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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克拉斯·布罗基亚维丘斯——不愿叛卖的人
摆在我面前的任务，是写一篇关于立陶宛共产党（Communist Party of Lithuania，CPL）最后一位领导人的文章。对此我的确感到有些困难和犹豫不决——我应该从哪里写起呢？问题不在于，这个人的传记会格外丰富多彩，或者充满了所谓的“历史”事实和事件。是的，这样的事实和事件当然存在——但它们只是他生活中短暂的、相对较小的一部分。大多数时间里，作为苏联时代的典型知识分子，米克拉斯·布罗基亚维丘斯（Mykolas Burokevičius）看起来过着完全简朴而不出人意料的生活: 像其他许多人一样，他在维尔纽斯师范学院（Vilnius Pedagogical Institute）当了几十年的教授；像其他许多人一样，他通过他所熟悉的学科进行思考，这些学科包括苏共党史和科学共产主义；像其他许多人一样，他是共产党的成员。他非常非常像那个时代其他许多知识分子。看起来，他不会因为任何特殊的科学发现或著作脱颖而出。他也不是党和国家事务中的著名人物。因此，乍一看——仅仅看他传记的前半部分，布罗基亚维丘斯似乎只是一个典型的教授，他那个时代的苏维埃立陶宛知识分子的一个代表。然而，后来的事情却呈现出另一番景象。苏联不复存在了，它崩溃了——与其说是由于外部原因，不如说是由于内部原因。正如我们所知的那样，很大一部分人——不是别人，而是苏联的知识分子，包括共产党员——在关键的时刻转而反对苏联和社会主义，支持资本主义复辟。在立陶宛，这种思潮表现为对“萨尤季斯”（立陶宛语：Sąjūdis。意为“运动”，指立陶宛争取改革运动，是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初领导立陶宛脱离苏联独立的政治组织，正式成立于1988年6月3日。）的大力支持。而我们也知道，该组织的领导人正是臭名昭著的“立陶宛的叶利钦”维陶塔斯·兰茨贝吉斯（Vytautas Landsbergis）。正是在苏联解体的大变革时期，米克拉斯·布罗基亚维丘斯站了出来。
他做了什么？与其他一些典型的立陶宛知识分子（例如奥佐拉斯[Ozolas]、明克维丘斯[Minkevičius]、卡罗萨斯[Karosas]、热泽利斯[Genzelis]等）相比，布罗基亚维丘斯并没有选择与“萨尤季斯”同流合污。他选择走另一条道路——这一选择导致的结果是，今天，当反苏反共势力在立陶宛和前苏联地区取得普遍胜利时，他的名字受到了官方的诋毁。即使你在“维基百科”（在线百科全书）的立陶宛部分浏览米克拉斯·布罗基亚维丘斯的传记，你也会发现他不仅位列“苏维埃立陶宛政治家”、“立陶宛历史学家”，而且还位列“立陶宛罪犯”之中。是的，“罪犯”。但是他犯下了什么“罪”？他盗窃了吗？他杀人了吗？他抢劫了吗？他诈骗了吗？他到底做了什么，才会被视为“罪人”？我本人也曾有机会与布罗基亚维丘斯从前的不止一位学生交流过。每个人都记得他是一个热情、真诚、单纯和友善的人，身上没有任何的犯罪气质。尽管如此，他还是被称为“罪犯”……当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Mikhail Gorbachev）于1986年宣布在苏联进行改革的时候，对于大多数人而言，未来似乎是模糊不清的。但是社会的“底层”怎么也不会去怀疑“顶层”——即苏共高层——总的来说，他们已经决定要摧毁苏联的共产主义事业，将苏联及其所有加盟共和国从社会主义手中夺走，投入资本主义的怀抱。