煙花易冷 ——周唐鼎革中的太清觀主史崇玄

Original 白照杰中国俗文化研究

白照傑，上海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副研究員，道家古典學研究中心主任。主要研究領域為中古道教、中古佛教、佛道交涉等。

摘要：唐代著名道士史崇玄顯赫一時的生命軌跡，與周唐鼎革的政治局勢關係密切。由於參與太平公主勢力，並在李唐復興初期做出不少貢獻，史崇玄數年之間獲得多次升遷，成為大唐道教的最高領袖。然而，也正是由於過度捲入政治鬥爭，最終落得隨太平公主一同傾覆的悲慘結果。對史崇玄此段經歷的討論，有助於從道教視角深化對周唐鼎革之際波譎雲詭的政治史變遷的認識。

關鍵詞：史崇玄中唐政局周唐鼎革

被後世尊為“科教三師”之一的晚唐五代著名道士杜光庭（850-933），在其《仙傳拾遺》中為中唐道士申元之作傳時，羅列了開元年間（713-741）玄宗皇帝身邊的重要高道，包括“邢和璞、羅公遠、葉法善、吳筠、尹愔、何思達、史崇、尹崇祕”等¹。其中的史崇，全名史崇玄，卒於713年，年壽不詳。其名中的“玄”字因宋朝避“趙玄朗”之諱，而常為後代之書略去²。得與人盡皆知的葉法善、羅公遠、邢和璞等高道齊名，可知史崇玄在道教內部地位之卓越。但與道教內部的極度推崇形成兩極反差的是，唐宋一般史料多將史崇玄視作典型的“負面人物”，《太平廣記》甚至將之列入“妖妄”類屬³。宗教內、外史料對同一個人物做出截然不同的評價，顯然根源於各自立場上的差異，因此均不可避免地帶有某種偏見和預設。有鑑於此，我們有必要綜合當下所能搜集到的一切資料，對史崇玄的主要歷史事迹做以梳理，並以此為據對史崇玄進行客觀評價。土屋昌明、雷聞等人此前對長安太清觀（史崇玄曾任此觀觀主，詳見下文）和《一切道經音義》編纂問題的總體考察已對史崇玄有過一定探討⁴，但有關史崇玄本人行迹仍存在一定推敲之空間，本文僅將關注點集中放在史崇玄個人活動上。

史崇玄在神龍年（705-707）之前的情況並不清楚。《新唐書·金仙公主傳》中言史崇玄“本寒人”⁵；《朝野僉載》則稱史崇玄“懷州河內縣縫鞾（靴）人也，後度為道士。”⁶有關史崇玄曾為靴匠的說法，僅見《朝野僉載》。儘管《朝野僉載》的作者張（約660-740）與史崇玄的生活年代交錯契合，因此所記載之內容有可能與當時的“現實”（非“真實”）情況最為接近，但史崇玄因捲入玄宗（712-756在位）與太平公主（約665-713）的政治鬥爭而喪命，作為敵對方和勝利方的玄宗陣營有可能對之進行污名化處理，將其出身與最下賤的工作聯繫起來。倘若如此，張所記錄的說法便有可能是有目的編造出的“謠言”（儘管編造者未必是張本人，但他顯然也接受了這一觀點），是故此則記載眼下只能聊備一說。但不論如何，《新唐書》等材料所記載的史崇玄“寒族”出身應該可以坐實。事實上，也正是由於史崇玄寒人出身、事迹不顯，才給敵對政治勢力留下編造其卑賤往事的空間。

