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7岁高中未毕业就因家庭贫穷而进入食品厂当工人，到26岁当副县(处)级官员、27岁县(处)级、28岁副地(厅)级、33岁地(厅)级、38岁副省(部)级、48岁官至正部，汪洋的仕途经历不仅“一刻也不曾耽误”，而且其在政治舞台上的出场也显得异乎寻常，可谓“一亮相就风华正茂”。
一位认识汪洋的人士如此评价：其升迁之快，与他本人严以律己、积极进取的做人风格密不可分。据称，在汪洋担任安徽省体委主任后，他的一位老朋友到合肥办事，想和他叙叙旧，汪当时已有自己的专车，却骑着自行车到火车站接他。不过，熟悉他的人表示，这远远不是汪洋性格的全部，工作中的汪洋表现出的超前思维和果敢作风，在他出任安徽省铜陵市长，真正开始主政一方时展现得淋漓尽致。汪洋于1988年11月出任安徽省铜陵市委副书记、代理市长。铜陵是个较小而且贫困的省辖市，在安徽并无特别重要的地位，但在铜陵4年，汪洋雷厉风行，颇具改革和创新意识，并做了一件轰动一时的事情，震惊海内外。1991年11月14日，《铜陵日报》发表署名龚声的文章《醒来，铜陵！》，呼吁“改革大潮汹涌澎拜。历史不允许我们躺在计划经济上酣睡了。必须解放思想，向一切僵化、陈腐、封闭的思想观念开刀”。一场有关思想解放大讨论的序幕轰轰烈烈地拉开，在整个铜陵激起强烈反响。文章第一次把铜陵10年来的成绩、特别是经济效益低下的数据和盘托出。文章第一次把铜陵的短处亮出与沿江三市作比较，躬身自问：“为什么同处一江景不同？”文章挥起理性的解剖刀，从大量事例入手，对多年积淀在铜陵人身上的计划经济意识，进行了无情的解剖。文章最后深情地呼唤：“改革大潮澎湃。历史不允许我们再躺在产品经济上酣睡了。环顾神州，时不待人：沿海经济上去了，山东经济上去了，省内各地市也在你追我赶。每个有志的铜陵人都应该扪心自问：怎样才能无愧于脚下这块浸满烈士鲜血的土地？！”文章发表后的数天里，编辑部的电话都被打爆了。一种意见认为，此文敢于揭短亮丑，振聋发聩；另一种意见说，“大棒朝下打”，未免不公。就在《铜陵报》接连推出《敢问路在何方》、《与繁昌比一比，如何》、《走出“资源优势”的误区》、《重振雄风待科技》等“重磅炸弹”之时，《经济日报》开始以异乎寻常的高调姿态转载《醒来，铜陵！》一文，并连续发表题为《醒来，不只是铜陵》的成组报道和4篇评论员文章，一夜之间将铜陵的大讨论推向全国，引发全国热议。不久，邓小平“南巡讲话”公开发表。至此，铜陵的大讨论因为完全契合时宜而放射出独特的时代光芒。1992年1月14日，《经济日报》总编范敬宜也发表署名文章《“醒来”和“起来”》，他单刀直入地发问：“唤醒也好，自醒也好，醒来之后最要紧的是起来。醒而不起，与睡何异？”很快，铜陵的大讨论由虚转实一场涉及行政审批制度、党政机构调整、投融资体制、国有企业、城乡统筹发展等方面的改革攻坚战在铜陵全面打响，并迅速取得成效。铜陵一举成为安徽改革的“领头羊”、全省极具发展潜力的城市。当历史的脚步匆匆跨人本世纪最后十年的时候，每一个铜陵人是否清醒地意识到，我们必须重新审视我们脚下这片土地，必须重新审视我们自己。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铜陵人以“开山取宝、凿石求金”这一锲而不舍的精神，为铜陵生存、发展开拓出颇为辉煌的新天地： ——1990年与1978年相比，全市社会总产值增长3．5倍，国民收入增长2．6倍，国民生产总值增长2．7倍，工农业总产值增长3．3倍。1990年与1985年相比，在省辖九市中，我市国民生产总值、国民收人、人均工农业总产值增长幅度分别居第5位、第2位和第2位，财政收人的增长幅度也居第3位。统计数字证明了一个铁一般的事实：铜陵在前进！ ——“铜陵特区” 已早为人们所淡忘，而淡忘的又岂止是这一名称：工业持续22年“单打一”采冶铜已被有色、化工、纺织、电子、建材五业并举、齐头奋进所取代；农业也不再是传统的种植业，而是农、林、牧、渔、工、商、运、建综合发展的大农业；铜官山下、天井湖畔，水、电、气管线密如蛛网，成片的厂房、住宅楼各呈风姿„„这一切都表明：一个新的工业港口城市正在孕育之中。每一个铜陵人、每一个熟悉铜陵的四方宾客，都会为铜陵的飞速发展而日豪。人们知道．