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发！《我的县长父亲》获征文一等奖后，被骂到删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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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8日，山东省德州市作家协会在其官方微信公众号上发布了一份廉洁文化主题文学作品征文获奖名单，在获得一等奖的作品名单中，有一篇文章引发关注，它的标题是《我的县长父亲》，作者名为于忠东。

有网友将其视为喜剧电影《夏洛特烦恼》中，“我的区长父亲”桥段的再现，质疑此次评选的公正性，也有网友认为，作者的标题容易给人造成歧义，是在“拼爹”而不是比拼文学功底。一时间，关于“我的县长父亲”等关键词冲上热搜，作者的文学功底以及作协评选过程受到质疑。当天晚上，该协会火速删除了这条动态。

记者梳理发现，此次征文比赛开始于今年6月，主题作品创作以正风肃纪反腐、弘扬廉洁文化、讴歌本土先模人物和事迹为主要内容，要求提炼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廉洁理念，以及汲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中的廉洁营养等。而于忠东的个人介绍为中共党员，山东禹城人，某银行禹城市支行退休干部，其爱好写作，敲打文字，并喜欢通过笔墨，去抒发自己的内心情感。

9月19日，封面新闻记者分别与德州市文联以及德州市作家协会相关负责人取得联系，对方告知，关于“我的县长父亲”引发热议一事暂时还不知情，至于后续的问题，应该会由网信部门来回应。

网友质疑“拿父亲头衔刷名次”

这篇名为《我的县长父亲》的文章，最初发表在德州市作家协会的微信公众号上。记者梳理原文内容发现，这篇文章是一篇回忆录，作者的父亲是禹城县的首任县长于志明，作者用第一人称视角，讲述了父辈的情怀与奉献。

在这篇文章中，作者描述了父亲几十年来的人生经历和对整个家庭的影响：早年是一名党政机关的干部，一生起起伏伏，从描写中，能够浮现出一位为人民办实事，俯首甘为孺子牛的“老干部”形象。

作者的父亲还被贴上了3个标签：“无情”“抠门”和“一根筋”，但是从作者对父亲日记本的阅读来看，在当地百姓们心中，县长父亲却是一个“清官”和“好官”。比如，作者在文中说，珍宝岛事件发生后，参军的新兵很可能会被派上战场，但即便如此，作者父亲依然把年仅16岁的大哥送入军营，过了几年又将作者二哥送去入伍，从抗日战争时期到和平年代，作者的家族中参军入伍多达27人。

她还记录了一些细节：作者的堂哥从山东水利厅回到禹城发展时，刚开始是一名临时工，水利局党组多次向时任县长的作者父亲打报告，希望能让作者堂哥转正，但是作者的父亲硬是没批，理由就是上级没有相关政策。

但是，当这篇《我的县长父亲》被当作获奖名单发上网后，网友们出现了不同的观点：有人认为，作者有利用父亲官职刷名次的嫌疑；也有网友质疑，作者是“拼爹”而不是比拼文学才情。一时间，关于“我的县长父亲”引发热议。

作协回应，后续会有相关部门回应

记者梳理发现，这篇文章的作者于忠东为山东禹城人，是当地某银行的退休干部，平时爱好写作，在当地多家媒体和文学平台都发表过作品。

比如，2020年10月，《齐鲁晚报》曾刊发一篇署名为于忠东的《裹着小脚的母亲，成了父亲的贤内助，撑起家庭半边天》的文章，其中写着禹城的故事，其父亲于1988年病逝，里面提到了悼文，悼文上的称呼是于志明。

同时，在禹城市党史研究中心的官方平台上，也发布过热心市民捐助的91本工作日记，而捐助人为于忠东，日记的作者正是她的父亲于志明。

目前，网上关于“我的县长父亲”等话题引发热议，而也有网友指出，作者在文中并没有卖弄父亲的“县长”身份，反而让大家了解到，身为曾经的县长子女，并没有因此享受到“特殊待遇”，网友们称赞作者的文章能获奖是名副其实。

在文章被删后，也有网友表示不能理解。

9月19日，记者与德州市作家协会相关负责人电话取得联系，对方告知，关于“我的县长父亲”一文在网上引发热议一事，其个人暂时并不知情，至于后续的相关问题，可能会有官方进行回应。与此同时，记者也与德州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取得联系，一名工作人员称，暂时没有关注到这件事，相关事宜可找作协对接。

附：《我的县长父亲》原文  

我的县长父亲

□于忠东

今年5月10日，我准备推娘下楼遛弯儿，忽然传来一阵手机铃声，是市委党史研究中心李主任打来的。他告诉我，德州市委党史研究院的领导和影印出版公司的技术人员这几天要来禹城，商谈影印出版父亲留下的那129本工作日志有关事宜。在党史研究人员眼里，父亲的那些工作日志，是非常宝贵的第一手历史文献资料，对研究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历史极具价值。