但这确实发生了——其中一部分便是波罗的海国家的所谓“人民阵线”（popular front。译注：由立陶宛独立前的抗议团体组成的松散政党联盟，属于温和民族主义者，支持戈尔巴乔夫的改革计划，领导者多为前共产党员或官员）。这些事情能够出现，直接取决于克格勃（译注：指苏共当权派领导下克格勃对反苏反共行为的放纵），今天甚至一些诚实的反苏人士也承认了这一点。作为苏共的一部分，当时的立陶宛共产党有将近20万党员，其中大多数党员，毫无疑问，正如后来布罗基亚维丘斯指出的那样，是“普通的”党员，就是说，除了正式口号和宣言之外，与共产主义思想没有什么关系。这种情况在其他加盟共和国的共产党以及整个苏共中间都是类似的：共产党早就变成了一个简单的官僚机构，而不是列宁的布尔什维克创造的革命体制。马克思列宁主义实际上已不再是一种与实践密不可分的活的理论，而是一种僵化的教条，沦为政府的“圣经”。实际上，弗拉基米尔·玛雅可夫斯基（Vladimir Mayakovsky。译注：苏联早期诗人）在20世纪20年代就已指出的那种“恶臭的庸俗”——对革命而言最危险的内部的敌人，此时已经占领了国家、党和社会的大部分地方。在这里，我们姑且不去深入探讨造成苏联社会和苏联人自身堕落的结构性原因——仅想要说明，正是在这一背景下，米克拉斯·布罗基亚维丘斯显示出了他的独特之处。在立陶宛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以阿尔吉尔达斯·布拉藻斯卡斯（Algirdas Brazauskas）为首的立陶宛共产党决定脱离苏共。自此，立陶宛共产党在总体上倒向了“萨尤季斯”，倒向了戈尔巴乔夫改革所代表的反苏反共立场。这一进程受到了党内绝大多数人的支持，贾斯达斯·帕列基斯（Justas Vincas Paleckis）和李昂基纳斯·斯派提斯（Lionginas Šepetys）以及许多人都支持这一进程。然而，米克拉斯·布罗基亚维丘斯尽管不是党内最高级别的官员之一，在这种情况下却显示出自己是那些拒绝走大会决定的分裂主义道路的、决定继续留在苏共党内的立陶宛共产党员的领袖：1990年3月3日，他当选为真正的、非分裂的立陶宛共产党的第一书记。这个组织虽然在成员数量上从来不能和布拉藻斯卡斯的“独立”立陶宛共产党相比，但在一段时间（1990年至1991年）内，它一直是立陶宛政坛上反对立陶宛脱离苏联、反对资本主义在立陶宛复辟、坚持维护社会主义和苏维埃政权的真正政治力量。（译注：1989年12月19-20日立陶宛共产党二十大宣布该党脱离苏共而独立，投赞成票者有855人，反对者只有160人。几天后，不赞成立陶宛独立的135人召开了自己的代表会议，立陶宛共产党分裂成两个共产党，一个是布拉藻斯卡斯领导的独立的共产党，另一个是布罗基亚维丘斯领导的形式上接受苏共领导的立陶宛共产党。）正如反苏势力在全苏联取得了胜利，“萨尤季斯”在立陶宛也取得了胜利。从这个角度来看，布罗基亚维丘斯领导的立陶宛共产党的活动只是滚滚洪流之中的一小朵浪花。然而，这里进行的是一场政治斗争——尽管是失败的政治斗争——致使14名平民死亡的1991年1月13日事件，成为了立陶宛共产党失败的悲剧性结尾。直至今日，这些事情仍迷雾重重，被当代立陶宛的“民主”审查机构禁止讨论。最终，立陶宛共产党（苏联共产党）被反共势力及其领导人镇压，他们不仅被指控谋划“政变”（尽管事实上恰恰是他们在反抗“萨尤季斯”组织的反苏政变），而且成了那天晚上维尔纽斯电视塔周边发生的事情的替罪羊。以上便是布罗基亚维丘斯的“罪行”。