这十多年是铜陵建市以来最辉煌的时期，经济发展最快，城市居民受惠最多。 然而，当我们拿起理性的放大镜，回顾我们所走过的每一个履痕时，便会在辉煌中看到不足，看到令人震惊之处： 1990年与1985年相比，全市全民独立核算工业企业的产值增长了31．9％．但销售收人利税率却下降2．85个百分点，资金利税率下降2．28个百分点，固定资产产值率下降16．89个百分点，留利水平下降22％。无情的数字告诉了人们一个难以置信、却又不得不接受的事实，即在“六五”末期效益水平已经很低的基础上，经过5年的艰苦努力，我市的主要经济指标不仅没有上升，反而惊人地下降了。 高速度为什么没有带来高效益？而就这令一些人自豪的经济发展速度，与沿江地市县相比，也是“略输文采，稍逊风骚”。与邻近的繁昌县作比较：1985年该县与铜陵县还处于同一个发展水平，而如今他们的工农业产值已超出铜陵县2一倍。即使剔除一些不可比因素，我们也难以和他们平起平坐。一江春水向东流，同处一江景不同。这是为什么？！ 我市是皖江开发开放四市之一，但与其它三市相比，差距又何等之大！1989年全民独立核算工业企业的产值利税率、资金利税率、销售收人利税率，芜湖分别是32．3％、33．4％和21．2％，马鞍山分别是34％、21．2％和19．8％，安庆分别是21．l％、22．8％和14．2％，而铜陵分别是14．5％、9．4％和9．2％。1989年全民独立核算工业人均创利税，全国是3851元，全省是2501元，而铜陵仅有1741元。在全省9个地级市中，我们“铜老八”的帽子为什么长期摘不掉？ 我们还常常为铜陵“七五” 的高投入而沾沾自喜，但殊不知，投人像一根“魔棍”，变化多端，既可以变为“宁馨儿”，又能够化为“丑八怪”。截至1990年底，市属地方工业企业固定资产债务总额已高达8．23亿元，其中外债3 058万美元。这些债务的61．2％（5．03亿元）要在1992年以前还清。而1990年实际只还了0．4亿元，其中还有0．15亿元是靠免税还的。按照现有企业的盈利状况推算，我市每年的债务利息都难以全部偿还。高投人为什么没有带来高产出？ 除此之外，不足和差距之处还有很多很多：产业结构仍不合理，产品的结构层次和质量档次仍然偏低；农业的保障体系相当脆弱，生产力水平亟待提高；各项事业的发展很不平衡。对这些，一些有识之士心中充满了困惑与焦虑。铜陵为什么不能发展的更快一些？为什么不能解决别人已经解决、或正在解决的问题？ 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当我们站在21世纪的门槛边，倾听着大江东去拍岸的涛声的时候，不能不深深地思索：怎样才能医治好我们身上的“疾患”，以健壮的体魄，去创造铜陵更辉煌的明天？！ 透视铜陵这个既健康又染疾的肌体，不同识见的人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作出不同的“诊断”。但是，一个最准确的诊断，已经由历史老人作出了，这就是：思想还不够解放，观念未及时更新，精神还不够振奋，商品经济意识淡薄。这些“病源”互相渗透，彼此诱发，产生了阻碍我们前进的一个又一个“病灶”。——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观念不强：有些部门和单位，以“自我”为中心，符合自身利益的事就办，不符合自身利益的事就推。外地进城劳动力的管理，与此沾点关系的部门都抢着伸手揽，而集资修路建桥等，有关单位就拼命往后退。企业兴旺的时候，各个部门都想去捞一把；企业困难的时候，不少部门都撒手不管。还有一些部门和单位，处理工作以文件为中心，以条条为标准。有个企业为了优化生产布局，曾经打算将企业的内部结构作适当调整，但有关部门却从条条出发，不给配套政策，使企业调整无法进行。一个外商很有兴趣的微波炉项目，本应在铜陵落户，但这个说资金不落实，不能批立项，那个说没有立项不能给资金。各用各的文件，各持各的道理，扯皮扯了一年半无结果，外商一气之下跑到大连，人家半天就立了项。不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还表现在其它工作与经济工作两张皮上。文化、教育、卫生、宣传。组织、统战等部门部署工作，有不少可以也应当与经济工作相结合而没有结合，就在自觉或不自觉中影响了经济建设。