为壮观的青花瓷的盘子，罐子，花瓶，烛台，以及人像木雕。大多是夫妻年轻时一起去乡下写生遇见的。民间只当器物使用，文物市场也不像后来那么疯狂，夫妻俩只觉得好看，——特别是上面画工的笔触纯熟生动，题的诗词意境书法俱佳。
客厅一角
这面墙壁的角落，女主人还摆放着几样遥远的民间日常生活的组成：竹编的针线篮子啦，菜篮子啦，石头水缸啦，缸里斜斜地插着几枝风干的莲蓬和芦苇。不知为什么，寻常事物，她的眼睛总能看出好，看出珍重来。
她希望自己用一双敏感和超越的眼睛看见好，看见本质。注意力千万别飘移不定，要盯着看，要长久地凝望，才可能看见被表面遮蔽的东西，——就像年轻时看那些艺术系男生的画。她正是通过这种“其实不必为人道”的听起来有点玄妙的方式，选择丈夫的。
那时候，她二十二三岁，从湖南第一师范学校毕业后分配到株洲县文化馆，在那里遇见了萧沛苍和他湖南师大艺术系的校友们。大家的工作内容都是画毛主席像，“为群众提供精神生活”。受过苏联绘画体系教育的男生们也写生，描绘自然风物，或者偷偷地练习人体素描。她看过许多男生留在那里的画，觉得铅笔小字题peicang的那个人画得最好。她要去认识一下他，可是他已经下放到五七干校，做木匠，扛大梁，帮农民盖房子去了。直等到有一天，听说他回县里打篮球赛，她跑去球场看他打球。
如果你问她当年到底从画里看见了什么，时隔半个多世纪，她的观点依然稳固如新。她的手臂撑着深色大板桌，镜片后面深邃的黑眼睛久久地正视你，热情所致，表达的方式说是声如洪钟也不为过。
她说：“艺术是人吐出来的东西，是人切近本质的东西。如果你是浑浊的，你就画不出纯粹，因为你不懂得纯粹。你心地肮脏，你的作品里也有，你躲不了。你一肚子愤恨，你就是画菩萨都画不出慈悲，画不出崇高。你看有人画的佛陀，他有多俗，那佛就有多俗。艺术的呈现就是人自己的呈现。我看每幅画，看到的都是人，人的品相。”
“他画得好”。她单凭这一点确定了丈夫。
萧沛苍与作品
萧沛苍和她一样，是地主家庭出身的“黑五类”，定了性，归了类，什么好事都轮不上；组织看她相貌周正，性格开朗，给她做媒一个“红五类”，她不要。一如之前她不要举报同事，不要在“掺沙子”机制中做“沙婆子”（指在“臭知识分子”群中做分离物质）。不听话，屡教不改，给了人不知好歹的敢对抗的印象。紧随新婚而来的是惩罚，调她一个人到偏远乡下的太湖小学教书。
太湖没有湖，只有绵延不绝的山，山与山之间的谷地如绿浪滚滚，宛如起风的湖面。年轻的丈夫挑着箩筐送她去报到，那只能容纳一双脚的狭窄山路永远也走不完似的，天地苍茫，仿佛只剩这一对人。他气喘吁吁，她快步跟着，在后面偷偷地抹眼泪；如今讲起来都是笑谈，记得最清楚的是一个年轻人顾怜对方又很强烈的自尊心，“幸好他在前头看不见我哭。”
后来她画基于聊斋故事改编的绘本《荒园狐精》，小孩穿大红大绿，立在黑色如墨的天地间，一对湛蓝的眼睛炯炯有神。为了救受害而陷入疯狂的母亲，他要挥刀斩狐精。
她大面积使用黑色，表现一种非常压抑的环境。画笔下的孩子身处其中，却有着有勇有谋的作为。小孩面对的和她所面对的多么相似，她赋予小孩灵性，赋予他挥刀斩邪恶的勇气，使得他的生命最终不被抹去，还长出一点开阔和卓越来。