根据官方的说法，他是立陶宛的叛徒和敌人，他的双手沾满了无辜示威者的鲜血……正是因为这个，他被判处12年监禁。的确，米克拉斯·布罗基亚维丘斯确实是今日立陶宛——资本主义立陶宛——的敌人。但他不是立陶宛民族和立陶宛的敌人。正相反，他是苏维埃立陶宛的忠诚爱国者，正如他所理解的那样，在几乎所有人都抛弃他们的苏维埃祖国的时候，他挺身而出，保卫它免受内部敌人的攻击。布罗基亚维丘斯也正是在这方面启发了作为共产党人的我们，因为正是在这方面他是特殊且重要的。但是我们应当使这种重要性得到定义和清晰界定。我看不出写空洞的赞歌或颂词有什么意义。我们必须尽可能客观地看待和阐释这个主题。所以，我们应该开诚布公地谈，而不应粉饰现实。布罗基亚维丘斯没有达到预期的目标。立陶宛共产党被镇压，从立陶宛的政治生活中消失，反共主义和反苏主义胜利了。此外，立陶宛还选择了亲西反俄的立场——这与尽可能恢复苏联的潜在愿望相去甚远。这就是我们所谈论的实践的一面。但是理论上有任何发展吗？几乎没有：无论是在改革（译注：指戈尔巴乔夫改革）之前，还是改革之后，布罗基亚维丘斯都没有提供任何深层次的理论性阐释，来解释事情为什么会以这种方式发生；以及更重要的，任何走向未来的可能的方式。总的来说，他没有表现出任何原创性的理论思考。然而，这并非巧合。的确，布罗基亚维丘斯是一个真诚的、有原则的人；一个有着人道主义精神的人；他不仅宣扬共产主义道德，而且依照共产主义道德原则生活着。在某种程度上，布罗基亚维丘斯——顺便一提，作为学术界的代表人物，他生活在一种象牙塔中：表面上，他研究和思考历史；事实上，他与社会政治进程相当脱节，他对社会政治进程既感受不深，也不太理解。是的，布罗基亚维丘斯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坚定追随者。但是，马克思发展起来的使用“批判性的和革命性的”辩证方法的马克思主义，与苏共使用的教条化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实际上有很大的区别。可悲的是，在这方面，米克拉斯·布罗基亚维丘斯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更接近于后者，所以他没有恰当地理解苏联乃至苏联加盟共和国的变迁也就不足为奇了——无论是从社会经济层面、社会政治层面或精神层面。与伊夫德·伊连科夫（Evald Ilyenkov）或作家伊凡·埃弗列夫（Ivan Efremov）和弗谢沃洛德·科切托夫（Vsevolod Kochetov）相反，布罗基亚维丘斯不能批判地和严肃地思考苏联面临的处境和威胁，这些威胁正在对苏联社会产生影响，他只能站在共产党人的立场上思考这些问题。与之相对的是，他真诚地相信苏共中央委员会和它的总路线，哪怕这样的总路线已经显露出了对苏联、对布罗基亚维丘斯完全忠诚于的红色共产主义事业本身的致命威胁。因此，在理论方面，布罗基亚维丘斯是一个教条的人。当然，这意味着，即便苏联的命运能够首先取决于他自己和他领导的立陶宛共产党的行动（很明显，事实并非如此），他也无法找到创新的实际解决方案。他也不是一个强大的政治家。为什么? 布罗基亚维丘斯当然不是傻瓜。然而，他是一个对任何谎言、任何计谋都绝对陌生的人。任何计谋对他来说都是陌生的，包括那种有计划的计谋——而从革命斗争的需要来看，这种计谋或多或少是有道理的。在这种情况下取得胜利，需要对当时的形势有着非常清晰的理论认识，以及非凡的政治能力。布罗基亚维丘斯缺乏这些品质，苏联共产党当时也不可能提供这样的干部，让他们做好准备，寻找真正的机会来挽救局势——否则苏联的命运也许会完全不同。所以，从战略角度来看，布罗基亚维丘斯并不是一个特别强大的领导者。然而，当形势发生变化时，他成为了捍卫立陶宛共产党和苏维埃立陶宛的荣誉的战士。但这是一个怎样的战士呢？事实上，他并不像经典的革命家那样——同群众走在一起，领导群众；而是一个孤独浪漫的英雄形象——逆流而上，但从不放弃。立陶宛第一位布尔什维克诗人朱利叶斯·亚诺尼斯（Julius Janonis）曾经塑造过这种形象：“他不知如何向强大折腰，
