稀奇！县委书记为何让组织部长分管招商引资工作？

某地有一位“明星县委书记”，最喜欢搞“制度创新”，不仅对本地过去的规章制度甚至上级成文制度进行“选择性创新”，还经常朝令夕改，让制度始终变换不定。

在其任县委书记期间，几乎每月都要调整干部，有一个局长，一年内被调整了4次职务。通过滚动式干部调整，让每一位干部都不知道自己明天会待在哪里，从而唯其马首是瞻。

他还动辄对县级领导班子成员的分工进行调整，让纪委书记分管项目督查工作，说是为了增强项目督查的力度；他还让组织部长分管招商引资工作，长期带队在外招商，说是要在招商一线考察、选拔干部，同时让自己的跟班秘书兼任组织部干部科长，将组织人事大权牢牢掌控在自己手中。

这位书记通过“制度创新”确立了自己在本地至高无上的权威，也让自己成为不受监督的“一言堂主”，最终因犯渎职罪、受贿罪而黯然落马。

近读张纯明先生《中国政治两千年》一书，其中一个观点令仕道君印象深刻：中国历代皇帝、君王大都不尊重制度，而中枢之政所以不能有固定制度的原因，是君主不愿或不敢以大权授人。

秦汉以后，中枢之任不一定由法定机关执掌，也不一定要法定的官吏执行，究竟谁秉国钧，君主随时可以决定。因此，居宰相之位的，未必有宰相的实权，有实权的未必居宰相之位。例如后汉在法律上有三公为宰相之任，但实际上“事归台阁”，就是大政均为与皇帝比较亲近但秩位甚卑的尚书夺去了。

一般来说，作为一国之主、最高领导人，皇帝是国家重要制度、大政方针的策划者、拍板者，但皇帝本人对制度的态度往往是暧昧的、排斥的。

试想想，如果都听制度的、都按制度办事，那么皇帝的话还有人听吗？皇帝的权威何在、尊严何在？

皇帝制定制度的目的是什么？当然不是为了约束自己，首要目的是维护统治者的权力，是为了御下、律人，为了更好地管理万千臣民，就像手电筒一样，只照人不照己。而法力无边、无远弗届的皇权肯定不愿乖乖地待在制度的笼子里。所以，皇帝常常又是政策制度的破坏者、逾越者、规避者。

为了体现皇权的至高至尊，皇帝还会通过随意改变制度、肆意作践制度，来彰显自己的权威。

利出一孔，权出一人。皇帝是国家权力的垄断者、独裁者，在凌驾于一切之上的皇权体制下，皇帝的意志无疑是至高无上的。这种意志可以通过成文的法律制度表达，也可以通过言论表达。

秦始皇统一中国提出“法令由一统”，就包括“法”和“令”两部分。“命为制，令为诏”，“言出法随”。皇帝的言论具有极大的权威性，往往具有比成文法更高的效力。但皇帝的言论一般又是多变的，因此常常会令臣下无所适从。

作为国家最高权力者，皇帝首先应该模范、带头遵守制度，但皇帝却大都不尊重、遵守制度，“上行下效”，就会让制度的执行力大打折扣，甚至束之高阁，从而让国家治理漏洞百出，甚至隐患丛生。这，恐怕也是古代政权更迭频繁的重要原因。

时至今日，皇帝早已走进历史深处，可在现实生活中，还有一些领导干部以“小国之君”自居，自以为高人一等，拥有“制度豁免权”，不受规章约束，不按制度办事，天马行空，为所欲为。

领导干部在制度面前耍特权、搞例外，不仅会使制度失灵、失效，带坏单位风气，更会伤害自己。从近年来被查处的众多官员身上，不难看出这一点。

2020年年3月，时任乌鲁木齐市副市长、市疫情防控指挥部副指挥长的李伟，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疫情防控二级、三级响应期间，居然组织市政府办公厅工作人员及私营企业主聚餐饮酒。

说到自己为什么明知疫情防控要求仍然公然违反时，他说：“我当时就想，我是领导，那些要求都是对下面人提的，跟我没什么关系。”

2020年4月17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纪委监委发布消息：乌鲁木齐市人民政府党组成员、副市长李伟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接受自治区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从破坏制度到践踏法律，从违规到犯罪，是某些官员“失足落马”的共同轨迹。在锒铛入狱的那一刻，他们或许会幡然醒悟，制度不是约束手脚的“绳索”，而是保驾护航的“利器”。

制度发挥效用的前提是制度必须有生命力。作为领导干部，不能游离于规章制度之外，必须在制度建设上作表率，带头学习制度、严格执行制度、自觉维护制度，真正让制度“动”起来、“活”起来、“硬”起来。

律己足以服人，身先足以率人。

一个部门、一家单位，领导干部带头遵守、执行制度，人人崇尚制度、个个服从制度的良好氛围自然不难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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