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多年来云南最差的省委书记

仕道按语

改革开放以来，云南有三任省委书记相继“出事” ：高严、白恩培、秦光荣。三人中，秦光荣是公认的“能力最差、格局最小、见识最浅”的人。

刚刚卸任的云南省委原书记陈豪曾一针见血地指出，秦光荣在云南担任重要职务长达16年，其严重违纪违法问题主要发生在云南，对云南的破坏是多方面、深层次的，是云南过去一段时期政治生态乱象、腐败易发多发的“最大污染源”，给云南的党的建设、政治生态带来了严重破坏和损害，性质十分恶劣，教训发人深省。

▲秦光荣 资料图

高严给云南公务员留下了“高原补贴”（云南话“高严”与“高原”发音相同）并开启了云南水电大建设的序幕；白恩培任内大搞农业中低产田改造和全省推广种植核桃树；秦光荣留下只有一批来云南“淘金”的三亲六戚和来路不明的小兄弟。

云南官场有人戏称：仇和把市委书记当出省委书记的架势，秦光荣把省委书记当得像乡党委书记一样。其含义是，仇和的讲话稿喜欢排比句，喜欢纵论大势。秦光荣的为官之道只是“闷声发大财”，喜欢关照亲戚熟人、喜欢关照湘籍老板。至于秦光荣一手提拔的昆明原市委书记高劲松，也是公认的昆明史上能力最差的市委书记。

“农村伢子”出身的秦光荣曾是湖南政坛的一匹黑马，44岁便跻身省委常委序列，但不久遭遇低谷，后来仕途转至云南。

多位知情者透露，秦光荣刚入滇时，云南政治生态比较恶劣，各种政商关系盘根错节，他过得并不“潇洒”，甚至有些狼狈，后来才逐渐站稳脚跟。他主政云南期间，虽然想干出一番政绩，但是视野狭小，急于追求政绩，被老板“围猎”，选人用人方面也屡遭争议。其子秦岭涉华融赖小民系列案被控制后不久，他迫于压力，携妻黄玉兰同日主动投案。他也成为“正部级主动投案第一人”。

 “（白恩培、秦光荣任省委书记期间）不会跑的、不会送的、不会弄的，在云南是没有生存空间的。”2019年5月16日，一位要求匿名的云南省委干部告诉记者。

秦光荣担任云南省长期间的省政府副秘书长陈云生，在接受云南省纪委监委、云南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的纪录片《激浊扬清在云南》剧组采访时则表示：“（我）把会来事儿，揣摩领导心思当作自己的主要工作。”

仇和的工作风格和秦光荣完全不同。上述要求匿名的云南省委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仇和到处是刺，一有事情马上开炮。”

由于白恩培对仇和的偏爱，两人工作风格的差异，加上白恩培临近退休卸任，省委书记一职即将空缺，秦光荣和仇和的关系愈发紧张，但即便如此，秦光荣仍然保持了基本的体面。

仇和执政昆明整一百天时，当地一家报纸做了一份特刊，细数他给昆明带来的种种变化。一位对仇和做过深入报道的媒体人告诉记者，秦光荣看到报道后，颇为不悦，但他没有直接表露，而是让另一位省委领导带话给报社，说“尽管报道很客观，也很真实，但还是尽量低调些”

杨维骏向记者回忆，白恩培卸任云南省委书记前，“支持秦光荣继任的人更多些，支持仇和的比较少”。 

《南方人物周刊》引述云南大学教授石鹏飞的观点：仇和对于自己离开昆明市委书记的岗位，遗憾不甘心，“觉得自己的抱负没有实现，是一种孤独的离开”。

▲秦光荣 资料图

■ 曾是湖南政坛的一匹黑马

黄田铺镇位于湖南省永州市零陵区西北。据史料记载，此地原来山秃水缺，土瘦田贫，群众生活苦如黄连，当时有人在此开铺营生，故名“黄连铺”，后取“连”之谐音为“田”，改为黄田铺。

