俗文獻 | 張經洪：江南無為教寶卷的刊刻與地域流布

作 者 簡 介

張經洪，廈門大學人文學院中國古代文學專業博士研究生。

摘  要：江南無為教寶卷的刊刻既有官刻本，亦有私刻本。在私刻刊本中，既有宗教團體募捐刊本，也有商業出版機構刻本，寶卷刊刻形式種類繁多，刊刻原因也各不相同。通過對江南無為教各教派寶卷的綜合考察，從縱向的歷史事件中發掘線索，按照年代順序，或可阐明寶卷的地域流布情況及其流通的原因與路徑。

關鍵詞：江南無為教  寶卷  刊刻  流布

一 江南無為教寶卷的刊刻

江南無為教寶卷的流傳以刊本寶卷為主體。本文以江南無為教寶卷的刊刻為主要研究對象，在前賢研究的基礎之上，依據檔案史料及刊本寶卷牌記、題跋、序言等所載資訊，通過解析江南無為教寶卷在刊刻過程中的一些細節和因素，從江南無為教寶卷的官刻形式、私刻形式及寶卷流通路徑三個層面展開論述，從而開拓對江南無為教及其寶卷的研究路徑。

（一）江南無為教寶卷的官刻形式

江南無為教寶卷的官刻形式是指在掌權太監、後宮妃嬪、王公貴族等人的資助下，由皇家內經廠對江南無為教早期經卷《五部六冊》的刊印。據《三祖行腳因由寶卷·山東初度》記載：

聖上見了祖師，果有神通機妙，智變千般，七個番僧，盡皆皈依，寡人歡喜。宣張永、黨、魏二臣，封他為無為宗師，五部寶卷，開造印板，禦制龍牌，助五部經文頒行天下，不得阻擋。¹

江南無為教初祖羅夢鴻在創教初期受到太監張永及黨尚書、魏國公的全力支持，才使無為教得以被官方承認，羅夢鴻亦被封為無為宗師，且皇帝親敕龍牌，助刊五部寶卷，流通天下，終於“正德十三年七月十五日，書寫寶卷，印刻銅板，頒行天下，普度眾生”。²此說雖尚待考證，但仍透露出《五部六冊》經卷曾由官方組織大量刊印流播的可能。明正德伊始，無為教《五部六冊》經卷卷首，在巨幅扉畫“佛說法圖”之後，即為三塊禦制龍牌。右邊龍牌題“皇圖永固，帝道遐昌，佛日曾輝，法輪常轉”，中間題“皇帝萬歲萬萬歲”，左題“六合清寧，七政順序，雨晹時若  萬物阜豐......”等七十二字護道榜文。卷末為書牌及護法神韋陀像。

這種寶卷刊刻版式風格在《五部六冊》之後的民間宗教教派刊本寶卷中皆相承襲沿用。但學者韓秉方認為：“所謂將五部經上奏皇帝，及皇帝冊封羅祖，‘禦制龍牌，助五部經文’等等，純屬子虛烏有，是後世羅教徒附會皇權的一種把戲。但是，在宮中有權勢太監和王公大臣庇護下，假傳聖旨，以禦制龍牌榜文為通行證，大量刻印五部六冊，發往全國，則存在着實現的可能性。這一點，對羅教迅速向全國傳播，起到了巨大作用。”³

除羅夢鴻無為教《五部六冊》經卷之外，據弘陽教經卷《混元弘陽歎世經》記載，弘陽教祖韓太湖早年傳教即得到掌權太監內經廠石公、禦馬監程公、灰甲廠張公的皈依與護持，並在皇家內經廠大量刊印弘陽教寶卷。車錫倫先生在論及明代早期刊印的民間教派寶卷時，亦稱：“有的教派，如西大乘教、弘陽教，得到後妃太監、王公貴族的支持，由皇家內經廠印製寶卷，並頒發各大寺廟。其印刷豪華富麗，梵篋裝與內經廠印製的藏經無甚區別。”⁴民間教派寶卷確有在皇家內經廠刊印的事實，且其版式風格當與大藏經相同或相似，否則根本不可能混入大藏⁵，至今有個別寺廟中仍可找到混雜其間的民間教派寶卷。

明萬曆年間，太監專權，朝政敗壞，掌權太監皈依無為教，助刊《五部六冊》經卷大有可能。清·黃育楩更是對明末太監口誅筆伐，認為內經廠邪經的印行，罪在太監，“刊印邪經，又系明末太監。太監之害，明末最烈，又刊邪經以害後世，心毒極炎”。⁶其《破邪詳辯》又載，“至明朝萬曆以後，有飄高、淨空、無為、四維......等匪相繼並出，皆餡事太監，謳騙銀錢，遂各捏造邪經互相爭勝。”⁷無為、四維即羅夢鴻無為教，其經卷內經廠的刊印傳播，太監之功，不可忽視。除太監外，朝中黨尚書也參與其中，雍正七年（1729），羅文舉合校《五部六冊》，據《歎世無為卷》卷末後言記載，採用對校的板本即是黨尚書家藏北板，應與原板接近，錯訛較少。清康熙三十七年（1698）重刊折本《破邪顯證鑰匙卷》二卷二十四品，卷末牌記亦書“萬曆四十二年南春月□京黨尚書家原板”⁸字樣。可見，黨尚書參與《五部六冊》經卷刊刻的可能性極大。

從板式風格來看，明皇家內經廠刊印的早期無為教《五部六冊》經卷，裝幀精美，基本為木刻經折裝，字大行疏，紙墨精良，板式特徵與大藏經無異。明正德以後至清康熙年間，民間宗教教派寶卷刊印的數量非常之多，自清康熙至咸豐年間，民間宗教教派寶卷幾度遭清廷查剿、焚燒、毀板，再無官方刊印寶卷的史籍記錄。此處述及的寶卷刊刻的官刻形式專指明中葉由皇家內經廠刊造雕板的早期江南無為教寶卷《五部六冊》，刊印地點在北京，寶卷刊印的參與者有皇帝、掌權太監張永、黨尚書、魏國公等人，屬於官方刻書的性質。

（二）江南無為教寶卷的私刻形式

江南無為教寶卷的私刻形式是指民間機構、團體、個人或家庭等對寶卷的刊刻與流傳。今按其刊印者有無宗教信仰的不同，分為兩類：一是宗教機構和個人刊刻，一是商業出版機構和個人刊刻。

   1、宗教機構和個人刊刻

江南無為教寶卷宗教機構和個人刊刻形式可細分為寺院經坊刊刻、民間教派庵堂刊刻、“奉佛弟子”捐資助刻、教徒助資刊印，它是以民間宗教機構、社群和信徒個人的力量集資刊印的寶卷。

    （1）寺院經坊刊刻

經坊產生於唐代，興盛於明清時期，是專門從事宗教文獻及其相關典籍的寫刻、印行和流通的書坊，亦稱經鋪或經房。明清之際，江浙地區經坊尤盛，據明·胡應麟《少室山房筆叢·經籍會通》記載：