《荒园狐精》里的宝儿
早上七点半，丈夫会出门去画室。二十年前，他从湖南美术出版社社长的职位退休后，如愿做成全职艺术家，每天去画架前站八九个钟头，晨去暮归，周末无休。他在画册的后记里写：“画画这事，任怎样了不得，以平常心看最好，如砍柴挑水，耕田种地。”但每日恒常的进行，即使砍柴挑水，也依然是样苦工。
最近他像小孩子一样容易闹脾气，女儿翱子笑着说，爸爸这是肝火旺盛，多喝凉茶吧。
这天早上，沛苍一脸严肃地出门，蔡皋叫住他，说她要讲一个有味的段子给他听。她问他，沛老倌，你知道什么生肖的人儿女最孝顺吗？丈夫驻足等着她报答案。“狗，汪汪汪！”她笑着报了自己的生肖。丈夫埋头要走，她马上说，“除了狗还有一个更厉害，更孝顺的，你知道是什么吗？”她大笑着报了丈夫的生肖，手舞足蹈好像中了彩票，“哎呀沛老倌，正好就是我们俩个呀，哈哈哈！”
等到傍晚，女儿来看她，丈夫还没有从画室回来，她心疼地说，“我要是不这么逗他笑笑，他又是不高兴就出门了呢。”
时间倒退二十年，那时丈夫是社长，她被看作“社长的妻子”。至于她的画，只是给什么也不懂的小孩子看的吧？拜访者在她家里，或是在路上碰到，“总忘记她的名字……‘唉’的一声过去了。两次是这样，三次，四次……她只好自己做介绍：‘蔡皋，蔡皋……’”
这让人想起墨西哥传奇画家弗里达·卡洛随丈夫里维拉在美国底特律时，只被大众和媒体看作“壁画大师的妻子”，穿着墨西哥妇女的传统服饰，提着绣花小篮子给丈夫送午饭。但弗里达对记者说，“他从小就画得相当好，但大画家应该是我。”
蔡皋做绘本，是因为她对儿童始终抱着一种“报恩”的心情。她笃信的一个生命经验是，如果一个人童年的底色是光明的，他长大后就不惮于面对苦难，换句话说，他不那么容易被摧毁。时光回到当年被下放到乡下小学当老师的时候，小孩子爱她，把珍贵的食物送给她吃。她教画画，同时目睹了小孩子创作的视角和过程。从太湖小学调入县中学后，34岁那年，她出版了第一本给孩子的图画书《美丽的小花园》。
工作之余她从事创作：花木兰，孟姜女，干将莫邪，李尔王，海的女儿，田螺姑娘。尽管有些书只有巴掌大，但是每一页她都是“铺开来画大画”。人的指甲壳在图画书里缩得压根看不见了，但是蔡皋的原作，十个指甲头和上面的小月牙都清清楚楚的，经得住细看。
蔡皋毫不掩饰对孩子的崇爱，她把孩子当老师，叫他们“我的小先生”。在图画书《小先生》里，她极用心地写下身边孩子的日常语言，画下他们的举止形貌。
值得一提的是，在西方现代艺术的发展史上，孩子的审美被视为创造性灵感的源泉。波德莱尔1863年在《现代生活的画家》杂志中写道：“孩子在一种新的状态下看待一切……天才无非就是随心所欲地重拾童年。”
很偶然的，黄永玉看到了蔡皋的绘画作品《晒龙袍的六月六》，这是一本画给儿童的图画书，讲土家族将英雄的战袍洗净晒干，立庙祭祀的故事。画面色彩丰富，层次分明，色调随着故事情节的起伏呈现出由暗向明的精细变化。黄永玉拿起笔题词：“画得真好啊，湖南有福了！”
