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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拉木图的人们 | IIAS《田野日誌》第5期
郑楠，清华大学国际与地区研究院助理研究员，研究地区为中亚、哈萨克斯坦，主要研究兴趣包括中亚族群政治、中亚比较政治、欧亚地区国家社会问题。
扎丽娜
扎丽娜是一个四十多岁的主妇，给人一种很干练的感觉。整个房间有一股消毒液的味道，让我平添了一份安全感。她家在市区有两套一居室，租给我的这套更靠近中心位置。
“刚搬走的是一个韩国人，我很喜欢把房子租给你们亚洲人。”她说话的时候眼睛笑成一条缝，好像自己不是一个亚洲人，“因为你们都很整洁。”“今年出租房子的行情很好吧？”我问她。我当然知道她为什么看起来意气风发，从22年下旬开始，阿拉木图的房价以夸张的趋势上涨。我当时的房东甚至不惜冒着违约的风险来和我谈租金涨价三分之一的事情。“还好还好，毕竟物价也都在涨。”她说的是实话，阿拉木图的物价即使从一个北京人的视角看也还是有点离谱，跟当地人25万坚戈（约合人民币4100元）[1]的平均收入更是不成正比。
匆匆嘱咐了我几句扎丽娜就离开了，她要赶回距离城市30公里的郊外。在后面的接触中我知道，22年俄乌冲突爆发后的第一时间她就和丈夫孩子搬去了郊外的老房居住，将城里的两套房子都对外出租贴补家用，直到后来的房租行情让这笔收入不仅能够贴补家用，而成为一大家人的主要收入来源。
简单的将行李取出摆放后困意再次袭来，我钻进被子正式补觉。醒来时天已经黑了，我发现房间一个致命缺点，隔音好像不太好。小孩子的叫喊声和狗叫声不知道是从楼上还是隔壁传过来。
我洗了把脸打开门，走到露天的公共阳台。跟我预料的一样，有同好者已经准备好一个带盖的罐头瓶。我点燃一支烟[2]，得以仔细观察一下居住环境。三栋老式板楼和一栋看起来新一些的高层板楼围成一个圈，我租住的是高层的这栋，一楼二楼是面向大街的商户，三层以上是住宅。几栋楼中间围成一个庭院，有一个小篮球场和一个儿童游乐区，但除了孩子以外更多的是一些形迹可疑的成年人。楼道结构是一梯四户，我探耳听了听，有两间房子都有孩子的声音传出，不由得暗道不好。
图1 租住小区的庭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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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洛佳
吸烟处是绝佳的社交场所，第二天我就见到了其中一个孩子的父亲。他向我点头致意，点燃香烟。两平米的阳台对两个成年男人来说还是挤了一些，为了打破尴尬我只好先搭话：“您好，我是昨天新搬来的，来自中国。”“啊，我以为你一直住在这，这里不是也住着一个中国人？”他显然是把刚搬走的那位当成了我的同伴。在听过我的解说后，他恍然大悟，“怪不得昨天晚上我看到瓶子里的烟蒂不一样了。我叫弗拉基米尔，你叫我瓦洛佳就好了。”[3]
五分钟很快，但每天我都能和瓦洛佳见面五到十分钟，所以很快就对彼此有了一些了解。他是俄罗斯人，和妻子女儿租住在我的隔壁。“我爱俄罗斯，也支持普京，但我并不准备为了普京去死。”瓦洛佳说，他更愿意陪着妻女活到寿终正寝，所以从23年初开始就带着家人辗转在几个周边国家。他们到过土耳其和格鲁吉亚，后来来到哈萨克斯坦。签证政策迫使他们必须在一个月后前往下一个国家，但瓦洛佳说他觉得不会有其他地方比阿拉木图更适合家人生活了，毕竟这里社会稳定，发展程度很好，最重要的是没有语言障碍。
他是一个IT工程师，当时仍然就职于一个俄罗斯国内的互联网公司。公司给像他一样的员工福利，可以远程工作，并且用虚拟货币结算工资。“我很感激我的老板，但是现在看来我需要在哈萨克斯坦找一份固定工作来让我的家人一直生活在这里。”他准备一个月后带着妻女前往比什凯克，休整几天后再返回阿拉木图重启下一次免签。“我面试过几家公司，给的工资太少了，心理落差太大。”
他所说心理落差不仅仅是职位和薪水，还有在社会上受到的偏见。“比如说这位，”他回头指了指另外一户的房门，“他们不会用正眼看我们，好像俄罗斯人到阿拉木图来是导致他们生活变难的唯一原因”。我看着眼前这位让我每个月多交几千元房租的“始作俑者”一时不知如何作答。
另外一户邻居我也见过，是一家四口本地人，还有一条蝴蝶犬。男主人五大三粗，两个男孩刚上小学的样子，女主人居家操持家务。他们见到我时虽然没有多热情，但是礼貌得体，在电梯里碰到时男主人会大声让两个孩子向我问好。
对俄罗斯人的排斥从2022年10月大量人员入境开始，房价和物价也是从那时开始大幅上涨的。哈萨克斯坦人表达不满的方式除了白眼外，还有各种黑色幽默。例如，几款T恤开始在网店中售卖，上面印着诸如“Мен местный орыспын”（哈俄混写：我是本地俄族人）、“Жергiлiктi”（哈萨克语：本地人）和“Снизьте цены на квартиры”（俄语：降低房价）等字样。
图2 哈萨克斯坦人穿着印有“我是本地俄族人”字样的T恤
图片来源：社交网络截图
“难道我想离开自己的国家在一个陌生的地方定居吗，我也是个爱国者，只是我更爱自己的家庭。”瓦洛佳深吸一口烟，用力拧灭烟蒂，同我握手转身开门进入房内。
一个女孩