接完电话，我愣了半天，有些不真实的感觉。待娘催我的时候，这时我才回过神来，我趴在娘的耳边，告诉她这消息，娘开始没有反映，于是，我又大声重复了一遍。这时娘那饱经风霜的脸上终于露出了难得的笑容。娘说：你爸活的时候活着的时候就说，他这辈子，没给儿女留下任何物质财富，就留下了两箱子书和写了一辈子的工作日志。你们姊妹五个，看谁有出息，“懂他”“识货”，这就是一笔宝贵的财富；若没有，这就是废纸一堆。这下你爸可以放心了……

父亲遗留下来的成堆珍贵文字资料

夜里，我躺在床上，望着窗帘透过来的微弱灯光，我失眠了。起身翻看着父亲留下的那些工作日志，从小到大，和父亲在一起的镜头，像演电影一样在我眼前一幕幕回放。

一

小时候我最怕的是娘丢下我回老家。父亲说，娘回老家盖房子了，你只有好好表现，娘才能早点回来。于是，我就拼命表现。上学好好学习，放学飞奔回家去拣煤核，早早起床和邻居姐姐抢树叶。少年时期我的双手年年生冻疮，就是那时落的，直到我参加工作，单位有了煤炉，这一顽疾才得以痊愈。后来和大姐说起往事，大姐说：父亲在武城甲马营工作时，其实就负责煤票供应，武装部徐子栋家属带着三个孩子住在公社大院，因户口在农村，不符合供煤的条件，一到冬天大人孩子冻得实在可怜，父亲就把我们家的煤票送给他们了，自家也就没烧的，你当然就要去搂树叶、拣煤核了。

到现在，平原棉麻站的老人们还记得父亲给离休干部霍大振的家属申领遗属补贴的事。霍大振1972年去世时，家中五个孩子最大的15岁，最小的8岁，妻子郭玉玲带着孩子们生活得十分艰难。1978年，父亲调入棉麻站后，在审核单位资金支出时，发现郭玉玲家的遗属补助金额从1972年开始，从来没变过，于是他查文件找依据，最后查到原来政策执行有误，郭玉玲的遗补应执行其丈夫工资的40%，从而使他家每月补贴增加了10元钱。在当时，职工工资只有三四十元，多出的10元对于遗属来说，真可谓是“雪中送炭”！面对父亲的帮助，家属非常感动，要给父亲送两瓶酒以示答谢，却被父亲婉言谢绝了。

雪中送炭、心系百姓的情怀不但贯穿了他自己的一生，也从小给我们子女树立了一生待人的准则。

二

我9岁时的那年秋天，一向身体硬朗的娘突然上吐下泻，盖了两床被子还说冷。万般无奈，我和长我五岁的二姐一商量，还是去医院请大夫吧。那时候公社晚上十点半就停电，没有路灯。我们姐俩手拉手走在伸手不见五指的路上，听着秋风扫落叶的沙沙声，老感觉身后有人跟着，不敢回头，心里害怕极了，到现在也想起来，我还有毛骨悚然的感觉。

大夫请来了，开方取药，输上液，天己蒙蒙亮。我祈祷着快点天明，父亲快点回来。那时通信不方便，村子里没有电话。便让和父亲一起住村的叔叔捎信，结果信是捎到了，父亲的回话却是：“我不是大夫，回去也没用，帮不上什么忙。”当时我那个恨呀，恨父亲怎么可以对我们这么“无情”。这事我一直耿耿于怀，后来我给大姐抱怨，姐说：爸就是这样，公家的事永远比自家的事重要。爸是爱我们的，他身体不好，娘给他煮的咸鸡蛋，他不是每次都给你留半个？姐说得也没错。后来在整理父亲日志时，我特意找到了当年父亲不能回家的“罪证”——那时，他在忙着和百姓一起抗旱和秋收秋种。

在父亲的心中，“大家”与“小家”比，“大家”永远排在第一位。1969年，珍宝岛事件发生后，中苏边境冲突不断，战事一触即发。父亲明知道那年的新兵将开往北疆，随时可能参战，但还是将年仅16岁的大哥送入军营。1973年，又送二哥参军入伍。父亲说：有国才有家，如果国家有难、忠孝难两全时，要以大义为重，忠于国家。正是受父亲思想的影响，从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再到和平年代，我们家没出五服的亲人，当兵的就有27人。好几位堂哥都是父亲亲自送入军营的。父亲的家国情怀，影响了我们家几代人。

　1955年堂哥于忠生抗美援朝参军前，同父亲的合影。右一是父亲　　

三

11岁那年秋假，父亲让我和同学们一块去割草。我起早贪黑贪黑，忙了一个假期，卖了两块钱。我兴高采烈地跑回家，想向父亲邀功。半路上碰到父亲的一位同事，问我为什么这么高兴，我举起手中的两块钱，向他炫耀“我发财了”。叔叔笑着说：“你这就算发财了？你爸每月工资一百多呢，这么算你爸可是大财主了。”“一句玩笑，我却像当场被泼了盆冷水，那时我才晓得父亲的工资有多少。况且，那时大姐、大哥、二哥都已参加工作，何必让我再辛苦割草呢？我有些生气地回家问父亲，父亲说：“你和同学们一块去割草，就能体会到粮食的来之不易，就能明白，一粒粒粮食，都是农民春不避风尘、夏不避暑热、秋不避阴雨、冬不避严寒辛辛苦苦种来的，就会懂得珍惜粮食，保持艰苦朴素的作风。”那时我才知道他为什么要我去割草的真实用意。