某厂党委一位领导，在一次和主管部门干部交谈时，竟说“生产上的事我们一概不管”。在这样的干部心中，哪还有“中心” 的地位？ 商品经济观念薄弱：在商品经济已占很大比重的今天，我们相当多的厂长和经理至今仍在迷恋产品经济的“温床”：争保护、要计划有门，闯市场、搞经营无术，全然没有效益观念。麻纺产品严重积压，就是不能进行有效的推销和处理。有些企业，舍得花钱搞基建、盖办公楼，却不愿花钱抓技改，与经济发达地区形成强烈的反差。就是抓技改，也是无头苍蝇瞎忙乎。某厂搞技改，投资几百万，试车几个月，产量上不去，成本下不来，报捷之声犹在耳边，却停止了生产。一查，原来是工艺、技术早已落后的项目。在农村，则有相当一部分人“种树怕吃亏、养鱼怕输、办工厂怕倒、做生意怕骗”这怕那怕，就是不怕挨穷受苦。商品经济的竞争，归根到底是人才的竞争，而我们的一些企业，愿意花钱买轿车、搞装演，就是不愿花钱培养人才，不愿接收大学生。现有的人才不敢用、不会用，外面的人才不给进，企业靠什么求生存、图发展？发展商品经济必须最大限度地占领市场，但我们的一些经济主管部门和企业，市场观念十分淡薄。 今年5月，（经济消息报）提供专版，要免费为铜陵介绍一批企业和产品，但所涉及到的大多数部门和企业，并没有将此作为做广告、搞公关的好机会，反而草草应付，或避而远之，或胡乱凑合。且不说在中央、省级的广播、电视、报纸上，难见到铜陵的商品广告，就在本市街头，广告也属凤毛麟角，直至第三届花卉博览会前夕，市府用行政命令的办法，铜陵才竖起了第一批永久性广告牌。多数企业的销售工作十分薄弱，中央的政策不敢用，省里的政策不会用，市里的政策不知道用。市府（90）50号文件对处理积压产品等问题，规定得很宽、很明确，可就是有那么一些经营者不学习、不研究，任其产品涨库积压。我市拥有的销售队伍数量，不说与江浙比，就同桐城县的10万销售大军比，也相距甚远。 精神状态不振作：从机关到企业，都有那么一些人，特别是少数领导干部，目标不明，任务不清，得过且过，不思进取。对于本部门、本单位在今后三年应该实现什么目标，今后五年能达到什么水平，采取哪些办法和措施，存在哪些问题和困难，心中无数，却泰然处之。什么共产党人的理想，什么市委市政府的战略部署，都统统抛在脑后，束之高阁。一些干部“过糊涂日子当太平官”：坐机关的，不知道要研究哪些问题，搞好哪些服务；办企业的，不了解市场如何变幻，不懂得新品种怎样开发；搞农业的，讲不清粮食产量多少，水利设施如何，多少人温饱没解决。有一些干部，整天长吁短叹，畏首畏尾：处理积压产品怕亏损，开发新产品怕没市场，进行技改怕缺资金，处理不合格工人怕遭报复。还有极少数干部，或浑浑噩噩，或谋私钻营，有的竟置党纪国法于不顾。 改革意识不浓：经济社会工作中的许多深层次问题，只有靠深化改革才能解决。但我们的不少同志，仅仅把改革叫在口中、写在纸上。大家都赞成住房制度改革，但适当提高房租、多住房子多拿钱，一些人就大叫大嚷受不了。公费医疗的漏洞众人有目共睹，但不少人又不愿承担改革的风险。在居民区进行安装有线电视的试点，受益者都说是件大好事，但一提要自己掏点钱，又说“这不能算是办好事”。都说分配不合理，但在企业实行质量工资制，又有人说技术低的工人吃了亏。“铁饭碗”都说要打破，但让违纪工人下岗，或作出处理，就有人四处说情。在他们的眼里，改革都必须对自己有利，个人不能作出任何一点牺牲。 对外开放观念差：铜陵位于长江黄金水道之旁，又是皖江开发开放四城市之一。可我们的一些部门单位的领导、职工又是怎样对待开发开放呢？今年初，当南京市一位副市长率团来铜考察时，在城外转了一个多小时方才摸进城，其原因就是本市人口处连个起码的标记也没有！一位外商结束访问离铜时，要用美钞兑换人民币去结账，但有关人员正在政治学习，还说：“对不起，业务暂不办理！”一位意大利商人来铜陵住旅馆，面对积满灰尘的窗户、掉了螺栓的马桶盖和污迹点点的被套，他责问道：“这像做生意的吗？”我市第一个较大的中外合资项目——金光延压加工有限公司，从立项到审查，从筹资到审批，前后费时近两年，盖了几十个公章，才得以上马。如果不是外商有耐心，这个项目早就告吹了。以上形形色色的问题虽挂一漏万，却展露了相当一部分铜陵人的思想、观念、精神状态上的丑陋之处。可以这样说，正因为存在这些丑陋之处，而我们又没有及时正视它、解决它，才导致铜陵过去某些方面的落伍和现在某些事业发展上的裹足不前。 