今海內凡書聚之地有四：燕市也，金陵也，閶闔也，臨安也。閩楚滇黔則餘間得其梓，秦晉川洛則餘時友其人。旁諏閱歷，大概非四方比矣。⁹

有明一朝，北京、南京、蘇州、杭州四地，政治清明，經濟發達、文化繁盛，書肆林立，已然成為全國刻書、印書、販書集散中心，非其他各地可比。其中，浙江杭州、江蘇南京、蘇州三地的經坊，對江南地區宗教典籍的刊印與傳佈貢獻重大。

寺院與經坊的關係密切，有些經坊即設在寺院裏，由寺院經營或依附於寺院，與其保持長期合作關係，例如杭州瑪瑙寺的明臺經房，昭慶寺的慧空經房，崇安寺萬松院經房等。寺院經坊不僅刊印佛教典籍，在其發展過程中還刊刻民間寶卷。“寶卷者，寶者法寶，卷乃經卷”¹⁰，民間宗教教派寶卷幾乎擁有與正統佛、道經籍同等崇高的地位，極為莊嚴，受人供奉。因此，宗教寶卷的傳抄與刻印也即成為普通民眾出資積聚功德的一種有效方式，寺院經房很大程度滿足了信眾出資請經、刻經，積累功德的現實需要。清刻本江南無為教寶卷《天緣結經注解》，扉頁左下角即題“杭州瑪瑙經坊”字樣，由杭州瑪瑙寺經房刊刻印造。

寺院經房刊刻寶卷的費用來源主要有寺院香火、刊印經籍收入，權貴捐助，普通信士募捐和民眾請經納銀等。清刻本《明宗孝義達本寶卷》上下二卷，卷末即題“光緒九年四月佛誕日淨業弟子許自然募刊”、“板存杭城瑪瑙經房”字樣，並記助刊者姓名、捐資和印送部數。江南無為教《明宗孝義達本寶卷》板藏杭州瑪瑙經房，概為信眾許自然帶頭募捐，由眾人集資、印送，杭州瑪瑙寺經房刊刻的寶卷，系屬寺院請經、刻經活動範疇。       

寶卷在寺院經房的刊印與佛教典籍類似，不單純是為營利，寺院護持經板，勸善、度化群迷，民眾出資積累功德是寶卷刊印的直接動因。日本學者澤田瑞穗認為：佛書別於世俗之書，被認為是神聖的，因此很少在坊間營利刊刻。通常，有能力的寺院刊行時，還會受到后妃、太監、名人、富豪等有權有錢人的幫助。助印的名目有供養祖先，病癒還願等各種情況，但實際上更多的是接受了僧尼的勸化而進行喜舍的。另外，還有許多人懷着各種的動機，向收藏板木的寺院交納銀子，讓寺院刊刻所需的部數，也就是通常所說的施本。¹¹

    （2）民間教派庵堂刊刻

    民間教派庵堂也積極刊刻寶卷，江南無為教二祖應繼南“無極正派”祖堂設在麗水，三祖姚文宇“靈山正派”祖堂在慶元、溫州兩地，四祖潘三多“覺性正宗派”以金華為基地建立祖堂“明鏡堂”。除祖堂之外，江南無為教各教派在傳教地域皆建有分堂，如，姚門教化師普宵於崇禎十二年（1639），曾被派到福建、江西兩省傳教，僅在兩年之中，即開設四十九堂。庵堂組織刊印寶卷的直接目的一是為了門徒的自身修煉，二是為了更好宣傳江南無為教，招攬信眾，擴大其影響。如蘭風注解，王源靜補注，光緒十二年（1886）刻本《五部六冊》經卷，扉頁題“莆邑湖裏通明堂藏板”，卷首為《補注開心法要日用家風敘》，次之為《祖經法要補注宗教會元序》，卷末為《重集補注開心法要跋語》及“嘉慶七年歲次壬戌夏月復刊於古杭選賢堂”、“民國六九年仲春復刊於臺中明德堂”字樣。可知，古杭選賢堂，臺中明德堂皆曾刊印過《五部六冊》經卷開心法要版。

又如《羅祖寶卷》，一卷，光緒二十六年（1900）重刻本，書封左下題“江蘇昆陵普濟堂藏板”，如圖六，卷末題“光緒壬寅年十一月十七日通領五號敬承堂”字樣；江南無為教“覺性正宗派”核心寶卷《四世行腳覺性寶卷》，上下二卷，清刻本，版心下白口題“金華朱集成堂代印”，上卷卷尾題“浙江太史第明鏡堂藏版”；清康熙孟冬刊本《科儀寶卷》，“板藏裮省南門光信堂”，經文空隙處蓋有“朝天堂”印章。

以上所述寶卷均藏板於民間宗教教派庵堂之內。民間教派庵堂刊印的江南無為教寶卷，其一顯著特徵即經板仍歸庵堂所有且板藏於庵堂之中，以便於隨時付板印造寶卷。清刻本《四世行腳覺性寶卷》，即由金華潘氏無為教祖堂“明鏡堂”委託朱集成堂代為印刷，朱集成堂只負責刊印事務，經板所屬權仍歸祖堂且藏板於祖堂之中。

    （3）“奉佛弟子”捐資助刻   

“奉佛弟子”捐資助刻也是江南無為教寶卷刊印的主要形式之一，其視寶卷為佛經，同等崇奉，捐資助刻寶卷也就有了與佛教典籍助刊相同的意義。以奉佛弟子資助刊印佛經為例，如國家圖書館藏原柏林寺本《磧砂藏》中載有：

大明國北京順天府大興縣居賢坊居住奉佛信士董福成謹發誠心，在於□江杭州府後朝門許大藏尊經一藏，不為自求，喜舍資財，上報四恩，下資三宥，法界有情，同圓種志者。奉三寶信士董福成一家眷等，謹發誠心，眷屬王氏、弟董旺、眷屬黎氏、男董福興、眷屬聶氏、侄男董黑拓、外生女妙玉、孫男董福安、侄女善尼。宣德七年八月吉日，助緣人楊安。¹²

奉佛信士董福成及其家眷出資刊助佛經的原因不在於為自身祈求福佑，而是為上報四恩，下資三宥，弘揚佛法，同赴法界正覺。以上所引為真正佛教徒崇奉助刊佛經，有些奉佛弟子系屬假託。但與舍資刊印佛經一樣，“奉佛弟子”亦舉家捐資助刊民間宗教教派寶卷。例如，民國初年山西石印本《破邪顯證鑰匙經會解》，上卷卷末即刊：

南京應天府句容縣奉佛弟子張世芳，同妻徐氏、男張尚德發心助刊《破邪會解》上卷。上報四重恩，下濟三途苦，惟願見聞者，悉發菩提心，佛光常住照，三業盡水清，存亡皆吉慶，祖道永隆興。崇禎元年正月上元日刊。¹³