父亲虽然有工资，但他没带给我们宽裕的物质条件，我们也从没体会到县长子女的“风光”，而更多的是严格的要求。父亲给我们说的最多的，就是要勤俭节约和不搞特殊。父亲经常告诉我们，“好年要当贱年过，有钱当作无钱日”“过日子，要省囤尖，不省囤底”。父亲让我们把水饺汤留着和面或煮粥用，他自己用的毛巾先是擦脸用，不能用了再去擦脚，最后让母亲糊袼褙做鞋底。大姐上中学时，从城里南街到辛店去上学，每个星期都是步行走五六十里地，大姐央求父亲给她买辆自行车，父亲不肯，说：“你看看，你那同学们都有自行车吗？等你那同学们都有自行车时候，我就给你也买一辆，你不能搞特殊化。”大姐只好委屈作罢。

四

12岁时，我吃过一顿有生以来最好吃的包子，是韭菜猪肉馅的，碗口大的包子我竟然一下吃了五个。之这所以终身难忘，想必是那时家里穷，之前餐桌上仅有高粱饼子、玉米面窝头、咸菜、辣椒面糊，从没见过肉腥的原由吧。

和大姐讲起这段往事，姐说：你六三年生人，幸运多了。三年困难时期，我们家大娘饿死，大伯要饭，父亲因营养不良，浑身浮肿，家里揭不开锅，娘带着8岁的大哥去泰安挛地瓜，返程时天色已晚，刚走过铁路口二里多地，就听有人在身后大喊：火车来了！火车来了！原来是位扳道岔的工人，接到火车要行驶通过的通知，急忙追赶而来，娘俩听到喊声，定睛一看，远处的火车已呼啸而来，旁边则是黑洞洞的护路水沟，要么被火车压死，要么被水淹死，千钧一发之际，娘急忙拽着大哥翻到铁轨一侧，双手攀着铁轨枕木的一端，双脚蹬着路基的斜坡，才捡回了一条命。

1959年春天，我们家当时在齐河的小姜庄住。母亲连病加饿，躺在床上几天不能动弹，大哥被接到东北姥姥家逃命了，二姐只有一岁多，九岁的大姐成了当家人，家里是一粒粮食也没了，锅里煮的只有曲曲菜。大姐找到村里的大人帮忙，将娘送进医院，才幸免一死。后来爸用工资买了一只奶羊，羊奶就成了二姐的口粮。

1960年的春节，家里仅有两碗面，包的是胡萝卜水饺，五口人，结果到了晚上， 一家人都饿了，没办法，只好将枕头里的草种子倒出来，在碾子上碾压成面，糊了一锅饼子吃。尽管这样，父亲也从没有向组织伸手要过照顾，更没有依权谋私。

计划经济的年代里，买东西光有钱还不行，还要凭证购买，粮食有粮票，布匹有布票，副食品也需要副食品票等等。父亲在禹城两次当县长，粮食局长、商业局长、工业局长都是他的下属，但父亲从不肯搞特权为家里多拿一张票。有一次，二哥裤衩穿烂了，需要做一条新的，但当时家里的布票、棉花票用没了，父亲只好让母亲用替下的旧椅垫做了个裤衩给二哥穿。一时间，二哥成了小伙伴们的笑柄。

1962年，父亲甄别平反后又将复职补发的1000多元工资全部上交给国家。父亲对娘说：“干革命不是为了自家富裕，是为了让人民群众都过上富裕日子，国家暂时有困难，补发的工资就当自己为国家做的一点贡献吧！”

1961年在安徽带领山东民工治理二道河淮河照片，二排左三是父亲

五

在整理父亲1960年的工作日志中，第十册的第23页，夹着一张1960年1月20日汇出的15元汇款单，在第24页中夹着一张1961年5月4日汇出的20元汇款单，收款人都是临邑陈英贤，两年汇出35元。

那时可是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啊，我们家正穷得揭不开锅，陈英贤到底是谁？他和父亲是什么关系，竟让他出手如此大方？带着一连串的疑问，我回家询问母亲。母亲说：“陈英贤是你第一任奶奶的娘家侄子，是和你爸没有血缘关系的表兄。你爸从挣工资开始就给他这个表兄寄钱，直到他去世——他就是这么个人，一言九鼎，怎么说的就怎么做……”于是，我便听到了一个父亲跨越三十五年履行诺言的故事。

