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立國|官話和合本聖經古漢語現象研究——兼評《和合本2010版》
崔立國，山西聞喜人。2022年教育部人文社科重點研究基地四川大學中國俗文化研究所中國古代文學專業博士畢業，現為四川師範大學巴蜀文化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員。主要從事先秦漢唐文學、聖經漢譯等方面研究。在《漢語基督教學術論評》《中國佛學》《中國基督教研究》《人文藝術》等刊物發表論文多篇。
摘要：官話和合本聖經的文體風格以雅俗共賞、文白並重而著稱，是官話和合本聖經在華人教界和學界獲得認同並被接受的一個重要原因。這一風格的實現是基於譯者們長期累積的翻譯經驗和對文體有意識選擇的結果，儘管這一譯本的問世適逢白話文剛開始流行的年代，譯者們依然注重對文言和古白話辭彙與語法的存留，不但形成官話和合本聖經獨特的語言風格，而且賦予官話和合本聖經經久不衰的生命力。官話和合本聖經中存在着大量的文言和古白話辭彙、語法現象，這一逆時代潮流的翻譯特點凸顯了漢語本身的語言之美並契合華人普遍的接受心理和思維特徵。《和合本2010版》根據現代漢語表達習慣在改正官話和合本過時辭彙，使整體風格更趨向書面化的同時，還一定程度地保留和合本原有的古漢語辭彙和語法特色，體現出不同時代的譯者們在文體考量上的一致性。
關鍵字：和合本 《和合本2010版》 文言 古白話
官話和合本聖經自誕生後的百年內一直深受華人基督教界和學界的認同和擁戴。自上個世紀七〇年代以來，雖陸續有其他中譯本不斷問世，但官話和合本聖經的經典地位依然穩固（以下簡稱和合本）。1後出的中譯本雖然有些是對和合本提出反思、質疑乃至加以改進，然而，教界和學界對和合本的接受和推崇程度仍高居首位。究其原因，上個世紀初來華宣教士和組織機構在譯本學術品質上確實做到了精益求精，這使得和合本迄今仍能夠經受得起來自各方面的挑戰。除此之外，我們也要看到，當時跟外國傳教士合作的中國助手們的貢獻也是卓著的，正是中外先賢們的字斟句酌和對中西文化的會通和轉化，才使得和合本形成了自身獨樹一幟的語言風格和文體特點。
到目前為止，學界對和合本的研究可謂汗牛充棟，但經梳理和合本的學界研究動態和整理相關研究文獻後，筆者發現，和合本在白話文上的貢獻和雅俗共賞的語言成就已為學者們普遍稱道，學者注意到並稱贊和合本對於當時及後世新文學創作上的影響，對和合本語言歐化的一面也有肯定性的論述，2相較之下，學者們對和合本文白並行的語言特點則見仁見智、評價不一，不少學者甚至稱其為「佶屈聱牙」，對和合本中所呈現的文言和古白話現象的專門研究更是少之又少。由此，本文將關注的焦點集中在和合本文體之文言和古白話的方面，首先追溯新教聖經翻譯歷史中對於漢譯聖經文體風格的探索實踐、經驗總結和得失反省，以期呈現和合本當初翻譯時在文體上的定位和調整的過程；其次，透過梳理和合本中依然存留的具體古漢語語言風格，即文言、古白話辭彙和語法現象，來突出譯者們在翻譯中的本色化努力；最後，通過分析《和合本2010版》對和合本古漢語文體特徵的承繼和改變，以展現兩個異代不同時翻譯群體的學術考量和信仰取向。
選擇怎樣的文體是漢譯聖經中「茲事體大」的問題，歷史上產生重要影響的譯本如《武加大譯本》（Vulgate）、馬丁·路德（Martin Luther）的德文本、英王詹姆斯譯本（King James Version），無一不是採用典雅莊重而又通俗易懂的文體。3這些具有鮮明文體特徵的譯本，不僅澤被當時操獨特語言的信仰群體，而且形塑了相應語言群體內在的民族精神和文化氣質，作為漢譯聖經經典的和合本亦不例外。十九世紀開始的漢譯聖經可分為三個階段：三〇年代之前「二馬」譯本的初始期，三〇到九〇年代的「百家爭鳴」期，4九〇年代一直持續到1919年和合本完成的時期，5期間總共出現文言、淺文言、方言、官話四種類型的譯本。6不同類型譯本背後雖有受眾地域、神學宗派和政治因素的考量，但從呈現出來的文本層面看，貫穿三個時期中的一個共同特徵是對於文體的主動意識的選擇與探索，都努力使各自譯本產生最大的影響力和輻射力。這一探索從馬禮遜（Robert Morrison）開始，至和合本可謂達到最佳平衡，在具體的實踐過程中雖有不同的傾向和偏差，但宗旨和方向基本是一致的，那就是要儘量贏得信仰群體的認同和接受，無論是士大夫還是販夫走卒，都可以網羅在各自譯本的話語織體之下，和合本堪為實踐這一理念的最佳表率。7因此，可以說文體問題是十九世紀漢譯《聖經》最大的問題，也是檢驗譯本成功與否的試金石。8
第一個時期產生的是「二馬譯本」，9相較而言，馬禮遜的成就略高。馬禮遜在翻譯時憑藉其在華的語言學習經歷和生活經驗啟發，早已注意到漢語之文言、白話和折中體三種不同風格，但在經過一番猶豫和考量之後，他最終選擇「將經書的注疏（朱熹的作品）與《三國演義》結合在一起的」折中體。10不過，囿於譯者自身漢語水準的掣肘，該譯本的文體風格在客觀效果上更接近於後來的「深文理」，11同時也因過於貼近原文而使讀者感覺與其語言有些隔閡。12雖然大英聖書公會（Britishand Foreign BibleSociety）對其評價較高，但在中國讀者看來依然無法卒讀，也受到包括當時的傳教士以及後世學者的一些批評。13馬禮遜的翻譯總體上難言成功，但作為新教漢譯聖經導夫先路的嚆矢意義非凡，對文體的自覺意識卻也影響了後來的眾多譯本。14
第二個時期的聖經翻譯呈現出「百花齊放」的態勢，文本有著四體兼備的多元化追求。15文言派採取利瑪竇（Matteo Ricci）當年精英化的路向，將受眾群體鎖定為文人士大夫階層，故力求其譯本更文雅端正、貼合中國文化，以期收上行下效之功。《委辦譯本》（Delegate’s Version）和倫敦差會譯本（London Mission Version）16是文言派中的佼佼者，乃至在1894年和1911年兩次呈獻給清廷，其文體比馬禮遜譯本更深，較接近儒家的「經典注疏」，17但卻受到過分意譯的質疑。18聯繫之前馬禮遜譯文受到的批評，傳教士的譯文似乎總在忠於原文而犧牲中文的流暢與貼近中文而偏離原文的忠實之間搖擺，這也適用於《裨治文/克陛存譯本》（Bridgman/Culbertson’s Bibletranslation），該譯本因忠於原文而晦澀難解。19方言譯本雖早在1847年就已有上海話《約翰福音》，但譯本受限於各自所在的地域難以廣泛流行，且語言追求通俗易懂，乃至有粗鄙之嫌，故不再贅述。
