荐书 ｜徐新建 等《民族文化与多元传承：黄土文明的人类学考察》

《民族文化与多元传承：黄土文明的人类学考察》

基本信息

作者：徐新建等

书名：《民族文化与多元传承：黄土文明的人类学考察》

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ISBN号： 9787516179963

出版时间： 2016年5月

目  录

前   言   黄土文明的区域人类学研究

绪   论   黄土高原考察简述

第一章   从头说起：黄土文明考古叙事

第二章   辽金元史：多民族交汇的历史叙事

第三章   介休寻古：碾头遗址田野探寻

第四章   古村张壁：多元交融的文化认同

第五章   蒙汉之间：东西大期的刺姓考察

第六章   水土社会：洪山源神与区域结构

第七章   乡土民俗：日常生活的多民族实践

第八章   节气传承：黄土社会的时间观念

第九章   洪山村寨：多重叙事的村落历史

第十章   古道黄河：周秦故地的多元传承

附   录  黄土文明与地方发展——文化遗产保护的介休范例

后   记

总  序

笔者祖籍是山西省介休市洪山镇，出生于省会太原市。唯幼小时适逢抗日战争初起，不及随父亲撤退至后方，只能先与姐、妹及弟随母亲投靠文水县南武度村的外祖家。三年后才搬回介休祖家，但1942年便逃往陕西省宜川县秋林镇与父亲相聚。抗日战争胜利后，1946 年，返回了太原市，却因内战，没能再回介休。在介休虽然只住了两年多，不过在童年的记忆中，却是最鲜明的一页。

1985年得费孝通教授举荐，民盟中央安排，笔者应邀在山西社会科学院作学术讲座。讲座后次日，便由山西民盟人员陪同访问了介休。承当地领导热忱接待，特别是县委副书记张培荣、副县长段景勤、王融亮等都亲身陪同笔者到了洪山村。当地的源神庙、水磨、槐树院都残缺了不少，但对笔者而言却仍是那么熟悉而亲切，更可喜的是，源神池的泉水依旧涓涓涌出。

2011年秋，应山西凯嘉古堡文化研究院路斗恒院长之邀，笔者偕妻李洁予女士及子乔立博士，全家回到了介休市，详细参观了正在保护修建中的张壁古堡、袄神楼、后土庙、城隍庙以及汾河湿地公园。这次有幸与修复这些文化遗产、发展城市文化的介休市王怀民市长见了面，作了数次访谈，且承其安排在介休一中新建成的报告厅做了一场学术讲座。

在笔者所接触过的众多中国内地的地方首长中，王市长是对地方建设最有定见、最具热忱的一位，对学者们的意见更能充分理解与接受。他委托笔者推荐一批学者为介休的遗迹保护与文化建设提供建言与方案，笔者所识主要是同行人类学家，于是在内地五所大学各选了一位，日本民族学博物馆选了一位，连同笔者共集聚了七位人类学者来研究介休这样一个中型城市，绝对是史无前例的事。其意义，稍后再讨论。为了补强在实践上可能的不足，笔者特别邀请了台大最具声望的城乡规划专家夏铸九教授，另外也邀请了两位世新大学同人，一位传媒专家、一位历史学者。介休市政府也邀请了八位专家，包括复旦大学的历史地理学家安介生教授。

这群学者专家于2012年9月1日齐集介休市，参访之后于9月3日举行圆桌论坛，就有关如何维护当地文化遗产、发展城市文化各抒卓见，记录成文，集为专书，已在台北出版。

论坛后，议定五位学者就不同的领域在介休进行深入而较长时期的实地调查研究，如下表所示。

上列五人中，四位是人类学家，所以人类学显然是总研究的领导学科。人类学是西方产物，其哲学基础全在西方，面对现实中国社会，其理论与方法，自有一定隔阂。这个问题在别的社会科学学科，如社会学、心理学等中，都普遍存在，相关学者也都积极促成其学科的中华本土化。费孝通先生一直都在思考这个问题，到了晚年终于想到一个具体主张“文化自觉"。这是他在1997年于北京大学开办的第二届社会文化人类高级研讨班上演讲提出的：

文化自觉只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的特色和它发展的趋向，不带任何“文化回归”的意思。不是要“复旧”，同时也不主张“全盘西化”“全盘他化”。自知之明是为了加强对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决定适应新环境、新时代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