1960年1月20日汇出的十五元的汇款单

1961年5月4日汇出的二十元的汇款单

话说我奶奶是爷爷的第二任妻子，爷爷的第一任妻子三十多岁就病逝了，留下3个姑姑。与父亲同父异母的大姑出嫁时，前任奶奶的哥哥，心疼外甥女没了亲娘，就送给大姑五亩地作为嫁妆。在那个年月，土地可是农民的命根子啊，爷爷奶奶和大姑很是感动，所以亲戚之间往来十分密切。父亲也在这“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的家庭氛围中，从小就对前姥姥家充满敬重和感激。大姑家也是因为有了这份厚重的接济，生活还算宽裕，能供儿子任荣贵上学读书，并且考上了禹城师范，成了当时十里八乡有名的文化人。父亲从记事起，逢年过节都会跟着大姑和长他九岁的外甥任荣贵到前姥姥家拜年。舅爷爷去世后，任荣贵则带着父亲继续亲戚间的联系。1940年冬季的一天，表哥任荣贵突然找到父亲，对他说：“六舅（父亲排行老六），我要出趟远门，可能一时半会儿回不来，以后去尤陈庄（现属于临邑兴隆镇）探望我舅（陈英贤）的事就拜托你了。”虽然表哥没有说去干什么，但父亲有一种预感，他肯定是要去当八路军，于是父亲二话没说就把这事答应下来，对表哥说：“荣贵，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去吧，你娘你舅我会尽自己最大努力照顾他们的……”。后来父亲才知道，表哥和父亲告别后，真的参加了八路军，在战场上英勇杀敌，很快成为冀鲁边军区十七团三营指导员，1941年11月在陵县与日寇的一场战斗中壮烈牺牲，年仅21岁。此后，父亲从五十年代“供给制”转为“工资制”后一直给前表大爷陈英贤汇款，接济生活，直到他去世。在父亲心里，任荣贵不仅仅是他血脉相连的外甥，更是无数革命先烈的代表，红色江山就是他和无数革命先辈们用生命和鲜血铸造的，作为后人，没有任何理由不去履行他的嘱托。这时我才明白，七十年代号召“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时，父亲毫不犹豫地将二姐送到农村烈属的大姑家接受“再教育”的原因，是想让二姐替表哥尽孝，我想这就是父亲心中的“大义和大爱”吧！

六

1979年12月，16岁的我参加工作了。工作地址是平原县王庙银行营业所。王庙与平原县城的家有三十多里地，和我分到一个单位的高晓梅是她父亲送她报到的。身单力薄的我一路满腹的羡慕和委屈，我怨恨父亲，直到我发现随身背包里有封信，我终于忍不住泪崩……。

信是父亲写的，我不知道他啥时候塞到我包里的，信的篇幅不长，内容有三层意思，一是要我好好照顾自己；二是说我到银行工作，是替国家管的钱，不能有一丝一毫的非份之想，一定要公私分明，不能沾公家任何便宜；三是要我好好学习，认真工作，向党组织靠拢，争取早些入党……当时我并没能真正理解父亲的用心，但随着年龄的增长和阅历的丰富，才真切地体会到，父亲那“替国家管的钱，不占公家便宜的理念”对一个天天与钱打交道，刚步入社会的金融工作者来说是多么的重要！

　　父亲不仅对我们要求严格，对自己更是苛刻。1963年，于志明骑着自行车到梁家镇调研农业生产，半路饿的不行，骑不动了。那个年代，虽说刚过了三年困难时期，但在吃上还是不富裕，经常吃不饱是常事。没办法，他到了户家要了点枣充饥，临走要留枣钱，人家知道他是县长，说什么也不要，但最终于父亲还是悄悄的把钱留下，走了。

三年困难时期过后，生活情况有所好转。1963年的一天，一个单位上的干部，到我们家里求父亲要救济。然而，当他看到我们家里什么摆设也没有，就是一个木头箱子、一张床、一张桌子和几个凳子，再看看饭桌吃的是麸皮窝头时，再也不好意思张口，转身离开了。1966年，父亲被下放到武城马甲营公社当伙房炊事员，在职的两年多时间内没吃过食堂的一顿饭。“正人先正己，公家便宜不能占”是父亲的人生信条。

七

五十年代，还是父亲在禹城县任民政科长的时候，他救过一个叫李光禹的少年，并和他们家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娘知道我们在整理父亲的工作笔记，便问：“你爸的笔记里，有写薛庙你聋叔李光禹的事情吗？1962年我们家从齐河搬回禹城，你爸的这位聋哑朋友，曾背着一袋地瓜送到我们家。那个年代，地瓜可是老百姓救命的粮食啊！你爸说什么也不要，两个人争执了半天，谁也说服不了谁，我实在看不下去，就插话说，这么贵重的东西，十几里路背来背去多累人啊！不如这样，你给光禹点钱，算是我们家买的吧！最后你爸采纳了我的建议。”

母亲讲完这段往事后又说：“这么多年没联系，不知道你聋叔现在咋样了？”。

为了却母亲的心愿，经过多方打听，我终于找到了聋叔家人的联系方式。于是去年4月25日那天，我和大姐及朋友一起，驱车专程赶到了现在的禹城市中街道办事处薛庙社区（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薛庙乡）。

图中右一是聋叔侄媳妇，薛庙现任党支部书记；右二是聋叔的哥哥；右三是作者的大姐；右四是作者

聋叔的哥哥李光星老人和担任村支部书记的儿媳高艳红早早等候在家门外。等我们自我介绍后，李光星老人紧紧握着我姐俩儿的手，急切地问：“你爸现在怎样了？情况还好吧？这么多年没有联系了，我们真是想他啊！”我们告诉他，父亲1988年就病逝了。老人听到我们的回答，刚刚激动兴奋的目光顿时黯然，道：“那么好的一个人，怎么说没就没了呢？要知道，你家早又搬回禹城，我弟兄俩说什么也要去看看你爸啊！”