思想的解放常常是正确行动的先导。1978年全国范围的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赢得了人们思想的大解放，赢得了全国十多年的大发展。历史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经济要开放，首先思想要解放。开展“理思路、抓落实、奔小康”的大讨论，意在解放思想，更新观念，对此，每一个铜陵人都应积极参与。当然，思想的解放往往需要进行痛苦的反省。鲁迅说过：“我常常解剖别人，然而更多的是无情地解剖我自己。” 每一个有社会责任感的铜陵人，在大讨论中，都不应讳疾忌医，而应当勇敢地拿起时代的解剖刀，割除自己灵魂深处的一切毒瘤和病根。如果我们继续抱着僵化的思想、陈腐的观念、封闭的意识、萎靡的土气，那么，不是危言耸听，在迎接新世纪到来的十年接力赛中，我们铜陵将被别人抛得更远。 改革大潮澎湃。历史不允许我们再躺在产品经济上酣睡了。环顾神州，时不待人：沿海经济上去了，山东经济上去了，省内各地市也在你追我赶。每个有志的铜陵人都应该们心自问：怎样才能无愧于脚下这块浸满烈士鲜血的土地？！醒来，铜陵！ （1991年11月14日《铜陵报》)此文犹如平地惊雷，由这个贫穷的皖南山区传遍了神州大地。而汪洋就是这件事的发起者。令人振奋的是，15年前在皖南山沟吹响的“解放思想”的号角，在15年后汪洋主政之下的南粤大地再次响起。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历史的巧合。但与其说是历史的巧合，不如说是历史的必然。汪洋当时在电视讲话中说：“要改变观念！有人养鱼怕偷，做生意怕骗，就是不怕穷。”这与此后邓小平著名的南方谈话思想很接近，显示出汪洋敏锐的政治嗅觉。而铜陵的做法也引起了高层尤其是邓的关注。
主政铜陵时，汪洋还对当地旧体制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打破“三铁”（铁饭碗，铁交椅，铁工资），且住房制度、用工制度、干部管理、机构设置等等都被列入改革计划，多家全民国有企业列入改革范围。整个改革被推上高潮。但是，这些改革举措很快就招致了许多保守势力的反对。为了平息这场纷争，中央高层放话：可以先行试点。此后，《人民日报》还发表了一篇社论：《醒来，不仅仅是铜陵！》对这次改革，汪洋自己评价：拟定方案，难得出奇；启动实施，顺得意外。而铜陵百姓也对他这个“娃娃市长”的做法从怀疑到逐渐认可，并评价他：聪明能干、思维超前、魄力很强、做事果敢。铜陵改革的成功让世人瞩目。中国青铜文化节即是从1992年开始的，汪洋当时的主旨是：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直至今日，铜陵人依旧会不由自主地把后来的铜陵市长与汪洋作对比。“铜陵改革”让汪洋获得了邓小平的赏识。有说法称，邓南巡回京途中在安徽蚌埠停留，并特别召见了汪洋。也有香港出版的相关图书如此描述：“1992年邓小平南巡来到安徽合肥，接见安徽有关领导，时任铜陵市长的汪洋也被点名要求参加。会见后，邓对汪印象深刻，认为其是个人才。”知情人士透露，关于邓小平接见汪洋的说法版本不一，很难有人能准确判断，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邓显然在见汪洋前就已注意到他。果然，此后不久，汪洋即调离铜陵，担任安徽省省长助理兼省计委主任。1993年，38岁的汪洋出任安徽省副省长，成为当时全国最年轻的副省长，并继而进入省委常委。在安徽省工作期间，汪洋鲜明的施政风格，给当地官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据称，汪洋的超前意识很强，在任常务副省长分管财税工作时力推一项改革，连时任国务院总理的朱镕基都说他“年纪不大、胆子不小”。图文源于网络，版权属于原作者，如涉版权问题，请联系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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