1950年12月，秦光荣生于黄田铺镇一个农民家庭。1975年8月，他从湖南衡阳师范专科学校中文系毕业后，回到老家零陵（现永州）工作，在湖南师范学院零陵分院政工科、团委工作了一年多后，因为写得一手好文章，进入湖南省零陵地委宣传部。

1982年9月，党的十二大召开，干部“四化”（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作为用人新方针被写进党章。而这也让秦光荣在仕途上开始步入快车道。

1983年6月，他成为共青团湖南省零陵地委书记，零陵地委委员。之后，他又历任共青团湖南省委副书记、党组副书记、省青联主席，零陵地区行署副专员、零陵地委副书记兼冷水滩市委书记、零陵地委书记等职务。

1993年6月，不足43岁的秦光荣被任命为长沙市委书记。

上世纪90年代曾多次采访过秦光荣，且与其有一定交情的湖南籍资深媒体人喻圣宏告诉记者，秦光荣没有官架子，他也想做出一番政绩，但因为缺少大视野，见识有局限，很多目标脱离实际，成为空谈，甚至沦为笑柄。

比如，秦光荣当上长沙市委书记后不久，提出了把长沙建成“国际化大都市”的目标。

喻圣宏说，当时长沙城区还不及现在四分之一，河西岳麓区是一个接一个的渔场，火车站后面也是一片菜地。无论是普通市民还是上层官员，不少人都因此把建设“国际化大都市”当成一个笑话。

最终，这一目标也因缺少具体措施不了了之。

1994年12月，秦光荣跻身湖南省委常委序列。这一年他只有44岁，成为湖南政坛的一匹黑马。

喻圣宏说，秦光荣在任湖南省委常委期间，多次表现出“政治上不成熟”的一面。

1997年9月，在中共十五届一中全会上，秦光荣被选为中央候补委员。此后，长沙市委机关报《长沙晚报》在报道秦光荣的活动时，都在他的名字前加上“中共中央候补委员”。据说，这是秦光荣本人的授意，他对此头衔颇有成就感。

“我总感觉这样的头衔不对劲。从来没看到过省委书记、省长们的头衔前面还要加上‘中央委员’的。何况，十五大当选中央候补委员的湖南干部也不止秦光荣一个人。”喻圣宏说，“这样写了将近半年，后来被人诟病，才去掉了”。

在长沙市委书记任上，秦光荣用人也饱受争议。

接近湖南官场的知情者赵晓云（化名）告诉记者，秦光荣曾将一名颇受争议的区委副书记提拔为书记，在当时引起不小争议。

另有多个不同信息源称，1998年1月，秦光荣支持一位他看中的人选，通过私下各种运作，让其“爆冷”当选为长沙市市长。

当时湖南省委比较器重口碑不错的时任长沙市长，组织部门也对此人比较信任，因此大家都认为时任市长会连任。但是，在秦光荣的运作下，时任长沙市委一位副书记通过非常规手段“逆袭上位”。此事在湖南政坛引起轩然大波。

赵晓云称，这次事件之后，时任湖南省委书记对秦光荣意见非常大。云南省政协原主席杨维骏也告诉记者，秦光荣在长沙时，得不到时任湖南省委书记的信任。

次年10月，这位受秦光荣扶持的长沙市长干了不足两年便被免职。

值得注意的是，1998年2月至1999年1月，在长达一年的时间里，秦光荣不再担任长沙市委书记，只保留了省委常委一职，没有分管领域，成为“光杆常委”，显得颇为尴尬。在此期间，秦光荣也心灰意冷，多次流露出想离开湖南官场的意思。

