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甄嬛传300年”上热搜，里面的避孕流产的知识能不能信？

作者 图编  |  董浩月

本文 责编  |  李婷

引    言

《甄嬛传》开篇第一句：公元1722年，雍正登基，到今年正好是300周年了。隔一段时间就该复习一下的国剧天花板《甄嬛传》真真是百看不厌。与各位甄嬛学院士相比，小编这个甄嬛学小学生确实有些班门弄斧了，只能从人口学专业的角度来说说《甄嬛传》里避孕流产那点儿事儿。

一

《甄嬛传》里消失的孩子们

历数《甄嬛传》中的活产子女数只有八个，包括皇后所生的大阿哥、齐妃所生的三阿哥、养在圆明园的四阿哥、养在宫外的五阿哥、曹贵人所生的温宜公主、甄嬛所生的胧月公主和双胞胎六阿哥及灵犀公主，其中大阿哥在两岁便早早夭折，六阿哥和灵犀公主还非皇上亲生。有一说一，雍正皇帝“开枝散叶”的重任完成得实在是不怎么样，这不得不说是以皇后为首的“避孕”、打胎小分队的“功劳”。

细数剧中消失在胎中的孩子，数量都快赶超活产婴儿数了：

①在雍正当上皇帝之前，便有一个侧福晋因为被纯元罚跪而导致流产；

②纯元因宜修皇后安排长期服用性寒的芭蕉而产下一名死胎；

③碎玉轩的原主人芳贵人，因为宜修皇后埋在树下的麝香而引发流产；

④华妃被皇上和太后安排端妃送去的一碗安（duo）胎药而失去了一个八个月已经成型了的男胎；

⑤富察贵人的孩子在安陵容的香粉和皇后的猫“默契配合”下也没能保住；

⑥甄嬛第一次流产源于安陵容掺了麝香的舒痕胶；

⑦甄嬛第二次流产是由于自身身体的虚弱最终使用了药物流产；

⑧还有安陵容那个注定保不住最终因为“剧烈运动”而流产的孩子。

除了这些被流产的孩子之外，甄嬛传里为了避免妃嫔怀孕所使用的“避孕”手段也是五花八门，最当红的主角自然是麝香。碎玉轩桂花树下的麝香、华妃欢宜香里的麝香、甄嬛舒痕胶里的麝香、祺贵人被赏赐的麝香红珠串、安陵容服用息肌丸中的麝香等等。

“避孕”主角第二名是红花，端妃和拽姐宁嫔都是因为一大碗红花而彻底失去生育能力，安陵容早期每次侍寝完服用的汤药里想必也是含有红花成分。

撇开上述的总结甚至是一部分的推理的完整性和真实性不谈，但这些故事的确反映出避孕、流产并不是现代社会的专利。在古代人们已经有一定的避孕和流产的意识，当然剧中多呈现的是被迫害而产生的非意愿“避孕”或流产，但存在着一些出于对母亲和子女的身体健康以及家庭经济状况的考虑而主动避孕的需求和手段。

马尔萨斯提出其人口理论的时候也是提倡通过禁欲、晚婚等手段来对生育进行控制，禁欲可以称为是最根本、有效的避孕手段了。

二

流产、避孕与生殖健康

在没有非常靠谱、行之有效的避孕手段之前，女性怀孕之后大多只能选择将孩子生下来。但就像《甄嬛传》中一样，古代也是有一些手段可以实现堕胎，比如药物堕胎、外力堕胎、针灸堕胎等。药物堕胎、针灸堕胎还算是有一些科学依据，但外力堕胎则往往借用外力击打、挤压、震动等方式促使流产，极易对母亲身体造成伤害甚至危及生命。

随着现代医学的发展，“终止妊娠”的医疗技术也取得了长足进步。按照实施时间的不同可分为流产和引产两种。流产一般指妊娠不足28周时进行的，包括自然流产、手术流产、药物流产三种类型；引产则主要指妊娠超过28周以人工方法诱发子宫收缩而结束妊娠，但在妊娠14~28周内进行引产手术也被称作中期引产。

即使是当前的医疗卫生技术发展水平下，流产也会对女性的身体产生极大的伤害。药物流产后可能会出现持续性出血、药物流产失败等情况，仍需要及时进行清宫手术。

人工流产手术则存在术中出血、人工流产综合征、子宫穿孔、空吸与漏吸、吸宫不全、感染等风险，以及可能发生子宫颈或子宫内膜损伤、宫颈及宫腔内黏连导致的闭经、慢性盆腔炎、子宫内膜炎等远期并发症及不良后果（发生率约1.37%）。在孕中后期实施的引产手术不仅难度更大，且创口也更大，对女性身体亦造成更严重的伤害。

据估计全球每年大约有5500万例人工流产，其中大约有6-10万名女性死于人工流产及其并发症。20世纪80年代，中国的人工流产率曾一度飙升至56.07‰的全球最高水平。想想这背后所代表的对女性生殖健康的损害，为避免非意愿、非计划怀孕的方法而采取科学有效的避孕措施是多么必要！

从科学的角度来讲，《甄嬛传》里“避孕神器”麝香和红花都是蒙人的，常闻麝香来避孕的方法或许能够有一丢丢功效，但其实非常不靠谱，至于喝下一大碗藏红花就彻底失去生育能力更是无稽之谈了。当然过量服用藏红花的确会对女性生殖健康有一定的伤害，但并非不可治愈，剂量太大甚至对消化系统、神经系统也会产生不良影响，这时候就不仅仅是影响生育这么简单，而是危及生命了。不过，麝香和红花确实有活血化瘀的功效，孕妇使用容易导致流产。