亦不知如何去厌弃弱小，
他不知如何似苇草般随风摇荡，
又于风止时静立。
他似那橡树，林中之王，
不用向某人屈服，
因为它坚韧不移。
他望向天空，
无所畏惧，
人群消散，他依旧战斗不息。
然而有时，电闪雷鸣，
打垮了坚固的橡树，
他被生命所打击，
在战斗中死去。
但在无数孩子心里，
他会被铭记。
他仍活着，
在他们的脑海中，
很难说，亚诺尼斯在写下这首诗的时候，是否已经洞悉他那悲惨的命运，我们对此只能猜测。然而，这首流传百年的诗正是对布罗基亚维丘斯的最佳描述：他强大而坚定，不愿对时代风潮卑躬屈膝，坚定地坚持着那些意识形态上的原则——那些从他在斯梅托纳（Smetona。译注：20世纪20至30年代立陶宛资产阶级政权的领导人）统治时期做地下党员的父亲和哥哥那里继承下来的原则。但是，无论是他，还是立陶宛共产党，抑或是其他苏联和苏联体制的捍卫者们，都没有成功地发动群众。他被他的民族抛弃，遭受诽谤和羞辱——就像亚诺尼斯笔下的英雄人物一样——他仍然是一个孤独的、堂吉诃德式的人物。这是否意味着，布罗基亚维丘斯的斗争是毫无意义的？当然不是。我们记得，在思考1871年巴黎公社的经验时，马克思明确指出，即使公社的失败是注定的，也是必然的，公社成员仍然应该与资产阶级武装力量作战，因为这样做，他们就会为后代的无产阶级战士开创一个先例，树立一个榜样。布罗基亚维丘斯领导的立陶宛共产党与它有些类似：事实上，通过在立陶宛抵抗“萨尤季斯”、反共主义和分裂主义，布罗基亚维丘斯领导的共产党人，在苏共内部似乎不再存在忠于理想、荣誉和正派这些事情时，表现出了一种原则立场。在这方面——恰恰是在这方面——布罗基亚维丘斯的斗争对我们来说具有无上的道德价值，因为我们是苏维埃立陶宛事业的继承者和延续者，因此也是苏联的、共产主义的思想的继承者和延续者。“真正的共产主义者是清白的，他们没有什么可羞愧的。”立陶宛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书记（负责意识形态）朱扎斯·库埃利斯（Juozas Kuolelis）在回忆他自己与布罗基亚维丘斯走过的道路时曾这样写道。没错，真正的共产党人是清白的。这正是得益于布罗基亚维丘斯等人的对原则和立场的坚守。尽管事实上，他们在实践中失败了；尽管事实上，他们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在已然完全蜕变的苏联内部，成为了古典共产主义时期最后的“莫希干人”（译注：美洲土著民族）。不论成功与否，在这个决定性的时刻，有一个人出现了，他手持一面遭到玷污的旗帜，但那仍然是苏维埃立陶宛的旗帜。他保护它免遭当时即将到来的最后的亵渎。在苏联解体，或者更确切地说，在苏维埃立陶宛和苏联被从内部毁坏时，布罗基亚维丘斯成为共产主义传统的最后捍卫者，这是由瓦卡斯·米克耶维奇乌斯-卡普苏卡斯、卡洛里斯·波扎拉和安塔纳斯·斯涅库斯（Vincas Mickevičius-Kapsukas, Karolis Požėla and Antanas Sniečkus。译注：均为立陶宛早期的共产党员）等人体现和表达的共产主义传统。