1999年1月，秦光荣调往云南，担任云南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

多位受访者认为，得不到时任湖南省委书记信任，是导致秦光荣最终被平级交流到云南任职的主要原因。

▲秦光荣 资料图

■ 部分湘籍老板的靠山

担任两年多云南省政法委书记后，秦光荣又历任省委组织部长、常务副省长、代省长等职。2007年1月，他出任云南省省长，和时任云南省委书记白恩培搭班子。

2011年8月25日，云南省委召开全省领导干部会议，中央派员在会上宣布：秦光荣任中共云南省委书记。

至此，秦光荣的仕途达到顶峰。

他在会上表态说，他到云南工作已经12年，云南对他恩重如山，走上新的岗位，唯有更加恪尽职守、不懈努力、俯首为民，决不辜负党中央的信任，决不辜负人民的重托。

据《云南日报》报道，次日上午，秦光荣走出他在省政府办公厅16楼的办公室，逐层看望办公厅工作人员，和大家握手惜别。“我要换个地方办公了，谢谢大家多年来对我的关心支持。”

《人民日报》海外版旗下新媒体品牌“侠客岛”援引一位熟悉云南官场的人士透露：秦光荣有一次出去调研，皮鞋鞋带松了，他这时候第一反应不是蹲下去系，而是脚往前一伸，随从人员蹲下去给他系好了。

在施政方面，多位受访者称，秦光荣主政云南期间，在招商引资上下了一番功夫。但多位云南商界人士告诉记者，秦光荣与在云南的许多湖南籍企业家来往密切，甚至被奉为部分湘籍企业家的靠山。

《廉政瞭望》曾透露，2003年初，全球第四大锡矿——文山都龙锡矿在改制过程中，以增资扩股形式被贱卖，一家地产公司以1900余万元控制了这个潜在价值数千亿元的矿产。“该公司董事长蒋政江，籍贯湖南永州，有一个异姓兄长在都龙锡矿改制期间任职云南省委常委”。

当时，云南政商界曾传言，“蒋政江是秦光荣同母异父的弟弟”。据赵晓云透露，蒋政江和秦光荣并非上述关系，但他的确和秦光荣的异姓哥哥蒋某某有较亲的关系。蒋政江早年曾在永州市做地产商，他追随秦光荣到云南后，先进行房地产开发，后来抓住云南矿山整治的机会，控制了大量有色金属资源。

赵晓云称，2011年7月，湖南省纪委纪检监察四室曾对蒋政江展开调查。此时恰逢云南省委班子调整的关键时刻，秦光荣闻讯备感焦虑，通过昆明另外两位湘籍老板打听情况，得知蒋政江当时只是因为永州市某电站利益争议受到一名港商举报，举报内容并没有涉及自己，他才松了一口气。

湖南、云南多位知情者告诉记者，2014年前后，蒋政江外逃加拿大。秦光荣很多问题都出在蒋政江身上。“蒋在云南涉足的很多商业项目的背后，或多或少都有秦光荣的影子”。

目前，云南方面也有消息称，蒋政江已被控制。但这一说法尚未得到证实。

多位云南商界人士称，这些年，在云南很多湖南籍企业家生意做得风生水起，湖南商会也很强势。

今年1月14日，云南网一则题为《云南省湖南商会召开新春联谊会》的新闻稿透露，云南省湖南商会成立于2007年，目前有近千家会员单位，会员企业几乎涵盖云南非公经济所有行业和领域，在滇湘两地累计投资超千亿元。

值得注意的是，2007年正是秦光荣出任云南省省长的时间。

赵晓云告诉记者，在云南，湖南籍企业家多的原因有历史上的“支边”原因，也有秦光荣的“老乡效应”。

上世纪50年代末，中央让一些内地城市派出大量人员到云南等地支援当地建设（简称为“支边”）。当时，秦光荣的老家湖南零陵（今永州）就组织万余人到云南边陲的农垦区安家。如今，当年不少“支边”人员的后代依然生活在云南。

除了“支边”原因，还有就是秦光荣仕途转至云南后，很多原来在湖南的一些企业家也随之来到云南。“他们利用秦光荣的影响，在云南拓展商业版图”。

■ 把私心包装得堂而皇之

“山水田园一幅画，城镇村落一体化，城镇朝着山坡走，田地留给子孙耕。”2011年1月，云南省政府第52次常务会议上，秦光荣提出了自己的云南建设思路。2013年5月，这28个字还被他写到了笔记本上，向凤凰卫视记者展示。