南京應天府句容縣“奉佛弟子”張世芳及其家眷謹發誠心捐資助刊江南無為教經卷《破邪會解》上卷，其刊刻寶卷的直接目的與佛籍相同，上報四恩，下濟三苦，祈願佛光普照，道法昌隆。

又如，明崇禎二年(1629)刻本《巍巍不動太山深根結果經會解》，二卷二冊。上卷卷末刊：

      南京應天府句容縣奉佛弟子強守禮等，捐資助刻《巍巍會解》一卷。上祝皇圖鞏固，帝道遐昌，佛日增輝，法輪常轉，普願一切眾生，共入毗盧性海。

      助刻姓氏:強守禮、陳氏、唐永正、周仲賢、王尚儉、王之俊、王之傑、趙氏、叢性誠(泰州)、葉性德(江西)。崇禎二年孟冬四日助刻。¹⁴

下卷卷末刊：

南京應天府漂水縣、句容縣奉佛弟子張廷珠等各出淨資，募眾善信，助刻《巍巍會解》下卷。祈保各家，現在者增延福壽，過去者離苦生天，同遊華藏莊嚴海，共入菩提大道場。

      助刻芳名:張廷珠、張文倉、周道祿、傅守寧、經邦傑、朱用誠、許伯儲、王嘉訪。

崇禎二年十月八日助刻。¹⁵

由此可見，明崇禎年間，南京應天府漂水縣、句容縣“奉佛弟子”中盛行捐資助刻經卷，助刊內容可以是整部寶卷，也可以是一部寶卷中的上卷或下卷，江南無為教早期經卷《五部六冊》均有“奉佛弟子”在南京捐資助刻流傳。

《歎世無為卷》書影

除社群助刻寶卷外，也有“奉佛弟子”以個人之力捐刻龍牌或寶卷。例如，《五部六冊》經卷雍正七年合校本之《歎世無為卷》，首頁繪一信徒膜拜釋迦摩尼象，旁題“佛弟子官榮勝助刻龍牌，祈求淨土之資也”，次頁是禦賜龍牌，旁題“佛弟子官榮先助刻龍牌，祈求老母福壽康寧”，接着是《五部六冊》正文。卷末記載，此板由黨尚書家藏北板對校，餘會值、湯明鏡重修的羅祖經而成的新版，較符合羅祖《五部六冊》原本。禦賜龍牌為“奉佛弟子”官榮勝、官榮先二人各自助刊。又如，明崇禎二年(1629)，南京應天府句容縣“奉佛信女”魏如空、孔氏誠心募刊《正信除疑無修證自在經會解》，其中上卷卷末題“句容縣奉佛信女魏如空募刻”字樣。下卷卷末刊：

      南京應天府句容縣奉佛信女孔氏捐己淨財，刻經一部，贊曰：句曲王門孔氏，虔心助刻斯經，先亡由此得超生，現在鹹增吉慶，他世菩提果就，多生冤業水清，一心精進辦前程，畢竟轉凡成聖。崇禎二年四月八日助刻。

總體觀之，“奉佛弟子”們捐資助刊經卷的祈願詞基本上大同小異，刊刻動機相似。

    （4）教徒助資刊印

江南潘氏無為教核心經卷《問答寶卷》，一卷一冊，民國十六年（1927）石印本，即由“覺性正宗派”部分門徒集體助資刊印發行，其目的在於宣揚無為教義，普度群迷，勸人為善。寶卷開端有閣山王氏非非子所撰前序，稱“茲采其信徒親錄四祖口訣一本，緘訣未行，幸茲各友，同發慈善，籌集腋資，發刊廣行，俾眾搜覽，務祈禪心覺領，庶幾有德，不負苦望雲爾”。¹⁶民國時期刊印的江南無為教寶卷兼有善書的性質，認為寶卷刊刻也是積累功德，祈福求貴的一種有效途徑。《問答寶卷》卷次尾頁刊有“同發善心”字樣，卷末載各助資門徒名姓，皆以“普”字為法名，乃覺性正宗派門徒“普乘同眾善友仰石印局刊印百本流傳，望祈諸君同發善心，重刊印板，功德萬春”。¹⁷左下腳題“麗水啟明代印 ”字樣。                          

    “麗水啟明”不僅刊刻代印江南無為教寶卷，還於民國十五年（1926）鉛印一部浙江《麗水縣誌》，其下書口題“麗水啟明印刷所代印”字樣。可見，民國時期寶卷的刊刻印造與一般善書、地方誌等的刊刻無異，較為透明，可進行公開的商業印刷。

江南無為教姚文宇“靈山正派”核心經卷《三祖行腳因由寶卷》，由靈山正派嗣法恥眷越山華山道人濟陽普浩輯梓，首次刊印於康熙二十一年（1682），光緒元年（1875）重刊，卷尾載普浩《松源實錄跋》，卷末為刊記。清光緒重刻本《三祖行腳因由寶卷》卷末刊記詳載敬募刊刻寶卷的信士名姓、助資及錢洋用途，包括紙張數量、句讀圈點、刻工費用等資訊，寶卷刊印費用全部由信士募捐而來。除捐資助刊外，印送寶卷也是部分信士出資功德的積極表現。

    （二）商業出版機構和個人刊刻

江南無為教寶卷的商業出版機構和個人刊刻，是指個人、家塾、經鋪或書肆等以私人之力投資刊刻之經卷，主要為經鋪經營者刻經印售。

經鋪不僅刊售佛、道教典籍，還刊刻印售民間宗教教派寶卷。明代中後期至清早期是江南無為教《五部六冊》經卷盛行之時，民間私家經鋪刊印《五部六冊》經卷的直接目的是售賣、謀取利潤，有些經鋪甚至專門以刊售《五部六冊》為業。乾隆三十三年（1768），蘇州查獲大乘等教經堂，據清廷檔案記載：

案犯繆世選供稱，經卷十二部系蘇州徐涵輝家買來，又《正信經》六卷有姑蘇陳子衡刊買字樣等語，臣隨密飭搜拿，旋據皋司查覆，賣經鋪戶徐恒輝之故祖徐涵輝及陳堯章之故父陳子衡，俱於生前翻刻羅經刷買。……¹⁸

姑蘇私家經坊刊刻印售民間教派經卷尤為昌盛，如清康熙三十七年(1698 )重刊折本《破邪顯證鑰匙卷》，二卷二冊，二十四品，卷末書牌即載“萬曆四十二南春月□京黨尚書家原板，今康熙三十七年夏月姑蘇陳老二房北寺南經坊校正重刊”字樣。徐涵輝、陳子衡、陳老二等經坊業主們為謀取利潤，曾暗地印刷《五部六冊》經卷售賣，這表明當時姑蘇無為教之興盛，市場對羅祖經卷需求之大，有利可圖，才使其甘願冒着查禁的風險刊刻“邪經”。