以上这段话，还有一个背景必须说明。1990年12月为了庆贺费老八十岁诞辰，日本的中根千枝教授与笔者特别在东京举办了“东亚社会研讨会”(Studies in East Asian Society)。广邀中国、日本、英国、美国、韩国、中国台湾、中国香港等地与费老相熟的学者逾十五位出席,同为费老贺寿。费老作了主题演讲，题目是《人的研究在中国》(Studyof Man in China)。早在此会前，当代英国人类学大师之一的Sir Edmund Leach曾送了笔者一本他的新作《社会人类学》(Social Anthropology，1985)。书中评论了许烺光、林耀华、杨懋春与费老对中国社会的研究。由于欧美人类学家的传统是不赞成研究自己的社会，所以对于前三位的研究都持贬义，唯独赞成费老的研究《江村经济》。所以笔者特地买给费老一本。他看了之后大为欣喜，激发了他在主题演讲中提出的论点。

费老与Leach同时是Malinowski的学生，同修其“席明纳”(Seminar)。那本书使他忆起Leach在课堂上的能言善辩、意气风发的神采。费老把这次的主题演讲当作是与Leach的另一场辩论。可惜Leach在此会之前不幸逝世，只能是一场一方缺席的辩论。

主题演讲之后，费老特别慎重地用毛笔写了四句后来广为流传的四字真言作为结论。他在上引1997年有关“文化自觉”的演讲里，也不忘把这四句真言作为结语:

七年前在我80岁生日那天在东京和老朋友欢叙会上，曾瞻望人类学的前途，说了下面这一句话:“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这句话我想也就是今天我提出的文化自觉历程的概括。

可见费老的“文化自觉”概念是在思考如何与Leach论辩时激发的。由于有了这四句真言，“文化自觉”便不会突出任何民族中心论的意味。因为研究者不只是对自己的文化有充足了解与喜爱，对接触以及研究过的他族文化也要有充足了解与喜爱。各美其美之外，还要美人之美。这样美美与共，方能达致天下大同。

不过从人类学的观点，两人辩论的重点乃是对人类学价值问题的看法。对此，费老有清楚的解释:

我与Edmund可以说是Malinowski 门下的同门弟子，可是Edmund坚持认为人类学是纯粹的智慧演习，而我则觉得人类学如果不从实际出发，没有真正参与到所研究的人民的生活中去，没有具有一定程度的实践雄心，就难以获得自身应有的价值。

我学人类学，简单地说，是想学习一些认识中国社会的观点与方法，用我所得到的知识去推动中国社会的进步，所以是有所为而为的。

费老晚年，常喜题写“志在富民”四字，来表达对自己所学的人类学能早日达到“学以致用”的急切愿望。

对于人类学学科中华本土化的问题，费老到了耄耋之年，才想到文化自觉以及人类学的终极致用与价值这两个课题，其余课题与细节仍待后人集思广益。笔者不自量力，谨先提出一个构想，且名之曰“自觉发展”。

自觉发展是文化自觉必然的后续步骤，两者是不能分割的。一个人对其文化有了自知之明也即自觉之后必须有一切实可行的方案，可以让他能主动而自觉地推动其文化或其中某些项目向着他期待的方向发展，获得他所期待的成果，这样他的文化自觉才会有一个圆满的实现。

文化自觉的完成主要靠自身的努力，自觉发展的实现却同时需要相关单位、地区、族群的掌权人，如地方首长或族群领导充分配合才行。进行介休市调查研究的笔者等五人何其幸运，能遇到王怀民市长这样全心、全力、热忱、积极配合的地方首长。王市长不单对介休市的文化、社会、经济等有全面与彻底的认知，对研究调查所涉及概念与学理也充分理解。所以全体参与人对介休市的研究与发展所涉及的从文化自觉到自觉发展这一过程，从现在的情况看来确实十分令人满意。现在首期调查研究报告已按时完成，即将依前列四个领域编辑出版为四部专书。然后全体参与人员会仔细、深入、认真进行检讨与反思。希望通过这次对介休市的实证研究，能把人类学中华本土文化的特点体现出来，并记录下来。同时把归纳与推论出来的可能成为自觉发展的重点成果也尽量列出供行政部门参考。也就是说，我们希望可以依据首期对介休市实证研究的心得与介休市政府实施我们建议的情况，建构一种人类学中华本土化的初期模型，重复这种运作或选择介休市以外地区作同类运作，可以更完善这种模型，这是我们在学术上的理想。在实践方面，便是希望通过文化自觉与自觉发展这一过程的运作能使介休或其他地区的人民更富裕，生活更美满。