“他是个庸官，碌碌无为。”上述要求匿名的云南省委干部并不认同秦光荣的才能，秦光荣主导的“山地城镇”也叫“城镇上山”建设恰巧证明了这一点。

上任省委书记前，秦光荣在省政府常务会议上讲话，再次重申了上述28个字。他表示，城乡规划指导思想，要以“山地城镇”建设为主。

秦光荣认为，云南94%的国土面积是山区，地质和气候条件复杂，受地形限制和环境承载力制约，难以大规模聚集人口和生产要素，不具备开辟众多规模型城市的条件。发展中小城市和特色乡镇，有利于科学定位云南各类城市，完善布局；有利于保护独特的民族和区域文化；有利于避免现代“城市病”，建设山水田园城市，保障群众生活质量；有利于发挥特色资源和传统产业优势。

大理的海东新区是秦光荣寄予相当大期望的项目。

海东新区位于洱海东岸，与大理古城隔湖相望，开发前是一片荒凉的低丘缓坡山地。

据云南网报道，早在2006年5月，秦光荣还在做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距离他接任省长还有半年的时候，他就对海东新区建设指示道：“要像上海突破浦东一样突破海东，‘十一五’大理市的城市建设重点要放在海东。”

2013年5月，接受凤凰卫视采访时，秦光荣更表示：“按照规划，到2025年，洱海以东将形成一座30平方公里、可容纳25万城市人口的山地新城。”

一位长期观察云南政情的人士透露，海东新区相关投资公司一位杨姓高管的父亲，是秦光荣的童年好友。

记者在当地了解到，项目开发因保护洱海而被叫停一年多。不少人已经买了房子，但无法交房居住。

在海东新区，别墅区离洱海距离只有数百米，“海景房”成为开发商卖房的一大宣传点。除了少部分湖景别墅完工后有人居住，大部分公务员小区、公租房、商品楼还无法入住。工地基本停工。

2015年10月，大理市政府迁到海东新区，当地人表示，公务员每天坐小巴往返市区和办公地：“办事太不方便了，平时很少有人来这里。”

上述要求匿名的云南省委干部告诉记者，秦光荣的想法他研究过，不可行，云南地势陡峭，老百姓本来就住在山上，能开发的都开发了：“我的看法是秦光荣不外乎是在这个过程中把自己需要的土地调出来。”

2019年全国“两会”期间，云南省长阮成发在接受《人民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停止海东新区开发建设，下大力气解决好洱海周边房地产过度开发、旅游无序发展、产业结构不优、全流域治理不够等难题，给洱海留出足够的生态环境空间。”

秦光荣寄予极大期望的项目，在他落马前画上了尴尬的句号。

▲秦光荣 资料图

■“与白恩培是一丘之貉”

5月30日，曾实名举报秦光荣的云南省政协原副主席杨维骏，接受了记者采访。

杨维骏今年已经97岁高龄，住在云南省直机关小区内，秦光荣在云南工作时也曾住在该小区，两家相距不远。秦光荣担任常务副省长时，还到过杨家走访，杨维骏也曾去秦家做客。

杨维骏称，他最初接触秦光荣，感觉他比较温和，但是后来发现，他是个两面派，非常狡猾，善于伪装，“明哲保身，阴谋诡计比较多”。

杨维骏指出，秦光荣提出的“古滇王国”项目，也违背他自己的“用地上山”理念，同样是侵占农田。

秦光荣主政云南期间提出了云南要搞十大旅游景点，其中排在首位的便是投资220亿元、位于昆明市晋宁区的“七彩云南·古滇王国文化旅游名城”项目（简称“古滇王国”项目）。这也被认为是秦光荣力图在云南打造的最大的政绩工程。 