乾隆三十九年（1774），江蘇查明羅經《五部六冊》刊印情況，清廷檔案詳載此事：

獲象州民人區仕彰等，搜出偽造護道榜文……供得自蘇州護龍街桃花橋經坊周姓……當於徐萬九鋪內起獲護道榜文面簽及榜文前面聖諭十六条，刻板兩塊，又偽造護道戒經兩本，新舊板片六塊，陳盛章鋪內起出不全羅經板四塊。究明護道榜文系陳盛章故伯陳松偽造，同羅經並行，徐萬九等俱各翻刻印賣。並究出徐萬九將祖遺戒經，另作序頭，捏造文黨禪師奏准通行語句，刻板刷買。¹⁹

蘇州周、徐、陳等經鋪，從康熙四十一年（1702）至乾隆三十九年（1774），在長達七十二年的時間裏，為了謀取利潤，不惜私下改換原板護道榜文年號或另作他序，不停刊刻印售《五部六冊》經卷。民間私家經鋪刊刻寶卷數量之多，流傳範圍之廣，實難估算。

除蘇州外，北京、南京等地經鋪亦刊售江南無為教經卷。諸如，北京黃字牌經鋪曾於明萬曆二十三年(1595)刊刻折本《歎世無為卷》，一卷一冊。南京三山街第一家經房胡仰山於明萬曆四十三年(1615 )刊羅文舉校證本《五部六冊》經卷，現僅存《歎世無為卷》，一卷；《破邪顯證鑰匙卷》，二卷二十四品；《巍巍不動太山深根結果寶卷》，一卷二十四品。南京三山街至內橋一帶，是明代南京城內最繁華的地段，書肆林立，據明·胡應麟《少室山房筆叢·經籍會通》卷四記載“凡金陵書肆多在三山街及太學前”，書坊、經鋪之盛，可見一斑。南京三山街第一家經房刊本《五部六冊》卷末書牌。由牌記可知，南京三山街第一家經房胡仰山印行的《五部六冊》經卷，嚴格遵循古板重刊印造，甚至期許一字無差，彰顯寶卷的莊嚴與神聖，以取信於人，其中也存在廣告宣傳成分。其字數統計，此時並非為滿足計算刻工費用之需，而是為提供標準定本為日後重新刊印時校正訛誤提供方便。

二 江南無為教寶卷的地域流布

民間寶卷是一個變化、動態、開放的系統，江南無為教寶卷的地域流布與江南無為教各教派的傳教活動關係密切，甚至可以說江南無為教各教派的傳播、發展史即寶卷的地域流布史。故此主要以浙江、江蘇兩省的江南無為教傳播為地域研究範圍，且簡略涉及福建、江西、安徽、臺灣諸省的江南無為教傳播狀況，以江南無為教各教派為考察中心，從縱向的歷史事件中發掘線索，按照年代順序，探究江南無為教寶卷的地域流布情況。

（一）無為教《五部六冊》經卷的南傳

江南無為教初祖羅夢鴻歷時十三載，晝夜苦修，終於明成化十八年（1482年）十月十八日參透悟道，始覺明心。自此，羅夢鴻開始四處宣揚無為大道，並編撰《五部六冊》經卷，即《苦功悟道卷》《歎世無為卷》《破邪顯證鑰匙卷》上下二卷《正信除疑無修證自在寶卷》《巍巍不動太山深根結果寶卷》，普度群迷。羅夢鴻祖籍山東即墨縣，後至北直隸密雲衛充當運糧軍人，故其成道後，主要傳教區域即在密雲衛一帶，而當地的戍邊軍人、運糧軍人、漕運水手及周邊普通百姓也即成為無為教的最初信眾。羅夢鴻《五部六冊》經卷是其宗教思想的集中體現，內容述及自身苦功悟道過程、人生空苦觀、破除有為之法等，勸諫世人信奉無為教，超脫生死輪回之苦，並主張不燒香、不念經、不揚幡、不設經堂、不供佛像、不作道場等拘於外在形式的修行方式，提倡心悟自覺、清淨無為的修行法門，頗有禪宗風度。這與佛、道二教墨守陳規陋習，講究繁文縟節、靡費腐化的宗教儀式形成鮮明對比，更易為普通民眾乃至下層僧侶所接受和信奉，因此無為教傳播異常迅速。明高僧德清《憨山老人自序年譜實錄》所載可證：

      予年四十，東人從來不知僧。予居山中，則黃氏族最大，諸子漸漸親近。方今所雲外道羅清者，乃山下之城陽人，外道生長地，故其教遍行東方，絕不知有三寶。予居此，漸漸攝化，久之凡為彼師長者，率眾來歸。自此始知有佛法，乃予開創之始也。²⁰

憨山德清曾到羅夢鴻家鄉山東即墨縣地界弘揚佛法，發現此地鄉民遍習無為教卻不知有佛教，德清經過長時間的慢慢攝化，在地方黃氏大族的援助下，才開創了一小片佛土。可見當地無為教信奉之盛，正統佛教欲與之競爭，搶奪教徒，相當困難。

除正統佛、道教之外，明當局也對急劇發展的無為教頗為憂慮，許多官員一度奏請禁斷無為教。據萬曆十五年（1587）督察院左都禦史辛自修奏：

      白蓮教、無為教、羅教。蔓引株連，流傳愈廣，蹤跡詭秘。北直隸、山東、河南頗眾。值此凶年，實為隱憂。請命下五城禦史及咨各省直撫按官督令軍衛，嚴行訪拿。²¹

萬曆三十一年（1603），陝西道禦史康丕揚上書奏請禁止白蓮教、無為教、羅道教，稱“山人、遊客、僧道、亡命，勿得隱藏禁地，請一切禁止，以絕褐源”。²²此處，無為教、羅教是同教異名，實為一教。萬歷年間，無為教已流傳至北直隸、山東、河南等地。除華北地區外，無為教傳播區域逐漸延展至東北、華東、華南、華中、西南等除西藏、新疆以外的全國絕大部分地區²³，以華南地區為例，據萬曆十三年（1585）史料記載：

 廣東程鄉縣妖人立無為教社，聚黨為亂，官軍攻之，斬獲七十餘人，首惡逃逸。²⁴

由材料可知，萬曆十三年，無為教已南傳至廣東，羅夢鴻《五部六冊》經卷亦隨之流布至上述區域。

明萬曆四十六年（1618），無為教經卷《五部六冊》在南京造板印刷，廣泛流傳。南京禮部為教化人心、匡正風俗，特意頒發《毀無為教告示》，焚毀《五部六冊》經卷及板刻,告示具載如下：