《朝野僉載》書影

根據《新唐書》等材料的記載，史崇玄得以突然崛起，是“事太平公主”的結果。從史崇玄生平經歷的總體情況來看，其確是太平公主一方的忠實擁躉，並參與到神龍至先天年間複雜的政治鬥爭中。《舊唐書》卷七對神龍二年正月的一系列封官賜爵事件進行記載，獲封賞者包括敬暉（卒於706）、桓彥範（653-706）、袁恕己（卒於706）⁷等。對唐中期政治史有一定瞭解後便不難看出，這些官員都是參與逼迫武則天（624-705）還政李唐的神龍政變功臣，其所獲封賞必然是為了表彰他們在神龍政變中的功勞。而根據《舊唐書》記載，就在一個月後，僧人慧范（或寫為會范等）和道士史崇玄等十餘人“授官封公，以賞造聖善寺功也。”⁸陳金華對聖善寺和僧人慧范進行過非常細緻地討論，指出慧範的“妖僧”形象並不符合歷史事實，並對慧範的歷史地位和現實功能重新做以客觀評價⁹。事實上，史崇玄“妖妄”形象與慧範“妖僧”形象的創造很可能歸屬於同一個歷史事件及政治環境。《資治通鑒》對史崇玄此次獲封之官職記載頗為詳細，稱其“加五品階，除國子祭酒同正。”¹⁰史崇玄獲官位之原因，顯然不會是《舊唐書》給出的“賞造聖善寺功”。首先，史崇玄作為道士，不太可能因為參與修造佛寺而受如此重大之褒賞，特別是考慮到數年後史崇玄獲罪流放的表面原因是與佛教勢力不合（詳見下文）。實際上，從前揭陳金華論文中即可知，修造聖善寺是由僧人慧范全程督導，與史崇玄關係不大；其次，史崇玄獲授的“國子祭酒”是“同正”，即所謂外置同正員，擁有與正員完全相同的實權¹¹。這樣的官職，與唐代著名高道往往僅得受榮譽性“散官”（如金紫光祿大夫、銀青光祿大夫等）而並無實權的情況大不相同。實際上，實權的賦予必然要與參與朝廷事務之功勞掛鉤；而實權在授予後，又進一步促使利益獲得者捲入更深的朝政事務之中。當我們將這兩個疑問與不久前神龍功臣封官一事相聯繫時，《舊唐書》“賞造聖善寺功”的說法便更顯得欲蓋彌彰了——其目的似乎很單純，掩蓋史崇玄等太平公主勢力在周唐鼎革中的作用和功績。

儘管現有資料既未指出史崇玄是如何在太平公主一方參與神龍政變，更未解釋其到底發揮多大效力，但新、舊唐書的一則記載或許可以給我們一些大膽推測的依據。《舊唐書·經籍志》和《新唐書·藝文志》均記載，一部共計十二卷的《十二次二十八宿星占》系史崇的作品¹²。唐及唐代以前，以“史崇”為名而通天文者最少有兩人。其中之一生平不詳，《隋書·經籍志》所著錄之《天文》十二卷，為“史崇注”。《隋書·經籍志》由魏徵（580-643）等人編纂，成稿於太宗、高宗朝，所錄主要為前朝之書，故此史崇非史崇玄無疑。但兩唐書所錄之《十二次二十八宿星占》的作者史崇到底是前代之人，抑或是唐代的史崇玄，便難以判斷了。倘若此書的作者真系道士史崇玄，那麼事情便會變得非常有趣。從書名可知，此書顯然是天文星占類著作。中古時期天文星占之學與人間政治變動關係密切，以天文變化為藉口發動的政治和社會運動屢見不鮮，天文之學由此成為影響政治脈動的重要神聖資源¹³。是故朝廷對之多有限制，嚴禁民間妄傳星象變化，而希望由中央政府壟斷這一技術¹⁴。然而，彼時僧、道之中多有通此學問者，史崇玄很可能就是其中之一。既然史崇玄擁有窺探天象、預言改朝換代、天命所歸的“專業技能”，那麼我們便可推測他有可能憑此技術依附太平公主，並在神龍政變中給予太平公主信仰上的支持和行動上的鼓勵。對太平公主而言，作為職業宗教家的史崇玄很可能是她的主要參謀之一。倘此推測成立，神龍二年（706）史崇玄獲受實職，便合情合理、順理成章了。然而，這一系列推測都建立在兩唐書的“史崇”系指“史崇玄”的基礎上，但有關這一點因原書已佚、而歷代目錄對此問題辨析含糊，因此這裡所建構的大廈並不牢靠，未來可能會有修正觀點之必要。