2012年10月26日，时任云南省委书记秦光荣、昆明市委书记张田欣、省委秘书长曹建方等出席“七彩云南·古滇王国文化旅游名城”项目奠基仪式，如今三人均已落马。 

2012年该项目开工，时任云南省委书记秦光荣、昆明市委书记张田欣、省委秘书长曹建方出席了开工庆典。如今三人均已落马，不禁令人唏嘘。

杨维骏称，在修建该项目的过程中，随意侵占农田耕地，严重违反了相关法律法规。

2014年是秦光荣在云南主政的最后一年。这一年3月至8月，短短5个月时间内，云南省原副省长沈培平、昆明市委原书记张田欣、云南省委原书记白恩培三名省部级官员相继落马。其间，云南官场也出现了官员举报潮。

2014年11月，秦光荣被调离云南，任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内务司法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因此时他还有一年才到65岁正部级退休年龄，提前卸任省委书记，曾引发舆论热议，也给外界留下诸多猜想。

离任前，秦光荣在云南省委召开的全省领导干部会议上自我评价时称，他在云南工作16年，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自觉维护党中央权威，严守党的各项纪律。“在我离任之际，我衷心感谢云南人民，衷心感谢云南的各级领导干部对我工作的支持、帮助、理解和包容，我将永远热爱云南、关心云南、支持云南。”

秦光荣赴全国人大任职后，主要居住在北京，有时会到昆明避寒避暑，有时也会回永州走走转转，这位“文人书记”也有了更多的时间舞文弄墨。

2018年5月，湖南当地媒体刊发散文《永州，一本耐人品读的书》，该文作者署名“凌粼”，这正是秦光荣的笔名。

秦光荣还是《美在永州》《九嶷山之歌》的词作者，《柳子碑廊记》也出自他手。到云南后，他又为《永远的香格里拉》《七彩云南》《云南美》等歌曲作词，宣传云南形象。

秦光荣的一位校友告诉记者，秦是其母校湖南科技学院（前身为湖南师范学院零陵分院）最著名的校友。他落马前，学校以其为荣。

2007年2月21日，秦光荣回到永州时特意走访母校，还被该校聘为客座教授。

■ 一家三口成了阶下囚

1996年6月，《长沙晚报》发表了一篇题为《市委书记的家风》的报道文章。

该文称“省委常委、市委书记秦光荣有普普通通的平民意识和十分简朴的家风”。文章还称，秦光荣房门上还挂着一个“谋私送礼莫入”的牌子。

秦光荣在文中说，因为他是长沙市委书记，逢年过节一些到家里来的同志，总爱带些礼物，这里面有亲戚朋友的礼尚往来，也有一些带目的而来的人。“挂块牌子把把关，不能随便接受别人的礼物。”

文章还披露了他儿子和妻子的相关情况。

“书房成了他儿子秦岭的卧室。说是卧室，其实他那18岁的儿子的床是一张70年代在零陵做的旧长沙发，那张书桌的贴面板也因脱胶而四处翘起来了。不到10平方米的书房里书倒是不少，成捆成箱的堆在一起，难怪他儿子因此常常向母亲告状，说是爸爸的书把他的寝室‘侵占’了。”

秦光荣的妻子黄玉兰也是农家子弟，毕业于湖南师大艺术系，会唱美声，还弹得一手好钢琴。黄玉兰当时是湖南省里一家公司的工会主席，每天挤公共汽车上下班。

黄玉兰自称，她这个做妻子的除了在生活上体贴照顾丈夫外，还得与丈夫一道过好五关，即廉政关、麻烦关、困难关、舆论关、服务关，支持丈夫当好老百姓的公仆。

该报道称，这些年来，秦岭在湖南师大附中念高中，也从来都是骑着自行车河东河西奔来跑去，从来没有任何优越感。“读了两三年书，一些同学才晓得他父亲是市委书记。”

秦光荣多次公开劝诫领导干部要把好“亲情关、人情关”。

2011年9月1日，时任云南省委书记的秦光荣在省委常委（扩大）会议上，告诫各级领导干部“凡是打着我的牌子和我亲戚朋友的牌子，到各地各部门办事的，即使能办的事情也一律不办”。