“黄土文明•介休范例”首期工程能顺利如期圆满完成，端赖王怀民市长暨介休市政府全体领导及行政人员，特别是郝继文与张志东两位先生全心全力的协助与精诚无私的配合。对此，我们谨致上最高的谢忱。

                                乔  健

2015年10月25日

前言：黄土文明的区域人类学研究

2012年9月人类学高级论坛在介休举办的专题会议有很特殊的意义，一方面，体现出地方政府在本土文化建设中的推进;另一方面，也展示了学术界的现实参与。回顾近代以来的学术史脉络，介休论坛将会，是中国人类学的转型标志之一，希望我们对整体中国的研究由此进入新的阶段。

一、黄土文明与乡土遗产

针对论坛的本次研讨，乔健先生提出了一个设想，希望从人类学角度研究中国的“黄土文明”。这是十分富有创见的。根据笔者的理解，这样的研究包括一个相互关涉的三角形和一个理论与现实结合的突破口。三角形由三个基点或三个方面连接而成。第一是“历史积淀”，第二是“生态环保”，第三是“民族交融”。

“历史积淀”注重包括介体在内的整个“黄土文明”区域的历史渊源和文化承继。“生态环保”有两层含义，一是客观的生态风貌，一是人为的治理，就是从今天的认识角度，突出人和自然的互动，检讨古往今来黄土文明地区是如何呈现人天关系的。这是一个重要的认知三角形，也是一个具有突破意义的学术总结。然而如果仅仅由此出发，就会和今天的社会现实脱节。所以乔先生又提出把“文化遗产”作为突破口，也就是让“三角形”活起来。其中要素很多，比如移民、票号、钱庄以及博物馆、遗产地等，都可在发掘利用的过程中整合固有的三角形。这构想是非常完整的。

此外，乔先生还提出了一个更重要的思想，即文化遗产的保护是双向的。一般来说，现在各地的人们关注文化遗产，每每只注重对外宣传，把遗产视为外向型的，目的是招商引资或吸引游客。这显然是不对的，至少是不全面的。从根本上说，文化遗产的最重要价值在于地方传承，也就是本土认同和民众参与。乔健先生举了印第安和埃及的例子。两个例子表面相近，实质不同。两处都吸引游客观赏，但如今在埃及，你看不出当地人与古金字塔还有什么关系。这一点对于中国各地也如此，倘若不注重传承，人们到你这里来，也会越来越看不见本土与古遗产的关系。就好比开发利用中的介休“古堡”，如果没有民众的参与、认同，这个遗产就会是死的遗产。所以乔先生提出的这个观点，代表了人类学一个重要理念，就是文化来自民众，来自底层，来自认同。这一点值得特别强调。

二、地方人类学与区域研究

以介休的地方演变为例，从人类学角度关注和研究“黄土文明”，可视为人类学中国道路的一种转型。从学术分类上讲，称得上是“区域研究”与“地方人类学”的结合。笔者认为这也是本届人类学高级论坛的一个特别话题。地方人类学的创建，无论对介休对黄土高原还是对整个东亚大陆，都具有重要意义。

我们知道，人类学有一个传统，就是结合区域研究而产生的应用人类学。笔者举两个例子说明。国外的例子是《菊与刀》，就是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由“文化模式”理论阐释日本国民性的书。通过研究，通过菊与刀的象征，作者得出日本(人和文化)与西方截然不同的结论: 一个是“耻感”， 一个是“罪感”;前者宁为天皇献身，后者则为民主而战，等等。作者由此为战后美军治理战败国提出了重要对策，堪称人类学应用于区域参与的经典事例。

中国的事例可举出20世纪前中期的“乡村建设运动”。当时有三个代表人物，除了梁漱溟和晏阳初外，另一个就是人类学家费孝通。前面两位都从实践角度卷入乃至引导了那场运动。费孝通则通过对自己家乡的考察分析，写出了《江村经济》《乡土中国》等一系列人类学名著。从学科发展的脉络看，费孝通的论述不仅参与了现代中国的区域实践，而且提出了诸如“熟人社会”“差序格局”等重要议题。可见在中国，“地方人类学”与区域研究的结合是有基础的。我们今天到介休这里重提这些，并非头脑发热、突发奇想，而是秉承人类学在国内外的脉络来思考的。在笔者看来，这既是一个学术责任，也是一种实践意义上的回馈地方。