神龍政變之後，大唐朝廷勢力依舊紛繁複雜。中宗、睿宗、太平公主、韋後、安樂公主以及後來的玄宗李隆基，各種勢力合縱連橫、犬牙交錯。從目前僅有的材料來看，中宗神龍二年（706）至玄宗先天二年（713）之間，夾在這些政治大人物中間的史崇玄主要參與了三個歷史事件，分別發生於唐殤帝（710在位）、睿宗（710-712第二次在位）、玄宗時期，個人地位由此得以不斷提升。首先是入主太清觀。法國學者傅飛嵐（Franciscus Verellen）介紹太清觀時，稱之為“長安的帝國老子信仰之所在（seat of the imperial Laozi cult in Chang’an）。”¹⁵但事實上，有關太清觀的資料不多，傅飛嵐的這一說法缺少可靠依據。實際上，傅飛嵐很可能是將太清觀誤為著名的“太清宮”，而後者才是大唐帝國老子信仰的中心¹⁶。根據宋敏求（1019-1079）的《長安志》記載，長安金城坊東南隅有一開善尼寺，寺北即“廢太清觀”，而這座太清觀的前身正是“悖逆庶人宅”¹⁷。所謂悖逆庶人者，其實就是中宗和韋後（卒於710）之女安樂公主（李裹兒，685-710），她曾嫁武三思（649-707）之子武崇訓，後又嫁給武承嗣（649-698）之子武延秀。神龍政變後中宗復位，韋後和安樂公主欲奪大權，故與李隆基和太平公主發生矛盾，終為李隆基政變誅殺，死後貶為“悖逆庶人”¹⁸。在撲滅韋後和安樂公主勢力的唐隆（710年）政變中，太平公主一方也作了不少工作，這一點早已成為學界共識。而將不久前被誅的安樂公主私宅改為太清觀、並賜予史崇玄，或許可由此推測史崇玄作為太平公主一方的參謀，又一次參與到宮廷政變中，因此事後獲得褒獎，所得“獎品”就是政變失敗者的“財產”。《冊府元龜》所收睿宗的一則材料稱：“（景雲）二年（711年）正月，加銀青光祿大夫、行太子率更令史崇玄為金紫光祿大夫、太清觀主。”¹⁹由於私宅改道觀需要一定時間，因此政變結束數月後史崇玄才正式擔任太清觀主符合情理。