刊刻《五部六冊》等板九百六十六塊，夤緣混入大藏……近複窺伺，希圖刷印廣行者，甚矣，人心之難化也!除將各板督令掌印僧官當堂查毀外，合行出示曉諭。²⁵

一直被當局查禁的無為教，竟在南京有教徒私自刻印《五部六冊》經卷，騙取錢財，企圖混入《大藏經》中，刊刻經版數量之多，影響範圍之廣，非同一般。可見，當時南京等地已經成為無為教經卷刻印、流傳的重要場域。無為教雖遭多次禁斷，毀板焚經，然並未能阻止其繼續由華北逐漸向江南地區擴展的趨勢。

據學者馬西沙研究，羅夢鴻故後，無為教的傳佈主要有四支，其中向南發展的有兩支：一是大運河運糧軍工，由北向南傳播，是為“青幫”的前身；二為在浙、閩、贛等省形成江南的齋教。²⁶京杭大運河北起北京，南抵杭州，且羅夢鴻早年的運糧軍人身份，使得漕運水手成為無為教最初的信眾，該教沿京杭大運河南下傳播也就不足為奇了。另據先天教經卷記載羅夢鴻曾一度至浙江傳教²⁷，是否確實，尚待考證。浙江無為教傳入始於明末，據清廷檔案載：

      明季時，有密雲人錢姓、翁姓、松江潘姓三人，流寓杭州，共興羅教，即於該地各建一庵，供奉佛像，吃素念經。於是有錢庵、翁庵、潘庵之名，因該處逼近糧船水次，有水手人等借居其中，以致日久相率皈教。²⁸

明末，無為教傳入浙江杭州，設有庵堂。錢、翁、潘三人均非浙江人，錢、翁二人來自羅夢鴻傳教的密雲衛，潘姓來自江蘇松江。三人均在運河終點杭州拱宸橋設立齋堂，方便來往漕運水手棲息，供奉佛像，茹素念經，傳習無為教。杭州因此成為無為教的傳佈中心之一，《五部六冊》經卷亦在該地區流傳開來。此外，據史籍記載，明嘉靖年間，無為教已傳入浙江處州地區。江南無為教二祖應繼南，創立該教“無極正派”，傳播無為教，宣講無為教經卷，網羅民眾，其主要信眾為廣大農民及小手工業者，使得處州成為江南無為教最重要的布教中心。此後，江南無為教以浙江為地域中心，廣泛傳播，最終形成以初祖羅夢鴻——二祖應繼南——三祖姚文宇——四祖潘三多為核心的傳教譜系，江南無為教經卷也在該區域不斷習誦、流傳。

（二）應繼南“無極正派”寶卷的傳佈

羅夢鴻是否親歷至浙江一帶傳教，目前尚無史籍明確記載。但江南無為教真正的締造者是創立了該教“無極正派”，被門徒尊奉為無為教二祖的浙江處州府麗水縣人應繼南。應繼南嘉靖二十三年（1544）皈依無為教，嘉靖二十五年（1546）成為浙江處州府一帶江南無為教宗教領袖，三十歲時才得以明心見性，“到如今，年三十，心花發朗。悟出了，五部經，說得分明”²⁹，創立“無極正派”，並以“五部法論”掌教，親敕二十八化師，七十二引進，初步建立教階，門徒四處傳播江南應氏無為教，習誦無為經卷。

江南無為教寶卷流傳的地域色彩較為濃重，這與諸化師、引進的籍貫有很大關系，尤其是外籍門徒皈依後，再返回原籍傳教，使得江南無為教的空間傳播範圍不斷延伸，寶卷也隨之向外持續擴展。如福建蔡文舉，在浙江皈依應氏無為教後，再度返回福建勸化眾生。現將應繼南親封二十八位化師籍貫和名姓列表如下，以便鮮明、準確判定應氏無為教的主要傳播方向及傳教中心。

應繼南“無極正派”二十八位化師列表³⁰

地區		姓名	法名	地區		姓名	法名
省、府	縣			省、府	縣
南直鳳陽	鳳陽	陳子忠	普記	江西九江	瑞昌	朱子龍	普本
南直	/	朱嶽	普誠	浙江處州	麗水	瓊娘	普福
浙江臺州	/	謝昌	普殊	處州	麗水	楊四回	普方
臺州	/	謝朋	普賢	處州	麗水	陳元英	普度
臺州	/	丁予	普慎	處州	麗水	王琴	普慶
浙江金華	永康	盧輝	普僧	處州	松陽	葉元九	普祖
金華	永康	唐一圭	普璣	處州	松陽	穀梓	普欲
金華	武義	徐陸	普合	處州	松陽	宋積善	普行
金華	武義	徐良善	普功	處州	松陽	劉監	普睜
金華	武義	吳伯達	普圓	處州	縉雲	葉洪	普恩
金華	金華	陳忠	普義	處州	縉雲	周道	普德
金華	金華	楊玉	普環	處州	青田	朱時和	普貴
浙江溫州	永嘉	魏仕靖	普明	處州	景寧	週四	普淨
溫州	平陽	楊陸光	普亮	處州	宣平	賀盛	普茂

上述列表清楚顯示應氏無為教此時教勢已傳達浙江臺州、金華、溫州、處州、松陽、縉雲、青田、景寧、宣平諸州縣，包延了浙江中部及沿海地區。浙江處州府因是祖師應繼南的家鄉，又化師數量最多，而成為無為教的傳教中心。其中也不乏外籍化師，如南直（今南京）普記、普誠，江西九江普本。應繼南創教後一直在浙江地域傳教，並未有出省傳教的史料記錄，外籍化師應當是在浙江皈依無為教。江南無為教寶卷也在上述區域流傳，據《三祖行腳因由寶卷·縉雲舟轉》載：

      溫州張閣老府內，升化師、引進交表，講明《聖論寶卷》《明宗孝義寶卷》《天經》《結經》《五部六冊》，一一開明，逐個化，個個授記定名取號。³¹

萬曆四年（1576）七月十五日，應繼南在浙江溫州解表講經七天七夜，宣演《聖論寶卷》《明宗孝義寶卷》《天經》《結經》《五部六冊》經卷，解表皈依者達三千七百餘人。

應繼南故後，弟子普福化師承接教權，依然在浙江處州“整理佛門，開堂示眾”³²，宣揚無為教經卷。但應氏無為教已逐漸走向式微，門徒分奔離散，傳教各地。例如，應繼南首徒青山普記，曾一度皈依姚門教，後脫離姚文宇“靈山正派”，回到南直鳳陽至蘇南一帶繼續傳播應氏無為教，使其深植於皖南及江蘇的土地上。在蘇州近縣的一支無為教，普記將教權傳於普羽，繼而其徒無錫新安人普榜接承，說明應氏無為教經卷至少在蘇州近縣和無錫新安等地得以傳承。值得注意的是，普榜之徒普卿、普伸於順治九年（1652）重新校正由臨濟蘭風和尚評釋及其法嗣王源靜補注的《五部六冊》經卷開心法要版。另，清光緒年間，“無極正派”嗣法蘇州吳江縣人吳貢（法名普選），重新刊刻《天緣結經注解》。此亦可說明，江南無為教應繼南“無極正派”直到清末仍然活躍於江蘇各地，持續傳教誦經。