19世紀60年代起，政治形勢的變化帶來宣教區域的拓展，傳教士們對聖經官話譯本興趣大增，20與此同時，作為中文正宗文體的文言的翻譯也在繼續進行當中且聲譽不減，如和合本文理委員會的譯者均視自己能夠躬與其事為與有榮焉。首部官話譯本是1856年出版的新約《南京官話譯本》（Nanking Version），語言特點是「基於口語的官話」，且系由《委辦譯本》的文言轉換而成。211872的新約《北京官話譯本》（Peking Version）影響力後來居上，除了語言中刪除口語化辭彙及採取更為古典的字詞之外，還有北京話和南京話背後政治聲望考量的因素。22《北京官話譯本》和施約瑟（S.I. J. Schereschewsky）的舊約官話譯本（Schereschewsky’s Mandarin Version）對和合本影響至大且深。「北京官話譯本在語言面貌上與南京官話譯本的重要區別之一，就是它語言的雅馴程度更高，已經不再是對於口語的簡單摹寫，而是試圖將白話作為一種『更高格調和文學性的體裁』加以書寫」。23可見，同為官話，兩種譯本也有著口語抑或書面語的傾向。二者並行而未統一的原因在於對未來「民族共同語」的不同想像，在全國缺乏統一民族語的情況下，官話和主要方言均有可能擔綱此任。
淺文理譯本的出現與官話譯本在華南地區不被接納有關，24雖然淺文理翻譯的理念早已為馬禮遜提出，但真正實踐則是1885出版的楊格非（Griffith John）新約淺文理譯本（John’s classical translation），該譯本受到的批評意見之一在於意譯。25淺文理「尋求介於經典文言和口語語體之間的『中間語體』」，官話譯本力求「以白話取代方言」。26淺文理一直被宣教士青睞，認為這種文體融合了文言和白話的優點，能夠為精英和大眾普遍接受，還可以打破地域的限制。因此，直到和合本翻譯時淺文理始終最受青睞也被寄予厚望，27和合本淺文理新約翻譯最先完成，但卻最為詬病以致1907年淺文理和深文理兩個委員會合併，失敗的原因在於譯文過於跟隨源語結構導致譯文過度僵化，也跟淺文理文體本身難以界定有關，如有學者所言：「基本上就是非文非白，沒有準確的定義。」28最為看好的最先失敗，說明這一文體在分寸把握和拿捏上的不易。
官話和合本聖經，1919年出版。圖片來自珍本聖經數位典藏查詢系統https://bible.fhl.net/gbdoc/ob/nob.html書籍編號為403。
第三個時期的和合本是這一系列探求之後結出的碩果，最終形成了帶有文言成分的書面語譯本，成為持續一個世紀之久的經典。和合本文體雖定位為官話，但風格並非一成不變，也經歷了從口語化到書面化的調整，委員會兩任主席對於文體的定位和前後文本的差異也反映了這一點。
第一任主席狄考文（C.W. Mateer）在1900 年描述的翻譯原則如下：
1.字詞應當是操官話的平民百姓所日常使用和明白的。書面用語和不大「通行」的用詞應該避免……
2.文句的結構應符合口語……
3.文筆風格應清楚簡單……
4.文筆風格應是真正的中文。外國人所撰寫或監督的官話往往在用字和習慣上,多少有些洋化……29
四個原則中有三個強調文體的淺白和口語特性。文書田（GeorgeS. Owen）與之有別，主張官話的深文體，富善（Chauncey Goodrich）和鮑康寧（F.W.Baller）則介於二者之間。30類似淺文理的分歧和困境再度出現，31失敗的結局沒有重演取決於領導者的謙卑順服和成員彼此之間的和衷共濟。32儘管有這些不同，1918年之前和合本文體總體上仍傾向於口語化和通俗化：其一，在翻譯原則上，狄考文的翻譯原則在其於1908年去世後仍未改變，繼任的主席富善寫於1912年的原則與狄考文幾無二致；其二，在語言風格上，尤思德將《約翰福音》第一章1907年版本和早期版本進行比較後，指出1907版有30處以上修改，凸顯出譯本在文體通順風格上的追求和實踐與早期其他譯本存有較大的差別。33改變發生在1918年富善寫的《官話和合譯本聖經》（The Union Mandarin Bible）一文的翻譯原則中：34
1.譯文必須是真正口語化的 (和我們的「英王詹姆斯聖經」一樣) ，容易被所有能夠閱讀的人所明白。
2.語言必須是普遍通用而不是地區性的官話。
3.文體雖然要淺白易明，卻必須高雅簡潔。
4.譯文必須緊緊接近原文。
5.例證必須盡可能翻譯而不是意譯出來。35
對於富善的翻譯原則，尤思德對其中的第三個原則進行了特別的回應，認為這是「要求一種更深的文體的呼籲」。隨著時代風尚的變化，官話文體的重要性已日益明顯，它的受眾範圍不局限於平民百姓，也包括受過教育的人，尤其在淺文理委员会和深文理合併之後，和合本的潛在讀者群將淺文理的受眾考慮了進去，36對譯文的文筆要求自然更高。此外，富善對於中國助手重要性的空前重視，也使優雅文體的實現成為可能。仍以《約翰福音》第一章為例，1919年版本與1907年版相比有52處改動，使用了相當多更為文言的譯法，顯示譯文向高深文體的回歸。37據筆者統計，其中有15處恢復到或近似於1900年初脫本的原貌，如將「把」「麼」「因為」「賜給」分別改回為「將」「嗎」「因」「賜」（18節，21、46、50節，17節，12節），人稱代詞「對他們」和口語化的「去」則予以去掉（39、40節）。以《馬太福音》首章為例，1919年版相比于1907年版，也有以下更為文雅與簡練的更改：如將「後人」改為「後裔」（1:1），「到」改為「至」（1:17），「怎樣生的」改為「降生的事」（1:18），「成親」改為「迎娶」（1:18），「因為」改為「因」（1:20、21），「有一個童女將要懷孕生子」改為「必有童女懷孕生子」（1:23），「和」改為「與」（1:23），「遵著主的使者所吩咐的，把他的妻子娶過來」改為「遵著主使者的吩咐，把妻子娶過來」（1:25）。其中，有三處恢復了1901年版的原樣，「降生的事」採用文書田的修改意見，和上文所述文書田的深文體風格一致。
官話和合本譯者與中文助手。圖片來自於1906年7月的《教務雜誌》，The Chinese Recorder and Missionary Journal, Vol. XXXVII, No. 7(Shanghai: The 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July, 1906),354-355.