史崇玄在睿宗朝（710-712）的輝煌事蹟，是為著名的金仙公主（689-732）和玉真公主（692-762）傳授洞玄法位，並因各種原因官位得到升遷²⁰。有關傳法一事，《舊唐書》、《新唐書》、《朝野僉載》等均有記載，但記此事最詳者則出於“科教三師”張萬福的筆下（另外二師是陸修靜、杜光庭）。根據張萬福的《傳授三洞經戒法籙略說》（簡稱《略說》）尾題可知，其書成於玄宗先天元年（712年），彼時張萬福亦為太清觀道士，太清觀被廢後轉隸清都觀。《略說》一書著重討論唐代道教傳法規矩，其書最末介紹睿宗景雲二年正月十八日，“三洞大法師、金紫光祿大夫、鴻臚卿、河內郡開國公、上柱國、太清觀主史尊師”為兩位公主傳授靈寶中盟經戒法籙的情況²¹。由於張萬福是此次傳法活動的“臨壇大德、證法三師”，全程參與法事過程，因此他的記述應該非常可靠。從張萬福給出的史崇玄官位中，可以發現較之五年之前（即神龍二年），史崇玄的官階大大提高，實際權力也得以擴大。但張萬福的這一記載卻有些含糊，實際上，從神龍二年到景雲二年的五年之間，史崇玄的官位最少經歷過兩次提升。正如上文所述，神龍政變後，史崇玄獲得“五品階，除國子祭酒同正”的職位，而根據剛剛提到的睿宗那則制書可知，在景雲二年正月加封史崇玄“金紫光祿大夫”之前，他實際已經是“銀青光祿大夫、行太子率更令”。銀青光祿大夫是從三品的散官，金紫光祿大夫則是正三品散官，則在官階上，史崇玄又連續提升了兩個檔次，獲得唐代道士授散職的最高等級²²。而史崇玄在景雲二年之前就已擔任的太子率更令，則為執掌太子東宮禁衛和皇族禮樂、懲罰的官職²³，與皇族關係密切。由此而論，史崇玄之權柄不可謂不重，與統治家族之關係不可謂不緊密。然而，儘管雷聞推測史崇玄的“鴻臚卿”職事官是在景元二年與金紫光祿大夫的散職一同得受的²⁴，但截至景雲二年，尚無材料表明史崇玄已獲得張萬福所述的“鴻臚卿、河內郡開國公、上柱國”三個職位。事實上，此三個職位也可能是景雲二年之後逐漸獲得，尤其是考慮到上述張萬福的那個尾題寫於先天元年（而非為公主傳法的那一年）。事實上，史崇玄在其《妙門由起序》中即自稱“金紫光祿大夫、鴻臚卿員外置同正員、上柱國、河內郡開國公、太清觀主”，與張萬福所述完全吻合。由於《妙門由起》本系《一切道經音義》之一部分，其成書亦當與後者時間一致。鑒於《一切道經音義》是玄宗敕令史崇玄領編的著作，故《妙門由起》顯然也只可能成書於玄宗登基之後到史崇玄去世之前，即712到713年之間。雷聞從參與《一切道經音義》人員的官職入手，更將《音義》的編纂時間確定為先天元年八月至之二月的四個月裡²⁵。

由以上討論可知，從神龍二年到先天二年短短七年中，道士史崇玄的官職最少經歷了四次升遷。

時間	官職	導致昇遷的可能原因
中宗，神龍二年	五品階，國子祭酒同正	參與神龍政變
神龍二年至景雲二年	銀青光祿大夫（從三品）、行太子率更令	經太平公主而參與皇室事務
睿宗景雲二年	行太子率更令（延續？）加：金紫光祿大夫（正三品），太清觀主	參與唐隆政變
景雲二年至先天二年	金紫光祿大夫、太清觀主（延續）；加：鴻臚卿員外置同正員、上柱國、河內郡開國公	經太平公主，進一步參與朝政

史崇玄在玄宗先天年間參與的重要事件，就是領編著名的《一切道經音義》。儘管原書一百三十卷上下的《一切道經音義》早已散佚²⁷，但根據史崇玄《妙門由起序》描述的此書編纂過程可知，其書為玄宗敕編並親自撰序，且令數十位大學士和高道大德參加，其中就包括盧藏用（約664-約713）、韋利器（活躍於八世紀前期）、沈佺期（約656-約715）、員半千（621-714）等名臣和剛剛提到過的高道張萬福²⁸。顯然，這部巨著是玄宗初期最重大的道教項目，背後可能隱藏著玄宗憑藉道教信仰穩固李唐統治合法地位的意圖。更為複雜的是，參與此項目的人員中混合了玄宗和太平公主兩個政治勢力中的一些關鍵人物，因此項目本身可能既有緩和玄宗與太平公主勢力的考慮，也有如雷聞所述，玄宗希望藉此機會獲得太平公主方政治情報的可能²⁹。不論如何，史崇玄能夠成為此帝國重大項目的“大使”，主持一應工作，說明他在這一時期儼然具有道教界最高領袖的資質和身份。而正如上文所述，在編纂《一切道經音義》時史崇玄已經獲得極高官位，這一點顯然對他取得道教內部最高地位有所幫助。有關《一切道經音義》的內容，雷聞等著名學者已有一些討論，此處可以從略。但值得指出的是，儘管《一切道經音義》完本已經不存，但由於包括宋代陳景元（1025-1094）《上清大洞真經玉訣音義》在內的音韻書大段大段地徵引《一切道經音義》的內容，因此在某種程度上我們仍能看到這部著作的只鱗片爪³⁰。