我们一边说着话一边走进屋里，待宾主落座，我便把老娘挂念聋叔的意愿转达给老人，急切地询问聋叔现在的情况，李光星老人说：“1989年，我弟弟就去世了。你爸可是我弟的救命恩人啊！”于是，我便听到了父亲和聋叔一家一段真实感人的故事…

1953年秋，我们禹城县发生大涝，徒骇河决口。我们这里本来就是有名的东大洼，更是沟满壕平，地里到处是积水。为了生产自救，周围很多村民都干起了捕鱼的行当，我十四岁的弟弟也跟着大人一起捕鱼、卖鱼。那年冬天，他又去河里捉鱼，当时冰冻得还不算结实，他一不小心掉进冰窟窿里，等被人救上来时，人已是奄奄一息，你爸正好路过此地，看到我娘抱着湿漉漉的弟弟正哭得死去活来，急忙上前，用手探了探，发现弟弟还有气，就连忙将自己的大衣脱下，让我娘给我弟弟换上，又以最快的速度从邻村借来辆拉车，将我弟送到了齐河二郎庙李世温大夫家。后来我弟弟经过抢救，命是保住了，但也从此丧失了听力，由于听不到声音，说话也变得含糊不清。没过多久，他原来定好的亲事也散了。在这一连串儿的打击下，弟弟失去了生活的信心和希望，整天将自己关在屋里不吃不喝。俺娘实在没办法，就抱着试试看的想法，找到当时在城里民政科工作的你爸，想请他劝劝我弟。

“没成想，第二天你爸真的来到了我们家，还带来了《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一书，又帮忙联系平原县王大卦的军医大夫给我弟看病。在你爸的开导鼓励下，我弟弟终于慢慢走出了阴影，也学着写文章，他还向大众日报社投过稿呢！渐渐地，他们俩就成了无话不谈的朋友。用现在的话讲，我弟弟就是你爸的铁杆粉丝！

1958年，街上贴你爸的大字报，我弟见一张就撕一张，还用他那别人听不懂的语言跟人家理论。那几年，我弟在外面没少给家里惹事，我们也拿他没有办法。直到1962年，你爸又回到禹城当县长，到我们家驻村，我才真正了解了你爸，也理解了我弟为什么那么支持维护他。那时我爷爷还在，每次你爸来我们家，看到院子脏了，拿起扫帚就扫。有一次，他来时正赶上我父母在地窖里编席，他也跳进地窖，一边帮着忙活，一边询问多少苇子可编制一张席，一张席能卖到多少钱等等。有时，他也去农田里帮着我们干活，了解庄稼的长势情况。为了摸清村民困难情况，他总是卡着饭点去人家看。我们这里地势洼，胶泥地，谁家玉米苗出多少他都记在本子上。有时他会带来馒头让我母亲热热，自己却不舍得吃，先拿起窝头，一边吃一边说真好吃，省下馒头给我爷爷。他不甘心我弟一直这样，就自己出钱让我带着弟弟到济南省立医院求医。

“我爷爷常说：新社会的县长和旧社会的就是不一样呀！过去国民党时期的县长进村，都是鸣锣开道，轿子抬着，卫兵拥着。现在共产党的县长，没有半点“官”样，和咱百姓心连心，这是老百姓的县长啊！

父亲对百姓这样，对身边的工作人员更是如此。1964年他去乡镇工作，由于工作忙忘记了吃饭的时间，中午等他去伙房吃饭，已过了吃饭时间，炊事员也没给饭吃，父亲只好饿着肚子等晚上一块吃。后来炊事员知道父亲是县长时很是担心，可父亲却找到那个炊事员做自我批评，并表杨炊事员做得对！

八

父亲是不像县长的县长，熟悉父亲的人都这样评价他。而熟悉母亲的人，更觉得她和“县官太太”不沾边。父亲一辈子坚守信仰、一心为民、心思全用在了工作上，家里家外却全靠母亲一人操持。母亲她勤劳朴实、任劳任怨、默默付出，支撑起了家庭的半边天。被父亲戏称为“秦铁人”、家里的“后勤部长”和“民政部长”。母亲曾担任过乡妇联主任，村里土改时她是积极分子，解放战争时她积极组织群众做军鞋、军袜、推米、磨面，动员村里青壮劳力参军报国，是父亲的得利帮手和坚定的支持者。后来因家中有多病的爷爷奶奶和年幼的哥哥姐姐需要照顾，只能回家操持家务，成了父亲的坚强后盾。1951年，爷爷奶奶相继病倒，都是母亲伺候着请医喂药，端屎端尿，直到两老去世。爷爷奶奶去世后，舍下未成年的叔叔，母亲又为叔叔洗衣做饭，供他完成学业，直到叔叔当兵参加抗美援朝。1960年，三年困难时期，大妈去世，大伯家家徒四壁，四个未成年的哥哥姐姐一时间变成没娘的孩子，饿得皮包骨头。母亲毅然将他们领回自己的家中，并抚养他们长大成人。

抗美援朝时期叔叔在朝鲜“三八线”留影

1956年的麦收时节，母亲到县城看望父亲，暂住在禹城城里南街村村民邵清德的一间房子里，有一天，突然下起了大雨，看到村民们火急火燎的都上麦场抢收麦子去了，母亲硬是把六个月的二哥交代给不足六岁的大姐。自己抄起邻居家的扫帚就急急忙忙地奔向麦场。县长的家属帮着老百姓抢收麦子的事情一时间成了大街小巷的佳话。后来大家问母亲，当时是怎样想的？她只是轻描淡写地说：“到嘴的粮食要泡汤，谁不心疼啊?”