后来，绘本《荒园狐精》获布拉迪斯拉发国际插画双年展“金苹果”奖，47岁的蔡皋成为中国首位获此殊荣的绘本画家。接下来，日本著名绘本作家、出版家松居直邀请蔡皋画《桃花源的故事》，这本书被定为日本小学国文教材。英国剑桥艺术学院将她的作品列入《100部伟大的儿童图画书》。当代艺术评论家Jonas Stampe甚至将她与现代主义艺术大师相提并论,“正如马蒂斯，蔡皋色彩丰富的创作展示了一个精细的高度感知的世界，新鲜而生机勃勃，表现了现代主义的准则和中国绘画传统的融合。”
今天，界内和媒体说她是“泰斗”，“拓荒者”，“宝藏奶奶”；早些年，她在国际上受到的认可似乎比国内更多。有朋友去欧洲的小镇旅行，带回来一幅《宝儿》的印刷品，当地人把她的画挂在超市的橱窗里。
丈夫一出门，偌大的客厅就归她一个人了。近阳台，有一张巴西花梨木的大板桌，采光最好。她在上面工作，要做绘本，画大尺寸水粉画，写日本童书界过世的同仁的纪念文章，“作业多得三头六臂做不完”。因晚上灯光的冷暖干扰她对色彩的感知，她只在白天画画，所以画架也近阳台摆设，旁边环绕着很多植物：虎皮兰，蝴蝶兰，仙人鞭，紫藤和凌霄花，一直长到阳台外面，阻隔了周边大市场的喧嚣，显出一方幽静自足来。
隔着电视机的那一头，有一幅她的“人与花”系列的大幅水粉画，色彩斑斓的花朵，极其热情的配色，与一个童花头小女孩的半张脸蛋交相辉映。当她创作的时候，是被许多的小孩子环绕的。
回顾一生，画了那么多绘本，都是基于传统故事，她想，是时候做点个人化的东西了，“我自由的东西还冇出来。”时光攒了一辈子，她有好多的故事想讲，好多别的事想做；比方画大画；比方她想出版图文日记《根》《细满》《小先生》系列。
小区楼下有一棵大樟树，枝繁叶茂，在风中沙沙作响。她画这棵树的前半生，是一截低矮光秃的树桩子。这整个被锯掉的一棵树，曾被健身的老人当作放保温杯的“茶几”。它花了十多年的时间，从茶几重新长回一棵树。她写道，“粗糙的树皮慢慢愈合，将断面包起来，最后形成一个起伏的山丘，将伤痕放到树的内里，也是心事不欲对人言。又是大几年过去了，这棵树长成了这个样子——笔直的，乍一看你不知道曾经有怎样的境遇，那受伤的心在树心中长成了什么模样。”
这样一棵树，之所以能历经劫难而未毁，在她看来，是因为树根还完整。
而人的一生，她想，经过生活的淘洗，几十年下来，一个人如果不具备一种自我抵抗时间的敲打，生活的艰难穿凿而过，早就变成筛子或是支离的东西了。
如今的家安静太多了，之前有几十年的时间，饭点一到，饭桌围拢七个人：公公婆婆和聋哑人大姑子“细满”，夫妻两个和一双儿女；会做饭的女人就有三个。
婆婆93岁去世。多年后，她在日记本里细写婆婆做的青菜头炒肉片，赞她能烧得正宗。她怀念人家的好，念得很耐烦：“青菜头要好猪肉或好猪油来炒，不能炒太死，要炒得活而嫩生，油与火候都要讲究，配以葱花，才可以找到我家娘做出来的那种好味道。”
她的好多个日记本都是这样，好话说尽，没有一丝受苦的烙印。然而，女儿翱子知道当年的母亲是真苦，“换谁谁也受不了”。翱子说，早年，父母都在出版社工作，还是普通编辑，薪水不高，除了要赡养没有收入的爷爷奶奶，还要养姑姑“细满”。细满是萧沛苍的三姐姐。细满幼年在乡下躲日本鬼子时，一场高烧烧成了聋哑人。