但事实上，秦光荣并没有把好这两关。多位受访者告诉记者，他的妻子、儿子、小舅子都已经“出事”。

多个信息源称，秦光荣之子秦岭涉赖小民案。

▲ 2018年4月17日，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赖小民落马。

同年11月27日，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旗下的华融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宣布，董事局主席秦岭由于“个人原因”，已辞任董事会主席及执行董事。

多位受访者称，在上述公告之前，秦光荣之子秦岭已经被控制。

《中国经济周刊》曾援引华融内部人士信息透露，秦岭的恶劣之处，就在于赖小民“落马”后仍不收手，“里应外合搞钱”。

另有消息源告诉记者，秦岭在香港被控制后，对秦光荣心理打击巨大，惶恐不安。

赵晓云说，大约在今年三四月份，在北京有湘籍干部遇到秦光荣，发现他已是白发苍苍，比之前苍老了许多。

5月9日，秦光荣主动投案的新闻刷爆朋友圈。

赵晓云告诉记者，与秦光荣一起主动投案的还有其妻子黄玉兰。秦光荣开豪华商务会所的小舅子黄永明也被带走调查。

赵晓云称，黄玉兰为祁阳人，秦光荣在零陵地委工作时，就开始热衷于“提篮子”（湖南方言中“空手套白狼”之意）。到长沙后，黄玉兰的贪婪更是变本加厉。

赵晓云还援引秦光荣一位老部下的话透露，每逢重要节假日或秦的生日，秦家都是门庭若市，无论多大的红包，黄玉兰都是来者不拒。二十多年前，几万甚至几十万元的名牌包，已是黄玉兰手中的平常之物。

赵晓云称，秦光荣夫妻主动投案之前，与秦光荣交往密切的中科恒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向军等人也被中央纪委国家监委专案组带走协助调查。

多位云南政商界人士告诉记者，秦光荣在云南长期身居要职，其涉及的问题或不亚于白恩培。

秦光荣投案后不久，他的故乡湖南永州已开始清除他的字迹。

来自永州的多位知情者发给记者的相关视频显示，5月28日，湖南永州市潇湘公园镌刻在花岗岩上的园名，落款“秦光荣”三字在刺耳的砂轮打磨声中化为尘埃。

■ 说的是“恩重如山” ，干的是“情薄如纸”

 “中央决定由我接任中共云南省委书记，我深感责任重大、使命光荣。”在履新云南省委书记时，秦光荣说，“云南对我恩重如山”。但其履职期间的所作所为确实是不折不扣的“我待云南情薄如纸”。

一位熟悉秦光荣的人士评价说：秦光荣其人，貌似阴柔，实则城府很深。他平时更多的精力就是为家人和“关系户”谋划事情，总体上格局太小。

已经落马的昆明原市委书记高劲松就是由秦光荣力排众议提拔起来的。正因为如此，秦光荣在云南履职16年期间基本没有什么拿得出手的业绩。

2014年10月，未满65岁的秦光荣卸任云南省委书记。

一个细节是，在那次全省领导干部会议上，秦光荣五提“16年”，称自己兢兢业业不敢懈怠：

我在云南工作16年来，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自觉维护党中央权威，严守党的各项纪律。

16年来，我全身心地融入云岭大地，感恩云南、热爱云南、报效云南，全身心地为云南各族群众服务。

16年来，我和这片土地产生了难以割舍的情怀，跑遍了云南的山山水水，与云南的干部群众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16年来，我和同志们共同努力、共同奋斗、共同担当，一同分享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的胜利喜悦，一同见证云南推进科学发展和谐发展跨越发展的足迹。