那么除了电视剧里不靠谱的避孕方法之外，古代人们也为阻止精子和卵子结合做出过诸多努力。比如将鳄鱼的粪便制成的糊状物、羊毛“栓子”、海绵球等放入女性阴道内以阻止精液进入子宫颈；用鱼泡、动物的膀胱或肠道制成避孕套；事后用红花水冲洗阴道；男性射精后女性立刻起身弯膝蹲着使精液流出并彻底冲洗阴道；中断射精或体外射精等。其中最后两种方法直到现在还在被作为避孕方法使用，但严格来说，这两种方式几乎等于没有避孕，是否成功全凭运气。

当然也有直接损（bo）害（duo）女性生育能力的方法，比如古代青楼里有些老鸨会喂给姑娘们掺了水银的汤药，除了导致不孕或者容易流产之外，重则更是会危及生命安全，着实是惨无人道。还有很多含有寒凉药物的避孕方药，虽能够使“宫寒”而不孕，但也是以损害女性的身体健康为代价的。

随着现代医学和科学技术的进步，避孕技术也有了长足的发展。17世纪，意大利人发明了用湿润的亚麻布做的安全套；19世纪晚期现代橡胶安全套诞生；1838年，维尔德发明了妇女用的橡胶膜，最早的阴道膜雏形；现代避孕药1960年在美国批准上市，也经历了数代更迭；有资料记载的最早长效避孕针的研究是1963年；宫内节育器也于20世纪60年代开始广泛研制；1966年美国人口理事会开始研发皮下埋植，80年代于欧洲上市；绝育手术于18世纪中期发明，最早始于优生研究，到20世纪50年代才被作为避孕手段广泛使用。

世界卫生组织出版的《避孕方法知情选择服务台式指南》中介绍的目前科学有效的避孕方法主要包括杀精剂、易受孕期知晓法、阴道隔膜、安全套、哺乳闭经避孕法、复方口服避孕药、避孕针、皮下种植、男女性绝育手术、宫内节育器等。避孕有效性介于70%-98%之间。其中安全套既可以避孕又可以预防性传播感染或艾滋病。

目前各种避孕手段的技术已经相当成熟，皮下埋植、安全套等方式几乎没有什么副作用，避孕药的副作用已经比较微小了，但对某些特定人群仍然可能会有部分不适症状。绝育手术和宫内节育器虽然是一次长效避孕措施，手术存在一定的风险性，也存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生殖健康的可能性，目前采取长效避孕手段的比例也逐渐下降（在母亲节里陪妈妈取“环”）。

根据《中国卫生健康统计年鉴》显示，中国近几年的年人工流产数在960-960万，2020年有所下降，为896万。人工流产数从80年代初期的1400多万逐渐下降，很大程度上得益于避孕节育观念及避孕节育技术的传播，有效保护了女性的生殖健康及心理健康。根据2017年全国生育状况抽样调查数据，已婚妇女中采取避孕措施的比例约为80%。

三

避孕、流产与生育率

从人口学的角度来讲，避孕、流产与生育率之间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生育水平的下降一方面出于经济-成本的考量或个体观念的转变等有了少生孩子的需求，另一方面也需要便捷可及的避孕/流产技术的支持。

人口学中著名的邦戈茨中间变量模型就将婚姻、避孕、流产与产后不孕概率四个方面作为影响生育水平的直接因素，其他的社会经济因素都是作用于这四个直接因素进而影响生育水平的。

用简洁的公式来表达就是实际的总和生育率可以表示为婚姻指数Cm、避孕指数Cc、人工流产指数Ca、产后不孕指数Ci和总生殖率TF（理论上最大可能的自然生育率，一般用哈特莱特族的生育率来近似替代，或取平均的15.3）的乘积。

那么根据上述模型，便可以分解出避孕、人工流产、产后不孕这些生育控制行为对生育率下降的贡献。1970-1982年间，中国的TFR从5.79下降到2.57，其中总和婚内生育率的下降，即生育控制行为的贡献为87.8%。1982-1990年间，TFR降低了0.26，生育控制的贡献甚至超过100%。1990-2000年间，TFR下降0.527，生育控制的贡献为48.3%。2000年以后，婚姻结构与生育控制对生育水平变动的影响开始平分秋色了。

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变迁，生育行为也发生了变化，邦戈茨对中间变量模型也进行了一些调整，比如将婚姻指数调整为性暴露指数、对避孕指数、人工流产指数、产后不孕指数和总生殖率也进行了改进。

利用邦戈茨新中介变量模型，根据2017年全国生育抽样调查数据计算得2012~2016年中国的性暴露指数在0.388~0.428之间，避孕指数大概在0.375~0.453之间，流产指数为0.819，产后不孕指数介于0.793~0.838。性暴露水平是生育水平的最主要影响因素，其次为避孕。

2020年的人工流产率仍然达到27‰。研究表明，已婚育龄妇女中人工流产发生情况呈现下降趋势，这是令人欣喜的结果，说明生殖健康的宣传教育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生育孩子数量越少的女性人工流产风险越高，在当前中国的人工流产中，25岁以下女性所占比例接近一半，这说明多数流产都是未婚流产，其中包含未成年人流产。在生殖系统还未发育完善时经历流产手术无疑是对身心的双重伤害。

虽然人工流产作为避孕失败之后的补救手段，能够避免非意愿和非计划的生育，但的确会对女性的健康产生危害，从保护女性健康的角度，加强避孕指导工作仍然十分必要，尤其是对年轻人的生殖健康教育任重而道远（未婚人群人工流产干预？当今年轻人生殖健康知识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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