哲学家们讲希腊哲学的一个关键思想是“追求卓越”。比如画家高更，四十多岁抛妻弃子，利用少女当模特，少女被抛弃后死于心碎。他所经之处，给身边人造成一系列的灾难。如果从卓越的角度看，高更无疑是卓越的。可是对于一个中国人，一个特定时代下的中国人，与蔡皋年龄相近的哲学家陈嘉映有一个观点是，“在我们追求卓越的时候，我们受到的限制是非常根本的。”
蔡皋看见她身上的种种限制。如老朋友钟叔河所说，中国传统文化有两大特点，一是重乡土自然，二是重宗族家庭。这样的文化基因，是一个浸润其中的读书人难以逃逸的。即使时代变化，也很难想象一个当代的中国知识分子会像一个当代的美国知识分子，比如作家卡佛那样公开地表达家庭给自己造成的负累和羁绊，“将近二十年里，我体会到了为人父母才有的喜悦和满足。但如果要我再来一遍，我情愿服毒。”
蔡皋不想提过去。一触及，她就捂着胸口，脸涨得通红，她敏感的艺术家天赋放在粗砺的生活中就算不得什么优势了。她年纪不大就患上心冲，心律失常，呼吸时体内伴随着令人不安的声响，颇受折磨，她说那是一种“拖拉机轰隆隆地碾压过你前胸后背的感觉”。
限制在那里，人力难以改变，蔡皋苦思的是，“一颗生命的种子如何在不自由里头走出自己的理想化”。她最亲近的外婆，身上有侠义风范，替姐出嫁救人危难，换来彩礼让姐姐去嫁更好的人家；她的妈妈，是奉命成婚，她年纪很小就看懂妈妈不爱爸爸，两人之间不相谐，处处障碍，不过后来，“因为他们都是很正直的人，在家庭生活中发展出一种超越爱情的情感，显出般配来。”
这天上午，受人之托，蔡皋要为一家做童书的出版社录制一段几分钟的视频，祝他们筹备分社顺利。
女儿翱子调好自拍杆，点开摄像头，让她坐在客厅的大板桌那里，面带微笑地说一段话。蔡皋面露难色，“对着镜头自说自话，好别扭。”她也不喜欢正襟危坐地说话，“像领导开大会。”视频录了好多回，不是忘了给“亲爱的读者们”问好，就是忘了介绍“我是蔡皋”，或者一时说快了嘴，让翱子遗憾地挽救，“哎哟妈妈，分社是在筹建，不是建成。”她感到挫败，也感到奇怪，“怎么不建成了再来找我咯？”在女儿关闭手机重新调试时，她感慨以前书出版了，一件事情就做完了；现在，书好不容易出版了，事情才刚刚开始。很多的事情需要她，却和画画没什么关系了。不知道弄了多久，女儿的皱眉让她紧张，她请求人家走开一点，别看她。女儿走到饭厅去了。她接受自己的失败，关掉手机，说自己不是演员，不好意思，干不了这活儿。但以她一贯的做法，布置的功课，答应的忙，最后都是要完成的。
近年，她写字比早年明显多多了。画画的空白处，常有成段的细小字的议论。73岁时，她出版了第一部文字作品，散文集《一蔸雨水一蔸禾》。她在一本九年前的日记本里写：“文字文字我爱你，就像老鼠爱大米。”
令人惊讶的是，写作是她埋在心里的未遂的志向。青年时期，选择绘画之前，她本来立志于写作的。她很爱看书，爱文学，至今能记诵许多古文，出版业务的讲稿里使用苏轼散文的拟声词“窾坎镗鞜”，被人误认为是她的“自创字”。她在特殊时期图书馆封锁之前读了很多小说，喜爱法国作家和俄罗斯作家，熟得像班主任点花名册，“雨果，左拉，司汤达，巴尔扎克，大仲马，小仲马，屠格涅夫，托尔斯泰，契诃夫，果戈里”，也喜欢五四时期的作家，喜欢以方言入文的湘籍作家。