《一切道經音義》書影

儘管玄宗將編纂《一切道經音義》的重任委託給太清觀主史崇玄，對之表現出一定的信任，但這一信任最終沒能從“道教文化事業”拓展到政治層面。對玄宗而言，史崇玄是太平公主一方的重要力量，且擁有很高的信仰權威，因此是一個頗具危險性的存在。在唐隆政變誅殺韋後和安樂公主後，玄宗與姑姑太平公主之間的關係便越來越緊張。雙方都在試圖消解對方的政治勢力，至少是將對方陣營中的主力戰將趕出長安。在唐睿宗統治的短短兩年間，擔任太子的李隆基方面，後來雙雙成為開元名相的姚崇（651-721）和宋璟（663-737）便因相關鬥爭而被貶地方；而在太平公主一方，甚至公主本人也曾一度被睿宗派出京師，以避免家族內鬥³¹。然而，隨著西元713年睿宗傳位玄宗，權力的天平明顯傾向了玄宗陣營。睿宗傳位玄宗的過程比較特殊。先天元年“有彗星入於太微”³²，太平公主以星象為由中傷李隆基。然而，出乎太平公主意料的是，睿宗不但沒有懲罰李隆基，反而決定順應天命，傳位玄宗。如果考慮到前文所述史崇玄有可能精通天文星占之術的話，便又可推測太平公主此次倡言星災的背後或許有史崇玄的影子——但這一推測尚缺少直接材料證明。大約就在《一切道經音義》編纂完成不久，史崇玄就遭到流放。《新唐書》記載稱：

群浮屠疾之（史崇玄），以錢數十萬賂狂人段謙冒入承天門，升太極殿，自稱天子。有司執之，辭曰：“崇玄使我來。”詔流嶺南，且敕浮屠、方士勿兩競。太平敗，崇玄伏誅。³³

有關這一事件發生的時間《新唐書》並未給出任何說明，但由於史崇玄在玄宗登基後到《一切道經音義》成書前地位非常穩固，故此事只能發生在宏偉的道教文化事業完成之後。引文中的事件本身顯得非常不合理，值得我們給予足夠的關注。這些不合理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第一，狂人段謙獨自一人，不太可能輕鬆避開守衛，入承天門、登太極殿；第二，冒稱“天子”是謀逆大罪，即使得錢數十萬，亦未免得不償失，段謙何至“瘋狂”（狂人）若此；第三，僧徒倘出此計，未免過於愚蠢。段謙被執，若供出背後指示，必然牽連僧徒自身。此計策本身的危險係數極高，尤其是“狂人”本不可以常理度之，反水的可能性難以預期；第四，朝廷對此事件的處理極不合理。從《新唐書》給出事件原委、點明段謙受僧徒教唆，以及事後皇帝下詔令僧、道不要競爭來看，此事在當時應該就已水落石出。如此，為何不見對段謙和僧徒之懲罰，反而是將明知遭受誣陷的史崇玄流放嶺南？真是咄咄怪事！如果《新唐書》對此事件的記載不是出於後人的編造，那麼這個事件背後或許就隱藏著某個政治陰謀。鑒於先天年間玄宗與太平公主的關係已經破裂，玄宗必然要著手進一步分化太平公主的勢力。擁護太平公主且同時擁有世俗和宗教界極高地位的史崇玄早已成為玄宗的眼中釘，玄宗一方自然希望除之而後快。換言之，儘管依舊缺少直接資料證明政治陰謀的存在，但只有賦予玄宗一方、甚至玄宗本人陰謀策劃者和裁決人的雙重身份，以上所列出的一系列疑問才能獲得一個合乎邏輯的解釋，即整個事件都是玄宗勢力所策劃、為最終剿滅太平公主做出的預先準備。西元713年7月29日，就在太平公主陰謀政變的前一天，消息洩露，玄宗很有效率地將對方主要成員斬首，三天之後太平公主被賜自盡。隨著太平公主的死亡，史崇玄失去了最終的靠山，受牽連被誅。