也正是因为如此，他所领导的立陶宛共产党走向了布拉藻斯卡斯派（译注：立陶宛共产党脱离苏共的一派）和“萨尤季斯”的对立面，而布罗基亚维丘斯本人也走向了前共产党员、前立陶宛最高苏维埃主席维陶塔斯·兰茨贝吉斯的对立面。那是个怎样的立陶宛啊？就像苏联其他加盟共和国一样，立陶宛处于犯罪的资产阶级的统治下，这个资产阶级是由苏共党内的腐败分子、前投机者和其他违反苏联法律的人组成的。立陶宛作为一个外围国家（通过加入欧盟和北约）融入西欧，像其他东欧国家一样，它们的统治阶层保持了其本质和统治地位不变。这并不是巧合，这个立陶宛事实上的创始人和领导人维陶塔斯·兰茨伯格斯多年来一直是一个“顺从者”、伪君子和野心家，当他的主人要求他反苏时，他立刻就这样做了——换句话说，反苏对他而言是很方便的。他的傲慢、轻蔑，还有他对普通立陶宛人的厌恶，是众所周知的。
图：立陶宛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纪念十月革命40周年的邮票（印有国旗、国徽）那么布罗基亚维丘斯呢？他的立陶宛又是什么样的？有人说，他为勃列日涅夫的田园牧歌辩护，或者更确切地说，为他自己想象中的勃列日涅夫的田园牧歌辩护。然而，这是主观方面。从客观上分析，布罗基亚维丘斯无论是否被理解，都在反对苏共当权派——这个当权派试图将自己转变为犯罪的资产阶级：具体到立陶宛来说，他反对的是兰茨伯格斯；对于整个苏联来说，他反对的是叶利钦。布罗基亚维丘斯坚持了苏维埃立陶宛和苏联作为立国之本的原则。尽管被群众抛弃，尽管以一敌万——布罗基亚维丘斯仍坚持着他的立陶宛，一个不同于资产阶级所构建的立陶宛，一个社会正义的立陶宛，这是19世纪以来立陶宛最神圣的儿女生活与奋斗的一片土地。他既不是野心家，也不是卫道士，他是一个有理想的人；在他的道德立场上，布罗基亚维丘斯与苏共当时的当权派本质上是格格不入的——不管他自己与苏共的关系是多么单纯。正是这样的一个布罗基亚维丘斯，对我们来说是多么的宝贵和重要。功绩人物不应该因为他们未能实现的目标而受到指责或谴责，而应该因他们的工作和行为而受到尊重。因此在这个角度上，针对布罗基亚维丘斯的反对意见——包括他的教条主义以及他缺乏政治意识——便都是次要的了。反对者们能够而且必须尊重这个人，同时保持批判和客观。这在21世纪尤为重要——苏联已经解体了，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实际上也进入了一个死胡同（世界其他地区也在不可避免地进入这个死胡同），我们“必须”——按照谢尔盖·库尔金扬（Sergey Kurginyan）的说法——“在倒退的环境下行动”。在21世纪，现实本身要求一个本质来说并非标准答案的理论和实践解决方案。布罗基亚维丘斯对我们历史的积极贡献，与我们立陶宛共产党人、苏维埃立陶宛的爱国者的社会和政治活动，丝毫不矛盾。恰恰相反：这是我们正在继续的传统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尤其是现在，反共主义似乎已经取得了彻底的胜利，我们只能谨记布罗基亚维丘斯本人的话:“如果你流泪，那么你将很快灭亡。人得想办法生存下去，集中力量去战斗”。没错——集中力量去战斗，这正是我们应该从米克拉斯•布罗基亚维丘斯那里学到的。克里斯托弗里斯·沃伊斯卡（Kristoferis Voiška）
- http://solidnet.org/article/Socialist-Party-Lithuania-Mykolas-Burokevicius-the-man-who-didnt-sell-ou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