父亲一生以廉洁律己，以勤治事，以宽处人。1958年2月农历的腊月二十七，上级下达下放家属的命令，当时二姐刚出满月，母亲的身体还是比较虚弱的，再加上马上就过年了，面对种种现实情况，父亲还是决定当天就让母亲和孩子们从禹城回辛店老家。就这样母亲抱着3岁的二哥，8岁的大姐抱着刚出满月的二姐，5岁的大哥裹着被子，一家五口人顶着刺骨的寒风，坐在没有任何挡风设施的马车上，回到了辛店老家。

到了4月份，青黄不接的时候，家里口粮不够吃了，母亲娘去领供应粮，借了堂哥于忠三家的毛驴，从辛店走到十多里外的来凤粮所，排队领粮食，排了一大天，终于领到粮食回家的时候，发现毛驴跑了。原来，栓毛驴的绳子没栓牢固，毛驴自己跑回家了。母亲娘只好扛着粮食往回走，忠三哥看到毛驴回来不见人，又赶紧把毛驴往回赶，半路上遇到母亲，这才把粮食运回了家。

1969年，为响应党“减少城镇人口，支援农业生产”的号召，父亲再次决定让母亲带着我们姊妹五个回老家。可刚刚经历过三年自然灾害的老家，早已破落不堪、房倒屋塌，回家住在哪里？一时间成了全家人面临的最大难题。建房！母亲提出了一个谁也想不到的大胆计划。可家里仅靠父亲微薄的工资收入，还要养活包括大伯一家人在内的十几口人，每月的生活早已捉襟见肘，哪里有余钱建房啊？面对困难，母亲对父亲说：“你是党的人，既然党号召我们要去农村搞建设，我们就没有理由不去，你安心工作吧！天大的苦难我们都能克服掉！我带着孩子们回老家！”就这样，母亲带着东拼西凑的二百元钱，领着年仅15岁的大哥，毅然踏上了回老家的建房征程。那时，房屋结构是红砖砌基，上边土坯，然后屋顶挂瓦。因全用红砖砌地基，费用实在太高，为减少成本，母亲走遍了周围的村镇，到处捡碎砖烂瓦当屋基的填充物。没有毛驴车，她就每天天不亮，和大哥拉着地排车，从老家辛店出发，步行一百多里地，到县城西沈庄砖瓦厂拉砖拉瓦。大哥当时只有15岁，瘦小的身躯拉着沉重的砖瓦，肩膀上挎着的绳索不能离肩，稍一松身体就会向前扑倒。但最难的还是没有钱！没钱买檩条木料，母亲就去五里以外的沙河拔草，卖草换钱。累了，母亲就在河滩边，睡一会儿，醒了就接着干。母亲靠着吃窝头咸菜，硬生生地在一穷二白的情况下在老家建起了三间瓦顶土坯房。后来，这房也成了堂哥于忠刚的婚房。

九

今年春节，我去堂嫂家拜年，85岁的堂嫂说起丈夫于忠臣的一段往事，让我内心再次感慨父亲的“无情”。1957年，堂哥于忠臣在禹城县水利局干临时工。在父亲的鼓励下，他一边工作一边学习，1958考上了山东省曲阜水利机械学校。品学兼优的堂哥在校入了党，被推选为学生会主席，1961年被分配到山东省水利厅。当时我国遭遇严重的经济困难，1962年中央决定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调整国民经济“八字方针”，要求大量精简城市人口。于是，堂哥响应党的号召，回到了家乡。但禹城的水利事业又急需这样的人材，于是就在县水利局当临时工，水利局党组多次打报告，要求给其转正，但父亲就是不批。因为父亲认为：堂哥这种情况，上级没有明文规定，若批了，就是以权谋私。父亲在世时，始终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理念。在父亲面前，跑官要官不行，违法办事不行，徇私枉法更不行，因此得罪了不少人。

1957年，舅舅小学毕业，想让当县长的父亲在县里某个差使，父亲却说：五弟，你虽有点文化，但公差实在难寻，你生活上若有困难的话，我工资全在你姐那里，你去拿就行啊。

七十年代，非农业户口可是个香饽饽，拥有非农业户口就相当于端上了“铁饭碗”，大嫂是一家工厂的临时工，多次恳请父亲退休后，让自己接班。他还是那样话：“我是党的人，违犯政策的事咱不能做！”

