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谈】徐俊｜中国人文学术的标杆 ——写在《项楚学术文集》出版之际
作者简介：徐俊，中华书局总经理
《项楚学术文集》是中华书局长期以来致力于中国人文学术出版的代表性成果、标志性图书。早在1980年代初，项先生就将他的多篇重要学术论文交由中华书局的《文史》杂志发表，并先后在中华书局出版了《寒山诗注》《敦煌变文选注》等代表著作。这次收入文集的范围仅限于学术研究部分，包括此前陆续出版的《敦煌文学丛考》《王梵志诗校注》《寒山诗注（附拾得诗注）》《敦煌变文选注》《敦煌诗歌导论》《敦煌歌辞总编匡补》《柱马屋存稿》七种，加上这次新编的《柱马屋存稿二编》，全八种11册，煌煌五百万言，是项先生在中国语言学、文献学、文学史和敦煌学、佛学等主要方面学术成果的集中呈现。
2013年9月25日，在浙江大学张涌泉教授的协调下，我们与四川大学中国俗文化研究所确定了《项楚学术文集》的出版方案。《文集》的收集工作，由项先生与其所在的中国俗文化研究所负责；编校工作，则由中国俗文化研究所的师生与我们编辑部，共同承担。1编校出版历时五六年时间，首先是项楚先生本人对文稿进行了全面修订，我又一次看到了项先生用钢笔竖写的粘贴在书页边的一张张纸条（当年《寒山诗注》出版过程中，我就一再收到项先生寄来的这样的补充文字）。川大中国俗文化研究所编校组与中华书局编辑部经过六年的持续努力，不仅复核了全部征引文献，并按类统一了编排体例格式，每一种书都经过了不少于六个校次。我们做过文书整理的学者，一定能够理解这项复核工作的繁复程度和必要性。其目的就是为学术界提供一套项楚先生学术成果的定本。
当我拿到新送来的样书，迫不及待地打开每一册，那些熟悉的篇章在眼前一一闪现。我本人因为工作之余研习敦煌文学的机缘，可以说，项先生的绝大多数著作和论文都曾认真拜读过。它们给了我太多的指引和启迪。在项先生曾涉猎的范围内，我差不多用十年的时间完成了全部敦煌诗歌的辑录考证，对项楚先生治学的格局境界、宏通的视野、精深的探究，有很多的体会。1980年代，中国敦煌学又一次起步，以敦煌变文、王梵志诗及补全唐诗三个主题为中心，敦煌语言文学研究形成了前所未有的迸发式的局面。项楚先生就是其中最受瞩目的学者，他的著述超迈前贤時流，享誉海内外。近四十年过去了，我们稍微年长一点的学者，一定还记得“逢人说项”这个今典。我从郭在贻先生文集重温了项先生与郭在贻先生的通信，再一次深刻感受了80年代那一代学人惺惺相惜、切磋砥砺、忘我治学的精神。
项楚先生的学术在我承担《寒山诗注》责任编辑工作的时候，就有非常深切的体会。当得知项先生的《寒山诗注》即将完稿，并有意交由中华书局出版的时候，我的心情很是激动。1994年秋，项先生给我寄来《寒山诗注》书稿的简介，并附了《寒山诗校勘札记》《寒山“弟兄同五郡”诗诠解》两篇论文。我随即向书局递交了“选题组稿审批单”，建议列入出版计划。越年即得时任总编辑傅璇琮先生的批示：“总编办公会议讨论通过。”此后项先生交付了全稿，我通读了全稿，做了必要的加工，于1996年10月28日发稿，限于当时的排校条件，铅字排版，因为书中有很多孤僻字，没有现成的铅字字模，每一个字都需要单独铸刻，所以排版用时很长，一直到2000年3月才正式出版。我对书稿内容没有什么贡献，主要是处理编校方面的技术问题，并不断将项先生的补充和改动，按要求落实到稿面。审读项先生的书稿，可以说是一种享受，如入宝山。因为对一个字词、一个典故的准确解说，使得疑点涣然冰释，全诗豁然贯通，真令人击节称快。
项楚先生身为语言学家、文献学家，谙熟内典外书，精于校勘考据，尤其对古代通俗文学的研究有着长期的积累，旁征博引，融会贯通，熔语言、文学、宗教、习俗于一炉，充分体现了注释者的识见和功力，形成了鲜明的学术特色，当今无二。《寒山诗注》出版后，我写过一篇书评，我说：“寒山诗一向被称为白话通俗诗，但并不意味着浅近易解。寒山诗中大量当时人口耳相传的俗语词，奇谲拔俗的生词僻典，源于民间社会的世俗观念，再加上许多佛家语，要准确理解这三百多首寒山诗，实非易事。寒山诗貌似通俗而含蕴深厚，所谓‘粗言软语，咸彰至理’（择是居丛刊本《寒山子诗集》释可朋跋）。因此，《寒山诗注》在对语词、典故等做出详细丰赡的注释的同时，还特别注意对诗歌立意的阐释和提示，这一点在诗后按语中表现最为集中，附按‘或就全诗内容加以说明，或对某一问题略作考证’（《凡例》），尤以对诗意佛源的阐释最为精辟。……《寒山诗注》连类而及的广征博引，使寒山诗的取材立意、思想意蕴、承传流变，得到了充分的揭示和阐发，大有《管锥》《谈艺》之风，别处实不多见。”2项先生在著述中也屡引钱默存先生之说，两位先生先后映照，将中国传统的阐释学发挥到了极致。