除浙江、江蘇外，福建地區也有江南無為教傳入。早在嘉靖至萬歷年間，與浙江山區毗鄰的閩東、閩北地方已有應氏無為教流布，並逐步蔓延到閩西上杭縣一帶。據史料記載，乾隆三十九年（1774）十二月，清廷查辦浙江處州蔡立賢無為教案，認為此無為教屬應祖“無極正派”教系，於明代傳入福建，清康熙年間由張玉柱（法名普天）所接傳。其徒上杭人鄭統，於乾隆年間回傳至浙江遂昌、松陽等地。此次清廷起獲江南無為教經卷繁多，不僅有民間宗教教派寶卷，如《五部六冊》經卷《天緣經》《結經》《應祖行腳寶卷》等，還涉及儒家《徹底窮源大學》《中庸》；佛教《心經》《佛在靈山》；道教《三官經》《四官經》等眾多三教經典。

福建北部地區因地緣更接近浙江西北部，應氏無為教傳入時間比閩西早。³³萬曆三十二年（1604），閩地甌寧縣（今建甌縣）無為教徒吳建暴動，據朱國禎《湧幢小品》載：

      建，潘樞黨也。其眾雖殲，有脫而蔓藏山海間者。今福寧（今福鼎縣）之秦嶼，興化（今莆田縣）之某所，連江之徐臺，長樂之種墩，往往奉溫州教主......禁人祀祖先神抵，以預絕其心，惟祀教主，號曰無為。³⁴

溫州的一支應氏無為教於萬曆年間已傳至福寧之秦嶼，興化之某所，連江之徐臺，長樂之種墩，延展至閩中、閩東地區，江南無為教經卷在該區域的流傳不可避免。

綜上可知，江南無為教應繼南“無極正派”的傳佈中心在浙江處州一帶，其傳教範圍遍及浙東和浙西諸州縣，並延展至江蘇、江西、福建部分地區，尤其是閩東、閩北區域，無為教傳播迅速，江南無為教寶卷也在上述地域宣誦流布。

（三）姚文宇“靈山正派”寶卷的傳佈

應氏無為教“無極正派”式微後，教系逐步離散瓦解，原系無為教門徒姚文宇最終見性明心，參透悟道，創立該教“靈山正派”，並吸納原應繼南“無極正派”骨幹門徒普記、普僧、普慎及掌教普福等入教，接續傳燈，宣演無為教寶卷，被門徒尊奉為江南無為教三祖。姚文宇參悟後，“奈因人緣未至，人不知信”³⁵，故天啟元年（1621），雲遊至浙江武義縣逆溪地方，收徒普理、普波兄妹，並在普波家中“開堂接眾”，只二年時間，已有三千七百八十四人信受傳法，故曰：“天啟二，因緣至，漸漸明顯。遍金華，各會下，處處傳聞”³⁶，此時，姚文宇無為教教勢已遍及金華諸多地方。

天啟四年（1624）二月二十八日，姚文宇在金華湯溪胡塘初會龍華，解表講經。據《三祖行腳因由寶卷·慶元三復》載：

今歲乃是下元甲子，其年二月二十八日，在湯溪胡塘初會解表，發九九八十一名，上關引進，付三千徒弟子，七十二賢人之數，此乃一合龍華也。³⁷

又，天啟七年（1627）三月初七日，姚文宇在郭口葉宅解表二會龍華。崇禎二年（1629），姚文宇重整江南無為教，初步建立教階。《三祖行腳因由寶卷·慶元三復》記載：

      今幸人緣已至，正法流通，欲續靈山法派，接續人天，以中左右枝，禮義廉恥，孝悌忠信和九代排列九九八十一之數。後因王仰所退道，永豐化師在高麗，後以中枝七派，左右五配，准定禮義廉恥孝忠和為定遞，代相承枝，枝葉葉連緜不絕，永遠留傳。³⁸

姚文宇妄圖將羅祖無為教、應氏無為教及其他外道異端都凝聚在姚門教下，欲以接續靈山法派。並將門徒分為中左右三枝，先以禮、義、廉、恥、孝、悌、忠、信、和九字排列，形成三宗九派之勢，後因化師王仰所、普記退道，最終定為三宗七派，以禮、義、廉、恥、孝、忠、和七字傳遞，中枝七派，左右五配，中枝由姚文宇親自掌控，左枝為普理化師執掌，右枝為普波化師執掌，永續傳承。

崇禎五年（1632），姚文宇在金華湯溪縣庭九地方做千佛會。至此，姚文宇龍華三會已全部完成。現將姚文宇“靈山正派”中左右三枝化師籍貫及人數列表如下，以便清楚認知“靈山正派”建立初期，主要化師的地域構成及人數，這對解析姚門教的傳播發展方向和江南無為教寶卷的地域流布狀況，具有重要意義。

姚文宇“靈山正派”中左右三枝化師地區、人數列表³⁹

地區		人數	地區		人數	地區		人數
省份	市、縣		省份	市、縣		省份	市、縣
浙江	武義	3	福建		1	江西		1
浙江	慶元	2	安徽	旌德	9	江西	臨川	7
浙江	建德	1	安徽	涇縣	2	江西	豐城	4
浙江	金華	4	安徽	南陵	1	江西	撫州	1
浙江	蘭溪	9	安徽	休寧	2	江西	石城	1
福建	連城	1	安徽	歙縣	3	江西	淦縣	1
福建	延山	1	安徽	合肥	5	江蘇	金陵	1
福建	壽寧	1	安徽	懷遠	1	江蘇	崇安	1
福建	上杭	1

根據《三祖行腳因由寶卷·慶元三複》記載，姚文宇“靈山正派”中左右三枝化師共計118人，因部分化師籍貫及名姓脫漏闕文，現僅將有明確籍貫者計入表格，總計64人，其中浙江19人、福建5人、安徽23人、江西15人、江蘇2人。可見，姚門教建立初期，主要化師地域分佈廣泛，基本為與浙江接壤、毗鄰的省份，這就為姚門教的四處傳佈打下了良好基礎。各化師籍貫的地域性較為明顯，明清至民國間，江南無為教在浙、閩、皖、贛、蘇等地的傳佈與此有極大關聯。例如崇禎十二年（1639），臨川湯公普宵化師曾被派到福建、江西兩省傳教，至崇禎十四年（1641），已開設四十九堂，並編撰姚門教經卷《龍華科儀》及堂規二十八條。這也使江南無為教寶卷的傳承具有明顯的地域特徵。

姚文宇故後，教權由其次子姚鐸繼承，後遷居溫州，建立祖堂。乾隆十八年（1753），清廷查辦寧波龍華教，據教徒普棟供稱，“祖師普善的兒子普法，在溫州哪里落了業，那裏有老祖堂”⁴⁰，顯然，浙江溫州此時已成為姚門教的傳教中心。