至此，我們已將史崇玄的主要事迹做以完整梳理。事實上，儘管史崇玄最終被朝廷誅殺，但從現有材料來看，不僅完全沒有發現他有“大奸大惡”的行為，甚至還發現他對李唐復國和道教文化建設做出過傑出貢獻。其最後的悲劇收場，只是因為“站錯隊”，過度地捲入政治鬥爭中，成為玄宗皇帝的對立面，最終淪為政治鬥爭的犧牲品。這時我們再來回憶《朝野僉載》中有關史崇玄被殺後，“京中士女相賀”的話語，便一點也不覺得驚訝。事實上，歷史從來都是由勝利者來書寫。張的立場無疑站在勝利者玄宗一邊，因此站在對立面的太平公主一方在其筆下必然被描寫成遭萬民唾棄的“惡的象徵”，但這樣的妖魔化形象與歷史上真正的史崇玄早已拉開距離。追求“知人論事”的客觀性，必須首先剖析和重建既有議論中的評價立場，進而重新思考材料背後的真實情況。有關史崇玄的分析，恰是一個很好的案例。最後，史崇玄在數年之內的大起大落，或許值得我們以史為鑒，反思宗教人士應當與政治建立起怎樣的聯繫，才能互相助益，而非一損俱損。

原載於《中國俗文化研究》2018年第2期。

注釋

1 李昉（925-996）等編《太平廣記》,北京：中華書局，1961年，卷三三，第210頁，徵引杜光庭之《仙傳拾遺》。

2 朱玉麒《唐代道教人物三考》，《中國道教》1995年第2期，第38-39頁。

3 李昉等編《太平廣記》，卷二八八，第2292頁。

4 土屋昌明《長安の太清観の道士とその道教：史崇玄と張萬福を中心に》，《人文科學年報》2013年第43號，第109-136頁；雷聞《長安太清觀與〈一切道經音義〉的編纂》，《唐研究》2009年第15卷，第199-226頁。

5 歐陽修（1007-1072）、宋祁（998-1061）等撰《新唐書》，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卷八三，第3656頁。

6 張鷟《朝野僉載》，與《隋唐嘉話》合訂本。北京：中華書局，1979年，卷五，第114頁。

7 劉昫（887-946）等撰《舊唐書》，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卷七，第141頁。此三人雖獲高官，但由於此時掌握大權的武三思對之心有忌憚，故三人均出任地方刺史。見司馬光（1019-1086）等撰《資治通鑒》，北京：中華書局，1996年，卷二〇八，第6715頁。

8 劉昫等撰《舊唐書》，卷七，第141頁。

9 Chen Jinhua (陳金華), “A Complicated Figure with Complex Relationships: The Monk Huifan and Early Tang Samgha-state Interactions,” in Thomas Jülch ed., The Middle Kingdom and the Dharma Wheel: Aspects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Buddhism Samgha and the State in Chinese History (Leiden & Boston: Brill, 2016), pp. 140-221; 陳金華《聖善寺考論》，收李四龍主編《哲學宗教與人文》，北京：商務印書館，2004年，第471-510頁。

10 司馬光等撰《資治通鑒》，北京：中華書局，1996年，卷二〇八，第6715頁。

11 黃莉莉《試論唐前期員外置同正員制》，《江蘇第二師範學院學報》2018年第2期，第54-59頁。

12 劉昫等撰《舊唐書》，卷四七，第2037頁；歐陽修、宋祁等撰《新唐書》，卷五九，第1544頁。

13 有關中古星占之學與政治運動的研究已經不少，其中道教亦常參與此類活動，提出“陽九百六”等末世觀念，參李豐楙《傳承與應對：六朝道經中“末世”說的提出與衍變》，《中國文哲研究集刊》1996年第9期，第91-130頁；李豐楙《六朝道教的度救觀：真君、種民與度世》，《東方宗教研究》1996年第5期，第138-160頁。

14 有關此問題，參趙貞《唐宋天文星占與帝王政治》，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16年。

15 Kristofer M. Schipper and Franciscus Verellen, The Taoist Canon: a History Companion to the Daozang (Chicago and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4), p. 443.