三、城市打造的跨地比较

在谈地方发展的规划时，需要做一些比较，看看能否从一些相近的开发事例中审视介休的前景。

笔者讲两个例子:“成都名片”和“丽江遗产”。

近年来，作为西部大省四川的省会，成都有关部门一直在苦心打造自己的城市名片。它们不满于古已有之的“天府之国”称号，相继为成都创建、虚拟了若干新头衔，从“第四城”到“熊猫故乡”乃至“东方伊甸园”，最后是借助张艺谋名人效应拍摄的广告片题词“一座来了就不想离开的城市”....堪称应有尽有。对于这些构想和操作，本地人与观光客褒贬不一，收效也难言利弊。

丽江的例子可以说代表了过度开发、以虚代真的典型。开发之初，丽江的古城保护强调“修旧如旧”，保存了纳西古镇的悠久风貌，而在由此获得“世界遗产”称号后，却大肆开发，招商引资，放任置换，结果导致古镇居民整体流失，原有的古街区变为外来商家与游客充斥的观光景点，类似于人工打造的主题公园。在这点上，成都的许多景点也类似，如锦里、文殊坊和宽窄巷子。其中也几乎同样没有居民，只有旅游商家和外来游客。从人类学、社会学角度评价，没有居民，没有记忆，没有民俗生活的地方，不能叫作街道和社区，只能叫公园或游乐场。它的社会、文化生命——而不是商业经营，是长不了的。在这方面笔者写过文章，诸位有兴趣的话可以参阅。

笔者想提醒的是，介休的遗产开发和街区打造也要关注其他城市的前车之鉴。介休王市长对于本地长远建设规划的介绍令人敬佩，但是一定要注意，如果一个城市只有楼盘，只有街道，那就只是公园;也就是说，没有市民生活，没有文化传承，这个城市是走不远的。所以一定要考虑城市是一个有生命的共同体。在这点上，人类学家的看法是不容置疑的。

四、人类学视野下的 “黄土文明”

前面已经说到，在保护文化多样性问题上，人类学是有突出贡献的。人类学的研究肯定和支持人类不同的地方性知识和传统。从人类漫长的演变史看，每个民族、每个地区都有自己的传统，都有各自的文化核心。如今“全球化”(globalization) 浪潮席卷世界，与此同时，“地方化”( localization)主张同样风行。二者合流，汇成一股新的趋势:glocalization，汉语叫作“全球地方化”。也就是在全球框架中凸显地方，在地方传统里连接全球。

在这一点上，人类学的“黄土文明”研究引出了有关地域区划的话题，还可结合人类学研究中国的简史再做梳理。

就区域性的中国研究而言，西方学界自费正清以后开启了一条新路，也就是从早期偏重精英典籍的“汉学”(sinology) 转向了关注现实，社会的“中国研究”(Chinese Studies)。此后，一批人类学家或有人类学背景的学者相继提出了对中国乃至东亚的区域进行划分的诸种模式。比如拉铁摩尔以长城为界提出的连接农耕与游牧的内亚整体观，也就是所谓的“长城内外是故乡”之说；另外还有施坚雅主张的以乡村集市为核心的“空间体系”以及费孝通的“乡土中国”，直至如今学界关注的“三大走廊”等。这些人类学式的区域分类都对从空间类型审视中国文化产生了不同影响。在考古学圈内，值得注意的是从以往盛行的“黄河摇篮”说向“满天星斗”说的转变。用后者解决了从根本上阐释东亚大陆文化与族群的多源和多元问题。

结合这样的背景，笔者认为我们今天在介休论坛上提出人类学视野下的“黄土文明”研究，具有深刻意义，体现出又一种区域划分的模式，亦即以文明为单位的模式。此模式如果得以成立的话，不仅对特定区域的研究能有助益，对人类学的学科本身也将起到拓展作用。笔者认为它的作用是双向的，既能有助于我们从人类学角度认识黄河流域的族群、历史和文明，亦能促进我们从文明的广度反观、反思和重建人类学。

徐新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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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从略，详见原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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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班编辑  |  黄书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