16年来，我始终兢兢业业，不敢有丝毫懈怠，致力破解改革发展难题，探索富民强滇之路。

据南海网此前披露，秦光荣有所谓的文人情怀，在云南期间曾用“凌粼”笔名发表过多个诗歌作品，同时也是《永远的香格里拉》、《七彩云南》、《云南美》等歌曲的词作者。

他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凌粼”是他的笔名，他的老家是湖南永州，旧称零陵，“凌粼”是零陵的谐音。

当初担任省委宣传部长的张田欣很会来事，要求要让秦光荣作词的歌曲进机场、进车站，上广播、上电视，要让传播效果家喻户晓、入脑入心。

然，事与愿违，最终落得“最差省委书记”之口碑，唏嘘不已。

【延伸阅读】

秦光荣的两名"战友"：曹建方、张田欣

▲云南省委原常委、秘书长曹建方在2015年底因严重违纪被“断崖”式降级，2019年1月，曹建方被移送司法机关。 

■ 曹建方

生于1957年的曹建方曾任云南省委常委、秘书长，官居副部级，因“严重违纪”，2015 年底被降为副处级非领导职务，但其具体去向一直没有公开。直到此次被移送司法机关，官方才在通报中披露了曹建方被“断崖”之后的新职务——云南省农垦局规划统计处副调研员。

受到处分后不久，大概是在2016年初的某一天，曹建方独自一人前往云南省农垦局报到，农垦局人事处一负责人向记者回忆，他们按正常流程给他办了手续，“和其他外单位调过来的干部是一样的”。

此前，人事处已接到上级通知，要求给曹建方安排职务，局里则将他安排到规划统计处。

对这一安排，规划统计处处长罗星明感到不解，他说当时规划处的人手已经够多，但有的处室空了很多编制，除了处领导外只有一两个主任科员。但他显然改变不了局里的决定。

在人事处工作人员的陪同下，曹建方去了罗星明的办公室，那是他第一次见曹建方。见面聊了几句后，罗星明向曹建方介绍了处里的工作，并给了他一些资料，让他先熟悉情况。

“他态度很诚恳。”罗星明说，刚到农垦局，曹建方就向他表态——“有事情可以安排我来做”。

即便如此，罗星明还是觉得不方便给曹建方安排工作，因为规划统计处是专业性较强的业务部门，没有相关业务知识很难参与。

规划统计处没给曹建方安排固定的工作。上班时，他就看看书和资料。局里给他配备了工作用的电脑，但罗星明从没见他打开过。

据罗星明介绍，局里正常退居 “二线”的调研员一般也没有固定分工，但可以帮助处理一些临时性的任务，如在办公室、人事处这样的处室，可以帮忙参加会议、办理文件等，但规划统计处处理临时任务也要有前期了解，无法让曹建方帮忙，这就导致曹建方实际上无事可做，“不可能让他去帮忙打印文件吧？”

曹建方在农垦局会接受局里的考勤管理，“但不是每天都来，可能有事就不来。”罗星明告诉记者，他偶尔会请假，缘由一般都是身体不舒服或者家里有事，罗星明基本上也都批准。

规划统计处的其他同事一般都会和曹建方保持一定的距离。罗星明的印象中，大家和曹建方都没有太多的沟通，处里有接待性的饭局，他们也不会叫曹建方参加。在办公室里，罗星明会称呼曹建方“曹调” 或者“老曹”，“总不能喊曹秘书长或者曹老领导吧”。

工作期间，曹建方每月和农垦局其他副处级干部领着同样的工资，不同的是，曹建方没有年终奖，人事处负责人向记者解释，“按规定不能给受处分的干部发奖。” 该负责人称，曹建方刚去报到那几天，同事们议论较多，“但也就好奇了两天，过了个把星期就习惯了。”