然而，写作是一门极不安全的艺术。经过“反右”，“文革”，她“见多了因为一个字一句话招致大祸的人，再也不敢写了”。
罗校长，罗三德也是很有味的人。他喜欢下班级亲授诗词课，专讲毛主席诗词，讲得高兴时声情并茂，人会一上一下，坐在后排的学生就会看到他忽地没了，忽地又拱出来。有次支援“双抢”，罗校长也去了，他有胃病，每天只能吃二两米稀饭。他忽然在我旁边插秧，一边插秧一边问我：“蔡皋，你看这个插田容易些还是写文章容易些？”这话问得不好回答，我一时无语。但却知道他是看过我的作文的人，很是感激。不料他这话后来被人篡改，成了他在“文革”时期“争夺接班人”的罪状。（摘自蔡皋画册“自序”《底色》）
如今，她感到说话的空间比那时大了，特别渴望写作，梦里出现好多汉字小人儿。她写作无论长短，都是手写。她爱笔，爱纸，吃完西药的纸盒子，她用丙烯彩笔涂抹上红绿橙相间的条纹，便是一个上好的文具盒。她在手写一部长篇小说，是大姑子聋哑人“细满”的一生。“我与我家姐姐共同生活了几十年，认得了一种人生活的路子，我要写出来，才对得住她。世上那种天聋地哑的声音，也应该被听见。”
细满，从小到老都让人以为她既聋哑且愚笨，我家娘一贯喊她‘蠢婆’。一屋的灵放人（长沙方言，指聪明人）就约定俗成认她是一个‘蠢婆’。细满细时，随父母家居攸县衡山一带，父亲大人做电报工作，虽然做到了邮电局长一职，也还是居无定所，没有办法进学堂，一世人就只好在屋里帮娘做点家务，在娘手里毕业。娘教学生很实际，写字只教十以内几个数字，另外加上“鞋”字，因为自己学做鞋，至今能写这一个字，即便写错也错得让人认得出。细满学人语也上限于几个常用手势与语言，切菜，喝水，“喝”的手势加上吹一口气表示“沸”，是将青菜烫一下的意思。
蔡皋落座，写字或画画，细满站到案前紧看紧看，她爱穿红色，红袄红鞋红袜子，与红砖墙、明式靠椅相匹配，在蔡皋眼里，“很入调子”。细满的神色宁静如太古，一坐就是几个时辰；蔡皋在案头做事，蓦然一转眼，仿佛看见“细满一坐坐到了明代”。
蔡皋想，不知细满的内心世界是怎样的，她敛神时是一无所有，还是有回忆或思索的图像。
她教细满写字。细满学会了写自己的名字，肖兰如，写在自己的手板心上，摊开给蔡皋看，有骄傲的意思。
细满的字写得慢，一上午写出禾苗似的两行汉字，笔画很用力，握笔像铁匠抡锤打铁。蔡皋一看，好多字不可辨认，这里缺一点，那里少一点，让她想到艺术家徐冰拆解重做的“天书”；不过细满的字，没有艺术家的反叛精神，有的是聋味，哑味，机心全无的天真。见字如见人，她把细满写的字只只剪下来，贴在笔记本里看。
尽管两人朝夕相处几十年里曾有过龃龉，有过误解，但她不是那种盯着个人恩怨的人。她这一面的心，蛮像白先勇讲曹雪芹，“他包容一切。他不是写坏人好人，他是写人。人都有好有坏在里头。他是以大悲之心，去触动人性的根本。”
她今年77岁了。年纪一大，她心冲、心动过速的毛病更严重了。拖拉机轰隆隆碾过前胸后背的感觉更强烈了。不过，即使她小小的心房如同一个闹哄哄的建筑工地，情义的事情，艺术的事情，还是如一丛生命力惊人的热带植物，扎根在那里汲取营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