九十点钟是我大多数时候离开办公室回家的时间，教学楼正门不出意外的又锁了，学校锁门这种事在我看来仍然很难理解。楼道里一片漆黑，借助手电筒摸到楼下小门进入校园内部，再从停车场大门出校，呼吸着初冬潮乎乎的雾气往回走。
在距离我租住房子两条街的地方是一片平房区，虽然离市中心并不远，但在高楼的另一侧观感更像城乡结合部。可能是由于位置的原因，每天晚上在回家路上都能碰到一些浓妆艳抹的姑娘，是一些为生活所迫晚上出来工作的女孩。由于每天都可能会见到同样的人，见得多了之后，有一个女孩和我主动打招呼并要一支烟抽。在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在街上和人要烟的情况比较普遍，所以很自然的就递了过去。这个位置离我的小区已经没有几步路了，在第三次遇到她的时候就站在原地陪了一支，顺便聊了起来。
图3 阿拉木图的一条夜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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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21岁，说话很直接，完全没有任何掩盖和羞涩，对一个外国人全盘托出。她来自南部的一个大城市，但家里条件实在不好，所以中学毕业后就来到阿拉木图打工。然而她很快发现，微薄的收入并不能满足她的日常生活需求，更不用提帮助家里，所以就在朋友带领下见了一个经理，从事了这项工作。在最开始的时候她们有固定工作地点，服务类型是色情按摩，收入还算不错，但22年年底阿拉木图开展了一次大规模的扫黄行动，她被拘留了一周，出来之后发现公司被查封了，工作也就没有了。“我有认识的人在前些年做这行挣了很多钱，然后回家过上了很好的生活。我就是运气太差了。”她面无表情。
后来经人介绍她进入了另一个公司，在说“公司”的时候她双手举过肩膀比了一个引号。“我不能单独揽客，不然会有很大的麻烦。”她现在所在的组织要求她们不仅按摩，还要提供其他服务，并且抽成非常高。因为没有固定的店面，她和姐妹们只能在较为安全的地段打游击战。“就在那边，很多桑拿。”她用手指向那片平房区，“我想去阿斯塔纳找找机会，留在这里我怕早晚会染病死掉。”
一支烟的时间很快过去，互道好运之后我就离开了。在那之后的一段时间里，我偶尔还是会遇到她，但不知道是出于一种奇怪的尊重或者是自尊，我们仅仅是打个招呼或者一起抽支烟，她并没有希望我照顾生意，我们也没有互留任何联系方式，始终保持着陌生人之间的善意。
阿依努尔
新租的房子位于一条步行街的旁边，是一栋苏联时期盖的五层赫鲁晓夫楼。打车到小区门口后距离单元门还有大概30米距离，远远地我就看到一个老人蹲在单元门前喂猫。她身前聚集了三四只猫，我害怕拖着行李会吓跑它们，所以站在那静静地等她喂完站起来，才继续走过去。
行李箱很重，单元门有个门槛，我还要搬两个行李上五楼。“没事你先拿一个上去吧，我给你看着另外一个，你一个一个搬。”她笑着跟我说。我对她有一种天然的亲近，因为我妈在家也喂院里的流浪猫，我本人也是自带妙鲜包体制，所以第一印象就是这样神奇，她对我也不认生，每次见到都会拉着我聊上几句。
图4 阿依努尔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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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叫阿依努尔，土生土长的阿拉木图人。老伴很多年前就去世了，孩子们都在阿斯塔纳，只有她自己一个人还守着老屋。她在邮局做了一辈子公务员，除了退休金外孩子每个月也会给生活费，所以生活过的很好，不缺吃喝，也有闲心和闲钱来照顾院子里的这些小邻居。
“这些猫我都认识，它们的爸爸妈妈我也认识，它们的爷爷奶奶还认识布拉特（她老伴）。”阿依努尔跟我说，“我每天也没什么娱乐活动，但是看到它们就高兴。”
阿拉木图冬天最冷的时候有零下二十多度，好在这个院子里有两条很粗的地上热水管道。两条管道中间阿依努尔用木板搭了个简易的棚子，足够这几只猫御寒。“我管不了太多猫，就像我管不了所有人，但我要让它们几个在这个院子里活的久一些。”
阿依努尔家只有不到四十平米的样子，小小的房间被她打扫的一尘不染，一块块旧的发红发黑的木地板让她擦得能反光，阳台上几株看起来像是外面路上长的小野花在十二月的季节里还开着。她的房间面向西，下午的时候太阳会照进来，晒得整个房间暖洋洋的。她虽然是一个人，但她一定不孤单。
结语
这些背景迥异的平凡的努力生活的人们，组成了我田野生活中的每一天。与他们的每一次碰面都不是没有意义的。扎丽娜会在周末的晚上带着电工赶来房间修电线，带着胶皮手套亲自爬梯子；瓦洛佳为了家人的安稳生活宁愿委身，一个人撑起一片天；那个女孩努力的希望改变自己的生活，虽然身陷泥泞但是仍然看向未来；阿依努尔守着自己的家，尽力照顾着对她最重要的“家人”们。我希望很快能够和他们再次相见。
注：1.数据来源：阿拉木图市委经济部。2.吸烟有害健康。3.俄语名字都有小名表示昵称，瓦洛佳为弗拉基米尔的小名，诸如此类的还有例如广为人知的喀秋莎，是叶卡捷琳娜的小名，娜塔莎是娜塔莉亚的小名等。
责任编辑：徐沛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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