和合本在白話文方面的成就和貢獻已是有目共睹，而在文言部分的保留則未為學界重視，尤其考慮到黃遵憲早在19世紀末就提出「我手寫我口」，38梁啟超在報章上宣揚「文體革命」的主張，39科舉制度已在1905年廢止，1919年白話文運動正呼之欲出，白話文使用已是大勢所趨之時，1919年問世的和合本並非一味迎合社會對於白話文的呼求，仍在一定程度上自覺回歸高深文體、保留相當程度的文言特色，這種逆潮流的做法不能不說是譯者們有意識選擇的結果，和合本後來的成功也證明譯者的確具有超越時代的深邃眼光。
不少人認為和合本的文體是「半文半白」，40這一判断只是直觀印象而不夠準確，但也反映出以官話所翻譯的和合本中有著文言的因素，正是這種介於文言和白話之間的雜糅文體，41實現了嚴復所說的「達」和「雅」，42也符合周作人所言「理想的國語」標準——「以白話（即口語）為基本，加入古文（詞及成語，並不是成段的文章）方言及外來語，組織適宜，且有論理之精密與藝術之美」。43陳鐳認為和合本中有文言、口語和歐化三種成分，形象地稱之為三合土，44其中為人所樂道的歐化語法現象，近來的研究表明「均能在古代漢語中找到其始源形式」，45白話則吸收有古代白話文的成分。46不過，古白話也可歸為古漢語的範疇，大多數古漢語語言學家都將書面語中的古白話和文言合稱為古代漢語，如語言學家王力所言：「古代漢語是一個比較廣泛的概念，大致說來它有兩個系統：一個是以先秦口語為基礎而形成的上古漢語書面語言以及後來歷代作家仿古的作品中的語言，也就是通常所謂的文言；一個是唐宋以來以北方話為基礎而形成的古白話。」47本文採取古漢語學家所概括的廣義概念，將文言和古白話統稱為古漢語現象，認為這是和合本文白並重文體風格的具體呈現，下文即對這一部分展開論述。
路加福音-官話和合本-初脫本-文書田自存本，1901年。圖片來自珍本聖經數位典藏查詢系統https://bible.fhl.net/gbdoc/ob/nob.html書籍編號為150。
和合本中的古漢語現象主要體現在辭彙和語法兩個方面，辭彙上有古語、俗語、疊詞等幾種。48語法上，古漢語不同於曲折語言對於語法現象的倚重，其語法形式較為靈活，有通常所說的「形合」和「意合」的區別，49因此古代中國的小學指的是文字、音韻、訓詁，其中沒有語法一類。國人撰寫的古漢語語法的發軔之作是1898年的《馬氏文通》，系參照西方語法而制，後來學者總結的古漢語語法即由此發展、補充、細化而成。跟欧式语法或者现代汉语语法相比，古漢語語法較典型的不同之處有：賓語前置、介詞短語後移、句子成分省略、使動用法、四字句、平行句、被動轉主動等，50這些現象在和合本中保存較多。
就和合本而言，具體涉及到使用古漢語语法现象的地方主要有：
1.辭彙
（一）文言辭彙
和合本中的文言辭彙又可分為核心辭彙和一般辭彙，核心辭彙包括篇名和神學術語，如：記、紀、志、士師、列王、箴言、書、哀歌、行傳、錄、道、先知、罪、義、成聖、童貞女等。
舊約中帶有「記」的卷名有14個，帶有「紀」的只有兩個，「由此可見，和合本譯者對『記』『紀』二字的區別做過仔細的分析推敲，並有意識地區分使用。」51「記」在《說文·言部》中是「疏」的意思，在《漢語大詞典》中的相關義項有：「文體名，以敘事為主，兼及議論抒情和山川景觀的描寫」；「記述或解釋典章制度的文字，如《周禮·考工記》、《禮記》。」《利未記》《民數記》《申命記》顯然是後者，其餘書卷則是前者。紀傳體是古代中國獨有的歷史體裁，帝王事蹟稱「紀」，一般人物稱「傳」，最早見於《史記》的「本紀」、「列傳」，《文心雕龍·史傳》說「本紀以述皇王，列傳以總侯伯」，因此《列王紀》用「紀」、《使徒行傳》用「傳」可謂恰如其分。
卷名中，來自古代典籍的還有「士師」，其意為古代執掌禁令刑獄的官名，見於《周禮·秋官·士師》：「士師之職，掌國之五禁之灋，以左右刑罰：一曰宮禁，二曰官禁，三曰國禁，四曰野禁，五曰軍禁」；「哀歌」見於《莊子·天地》：「獨弦哀歌，以賣名聲於天下者乎」；「箴言」見於《尚書·盤庚上》：「相時憸民，猶胥顧於箴言。」此外，以下辭彙也來自《尚書》：兩造、稼穡、保惠、先知、萬邦、洪水、馨香、元首、末世、後嗣、法度、教誨、祭祀、萬物、震怒、罪人、百夫長、萬國、邦國。經典中的辭彙對中國士人具有天然吸引力，心理上可拉近其與《聖經》這本域外典籍的距離，也為向這一人群的佈道、宣教打下一定的基礎。
《約翰福音》1：1「道」字的翻譯尤為人稱道，「道」與希臘文「λογος」在多個層面的意思上都有契合之處。該譯首次出現於1837年麥都思（WalterHenryMedhurst）出版的《新遺詔書》中，52可能是該譯本幾個譯者的共識。53「道」字來自於道家，54「罪孽」、「慈悲」來自於佛教，「義」、「仁」、「小學」、「理學」則是儒家術語，「龍」更是典型的中國文化符號，這類异教色彩过于明显的辭彙總數較少，反映出譯者對保持《聖經》獨特性內涵的期望及對中國本土文化的審慎態度。55這些涵攝本土思想觀念辭彙的使用必然帶來與原有概念的偏離乃至割裂，56其中一些疏離可以通過教會傳統、神學教導予以消解，57例如基督徒和非基督徒對於「罪」和「義」的理解截然不同，有些则是「增加外来宗教的概念而形成的」，如：先知、天使、圣灵、恩宠、恩典、上帝、地狱、百夫长、巡抚、总督等，均被赋予新义。58
一般辭彙有文言詞語和偏僻詞語。文言詞語有：畢、庶出、訓蒙、夫子、時辰、降臨、無干、烈怒、太平、貴胄、福祉、窗櫺、再三、筵宴、男丁、城邑、剿滅、曉諭、復又、半載、牝牡、日晷、契合、化外、結黨等。還有一些涉及不同領域的專有名詞，使用的也是地道的古漢語詞語，這種歸化處理極大地縮短聖經原文和中國本土文化之間的距離，賦予讀者親切感。如關於戰爭的：罵陣、輜重營、拔營等，關於法律的：兩造、聽訟、斷案等，關於車的部件的：軸、輞、輻、轂等，關於城牆：甕洞、城甕、城門樓、角樓、望樓等，關於時辰：月朔、午正和申初、酉初、巳初、未时、亥初等，59關於天文：參星、昴星、密宮等，關於器皿：爵、鼎、盂、釜、調羹等，關於職官：家宰、司獄、酒政、膳長、史官、書記、兵丁、千夫長等。60
字的偏僻與否是一個相對概念，因此這裏所列只是一部分可能的詞語：糶、糴、榧、虺、摶、芫荽、卯、榫、鏊、矬、鏨、纛、鹯、覿、虼、奩、賚、跐、醡、帑、蠹、劬、挓、嘬、蔯、麀、訇、 、碡、杴、搧、晷、柞、飫、磣、屜、梃、戥、薅、讟、髑、臌、洑、螫等。其中有些是口語或方言，如：糶、芫荽、矬、跐、鍁、洑、碌碡等；有些是比較古的詞，如：虺、帑、奩、賚、纛、劬、讟等；有些跟相關領域的知識有關，如：卯、榫等。