福建地區姚門教傳入時間較早，清乾隆十三年（1748），福建建寧、甌縣老官齋教發生暴動，事敗後案犯供出：

 老官齋教系羅教改名，即大乘教。傳自浙江處州府慶元縣姚姓遠祖普善，遺有《三世因由》一書，……。慶元姚姓後羿姚普益、姚正益每年來閩省一次，各堂入會吃齋之人，欲其命名者，每名給錢三錢三分，以供普善香火。⁴¹

福建老官齋教傳自浙江慶元姚門教，其核心經卷《三世行腳因由寶卷》已在福建建寧、甌縣等地習誦、流傳，且姚氏子孫每年來閩一次派送法名，收取香資，足見福建姚門教傳播之盛。又，嘉慶十九年（1814）三月，清當局在浙江杭州查獲包五等人習誦《破邪》《歎世》《太上》《正心》《苦功》及《正宗科儀》等眾多無為教經卷。

臺灣姚門教的傳入時間較早，據臺中慎齋堂沿革記載，“清乾隆，蔡普公由福建移臺，嘉慶二年，丁巳之秋建神齋堂”。另據，光緒二十六年，臺中齋友鄭郎松手抄《彩門科儀》所載，“右枝普柏公派下普應公、普聰公、普耀公時，移居臺灣者有大墩開山道場普榮公、竹南二堡普賜公”。⁴²可見，概在乾隆時期，已有不少姚門教化師移居臺灣地區，設立齋堂，傳習無為教，宣講經卷。

總之，姚文宇建立教階後，常在門徒陪同下游走各處傳教，明臘講經。諸如安徽寧國府旌德縣戴宅祠堂，福建三溪道場，浙江湖州、嘉興、餘姚各處，上海縣松江各處道場、八團地方等。從姚文宇行腳來看，其早期主要傳教活動區域在浙江金華一帶，後回到慶元建立祖堂傳教。姚門教傳教中心在浙江處州、溫州一帶，其教勢不僅覆蓋兩浙，還波及贛、閩、蘇、皖、臺諸省，特別是在浙、贛、閩三省交界處的十幾個州縣，尤為姚門教傳教重要區域，也是江南無為教寶卷傳佈的主要地域範圍。

（四）潘三多“覺性正宗派”寶卷的傳佈

    “靈山正派”自姚文宇普善伊始即行“設齋、開經、放光、點蠟”⁴³之儀軌，姚門教發展到清末，各種儀式、儀軌紛繁複雜，奢華糜爛。同正統佛、道二教倚靠民間喪葬等禮俗，大做水陸法會、道場和經懺，積斂財富，亟需改革一樣，姚門教也面臨諸多問題，急需規範。清統治年間，原系江南無為教“靈山正派”門徒的浙江金華人潘三多，昏厥醒悟之後，明心見性，豁然貫通，就“無極正派”弟子對無為教原始經卷《五部六冊》，“能讀而不能解，能解而不能明。惟知三皈五戒，茹素除葷，燒香禮拜，念佛誦經。甚至點蠟放光，拜星禮鬥，設齋供養畫像、圖形。忘卻本來面目，崇假棄真”⁴⁴等諸多弊端，提出大膽改革。主張回歸初祖羅夢鴻無為教“不念經，不立佛像，不燒香，不供養，不揚旙，不掛榜，不作佛事，不設經堂”⁴⁵清淨無為的原始教義，被門徒尊奉為江南無為教四祖。

咸豐末年，洪楊猖獗，潘三多避亂山中，“抱道自靜，以守其心”⁴⁶，至同治初年，才得以出山傳道，勸化眾生。潘三多先於法華庵收徒黃元方，後舉家遷居金華太史第，設立祖堂“明鏡堂”，並以“覺性正宗”為其傳法宗旨和鈴記，開始了傳教授徒活動。先後接收原系“靈山正派”無為教弟子蓮池下山黃氏兄弟黃舜錢、黃舜聚，浦江上徐人石滿，義烏川塘方黃啟進，樓墊莊文林，處郡宣平人普伸，黃橋頭普梯，江西普複，金華城東餘宅人餘如高（法名普信)十人為“覺性正宗”派最初門徒，稱十枝化師。並以“天開黃道定，仁義禮智信”十字，作為“十枝化師”名號，即“天”字普慈、“開”字普上、“黃”字普涵、“道”字普關、“定”字普桐、“仁”字普覆、“義”字普同、“禮”字普信、“智”字普伸、“信”字普梯。其中，普覆即為江西人普複，普慈、普上、普關、普桐、普同當為黃舜錢、黃舜聚、石滿、黃啟進及文林五人的法名，但具體對應關係尚不明確，有待考證。潘三多身邊最為親近的普興、普人、普釗、普清四人，被立為左右化師，然並不在十枝化師之列。諸化師籍貫不一，主要來自浙江處州、金華、義烏、浦江、江西等地，加之祖師乃浙江金華南鄉灣塘地方人，故江南無為教“覺性正宗派”的傳教中心在金華。除浙江金華外，學者劉正平認為，“覺性正宗派”的另一傳教重心為浙江處州府麗水縣。原因有三，一是潘三多得意門徒普伸系麗水人氏，二為江南無為教二祖應繼南籍貫正是麗水，三則潘氏教門核心經卷《問答寶卷》亦為麗水啟明代印本，故言麗水亦為潘氏“覺性正宗派”傳教重要地域。⁴⁷

“十枝化師”建立後，潘三多九坐蓮臺，開關講經，初到法華庵，以普涵為關主，第二關到蓮池，以普慈、普上為關主，且各化師亦四處宣演“覺性正宗”法旨，使潘氏教法得以廣泛傳佈。清同治十年(1871)，潘三多指定一心堅守護法的女弟子普媳權守祖堂，以接迎四方傳教者。次年(1872)九月十五日酉時，潘三多逝世。“十枝化師”悲痛欲絕，十開道場，追述祖師功德偉績，各自傳教。

《四世行腳覺性寶卷》和新近發現的《問答寶卷》是江南無為教“覺性正宗派”的核心經卷。江南無為教的傳播地域，據《四世行腳覺性寶卷》卷末所附《造立法卷（眷）條規》所載，潘氏教派還流布至金華府之東陽、浦江、義烏，嚴州府之桐廬、分水、遂安，杭州府之新登、臨安等地。江南無為教寶卷也在上述區域流布。

三 江南無為教寶卷的流通原因與路徑

關於寶卷流通的路徑，濮文起先生認為，經卷的流傳主要有以下幾種通道：一是教主大量刻印後，通過其教派網路傳送到教徒手裏；二是教主或傳教師傅集會宣講；三是由書商或刻經鋪自刻自賣，流傳於民間；四是教徒或起意傳教師傅的教徒輾轉傳抄。⁴⁸上述江南無為教寶卷的刊刻亦不外乎此四種流傳路徑，其中教主或傳教師傅集會宣講屬於口頭傳播形式，其餘三種屬於文本傳播形式。