该负责人介绍，人事处会按要求将曹建方的工作情况定期向上级单位报告。

2017年8月，在农垦局工作不到两年的曹建方办理了退休手续，之后便再也没去过农垦局，也从未参加过农垦局组织的退休干部活动。

实际上，直到曹建方退休，不少云南省农垦局的职工，都不知道他在农垦局工作过。

曹建方的名字也从来没有出现在云南省农垦局的官方网站上。云南省农垦局人事处负责人向记者解释，这并非刻意为之，由于曹建方是降级使用，按照相关组织程序，无须像提拔重用那样要走公示等流程，且曹建方担任的是非领导职务，即便他在工作期间以职务身份出席过相关活动，官网上的公开报道也不必提及他的姓名。

就是在云南省委，曹建方被降级后的任职安排也算是“小范围的秘密”。记者采访的数位云南省委官员都表示不知情，他们只是发现，曹建方被“断崖”后就再也没有在云南省委大院出现过。

云南省委一名官员向记者分析，由于曹建方被降级的同时还被开除了党籍，所以难以在省委机关单位安排工作。

该官员认为，没有将“断崖”后的曹建方安排到省委工作，既照顾到了曹建方，也照顾到了其他干部“，以副处级干部的身份回到原单位，那太尴尬了，之前的下属怎么处理和他的关系？太热情会有人说闲话，冷眼相待也会被说成人走茶凉”。

至于曹建方被安排到农垦局，该局规划统计处处长罗星明的看法是，农垦局是个比较“边缘”的单位，除了局领导和曹建方有过工作上的来往，其他人之前和他完全没有过接触，“这可能也是上面安排他来这里的原因”。

被“断崖式”降级3年之后，曹建方还是难逃法网，于2019年1月被移送司法机关。

▲ 曾担任云南省委常委、昆明市委书记的张田欣，于2014年7月被降为副处级非领导职务。

■ 张田欣

张田欣和曹建方曾同为云南省委常委，2014年被降为副处级非领导职务。昆明官场流传的一种说法是，张田欣降级后被安排到了昆明市高新区管委会工作。2019年4月，昆明市高新区管委会组织部负责人告诉记者，他对此事“不了解”。

晋升为云南省委常委之前，张田欣一直在玉溪市和文山州工作，2006年，他从文山州委书记任上擢升云南省委常委、宣传部长。

张田欣的亲家告诉记者，张田欣调到昆明后，住进了省委安排的 “周转房”，位于昆明市西昌路 468号，也就是俗称的“省委一号院”。

在“省委一号院”居住了近8年，其间张田欣由省委宣传部长转任昆明市委书记。2014年7月，张田欣 受到“断崖式”降级的处理后，不得不搬出“省委一号院”。此时，张田欣离退休还有不到一年的时间。

无房的张田欣只能搬进女儿家里，和女儿、女婿一起生活。他们住在一个位于滇池旅游度假区内的小区，占地650亩，2005年前后建成，有一百多栋住宅楼。小区中心修建 了一个人工湖，一圈别墅围湖而建。

张田欣女儿的房子位于小区最边上的一个角落。2019年4月23 日，记者造访了张田欣女儿的住处，面积近150平方米，楼层和朝向在小区里都不算太好。

担任昆明市委书记期间，张田欣因在市政工程中喜好栽花，被下属们戏称为“花匠”，降级后的张田欣似乎没有以前那样钟情于花草，阳台上只是简单摆放了几盆绿植。

身边住着的老市委书记，成了小区住户们闲聊时常提起的话题，张田欣的举手投足在小区里都备受瞩目。邻居们常看到张田欣和夫人带着外孙在小区里遛弯，有些邻居还和他保持经常性往来。

一位和张田欣熟识的邻居告诉记者，张田欣没有车，出门都是女婿开车接送。

张田欣的亲家称，在女儿家住了近3年后，张田欣在不到1公里外的一个新楼盘买了一套小一点的房子，已经入住。但张田欣还会常回女儿家，和亲家轮流照看小孩，张田欣的女儿在昆明一所大学工作，育有一男一女，他和亲家“如果没有什么事，每半个月轮流一次”。

记者造访时，张田欣不在，他在电话中以“近期不在昆明”为由婉拒了采访请求。

来源 |中国新闻周刊、新京报、廉政瞭望，九间打虎录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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