（二）古白話辭彙
馮象曾說：「希伯來語《聖經》的語言十分簡潔，辭彙語法也不複雜……然而越是簡潔的文字，越難翻譯：你必須捨棄一切修飾，回到語言的根本，回到常用辭彙、口語甚至古漢語。」61馮象自己的翻譯也踐行這一原則，其中不乏古典小說用語，文學上的造詣深受學者好評。62和合本也符合這一點，其翻譯原則可用「大道至簡」來形容，既不回避高雅艱深的古字，不刻意求工，也不忌諱俗字，合適即拈來使用，因而用詞精准，實現了「達」和「雅」兼顧，其雅的一面體現在上述古語使用上，俗的一面體現在古白話的採納上，如：頭一日、不料、舍下、情由、斷不是、萬幸、騸、小看、短了五個、買妥、休妻、公道、對頭、險些、當差、脫了把、一掄、墁、平西、法子、物件、結親、錘出來的、還願、作難、日頭、後事如何、較力、坐監、晌午、坐席、能人、首級、拜了三拜、頭目、把門、打發、師傅、理當如此、云云、挖窟窿、巴不得等等。63
這些辭彙中有些在古白話小說中經常出現，帶有當時時代特有的古白話風格，如：萬幸、後事如何、理當如此、云云、當差等。有些則跟一定的行業知識有關，如：當頭、騸、墁、錘出來的、挖窟窿等詞，其中的「騸」專指閹割牲畜，「墁」指用泥塗抹牆壁，「錘」是金屬加工的手藝，「挖窟窿」的確是賊常使用的盜竊方式。有些口語詞至今也不過時。
儘管和合本採用官話的語言，但這「並不代表官話聖經譯者將他們的辭彙和用法局限於此，因為譯者不可能排除所有的文言用語或不廣泛通行的字詞……翻譯聖經時，官話聖經譯本也將地方官話的辭彙和用法與標準官話共冶一爐。」64這些對同樣說官話地區而言較為陌生的詞語（如華北和山東的方言）得以選入，65後來雖然受到強烈批評，但正如麥金華所言，在另外一方面也起到消泯各地官話之間差異的作用。
2.語法
和合本中古漢語語法現象有賓語前置、介詞短語後移、句子成分省略、使動用法、從句變小句、四字句、被動變主動等，這些語法並非只存在於古漢語當中，在現代漢語中同樣可以尋見，如呂叔湘所說：「我們講文法，很顯然，白話有白話的文法，文言有文言的文法。但是因為究竟同是漢語（古語和今語）的文法，當然有很多共同之點。有人把白話文法稱為語法，文言文法稱為文法，這也未嘗不可」。66有些語法現象在古代漢語中較為獨特，以下擇要述之。
（一）賓語前置
古漢語中，否定句和疑問句的代詞賓語常位於動詞之前，67和合本中仍保留不少這種古老句式，起到強調賓語的作用，如：
①《馬太福音》13：51耶穌說：「這一切的話你們都明白了嗎？」他們說:「我們明白了。」
②《路加福音》23：51 眾人所謀所為，他並沒有附從。他本是猶太、亞利馬太城裏素常盼望神國的人。
③《約翰福音》6：42 說：「這不是約瑟的兒子耶穌嗎？他的父母我們豈不認得嗎？他如今怎麼說『我是從天上降下來的』呢？」
除了否定句和疑問句外，和合本在肯定句中也有賓語前置的例子，如：
①《創世記》12：3 為你祝福的，我必賜福與他；那咒詛你的，我必咒詛他。地上的萬族都要因你得福。
②《出埃及記》7：2凡我所吩咐你的，你都要說。你的哥哥亞倫要對法老說，容以色列人出他的地。
（二）介詞短語後移
和合本中用以表明方位和處所的介詞短語常放在動詞之後，《和合本2010版》對此多有保留，如：
①《創世記》4：7你若做得對，豈不仰起頭來嗎？你若做得不對，罪就伏在門前。
②《詩篇》23：2他使我躺臥在青草地上，領我在可安歇的水邊。
③《马太福音》2：4他就召集了祭司長和民間的文士，問他們：“基督該生在哪里？”
（三）四字句
王力在比較漢語和西方語言不同時說：「中國人喜歡用四個字的短句子，以為這樣可以使文章遒勁。」68四字句在和合本的詩歌體經文中運用尤多，如：
①《箴言》6：12-14無賴的惡徒，行動就用乖僻的口。用眼傳神，用腳示意，用指點劃，心中乖僻，常設惡謀，布散紛爭。
②《箴言》20：12-14能聽的耳，能看的眼，都是耶和華所造的。不要貪睡，免致貧窮。眼要睜開，你就吃飽。買物的說，不好，不好。及至買去，他便自誇。
③《傳道書》1：4-6、9一代過去，一代又來，地卻永遠長存。日頭出來，日頭落下，急歸所出之地。風往南刮，又向北轉，不住地旋轉，而且返回轉行原道。……已有的事，後必再有；已行的事，後必再行。日光之下，並無新事。
此外，《傳道書》3：3-8「萬事均有定時」的幾節，基本都是四字句。
（四）煉字
煉字是古代詩詞中常用的寫作方式，現代漢語中比較少見，但如果詞語運用得貼切，同樣可以達到煉字一樣傳神的效果，如：
①《創世記》22：13亞伯拉罕舉目觀看，不料，有一只公羊，兩角扣在稠密的小樹中，亞伯拉罕就取了那只公羊來，獻為燔祭，代替他的兒子。
和合本的「扣」從程度上比其他譯本的「纏」（馮象譯本、《和合本2010版》、標準譯本）、「卡」（當代譯本）更為牢固，原文נֶאֱחז亦有「牢牢抓住」的意思。
②《創世記》26：10亞比米勒說：「你向我們做的是什麼事呢？民中險些有人和你的妻同寢，把我們陷在罪裏。」
當代譯本譯為「萬一」，其危險程度明顯不及和合本；標準譯本和馮象譯本譯為「差一點」，不如「險些」簡潔且突出「險」的危急；《和合本2010版》改為「幾乎」，意思變得有些讓人費解。
③《創世記》31：37「你摸遍了我一切的傢俱，你搜出什麼來呢？」
「摸」比其他譯本的「搜」（當代譯本、新譯本、《和合本2010版》）、「翻」（馮象譯本）更加細緻入微，且原文מִשַּׁשְׁת亦有「摸索、感受」之意。後半句的「搜」（מָּצָאת），新譯本、標準譯本、《和合本2010版》、馮象譯本均譯為「找」，主動和刻意的程度都有所減弱，和合本無疑更準確、形象一些。
（五）使動用法
使動用法是古漢語中動詞使用的獨特現象，一般是單字動詞後面直接接賓語，其意為「使……做……」，這一用法在和合本中也不多見，但有一個字即「飲」字在使動用法上使用較多，前後共出現十次，都是使牲畜飲水之意，如「飲羊群」（創29:2、3、7、8，30:38）、「飲他母舅拉班的羊群」（創29:10）、「飲父親的群羊」（出2:16）、「飲了她們的群羊」（出2:17）、「飲了群羊」（出2:19）、「……牛、驢，牽去飲嗎」（路13:15）。這是較為典型的古漢語現象，如今只在個別地方的口語中尚有存留。