江南無為教寶卷的流通主要有文本傳播和口頭傳播兩種形式，以文本形式流傳的寶卷較之口頭傳播更準確，更持久、更便捷，使得寶卷的傳播以文本形式為主，而寶卷文本又可分為抄本寶卷和刊本寶卷（包括木刻本、石印本、鉛印本）。由於江南無為教長期被當局視為“邪教”，其經卷亦稱作“妖書”、“邪經”，遭查禁、焚毀，故江南無為教寶卷的流布極為隱秘，初始皆以手抄本為主，不敢公然刊印傳播。抄本寶卷雖種類眾多，但在絕對數量上遠不及刊本寶卷，江南無為教寶卷的廣泛傳播很大程度上是靠刊本寶卷來實現的。

寶卷的流通有其自身的一套內在系統，據民國己未八年（1919），鹽城仁濟堂校刊的《針心寶卷》卷末所附《寶卷流通八法》記載，寶卷的刊刻流通主要包括樂善流通、祈福流通、懺悔流通、吉慶流通、讚賞流通、勸誦流通、饋送流通、傳播流通八種路徑，認為刊刻、流通寶卷即能消災祈福，積累功德。

原載於《中國俗文化研究》2019年第1期。

注  釋

1《三祖行腳因由寶卷·山東初度》，濮文起主編《民間寶卷》第2冊，安徽：黃山出版社，2005年，第174—175頁。

2《三祖行腳因由寶卷·山東初度》，《民間寶卷》第2冊，第175頁。

3 參見馬西沙、韓秉方《中國民間宗教史》，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4年，第138頁。

4 參見車錫倫《中國寶卷研究》，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9年，第33—34頁。

5 明萬曆四十六年（1618年），南京禮部查辦案犯安高等人，妄稱道人，私騙民財， 刊刻《五部六冊》等板九百六十塊，夤緣混入大藏。

6（清）黃育楩《破邪詳辯》卷一，《清史資料》第3輯，北京：中華書局出版社，1982年，第17頁。

7（清）黃育楩《破邪詳辯》卷一，《清史資料》第3輯，北京：中華書局出版社，1982年，第124頁。

8《破邪顯證鑰匙卷》，《民間寶卷》第1冊，第312頁。

9（明）胡應麟《少室山房筆叢·經籍會通》卷四，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9年，第41頁。

10 王源靜補注《巍巍不動太山深根結果寶卷》，王見川、林萬傳主編《明清民間宗教經卷文獻》第2冊，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99年，第369頁。

11（日）澤田瑞穗《增補寶卷的研究》，國書刊行會昭和50年版，第70頁。

12 轉引自李際寧《國際圖書館新收<大寶積經>卷五十四版本研究》，《文獻》季刊第2期，2002年。

13《破邪顯證鑰匙經會解》。

14《巍巍不動太山深根結果經會解》上卷。

15《巍巍不動太山深根結果經會解》下卷。

16《問答寶卷》，該寶卷由學者劉正平先生私人收藏。

17《問答寶卷》，同上。

18 浙江巡撫彰寶折，故宮博物院文獻館編《史料旬刊》第13期，1931年，第26頁。

19 參見劉子揚、張莉主編《清廷查辦秘密社會案》，北京：線裝書局出版社，2006年，第6冊，第371頁。

20（明）憨山德清《憨山老人自序年譜實錄》，參見徐自強主編《中國佛學文獻叢刊·中國歷代禪師傳記資料彙編》中冊，全國圖書館文獻微縮複印中心，1994年，第20頁。

21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編，《明神宗實錄》卷一八二，萬曆十五年正月，1966年，第3392頁。

22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編，《明神宗實錄》卷三九零，萬曆三十一年十一月，1966年，第7351—7352頁。

23 參見梁景之《清代民間宗教與鄉土社會》，北京：社會科學文庫出版社，2004年，第29頁。

24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編，《明神宗實錄》卷一六五，萬曆十三年九月，1966年，第3004頁。

25 （明）沈榷《南宮署櫝》卷四，轉引自馬西沙、韓秉方《中國民間宗教史》，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4年，第145頁。

26 參見馬西沙、韓秉方《中國民間宗教史》，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4年，第174頁。

27（荷）迪格魯特《中國的教派宗教與宗教迫害問題》卷一，轉引自（美）歐大年：《中國民間宗教教派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第138頁。

28 故宮博物院文獻館編《史料旬刊》第12冊，1931年，第9頁。

29《三祖行腳因由寶卷·縉雲舟轉》，《民間寶卷》第2冊，第182頁。

30 此表根據《三祖行腳因由寶卷·縉雲舟轉》繪製而成，參見《民間寶卷》第2冊，第196—197頁。

31《三祖行腳因由寶卷·縉雲舟轉》，《民間寶卷》第2冊，第196頁。

32《三祖行腳因由寶卷·縉雲舟轉》，《民間寶卷》第2冊，第199頁

33 參見譚松林主編，連立昌、秦寶琦《中國秘密社會·.元明教門》第2卷，第297頁。

34（明）朱國禎《湧幢小品·吳建》卷三十二，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編輯，《明清筆記叢刊》，北京：中華書局出版社，1959年，第777頁。

35《三祖行腳因由寶卷·慶元三複》，參見《民間寶卷》第2冊，第205頁。

36《三祖行腳因由寶卷·慶元三複》，參見《民間寶卷》第2冊，第218頁。

37《三祖行腳因由寶卷·慶元三複》，參見《民間寶卷》第2冊，第207頁。

38《三祖行腳因由寶卷·慶元三複》，參見《民間寶卷》第2冊，第208頁。

39 此表根據《三祖行腳因由寶卷·慶元三複》繪製而成，參見《民間寶卷》第2冊，第208—211頁。

40《軍機處錄副奏摺》，乾隆十八年七月十三日，浙江提督史弘蘊折。

41 故宮博物院文獻館，《史料旬刊》第27冊，第5—6頁。

42 參見瞿海源編纂， 劉寧顏總纂，《重修臺灣省通志·住民志·宗教篇》卷三，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2年，第910頁。

43《四世行腳覺性寶卷》，王见川、车锡伦等编《明清民間宗教經卷文獻》（續編）第2冊，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2006年，第457頁。

44《四世行腳覺性寶卷》，《明清民間宗教經卷文獻》（續編）第2冊，第453頁。

45《四世行腳覺性寶卷》，《明清民間宗教經卷文獻·續編》第2冊，第455頁。

46《四世行腳覺性寶卷》，《明清民間宗教經卷文獻·續編》第2冊，第453頁。

47 參見劉正平《<問答寶卷解析>江南無為教覺性正宗派的傳世經卷》，《世界宗教研究》第4期，2008年。

48 濮文起《中國民間秘密宗教》，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5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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