项先生的学术研究呈现的另一个特点就是，他对俗文学与文化非常重视。我们知道，项先生早年是研究雅文学的，上世纪60年代初他从南开大学毕业后只身入蜀，师从四川大学庞石帚先生攻读研究生，专治六朝隋唐文学。与此同时，项先生还对俗文化的材料，了然于心。80年代初，项先生即以敦煌俗文学入手，广涉內典外书中的俗文化史料。他对俗文学的研究，不是专门确立题目，而是在研究对象解读中，发现其俗文化的内涵和价值，因而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以《寒山诗注》为例，我认为：“寒山诗一向被称为白话通俗诗，但并不意味着浅近易解。寒山诗中大量当时人口耳相传的俗语词，奇谲拔俗的生词僻典，源于民间社会的世俗观念，再加上许多佛家语，要准确理解这三百多首寒山诗，实非易事。项楚先生身为语言学家，又精熟古代文献和内典道书，尤其对古代通俗文学的研究有着长期的积累，因此《寒山诗注》较之国内外已有的相关成果，绝非泛泛的‘后来居上’‘后出转精’所能概括。”如果我们将项先生的校注著作放在一般的疏解文意的范围理解，那就错了，错过琳琅宝山了。当年在为《寒山诗注》封底写内容推介时，我写了如下一段话：“注释详明丰赡是本书的最大特点，通过对生词僻典和佛家语的推源溯流式的考释，揭示寒山诗思想内容、艺术风格、文化意蕴的承传流变，使本书在文学史的价值之外，更具有了思想史、文化史、社会史和宗教史的意义。”3我认为这样的评价是中肯的。今天，我还想用一句古语来概括项先生的学术风格，这就是《中庸》里的六个字：“尽精微，致广大！”这就是项先生的著作带给我的真切的感受。
学术风尚，因时而易。老一代学者致力的文本校勘注释研究，为今天的学术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看似已经不那么时兴了，转而艺术史、图像学、书籍史、写本学、历史书写，等等，似乎成了学术的主流，这当然是学术进步的表现，无可厚非。但是，项楚先生学术文集的出版，使我们藉以重温过去的学术历程，感受老一辈学者的治学风范，光大老一辈学者的治学精神，如沐春风，催人奋进。作为敦煌学研究领域曾经的一分子，我愿意借此呼吁：让我们重新回到最基础的研究中来，利用现在强于四十年前太多太多的学术条件和学术积累，站在新的起点，深耕细作，填补空白，将中国的敦煌学、俗文学，以至中国的人文学术，做出一个崭新的高度！
注释
1 被收入的八种著作，内容上分为文献校注与学术论著两个类型。项先生本人对于《文集》的编校有自己明确的意见，即：尽量保持著作原貌，如非必要，不作改动。在文字编校上，以尹赋教授为首的俗文化所编校组与中华书局编辑部合作，按照项先生意见，制定了严格的编校原则和操作规范，即：多读多查，精编精校；尊重原著，保持原貌；如无确据，不擅改动；如需改动，请项先生定夺。《文集》排版后，先由中华书局编校部校对两遍，通校、逐字对校底本，让新排校样尽量忠实于原书。校对完成后，将校样寄川大，由尹赋教授组织核校。我们事先与尹赋商定了校改范围和原则，并由尹赋把编校原则告知编校组成员，认真细致通读全稿，并覆核全部敦煌卷子和征引文献。川大方面完成后，再由中华书局编辑部处理校样，一是全部重新核对敦煌卷子和征引文献，二是重点审读川大中国俗文化所编校组的修改意见。——也就是说，川大编校组所做的工作，中华编辑部基本上也要重复做一遍。我们一致认为，这样做虽然费工费时，但好处是双向保证了复核校改的质量。
2 徐俊：《评〈寒山诗注〉》，《唐研究》第七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512页。
3 以上参见徐俊：《〈寒山诗注〉书评》，《唐研究》第七卷，第50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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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俗文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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