文言文在現代社會中的地位已大大式微，和合本因其中大量存在的古漢語現象而被一部分人視為難懂，因此後出的聖經譯本大都強調語言的通俗和流暢，但2010年发行的和合本修行版卻繼承了和合本的文體風格，文言辭彙和語法的用法仍予以比重較高的保留，僅對其中因時過境遷意義已經大為變化的辭彙進行了修改。《和合本2010版》對和合本語言有承襲也有更替，這與修訂的四個基本原則是一致的，即：儘量少改、保持原有風格、忠於原文、貼合當今中文表達方式。69前兩個原則即「儘量少改」與「保持原有風格」都是對於和合本風格的保存，「忠於原文」改正了和合本誤譯的地方，「貼合當今中文表達方式」則是部分程度地修訂和合本，使其與時俱進更趨完善，以下仍從辭彙和語法兩方面予以討論。
1.辭彙
（一）文言辭彙大量保留
文言虛詞和助詞的頻繁出現是構成和合本文言意味較濃的重要組成部分，《和合本2010版》對此大多沿用，如：之、若、凡、如此、豈、甚、諸、乎、哉、故此、焉、遂等字一如其旧。下表將和合本、《和合本2010版》、新譯本、現代中文譯本做一對比（表中分別簡稱為「和」、「2010」、「新」、「現」）：70
語料 | 之 | 若 | 凡 | 豈 | 甚 | 諸 | 乎 | 哉 | 故此 | 焉 | 遂 |
和 | 2162 | 1456 | 742 | 415 | 314 | 249 | 147 | 55 | 44 | 12 | 10 |
2010 | 1993 | 1379 | 681 | 339 | 56 | 213 | 74 | 59 | 3 | 4 | 5 |
新 | 1470 | 483 | 123 | 53 | 24 | 102 | 16 | 10 | 2 | 0 | 0 |
現 | 578 | 247 | 115 | 21 | 2 | 127 | 17 | 4 | 0 | 0 | 0 |
從中可見，文言虛詞和助詞除在《和合本2010版》中保留較多之外，在新譯本和現代中文譯本中已被大幅削減。
和合本一些辭彙（主要是動詞）隨著時過境遷，含義已經發生較大變化，有些是意義的擴大或縮小，有些則是及物不及物的區別，如：遊行、守節、同居、列印、（心）消化、刻苦（己心）、表白、發生（青草）、檢點、交通、遺傳、（與我）反對等，這些帶來理解上的困難的辭彙，《和合本2010版》均已修改，並取得了教界和學界的認同。有些辭彙僅見於和合本而不在其他地方使用，是譯者故意顛倒其順序的詞，如：憎嫌、藏躲、失迷、葬埋、康健、果效、設擺、虔敬、咒詛、地土、算計、護庇、菜蔬、意旨、良善、條規等，這些辭彙多為並列結構，將其順序調整過來並不影響含義的理解和訊息的傳達，但更符合現代人的使用習慣。
《和合本2010版》對於辭彙的修訂主要在上述這一類辭彙上，但天下並無完美的版本，《和合本2010版》有些地方的處理似乎有待商榷，如將「曉諭」改為「吩咐」或「說」，和合本中该詞的施事者多為上帝，修改後上帝的至高和尊榮沒有充分凸顯出來。「降臨」改為「來臨」的情形亦復類似。「兵丁」可以把讀者瞬間帶入古代的場景，「士兵」則有些平淡。「夫子」的尊敬程度也遠非一般「老師」可及。這類辭彙相對較少，總體上瑕不掩瑜。
（二）口語辭彙适当书面化
口語改為書面語並不會帶來辭彙含義的改變，和合本的個別口語辭彙在《和合本2010版》中是用它詞來替換，如將《創世記》1：5「頭一日」改為「第一日」。更多的改動是將單音詞改為復音詞，可以使整體語言效果更趨一致，增強文體風格上的典雅感。「中國古代的詞是以單音為原則的。」71「複詞的逐漸增多是近代漢語裏的一貫趨勢；在現代的口語裏，甚至在現代的文言裏，複詞的數目都比單詞更多。」72《和合本2010版》將和合本中很多口語中的單音節詞改為雙音節詞、雙音節詞改為以雙音節詞為主的多音節詞，使雙音節詞成為主流，符合語言發展變化的整體趨勢，如：地、信、殿、恩、宿、差、隨、正、名、喊、為，分別改為：土地、信心、聖殿、恩典、築巢、差遣、隨從、正確、名字、呼喊、作為；淵面、耕地、漸退、那時、靈祭，改為：深淵上面、耕種土地、逐漸消退、在那些日子、屬靈祭物。這些改動更符合現代中文的表達習慣，總體上更為清楚、具體。
（三）疊詞的沿用
「大量運用疊字疊詞以表示各種的意義乃是中國語的一個特色。」73疊詞一般做副詞，文言和古白話中都有大量出現，因此單獨歸為一類。這類辭彙在各版本中出現的頻率列表如下：
語料 | 大大 | 遠遠 | 漸漸 | 速速 | 多多 | 切切 | 快快 | 明明 | 暗暗 | 嚴嚴 | 緊緊 | 連連 | 轟轟 | 痛痛 | 沉沉 |
和 | 121 | 75 | 52 | 44 | 30 | 27 | 26 | 24 | 24 | 12 | 9 | 9 | 6 | 5 | 2 |
2010 | 96 | 71 | 38 | 29 | 26 | 20 | 15 | 5 | 5 | 6 | 22 | 9 | 4 | 3 | 1 |
新 | 78 | 71 | 43 | 2 | 15 | 11 | 22 | 4 | 6 | 8 | 23 | 4 | 3 | 0 | 2 |
現 | 24 | 29 | 17 | 0 | 2 | 1 | 8 | 10 | 0 | 3 | 9 | 2 | 0 | 0 | 3 |
同文言虛詞一樣，這些詞在《和合本2010版》中也大量保留，在新譯本和現代中文譯本中出現的頻率則大幅度地下降。疊詞在其他譯本中並非沒有，但不同的是，以上所列的詞語在現代漢語中也是比較少見的，它們更多出現在早期白話中，如「速速」「切切」「嚴嚴」等。
《和合本2010版》除保留上述兩個字的疊詞外，還保留了四個字的疊詞，這種四字疊詞共有七種類型：（1）ABCA型，如：恩上加恩、力上加力，榮上加榮、高而又高；（2）AABB型，如：欢欢喜喜、誠誠實實、實實在在、悲悲慘慘；（3）ABCC型，如：白髮蒼蒼、眼淚汪汪；（4）ABAC型，如：至聖至榮、無翅無鱗、極豐極省、新天新地；（5）ABCB型，如：自有永有、以皮代皮、以眼還眼、萬王之王；（6）AABC型，如：多多滋生、富富有餘、兩兩相對、懸懸無定；（7）ABAB型：歇息歇息、辨别辨别、如此如此、罷了罷了。這些辭彙言簡意賅，使文本更富文學色彩，有些成對使用增強了朗讀時的節奏和韻致，且形成對仗的修辭效果，如「明明地、暗暗地」「多多滋生，大大興旺」等，既朗朗上口，也有助於記誦。
2.語法
同辭彙部分一樣，《和合本2010版》的語法對和合本既有承襲也有修訂，承襲的是和合本中賓語前置、介詞短語後移、平行句的古汉语語法現象，修訂之處是比照《聖經》原文，將句子成分補充完整，可見《和合本2010版》的語法採用的是更加靈活的處理方式，沒有固守和拘泥於和合本的行文，翻譯過程中對《聖經》原文的適應、吸納體現了漢語自身的豐富性和柔韌度。
（一）代詞的補充