1977年3月，二哥从部队退伍回到地方，按照当时的政策规定，可以安排工作，但必须在企业里当工人。父亲当时就在民政局任副局长，并且分管“安置办”工作，如果父亲脑子稍微灵活一点，二哥就能进事业单位，可父亲却不肯过问，哥被分到了武城化肥厂。过了两三年，眼看工厂效益下滑要破产了，哥的很多战友都陆续调走，父亲恰好要到平原棉麻站工作，组织上为了照顾父亲的身体，主动提出安排一名子女在其身边工作，父亲却说，组织上调动他的工作，子女不能跟着瞎掺合。

十

父亲一生酷爱学习，勤于思索。他上街唯一的去处就是书店，最大方的开支就是买书，给我们讲的重要话题还是读书。他平日里最喜欢的人是爱学习的人，他察人用人的标准，是看此人思想是否进步、与党的要求是否一致。1960年，堂哥于忠亮考上初中，父亲让母亲在那么困难的情况下送去10元钱。1964年，同村的杨学信考上了曲阜师范学院，当邮递员把入学通知书送给父亲看时，父亲无比兴奋，亲自找他面谈，并从自己的工资中拿出30元钱，鼓励他好好学习，争取早日成材。

父亲十分重视禹城教育事业的发展。在长达数年的领导岗位上，虽然不是教育局长，但崇尚教书育才。禹城辖区南北长、东西窄，孩子们上学困难。父亲安排专项资金，向上级领导请示，修建了几所布局合理的中学，1958年设立的禹城三中（辛店中学）就极大地方便了北部五个乡镇孩子们的上学。到了1960年，受国民经济计划调整影响，禹城三中被下放了。1962年，父亲回禹城复职后，又重新恢复了辛店中学，即禹城五中。父亲每年检查教育工作的次数都比其它工作多，在县财政开支很紧张的情况下，父亲优先支持教育事业的发展。当时在一中任校长的王克功老人就常提起父亲关心教育的故事。由于当时高校实施的是精英教育，禹城每年送出去的大学生数量有限，所以父亲十分爱惜人才，也非常看重我兄妹几人的受教育程度，鼓励我们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这是父亲1957年2月统计的禹城县教育事业发展情况表

十一

1988年5月，我结婚了，老公是禹城市张集乡的农业技术员。那时父亲因为多次中风，说话已不太利索了，却艰难地对我爱人讲：孩子，张集是我们的革命老区，那里民风淳朴，地瘠民贫，虽然过了这么多年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了不少，但离“小康”还差很远。你在那里工作一定要切记三件事，一是这辈子不能与“财”和“色”两个字沾边，贪财贪色的人，早晚都会步入深渊，成为人民的公敌；二是一定要心里装着百姓，实实在在地为百姓做事，只有这样，老百姓才能记住你的好。三是不能忘记学习，只有不断学习，才能不断进步。

父亲是这样教育我们，自己更是这样做的。从他日志中，和百姓同吃同住同劳动、心系百姓的记录随处可见：

“麦田里串种棉花的时间问题即早和晚的问题，早的好处：（1）棉花生长期长，应当要早。（2）现在正是播种期（3）地湿易于全苗。”

“积肥，挖湾泥39086车，街土3114车，已建窑66个，出砖的七个，地瓜育苗，12处社已上炕，88处社开始动，看地瓜有所增加，光十里望大社增到5000斤。”

“如何抗旱防涝摆脱落后？要想改造客观世界，首先要改造主观世界。”

“贯彻生产自救，以粮为纲、多种经营，大抓一下春种，每人种50颗麻籽，每人种10颗向日葵、20颗豆角、10颗北瓜。”

“要科学种田，冲破保守落后，各级建立旱涝保收田、样板田。”

“十区，王景武庄烈属王士搞13口人，出外讨饭的11口，5月份统销给120斤粮，4月份供应80斤。八区，小杜庄烈属李陈明（16岁）、祖母73岁，眼不好于，五月份供应40斤只买出30斤，有10斤即无钱买，一口好锅砸了，买了5斤粮食。”

“关于改造涝洼地，水利建设情况：共101万亩，高地，27万亩，二坡地31万亩、洼地43万亩，自1949—1963年，15亩中有9年重灾，其中5年涝、4年旱。

笔记图片是日记，第二大包共14本

1958年浮夸风开始盛行，但父亲依然坚持用实事说话，实事求是。他的日志中，记载有大量的生产报表、水利完成表，都是实打实的数据。在当时那个特殊时期，正因为他不随大溜搞浮夸，工作上受到了很大影响，被撤销县长职务。禹城也因为是跃进后进县，于1958年12月被划转并入了高唐县。1959年1月，父亲被下放到高唐县城关公社整社队担任组长。虽然职务发生了变化，但父亲依然坚守着为人民服务、实事求是的初心。在他的日志里，字里行间都是他无时无刻都在想着怎样为老百姓做事情，无时无刻都在记挂着老百姓的冷暖。当时的日志中经常会有这样的记录：“为了让社员欢度公社化后第一个春节，应将物资迅速发放到户，要求干部少吃一点，让群众多吃一点。”