16 有關太清宮的情況，見丁煌《唐代道教太清宮制度考》，收其《漢唐道教論集》，北京：中華書局，2009年，第73-156頁。

17 宋敏求《長安志》，卷十，見《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商務印書館，1984年，冊587，第146a頁。根據宋敏求所述，先天二年（713）史崇玄被玄宗誅殺後，太清觀隨即被廢。雷聞指出，長安彼時還存在另外一座太清觀，亦與太拼公主關係密切——即其早年逃避與吐蕃聯姻而暫時出家的道觀。因此，雷聞認為之所以以“太清觀”命名以悖逆庶人宅改建之道觀，實系此名對於太平公主而言是“一個值得幾年的名稱”。詳細考述，見《唐長安太清觀與〈一切道經音義〉的編纂》，第211-213頁。

18 劉昫等撰《舊唐書》，卷7，第155頁。安樂公主墓誌依然出土，見孟憲實《〈安樂公主墓誌〉初探》，收西安碑林博物館編《幾年西安碑林九百二十週年華誕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北京：文物出版社，2008年，第315-323頁。

19 王欽若（962-1025）等編纂，周勳初等校訂《冊府元龜校訂本》，南京：鳳凰出版集團，2006年，卷五三，第557頁。

20 有關兩位公主受道過程，Charles Benn已作出專門研究，參Charles Benn, The Cavern-Mystery Transmission: A Daoist Ordination Rite of A.D. 711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1991).

21 有關唐代道教傳法次第，參白照傑：《整合及制度化》，上海：格致出版社，2018年，第274-328頁。

22 王永平《唐代道士獲贈俗職、封爵及紫衣、師號考》，《文獻》2000年第3期，第67-79頁。

23 有關此官職的演變簡史，見呂宗力主編《中國歷代管制大辭典（修訂版）》，北京：商務印書館，2016年，第122-123頁。

24 雷聞：《唐長安太清觀與〈一切道經音義〉的編纂》，第214頁。

25 雷聞：《唐長安太清觀與〈一切道經音義〉的編纂》，第200-201頁。

26 有關於此，《新唐書》的記載將史崇玄拜鴻臚卿與事太平公主直接聯繫起來，稱：“崇玄本寒人，事太平公主得出入禁中，拜鴻臚卿，聲勢光重。”見卷八三，第3656頁

27 有關《一切道經音義》的卷數，各家目錄著錄有別，分別為113、130、140、150不等。相關討論，見汪業全《史崇玄〈一切道經音義〉考》，《廣西師範大學學報》2004年第2期，第71-74頁。有關《一切道經音義》的音韻學成就，參汪業全《〈道藏〉音釋研究》，廣西師範大學碩士論文，第22-31頁。

28 史崇玄《妙門由起序》，見《一切道經音義妙門由起》，見《道藏》，北京、上海、天津：文物出版社，上海書店，天津古籍出版社，1988年，冊24，第721a-723a頁。

29 雷聞：《唐長安太清觀與〈一切道經音義〉的編纂》，第220-224頁。

30 陳景元《上清大洞真經玉訣音義》，見《道藏》，冊2。

31 有關這一時期李唐皇族內鬥的大致過程，參崔瑞德編，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西方漢學研究課題組譯《劍橋中國隋唐史》，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0年，第290-301頁。

32 歐陽修、宋祁等撰《新唐書》，卷五，第119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