「五四以來，在印歐語的影響下，這個他稱代詞在書面語上也就逐漸具有了『性』的範疇。陽性是『他』，陰性是『她』，中性是『它』（或『牠』）。」74和合本中已經大量使用第三人稱代詞，《和合本2010版》由於補足了古漢語中常見的句子成分的省略、名詞多用代詞代替，第三人稱代詞的使用更為頻繁，《和合本2010版》比《新標點和合本》多出1572處，詳見下表：
語料 | 他 | 她 | 它 | 他們 | 她們 | 它們 | 合计 |
新標點和合本 | 7312 | 791 | 279 | 5397 | 110 | 33 | 13922 |
《和合本2010版》 | 7590 | 844 | 708 | 5987 | 119 | 246 | 15494 |
差額 | 278 | 53 | 429 | 590 | 9 | 213 | 1572 |
涉及到後代和家譜時，和合本將意義句放在前面，《和合本2010版》則採用印歐語主語從句的形式，使用指示代詞，且調整了句子的語序，如：
①《創世記》5：1亞當的後代記在下面
《和合本2010版》：這是亞當後代的家譜
②《路得記》4：18法勒斯的後代記在下面
《和合本2010版》：這是法勒斯的後代
（二）介詞短語的補充
《和合本2010版》中，介詞「向」「對」「關於」「當」「在」的使用有所增多，體現出「忠於原文」的原則，如《馬太福音》1：20的幾個版本：
①1899年初脫本：正思念這事的時候、誰知有主的一個使者、顯在夢中、對他說
②1907年版：正思念這事的時候、不料有主的一個使者在夢中向他顯現、說
③1919年版：正思念這事的時候、有主的使者向他夢中顯現、說
④《和合本2010版》：正考慮這些事的時候，忽然有主的使者在約瑟夢中向他顯現，說
對照以上幾種版本，不難發現《和合本2010版》並未放過希臘原文的細微之處，對於希臘語介詞儘量予以譯出。
和合本是學富五車的西方傳教士和深谙本土文化的中國助手们集體合作的知識結晶。和合本誕生之日，正是新文化思潮和白話文運動風起雲湧之時。「五四」一代知識分子對於文言的摒棄、對純白話的青睞、對歐化的歡呼，背後有無語言進步主義的觀念作祟，以致樂觀估計了語言更新的速度和力度，這是白話文運動百年之後我們應當予以留意、反思與警惕的。75因為從邏輯上說，如果單純地順應白話文運動的趨勢，那麼和合本中就不應該出現文白並重的文體特徵，現實卻恰恰相反，和合本中大量吸納並使用古文言和古白話辭彙，結果不僅成為白話文的典範，還反助白話文運動一臂之力，對現代文學產生深遠影響。和合本對於古漢語現象的保留，不但是當時譯者對中國傳統文化的尊重，使傳統文化在現代性的衝擊下得以存留，這種存留反過來使和合本煥發出永久的生命力。事實上，和合本對於古漢語和古白話的使用凸顯了中國士人和民眾的一種精神堅守，民族和世界的文化張力與精神衝突，在和合本那裏反而獲得了一種化解和調和。這也說明當時宣教士們對中國文化的認可與尊重，因此，無論是就信仰的處境化還是本色化而言，和合本的誕生都是西方傳教士與中國助手們在中西文化融合上的一種創建和貢獻。《和合本2010版》對和合本文體風格的維持與繼承顯然是向早期譯者們致敬。對今日的基督教中國化建設運動而言，如果我們能夠虛心師法前人的創舉，和合本無疑能夠提供給我們一種可行的文化和精神理念上的鏡鑒。
論文原刊於《漢語基督教學術論評》2022年6月，第33期，第27-52页。原主标题为《官話和合本聖經文體風格研究》。
注釋
1 官話和合本聖經在 2010 年修訂本出現前雖有幾次修訂，但都主要集中在標點和專有名詞上，內容基本沒有多少改動。下文若非特別標明，和合本即指官話和合本聖經。
2 周作人，《聖書與中國文學》（上海：商務印書館 ，1925），18；劉翼凌，〈和合本聖經的風格〉，於《譯經論叢》，劉翼凌編（巴貝裏 ：福音文宣社，1979），23–29；劉麗霞，〈《官話和合本聖經》的成功翻譯及其對中國新文學的影響〉，《南京師範大學文學院學報》2005，no. 3:90；馬樂梅，〈漢語聖經和合本的翻譯策略：兼論和合本的廢與存〉，《國外外語教學》2006，no. 4:48；武春野，〈「官話」譯經與文體革命〉，《社會科學》2012，no. 11:182。
3徐若夢 ，《古代〈聖經〉漢譯與中西文化交流》（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2014），102。
4唐子明將這一時期定為六○年代到九○年代，唐子明，《啟示與文字：中文聖經翻譯的故事 (1807–1919)》（香港：天道書樓有限公司，2018），208。
5劉雲，《語言的社會史：近代〈聖經〉漢譯中的語言選擇》（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51。
6趙曉陽分為深文理、淺文理和白話三種譯本，是將方言和官話合為白話，見趙曉陽，《域外資源與晚清語言運動：以〈聖經〉中譯本為中心》（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19），3；蔡錦圖和劉雲均分為四種，見蔡錦圖，《聖經在中國：附中文聖經歷史目錄》（香港：道風書社，2018），115；劉雲，《語言的社會史》，52。這一點上，筆者從眾。
7麥金華，〈聖經翻譯中的通行官話概念：官話作為中國國家語言的前奏〉，於《自上帝說漢語以來：〈和合本〉聖經九十年》 ，謝品然、曾慶豹編（香港：聖經研究及應用中心，2010），21。又見麥金華英文專著第 59 頁(George Kam Wah Mak, Protestant Bible Translation and Mandarin as the National Language of China [Leiden: Brill, 2017], 59)。
8尤思德 ，《和合本與中文聖經翻譯》，蔡錦圖譯（香港：國際聖經協會，2002），9, 361。唐子明也稱文體之爭是百年漢語聖經的三大爭議之一，見唐子明，《啟示與文字》，148。
9即 1822 年馬士曼、拉撒出版的聖經譯本 ，1823 年馬禮遜、米憐出版的《神天聖書》。
10米憐，《新教在華傳教前十年回顧》，北京外國語大學中國海外漢學研究中心翻譯組譯（鄭州：大象出版社，2008），44。米憐曾列出五種文體，由深到淺依次為：經典書籍的高深文言、朱熹注疏的嚴肅文體、《三國演義》的高雅文體、其他小說聲譽不佳的文體、清朝皇帝《聖諭》口語化但粗糙的官話文體，馬禮遜的選擇在第二和第三項之間，為平易文言體裁。米憐記錄了馬禮遜在文體選擇上由中間文體到《聖諭》口語再到中間文體的搖擺，白日昇的淺白文言手稿促成他最終採用中間文體。尤思德引用米憐的話後，又根據 Broomhall 認為文體問題沒有困擾馬禮遜（見尤思德，《和合本與中文聖經翻譯》，24），可能是依據馬禮遜對白日昇譯本高度借鑒的判斷所致。