1958.1.21于太和庄运肥，后面抬筐的是父亲

1961年，党中央号召全党恢复实事求是、调查研究的作风，当年10月禹城恢复建制，次年父亲被恢复职务。他带领着群众投入到社会主义建设中，和人民群众摸爬滚打在一起，从麦田串种棉花，到帮助村民抬粪施肥；从抗旱防涝，到和农民一起生产自救；从深入基层调查困难群众的生活情况，到改造盐碱涝洼地……可以说，群众身上有多少泥巴，父亲身上就有多少泥巴，他始终保持着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

1964年6月14日，于梁庄公社梁庄生产队帮助麦收，最前面是父亲

“有些乡抓生产，关键抓得不够，有的抓打井，有的抓浇麦，歇人歇马不歇工具，提出口号：连干三昼三夜。一月二十四日下午（农历正月初四），在李屯二队平整台田劳动”

“一月二十五日下午（农历正月初五），在李屯二队平整台田劳动”

“一月二十六日上午（农历正月初六）……”

从他一本本泛黄的日志中出现的频率最多的就是种树、打井、抗旱、改碱等字眼，一千克土里含有多少沙、多少碱，下雨之后出苗率多少，这些都记得仔仔细细。他一门心思地想着如何改变盐碱地、沙土窝，让庄稼多产、高产，让老百姓吃上饱饭。父亲率领他的战友们组成改碱队，先后用藏碱、深翻土地，修台田、条田等办法治理，在实践中探索着改碱治沙的办法和途径。也正是因为他的努力，推动了中科院、农科院的专家来禹城治沙改碱。1966年初，中科院、省科委100多名科技工作者进驻禹城，建立了中科院“井灌井排旱涝碱综合治理实验区”。

1965年在安仁东北角田间，左七是父亲

1966年7月，父亲又被撤销县长职务，下放到武城甲马营公社当社长。在武城滕庄，他的工作日志里出现频率最多的又是养猪、积肥、抢收、抢种、发展副业、搞多种经营等，千方百计让农民增加收入。他们研究开砖窑厂、办磷肥厂，一直在致富路上探索着。如今武城县是全国闻名的玻璃钢县，就是当年父亲在滕庄工作时鼓励发展村办副业打下的底子。他一直关注着玻璃钢行业的发展趋势，细心收藏着建厂初期的价格表，为后来武城县玻璃钢制品业的腾飞奠定了基础。

1985年12月25日，父亲在《中国共产党党员登记表》中这样写到：“做一名真正的共产党员不是那么简单容易的，首先要树立起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一观点，在这个根本问题上解决不好，就很难说真正加入了党组织。如果半心半意为人民服务，那也只是加了引号的党员。”

父亲生命最后的八年是在不断的看病、住院中度过的。1988年6月，我老公从张集乡（现属辛店镇）休班回来告诉他，辛店沙河辛昔日光秃秃的沙碱地和漫天飞扬的尘沙变成了肥沃良田，李鹏总理还题词“沙漠变绿洲，科学夺丰收”时，他躺在病床上高兴得像中了大奖似的！特别想去他曾经倾注了大量心血的辛店沙河辛看看。我理解他的心情，那是生他养他的家乡，那是他抗日战争时和敌人战斗过的地方，那是他解放战争时支前立功的地方，那是他建国初期为党工作的地方。他从五十年代在王寨区当区长，到六十年代当县长，就一直千方百计地想办法治沙、治碱、治沙河，当年在脑海里天天描绘着“沙漠变绿洲“的宏伟蓝图如今真的实现了，他非常想亲眼看看！可是，那时没车没条件，他又不愿给组织添麻烦，此事就此搁置。直到1988年9月，父亲病重离世，这成了他未了的心愿，也成了一家人终生的遗憾！

为了弥补父亲的遗憾，去年5月，我和大姐专程陪着母亲代表父亲去了北沙河。参观了治沙改碱展馆，看着视频里沙土弥漫的河滩和白茫茫的盐碱地，记忆的闸门一下把我拉回到小时候夏天出门时路上的沙土要把脚烫熟的感觉！看着窗外片片油绿的麦田，不仅感慨：我们禹城过去的“北大荒”真是变成了“北大仓”！

2021年5月母亲在辛店沙河辛麦田

作者和母亲、大姐在北沙河留影

十二

父亲在1984年6月5日的日记中，记录了一段领工资的感想：“今天到了领工资的时间了。去财会科领工资时，只领了现金71.6元。这个月扣去公债35元，早借支了30元，就这样没领到全工资。国家在经济建设中，是有很大困难的。在这种形势下，给职工增加工资是努力的，当然这也由于过来欠债多而形成的，形势在三中全会后逐步好转，可惜自己身体有病，已经垮了。怎么来对待党啊？尽力而为吧！”

　父亲在1984年6月5日领工资的感想

范仲淹的《岳阳楼记》中有这样一段句子：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乎。

诗人的这种境界也是父亲的人生写照吧。父亲的一生，无论顺境还是逆境，无论任县长还是当炊事员，他始终将人民的利益放在最高位，履行着一个真正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父亲是我心中的楷模，是我心中永远的丰碑！（征文有删减）

来源｜观察者网、宾曰语云、封面新闻、“德州市作家协会”微信公众号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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