11蔣驍華同尤思德一樣，認為馬禮遜譯本是淺文言（見蔣驍華，〈《聖經》漢譯及其對漢譯的影響〉，《外語教學與研究》2003，no. 4:301–5）。劉雲贊同賈立言 (A. J. Garnier)《漢文聖經譯本小史》和蘇佩禮 (Su Peili) 《中文聖經譯本目錄》意見，將其歸為深文理，認為馬禮遜拔高了《三國演義》的文化聲望，還指出「淺文理」和「深文理」的內涵與外延均不同（見劉雲，《語言的社會史》，68–69）。這是就馬禮遜譯本與後世譯本比較而言，馬禮遜自己已有意避免使用高深文言，至於能否實現則是另一回事。
12唐子明，《啟示與文字》，75，96。
13如蔡錦圖提到時人文章中的「晦澀難懂」評價（見蔡錦圖，《聖經在中國》，140），尤思德多處的評語：「急就章式的產物」、「頗為草率」、「率爾操觚之作」（見尤思德，《和合本與中文聖經翻譯》，31、46、366）。
14唐子明，《啟示與文字》，74-77。
15同上，208。
16二者分別是新約和舊約的翻譯，名稱的問題詳見尤思德，《和合本與中文聖經翻譯》，92-93；蔡錦圖，《聖經在中國》，176。
17麥都思將文體分為四種，將米憐所分的兩種小說問題合而為一，文筆風格受王韜等中國助手影響較大，見尤思德，《和合本與中文聖經翻譯》，82-86。
18唐子明，《啟示與文字》，75。
19尤思德，《和合本與中文聖經翻譯》，97-98；唐子明，《啟示與文字》，155-156。
20尤思德，《和合本與中文聖經翻譯》，134；唐子明，《啟示與文字》，177。
21尤思德，《和合本與中文聖經翻譯》，135。
22麥金華，《聖經翻譯中的通行官話概念》，27；Protestant Bible Translation and Mandarin as the National Language of China，71-72。
23劉雲，《語言的社會史》，212。
24尤思德，《和合本與中文聖經翻譯》，156、183。
25同上，160。
26劉雲，《語言的社會史》，195。
27尤思德，《和合本與中文聖經翻譯》，189。
28唐子明，《啟示與文字》，218。
29尤思德，《和合本與中文聖經翻譯》，325。
30同上，259-260、267。筆者所見文書田對初脫本的修改意見也支持關於其立場的判斷，如1901年《马太福音》用朱笔在书上的修改：「儿子」改为「子孙」（1:1），「怎样生在世上记在下面」改为「降生的事如下」（1:18），「一位」去掉「一」（1:21、23，2:6），「时候」改为「年间」（2:1），「文士」改为「士子」（2:4），「大道」改为「道途」，「小路」改为「路径」。資料出處為「珍本聖經數位典藏查詢系統」網站所載澳洲國立圖書館照片。
31文書田1898年的信函、狄考文1899年的信函、狄考文1907年的信函、鮑康寧1907年對修訂過程的描述、富善1913年對翻譯場景的描述，都表達了翻譯進展的緩慢和成員的挫敗感。參見尤思德，《和合本與中文聖經翻譯》，256-58、274-75。
32尤思德提到狄考文和鲍康宁二人的谦卑与让步，同上，274、284。
33同上，275-276。
34劉雲認為改變以1907年為界，其分析見《語言的社會史》，250。
35尤思德，《和合本與中文聖經翻譯》，326。
36如尤思德所云：「富善不可能知道文理《和合本》的流传将会是如何无足轻重，但他却知道只能有一部《和合本》版本会成为未来的中文圣经：官话版本。」同上，326-27。
37同上，327。
38〔清〕黃遵憲，《雜感》之二，冊一，錢仲聯箋注，《人境廬詩草箋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42。
39梁啟超於 1900 年 2 月在《清議報》發表《汗漫錄》（收入《飲冰室合集》時改題為《夏威夷遊記》）中首倡「詩界革命」；他於1902年11月14 日在《新小說》第一號發表《論小說與群治之關係》一文，宣揚「小說界革命」。見《梁啟超全集》，冊二（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884, 1220。
40 如楊紅梅，〈從聖經《舊約》詩集的三個漢譯本看翻譯標準〉，《西南科技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2，no. 5:73；鞏藝超，〈《聖經》和合本與現代中文譯本之比較〉，《科技資訊》2010，no. 16:558；馬樂梅，〈漢語聖經和合本的翻譯策略：兼論和合本的廢與存〉，53。
41亦即殷穎在〈和合本聖經的特色與修訂淺見〉一文中所說的「和合文體」，見《天風》2010，no. 10:28。
42劉翼凌，〈改譯中文聖經的一個建議〉，於《聖經漢譯論文集》，賈保羅編（香港：輔橋，1965），108–9。
43周作人，〈理想的國語〉，於《夜讀的境界》（長沙：湖南文藝出版社，1998），779。
44陳鐳，〈漢譯聖經與文學革命之分途：以《和合本》為中心的考察〉，《孝感學院學報》30，no. 2 (2010): 37。
45莊黃騰，〈現代漢語語法歐化論的全新審視〉（碩士論文，復旦大學，2009），I。
46武春野，〈『官話』譯經與文體革命〉，192。連不承認和合本對白話文運動有功的胡適也不否認其白話來源於中國的偉大小說。
47《古代漢語》，冊一，王力主編（北京：中華書局，2001），1。又見：許威漢，《古漢語語法精講》（上海：上海大學出版社，2002），3；郭錫良，《古代漢語語法講稿》（北京：語文出版社，2007），136；董志翹 、楊琳編，《古代漢語》（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 ，2012），冊一，序言第 2 頁，196；高小方，《古代漢語》（南京：江蘇鳳凰教育出版社 ，2014），3。
48俗語來自古白話，“古白話作品大量吸收了各個時期的口語成分，使得許多白話詞語在字面上顯得很‘俗’，與文言詞語的‘雅’形成了鮮明的對比”（見董志翹、楊琳，《古代漢語》，上冊，202）。疊詞為古漢語詞語復詞之一，見楊伯峻、何樂士，《古漢語語法及其發展》（北京：語文出版社，2003），35。
49賀陽，《現代漢語歐化語法現象研究》（北京：商務印書館，2008），113。
50這裏的語法名稱和《馬氏文通》所列的術語不盡相同，乃遵從現在通行的古漢語書籍說法，如「賓語前置」、「介詞短語後移」、「使動用法」均出現在王力和董志翹分別主編的《古代漢語》中，「句子成分省略」見許威漢《古漢語語法精講》一書，「四字句」見王力《中國語法理論》一書。
51張春蕾，〈《聖經》首卷卷名漢譯用字探察〉，《南京曉莊學院學報》2017，no. 3:57。
52偉烈亞力提到《新遺詔書》雖為麥都思、郭實臘 (Karl Friedrich August Gützlaff)、馬儒翰 (John Robert Morrison)、裨治文 (Elijah Coleman Bridgeman) 合譯，但主要是麥都思的一己之力。Alexander Wylie, Memorials of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to the Chinese: Giving a List of Their Publications, and Obituary Notices of the Deceased (Shanghae: 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1867), 31。
53顏方明，〈翻譯中的異域經典重構：傳教士《聖經》漢譯的經典化策略研究〉，《中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4，no. 4:260。
54 Charles Gützlaff, Journal of Three Voyages along the Coast of China in 1831, 1832, & 1833, With Notices of Siam, Corea, and the Loo-Choo Islands (2nd edition), London: Frederick Westly and A. H. Davis, 1834, P. 327.
55馬紅莉，〈《官話和合譯本》與《文理和合譯本》中「新約」的翻譯原則比較〉，《基督教文化學刊》，no. 28 (2012): 257。
56李熾昌，〈多神與一神之張力：聖經翻譯處境化的商榷〉，《深圳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30，no. 1 (2013): 17。
57 馬樂梅，〈和合本《聖經》譯名的異化、消解與嬗變〉，《復旦外國語言文學論叢》2010， 秋季號:84。
58趙曉陽，《域外資源與晚清語言運動》，164。
59「月朔」出自《尚書》，「午正和申初」（太20:5）馬禮遜、馬士曼均譯為「六時」、「十一時」。富善的《官話萃珍》「時」條說：「一日十二時」（見富善，《官話萃珍》，第二版 [上海，上海美華書館鉛板，1916]，338）。《欽定大清會典·卷八十一》也記有「周日十二時」，是書初刻於康熙二十三年，雍正、乾隆、嘉慶和光緒時期共四次重修。
60「家宰」是春秋時期官職，「司獄」出自扬雄《法言》，「史官」、「書記」出自《史記》，「千夫長」出自《尚書》。
61馮象，〈神的靈與言啊，誰最能誘騙世人：答彭倫〉，《摩西五經：希伯來法文化經典之一》（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2013），408。
62黃錫木：「無論是翻譯的準確性、學術的敏銳力、文學上的造詣，現存的中譯本沒有一部能及得上馮象先生的譯注」（見黃錫木，《一部非信徒翻譯的〈聖經〉：評馮象譯注〈摩西五經〉》，《書城》2007，no. 9:39）。
63筆者使用「語料庫線上」網（http://corpus.zhonghuayuwen.org/）查詢，發現這些詞語首次使用最晚也出現在元明時期。
64麥金華，《聖經翻譯中的通行官話概念》，28；Protestant Bible Translation and Mandarin as the National Language of China，73。
65蔡錦圖，《聖經在中國》，377。又見尤思德，《和合本與中文聖經翻譯》，259。
66呂叔湘，《中國文法要略》，於《呂叔湘全集》，卷一（瀋陽：遼寧教育出版社，2002），5。
67楊伯峻、何樂士，《古漢語語法及其發展》，785，791。
68王力，《中國語法理論》，《王力文集》，卷一 （濟南：山東教育出版社，1984），1:457。
69劉美純，〈經典的延續：《和合本修訂版聖經》介紹〉，於《宗教經典漢譯研究》，雷雨田、萬兆元編（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3），82。
70「凡」的統計為「凡……」，去掉「凡是」「凡事」；「甚」去掉「甚至」。和合本近100萬字，其中舊約約75萬字，新約約25萬字。
71王力，《中國語法理論》，14。
72呂叔湘，《中國文法要略》，8。
73王力，《中國語法理論》，367。
74北京師範學院中文系漢語教研組編，《五四以來漢語書面語言的變遷和發展》（北京：商務印書館，1959），137。
75論到文言、純白話和歐化孰優孰劣時，余光中對於朱自清散文的評價或許會給我們一些提醒和啟發：「這種白話文的純粹觀……大大削弱了新散文的力量。文言的優點，例如對仗的勻稱，平仄的和諧，詞藻的豐美，句法的精練，都被放逐在白話文外，也就難怪某些『純粹白話』的作品，句法有多累贅，詞藻有多寒傖，節奏有多單調乏味了……早期的新文學的幼稚膚淺，有一部分是來自語言，來自張口見喉虛字連篇的『大白話』。文學革命把『之乎者也』革掉了。卻引來了大量的『的了著哩』……遂令原應簡潔的文章，淪為浪費唇舌的嘰哩咕嚕……歐化得來的那一點『精密』的幻覺，能否補償隨之而來的累贅與繁瑣，大有問題；而所謂『精密』是否真是精密，也尚待討論。就算歐化果能帶來精密，這種精密究竟應該限於論述文，或是也宜於抒情文，仍須慎加考慮。」見余光中，〈論朱自清的散文〉，於《余光中集·第五卷》（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2004），571、576-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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